政治學和哲學的關系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學和哲學的關系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內容豐贍，結構嚴整，觀點新穎

第一，系統性梳理和研究了美德政治的歷史類型。經研究表明美德政治有三大歷史類型，即美德定向的政治學，權力定向的政治學和權利定向的政治學。美德定向的政治學以中國古代儒家、西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近代的以盧梭為代表。權力定向的政治學，以中國古代的韓非子和西方的馬基雅維里為代表。權利定向的政治學以近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各個派別為代表，其中霍布斯、洛克、康德、密爾等人是近代的代表，而羅爾斯、德沃金等則是當代代表。作者從歷時性角度以嚴密的邏輯性系統地梳理了美德政治學的三種歷史發展類型，理清其發展的脈絡及其必然性。在作者看來，政治道德的歷史類型的探究要考察政治人倫關系結構。古代政治的基礎是統治階級獨占政治權力，所以，古代政治學的主流是通過使政治結構、政治行為道德化的美德定向的政治學；奪取政權和保持政權則可以采取所需要的一切品質和手段，而不介意于是否符合流俗的道德標準的權力定向的政治學。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古代政治學的這兩重路向需要變革。西方近代政治必須立于平等自由的人倫關系的基礎之上，需要確立以個人權利的確立和保護來為政治奠定道德基礎，即轉向權利定向的政治學。

第二，權利概念是理解美德政治學歷史演進的一個重要因素。該著研究表明，權利是在近代政治結構中楔入的一個非常關鍵的結構性要素。正是由于近代以來權利概念的確立，一方面使之成為基準性的政治美德的綱維，同時也將對在政治中執著要求人們具備高階美德的狂熱起到一種緩沖作用。針對西方一部分思想家或者認為權利是一種不適當的抽象，是一種虛構（如A?麥金太爾等），或者認為保障權利會損害寶貴的美德（如M?桑德爾等），該著充分論證了權利的存在及其道德基礎，從而從學理上成功反駁了那些否定權利的觀念，同時也反對從義務推出權利，而主張權利對義務有著優先性。權利與美德是可以協調的，當代的基準政治美德應該是以尊重權利為前提的。

第三，辯證地探討了國家在鼓勵和促進美德方面的作用及其限度。美德政治學認為政治學中應該包含美德理論，主張國家應該提倡和促進美德的培養。在當代政治領域中，我們應該如何鼓勵和促進美德，其限度在哪里？作者通過對古典政治學的美德觀念、美德的結構以及權利與政治美德的關系等方面進行探析，對美德政治學的現實功能進行了創新性的理論建構。作者J為政治美德可分為基準的政治美德和高階的政治美德兩種。當代的基準政治美德應該是以尊重權利為前提的。國家應該鼓勵和促進人們獲得這種基于權利的基準政治美德，并且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并進行結構性的引導。國家不能直接地從事人們的高階美德的培養工作，但應該為人們發展各種高階美德如熱心公益、服務大眾、追求真理的熱忱、對美的觀照等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制度環境和文化養料，來促進人們的美德培養。

第四，最后一章重點研究了正義觀與當代美德政治學。理論思維的本質就是哲學思維，這一思維的基本原則就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該著所展示的美德政治的歷史演進理論邏輯也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相一致，是基于權利概念的出現。重視培養基于權利的政治美德，以促進人們某種程度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作為政治目的，以促進人們的品質完善作為重要的理論任務和善政目標。政治價值立場，把能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及其程度作為衡量一種社會制度的道德價值的尺度，從而揭示了“真正人的道德”的具體特征。該著認為只有以正義觀為指導，既能非常明確地指出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義觀的形式性特點，又能對社群主義忽視啟蒙運動的積極成果提出中肯批評。把自我實現作為好生活觀念的內容，把歷史性地獲得促進人們的自我實現的社會條件作為正義原則，才使正義與好生活觀念產生了實質性的關聯。

二、視角獨特，方法嚴密，特色鮮明

一是視角獨特，研究深入。美德政治學是美德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交叉學科，政治與道德確實屬于不同的領域，有著相異的行動邏輯。美德與政治何以能夠相容？作者認為，政治必須秉承某種道德精神，只有出自一定的政治美德的政治行為才能創造公共利益，才能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公共決策。作者通過考察權利和美德的本質和內在結構，認為權利并不從根本上敵視美德，二者是相容的。在此基礎上，揭示了在政治哲學特別正義理論的發展史上，經歷了一個從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礎的轉型過程。這些觀點無疑是新穎的、深刻的，為人們正確理解美德和政治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

二是論證嚴密、方法多樣。通觀全書，論證邏輯非常嚴密，方法多樣。例如論證康德的權利政治學時，既考察了以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為代表的近代權利定向的政治哲學，康德對他們思想的批判性的吸收，并訴諸先驗主義方法來論證美德和權利的存在，以及正義的制度化實現問題。接著，論述了密爾對康德政治倫理思想的回應以及羅爾斯對康德美德政治理論進行了公共倫理學的改造和發展?？梢哉f，邏輯自洽，層層推進，觀點呼應，新見迭出。不僅如此，作者通曉中西倫理思想，在論證古代美德定向的政治哲學時，既詳細考察了中國儒家孔子“為政以德”的美德政治學的內在邏輯理路，同時也考察了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關于政體要引導公民美德的成長的觀點。權力定向的政治哲學則選取韓非和馬基雅維里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深入研究，在呈現其思想的合理性時，也揭示其內在的缺陷。中西貫通，相得益彰。該成果雖然以哲學研究為主，又不限于哲學研究，而是穿梭于不同的學科領域之間，從政治學、倫理學、文獻學、社會學、哲學等維度，對美德政治學進行跨學科、多維度、系統性研究。

篇(2)

1.學科內教材內容的整合

（1）框題內教材內容的整合。在教學實踐中，要熟悉課本內容，敢于調整教學內容，按教學內容內在聯系大膽調整，讓學生更易于接受。如在《關于世界關的學說》這一框題教學過程中，我對教材的內容作了一個先后秩序的小調整：課本原來先介紹什么是世界觀，然后是什么是哲學，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包括聯系與區別）。但我教學中是介紹完世界觀后，接著講授什么是方法論，順勢也把“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體現世界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系講了。我覺得這樣學生更容易理解并記憶相關內容。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關系密不可分。回頭再講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講清世界觀與哲學的關系，“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觀點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這節課對另一個知識點“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也作了個小調整：先介紹具體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對哲學發展有推動作用；然后再講授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總結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對具體科學具有指導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學原理與相應方法論并不對應，盡管世界觀和方法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畢竟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我們不能讓學生把世界觀與方法論混為一談。應該讓學生把不同的世界觀與相應的方法論對照著學習。如教材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講方法論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我認為，雖然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盡管同屬于兩點論和重點論，但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它們有自己相應的方法論。在這節課，我是做了調整和補充：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原理對應抓主要矛盾，統籌兼顧的方法論先講，然后再講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質，不可忽視支流，最后才講兩點論和重點論。因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這兩個原理及其方法論是學生最容易混淆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能區分。

（2）框題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邏輯為基礎進行編寫。以生活邏輯為主取代過去的理論邏輯為主，這一新課標的理念在平時的教學上我們應該按要求認真落實。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又要靈活處理好生活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關系。首先，我們不難發現有的框題內容偏多，一課時講不完；有的上一框題的部分內容與下一框題的部分內容是緊密相連的，此時我覺得應靈活調整教學進度和內容。如在《第九課 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有兩個問題，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爭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學內容既是重點又是難點，內容偏多，一課時難以完成。同時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這一問題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起講，而《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則單獨用一課時講。

（3）課與課之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課改理念下教學活動要求教師視教材為學習資料，在遵循教材處理“源于教材，以不拘泥于教材，要靈活地、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不能成為教材的奴隸”的總原則前提下，主張因地制宜，因生制宜地對教材資源進行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為此，我在重新審視教材的基礎上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如講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哲學講的“物質”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我們教材沒有在這里介紹什么是物質和意識，因而不利于學生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我在教學過程中對這個知識點作了處理，就是把第四課第一框題中“物質和物質具體形態”的內容提前到這課來講。通過列舉“水果和蘋果、香蕉、西瓜”、“動物和貓、狗、牛羊”等的關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例子來理解哲學抽象的物質概念和具體物質形態的關系。這一處理，既有利于吸引學生的興趣，又有利于形象、生動的理解抽象的知識點。

2.科際間教學資源的整合

所謂科際資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與語文、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關聯來提高政治教學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學質量。

（1）政治學科與語文學科的資源整合。在政治課教學中，經常使用語文知識，如經常使用文學修辭語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體化、把深奧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澀的理論形象化，以烘托課堂的氣氛。如我講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時，用“指南針”“發動機”“風帆”“燈塔”“路標”來形容，這是比喻法。講“理想”時，我針對班上少數同學提出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的觀點，我朗誦了著名詩人流沙河的現代詩《理想》。在教學中，若能適度加入唐詩、宋詞、文言、警句、成語、俗語等文學鑒賞，并把文學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巧妙地融為一體，能提高審美情趣，烘托課堂氣氛，增強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篇(3)

一、塑造政治學科形象

實際上從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看，教師尤其是政治教師的一個重要任務引導家長、學生妥善解決政治學科認識上存在的問題，高度重視政治學科。

1、充分認識政治學科在中學階段的的重要性，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政治學科只要肯下功夫鞏固基礎知識，在學習中多注意老師點撥的答題技巧，提高政治成績是不太難的。我想，只要家長、學生弄清楚政治學科在中高考中的重要性和政治學科考試“容易”得分就不至于漠視政治學科了。

2、準確認識政治學科在高中畢業后的地位，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目前，政府機關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是通過招考錄用，有的地方報名條件逐漸放寬，原來一般是大中專畢業生才可以報考，現在高中畢業就可以報考，這無疑為高中畢業生開辟了一條新的就業門路。參加過事業單位、公務員考試的人都知道，事業單位招考試題“政治性”比較明顯，文科生報考中占有較大的優勢。

3、正確把握政治學科在大學畢業后的地位，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從長遠看，許多家長、學生不重視政治學科，實際上是對政治學科缺乏長遠認識。在就業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多一些知識、多一項技能，而政治是必考科目之一。

二、激發調動學習興趣

興趣是行動動力，特別是政治學科，說教的成分較濃，如果教師只會照本宣科，教學方法單一、生硬，那么學生厭學甚至喊你下課是最正常的事情了。所以，作為政治教師闡明政治學科的重要性，教師最關鍵的是激發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從筆者的教學實踐看，激發調動學生學習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設計好課堂教學導語。俗語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課堂上要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出來調動起來，開場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課堂教學的導語設計的好，會給學生先聲奪人的好感，被你的導語吸引，就會很自然地跟著你的教學設計學下去，做到老師講了該講的，學生學習掌握了該學的。課堂教學的導語有懸念誘思式、情境切入式、提問吸引式、溫故啟新式。

“懸念誘思式”指即教師通過先講述故事或者列舉實例，然后從中巧妙地設置一、二個懸念，來激發和誘導學生的學習欲望。懸念誘思式教學導語，可以使學生集中精力，全神貫注，內心世界里產生躍躍欲試的強烈意識，設法破釋教師設置的懸念。例如，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教學時，可以簡述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皇宮里宣講哲學的故事，然后設置懸念：“萊布尼茨提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可是他又說‘世界上也沒有兩片完全不同的樹葉’。這兩種說法不自相矛盾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情境切入式”指教師從課前班級的某個學生的言談舉止、教室的布置或變化等具體情境入手，教師有意識地對某種情境稍作加工處理，然后切入教學主題。

“提問吸引式”指教師通過提出問題，要求學生回答，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該節課堂教學中來。這種導語一方面能夠通過提問鞏固舊知，強化對舊知記憶和理解，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提問，調整學生注意力，把學生注意力吸引課堂教學中。

“溫故啟新式”指教師通過對以前復習過渡到對即將學習新知的教學上來。由于政治課基本理論知識之間，特別是同一冊教材內部的章、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邏輯聯系。因此，安排這種溫故啟新的導語，能使學生在學習新知時，始終保持著與舊知的聯系，是比較常見的一種導入語。

2、設計好課堂教學過程。課堂教學是教學過程的核心環節，是教學的主要部分。如果說設計好課堂教學導入語是把學生“領進門”，那么，設計好課堂教學過程是讓學生“跟著做”。如果教學過程設計不好，學生聽了一會兒就會產生老師講課的精彩部分只不過是過眼煙云，要想讓他跟著你去做就難了。成功的教學過程設計要抓好以下環節。

（1）把握確定重難點。教學過程是讓學生掌握所教的知識，會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特別是重難點知識是考試經常檢測的內容，因此，重難點知識是教學過程應該重點把握解決的知識。重難點知識是隨著學生和考試檢測的趨勢變化的，在確定重難點時不能用一成不變的觀點，把字體大小、字體筆畫粗細作為依據，不能認為教材上的小字都不是重難點，同樣應該作為重點知識講授。

（2）突出重點，突破難點。突出重點，突破重難點是教師的起碼要求，也是較高要求。重難點知識是重要的?？嫉闹R，教學最終要面對考試，目前高考試題一般都是立足于教材而又不拘泥于教材。在突破解決重難點上不同的教師采用的方法不同，我認為結合生活恰當地舉例點撥是一種好方法，通過事例生動形象的闡明教材知識點，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調動起來。

篇(4)

【摘 要 題】新思潮

【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 正 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分析開創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舨妓股钤谏鐣紊罨靵y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著作?？梢哉J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轉貼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帶有太多的價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為自己開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則系統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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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rch.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Y.Free Press，1989.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Governance，1996，(9).

篇(5)

哈貝馬斯認為哲學的反思能力才是它的本質，這主要表現在理論的研究要有規范性基礎或者背景關聯。“脫離了任何實踐生活的關聯，并試圖以這樣的方式把握現實結構的純粹理論，當它試圖解釋自在之物時必然是虛假的。因為認識活動植根于一種意義關聯之中，而這種意義關聯只有在生活實踐的本質中才能成立。”[1]在他的政治學著作《大學生與政治》、《公共輿論的結構變化》[2]和《理論與實踐》中，批判了政治學中占統治地位的研究方法：在提出一種理論是，往往不對其規范性背景關聯加以說明。[3]他指出，許多社會科學理論完全忽略了這種規范性背景關聯。

《大學生與政治》、《公共輿論的結構變化》和《理論與實踐》三本著作清晰的表現了哈貝馬斯政治與哲學的緊密結合。

一、《大學生與政治》

從《大學生與政治》開始，哈貝馬斯逐步完善了一種將哲學與政治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說。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對法蘭克福的一個被作為樣板的學生的經驗性調查研究。哈貝馬斯編寫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關于政治參與概念的理論介紹和關于學生的“政治習慣”及“對社會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貝馬斯對展現在他眼前的當代資產階級法治國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著重強調，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論的規范”，特別表現在他對資產階級先發過間的看法上。本應表達民眾意見的議會，越來越喪失了自身功能，與民眾的意志愈來愈隔絕，僅僅成了各黨派代表聚會的場所，他們接受各個利益集團的指令，對早已作出的決策討價還價。哈貝馬斯指出，現代福利國家模糊了立法與執法之間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擁有獨立的權力。它已經被黨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嚴重侵蝕，在民主憲法國家中，通過黨派、集團和行政機構的統治，權力分散的憲法思想被遺忘。哈貝馬斯的理論旨在建立一種具有規范性指向的社會科學，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僅對它作為傳教士的道德說教是毫無意義的，而應通過對現狀的分析發現該理想實現的可能性和現實條件。

二、《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

哈貝馬斯與1962年發表了《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通過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現代社會的一個突破點，而且找到了合理話語和理性具體的體現在歷史文化中的承載著：公眾輿論。他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試圖通過批判公眾輿論來解釋憲法國家所呈現出的矛盾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于私人領域的利益沖突無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決，而只能訴諸國家的干預。公眾輿論成為利益競爭的一個重要場所，彼此沖突的私人團體不得不在其中達成妥協。公眾發表批評意見的職能被集團和黨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權力行使和權力操作過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機構、集團、黨派和行政體制之間進行，公眾在這種權力循環中變得無關緊要，僅僅為了宣傳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眾輿論仍然應當做一個社會和政治權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實現，而這種權力行使又必須被置于相互競爭的、在其內部結構、與國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眾輿論基礎之上的組織的相互監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所說的公眾輿論是一種自由自主的政治討論空間，其中人們通過各種民主的論壇討論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社會政策、交流思想和觀念。公眾輿論的目的是通過公共討論，一方面對政治權利加以監督，另一方面加強政治權利的合法性。通過寫作《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關于現代性的理論的方法，與此相適應，他試驗了他的批判理論哲學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論。

三、《理論與實踐》

1963年，哈貝馬斯的第一本論文集《理論與實踐》出版。哈貝馬斯把這些研究稱為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對理論與實踐關系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歷史性概括。在此書中，哈貝馬斯試驗著他的非純粹的“實踐—政治哲學”的概念，他試圖分析和回答，哲學怎樣才能成為政治上可實踐的，而且探討了哲學、政治、理論、實踐的辯證關系?？梢哉f，深藏于科學的象牙塔內的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在此已經轉化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

哈貝馬斯指出，科學務實自身得以成立的條件，以客觀主義態度對待其對象領域，與此相反，哲學始終牢記自己產生的背景，并以本體論態度，將其看做自己理論的前提。批判理論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啟蒙過程中，即在相關對象的實踐話語中才能實現。批判理論摒棄了獨白式建構起來的理論的玄學性質，而且看到，迄今為止的哲學已經背離了自己的宗旨，變成了一種純思辨的玄學。哈貝馬斯則認為，政治和道德的分離當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任何一種理論，即使是客觀主義的的理論，也植根于某種社會關聯之中。

《理論與實踐》系統的從哲學的角度對政治、道德生活、政治與哲學、理論與實踐作出解釋，尤其是他開始探討什么是理論、理論與意識形態的區別這些問題。[4]揭示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論證了理論批判不能歸結為自然科學解析，而哲學和理論解釋不能歸結為科學解釋，鮮明地提出了理性在批判實踐中的重要作用。

篇(6)

蘇格拉底認為，實踐、社會關系的建立是在理性的活動中，是理性的發揮的結果，所以是一種精神活動，精神活動具有了實踐的意義，而馬克思的理論的核心或者主干即是歷史唯物主義。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實踐并不發生在精神活動的領域內，社會關系不是依靠哲學活動、宗教活動、科學活動來創立的，社會關系的創立產生于物質生產活動。這是西方實踐哲學這個發展線路上的一次革命，即由馬克思所創立的一次革命。實踐仍然是創生或改變人與人的關系的活動，但這種活動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不是精神的，物質生產運動是一種感性的活動，它首先提供給人類生活資料以保證人類的生存需要，即解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問題。其次，物質生產運動也是整個社會世界的根源，沒有物質生產運動就沒有社會世界，于是物質生產就生產出了直接的生活資料，與此同時，也生產出了社會關系，社會關系是被物質生產運動生產出來，于是物質生產就具有實踐的意義了，否則物質生產沒有實踐的意義。只有理論的活動、哲學的活動、宗教的活動才具有實踐的意義，因為人類的社會制度是按照某種宗教的理念來建立的，或者按照某種哲學的理念來建立的，或者按照某種社會科學的原則來建立的，這種宗教、哲學或社會科學叫“實踐”，馬克思對此給予了強烈的批判，他認為不論是宗教、哲學還是科學活動都不是“實踐”，社會關系不是從宗教、哲學、科學活動中來，而是從物質生產運動中來。

二、社會生活的基礎或來源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八條所說的全部社會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的感往，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抽象的社會生活。假如作為國家的公民參加政治活動，投票選舉或者被選舉，這也屬于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但馬克思認為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種感性的交往，而是一種抽象的共同體生活，不論在政治活動中反對一種觀點還是接受一種主張，這充分體現出一種共同體的存在者，在一個共同體中生活，這個所謂共同體即政治共同體是抽象的，即它沒有感性的真實性。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含義不包括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哲學生活等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是具有感性的真實性的社會生活，以及人與人的感往。感性的真實性的社會生活與抽象的共同體生活有著本質的區別，抽象的共同體生活無法和感性的詞匯相聯系，例如開心、愉悅、苦悶、厭惡，因為這些觀念的關系沒有感性的真實性，只有在人與人的感性的關系或交往中，才能與感性的詞匯相聯系，或用感性的詞匯來形容。即使是理智的愉悅也是在感性的基礎上產生，這就是感性真實性的社會生活與抽象的共同體生活的差別。

三、社會生活的自我批判性

社會生活創生或改變社會關系并不是用理論的探討、創立一些重要的學說就能改變的，馬克思給予了非常重要的批判。他認為用一種觀念來批判世界沒用，新的理論取代舊的理論是觀念之間的批判，新觀念對舊觀念的批判，它并不觸動現實世界本身，但是現實世界時時在變化，并不是觀念使其改變，它是自我批判的，因為它就是實踐的，即它創生或不斷地改變著既有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活是自我批判的，不是觀念批判的。假如人類面臨生死離別，極其痛苦的時刻，希望能找到一本寶典來解決痛苦的狀況，但并沒有用，痛苦是一個過程，人類在痛苦中完成自我批判，這是真實的力量，即馬克思所說的“實踐”的力量。因此，社會的進步或者改變是自我批判的結果，不是依賴觀念批判的，它是自己創生或改變著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生活是實踐的。這個社會生活就是20世紀西方哲學所論述的“生活世界”。胡塞爾作為20世紀德國哲學家、現象學派的奠基人，第一次把這一概念固定了下來。生活世界即活生生的感性世界，例如同樣的現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有色眼鏡，學某一種科學就帶上了某一種有色眼鏡，經濟學家看到的都是經濟范疇，政治學家看到的是政治范疇，哲學家看到的又是哲學范疇。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了帽子，那么，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個英國人就是李嘉圖，一位銀行巨子，杰出的經濟學家;這個德國人就是黑格爾，柏林大學的一位專任哲學教授?！?/p>

篇(7)

一、培養學生直覺思維的能力

直覺思維在創造性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創造過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現成的模式，現成的思路供人們遵循，通常存在大量復雜的情況，需要人們迅速做出識別。如果我們培養了學生的直覺思維能力，就能使學生學會在紛繁復雜的情境中做出果斷的決擇，在情況不是十分明朗的條件下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高中政治課在培養學生的直覺思維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特別是高二哲學課的教學更有利于學生直覺思維的培養。在高中政治課教學中培養學生的直覺思維能力，可以在材料題的練習中，加強速讀的訓練，培養學生敏捷提取文義的能力。速讀要求學生注意力更集中，信息的接受、編碼、存儲速度更快，思維更加敏捷?？梢约訌娺壿嬎季S方法的熟練掌握，提高接受領悟能力。因為直覺思維能力實際上是邏輯思維的高度壓縮、簡化、自動化的結果。高二哲學課的唯物辯證法的學習，教師要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辯證思維，讓學生學會運用矛盾的分析方法對遇到的問題進行辯證的分析。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學生熟練掌握辯證思維方法的時候，就會產生直覺思維。辨析題是政治學科的一種特色題目，它要求學生運用所學過的經濟常識、哲學常識、政治常識對材料中所提供的觀點迅速做出正確與錯誤的判斷，這對于培養學生的直覺思維能力是很有益處的。

二、培養學生抽象思維的能力

抽象思維是憑借概念進行的思維，是人類思維的核心形態。它以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為基本的思維過程，以概念、判斷、推理為思維的基本形式。我在教學實踐中體會到，如果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不高，就會嚴重影響到他們創造性思維的形成。而高中政治課在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方面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因為，高中政治課，向學生傳授經濟學常識，哲學常識，政治學常識，幫助學生初步學會觀察社會，分析問題，掌握選擇人生道路的方法；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高中政治教材的知識內容，是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的高度抽象，充滿了深邃的思想。經濟學知識是對社會千變萬化的經濟現象的高度抽象。哲學知識則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靈魂，政治學知識是對社會的上層建筑的理論上的抽象描述。所以高中政治課對學生抽象思維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政治學科的一大特色。

要培養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最重要的是在政治課課堂教學中，教師要結合課文中的內容有目的地對學生進行分析，綜合，抽象，概括，推理，判斷等思維訓練，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比如，我在講授價值規律的兩點基本內容時，我讓同學們分析推理：如果商品的價值量不是用統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是用個別勞動時間來決定，哪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如果商品交換時不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也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同時，我引導同學們結合生活經驗進一步思考：價值要與價格相符合才是等價交換，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有可能價格一成不變，永遠等于價值嗎？為什么為出現價格不等于價值的情況，這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嗎？經過抽象分析，學生們領悟到價格與價值要相等，這只是從長期的趨勢來看，并不是每一個商品交換場合價格都與價值相等。通過這樣的教學，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都有了極大的進步。

三、培養學生發散思維的能力

發散思維是指從已知信息中產生大量變化的獨特的新信息，一種沿不同方向，在不同范圍進行廣泛思考，不因循傳統的思維方式。它的思維途徑具有多向性，思維過程富于變通性，思維結果富于獨特性。學生是否具備創造力，發散思維能力的強弱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高中政治課教學中必須重點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學生在政治課的學習過程中，如果能善于從多角度去考察問題，分析問題，就會使思維具有流暢性，變通性和獨創性。

在高中政治課的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首先要使他們形成多角度思考問題的習慣。政治老師要引導學生深刻地理解問題的實質。因為問題所蘊含的內容是多角度思考的依據。例如，在講授高三政治課的《我國是單一制國家》這個框題的內容時，我要求同學們深刻地理解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包括臺灣在內的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祖國的神圣領土一寸也不能分裂。這是兩岸關系問題的實質。我要求同學們運用發散性思維，從盡可能多的角度論證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學們紛紛發言，有的學生從歷史學角度分析，中國歷代政府都在臺灣建立了行政機構，對臺灣行使管轄權。有的學生從政治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對臺灣有不容置疑的。甚至有學生從地理學角度論證臺灣與祖國大陸原來就是一個連續的繼往開來統一整體，后來由于地殼下降，才形成今天的臺灣海峽。

其次，在教學過程中，政治老師要教學生打破思維定勢，善于通過想象，聯想，推理等方式開拓思路，敏捷而又靈活地思考問題。思維定勢具有強大的慣性，而一旦建成之后，這種思維定勢就會“不假思索”地支配人們的思維過程和實踐行為，具有很強的穩固性。高二政治課哲學常識的學習對于破除學生的思維定勢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在學習了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系原理后，大家明白了主觀與客觀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主觀要符合客觀。必須敢于打破主觀主義的偏見，而主觀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從經驗出發。人們往往受經驗定勢的影響，憑經驗辦事情。在學習了辯證法之后，同學們懂得必須用變化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世界上是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東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