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業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畜牧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分布區域不同

農業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的農業化，是有機體生產過程，農業生產不可在大范圍內逾越自然地帶而存在。我國地域遼闊，跨越數個自然地帶，從中國的東北到西南，從完達山開始，越過長城，沿呂梁山，經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東麓，東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區，瀕臨海洋，氣候溫暖濕潤，原生動植物多為森林型，產生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業；西北部分則深居內陸，高山峻嶺，遠離海洋，氣候波動影響大，干旱且多風沙，原生動植物為草原型，發端了飼養家畜為主的畜牧業。我國草原畜牧業主要集中于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積較大的省份；農耕畜牧業則廣泛分布于東部、南部種植農業大省，在氣候、交通、勞動力資源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它們在歷史時期內的分布大體與自然地帶的分布相吻合。

（二）經營方式不同

經營方式的差異是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最為明顯的區別。我國傳統農耕區農戶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為中心經營畜牧業，分散圈舍養殖，或以定居點為中心小范圍游牧。因農耕的需要而飼養畜禽，規模不大，因此需要的養殖技術較為簡單，對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約因素。草原區畜牧業普遍水熱條件較差，難以滿足定居的生態需要，多以游牧為主，活動范圍大，往往可遠至上千公里。由于氣候的波動性，草原區畜牧業不確定因素很多，如天氣、飼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動物侵襲等都可能成為制約因素，對養殖知識及生產組織水平的要求很高。為了對抗風險，減少生產的邊際成本，因此草原區畜牧業不以小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部落生產，家畜雖私有，但內部多有分工。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化生產，單個放牧單元的家畜規?？蛇_成千上萬。

（三）農業經濟地位不同

畜牧業在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地位也有顯著差異。農耕區畜牧業的目的多是對種植業進行完善和補充，其目的在于提供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區飼養的耕牛，不是為了肉用，而多是用來耕田、負重。故傳統農耕區種植業可脫離畜牧業而存在，而畜牧業則不可脫離種植業，是從屬地位。畜牧業則是草原區農業生產的支柱形態，幾乎是游牧民農業收入的全部。畜產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來源，同時由于游牧農業不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需要通過畜產品來交換農區的茶葉、糧食、手工業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產品也是牧民的生活來源。

（四）馴化的畜禽種類不同

農耕區畜牧業與草原區畜牧業對畜禽的選育標準有差異，馴化出的家畜種類、品種也不一樣。農耕區畜禽的選育標準主要為飼料轉化效率高，多為雜食性，能夠喂養農耕生產出的各種農作物，生產性能好。個體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獨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護，對惡劣環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點?？傮w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種類地域差別不顯著但品種區域有差別。草原區畜牧業飼養的幾乎都為家畜，它們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多為草食動物，且體格較大，便于牧人在空曠的草原地區監管。往往一個游牧系統飼養多種家畜，各有作用。家畜為了采食、躲避自然災害、種內競爭，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區家畜與環境之間經過多年的雙向選擇，家畜種類的區域差別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飼養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則飼養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適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類型不同

這兩種類型的畜牧業還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態。農耕區畜牧業分布于漢民族為主體的農耕文化區域內；而草原區歷史上一直為少數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據。從歷史傳說到歷史記載開始，就出現了中國文化的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分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雖草原民族與農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區域內的畜牧業形態幾乎沒有變化，所孕育的兩種文化，既有沖突，又有聯系與交融。農耕和畜牧文化不斷沖突與融合的歷史，曾是中國歷史的主線之一。

二、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農耕區畜牧業是人們利用農區中大量的農作物秸稈、陸生（或水生）飼料植物及豐富的農副產品等，采用舍飼、半舍飼經營方式，飼養牛、羊、豬、雞、鴨等家畜與家禽。農耕區畜牧業在當地農業系統中的地位雖不如草原區畜牧業，但因我國農耕區體量龐大，基數大，故在全國畜牧業總量占據的比例也非常大，歷來是我國畜禽產品的主要來源地。農耕區畜牧業除了提供豐富的畜禽產品，其重要的生態價值是通過畜禽轉化農副產品為有機肥，家畜糞便還田，保證了土壤肥力，維系農耕系統的養分循環，構建成中國傳統的生態型農業。農耕區生活可以獨立于畜牧業，但生產不能長期脫離畜牧業。中國農耕業精耕細作的傳統，有大量的技術措施都是針對種養結合，種植業和養殖業相互促進。中國的土地耕作數千年之久而未明顯衰退，畜牧業糞肥及其副翼性經濟作用功不可沒。如我國農耕核心地帶太湖地區，明清時衍生出了“農副產品—豬—大田”系統、“蠶桑—羊—桑田”系統、“蟲草谷—雞鴨—田魚”系統和“?；~塘”系統，這些復合生產系統中畜牧業都發揮了重要的養分轉化與流動功能。因中國南北地帶性差異較大，農耕區畜牧業文化遺產又有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的分異。

（一）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中國南方的農業系統主體起源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為濫觴，逐步融合荊楚和巴蜀農業系統，并隨著漢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閩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遠達西南巖溶地區，最終將稻作農業系統擴散到整個南方地區。稻作農業系統的畜牧業作為種植業的副業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糧—豬農業”這一簡單而又高效的農業結構，豬吃殘羹剩菜及多余農副產品，并輔以雞鴨鵝等家禽，按需促進役畜的飼養。以長江流域為主還產生了蠶桑養殖這一獨特的勞動密集型養殖業類型，長江上游的巴蜀和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都是重要的養蠶治絲起源地與發展地，衍生了蠶桑生產與其文化系統。南方農耕區畜牧業多舍飼經營，并培育出相應的品種，如太湖豬、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細，配合優良的水熱條件，種養相得益彰，生產效率很高，滿足了南方地區在宋代之后成為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物質需求。這一精細舍飼畜牧業模式的發生有其合理歷史內核，在現今及以后的畜牧業發展規劃中，其價值應予以肯定與重視。

（二）北方農耕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北方的農業系統建立在黃河流域的旱作農業之上，并向北擴展到東北遼河流域，向南擴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達青藏高原東沿。種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態廣譜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馬、牛、羊、豕、犬、雞”六畜的養殖。畜牧業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種依生態系統而定，馴育出不少性狀優異的草食家畜品種。但隨后畜牧業的基調受“糧—豬農業”之影響，無不竭力種糧養豬。水熱條件較南方次之，沒有大量余糧大規模發展耗糧型畜牧業，但因農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積較大且不少區域處于半農半牧區，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動物的舍飼或半舍飼的畜牧業模式，在定居點附近進行適度放牧。精細管理的程度較南方差，但畜牧業的模式更為靈活，農牧結合，不專事農耕，如寧夏鹽池的灘羊養殖系統，甘肅民勤的綠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統等。北方農耕區靠近草原牧區，與其發生不自覺的系統耦合，還產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馬互市、甘肅臨夏東鄉異地育肥系統等重要畜牧業文化遺產內容。

三、草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我國天然草原面積巨大，類型多樣，從東北延續到西北的廣袤草原，是歐亞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發展畜牧業的優勢條件。草原地區發展畜牧業的時間很早，約在全新世早期，歐亞大草原的先民已進入游牧階段，并隨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產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隨著歷史的演進，在草原地區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遷移，但游牧畜牧業的農業生產形態未發生改變，構成游牧文明產生的物質基礎。歷史時期內草原畜牧業的最重要價值一是保護了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與景觀格局。我國草原畜牧業產生于草原生態系統，繼承了草原生態系統的區域性特點，畜牧業文化遺產也相應呈現出區域特色，在與其環境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形成了物種、土地利用系統、景觀、生態倫理觀念等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內容，在數千年中為維護生物多樣性，維持社會的經濟、文化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二為產生了除農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無論衣食住行，還是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無不融合了幾千年來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游牧民族貢獻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們將無法想象華夏文明是何等式樣，更無從探索其發展歷程。草原區畜牧業文化遺產按草原類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為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和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三大版塊。

（一）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蒙古高原生長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種禾本和豆科優良牧草，培育了牛、馬、山羊、綿羊、駱駝五畜為主的家畜。游牧技術發達，可通過家畜配比來提高草場利用率；缺乏高大山體，則依靠長距離遷徙的“走敖特爾”來追尋食物與躲避自然災害；生產組織多以部落為基本單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區在文化上更是大放異彩，因沒有阻隔交通與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這塊大草原上建立類似農耕政權的有效管理組織，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柔然、明時的北元等，他們都曾在此登臺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們揮師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營，又是他們班師回鄉休養生息的根據地。蒙古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既是孕育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搖籃，形成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又通過互市或軍事介入，與南方的農耕政權發生物質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在青藏高原農業系統中，畜牧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候寒冷潮濕，牧草生長期短。生活在這里的藏族牧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從事畜牧業生產活動，并培育出了適應高原環境的專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馬、藏羊、藏豬、犏牛和藏獒等。畜種分布出現地域化、專業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類在狩獵生活中逐步認識和馴養出來的家畜，比較適應高原生態環境，分布較為廣泛；馬、驢、騾和豬等牲畜的高原適應能力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綿羊和山羊更能適應高寒環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間。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寒草原畜牧業區域，游牧業經濟活動表現岀明顯的專一性、穩定性特點，其游牧系統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間的季節游牧，游牧的距離不遠，如四川紅原的麥洼牦牛放牧系統，甘肅天?？h的白牦牛放養系統。同時青藏高原畜牧業還哺育了藏族及藏傳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農業倫理思想不過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傳統、野生動物愛護、禁忌文化等習俗，生態倫理思想非常濃厚。

（三）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內的內陸河流域廣袤區域，該區以多個分散的點狀綠洲為節點，構建了山地－綠洲－荒漠的復合生態系統。其發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氣候影響薄弱的廣大內陸，存在地帶性荒漠和高大的山體，高大山體構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氣候帶，分布著面積廣闊的草原，歷史上無數游牧民族在這里發展了草地畜牧業。高山上較為豐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挾帶沙石和土壤有機物，在山麓地帶形成沖積扇，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適于中生植物生長，于是成為草木豐茂，鳥獸繁衍的天然綠洲。綠洲以農業為主，在綠洲邊緣地帶進行著適度游牧，多為半農半牧或農牧結合的類型。該區培育出了諸如伊犁馬、大尾羊、哈薩克羊這樣的優良畜種。游牧方式為不同綠洲或山體不同海拔之間的長距離游牧，轉場可達上千公里，對生物的時間地帶性原理體現最為明顯。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帶性的局限，對地理地帶性加以剪裁、連綴，排除不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截取適宜自身生存的環境時段構建了全新時空體。同時由于山體的牧區和綠洲的農區大體沿山脈走向線狀分布，農牧區距離較近，農牧系統結合一直較好。西北內陸畜牧業文化遺產區孕育了以哈薩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為主體的游牧民族，還一直擔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文化則以外入的伊斯蘭文化為主導。

四、結語

篇(2)

1.1畜牧機械擁有情況

積極做好農機購置補貼項目，2014年用于購置畜牧業機械的各類補貼資金510萬元，使我縣的畜牧業機械新增303臺，到2014年為止全縣擁有畜牧業機械1156臺。

1.2畜牧業機械化作業完成情況

為了保質保量地完成飼用玉米的機械化種植，2014年初及早維修保養、調試了90臺玉米點播機，使飼用玉米的機械化播種面積達100%。收獲時積極協調周邊各縣大型飼用玉米青貯收獲機，2014年秋收期間共投入大型飼用玉米青貯機12臺，割、摟、捆機械500余臺，收獲玉米面積2萬畝、天然草場機械化收獲完成3．91萬畝。

2特色農業發展的基本情況

由于受自然氣候條件的限制，我縣的特色農業主要以馬鈴薯、大露菜為主。馬鈴薯產業在我縣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也是縣委確定的優勢產業。2014年建立馬鈴薯、露地蔬菜、玉米、小麥四個標準化作業示范區，其中:飼用玉米標準化建設完成面積1．2萬畝;全縣種植馬鈴薯1．3萬畝，馬鈴薯標準化建設完成0．5萬畝。

2.1馬鈴薯種植、收獲機械擁有情況及機械化作業情況

巴里坤縣人民政府在前幾年出臺了對購買馬鈴薯種植及收獲機具的農戶給予惠農補貼。農機部門進村入戶做了大量宣傳，并做好機具對比選型，購進的樣式在各鄉鎮召開現場演示，經試驗及改進，各類機械已基本滿足巴里坤縣的種植習慣和模式。幾年共購進馬鈴薯種植機具113臺，馬鈴薯收獲機104臺。2014年巴里坤縣種植馬鈴薯1．3萬畝，機械化種植0．6萬畝，占種植面積的46%;機械化收獲0．36萬畝，占種植面積的27．7%。

2.2建成大露菜推廣示范面積3500畝

2014年在巴里坤縣實施露地疏菜種植、貯藏、保鮮機械化生產技術推廣。根據巴里坤縣露地蔬菜種植分布情況，在石人子鄉建成露地蔬菜推廣示范面積1000畝，4月底在種植區石人子鄉大泉灣村二組做好露地蔬菜種植的耕整地作業，5月份開始鋪膜播種，截至6月10日全面完成1000畝蔬菜種植任務，種植了小顆粒種子窩筍、蓮花白、紅蘿卜、花菜。在5月初召開蔬菜機具現場演示會，培訓種植戶及技術人員210余人。在6～7月引進一臺旋耕機，并通過改進后進行除草，除草效果較好。蔬菜自8月份陸續上市。經測產，花菜畝產量2t、蓮花白4t、大白菜5t、西蘭花1．8t。

3存在問題

(1)天然可利用草場退化嚴重，從而降低了草料收獲機械的利用率;(2)飼草料基地不能形成規模，導致畜牧業收獲機械的利用率太低;(3)馬鈴薯機械化種植程度高，但機械化收獲有待提高;(4)大露菜的生產一直靠人工點種、除草、收獲，費時費力，種植規模小，生產的露地蔬菜量尚不能滿足本地需求。

4意見和建議

篇(3)

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是否有益于糧食安全，或者說，耗糧型畜牧業的發展格局是否是導致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如若不是，那么發展節糧型畜牧業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行為。本文將通過對糧食需求結構、產品需求彈性、城鄉居民消費特征、飼料轉化率以及消費習慣因素的考察來判斷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模式對糧食安全的潛在影響究竟是怎樣的。

1.1糧食需求結構轉變可能導致節糧型畜牧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之間的內在沖突。

1984年以來，我國人均谷物消費呈下降趨勢，消費結構發生明顯轉變，即人均谷物消費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費、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魚類等消費大幅上升，對畜產品消費帶來的間接糧食消費對直接糧食消費具有替代作用。糧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間接需求日益上升，間接需求又主要體現在對飼料糧的需求上，而飼料糧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現日益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再加上工業用糧的增長，結果我國糧食自給率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從100%以上降低為2012年的97.7%，于是就產生了飼料糧需求不斷上升的壓力導致糧食安全問題惡化的認識。糧食需求結構的轉變使得對糧食總量需求上升，不斷地逼近和突破糧食供需平衡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城鄉居民對動物食品需求的增長主要由豬肉與禽蛋等耗糧型畜產品構成，這就意味著糧食安全就表現為如何滿足居民對這部分增長的間接糧食需求，換言之，滿足了該部分糧食需求糧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雞為例，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09年，我國肉雞的國內產量由618.4萬噸上升至2009年的1210萬噸，而與此同時，肉雞的進出口貿易逆差由4139噸上升至573374噸，也就是說肉雞產業存在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發展節糧型畜牧業結果只能使糧食供需缺口日益擴大，因為消費者需求的是耗糧型畜產品，而社會卻要提供更多的節糧型畜產品，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種資源浪費與要素錯配；政策之于現實只能是“南轅北轍”。

1.2通過降低耗糧型畜品種的養殖數量，的確可以減少對飼料糧的需求，從而使口糧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業的快速發展及由此產生的對飼料的大量需求帶動了種植業的發展，在未來糧食增產的大部分將主要作為飼料，并且后者將成為帶動糧食生產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一方面，我國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存在嚴重的飼料來源瓶頸，在我國節糧型畜牧業如牛羊的養殖主要以牧為主的飼養方式，而農區草原面積又呈逐年下降趨勢，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導致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受到嚴重限制。盡管近些年提倡通過發展牧草、苜蓿等種植業來擴大牛羊等的養殖規模，但是，目前這些產業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方興未艾，各方面發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場發育不充分，因此比傳統農作物種植的市場風險還要高，對于傳統的糧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糧、亦可用于飼料糧或工業糧，種植戶可以根據市場行情的發展進行自由處置，或是滿足口糧需要，或是換為貨幣需求，對產品具有自由選擇權，顯然這些優勢是牧草產業不具備的：另一方面，由于種植業的高風險、高投入和低產出特征，種植業的比較利益日漸減少，農民種糧積極性日益消減，如果畜牧業對種植業的帶動作用再進一步減弱，這對種糧積極性和種植業的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據資料顯示，盡管人口在不斷增加，但居民對直接的糧食消費在逐漸減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為明顯，隨著城鎮化的發展，這一趨勢只能進一步得到增強。所以，盡管人口增加產生糧食剛需，但現有人口對直接糧食消費需求的降低以及糧食間接消費對直接消費的替代可以彌補新增人口對糧食直接消費的需求。

1.3從城鄉居民對食品消費的特征來看，城鎮居民對食品價格的敏感度較強，即價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會帶來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節糧型畜牧業發展的結果必然降低耗糧型的豬肉、禽蛋產品供給，那么，這些產品價格上漲，考慮到敏感的需求彈性，產品需求將大幅下降，結果畜產品需求下降導致對飼料需求下降，最終負面影響將傳導至種植業。同時，城市居民對間接糧食的消費彈性表現為正常品需求，也即間接糧食消費相對于直接糧食消費能產生更大的經濟效應。因此，在我國居民對耗糧型畜產品消費偏好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條件下，也即不同畜產品之間缺乏替代彈性時，人為地限制耗量型畜產品產量會降低對飼料糧的需求和糧食總產量，不僅對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而且由于畜產品價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費者福利惡化。所以，提倡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必須考慮相關產品的自價格彈性以及交叉彈性的影響。另外，從對飼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質的轉化效率來看，生產奶牛、魚、肉雞、蛋雞是最經濟的，生豬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經濟的。以飼料轉化率為例，效率較高的是魚和肉雞分別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別僅為11.1和12.5。反芻動物對牧草、秸稈等農作物的副產品有很高的質量要求，如果品質較差，這些飼料難以維持反芻動物的需要，還必須補充一定量的飼料糧。這說明牛羊等所謂節糧型家畜，由于其對飼料、能量和蛋白質的轉化率較低，對資源的浪費更嚴重，因此其對糧食的節約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慮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牛羊等反芻動物對前者的負面影響較之禽類及其他牲畜更嚴重。因此，在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資源利用率以及生態環境效應之后，對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方式應進行更細致和深層的考量。

2實證檢驗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將以統計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一般可檢驗的計量模型對節糧型畜牧業發展模式與糧食安全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2.1關于糧食安全的測度

目前，關于糧食安全的測度與評估有很多種方法，比如FAO的營養攝入評價法、朱澤的4指標簡均法、徐奉賢德5指標簡均法、馬九杰的5指標加權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橫縱聯合法”等，但總體而言，學界對糧食安全的理解多側重于供給層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為糧食安全的影響因素同時作為解釋變量進入實證模型中，顯然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鑒已有文獻基礎上，同時結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選取糧食產量波動系數（0.3）、人均糧食占有率（0.2）、恩格爾系數（0.3）以及糧食進口貿易依存度（0.2）四個指標，其中前兩個指標用于測度糧食供給安全水平，而后兩個指標則反映糧食需求安全，括號里的數據代表每個指標的權重值。

2.2解釋變量的選取

核心解釋變量包括耗糧型畜產品比重（主要指豬肉、禽肉及禽蛋產量占全部畜產品產量的比重）和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彈性。之所以選擇耗糧型畜牧業相關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是因為如果本文能夠證實耗糧型畜牧業比重的上升能夠為糧食安全帶來積極影響，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給糧食安全帶來相反的影響，進而，節糧型畜牧業發展就會不利于糧食安全。同時，采用耗糧型畜牧業發展指標還可直接觀測其對糧食生產及安全的數量影響。根據前述理論分析，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比重應與糧食安全正相關，因為前者可通過對飼料糧的需求拉動糧食生產；而耗糧型畜產品需求彈性與糧食安全負相關，即彈性越大，當價格出現一定程度上升時，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結果產品總收益下降，打擊畜牧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從而可能對糧食需求及其產量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價格彈性計算公式為：價格彈性=畜產品消費增長率/畜產品零售價格指數。在對模型進行估計時，分別采用全國樣本和地區樣本進行檢驗，對于后者的具體劃分，通常的一種做法是將我國畜牧業生產劃分為六大區域：華北、東北、東南沿海、華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據不同區域對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特征和糧食產量高低將這六大區域進行合并，組成兩大類區域，即將華北、華中和東南沿海合并為同一類區域，這些地區不僅對耗糧型畜產品需求和生產集中，而且也是糧食作物的主產區，三大地區糧食產量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接近70%；該區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個地區；余下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合并為一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廣西、四川、貴州、云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由檢驗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均通過顯著水平檢驗，并且各變量對糧食安全的影響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具體而言，第一，從全國來看，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比重每提高1%將對糧食安全產生0.21%的積極影響，即耗糧型畜產品產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由耗糧型畜產品的需求彈性系數可知，該因素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大小為-0.1247，即需求彈性每增加1%將導致糧食安全水平下降0.12%。這說明就全國整體而言，耗糧型畜牧業產量下降將不利于糧食安全。從各控制變量的影響來看，所選四個變量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并且與被解釋變量正相關，其中，城鎮化水平的影響最大，影響因子為0.14，這說明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對糧食間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僅沒有對糧食安全造成負面影響，而且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從劃分區域情況來看，對于一類區域而言，耗糧型畜產品比重對糧食安全產生了顯著而積極的正影響，該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帶來糧食安全0.3個百分點的提高，畜產品需求彈性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為-0.14。另外，控制變量的影響與全國樣本的估計結果十分類似，均表現為與糧食安全正相關。不僅如此，通過與全國樣本比較，發現大部分指標在對一類區域中的影響更大。第三，從二類區域的估計結果來看，與全國和一類樣本估計不同的是：其一，耗糧型畜產品比重系數為負值，說明對于該類地區，降低耗糧型畜產品比重更有利于糧食安全，換言之，在該區域發展節糧型畜牧業將對糧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類區域中，城鎮化與糧食安全負相關。這說明，在該區域面臨資源瓶頸下無法滿足城鎮化發展帶來的日益高漲的糧食間接需求，從而導致該區域面臨糧食安全惡化問題。

3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4)

1.1畜牧業近年來發展快，但是畜牧業規模小、比較分散，大多數養殖場在農村，以散養為主，存在畜禽混合飼養，衛生環境條件差，畜禽舍簡陋，管理技術水平低，主要是以小生活為主，很難形成大規模化養殖，不能適應現代畜牧業發展的要求。

1.2全州畜牧業的發展和收入還是低于經濟作物種植的收入，農民還是以種植經濟作物作為主要的生產，畜牧業只是作為副業發展。以畜牧業養殖作為家庭主要收入的比較少，沒有大規模和技術水平高的畜牧企業，在畜牧業的生產、加工、儲存、銷售等環節上沒有有實力的龍頭企業，不能調動其他農戶發展養殖的積極性。

1.3動物疫病威脅著養殖業的發展。由于畜牧業的發展，流通的頻繁，用藥的不規范，使得動物疫病的種類增多，治療也變得很困難。近年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動物疫病的流行，給畜牧業生產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還有一些地區防疫做的不到位，技術人員缺乏，應急預案幾乎沒有，經費緊張。還有與外國接壤的地方，貿易頻繁，也從外地帶來了疫病，也對畜牧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1.4市場體系還不完善，全州比較大的牲畜交易市場很少，有的地方雖然有，但是服務也跟不上，存在著的牲畜交易有場無市的現象。

2對策及前景規劃

2.1加強領導工作，轉變發展觀念首先要做好對畜牧業工作的組織領導，全力發展畜牧業，加大宣傳的力度，推進健康的綠色養殖。加強畜牧行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發展步伐，使養殖業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向生態化畜牧業養殖發展。

2.2推進養殖業的產業化發展增加對養殖業的資金投入，吸引外資和社會各方面的資金投入到畜牧業中，加大政策對企業的扶持力度，引進高科技的龍頭企業，建立養殖業產業基地，帶動更多的養殖戶發展壯大。通過發展“訂單牧業”、“公司+農戶”等經營模式，使企業和養殖戶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形成生產、加工、銷售等一條龍的產業化經營格局。每年啟動100多個新農村畜牧養殖示范村建設，根據每個村的具體情況，建成仔豬繁殖村、生豬肥育村、肉牛育肥村、肉牛養殖小區、茶花雞養殖示范村、茶花雞保種村等，促進畜牧業的快速發展。

2.3做好畜禽品種改良和飼料基地的建設引進畜禽品種，來對地方品種進行改良，提高其生產性能，保留原來優良的特性，規范畜禽生產和經營。尤其是做好對版納茶花雞、版納斗雞、滇南小耳豬的遺傳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建好保種區、保種場、基因庫。建立婆羅門種牛繁育場，同時加強配種站建設，引進先進設備，提高技術水平，提高良種的覆蓋率。做好飼料基地建設工作，根據當地的養殖畜禽數量，確定飼料飼草的種植面積，種植優良品種，提高產量，做到飼草飼料和畜禽的供求平衡。

2.4完善服務體系，為養殖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建立州、縣、鄉、村的4級服務網絡，改進服務方式，提升服務功能，尤其是做好市場信息分析和預測、品種改良、防疫和檢疫、草地建設、科技培訓等方面的服務，促進畜牧業的發展。

篇(5)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早期，采集、漁獵、畜牧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存在的生產部門。雖然在采集、漁獵中萌生了原始農業，而原始農業又分化出畜牧業，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并沒有明顯的部門區別與區域分異，各生產形式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構特征。例如在我國內蒙古東西部許多史前時期聚落遺址中都發現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細石器與表現鮮明定居農業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現象，其中內蒙古西部老虎山遺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則農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進入國家階段以后，這樣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時期華戎之間的地域分異仍然十分不清晰，許多中原民族往往在農業中雜以狩獵與畜牧。由于廣泛存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寫的文獻中，也不過用西北多牧畜少農耕，中原多農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間還沒有明顯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農業的畜牧業，不但在地域上與農業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業是與原始農業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備遷移特征，屬于放養型畜牧業。隨著農業生產內部結構進一步分化，以遷移生活為代表的游牧業逐漸游離出來，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而依附于定居農業的放養型畜牧業繼續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聯系，并以家庭舍養、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續發展到近現代。

游牧型畜牧業與放養型畜牧業存在許多差異，其中在以下幾方面尤為突出：1)規模：放養型畜牧業中牲畜的食物來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圍地帶，因此畜養規模有限，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性很強。游牧型畜牧業中牲畜獲取食物的空間范圍很廣，完全脫離了農業聚落的束縛，畜養規模很大。2)區域：由于放養型畜牧業與農業生產之間的依存關系，其分布地區多與農業生產結合，出現在農耕區或半農半牧區。與放養型畜牧業分布地區不同，游牧型畜牧業則跳出農耕區的基本范圍，成為草原環境的產物，并在遷移中建立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在各類非農業生產類型中，游牧型畜牧業（簡稱游牧業）雖然起步較晚，但無論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是在由人類活動而塑造的人文景觀中，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許多學者就游牧業與騎馬民族的產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見解，其中日本學者江上波夫認為騎馬民族的發生和發展，極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尤其歐亞大陸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無法進行農耕，又沒有大型食肉動物對草原牲畜造成威脅，是理想的牧場[2]。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則就中國歷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產生與馬的應用關系密切[3]。乘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與依牲畜而生存的社會密切聯系在一起，從而由部落發展成草原國家。那么除了草原環境與馬具之外，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成為游牧業脫離農業而趨向草原的動力呢？離開中外史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釋，我們將問題的視點放在環境上，并指出游牧業的產生與環境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2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興起與氣候變遷

在廣義農業的范疇之內，游牧業出現最晚。就中國的歷史背景而論，對亞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權威地位的拉鐵摩爾、江上波夫等外國學者認為，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業與騎馬民族興起的標志[2～5]。對于這一觀點的理解應包含這樣的內涵，即胡服騎射是中原民族對抗草原騎兵的應對措施，因此這一時段不但標志著騎馬民族的成熟、強大，而且也顯示了真正以文化、生產手段與分布地域不同而區別出農耕與畜牧兩大區域的歷史進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經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過那時這些民族的空間發展還僅限于北方草原地帶，農牧民族雙方還沒有在空間上發生激烈沖突，以中原諸國為代表的農耕民族也用不著采取任何防御性的應對措施。

2.1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見于文獻記載最早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戰國以前的文獻中也將其稱之為“鬼方”、“獫狁”等，戰國時期“匈奴”一詞開始反復在文獻中出現。大約從戰國初期這些活動在山陜、內蒙古一帶的非農業民族逐漸具備了騎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極具戰斗力的騎兵部隊，屢屢對秦、趙等國構成軍事威脅，并以中原諸國北方勁敵的定位而見諸于史籍。伴隨游牧活動，整個民族具備典型的“行國”特征?！靶袊敝Q始見于《史記·大宛傳》，其中提到所謂的“行國”就是“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這時匈奴已經成為人們理解中的典型“行國”。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樣，匈奴人的馬背生涯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空間，不但帶領他們馳騁于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地帶的東西南北，而且這一騎馬民族自從公元前5世紀左右登上歷史舞臺后，在近10個世紀內影響著中國歷史，影響著中亞乃至于世界歷史。

2.2氣候變遷導致畜牧業從農業中分離的考古依據

匈奴人如何驟然興起、如何發展成影響中國北方乃至于整個歐亞草原的“行國”，是研究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與游牧業的重要問題。在對文獻記載進行考辨的同時，考古發現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依據。

1974～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隊在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朱開溝村進行了近10年的發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對于探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問題作出重要貢獻。朱開溝遺址的文化遺存共分五階段，表1歸納了這五階段文化遺存的年代、環境、文化以及經濟特征[6]。從中可以看出朱開溝遺址的文化時期內，這一地區環境與人類經濟活動方式的互動關系以及人類活動方式由農耕、狩獵、采集向畜牧業為主方向的漸進過程。

表1朱開溝遺址經濟文化與環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階段年代環境生產工具豬：羊：牛

第一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鏃、骨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針。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當龍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石斧、石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鐮、石鏟、石杵、

闊葉林木，草本蒿石紡輪、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約矛形器、石鏃、角鋤、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鏃、骨匕、

以上。骨針管、骨針、陶墊。

第三段相當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繼生產工具中石器、骨

續增多，約占全部器、陶器與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現了銅器，

且石器中細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當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現了生產工具數量。種類、

耐寒的云杉、樺、制法與前段無明顯區1:1.15:1.15

榆等，以松、樺針別，骨鏃、紡輪的數

闊混交林為主。量較前段增加，銅器

仍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當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針葉石器中除細石器與石

崗文化階段林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種類

藜花粉約占全部花都有所減少。骨鏃的1:1:1

粉的93%。數量有明顯增加。銅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現了銅短劍、銅戈、

銅刀、銅鏃、銅鍪、

銅護牌、銅項飾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類型是環境特征的標志性指示物，朱開溝遺址不同階段木本與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變化，顯示出遺址所在地區環境的基本面貌與變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屬于半干旱、干旱氣候條件下的草本植物，這類植物對旱生環境有較明顯的指示作用。雖然在整個朱開溝遺址文化的5個階段中，木本植物中針、闊樹種花粉比例的變化，反映了氣候存在冷暖、干濕波動的特征，但從整體看變干則是氣候變遷的基本趨勢。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文化層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僅占50%，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植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達到93%，成為占絕對優勢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屬性，這類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環境逐漸向干旱方向發展的變化特征。對于全新世濕潤期以來內蒙古農牧交錯地帶具有明顯的干旱化趨向，地理學家從另一角度也給予了證明[7]。

早期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依存關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隨環境發生變化的同時，人類活動方式與生存手段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在朱開溝遺址第一段發掘的生產工具中既包含農業生產工具，也有用于射獵的工具，這些工具證明了人們在這一階段不但從事于原始農業種植，同時也將射獵作為輔佐農耕的重要謀生手段。在農耕與射獵兩種生存方式之外，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從另一個角度顯示了朱開溝時期的人們在從事農耕與射獵的同時，還存在放養業。如果對于朱開溝遺址五個階段的環境、工具以及豬、羊、牛骨骼數量的變化進行對比分析，就會發現遺址文化層從第一段到第五段隨著氣候干旱程度逐漸增加，羊、牛與豬之間的比例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豬、羊、牛雖然都屬于人類馴化、飼養的動物，但由于動物之間生理特征的差異，一般將豬的飼養視為農業生產的標志，而羊與牛的飼養則成為畜牧業的象征。朱開溝遺址五個文化段中豬、羊，牛比例的變化，說明的正是農業與畜牧業比例的消長。第一段中豬所占比例超過羊、牛比例的總和，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在各業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隨著氣候轉干，農業逐漸消退，而畜牧、射獵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中指出，當文化發展到第五段時，不但房址、墓葬數量明顯減少且分散，而且人們使用的工具中已經出現了大量青銅工具，這些青銅工具與后來在內蒙古其它地區發現的青銅器均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

朱開溝遺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顯示了隨著氣候變干，草原邊緣民族一步步放棄農業生產，轉向畜牧業生產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沒有像拉鐵摩爾曾經指出的那樣，由于農業民族的強大，逼迫游牧民族從自然條件較好的農耕區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與農耕區對立的其它環境中，草原邊緣民族在由原始農業轉向放牧業幾乎沒有發生空間區域的位移，或許幾代前他們的祖先就從事著原始農耕業，到了后來他們卻漸漸放棄了農耕技藝，將謀生的方式變換為射獵、畜養，而導致所有這一切轉變都與氣候變化有關，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當然，促使畜牧業從原始農業中分離的環境背景，并不僅僅限于氣候變干一個環節。大量的研究明確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經歷過一次變干且變冷的過程，隨著氣候變冷、變干，溫性森林減少，草原擴大，那些原本在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生長的農作物，漸漸失去了生存條件，而面對環境變化牛、羊等牲畜卻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6]。生活在這里的草原邊緣民族失去了農業這一食物來源，自然而然將生存的依托轉向畜牧業，并在越來越多依靠畜牧業的同時，不斷積累動物馴養經驗，從牛、羊的畜養到馬的馴化，進而使馴養牲畜變得更加成熟、獨立。

2.3游牧業產生

朱開溝遺址第五段發掘的青銅工具雖然帶有游牧經濟的文化特征，但若對遺址的全部信息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時朱開溝人從事的仍屬于放養型的畜牧業，而不是游牧業。前文已經指出放養業與游牧業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放養業是在定居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物飼養過程，而游牧業則完全脫離了定居生活，隨陽而居，逐水草而遷。在整個朱開溝文化的發展階段中，盡管定居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遺址中卻始終顯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與畜牧業相伴的現象維持很久，直至春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畜牧業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經濟成分[10]。

在活動區域上游牧業與放牧業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間的拓展，對于游牧業來講，決定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權，而更多地取決于遷移權，只有在隨陽而遷的遷移過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斷獲得豐美的水草，發展壯大。因此馴化馬匹，發明控制牲畜行動、適應頻繁遷徙的用具是草原邊緣民族擺脫定居農業，邁向游牧生涯的關鍵。針對這一問題，中外學者就馬具出現與游牧業興起的因果關系早已形成共識。其中拉鐵摩爾在論證這一問題時，就注意到草原與農耕區的邊緣地帶存在既非完全農耕，也非絕對游牧的草原邊緣民族，隨著馬具的產生使這些民族脫離定居生活，放棄過渡文化最終成為真正的游牧人[11]。與這一觀點相應，由朱開溝階段代表的放養型畜牧業向游牧業轉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馬具、車具的應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蒙古寧城南山根3號石槨墓及其它墓葬中發現了成套馬具，包括馬銜、鑣、鑾、鈴、節約、銅泡等，其中馬銜有兩種形式，一種比較罕見，兩端有齒狀倒刺；另一種為常見套環式。兩端有齒狀倒刺的馬銜外側有可以轉動的環，只要馬頭偏離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馬也會被馴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當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12,13]。內蒙古考古隊在鄂爾多斯地區墓葬中也多次發現馬銜、節約、馬鑣、軸頭等馬具、車具，經研究證明，這些馬具、車具的所屬時代早于公元前6世紀[10]。有了馬具，有了騎馬術，才有了真正的騎馬民族。內蒙西杭錦旗桃紅巴拉遺址是一處時代相當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內已沒有殉豬、殉雞以及任何表明從事農耕的遺留物，而是以數量可觀的殉馬、牛、羊的頭、蹄為主，顯然

馬、牛、羊牲畜是當時主要的財富與生活來源[14]。如果說馬具的產生是草原民族脫離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標志，那么至少早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經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隨著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長壯大，逐漸與中原諸農業國構成文化、生產方式以及活動區域的分異，至公元前4世紀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正是在空間上明確這一區域分異的標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間擴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見于文獻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鄂爾多斯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相繼發現大量極具特點的青銅器，這些被稱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珍貴文物經考古學界研究，認為是以匈奴為主體的中國北方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與游牧業伴生的文化。這批青銅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而且也揭示了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歷程。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屬于起源于鄂爾多斯以及臨近地區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與商式銅器伴出，以后不斷向東、向北擴展。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鄂爾多斯青銅器分布范圍很廣，并在不同時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當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爾多斯、山西呂梁地區以及陜西北部。相當于西周至春秋時期的相繼在鄂爾多斯，北京昌平、延慶，河北平泉，內蒙古赤峰、寧城等地發現，并在外貝加爾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當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主要發現于內蒙古西部、陜西北部、寧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也有類似發現。相當于兩漢時期的除鄂爾多斯外，蒙古境內諾顏烏拉、海爾罕山、色楞布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羅斯境內葉尼塞河左岸、科伊巴爾草原都有一定數量器物發現[10]。

上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分布中心的變化，既證明了朱開溝所在地——鄂爾多斯地區與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淵源關系，也清楚地顯示了匈奴人的空間發展歷程與氣候變遷的對應變化。在匈奴歷史早期，即相當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時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從主要分布于鄂爾多斯以及山陜等地開始向塞外延伸，這一點可以從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分布區多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區吻合得到證實。這一時期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農耕區尚處于島狀分布狀態，農耕區之間還存有大片未開發地帶，這里或保持著原始自然風貌，或成為非農耕民族的活動區域，這一切都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穿插式出現在山陜一帶構成了背景條件。大約距今3500多年前中國北方氣候開始轉冷，氣候變遷不但促進畜牧業進一步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而且也使塞外遼河流域具有農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轉向含有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此同時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為標志的草原民族也進入了遼河流域以及毗鄰地區。當歷史進入戰國時期，隨著以匈奴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漸強大，農耕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對立日趨明顯，農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騎射”的應對性措施的同時，也在雙方的交接地帶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長城，在長城的制約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動受到限制，故這一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多呈現沿長城一線分布的特征。秦至兩漢是匈奴人壯大的時期，這時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憑馬上優勢將自己的勢力從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亞的曠野之中。

2.5中國北方畜牧業與歐亞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業的產生地不僅限于中國北方草原，整個歐亞草原現已發現多種典型畜牧文化類型。這些畜牧文化雖然顯示了各自區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發生時間上卻表現出極大的同步性。與朱開溝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層文化時代相近，歐亞草原除長城沿線及以北地區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謝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區的薩基文化、葉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圖瓦的烏尤克文化、阿爾泰的巴澤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烏蘭固文化、蒙古東部和外貝加爾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幾乎出現在同一時期，從歐亞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國長城沿線，構成世界上連續性最長的文化景觀。能夠在如此廣大的范圍內，驅動歐亞草原上不同地帶的人們同時脫離定居農業生活，走向草原與畜群相伴，其促動因素不應僅來自于人類活動本身，全球變化是其最主要的驅動力。目前已有的科學研究成果證明，全新世溫暖期結束之后，氣候轉冷、轉干的地區不僅限于中國北方，在氣候變遷的共同背景下，歐亞草原不同地區的人們作出了共同的選擇，放棄原始農業，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結語

畜牧業作為人類的生產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決于人類生產自身的發展，而且深受環境變化的影響[16]。距今3500多年前隨著氣候變冷、變干，萌生于農業生產內部的放養業逐漸脫離農業生產，形成獨立的生產部門——游牧業。游牧業一旦興起之后，就在中國人文地理區域分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并與包括漁獵、采集、放養型畜牧業等非農耕生產部門并存，構成北方草原與森林草原地帶的基本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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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1):131～143.

篇(6)

大悟縣地處鄂東北邊陲，是大別山區的一個貧困山區縣。55萬人口，195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中八山半水分半田。，農村人平純收入1601元。建國以來，特別是“七·五”以來，大悟縣畜牧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由于受到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落后的生產方式、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現仍未擺脫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束縛。主要特征有如下幾點：

一、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在較大程度上依賴著種植業生產的發展。大悟縣歷來對豬禽的生產較為重視，可從兩個方面數字說明這一點。一是把豬牛羊禽的飼養量按牛單位折算，豬禽分別居第一位和第三位。二是在畜牧業產值結構中，豬禽分別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而豬禽的發展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種植業提供農副產品的多少。四九年，糧食生產水平低，年產4.4萬噸，牲豬年末存欄只有2.5萬頭。五七年，糧食產量達到五十年代最高水平，產量11.22萬噸，牲豬年末存欄達到該年代最高水平，為9.6萬頭。五八年至六一年，使糧食由10.33萬噸下降到七萬噸，牲豬年末存欄也從7.8萬頭降到2.6萬頭。七o年至七二年，糧食產量過15萬噸大關，牲豬年末存欄也過10萬頭大關。八o年至二00一年，糧食產量連年上升，由14.9萬噸上升到20.4萬噸，牲豬存欄也由13.2萬頭上升到24.8萬頭，為歷史最高水平。因而畜牧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植業的制約。

二、畜牧業在農業結構中的比重偏小，宏觀控制難以實現。大悟縣是以農業為主的山區縣，人平只有七分耕地，單純靠糧食就是繡出一朵花來，也只能解決溫飽，但發展畜牧業的潛力卻很大。一是草山草坡面積大，有天然草場124萬畝，據測算可載畜8萬個黃牛單位，而目前只利用了60%。二是飼料來源廣，大悟縣是全省三大花生生產縣之一，年產農副產品等飼料5億公斤，但實際用于養畜的只占47%,在農業結構中,種植業產值通常占農業總產值的60%左右，畜牧產值只占30%左右，所占比重太小。而在畜牧業內部，只重視糧食畜禽的發展，忽視食草畜禽的發展。按牛單位計算四九年食糧畜禽與食草畜禽之比0.44：1，八五年為2.57：1，九0年為1.26：1，與當前耕地面積與草場可利用面積之比0.51：1不相稱。

對于農業結構，大悟縣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調整，但由于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后，綜合素質差等多種因素的制約，難以達到目的。

三、千家萬戶飼養、小群分散經營、傳統的飼養觀念和方式未擺脫，出欄率、商品率低。大悟縣畜牧業生產方式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這種千家萬戶飼養，能利用各自的有利環境、剩余勞力、農副產品、殘剩食物、簡便畜舍等生產出小量的畜禽產品。但是，傳統的飼養觀念和方式未擺脫，大多數農民還是“養豬為過年，養牛為耕田，養雞下蛋換點油鹽錢”的生產觀念。飼養方式多采用，喂豬“一瓢水，一把糠，一籃菜”，耕牛全靠稻草養命，養雞“白天自找食，進籠一把谷”。因而，長期以來，牲豬出欄率未超過75%，商品率未超過80%，耕牛出欄率、商品率均未超過10%，山羊出欄率、商品率未超過50%，家禽出欄率、商品率未超過20%。

四、畜禽品種雜亂差。大悟縣畜禽品種主要來源于江漢平原一帶，由于農民的科學養畜水平低，畜禽亂配、近親繁殖，使畜禽品種普遍存在“雜、亂、差”的現象。品種低劣，導致飼養時間長，生產性能低。出欄一頭250斤左右的肥豬需要一年多的時間飼養，耕牛個體象驢子，山羊長得象狗子，雞蛋象麻雀蛋。

五、草山草坡面積大，自然牧草豐富，但利用少，浪費大。大悟縣山場寬闊，各類草場毛面積124萬畝，可利用面積109萬畝，其中萬畝以上的連片草場有37處。草場年畝產鮮草695公斤，平均14畝載一個黃牛單位，可載畜8萬個黃牛單位，而實際只利用了60%。其原因主要是成片草場多分布在高山、遠山區，而牲畜又多集中在村莊周圍放牧，放牧半徑小，群眾又不懂制作青干草喂畜的技術，而在十月份后，牧草已老化，被砍回家當柴火燒掉了。

六、畜牧產品銷售半徑小，流通渠道狹窄。大悟縣畜禽產品主要是內銷，外銷很少，而且是個體商販占了大頭，商業、外貿部門的主渠道作用沒有真正發揮出來。以外銷量最大的牲豬為例，八三年外調量為32897頭，八五年下降到9693頭，九二年后一直徘徊在2萬頭左右，只占牲豬出欄數的10%左右。從牲豬內銷看，個體屠夫壟斷了牲豬收購市場，壓價壓秤賺黑錢，農民養豬一年，不如屠夫殺豬一天。

七、畜牧部門基礎差，服務功能低。八0年以后，大悟縣畜牧業防、繁、管、治機構相繼建立起來了，基層技術人員為千家萬戶服務，對畜牧業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縣財政投入低，政策性收費又難以收起，導致正常工作難以運轉，技術人員外流嚴重，診療設備一直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服務功能較低。

二、大悟縣畜牧業的現狀，是貧困山區畜牧業的縮影。因此，在發展山區畜牧業上要針對山區的現狀特點，確定發展方向和方針。在制定措施上，要充分依托本地資源優勢。在發展要求上，必須逐步實行四個轉變。一是農民的養畜觀念要由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意識轉變到現代商品生產的意識中來。二是從小農經濟的封閉式生產方式轉移到科學性、商品性生產方式上來。三是從一家一戶的個體效益轉變到千家萬戶的規模效益上來，并逐漸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統一起來。四是從當前的生產初級畜產品轉變到深度加工上來。

〈一〉根據資源特點合理區劃、布局，重點放在潛在優勢上。根據不同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狀況，劃分若干自然經濟小區，發展不同項目和品種。

1、城鎮郊區：交通、能源、信息等都比較發達，人才、技術、資金條件都較好，市場對肉蛋奶需求量大，應重點發展生豬、奶牛、禽的飼養及畜禽產品加工業等。

2、低山丘陵區：農業較發達，人平耕地面積較大，農副產品多，應重點發展豬、水牛、禽等畜牧業。

3、中山、高山區：山高人稀，居住分散，交通閉塞，農業落后，但草山草坡面積大，牧草豐富。重點發展牛、羊、兔、鵝食草動物，可建立肉牛、奶牛、肉羊、草禽等基地。

〈二〉調整畜牧業內部結構，重點放在發展草食動物，走種草養畜的道路上。過去，一講到發展種植業就單一抓糧，發展畜牧業就單一抓豬。而牲豬發展的好壞與糧食的豐欠有密切的依賴關系。因此，要保持畜牧業的穩步發展，就必須重點放在發展食草動物上。這是因為，一方面食草動物對粗飼料的轉化率是食糧動物的五倍以上，成本低、飼料報酬高。另一方面，山區有廣闊的山場，有充足的飼草資源。發展食草動物的數量多少，要以草場載畜量的多少來定。在荒山荒坡水源好，土層厚的地方可人工種植品種優質，產量高的豆科牧草，種草養畜既可提高養畜飼養水平，又可提高載畜量。

〈三〉在發展千家萬戶飼養的同時，重點放在建設資源相對集中的規模畜牧業上。畜牧業具有投資小、成本低、周期短、見效快的特點，適合農民目前的生產要求。如果在政策上給予傾斜，以發展較快的養畜專業戶和專業村典型引路，一定能調動千家萬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對于資源相對集中的區域，應發展規模畜牧業。如在連片草場的地方建立食草畜禽場，在城郊區和低山丘陵區建立食糧畜禽場。適度規模地集約式經營有利于提高科學化和商品化生產程度。

〈四〉改良畜禽品種，重點放在提高畜禽產品率上。畜牧業與種植業一樣，品種問題至關重要。要改變長期形成的畜禽品種“雜、亂、差”現象，提高單位時間內的繁殖率、出欄率、產肉率、產蛋率。就必須引進優良品種，建立良種繁育體系，推廣經濟雜交。

〈五〉處理好畜牧業與它業的關系，重點放在發展生態農業上。在山區，發展畜牧業往往與種植業發生矛盾，如與種植業爭奪面積，人畜爭糧的矛盾等等。處理好這些矛盾，必須在合理區劃，統一制訂發展規劃的基礎上，走發展生態農業，循環增值的道路，從而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首先是處理好牧林關系。在山區，往往會出現放牧與興林，種草與栽樹之間的矛盾?？稍跇溟g種草，分區輪牧解決這一矛盾。這樣既可保持水土流失，又可以“以短養長”，還可以用畜糞肥林，以牧養林。

其次是處理好牧糧關系。主要是表現在種草與種糧、人畜爭糧的矛盾上。解決這個矛盾主要是在滿足人們食糧的基礎上采用種草養畜和種糧養畜。種草養畜可以超出種糧兩倍以上的效益；種糧養畜，如種玉米作雞飼料、種大麥作豬飼料等等。在緊張的地方可套種間作。

篇(7)

論文關鍵詞：瑪曲，原料型畜牧業，原因，模式研究

問題提出

黃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境內眾多的黃河支流和豐富的濕地資源，又稱為“高原水塔”和黃河上游的“蓄水池”?，斍h的草地資源是當地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天然生態屏障。這說明瑪曲草地資源重要的經濟和生態功能。其實草地資源和畜牧業是重要的利益相關方關系，二者緊密聯系，相互影響。其中一方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另一方的發展。只有正確處理二者關系才能實現經濟和生態效益的最大化。

瑪曲位于甘肅省甘南州西南部，地處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甘、青、川三省結合部，是黃河上游重要的補給區。由于獨特的高原地理環境，形成了優質的草地資源，全縣共有草地面積1288萬畝，占土地總面積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積1245萬畝，占草地總面積的96％。草地資源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瑪曲是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2008年畜牧業總產值達28723.07萬元，占當年GDP總量的41.78%，畜牧業為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畜牧業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

2.原料型畜牧業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業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業是指以草原為基地，牧草為生產資料，在沒有補飼的情況下，采取傳統的生產和經營方式，過分追求數量不重視經濟效益和品牌效應，只是把牧草資源轉變初級畜

產品的社會物資生產部門。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產經營方式。原料型畜牧業首先表現在傳統的粗放型生產方式。畜牧業只是純粹的利用天然草場，過分依賴自然條件，即使是在牧草資源較少的年份，也不補飼，自然條件的好壞直接決定畜牧業的產量和畜產品質量。其次是落后的經營方式。這在經營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養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結構和出欄、銷售時間，最終導致種群結構不合理，畜產品質量較差，收益較低。

二是生產組織程度低。在實行草畜雙承包制后，畜牧業以分散的、小規模家庭經營模式為主，牧民抵抗風險能力較低；同時牧民的文化程度較低，在獲得生產、銷售的信息資源的渠道少、市場把握困難，畜牧業發展水平也較低，畜牧業經

營規模小容易造成畜產品生產成本較高而缺乏競爭力。

三是缺乏品牌優勢。無論是牲畜銷售還是畜產品銷售都缺乏品牌效應，純天然草場的資源優勢和無污染、無公害的綠色畜產品和有機畜產品特色未能充分體現，產品價格和普通畜產品的價格相差無幾，出現了“優勢優質資源、產品優質不優價”的尷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業的發展現狀

瑪曲是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當地經濟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畜牧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當地經濟的發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瑪曲經濟社會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業產值占GDP得比例平均為36.93%，其中2000年達45.71%，對GDP的貢獻率近50%，可見畜牧業在瑪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瑪曲牧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全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二者之差最大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業經濟的發展增加牧民收入，促進了瑪曲經濟的發展。

表1瑪曲縣畜牧業產值及比例單位：萬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業產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資料來源：根據《甘肅農村統計年鑒》各年計算數據整理

表2瑪曲縣和甘肅省農村居民純收入比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瑪曲牧民人均

純收入(元)

2355

2400

2460

2528

2600

2670

2755

2855

3085

3385

增長率 %

-

1.9

2.5

2.8

2.8

2.7

3.2

3.6

8.1

9.7

全省農村居民人

均純收入（元）

1428.70

1508.61

1590.3

1673

1852

1980

2134

2328.92

2723.84

3134.08

增長率 %

-

5.6

5.4

5.2

10.7

6.9

7.8

9.1

17

15.1

二者之差

926.30

891.30

869.70

855.00

748.00

690.00

621.00

526.08

361.16

250.92

數據來源：根據《甘肅省統計年鑒》和《瑪曲縣統計年鑒》各年數據計算整理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料型畜牧業發展瓶頸越來越明顯。由表1可知，畜牧業產值占GDP的比例越來越低，由45.71%降低到30.36%，雖然近幾年比例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00的水平。由表2可知，牧民人均純收入和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由2000年最大的926.30元減少到2009年的250.92元，減少了675.38元；同時瑪曲牧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增長率低于全省水平，平均增長率4.14%也低于全省9.18%水平，落后全省4.21%。這說明了原料型畜牧業經濟制約了牧區經濟的發展和牧民的收入水平。

原料型畜牧業不僅對經濟的發展和牧民收入產生了影響，而且還造成瑪曲草場退化，草原生態環境的惡化。特別是實行草場承包以后，牲畜的存欄量急劇增長，由1982年的170.81萬個羊單位增加到2009年的327.4萬個羊單位，增加了近兩倍；而瑪曲草場的理論載畜量為166萬羊單位，2009年瑪曲超載161.4萬羊單位，超載率為97%。牲畜超載最直接的結果是草場退化，1985年沙化面積為2.16萬畝，2003年達到80.1萬畝，沙化面積增加了近40倍，平均沙化速度達到20.94%。草場退化導致了草場質量下降草場可食牧草產量從1982年的平均5860.5千克/公頃，下降到2004年的4000千克/公頃，降幅達31.75%；還導致了秦艽、甘肅貝母、紅景天等珍貴藥用植物的滅絕。草場面積退化草原涵養能力降低，黃河高原水塔功能減弱。

3.高寒牧區瑪曲畜牧業經濟轉型原因分析

瑪曲畜牧經濟興衰和草地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不僅關系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還影響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近年來，原料型畜牧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發展緩慢，生態環境惡化，黃河補給區功能減弱。所以，瑪曲畜牧業經濟必須實現轉型。

3.1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經濟效用理論所言，畜牧產品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受市場經濟的約束，消費者的偏好和產品的性能決定了消費者最后的決策結果。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消費意識不斷增強。同時居民消費以享受型、高層次消費為主，在購買商品時更加注重產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據對蘭州市居民的100份問卷調查，從圖1中可知出，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行為最高，所占比例達45.6%，一般產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費者對有機產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較低。說明

圖1不同類型產品的購買比例圖圖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費比例

居民在消費時更加注重綠色、無公害的產品，不再盲目追求產品的數量。從圖2可知，消費者對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費比例分別為56.7%和43.3%，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優先考慮品牌比重較高，說明消費者品牌意識增強，可以預見品牌產品將是未來消費的主流。

同時，市場競爭已由過去單純價格競爭轉向品牌競爭，哪家企業開發和生產的產品品種新穎，質量可靠，服務優等，那家企業就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因此，謀求品牌優勢特別是名牌優勢是開發培育特色品牌業化和市場化的當務之急。無論是消費者需求還是市場競爭的要求，高原畜牧業經濟必須實現轉型。

3.2生態安全與生態建設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態系統之一，對維護生態環境具有重要作用。瑪曲作為黃河水源重要補給區，補充黃河水量達45%左右。因此，瑪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續發展不僅關系到當地生態環境的安全而且還關系到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近年來，草地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引起當地氣候、環境變化，草地生產力降低、草地功能衰減和喪失，同時還導致黃河首曲濕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瑪曲境內數千個泉眼已經干涸，流入黃河的27條主要支流中，已有11條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節河。數百個湖泊水位明顯下降，地表徑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銳減，全縣干涸的沼澤面積高達160萬畝，造成生態環境失衡，誘發土地沙化，危及當地及整個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因此，高原牧區經濟轉型是保護當地及黃河流域生態建設與生態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區域經濟發展和地區穩定的需求?，斍且粋€藏民族聚居的純牧業縣，畜牧業是牧區經濟的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是廣大牧民群眾賴以生存和發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礎資源，畜牧業的豐歉興衰直接影響著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瑪曲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進步，但畜牧業發展水平比較低，還是傳統的游牧方式，影響了經濟進一步發展，導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長緩慢、草原生態環境惡化；同時，經濟的繁榮、牧民生存環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維護政治穩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進高原牧區畜牧經濟的轉型，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地區穩定的要求。

4.高寒牧區瑪曲畜牧業經濟轉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區畜牧業經濟的轉型，首先考慮是保護高原生態環境，其次才是經濟的發展問題。經濟轉型要以地方實際情況為前提，通過聯戶經營和定居等模式減輕草場退化，其次調整產業結構、走品牌化和產業化道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最終目的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的統一。

4.1轉型模式分析

一是發展以聯戶承包為主經營模式。聯戶承包是指依法擁有草原所有權的集體經濟組織或依法獲得國有草原使用權的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多個農牧戶聯合承包一片草場，實施聯戶經營的一種承包方式。聯戶的實質是具有農區的合作社性質在牧區新的表現形式，是把草場相鄰或相近的牧戶分散的牧場集中經營，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擔、共同管理的一種模式。實行聯戶經營可以有效地減少因圍欄產生的生產成本；解決部分牧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聯戶經營牧民之間責任共擔，降低因自然災害等產生的風險。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態模式。高寒牧區實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兩種模式。第一，以城鎮為中心的定居模式。該種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繼續從事放牧的年輕人為主，游牧不在是牧區唯一的生產方式，通過從事商業、貿易或其它服務行業等途徑，使一部分牧民逐步從依賴養畜生活轉變為靠經商生活，實現牧民生產方式的轉變，使牧區的人口下降到牧區天然資源所能承受的范圍內，減輕人口過快增長對天然草場的壓力。第二，聯戶定居模式。主要針對繼續從事畜牧業的牧民，該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資，改善牧區的交通、水電基礎設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成本，同時促進牧民生活方式的轉變，改善了牧民群眾的居住環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條件；而放牧人員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態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實現了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又最大限度的保護了草原生態環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業產業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個性結合后的特殊產物，它能夠幫助產品和服務在消費者頭腦中建立起獨特的魅力。因此，特色品牌的影響無論是企業還是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開發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產業和具有地域資源優勢特色的產業，創立品牌，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名優品牌，在競爭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加強畜產品產業化發展，開發具有地域特色畜產品，培育優質產品品牌，充分發揮品牌效應，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態文化旅游發展模式。高原生態文化旅游是發展高原生態畜牧業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態文化旅游以高原獨特的地理條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觀為基礎，既可以使生態環境、民族風俗和優秀文化傳統得到較好的保護，又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實現經濟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統一的旅游方式。生態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和諧共存，是對生態環境的良好促進，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護草地資源，正確處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間的關系，實現三者的和諧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牧民脫貧致富緩解就業壓力。旅游業將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對服務業促進作用明顯，而服務業又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緩解就業壓力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有利于促進瑪曲經濟的發展。旅游業的發展拉動投資、促進消費，在這“兩駕馬車”雙重拉動下，瑪曲經濟必定會快速發展。

4.2經濟轉型模式的實證應用

首先，繼續擴大聯戶經營模式，推進牧民定居工程。實行聯戶經營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決因草場退化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90%夏秋草場實行聯戶承包經營有效的解決了草場退化問題；而春冬季牧場實行承包到戶的經營方式，草場退化嚴重，因此要繼續擴大聯戶經營向冬春季牧場推廣。在實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為依據，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鎮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決了部分不愿以游牧為生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多數愿意繼續從事傳統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沒有從定居中獲得好處，針對這種情況則可實行聯戶定居彌補以城鎮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現在的聯戶經營以3-5戶牧民為主，規模較小，不適合聯戶定居。所以在實行聯戶經營過程中要擴大聯戶規模，建立以10-20牧戶為主的牧民定居社區。

其次，走特色品牌產業化道路。從圖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業發展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改造現有產業發展模式。首先，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種，對產品進行精深加工，延長產業鏈，產品優化升級，走出本地區。目前瑪曲縣唯一一家有機畜產品加工企業，沒有特色的品牌產品和規?；a，導致成本過高，企業發展困難。因此，要大力發展畜產品深加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競爭優勢的畜產品品牌；其次，畜牧業向相關產業或行業滲透。歐拉羊肉高蛋白質、低脂肪、低膽固醇，肉質細嫩可口的優點，并借鑒內蒙古“草原興發”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經驗，充分利用優質資源走品牌化和產業道路，同時加強產品品牌宣傳；建立專業化營銷組織，產品統一銷售，即使是單純銷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場的資源優勢—純天然、無公害、無污染，提升產品的價值。

產品深加

工

現有優勢產業

延長

高原特色

品牌

產業

相關產業滲透

經濟可持續發展

產業鏈

特色品牌產業

營銷

開發優勢產業

產業化經營

絕對優勢

條件

圖3品牌產業化發展途徑

二是發展具有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地區資源特色產業?，斍q鱒魚類養殖具備發展的條件。首先，獨特的養殖水源—大水泉，其他任何地方不具備的資源，這是發展鮭鱒魚類養殖業的絕對優勢；其次，鮭鱒魚類在甘肅省其他地區和其他省份都有養殖，但在海拔3400米的高原地區養殖還是獨一無二，是發展養魚業的比較優勢。同時加強高原冷水魚的品牌建設，使高原冷水魚發展成“資源優勢，優勢產品，高價格”的品牌產品。而現有一家鮭鱒魚類養殖場—大水漁場，規模較小，還沒有形成規?；B殖；資金缺乏，致使魚苗到了更換期限，只能超期養殖，導致產量下降。因此，在培育地域資源優勢特色的產業時，需要政府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

最后，發展高原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既發揮草地資源的生態、社會效益，又能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解決了傳統畜牧業中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相互矛盾的難題。從由表3中可知，瑪曲旅游業產值的絕對值由2000年的250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2091.8萬元，增長了12.37倍，旅游收入占GDP

表3瑪曲旅游業產值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GDP（萬元）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旅游總收入（萬元）

250

370

495

666

1552

1294

2329.6

3091.8

旅游收入占比例（%）

1.05

1.42

1.72

2.04

4.19

3.03

4.80

5.64

資料來源：根據《瑪曲縣統計年鑒》（2000-2007）各年數據計算整理

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05%增加到2007年的5.64%，所占比例呈穩步上升趨勢。說明旅游業將會發展成瑪曲經濟支柱產業，在帶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增強縣域經濟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瑪曲高原生態旅游發展要抓住我國城鄉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時機，緊緊圍繞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點突出民族特色、生態特色和歷史文化特色。同時加強對“天下黃河第一彎”、“格薩爾王發祥地”、“亞洲一號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傳推廣和營銷，發展高原生態文化游、瑪曲濕地游和民族風情游等特色旅游。

5.結論

畜牧業是高寒牧區主要的生產方式，在高寒牧區經濟發展中處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區的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環境保護成為關注重點。因此，要充分認識目前原料型畜牧業發展模式的弊端，通過經濟轉型從根本上解決草場退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實現畜牧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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