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學法律概念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法理學法律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法治中國;建設;法理學

伴隨法治中國理念在社會的普及與法治建設的推進，當前在法理學領域的研究問題也愈發突出。法治中國建設是依法治國戰略的延伸與實踐，是法治與社會發展的結合統一，它包含法治社會、法治政府與法治國家方面的三位一體，同時推進建設，已儼然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F在國家、社會與人民對法治中國的關注已越發增多與高漲，法學理論與法治建設的發展也在蓬勃進行中，但隨之而來的法理學問題也在突顯。過去法理學研究對法治中國領域注重詮釋法理概念，對其系統與實踐問題的思想認識與準備不充分，尚缺乏針對性、具體地探究，讓實踐超越理念走在前面。

一、當前法治中國建設中法理學研究的局限與困境

(一)法理學研究過分注重在中國的適應性，使法律缺乏權威

過去數十年法學在中國的發展借鑒與引進了海量的西方法理學概念與內容，傳統的法理學探究一直注重對所引進的理念進行中國化改造上，對法學舶來品的適應性研究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真正法治所需的教義法學卻缺乏應有的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因中國法學發展起步晚的原因，對外來理論進行適應中國的研究本無法避免，是短期內法理學發展的一大必要方式。但形式邏輯的教義學的思考探究過少，人們研究法律是出于適應社會需要進行，法學被統一在社會現實之下，其自身的權威性難以樹立。緣由在于以法理中國化為代表的法學研究長期實行，忽視法治下法律的思考，片面的對立統一論盛行，將法律視為服務社會發展需要的工具。

(二)立法中心主義的觀念限制法理學的發展

如前文所言，法律適應社會的傾向之所以突出，除了引進研究西方法理學問的前提基礎外，法理學研究中的立法中心主義也是其重要催生因素之一。立法中心主義指法律人把法律的制定與認可是以有立法者為依據，無論司法者還是立法者，都把維護立法作為自身的任務，人人將自己視為“立法者”。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對法律問題會自然產生對其維護規范的觀念，把現有法律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當作首要任務，法律為社會政治所服務，其法治權威與法律思考反而成為次要。法理學研究變為圍繞政治理念的規范法學，對法治建設毫無裨益。

二、法治中國建設下法理學探究的改進思路與方法

(一)以合法性為基礎推進法理學研究

進行現代法治理論的研究，合法性是其前提與基礎所在，合法性有形式合法與實質合法兩類之分，二者雖時常交叉使用，但形式合法仍然是法治建設的主要追求與保障。而現在我國法理學領域欠缺對法治合法性的研究，西法中國化為主導的探究背景下，法治建設始終著眼于其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對自身的合法性問題關注論證不夠。法治中國建設法律是治理之本，對法律自身缺乏闡述與研究，法治就只能成為人們應對社會問題的權宜之計，它也不能發揮對社會組織發展的主導治理作用。沒有合法性的理論探究，那么到底何種法治方式才是合乎我國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方案需要探究。法理學研究目前并不能給出依據，這也就要求應該更加注重對法治合理性的專業探索，為法治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其具體思路上需要學者加大對法治中國建設的必要性、建設的可能性與全面深入可能等一系列事關法治合法性問題的研究力度，從法律適應化工作中抽出余力，集中對法治基礎與實踐性理論予以論證，在法理根源上為法治中國建設鋪下合法準確的思維基礎。

(二)以教義學法學作為法理學探究思路

如前文所言當前教義學法學并不是法理學探究的重點，人們偏重于法治在社會問題上的治理方法與應用，將法治建設量化、概念化，把法治作為評判處置社會行為與方法的指標，卻缺乏對其本質意義的了解。推進法治建設不僅是要在中國應用實踐，其對法治建設理念、改革中具體措施的反思與思考也是，即不僅在立法階段推動法治步伐，在理論研究上也應重視與施行。因此加大對教義學法學探究，才是法治建設視角下的法理學研究的有效改進思路。

三、結語

當前我國法治建設視角下的法理學領域的探究工作，實質就是為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做好理論方法的論證研究活動。在這一背景指導下，就需要學者不再強調傳統法理學中對西法中國化與法治適應化的研究，而是將目光投往法治理論的基本問題上，通過教義法學等解釋途徑，幫助人們闡明、理解法治的理念根據，為樹立法治建設權威與合法性提供論證基礎。

［參考文獻］

［1］陳金釗．法治中國建設與法理學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5:237－254．

篇(2)

關鍵詞：法理學；公安院校；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298-02

一、問題的緣起

法理學，又稱法哲學或法的一般理論，它是“以法的現象運動的普遍性規律和最一般的宏觀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是認識和敘述法的現象辯證發展過程的概念與范疇體系，是法律科學體系中基礎性的學科”[1]，它是對具體的部門法學的提煉并對部門法學有指導作用。對于法理學早就有了“法理學在中國法學中處于領頭羊地位”的說法。但是當下公安院校中的法理學教育卻呈現出這樣一種狀態：老師不愿意教法理學，學生不愿意學法理學；校方的重視不夠，學生的興趣不足。明明是重要的學科卻得不到重視，課時屢屢遭到壓縮，課程的設置和改革得不到保障。這就是法理學教學在公安院校面臨的困境。

二、公安院校中法理學教學的困境分析

公安院校中法理學的教學之所以面臨這樣的困境，既存在校方的因素，也有法理學這門課程本身的因素起作用。以下具體展開分析：

1.從院校的層面來看，公安院校的教育理念需要更新，要對學生的培養目標進行準確的定位。從一門課程的教學聯系到學校的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是不是小題大做呢？不是，正因為教育理念的陳舊和培養目標的偏差才會導致法理學教學的困境。公安院校和一般的政法院校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培養輸送的學生絕大部分會走上公安崗位，培養的是應用型的人才，所以公安院校開設了大量的法律課程。但由于對應用型人才的理解有誤，且受到職權主義訴訟理念的影響，公安院校開設的法律課程具有較強的工具性，在課程設置中往往重法律法規而輕法理學，長此以往導致了對法理學教學的不重視。而應用型人才又往往被理解成類似熟練工人似的人物，只要能在執法中熟練運作法律即可[2]。公安院校的學生畢業后只要能跑能打，一切命令聽指揮就被認為是“好的、成功的”。其實這是一種誤區，高等教育必須是素質教育，“應用型人才”是指以后從事實際部門工作而非專門理論研究的人。這種“應用型人才”非但要有熟練技能，更要具備綜合性的素質，如掌握一定的學習方法、思維方式等[3]。法律是概括的，而實際生活則是千變萬化的，在執法過程中，公安民警能否正確適用法律、能否人性化執法甚至能否秉公執法、遵循正當程序等都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內在法律素養。而法律素養的培養不是能通過簡單的培訓方式就可以獲得，需要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教育。法理學的培養目有三，一是培養學生的法治意識；二是訓練學生的法律思維；三是培訓學生的人性化執法[4]。這樣的教學目的在公安院校所開設的其他法律課程中是無法替代的，但正因為法理學的教學目的宏大而隱晦，使得其不受青睞。由于受到就業壓力的影響，公安院校在人才培養上普遍有“速成”的心態，公安技能的學習是容易掌握也易于出成果的課程，即“顯”的教育；而法律課程中與公安實際結合得較為緊密的部門法也是備受重視，相比之下，法理學這樣的課程無論多么的重要，因其教學效果是隱性的，對學生的影響是長期的、漸進式的，所以有些公安院校在教學安排上寧愿“授之于魚”而非“授之于漁”。這不僅是法理學教學的悲哀，也是公安教育的悲哀。

2.法理學自身體系的高度邏輯性和開放性則是造成法理學在公安院校中面臨困境的另一個原因。毋庸置疑，大部分成熟的學科都具有能夠自洽的體系性，但是法理學在這方面顯得尤為嚴謹，邏輯性十足。前后的概念相互呼應，知識點層層展開。法理學既顯示出人文科學的本原性又帶有鮮明的社會性、應用性。作為講授法理學的教師，筆者認為法理學的教學中存在著三方面的“呼應”。第一個“呼應”是法理學體系內的前后呼應，如法的淵源與法的位階。法的淵源是指形式意義上的由不同的國家機關制定或認可的，因而具有不同法律效力或法律地位的各種類別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總稱[5]。這一定義中涉及到了法律效力這個概念，所以在講解時還必須理解法律效力的含義；同樣，在講到法的位階（或稱立法的效力等級）時又會涉及到法的表現形式這一內容。兩者相互呼應，相互支撐，若有一個知識點沒有掌握好，則為理解另一個知識點增加了難度。第二個“呼應”是法理學與具體的部門法的呼應。以法的原則為例，法律原則是“可以作為法律規則的基礎或本源的具有綜合性、穩定性特點的原理和準則”[6]，它與法律規則是一般與具體的關系。如果不對此進行講解，學生在日后學習部門法時無法正確認識到有了法律規則為什么還需要法律原則、在今后的實際工作中當法律規定存在空白時，就不能夠靈活地運用相應的法律原則來進行執法。第三個“呼應”則是法理學本身與其他學科的呼應，如法理學中法與道德的部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怎么樣的、法律調整手段和道德調整手段的異同等，涉及到了兩個社會科學領域；再如法與科技這部分教學內容，要進行教學展開就必須了解相關的科技動態和一些科技術語，如果教師或學生的相關知識缺乏則會影響這部分內容的教學效果。法理學所呈現出來的邏輯結構非常嚴謹同時又依托大量其他學科的支撐，形成了環環相扣、前后呼應、緊密聯系的局面。法理學的教學擔負著把學生帶進這一體系的任務，好比在蠶繭上撕破一個小口，然后剝繭抽絲?？墒怯捎谥R水平的局限和知識結構的單一，法理學的任課教師往往對這樣的任務難以勝任，無法帶領學生理清法理學復雜的邏輯結構，不能幫助學生完成其對整個法理學體系的理解和建構。于是出現了教師上課照本宣科、學生死記硬背，只求考試通過的局面，也造成了法理學是一門枯燥的、不實用的學科的錯誤印象。

三、法理學教學困境的出路

基于對法理學教學在公安院校中的困境，其出路也可從兩方面來闡述：

1.公安院校要更新教育理念，緊密貼合人才培養目標。在新時期新形勢下，警察權與警察職能正悄悄地發生變化，以往所強調的是以階級統治為目的，以鎮壓的方式為手段，警察的行為顯得簡單而粗暴；而現在警察的職能范圍擴大了，其內容也越來越多地偏向社會管理方面，所以相應的執法方式也必須進行轉變。可是要進行執法方式、執法理念的轉變，很大程度上需要大量的新型的、具有法治理念的公安民警，這一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在了公安院校的肩上。面對新時期的新形勢，響應公安部“向素質要警力”的號召，公安院校要培養的人才除了要擁有扎實過硬的警務技能外，還需具備良好的素質，這里所指的素質既包括堅定的道德政治素養，也包括完善的法治觀念與人權意識，公安院校的學生要能夠正確地理解和對待權力，樹立程序正義的觀念，具有正確并靈活運用法律的能力。這些教育內容在具體的部門法學習中可以獲得零散的片段的印象，但主要還是通過法理學課程的教學來得以實現?？梢哉f法理學課程的教學既有一定的知識灌輸的任務，但更重要的是讓公安院校的學生對法律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和掌握，是學生能夠認同法律的價值并自覺地內化，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全方位結合。因此，針對目前法理學在公安院校中普遍遇冷的情況，公安院校的決策層領導層應首先轉變觀念、解放思想，充分認識到法理學教育的重要性，從學校的高度予以重視，從教學管理制度方面進行相關設置，凸顯法理學教學的重要性；在教育科研上給予扶持，鼓勵教師進行法理學教學的研究與改革，引起學生的重視。

2.教師應從教學理念與教學方式入手大力進行教學研究與改革。如果說公安院校教學理念的轉變是自上而下的改變，那么法理學教師對法理學課程的付出則可視為自下而上的努力。作為在教學活動中起主導作用的教師，要從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兩方面進行改變。首先，教師自己要先認識到“法理學交給學生不是知識，而是思想”[7]，要糾正某些學生以為只要學好部門法、背熟法條就可以勝任公安工作的想法。要做到這一點，教授法理學課程的教師自身則必須先樹立這樣的觀點，并且力求將法律的內在價值、基本精神等內容在法理學的教學過程中輸入學生的腦海，逐步培養學生對法律的情感。結合法理學教學的實際，法的價值、權利與義務、法律程序等內容要詳細展開，可選取采用社會上發生的新聞或法律事件等作為素材擴充、豐富教學內容，使學生有直觀的感受；其次，還要進行關于法理學的教學研究與改革，改變目前法理學枯燥難懂、學生普遍缺乏學習興趣的局面。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應大膽采用多種教學手段，比如案例分析、分組討論、角色體驗、實地參觀等等，要想方設法調動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還應注意到法理學的前瞻性并在教學中予以體現，在授課時若能介紹一些學科前沿問題也有助于增長學生的學習興趣。

四、結語

法理學的教學是公安院校學生所接受的基礎性法學教育，對學校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后執勤執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希望公安院校能夠重視法理學的教學，教師能夠苦練技能，完善和充實法理學的教學，盡快改善法理學教學在公安院校教育中的地位和待遇。

參考文獻：

[1]公丕祥.法理學:第2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18-235.

[2]陳茂華.論公安院校的法學教育[J].福建公安高等?？茖W校學報，2001，(5):84.

[3]伍玉功.公安院校法理學教學改革芻議[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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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鍵詞：雙語教學；法理學；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全球化經濟的時代里, 尤其是近十多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 涉外法律活動的數量增多,擴大了對法學人才的需求, 并對法律人才設定了更高的規格和標準。既熟悉基礎知識, 又懂得專業知識; 既熟悉國內法律法規, 又熟悉國際法律知識以及國際經貿、外語等方面的知識; 既有堅實的理論功底, 又有極強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國際化復合型法律人才的培養成為必然。按照教育部教高[2001]04號文件規定，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 對高新技術領域的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專業，以及為適應我國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專業，更要先行一步。

    為什么法理學要使用雙語教學呢？ 我國法理學可的設置經理從全盤學習蘇聯到完全自我再到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可以說現在的大學法學院開設的法理學中很多理論都源自西方。我們學習西方法理學的目的不是全盤西化，西方的法理學既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更不可能完全適合于中國。我們必須借鑒國外先進的法理結合本土資源進而構建屬于中國自己的法理學。毋庸置疑，在法理學的授課中有許多源自西方的法理學術語、概念、理念是不能用中國的語言習慣理解的。同時法理學教科書中的概念囿于漢語多音字及同音字的原因導致教學中產生諸如讀音乃至理解上的重大誤解。比如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當我們講解這對概念時，可以用雙語來解釋二者的來源及其真正的含義。

二、雙語教學的概念界定

    1、定義  國外雙語教育專家麥凱和西格恩認為:“雙語教學”這個術語指的是以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體的教育體系,其中一種語言常常但并不一定是學生的第一語言。[1]卡明斯則進一步解釋道:“雙語教學”這個詞通常是指在學生教育生涯的某個階段使用兩種(或者更多)教學媒介語,這兩種語言被用來教授科目內容而不單純是語言課程本身。[2]朗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將雙語教學定義為“學校運用第二語言或外語教授知識性科目” [3]?！峨p語主義與雙語教育百科全書》認為,雙語教育指學校中使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言的情景,即學校中使用兩種語言傳授科學、數學、社會學科或人文學科的內容。

    筆者認為:雙語教學是運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并將它們同時用于學科教學過程中的一種特殊教學模式。在我國,高校雙語教學指的是在專業學科課程的教學中,利用國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使用漢、外(通常是英語)語兩種語言進行授課,作業、考試均采用外文(英語)的一種教學方法。而影響雙語教學目標實現的主要因素就是針對學生特征選用相應的教學模式。

    2、國外雙語教學的理論及模式

    雙語教學是指在學校中使用母語以外的第二語言或外語來教授教學內容的教學[4],其最低要求“應該是一種在教學的某些過程中至少使用兩種教學用語的教學法”[5]。雙語教學的目標是要在兩種語言的背景下完成教學,使學生熟練使用兩種語言,能夠與國際接軌,進行國際交流,即培養“雙語、雙技(藝)、雙向交流的馳騁世界一體化經濟的雙雄杰出人才”[6]。

    在中國各級主管部門的重視之下,雙語教學呈現出如火如荼、星火燎原的發展態勢。但是,現在有些學校和教師基于各種目的開設雙語課程,不考慮某一門課程是否有必要采取雙語教學、教師是否有能力從事雙語教學以及學生是否能夠接受雙語教學,由此所帶來的表面繁榮并不利于雙語教學的開展,甚至有誤人子弟之嫌。筆者認為,某一門課程是否采用雙語教學,取決于該門課程的特性,取決于該門課程開展雙語教學所需要的條件以及對在雙語教學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是否有解決的對策?！独事鼞谜Z言學詞典》總結出雙語教學的三種實踐模型沉浸型教學、保持型教學和過渡型教學。用中文解釋大體上分別是沉浸型教學指采取全英文講授。保持型教學指以英文為主，在教學的同時，適當輔以中文解釋和說明。過渡型教學指采用中文講授，在正常的國際商法教學中適當穿插使用英語。必須指出的是，不同學科、不同的學校并無固定的模式，在實踐中可以靈活掌握。

三、具體措施構想

    1、選擇合適的教材

    大學教學,學生主動學習的成分較多,這需要有一本合適的教材,圍繞教材展開教學內容,課堂的講授及學生課后的閱讀才有明確的目的性。雙語教學中,一本合適的教材尤為重要。雙語教學原版教材的選擇,應當考慮幾個因素:一是內容體系應當與國際貿易專業教學計劃相適應,考慮到與其它相關課程教學內容的銜接;二是語言表述能夠盡量適應學生的閱讀習慣,法律語言的理解本身難度較大,不宜選擇那些語言冗長的教材。

2、充分運用典型案例

    案例教學法是法學課程教學中運用較廣的一種方法,是在教師的精心設計和指導下,基于普通法系案例教學的理念,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需要,采用典型案例,將學生帶入真實判例或虛擬案例,充當法律職業角色,引導學生進行自主探究性學習,以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一種教學方法。[7]案例教學法一方面將抽象的法學理論知識的傳授融入法律案例中,使學生在共同分析、討論教學案例的過程中,獲取法律學科理論與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通過對法律案例剖析、追問的過程,養成學生反思實踐問題的精神,提高反思實踐問題的意識,掌握反思的方法與技能,提高學生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比如當我們學習法律監督的時候，我們可以認真人詳細的把馬布里訴麥迪遜一案用英文講解與交流互動，并且充分運用多媒體的音像效果。

    3、注重教學方法

    古人云學無定法，教無定法。筆者在實際教學與學習過程中發現很多雙語教師講課的層次不清楚，導致一部分英語基礎稍差的同學壓根跟不上，異常被動。由于英語在我國還只是外語,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還遠沒有達到第二語言的程度,所以用英語授課,對于學生和教師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使學生抓住教學的要點。為達到這一目的,教師在上課時,不僅要有講課的提綱,而且要將提綱在講課之前告訴學生,以便學生預習,有所準備。更為重 要的是,在講課中,要使用一些呈上啟下的標志性話語(discourse markers),將講課的各個部分串連起來,提醒學生各內容之間的銜接和過渡。

    4、建立科學的考核方法

    科學的考核方法可以激勵教師和學生投身到雙語教學之中，因此，在安排教學任務時, 允許教師在計劃學時的基礎上增加20%的實際授課學時, 適當放慢教學進度。在教師工作量考核時, 在計算實際授課學時的基礎上乘以2.0的系數。另外，為了消除一些教師特別是年輕教師擔心進行雙語教學從而影響年終考核的擔憂, 學校在實施教學工作考核一票否決制時, 對因實施《法理學》雙語教學改革而導致課程教學評分暫時不太高的教師實行豁免政策, 并幫助教師查找原因, 提出改進建議。( 3) 在教學獎項的評定中向從事雙語教學改革的教師或項目傾斜。這些措施的實施, 有效地調動教師積極性。

參考文獻：

[1]　[加拿大]W•F•麥凱, [西班牙]M•西格恩•雙語教育概論(中譯本)[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9.

[2]　卡明斯Cummins, J•& Corson, D•BilingualEducation[M], Dordrecht: 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3]　理查茲•朗文語言教學及應用語言學辭典[M]•管燕紅•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0.

[4] Jack Richards, John Platt, Heidi Weber.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M]. Longman, 1985:28.

[5]李維.國際教育百科全書(第1卷)[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0.

篇(4)

Abstract: The jurisprudenc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entire national government by law the career development, will cause the legal restraint citizen to produce to the law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pursue just goal only then in can achieve th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effect take the jurisprudence as under the central intrinsic mental guidance. But jurisprudence, if wants to display its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function, only then develops toward art direction, enables the law to look like art to have the power equally, enabled in the life because to have the law to fill beautiful and the moving thing.

關鍵詞：法理學的研究 藝術的感染力 法律的藝術化 中國的未來法理學

Keywords: Study of Jurisprudence The influence of art Art of the law China's future jurisprudence

作者簡介：石丹丹，鄭州大學法學院2010級法學理論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一、 法理學的研究

（一）西方的法理思想

本文適用的“法理學”一詞不是在所謂的與法哲學同義的意義上所適用的狹義的法理學，而是包括了法哲學的廣義的法理學。法律理論是法律人對有關法律問題的哲學回答，而法哲學是哲學家對有關法律問題的哲學回答。法學中的法哲學與法律理論并不像有的人強調的那么大，它們都是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都屬于我這里所說的法理學的論題范圍。

如果說法理學是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那么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有多少種?或者說怎么劃分關于法律的一般思考?用怎么樣的方式去思考法律現象才能更好的發揮它的作用力？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第一根據思考的內容和重點的不同；第二根據思考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根據前者，法理學可分為:法的概念論，法的認識論，法的價值論，法的體制論等四部分。根據后者，法理學可分為:法哲學，法律理論，法社會學，法史學和法教義學等五部分。從邏輯上講，按照思考內容和方式對法理學進行劃分是清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實際的研究和操作中，思考的內容與方式是不可分的。因為一個人的思考方式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就決定了他提出的問題、思考的內容和重點不同。這說明思考的內容和方式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我個人認為，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決定了他思考的內容，而不是思考的內容決定他的思考方式。從這種意義上看，我們需要另辟蹊徑，對法理學進行劃分。

韋伯在說明不同學科研究“法律”在認識論上不同的進路，提出了著名的“認識論上的三元論”。我認為從不同的法學流派對法理學的劃分超越了思考內容與方式的兩分法，也就是說它把思考內容與方式結合到一起來考慮；而且符合當今西方法理學的研究現狀。另外，本文之所以接受以法學流派為標準劃分法理學，是因為它與本文的研究主題相切合即中國法理學的研究發展方向。現實的制度及其演變的方向依賴于現行法律基礎，那么實踐性很強的法學研究必然有其發展方向選擇問題。當今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在歷史中有一個次序問題。首先是自然法學，接著是實證分析法學，然后是法社會學，現在是三大法學派并立而存。這里我們需要繼續追問的是:這三大法學在各自產生時是針對什么問題的?提供了什么樣的答案?它們之間是否具有關聯?如果有，各自的關聯是什么?當今三大學說并立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自然法學能夠復興?

（二）我國法制建設中的問題

第一、必須判斷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二、中國法理學的現狀如何，是否正在研究或者已解決了前述問題。黨的以來，中國已經步入依法治國的時代，不再是以前人治的社會。但是，中國法治還不健全，存在著大量的嚴重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如果說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那么，我們法學研究主要是圍繞著實務法律人怎樣合理地、合法地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問題。要想使法律糾紛得到合理的解決，使法律的正義完全體現出來，讓人感覺到擁有法律就像擁有藝術那樣能給人以美和感動的體驗，使人們在這種體驗中感覺法律的親近，使人們能更自覺的遵守法律，那么，筆者就不能不提出使法律藝術化這個命題，并且，這個藝術化是通俗的藝術――并不像高雅藝術那樣只有少數派能夠懂得。以下將通過對藝術相關特征的論證，來說明法律藝術化的必要性，怎么使法律藝術化，及法律藝術化在解決中國法制實踐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將要起到怎樣的作用。

二、藝術的感染力

（一）藝術的定義

藝術，通?？梢詮娜齻€層面來認識。第一是從精神層面，把藝術看作是文化的一個領域或文化價值的一種形態。第二是從活動過程的層面來認識藝術，認為藝術就是藝術家的自我表現、創造活動，或對現實的模仿活動。第三是從活動結果層面，強調藝術的客觀存在。藝術活動是人們以直覺的、整體的方式把握客觀對象，并在此基礎上以象征性符號形式創造某種藝術形象的精神性實踐活動。它最終以藝術品的形式出現，既有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反映，也有藝術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價值觀等主體性因素，是一種精神產品。

（二）藝術的屬性

藝術的審美價值，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除審美價值外，藝術還具有認識功能，教育和陶冶功能，娛樂功能等。其中藝術的認識功能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而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歷史、了解人生，它不同于科學的認識功能。藝術的教育功能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潛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態度、價值觀念等的深刻變化，它不同于道德教育。藝術的娛樂觀念是人們通過藝術活動而滿足審美需要，獲得精神享受和審美愉悅，它不同于生理。藝術的感染力指藝術作品對鑒賞者的一種強烈的藝術魅力。藝術感染力在一定意義上是永久性的。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藝術沖擊力和藝術感染力，足以超越時代、國度、民族的界限，而成為全人類所共同珍愛的寶貴精神財富。

三、法律的藝術化

（一）法律與藝術的聯系

法律與藝術都是以人為本、為人而存，是可以被藝術化的，法律的藝術化不僅不會削弱法律的權威和其規范性，反而會有助于法律人性化的實施，這更加符合和諧社會的精神。

這里有客觀和主觀方面的依據。從客觀性上說，根據法的客觀性要求，法的內容要正確反映它所調整的現實社會關系與社會秩序的狀況。法及其制度本身是客觀的，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有自已的質與量、內容與形式、邏輯與規律，有自已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并非以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的認識只能發現它、表述它，而不能發明它、創造它。從都具有客觀性的一面上來說，藝術和法律是具有相通的一面的。而法律和藝術的功能，一個是要人們遵守它，從而達到共處的和諧，一個是要人們感知它，從而達到精神和物質的和諧。

從主觀性上來說，法的主觀性則表明了法的人為性，人們在制定法與實施法的過程中，總是以某種法律意識為指導。法律意識滲透、體現、貫穿在法律現象的各個領域和方面。對于藝術來說，它是人們所創造并被人們所肯定的東西，藝術中必定含有藝術家們的主觀意識和希望。藝術作品中藝術家的主觀意識和希望就是藝術家想通過他的藝術要告知世人的東西，這種意識和希望是使人向善的東西，它能在無形中給人以感染力，使人獲得精神的食糧。所以從主觀性上來說，法律與藝術中都包含人們的意志，這種意識的想要達到的目的也有相通之處。

（二）法律藝術化

從上面的關于藝術與法律的說明中我們不難看出，法律與藝術是有相通之處的，法律的藝術化是可能的。現在筆者就從上面的“認識論上的三元論”角度來解決法律如何藝術化，以及如何用藝術化了的法律來解決中國當今法制面臨的問題。要使法律藝術化，首先要制定良法(廣義的良法是指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或推進作用的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認真的考查實際問題，使法律成為智慧，而不是少數人的意志的表達，也不是少數派短見的組合。從法是一套由國家專有的邏輯嚴謹的應然命題所組成的體系上來講，法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誰能制定法就代表誰擁有實施法的權力，法律的藝術化就要求實施法律者具有藝術化的手段，要求法律的施用更有人性化。如果把法看作是實然的文化現象，具體的社會事實，并非國家所專有，側重于法的實在性研究，那么這時的法就和藝術有更近的聯系，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時的法就是藝術的一種形態，它們都是文化現象，都為人類更好的生存服務。

四、中國的未來法理學

法理學的未來，是法理學人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回首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法理學研究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于法的外部聯系――如法律與道德、法律與民主、法律與政策等等――研究比較多些。但對法律自身的特點和內部規律，如法的規范、法律體系、法的形式、法的特征、權利與義務、法的穩定性與變動性等等則研究得較少，或者研究得不夠深入。通過對法律與藝術的主客觀方面的認識，我認為法律應該成為通俗藝術，具有很強的感染力。中國未來法理學的發展方向也應該向著藝術化的方向發展，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來說，中國未來法理學藝術化的發展方向應該具備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它應當是開放型的法理學。它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它的思維方式上，中國未來的法理學應當有藝術家一樣的思維方式，不能拘泥與常規，也不能把自己封閉起來，它必須批判吸取其它法理學中一切有科學業價值的成果和各種合理的因素以豐富自己。

第二、它應當成為發展型的法理學。正如任何事物都處于不停息的運動中一樣，中國未來的法理學也應當不斷地發展，而不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它應該與時俱進，藝術是沒有止境的，而法理學藝術化的發展方向一樣也是沒有止境的，它應該有藝術家一樣的要求絕對完美的追求。

第三、它應當成為指導型的法理學。藝術品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少東西告訴你，而是見到它你能有多少東西告訴別人。法理學的指導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一切合理的東西，對于其它法學分支學科中一切正確的觀點，法理學應當從理論上做出論證與辯護；另一方面，對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對于其它法學分支學科中一切不正確切的觀點，法理學也應當從理論上予以否定和糾正。

第四、它應當成為實踐型的法理學。藝術來源于生活，沒有生活也就沒有藝術，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實踐性也是的一個重要特征。法理學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擁有青春和強大的生命力。

總之，正如尼克松總統所說“讓我們在世界上建立一幢和平大廈，使弱者和強者享有一樣的安全――在這幢大廈中，每一個人都尊重他人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權利――在這幢大廈中，人們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思想的力量來影響他人?！蔽覀円⑦@樣的和平大廈，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建設和諧社會。要建設和諧社會，只有實行法治，建設和諧的法制社會。要法治就必須有法理學的指導，只有法理學有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才能更好的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而要確立正確的未來法理學的發展方向，只有向著藝術化的方向發展，這樣才能建設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每個人無論強者或者弱者都能享有一樣的安全。

參考文獻：

[1][德]考夫曼.法律哲學[M]劉幸義等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0.13

[2]陳金釗 法理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J]1999.12

篇(5)

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下的刑事訴訟本科教學，既要遵循法學本科教學的共同要求，又要結合自身的特點因材施教，在教學過程中既講授普適性原則也講解本土化制度，要巧妙地用法理學中法律規則“法律后果”的缺失來解釋現實的刑事訴訟程序，用法理學的反思法解讀中外基本原則等刑事訴訟的重大問題，使學生能夠準確地把握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實然與應然，理解刑事追訴活動的理想與現實。

關鍵詞：

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刑事訴訟；本科教學；法理學

一、基于法理學開展刑事訴訟教學的意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報告中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建設，法律人才培養因此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更是任重道遠。本科教育作為這一培養計劃的起點，或者直接為國家和社會輸送優秀的法律人才，或者針對后續的法科研究生培養提供優質生源。這便需要該計劃實施下的本科學生要夯實各法律部門的基礎知識，能夠妥帖把握各法律部門的基本精神，能夠準確地運用各法律部門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具體制度等進行法律推理，在日常工作乃至生活中能夠恰當地運用法律思維。刑事訴訟本科教學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要實現前述目標，既要遵循法學本科教學的共同要求，又要結合自身的特點因材施教。它的特殊之處在于，刑事訴訟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在處理國家與個人關系時會隨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取舍時有所側重，并在立法、司法各環節中有所體現。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既要講授刑事訴訟的普適性原則也要講解本土化制度，需要巧妙地用法理學的知識與方法巧妙地組織材料，使學生運用學過的法理學知識與方法消化吸收，最終準確地把握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實然與應然，理解刑事追訴活動的理想與現實。

二、基于法理學的刑事訴訟本科教學策略

（一）用“法律后果”缺失規則詮釋現實的刑事程序按照法理學的一般理解，規則是指“具體規定權利和義務以及具體法律后果的準則，或說是對一個事實狀態賦予一種確定的具體后果的各種指示和規定。規則有著嚴密的邏輯結構，包括假定（行為發生的時空、各種條件等事實狀態的預設）、行為模式（權利和義務規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作完整的規則；規則的前兩項如果是有效的，那么它的后一項也應是有效的”[1]。除了基本原則以外的其他刑事訴訟規范，便是上述法律規則的直接體現，它們的邏輯結構也應該遵循上述規律?？墒俏覈▏筝^長期內由于受階級斗爭觀念的影響，將刑事訴訟視為階級斗爭的一種途徑，重視打擊犯罪，重視刑事審判后的定罪與量刑，忽視被追訴人的基本權利保障，忽視程序本身的公正，因而域外法治國家立法確認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不僅得不到客觀的對待，而且還被作為資本主義立法的虛偽性加以批判，最終導致它們為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吸收的事實無人問津。隨著國家全面撥亂反正，近20年來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理論研究已經走上正軌，但是由于“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傳統的歷史延續，盡管域外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被立法逐步認可，但也存在著吸收不到位的問題，除基本原則之外的刑事訴訟規范（對應著法律規則）存在著操作性不強等問題，后者說到底便是法理學法律規則中“法律后果”的缺失，這一問題早已為訴訟法學者所關注，認為一個完整的刑事訴訟規則是由“實體性規則”和“實施性規則”共同構成的。前者指的是“規定在什么條件下進行什么訴訟行為的規則，它的基本結構形式是‘如果甲，那么乙，否則丙’”，后者指的是“規定如何實現實體性規則的內容的規則，它的基本結構形式是‘誰來做，怎么做’”[2]，前者的“功能在于給出進行有關訴訟行為的條件”，后者“則具體規定了進行這些訴訟行為的方式或程序”[3]。我國以往的問題是，2012年以前刑事訴訟立法中實體性規則和實施性規則均不完善，如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責任由哪一方承擔，這是明顯的實體性規則的缺失。又如刑訴法第43條禁止刑訊逼供等，但是若果被追訴人供述源于刑訊，那么該供述的證據效力如何，立法語焉不詳，是明顯的實施性規則的缺失。好在2012年刑訴法第二次修改后，實體性規則的不完善有所改進，但實施性規則的不足或缺失問題仍懸而未決。鎖正杰博士的研究結論，對于分析和改進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是非常必要的，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下的本科教學也應該讓學生認識到這一問題，但是按照“實體性規則”“、實施性規則”的界定深入淺出地講述出來并非易事，甚至會占用大量課時而達不到預期效果。如果按照法理學中對法律規則邏輯結構的理解，將“實施性規則”的缺失與法律規則中“法律后果”規定的缺失相聯系，說明當下我國大多數刑事訴訟規則存在著“法律后果”缺失，需要在今后的刑事訴訟立法予以完善，便會實現法理學知識在刑事訴訟法中的靈活運用，起到溫故而知新的效果，最終實現學生對我國刑事訴訟立法的實然與應然的總體性把握。

（二）運用反思法解讀刑事司法中的重大問題法理學教科書中的法學研究方法主要有經濟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實證研究方法。后來，張文顯教授又提出了部門法哲學研究的三種方法———語義分析方法、價值分析方法、反思方法。語義分析方法是作為實前述證研究方法之一介紹的，這樣僅僅反思方法是一般法理學教科書中沒有涉及的，這一方法說到底也是法理學的研究方法，已為域外法理學教授所認可，也為我國學者的論文所闡發，對于理解我國當下的刑事訴訟問題也是必不可少的。反思，顧名思義，就是復而思之，反過來而思之，就是思想以自身為作為思考的對象。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一種哲學方法，反思的特點就在于通過對思想和認識據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無論是感性的前提，知性的前提，還是價值的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變革人們的思想和認識”[4]，這對于刑事訴訟本科教學中基本原理、基本原則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它既能激發學生對這一學科的學習興趣，也能促進對這一學科基本問題的理解，不僅知道是什么，還能理解為什么。目前，我國絕大多數高校的刑事訴訟本科教學使用的教材是陳光中先生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刑事訴訟法》，在沒有專門針對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本科教材編寫之前，這一教材用于該計劃下的本科教學還是比較理想的，因為它是由全國知名高校的資深學者撰寫的，能夠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立法的進展不斷修訂，做到與時俱進。不過，此教材在一些重要內容的處理上也存在著一定的模糊之處，越是這樣的地方，越需要讓學生以反思方法進行追問，因為“反思方法也是一種追問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反思就是追問”[5]。這一方法要求在了解刑事訴訟法具體規定是什么之后，追問為什么立法這樣規定沒有那樣規定，不同訴訟原則之間、同一訴訟原則之下的各個訴訟制度之間有沒有矛盾，不同的訴訟理論之間的分歧是什么，分歧產生的原因是什么。這樣對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理論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入，有助于推進刑事訴訟的立法完善和刑事訴訟法學理論的發展。

最為突出的是，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是刑事訴訟具體制度設計的前提，是刑事訴訟法律精神的集中體現。但上述教材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卻并不是很清晰，因為該書第五章“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中第一節概述中一共講了方面內容：一是基本原則的性質和功能；二是國際通行的原則；三是我國基本原則的體系。第二節到第十五節分別敘述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問題是，既然國際通行的刑事訴訟原則有國家追訴原則、控審分離原則、無罪推定原則、公正審判原則、禁止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6]，那么我國的13個基本原則與這6個原則又是什么關系，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有沒有國際社會已經通行的刑事訴訟原則，沒有說明了什么問題，原因何在？我國今后刑事訴訟立法需不需要確立這樣的通行原則，我國現有的13個原則又該如何定位，與通行原則的契合之處與差異之處分別在哪里？這一系列的追問，便可以將我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前世、今生、來世在學生強烈的求知欲驅使下問題化了。

當然，刑事訴訟法教科書中這樣的問題還很多，如我國的檢察獨立、審判獨立與域外的司法獨立之間的不同點在哪里，我國對程序性爭端處理中的決定與域外的“準抗告”程序之間的差異何在，為什么存在這種差異，等等。通過一系列追問，學生便會拓展思考空間，拓寬知識面，更好地把握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實然與應然。也只有這樣，這一計劃培養下的學生才能對教科書的內容有準確的理解，又能在重要問題上超越教科書的理解，并在同情的基礎上進一步關注這些問題的解決，進而對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予以關注，最終對我國刑事訴訟的把握更全面，一旦走向工作崗位才會“以自己的良知和智慧維系著法律公正和社會良善”“，憑借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分辨是非、判斷利弊，合理推論、作出處斷”[7]。這樣的刑事訴訟法學習與其他學科類似的學習結合起來，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才能使本科的“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落到實處，使未來的法律人擔當起國家法治建設的大任，使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目標順利實現。

參考文獻：

[1]《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法理學》編寫組.法理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0.

[2][3]鎖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學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39-44.

[4][5][7]張文顯.部門法哲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18.

篇(6)

【關 鍵 詞】法理學/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 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歷史

機先驅思想家萊布尼茲曾這樣不無浪漫地談到推理與計算的關系：“我們要造成這樣一個結果，使所有推理的錯誤都只成為計算的錯誤，這樣，當爭論發生的時候，兩個家同兩個計算家一樣，用不著辯論，只要把筆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盤面前坐下，兩個人面對面地說：讓我們來計算一下吧！”（注：轉引自肖爾茲著：《簡明邏輯史》，張家龍譯，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54頁。）

如果連抽象的哲學推理都能轉變為計算來解決，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許還要相對簡單一些。盡管理論上的可能性與技術可行性之間依然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速度確實令人驚嘆。從誕生至今的短短45年內，人工智能從一般問題的研究向特殊領域不斷深入。1956年紐厄爾和西蒙教授的“邏輯理論家”程序，證明了羅素《數學原理》第二章52個定理中的38個定理。塞繆爾的課題組利用對策論和啟發式探索技術開發的具有自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擊敗了其設計者，1962年擊敗了州跳棋冠軍，1997年超級計算機“深藍”使世界頭號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俯首稱臣。

20世紀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課題是博弈、難題求解和智能機器人；70年代開始研究語言理解和專家系統。1971年費根鮑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學家系統”之后，“計算機數學家”、“計算機醫生”等系統相繼誕生。在其他領域專家系統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師提出了研制“法律診斷”系統和律師系統的可能性。（注：Simon Chalton，Legal Diagnostics，Computers and Law，No.25，August 1980.pp.13-15.Bryan Niblett，Expert 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p.2.）

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發表了《關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問題的考察》，一文，拉開了對法律推理進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認為，理解、模擬法律論證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許多知識領域進行艱難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規則和論證等幾種知識類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識，其中處理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難題。其次，要了解如何運用各種知識進行推理，包括分別運用規則、判例和假設的推理，以及混合運用規則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審判實踐中法律推理運用的實際過程，如審判程序的運行，規則的適用，事實的辯論等等。最后，如何將它們最終運用于編制能執行法律推理和辯論任務的計算機程序，區別和不同的案件，預測并規避對手的辯護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設等等。（注：Buchanan & Headrick，Some Speculation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23 StanfordLaw 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這一時期主要沿著兩條途徑前進：一是基于規則模擬歸納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開發了JUDITH律師推理系統。二是模擬法律分析，尋求在模型與以前貯存的基礎數據之間建立實際聯系，并僅依這種關聯的相似性而得出結論。Jeffrey Meld-man 1977年開發了計算機輔助法律分析系統，它以律師推理為模擬對象，試圖識別與案件事實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紤]到律師分析案件既用歸納推理又用演繹推理，程序對兩者都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并且包括了各種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專家系統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實際應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開發的法律判決輔助系統(LDS)。研究者探索將其當作法律適用的實踐工具，對美國民法制度的某個方面進行檢測，運用嚴格責任、相對疏忽和損害賠償等模型，計算出責任案件的賠償價值，并論證了如何模擬法律專家意見的方法論問題。（注：'Models of LegalDecisionmaking Report'，R-2717-ICJ(1981).）

我國專家系統的研制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步。（注： 錢學森教授：《論法治系統工程的任務與》（《管理》1981年第4期）、《主義和法治學與技術》（《法制建設》1984年第3期）、《現代科學技術與法和法制建設》（《政法論壇》）1985年第3期）等文章，為我國法律專家系統的研發起了思想解放和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華榮、肖開權主持的《量刑綜合平衡與電腦輔助量刑專家系統研究》被確定為國家社科“七五”研究課題，它在建立盜竊罪量刑數學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數據庫開發方面，1993年中山大學學生胡釗、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師辦公自動化系統》。（注：楊建廣、駱梅芬編著：《法治系統工程》，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頁。）1993年武漢大學法學院趙廷光教授主持開發了《實用刑法專家系統》。（注：趙廷光等著：《實用刑法專家系統用戶手冊》，北京新概念軟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詢檢索系統、輔助定性系統和輔助量刑系統組成，具有檢索刑法知識和對刑事個案進行推理判斷的功能。

專家系統與以往的“通用難題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點：(1)它要解決復雜的實際，而不是規則簡單的游戲或數學定理證明問題；(2)它面向更加專門的領域，而不是單純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據具體的問題域，選擇合理的方法來表達和運用特殊的知識，而不強調與問題的特殊性無關的普適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專家系統在法規和判例的輔助檢索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師一部分腦力勞動。但絕大多數專家系統只能做法律數據的檢索工作，缺乏應有的推理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進入了以知識工程為主要技術手段的開發時期。知識工程是指以知識為處理對象，以能在機上表達和運用知識的技術為主要手段，研究知識型系統的設計、構造和維護的一門更加高級的人工智能技術。（注：《大百科全書·自動控制與系統工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頁。）知識工程概念的提出，改變了以往人們認為幾個推理定律再加上強大的計算機就會產生專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識工程為技術手段的法律系統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識的獲得、表達和應用等方面獲得突破，將會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產生一個質的飛躍。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源于兩種動力。其一是法律實踐自身的要求。隨著社會生活和法律關系的復雜化，法律實踐需要新的思維工具，否則，法律家（律師、檢察官和法官）將無法承受法律日積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斷增多的重負。其二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擬人的全部思維活動為目標，但又必須以具體思維活動一城一池的攻克為過程。它需要通過對不同思維領域的征服，來證明知識的每個領域都可以精確描述并制造出類似人類智能的機器。此外，人工智能選擇法律領域尋求突破，還有下述原因：(1)盡管法律推理十分復雜，但它有相對穩定的對象（案件）、相對明確的前提（法律規則、法律事實）及嚴格的程序規則，且須得出確定的判決結論。這為人工智能模擬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2)法律推理特別是抗辯制審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確的規則、理性的標準、充分的辯論，為觀察思維活動的軌跡提供了可以記錄和回放的樣本。(3)法律知識長期的積累、完備的檔案，為模擬法律知識的獲得、表達和應用提供了豐富、準確的資料。(4)法律活動所特有的自我意識、自我批評精神，對法律程序和假設進行檢驗的傳統，為模擬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條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價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對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方法論啟示。P.Wahlgren說：“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創造性方法上的法反思。這個信仰反映了法理學可以被視為旨在于開發法律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動。從法理學的觀點看，這種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揭示方法論的潛在作用，從而有助于開展從法理學觀點所提出的解決方法的討論，而不僅僅是探討與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有關的非常細致的技術方面?！保ㄗⅲ篜.Wahlgren，Automation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模擬法律推理的過程中，法學家通過與工人智能專家的密切合作，可以從其對法律推理的獨特理解中獲得有關方法論方面的啟示。例如，由于很少有兩個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實踐中，總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運用假設來分析已有判例與現實案件的相關性程度。但法學家們在假設的性質問題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設計者，在無真實判例或真實判例不能充分解釋現實案件的情況下，以假設的反例來反駁對方的觀點，用補充、刪減和改變事實的機械論方法來生成假設。這種用人工智能方法來處理假設的辦法，就使復雜問題變得十分簡單：假設實際上是一個新的論證產生于一個經過修正的老的論證的過程?？傊斯ぶ悄芊椒梢詭椭▽W家跳出法理學方法的思維定勢，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來重新審視法學問題，從而為法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途徑。

二是提供了思想實驗手段。西蒙認為，盡管我們還不知道思維在頭腦中是怎樣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們知道這些處理在數字機中是由電子作用完成的。給計算機編程序使之思維，已經證明有可能為思維提供機械論解釋”。（注：轉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與第N代計算機》，載《》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認為：“通過編制有關思維活動的程序，就會加深對思維活動具體細節的了解，并將這種程序送進計算機運行，檢驗其正確性。這是一種思想實驗，有助于我們研究人腦思維的機理?！保ㄗⅲ恨D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與第N代計算機》，載《哲學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系統研究的直接目標是使計算機能夠獲取、表達和法律知識，軟件工程師為模擬法律推理而編制程序，必須先對人的推理過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和的獨特解釋。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擬開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結構之前，首先從功能上對法律證成、法律檢索、法律解釋、法律適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動進行數理，將法、訴訟法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實現法律推理知識的機器表達或再現，從而為認識法律推理的過程和提供了一種實驗手段。法學家則可以將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推理過程、方法和結論與人類法律推理活動相對照，為法律推理的法理學研究所借鑒。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擬法律推理，深化了人們對法律推理性質、要素和過程的認識，使法學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的敏銳透鏡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觀機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Bryan Niblett教授說：“一個成功的專家系統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徑對法理學作出更多的（理論）貢獻?！保ㄗⅲ築ryan Niblett，ExpertSystems for Lawyers，Computers and Law，No.29，August 1981.note14，p.3.）

三是輔助司法審判。按照格雷的觀點，法律專家系統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國家出現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煙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沒有計算機編纂、分類、查詢，這種法律制度簡直就無法運轉了。（注：Pamela N.Gray Brookfield，Artificial Legal 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 Co.，1997.p.402.）其實不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師和法官往往也要為檢索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由于人腦的知識和記憶能力有限，還存在著檢索不全面、記憶不準確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強大的記憶和檢索功能，可以彌補人類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幫助律師和法官從事相對簡單的法律檢索工作，從而極大地解放律師和法官的腦力勞動，使其能夠集中精力從事更加復雜的法律推理活動。

四是促進司法公正。司法推理雖有統一的法律標準，但法官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差異個體，所以在執行統一標準時會產生一些差異的結果。司法解釋所具有的建構性、辯證性和創造性的特點，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差異。如果換了鋼鐵之軀的機器，這種由主觀原因所造成的差異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這當然不是說讓計算機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說，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為司法審判提供了相對統一的推理標準和評價標準，從而可以輔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貫性的判決。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鋼鐵之軀的機器沒有物質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正像計算機錄取增強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電子監視器提高了糾正行車違章的公正性一樣，智能法律系統在庭審中的運用有可能減少某些徇私舞弊現象。

五是輔助法律和培訓。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凝聚了法律家的專門知識和法官群體的審判經驗，如果通過軟件系統或計算機實現專家經驗和知識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訓中發揮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學院教學中發揮模擬法庭的作用，可以幫助法律專業學生鞏固自己所學知識，并將法律知識應用于模擬的審判實踐，從而較快地提高解決法律實踐問題的能力。(2)幫助新律師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識，迅速獲得判案經驗，在審判過程的跟蹤檢測和判決結論的動態校正中增長知識和才干，較快地接近或達到專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律師和法官及時獲得有關法律問題的咨詢建議，彌補因知識結構差異和判案經驗多寡而可能出現的失誤。(4)可以為大眾提供及時的法律咨詢，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素質，增強法律意識。

六是輔助立法活動。人工智能系統不僅對輔助司法審判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完善立法也具有實用價值。（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倫敦大學Imperial學院的邏輯程序組將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形式化，幫助立法者發現了該法在預見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The Yale 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輔助系統如能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有可能事先發現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個法律內部各種規則之間以及新法律與現有法律制度之間的相互沖突。

三、法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統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法理學思想來源

關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之法理學思想來源的追蹤，不是對法理學與人工智能的聯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學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所產生的一些直接。

第一，法律形式主義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產生奠定了基礎。18-19世紀的法律形式主義強調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認為將法律化成簡單的幾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以J·奧斯汀為代表的英國法學的傳統，主張“法律推理應該依據客觀事實、明確的規則以及邏輯去解決一切為法律所要求的具體行為。假如法律能如此運作，那么無論誰作裁決，法律推理都會導向同樣的裁決?！保ㄗⅲ海溃┦返傥摹·伯頓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導論》，張志銘、解興權譯，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頁。）換言之，機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邏輯，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樣的判決結果。在分析法學家看來，“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與小前提邏輯必然結果。”（注：朱景文主編：《對西律傳統的挑戰》，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頁。）如果法官違反三段論推理的邏輯，就會破壞法治。這種機械論的法律推理觀，反映了分析法學要求法官不以個人價值觀干擾法律推理活動的主張。但是，它同時具有忽視法官主觀能動性和法律推理靈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學家比埃利希將法律形式主義的邏輯推理說稱為“自動售貨機”理論。然而，從人工智能就是為思維提供機械論解釋的意義上說，法律形式主義對法律推理所作的機械論解釋，恰恰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開發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從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制的實際過程來看，在其起步階段，人工智能專家正是根據法律形式主義所提供的理論前提，首先選擇三段論演繹推理進行模擬，由Walter G.Popp和Bernhard Schlink在20世紀70年代初開發了JUDITH律師推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作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被機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機器法律推理第一次從理論變為現實。

第二，法律現實主義推動智能模擬深入到主體的思維結構領域。法律形式主義忽視了推理主體的性。法官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其所從事的法律活動不可能不受到其社會體驗和思維結構的影響。法官在實際的審判實踐中，并不是機械地遵循規則，特別是在遇到復雜案件時，往往需要作出某種價值選擇。而一旦面對價值，法律形式主義的邏輯決定論便立刻陷入困境，顯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點。法律現實主義對其僵化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確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及其方法》，鄧正來、姬敬武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頁。）的格言。這里所謂邏輯，就是指法律形式主義的三段論演繹邏輯；所謂經驗，則包括一定的道德和理論、公共政策及直覺知識，甚至法官的偏見。法律現實主義對法官主觀能動性和法律推理靈活性的強調，促使人工智能研究從模擬法律推理的外在邏輯形式進一步轉向探求法官的內在思維結構。人們開始考慮，如果思維結構對法官的推理活動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統若要達到法官水平，就應該通過建立思維結構模型來設計機器的運行結構。TAXMAN的設計就借鑒了這一思想，法律知識被計算機結構語言以語義的方式組成不同的規則系統，解釋程序、協調程序、說明程序分別對網絡結構中的輸入和輸出信息進行動態結構調整，從而適應了知識整合的需要。大規模知識系統的KBS(Knowledge Based System)開發也注意了思維結構的整合作用，許多具有內在聯系的小規模KBS子系統，在分別模擬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證成、法律查詢、法律解釋、法律適用、法律評價、理由闡述）的基礎上，又通過聯想程序被有機聯系起來，構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體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

第三，“開放結構”的概念打開了疑難案件法律推理模擬的思路。法律形式主義忽視了疑難案件的存在。疑難案件的特征表現為法律規則和案件之間不存在單一的邏輯對應關系。有時候從一個法律規則可以推出幾種不同的結論，它們往往沒有明顯的對錯之分；有時一個案件面對著幾個相似的法律規則。在這些情況下，形式主義推理說都一籌莫展。但是，法律現實主義在批判法律形式主義時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它否認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規則的存在，試圖用“行動中的法律”完全代替法學“本本中的法律”。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雖然是使法律推理擺脫機械論束縛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現實主義法學所說的那樣僅僅存在于具體判決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標準或因人而異，那么，受到挑戰的就不僅是法律形式主義，而且還會殃及法治要求實現規則統治之根本原則，并動搖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存在的基礎。哈特在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現實主義的爭論中采取了一種折中立場，他既承認邏輯的局限性又強調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預感來隨意判案的見解，又承認直覺的存在。這種折中立場在哈特“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法律概念既有“意義核心”又有“開放結構”，邏輯推理可以幫助法官發現的陽面，而根據政策、價值和后果對規則進行解釋則有助于發現問題的陰面。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規則的法律推理模擬在受到概念封閉性的限制而對疑難案件無能為力時，找到了新的立足點。在此基礎上，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疑難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過邏輯程序工具和聯想技術而建立起來。Gardner博士就疑難案件提出兩種解決策略：一是將簡易問題從疑難問題中篩選出來，運用基于規則的技術來解決；二是將疑難問題同“開放結構”的法律概念聯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識如規則、控辯雙方的陳述、常識來獲得初步答案，再運用范例來澄清案件、檢查答案的正確性。

第四，目的法學促進了價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目的法學是指一種所謂直接實現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國法學家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把法律分為三種類型。他們認為，以法治為標志的自治型法，過分強調手段或程序的正當性，有把手段當作目的的傾向。這說明法治社會并沒有反映人類關于美好社會的最高理想，因為實質正義不是經過人們直接追求而實現的，而是通過追求形式正義而間接獲得的。因此他們提出以回應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張。在回應型法中，“目的為評判既定的做法設立了標準，從而也就開辟了變化的途徑。同時，如果認真地對待目的，它們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減輕制度屈從的危險。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機會主義的根源?！保ㄗⅲ海溃┲Z內特、塞爾茲尼克著：《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張志銘譯，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頁。）美國批判法學家昂格爾對形式主義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點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前者要求使用明確、固定的規則，無視社會現實生活中不同價值觀念的沖突，不能適應復雜情況和變化，追求形式正義；后者則要求放松對法律推理標準的嚴格限制，允許使用無固定內容的抽象標準，迫使人們在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做出選擇，追求實質正義。與此相應，佩雷爾曼提出了新修辭學(New Rhetoric)的法律。他認為，形式邏輯只是根據演繹法或歸納法對問題加以說明或論證的技術，屬于手段的邏輯；新修辭學要填補形式邏輯的不足，是關于目的的辯證邏輯，可以幫助法官論證其決定和選擇，因而是進行價值判斷的邏輯。他認為，在司法三段論思想支配下，法學的任務是將全部法律系統化并作為闡釋法律的大前提，“明確性、一致性和完備性”就成為對法律的三個要求。而新修辭學的基本思想是價值判斷的多元論，法官必須在某種價值判斷的指示下履行義務，必須考慮哪些價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會上有效的公平的”。這些價值構成了判決的正當理由。（注：沈宗靈著：《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頁。）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統最終需要解決價值推理的模擬問題，否則，就難以實現為判決提供正當理由的要求。為此，P.Wahlgren提出的與人工智能相關的5種知識表達途徑中，明確地包括了以道義為基礎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引入道義邏輯，或者說在機器中采用基于某種道義邏輯的推理程序，強調目的價值，也許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統的關鍵。不過，即使把道義邏輯硬塞給機，鋼鐵之軀的機器沒有生理需要，也很難產生價值觀念和主觀體驗，沒辦法解決主觀選擇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波斯納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為由對法律家對法律的機械忠誠表示了強烈懷疑，并辯證地將其視為法律的動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夠平衡相互沖突的利益，能夠發現對人類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的價值。因此，關于價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擬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2.法對人工智能系統研制的指導作用

Gold and Susskind指出：“不爭的事實是，所有的專家系統必須適應一些法理學理論，因為一切法律專家系統都需要提出關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質的假設。從更嚴格的意義上說，一切專家系統都必須體現一種結構理論和法律的個性，一種法律規范理論，一種描述法律的理論，一種法律推理理論”。（注：Gold and Susskind，ExpertSystems in Law:A Jurisprudential and Formal 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不僅需要以法理學關于法律的一般理論為知識基礎，還需要從法理學獲得關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論，如法律推理實踐和理論的，法律推理的標準、主體、過程、等等。人工智能對法律推理的模擬，主要是對法理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知識進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數學模型并編制機程序，從而在智能機器上再現人類法律推理功能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專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學關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學關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成果。

隨著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從低級向高級目標的推進，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對法律推理的微觀機制認識不足已成為人工智能模擬的嚴重障礙。P.Wahlgren指出，“許多人工智能技術在法律領域的開發項目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許多潛在的法理學原則沒有在系統開發的開始階段被遵守或給予有效的注意?！薄胺ɡ韺W對法律推理和方法論的關注已經有幾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誕生只是本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事情，這個事實是人工智能通過考察法理學知識來豐富自己的一個有效動機?！保ㄗⅲ篜.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 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動化的目標，“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過把計算機的應用與模型相結合）來支撐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應用法理學理論來解決作為法律推理支撐系統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問題?！保ㄗⅲ篜.Wahlgren，Automation of Legal Reasoning:A Study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Computer Law Series 11.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Deventer Boston 1992.Chapter 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充當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實驗手段以及輔助司法審判的問題。后一方面，則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學研究成果直接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所應用的問題。例如，20世紀70年代法理學在真實和假設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為幾種人工智能法律裝置借鑒而成為其設計工作的理論基礎。在運用模糊或開放結構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辯論和法律解釋的形式化等問題上，法理學的研究成果也已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所借鑒。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研究的難點

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盡管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成果，但它的發展也面臨著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構成了研究工作需要進一步努力奮斗的目標。

第一，關于法律解釋的模擬。在法理學的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釋的研究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制起著關鍵作用。法律知識表達的核心問題是法律解釋。法律規范在一個法律論點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實原意和適合當時案件的原則通過法律解釋予以確認的，其中包含著人類特有的價值和目的考慮，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識表達具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德沃金將解釋過程看作是一種結合了法律知識、信息和思維方法而形成的，能夠應變的思維策略。（注：Dworkin，Taking RightsSeriousl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的法律專家系統并未以知識表達為目的來解釋法律，而是將法律整齊地“碼放”在計算機記憶系統中僅供一般檢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識工程系統中，法律知識必須被解釋，以滿足自動推理對法律知識進行重新建構的需要。麥卡錫說：“在開發智能信息系統的過程中，最關鍵的任務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專家意見的重建，而是建立有關法律領域的概念模型?！保ㄗⅲ篗cCarty，Intelligent legalinformation systems:problems and 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須以法律家對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識為基礎，但不同的法律家對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釋策略。凱爾森甚至說：即使在國內法領域也難以形成一個“能夠用來敘述一定法律共同體的實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奧）凱爾森著：《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盡管如此，法理學還是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認為，法官在“解釋”階段，要通過推理論證，為自己在“前解釋”階段所確定的大多數法官對模糊法律規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總的理由”。獲取這些總的理由的過程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從現存的明確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則，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論來證明這種法律原則是其中的一部分，證明現存的明確法律制度是正當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則為依據反向推出具體的法律結論，即用一般法律理論來證明某一法律原則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該法律原則來解釋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統裝置已吸收了這種方法，法律知識被計算機結構語言以語義的方式組成不同的規則系統，解釋程序使計算機根據案件事實來執行某條法律規則，并在新案件事實輸入時對法律規則作出新的解釋后才加以調用。不過，法律知識表達的進展還依賴于法律解釋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關于啟發式程序。的專家系統如果不能與啟發式程序接口，不能運用判斷性知識進行推理，只通過規則反饋來提供簡單解釋，就談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啟發式程序要解決智能機器如何模擬法律家推理的直覺性、經驗性以及推理結果的不確定性等，即人可以有效地處理錯誤的或不完全的數據，在必要時作出猜測和假設，從而使問題的解決具有靈活性。在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 L.Rissland運用聯想程序對規則和判例推理的結果作集合處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學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將啟發式程序于系統開發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是，法律問題往往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這是人工智能模擬法律推理的一個難題。選擇哪一個答案，往往取決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標準和推理主體的立場和價值觀念。但智能機器沒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場。這似乎從某種程度上劃定了機器法律推理所能解決問題的范圍。

第三，關于法律語言理解。在設計基于規則的程序時，設計者必須假定整套規則沒有意義不明和沖突，程序必須消滅這些問題而使規則呈現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說，盡管人們對法律概念的含義可以爭論不休，但輸入機器的法律語言卻不能互相矛盾。機器語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規則來模擬嚴格責任并實際損害時，表現出的最大弱點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確的自然語言進行推理。然而，在實際的法律推理過程中，法律家對某個問題的任何一種回答都可根據上下文關系作多種解釋，而且辯論雙方總是尋求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智能法律專家系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自然語言理解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學的一個程序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語言的理解問題，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難。原因是連法學家們自己目前也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專業術語規范。所以Edwina L.Rissland認為，常識知識、意圖和信仰類知識的模擬化，以及自然語言理解的模擬問題，迄今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臨的最困難的任務。對于語言模擬來說，像交際短語和短語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會在較窄的語境條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擬、一般“解決問題”能力的模擬則距離非常遙遠，而像書面上訴意見的理解則是永遠的終極幻想。（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開發策略和應用前景

我們能夠制造出一臺什么樣的機器，可以證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統？從檢驗標準上看，這主要是法律知識在機器中再現的判定問題。根據“圖靈試驗”原理，我們可將該檢驗標準概括如下：設兩間隔開的屋子，一間坐著一位法律家，另一間“坐著”一臺智能機器。一個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機器提出同樣的法律問題，如果提問者不能從二者的回答中區分出誰是法律家、誰是機器，就不能懷疑機器具有法律知識表達的能力。

依“圖靈試驗”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統檢驗標準，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機器和法律家解決同樣法律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個是鋼鐵結構、哪個是血肉之軀。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礎，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過不同的結構來實現之功能模擬。

從功能模擬的觀點來確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與開發策略，可作以下考慮：

第一，擴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發主體?，F有人工法律系統的幼稚，暴露了僅僅依靠計算機和知識工程專家從事系統研發工作的局限性。因此，應該確立以法律家、邏輯學家和計算機專家三結合的研發群體。在系統研發初期，可組成由法學家、邏輯與認知專家、計算機和知識工程專家為主體的課題組，制定系統研發的整體戰略和分階段實施的研發規劃。在系統研發中期，應通過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級產品用戶（律師、檢察官、法官）的意見，使研發工作在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形成反饋，將開發精英與廣大用戶的智慧結合起來，互相啟發、群策群力，推動系統迅速升級。

第二，確定與相結合、以應用為主導的研發策略。國外人工智能系統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實驗室領域，還沒有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應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統包括相對簡單的軟件系統，如果不經過用戶的長期使用和反饋，是永遠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如果不能將初期研究成果盡快地轉化為產品，我們也難以為后續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資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必須走產研結合的道路，堅持以應用開路，使智能法律系統盡快走出實驗室，同時以研究為先導，促進不斷更新升級。

第三，系統研發目標與初級產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發目標是制造出能夠滿足多用戶（律師、檢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學家）多種需要的機型。初級產品的定位應考慮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別是價值推理的功能遠遠超過機器，但人的記憶功能、檢索速度和準確性又遠不如機器。同時還應該考慮到，我國目前有12萬律師，23萬檢察官和21萬法官，每年1.2萬法學院本科畢業生，他們對法律知識的獲取、表達和應用能力參差不齊。因此，初級產品的標準可適當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檢索功能強大的法律專家系統?？膳c機廠商合作生產具有強大數據庫功能的硬件，并確保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判例的網上及時更新；同時編制以案件為引導的高速檢索軟件。系統開發的先期目標應確定為：(1)替律師起草僅供的起訴書和辯護詞；(2)替法官起草僅供參考的判決書；(3)為法學院學生提供模擬法庭審判的通用系統軟件，以輔助學生在起訴、辯護和審判等訴訟的不同階段鞏固所學知識、獲得審判經驗。上述軟件旨在提供一個初級平臺，先解決有無和急需，再不斷收集用戶反饋意見，逐步改進完善。

第四，實驗室研發應確定較高的起點或跟蹤戰略。國外以知識工程為主要技術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統開發已經歷了如下階段：(1)主要適用于簡單案件的規則推理；(2)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推理；(3)運用判例和假設的推理；(4)運用規則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們如確定以簡單案件的規則推理為初級市場產品，那么，實驗室中第二代產品開發就應瞄準運用開放結構概念的推理。同時，跟蹤運用假設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國外先進的KBS和HYPO的設計思想，將功能子系統開發與聯想式控制系統結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裝置具有如下功能：(1)評價相關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貼切；(3)并區分判例；(4)建立假設并用假設來推理；(5)為一種主張引用各種類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證概要。HYPO以商業秘密法的判例推理為模擬對象，假設了完全自動化的法律推理過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來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許多要素的存在，如商業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慮，法律概念應用于實際情況時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開，被告是否使用了對方設計的產品，是否簽署了讓與協議，等等。一個系統設計的要素列表無論多長，好律師也總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樣，律師對案件的分析，不可能僅限于商業秘密法判例，還可能援引侵權法或專利法的判例，這決定了起訴緣由的多種可能性。Ashley還討論了判例法推理模擬的其他困難：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樣本，因此，要通過要素等簡單的法律術語使模糊的法律規則得到澄清十分困難，法律原則和類推推理之間的關系還不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 L.Rissl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Stepping Stones to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 Yale Law Journal.(Vol.99:1957-1981).）這說明，即使具有較高起點的實驗室基礎研究，也不宜確定過高的目標。因為，智能法律系統的研究不能脫離人工智能的整體發展水平。

第五，人－機系統解決方案。人和機器在解決法律時各有所長。人的優點是能作價值推理，使法律問題的解決適應的變化發展，從而具有靈活性。機器的長處是記憶和檢索功能強，可以使法律問題的解決具有一貫性。人－機系統解決方案立足于人與機器的功能互補，目的是解放人的腦力勞動，服務于國家的法治建設。該方案的實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人為主，機器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決策參考。律師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機器處理大批數據，并參考機器的起訴和辯護方案，再做更加高級的推證工作。法官接觸一個新案件，或新法官剛接觸審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機器法官”的判決建議或者審判思路，作為參考。法院的監督部門可參照機器法官的判決，對法官的審判活動進行某種監督，如二者的判決結果差別太大，可以審查一下法官的判決理由。這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司法腐敗。在人－機系統開發的第二階段，會有越來越多的簡單案件的判決與電腦推理結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簡單案件可以機器為主進行審判，例如，美國小額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國法庭可用簡易程序來審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為“產品檢驗員”監督和修訂機器的判決結果。這樣，法官的判案效率將大大提高，法官隊伍也可借此“消腫”，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質法律人才進入法官隊伍。

篇(7)

奧斯丁認為，“自然法”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實際上只是道德的代名詞，所以根本就不是法律。真正的法理學只能研究實在法，而不能研究虛無縹緲的自然法?！胺ɡ韺W的對象，是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亦即我們徑直而且嚴格地使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或者，是政治優勢者對政治劣勢者制定的法?！眾W斯丁的法律觀是一種典型的一元論法律觀，在他看來，法律就是者所下達的命令。一個規則之所以是法律規則，具有法律效力，是因為它獲得了者的認可，而不是因為它碰巧符合人們的道德觀念。在“惡法”的效力問題上，奧斯丁堅持“惡法亦法”的立場。他明確表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過是非是另一回事?！眾W斯丁的理論顯然是為維護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服務的，而且隱含著替法律專制主義辯護的傾向，所以，在二戰期間及戰后的紐倫堡審判中，這種理論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在圍繞著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及相關的社會問題的爭論中，分析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一起獲得了復興。在復興以后的新分析法學陣營中，英國法學家哈特的理論最有影響力。鑒于現實和理論的雙重顧慮，哈特不得不對奧斯丁的理論做出一定的修正。在法律的定義問題上，哈特批評了奧斯丁把法律等同于者的命令的做法。哈特認為，奧斯丁的定義是一個“失敗的記錄”，它過于簡單，歪曲了法律的特征，而且還有可能為法律專制提供口實。不過，作為一位分析法學家，哈特還是堅持了奧斯丁所開創的分析法學的基本立場。在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哈特認為，雖然法律的7發展往往會受到道德的深刻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就必須與道德保持一致?！胺煞从郴蚍弦欢ǖ赖乱?，盡管事實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個必然的真理?！鄙鐣▽W派是20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一個法哲學流派，30年代以后，其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是歐洲社會法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的社會學法學的基本思想是：“現在以及任何別的時候，法律發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律科學和司法判決，而在于社會本身。”

遵循這一思路，埃利希提出了著名的“活法”概念。他認為，法律有兩種：一種是由國家制定的“國家法”，另一種是“活法”，即社會秩序本身，或者稱為人類聯合體的內在秩序。傳統的法律概念認為法律就是“國家法”，這是錯誤的。因為“活法”才是法律的基本形式，而且，在社會生活中，“活法”的作用比“國家法”的作用要大得多。真正對人們的實際行為發揮支配作用的，是婚約、租契、買賣合同、遺囑、合伙條款以及公司章程等活的法律。人們只有在發生裁決糾紛時，才會運用“國家法”中的“審判規范”，但這只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例外情形。龐德是美國社會法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龐德認為，法律不僅僅是一套據以做出司法和行政決定的權威性資料，而是通過司法和行政過程、運用權威性資料實施的、高度專門化的社會控制。因此，他的社會學法學關注的不是法律的抽象內容，而是法律的作用，是法律的實際社會效果。通過法律所實施的社會控制，就是對人類本性的控制。人們的要求總是無限的，但社會滿足這些要求的機會卻是有限的，于是，各種利益就會產生相互沖突。面對相互沖突的利益，根據何種原則來進行利益的價值衡量就成為一個問題。龐德說：“我認為這項原則應當是：盡可能保護所有利益而盡可能少地損害利益全體，或者說盡可能少地損害整個利益體系的完整?！饼嫷逻€發展了埃利希的“活法”理論，提出法律有“書本中的法律”（或稱“紙上的法律”）與“行動中的法律”（或稱“生活中的法律”）之分。法官在裁決案件時，不僅應該求助于“書本中的法律”，還應該到生活中尋找“活”的法律。相應地，龐德把司法劃分為“依法司法”和“無法司法”兩種形式。前者是在權威性資料的約束下所進行的司法，又稱司法性司法；后者是法官行使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的表現，是根據個人意志或直覺而進行的司法，又稱行政性司法。龐德指出，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發現這兩種司法形式的因素。法律的歷史表明，人們始終是在推崇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和堅持嚴苛詳盡的規則之間來回擺動。通過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三大法學派在以下3個方面存在明顯的學術分野：第一，在法律的概念上，自然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側重于抽象的“自然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價值因素或理想因素；分析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就是指具體的“實在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形式因素或規則因素；社會法學派所說的法律則側重于社會生活中的“活法”，這實際上是法律中的事實因素或行為因素。從哲學基礎上看，“自然法”屬于先驗主義哲學的范疇，因此，自然法學派是法律領域的形而上學；而“實在法”和“活法”都屬于實證主義哲學的范疇，因此，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是法律領域的形而下學。當然，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的哲學基礎也有所區別，前者是邏輯實證主義，后者是經驗實證主義。第二，在法律的價值上，自然法學派關注法律的道德基礎和正義基礎，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正義；分析法學派注重維護現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秩序；社會法學派主張用最小限度的浪費來調整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其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是效率。第三，在法學研究方法上，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主要運用了哲理方法、分析方法和社會學方法。

二、三大法學派之間的相互滲透

在19世紀的西方法哲學領域，不同學派（尤其是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當時頗有影響的歷史法學派）都極力追求自身的學術領先地位，彼此之間因此而呈現出一種緊張的對立狀態。但是，最近幾十年來，不同學派開始緩和彼此之間的對立狀態。較之過去，每一方都更愿意接受由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這促成了三大法學派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這種跡象在富勒的新自然法學、哈特的新分析法學和龐德的社會學法學中都有明顯的流露。傳統的自然法理論往往用“自然法”一詞指稱抽象的道德原則或自然權利，這種自然法或者來自于冥冥之中的神意，或者來自于假想的自然狀態?？傊?，它是超凡脫俗的，是存在于實在法之外的，而且是高于實在法的一種“高級法”，其具體內容也是難以把握的。這種看法給自然法理論涂抹上一層主觀主義和思辯主義的色彩，也使自然法理論變得脆弱并容易受到攻擊。富勒扭轉了自然法理論的這種傾向。富勒指出，他所說的自然法不是什么“在天上的君臨一切的無所不在的”自然法，而是處理人類事務的自然法，是塵世的自然法；這種自然法也不是什么“更高的”法律，相反地，它是一種“較低的”法律。富勒這里所說的自然法是指法律的內在道德，也叫程序自然法，是實在法在制定、解釋和適用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具體的道德標準。富勒列舉了程序自然法的8項原則：“（1）必須制定一些能指導特定行動的一般性規則；（2）這些一般性規則必須予以公布，至少應當對這些規則所指向適用的人加以公布；（3）在大多數情形中，這些規則應當指向未來情勢而不應當溯及既往；（4）這些規則應當明確易懂；（5）這些規則不應當自相矛盾；（6）這些規則不應當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情；（7）這些規則應當具有適當的穩定性，亦即不應當太過頻繁地更改；（8）所頒布的規則與其實際的執行之間應當具有一致性?！?/p>

顯然，富勒的程序自然法不再是一個先驗的概念，而是經驗的，可觀察的。他對程序自然法所做的具體分析，表明他已經邁入了傳統上屬于分析法學派的實證主義領地。哈特的新分析法學帶有明顯的折衷色彩。這不僅表現在他對奧斯丁的理論所做的批評和修正，還表現在他提出了所謂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理論。這是他向自然法學派做出的重大讓步。所謂“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是指基于人類生存的五個自然事實而產生的公理，它們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法律規則和道德規則的共同因素。這5個自然事實是：1．人的脆弱性。人們既可能偶然地對他人進行肉體攻擊，又一般地容易遭到他人的肉體攻擊。所以，法律和道德共同要求人們相互克制，不得使用暴力殺人或施加肉體傷害。2．大體上的平等。人類在體力、機智上互不相同，在智能上甚至有更大的差別。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比其他人強大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沒有合作還能較長時期地統治別人或使后者服從。所以，必須有一種相互克制和妥協的制度，它是法律和道德兩種義務的基礎。3．有限的利他主義。人并不是受相互滅絕的愿望所支配的惡魔，但是，人也不是天使，他們是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者，這一事實使得相互克制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4．有限的資源。人類需要食品、服裝、住所，但這些東西不是無限豐富、垂手可得的，而是稀少的。這就使某種最低限度的財產權制度以及要求尊重這種制度的特種規則變得必不可少。5．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所有人都傾向于首先考慮他們自己的眼前利益，因而在缺乏用以對他們進行偵查和懲罰的專門機關的情況下，許多人就會受其固有傾向的支配。所以，就有必要對那些試圖獲得制度的利益而不承擔義務的人實行“制裁”。在哈特看來，雖然實在法未必要和道德保持一致，但是，它必須尊重人類生存的自然事實，必須包含這些自然事實所要求的規則和制度，這些規則和制度構成了實在法中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龐德的學說立場以穩健而著稱，他的理論帶有明顯的兼容并蓄的特點。在法律的概念問題上，龐德認為，古往今來，人們往往從3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法律”一詞，它們分別是法律秩序、作為司法機關裁決依據的權威性資料、司法和行政過程。一個完整的法律定義應該包括以上3種含義。龐德進一步指出，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律，即作為司法機關裁決依據的權威性資料，又包括律令、技術和理想三個部分。龐德所說的律令實際上就是分析法學派所說的實在法規范，而他所說的理想實際上就是自然法學派所說的法律的價值目標?？梢姡诜傻母拍钌?，龐德并不排斥分析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的合理主張。在法理學的方法問題上，龐德認為，對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的研究可以從四個角度切入，它們分別是分析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哲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龐德承認：“上述4種方法是我們研究法律體系時通常運用的方法，是法理學的方法（methodsofjurisprudence）?！痹趯Υ渌▽W流派的態度問題上，龐德也努力秉持一種中肯的立場。例如，在對19世紀的法學流派進行評價時，龐德寫到：“作為哲理方法的‘理性分析’盡管有時被濫用和過分夸大，但是它對法理學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在哲理法理學的影響下，法學家們不再盲目地承認那些專橫的法律規則，并認為僅憑律令規則的存在這一點不足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p>

三、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1947年，美國法學家霍爾發表了《統一法學》一文，正式呼吁建立一個統一的、適當的法理學。這篇文章標志著法學一體化運動的興起。此后，澳大利亞法學家斯通、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和伯爾曼等人紛紛加入到這場運動之中。盡管這些人的學說觀點也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反對以往的三大法學派各執一端的片面化傾向，并主張在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價值和法學研究方法等方面實現法學的統一或綜合。為了論證建立統一法學的必要性，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首先批評了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共同存在的理論上的固執和偏見?；魻栔赋?，法律是形式因素、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的結合。但是，分析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形式因素，自然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價值因素，社會法學派只強調法律的事實因素，因此，它們都是“特殊論法學”。它們的共同錯誤在于力圖用單一因素去闡明復雜的法律現象，把關注點限制在或集中在以上3個重要領域中的一個，從而導致對自己的夸大和錯誤?；魻栔嘏u了分析法學派試圖把價值因素從法學中剔除出去的錯誤。分析法學派信仰法學的中立。這種信仰和另一種信仰相關，即信仰邏輯分析方法的中立性。但是，很明顯的是，只有前提是中立的，邏輯分析才能產生出中立的結果；如果價值是前提的組成部分，那么邏輯分析的結果同樣是充滿價值的。法律作為法學的對象和前提，其本身是有價值的，所以，要在法學分析中根本不考慮價值是不可能的。斯通認為，法律是邏輯、正義和社會控制的統一體，成熟的法理學應該研究法律的這3個基本因素。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抓住了這3個因素的其中一個，就錯誤地以為掌握了法律的全部。自然法學派是關于法律的正義理論，它關注“法律應該是什么”，但它忽視了對法律的實證研究；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是對法律的實證研究，它們分別關注“法律是什么”和“法律正在做什么”，但它們都忽視了“法律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博登海默指出，在西方文明早期直至當下的無數法學理論中，存在著大量的異議和分歧，因為每一種理論都是從某個特定視角觀察法律所得出的結論，它們都只具有部分和有限的真理?！皻v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根據某個單一的、絕對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釋法律制度。一系列社會的、經濟的、心理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一系列價值判斷，都在影響著和決定著立法和司法。雖然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某種社會力量或某種正義理想對法律制度產生特別強烈的影響，但是根據唯一的社會因素（如權力、民族傳統、經濟、心理、或種族）或根據唯一的法律理想（如自由、平等、安全、或人類的幸福），卻不可能對法律控制作出一般性的分析和解釋?！辈┑呛Ｄe例說，分析法學派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分析法學派把法律定義為者的命令，由此揭示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法律所具有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征；分析法學派的分析方法還使我們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從技術教條的角度對法律概念進行仔細的解釋，會大大有助于法律制度的明確性和一致性。但是，分析法學派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和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則使我們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產生了一種錯誤的認識，似乎法律是可以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而得到健康發展的；分析法學派還夸大了法律作為一種外在強制體系的特點，它過分強調了法律中的權力因素而輕視了其中的道德和社會因素；令人最感到遺憾的是，分析法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對法律秩序的價值都持過分懷疑的態度，認為正義問題是一個虛假問題，是一個根本無法根據理性分析而被明智探討的問題，這種態度帶來了使人類退回到野蠻無知狀態的危險。伯爾曼認為，在18世紀和19世紀，西方法哲學第一次擺脫了神學的影響，于是，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歷史法學派3個傳統法學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每個學派都斷言自己的學說優于其他學派的學說，這導致它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對立?！半S著啟蒙運動的興起，西方的法哲學家不斷尋求有關法的新的最終根據。有些人在政治中找到了最終根據，另一些人在道德中找到了最終根據，還有些人在歷史中找到了最終根據。實證主義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其最終的約束力是政治強制：他們把國家奉為神圣。自然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理性和正義感，其最終的約束力是道德上的譴責：他們把理智奉為神圣。歷史法學家說，法的最終淵源是民族特性，或者說是歷史上發展著的民族傳統，或者如在美國有時被稱作不成文憲法的說法，其最終的約束力是該民族接受它還是拒絕它：他們把民族國家奉為神圣。”事實上，這3個傳統法學派中的每一種理論都僅僅注意到真理的某一個方面，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為理解西方社會的法律提供一個獨立的基礎。伯爾曼強調，“需要清除以下謬見：排他的政治的和分析的法學（‘法律實證主義’），或孤傲的哲理的和道德的法學（‘自然法理論’），唯我獨尊的歷史的和社會——經濟的法學（‘歷史法學派’，‘法的社會理論’）。我們需要一種能夠綜合這3個傳統學派并超越它們的法學?！闭怯捎谧匀环▽W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包含著關于法律的局部真理性認識，同時又都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所以才有必要推行法學的一體化運動，對它們進行統一或綜合。這種統一或綜合主要是從法律的概念、法律的價值和法學研究方法3個層面來進行的。第一，法律概念的統一。霍爾指出，“特殊論法學”各自從形式、價值和事實的單一因素給法律下定義，這是不恰當的。法律是形式、價值和事實3個因素的獨特結合，因此，必須有一個融形式、價值和事實為一體的“整體的法律概念”。這個“整體的法律概念”被霍爾表述為“作為行動的法律”?；魻枏娬{，他所說的“作為行動的法律”與龐德所說的“行動中的法律”不一樣。龐德所說的“行動中的法律”是與“書本中的法律”相對應的，其主要意思是：法官和行政官員經常背離或違反“書本中的法律”，而執行“行動中的法律”，包括受輿論影響的主流價值觀、陪審團的正義觀以及正義的社會學說等。而他所說的“作為行動的法律”并不是指背離或違反“書本中的法律”的意思，而是指形式、價值和事實三者的綜合。在“作為行動的法律”這一概念中，規則是官員行動的標準，而“行動”一詞不僅指官員的行為這一事實，還關系到價值，因為行動是有目的的，是有內在價值的。斯通拒絕給法律下一個統一的定義，但他列舉了法律的一系列特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定義法律提供一個“大綱”或“索引”。他指出，法律有如下7個特征：1．法律是由許多現象組成的復雜整體；2．這些現象包括規范，這些規范通過規定一定的行為方式來指導人們的行為，并作為法官和其他官員執法的指南；3．法律所包括的規范是社會規范，它們指導人與人的行為；4．法律作為復雜整體是一個有秩序的整體，它是一種法律秩序；5．這種秩序具有強制性；6．強制是制度化的，即它們必須是根據既定的規范實施的；7．這種制度化的強制秩序應當由價值觀念的效力來維護，并應當有一定程度的實效。斯通所列舉的法律的這些特征實際上綜合了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關于法律的根本看法，其中尤以社會法學派的觀點為主。

伯爾曼指出，分析法學派主要把法律看作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政治工具，即它是由國家制定的一批規則，有其自己的獨成一體的特征，與道德和歷史都無關而且迥然不同。與此相對照，自然法學派則主要把法律看作是由理性和正義感引伸出來的道德原則在法律規則和概念中的體現。最后，歷史法學派把法律看作是歷史上正在發展著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即一個民族或社會的傳統社會主張和看法。為了統一這3種相互競爭的觀點，有必要給法律下一個較之每個學派通常所采納的定義更為廣泛的定義?！叭绻逊ǘx為立法、審判、管理的活動或工作以及以另外的方式——通過非官方的以及官方的實施行為——使社會關系遵守法律秩序，則其政治的、道德的和歷史的諸方面就可集合到一起?！钡诙?，法律價值的統一。在法律的價值問題上，法學一體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同樣主張對不同法學派所信奉的不同價值觀進行統一。這一點，在博登海默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關于法律的價值，有兩種基本的觀點，一種是強調法律的秩序價值，另一種是強調法律的正義價值。前者的立足點是法律規則的普遍性和確定性，往往受到分析法學派的推崇；后者的立足點是法律的倫理基礎，一般為自然法學派所看重。對此，博登海默持一種折衷的立場，他認為，法律是秩序與正義的綜合體。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須致力于創造秩序。在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與正義這兩種價值通常不會發生沖突，相反，它們往往會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緊密相聯、融洽一致。一個法律制度若不能滿足正義的要求，那么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就無力為政治實體提供秩序與和平。同樣地，如果沒有一個有序的司法執行制度來確保相同情況獲得相同待遇，那么正義也不可能實現。不過，秩序與正義這兩個價值偶爾也會出現分道揚鑣的情形。例如，在一訟案件中，遵循先例就可能造成個案中的不公正。這時，往往需要通過個案衡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博登海默進一步指出，法律的正義價值是多元的，其中包含自由、平等和安全3種基本成分。一項正義的法律制度，必須同時關注這3種具體價值，而不能顧此失彼。立法者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時會發現，這3種價值之間常常會發生沖突。例如，一項旨在保護一般安全的法律，必定會限制個人自由；而一項旨在擴大個人自由的法律，也可能會減少公眾在免受犯罪行為侵犯方面的安全。在經濟領域，反托拉斯法所考慮的是維護競爭的平等，但它卻對商業企業吞并或協作的自由起到限制作用；而一項授權創設聯合企業的法律顯然會增進商業活動的自由，但與此同時卻會擴大經濟上的不平等。如何解決這三者之間的沖突，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標準，因為并不存在所謂“絕對的正義”。在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往往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另外，博登海默還指出，自由、平等和安全這3種價值，都屬于個人權利的范疇。個人權利的分配和行使，可能會使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蒙受損害。所以，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霸谶@些情形下，正義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即賦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與共同福利相一致?！盵8]299第三，法學研究方法的統一。關于法學研究方法，斯通指出，分析法學派、自然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分別采取了一種被視為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即分析方法、正義——倫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法理學中的分析方法注重對原理的明確表達，為法律術語下定義，其特點是將法律制度或法律規則看作一個獨立體系，并且力求最大限度地了解它的邏輯結構。法理學中的正義——倫理方法主要是根據假設的法律理想或宗旨對實在法進行評價和批評，力求明確揭示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各種價值。法理學中的社會學方法關注法律實施的實際綜合效果、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以及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它也研究人們在一定時間和地點所具有的特殊思想和價值，包括正義的思想，但這種研究的中心與正義理論的研究截然不同：它只涉及是什么或正在做什么，而不涉及應當是什么或應當做什么。斯通認為，在現代法理學中，這3種方法之間的尖銳對立已經不復存在。“20世紀中葉，嚴肅的學者們已不再為支持或反對分析邏輯研究方法、正義——倫理方法和社會學方法這三者中任何一種占絕對統治地位而辯論了?！?/p>

四、法學一體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法學一體化運動是當代西方法學界的一場理論整合運動。自上個世紀40年代至今，這場運動一直在穩步地向前推進，并取得了良好的學術聲譽。法學一體化運動的前提條件是：“相信這三個相互競爭的法學派中的每一個學派都曾孤立地闡述過法學的一個單獨的重要方面，因而將這幾個方面集合在一個共同關注的中心點上，既是可能的，也是極端重要的?！狈▽W一體化運動的現實可能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律是一個結構復雜的大廈。建立統一法學的可行性，首先來源于法律現象的極端復雜性。對此，博登海默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法律是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拐角的大廈，在同一時間里想用一盞探照燈照亮每一間房間、凹角和拐角是極為困難的，尤其當技術知識和經驗受到局限的情況下，照明系統不適當或至少不完備時，情形就更是如此了?！痹谝酝姆▽W理論中，之所以充滿著分歧和困惑，基本原因就在于此。過去的每一種法學理論都是進路單一、維度單一的理論，它們都只具有部分的效力，而且在整體上也是不充分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像某些邏輯實證主義者那樣，把歷史上的大多數法律哲學都打上“胡說”的印記，相反地，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學說都是組成整個法理學大廈的極為珍貴的建筑之石。最后，博登海默得出結論說：“隨著我們知識范圍的擴大，我們必須建構一種能夠充分利用人們過去所做的一切知識貢獻的綜合法理學（syntheticjurisprudence），盡管我們最終仍可能發現，我們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整體圖示必定也是不全面的?！狈▽W一體化運動的獨到之處就在于，它不像以往的法學流派那樣一味地對對手進行指責。它看到了法律問題的復雜性，因而能夠坦然接受以往法學理論的片面性，并主張對它們進行綜合。這一點，從別人對斯通的評價中可以窺見一斑：“斯通的優點就在于他不將法理學作為這樣一幕糟糕的戲劇的圖景，即在這樣的戲劇中，人們在舞臺上將他們的前輩殺光?！逼浯?，法律的價值因素、形式因素和事實因素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如前所述，法律是價值、形式和事實3個因素的結合體，而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則分別選中其中的一個因素，并把它上升為法律的全部。三大法學派由此走上了不同的學術道路，彼此之間的學術紛爭亦肇始于此。但是，三大法學派一方面相互對立，另一方面又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個中的緣由在于：法律的價值、形式和事實3個因素并非毫不相干的3個板塊，相反地，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性表現為它們彼此之間存在的兩對“應然”與“實然”的矛盾。第一對矛盾是法律的價值與法律的形式之間的矛盾。法律的價值指向的是法律的應然狀態或理想狀態，而法律的形式則是法律的實然狀態或實在規則，是法律價值的現實化，是法律價值的有形載體。所以，法律的價值與法律的形式并非截然對立，而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第二對矛盾是法律的形式與法律的事實之間的矛盾。法律在形式上表現為法律規則，而法律規則對人們的行為僅僅具有“應然”的效力；法律事實就是指法律行為，它是在“應然”的法律規則指導下所發生的“實然”行為。所以，由法律規則向法律行為的過渡，同樣是由“應然”向“實然”的轉換。正因為在法律的3個因素之間存在著這樣一種內在聯系，所以，法學一體化運動有關統一法學的主張才不是無稽之談，而是切實可行的；而且，這種統一法學的努力并不是把三大法學派的理論簡單地拼湊到一起，而是把它們有機地整合起來?？梢?，法學一體化運動是有其自身的邏輯基礎和哲學基礎的。再次，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同時并存。三大法學派之間的學術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它們對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采取了不同的立場。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律是理性的體現，它借助于權威性的理性宣言而實現正義?，F實的法律制度是理性設計的結果，其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與自然法學派不同，分析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都更加強調經驗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作用。美國著名法官霍姆斯是一個兼有分析法學和社會學法學思想的法學家，他曾提出一個廣為傳播的命題：“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睔v史法學派同樣強調經驗的重要性，在它看來，法律來源于習慣，而習慣則來源于經驗。縱觀西方社會的法律發展歷程，人們不難發現，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是同時并存的，而且是互相交織的。在這個問題上，龐德的觀點倒是中肯的。他寫到：“只有能夠經受理性考驗的法才能堅持下來。只有基于經驗或被經驗考驗過的理性宣言才成為法的永久部分。經驗由理性形成，而理性又受經驗的考驗。舍此之外，在法律體系中沒有任何東西能站得住腳?！狈▽W一體化運動關于統一三大法學派的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著要對法律中的理性成分和經驗成分予以兼顧和平衡。這種努力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法學一體化運動一直在穩步地推進，但是，平心而論，這場運動并沒有取得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其學術影響力也相對有限。正如斯通在評論霍爾的學說時所說的那樣：說服所有法學家，不管他們有何種片面的觀點，在一個“作為行動的法律”的框架中來發揮他們的思想，這種目的盡管在理想上是可取的，但也許抱負過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