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按照××文件要求，我局在落實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的×個方面問題，局黨組高度重視，并于×年×月×日召開專題會對這兩方面問題進行研究，并落實整改?，F將事情情況報告如下:

一、針對“落實意識形態工作領導責任制有差距，未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年度領導班子述責報告”的問題。

整改落實情況：收到整改報告后，局黨組高度重視，并及時召開會議，采取整改措施。一是局黨組進一步嚴格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黨組書記是意識形態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責任；二是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黨風廉政工作考核內容和在××年述職報告中單獨體現意識形態工作落實情況，完成問題整改。

篇(2)

關鍵詞：意識形態

目標函數

經濟決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識形態的空間緯度，“人群”可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交易中的兩個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種標準來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或者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較大人群的意識形態對在此范圍中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說——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

據此我們提出本文關于意識形態的4個假說（H1~H4）：

H1

意識形態對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目標函數的影響[6]

H1-1

假定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下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問題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時代意識形態影響而被納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的特殊經濟利益[8]，Πi2實際上有可能為-PΠi1，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它可能會被作為正的因素納入最大化問題中。ri是一個外生參數，它表示微觀經濟主體受這種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

H2

對特定人群中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

對于需要做出跨時決策的經濟主體來說，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數。我們以風險厭惡者為例來說明意識形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假定一個原沒有受特殊時期特殊意識形態影響的風險厭惡者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使他產生某種信仰：在客觀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他對某個預期（Expectation）的主觀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對于原來的他，他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風險偏好者，甘愿冒風險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風險極大的一項“買賣”。

h3 意識形態與經濟決策主體之間的互動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單人決策的情況下，它可能會使各經濟利益主體產生某些“反常”行為，如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和企業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偏離通常的最大化目標；在多人交互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會減?。ɑ驍U大）交易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10]，同時預期效用函數的改變可能會減?。ɑ驍U大）主觀不確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進而節約（或增加）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影響了個人的預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質的人（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

根據h1~h3以及中國近代的實際情況，這里提出關于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假說。我把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定為1919~1945，空間維度定為整個中華民族[11]。并且，我們把討論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也就是說只討論這種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的內容而忽略它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含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定義為如下共識（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觀經濟主體以很大的主觀概率相信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最終能夠取得獨立并發展壯大——如果多數人都為此努力的話。

h4-2 人們相信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且國家經濟利益至上。這一共識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得以強化。這種強化使得國家經濟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納入單個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ui）中。

三、實證分析——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民生公司的發展

（一）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市場進入決策

這部具體的要解這個問題：在川江航運市場被外國大公司壟斷的條件下，中國的航運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

沒有理由認為民生公司作為一個航運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這一行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川江航運市場，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樣，不僅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而且幾乎已經飽和，如果一個新的廠商要選擇進入的話，一般情況下它的預期是這樣的：一，它可以打敗一部分壟斷企業，獲取一部分市場份額；二，在這個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應該大于在其它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其中第一條是第二條的前提條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這第一個預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的，而民生公司仍選擇進入，正體現出意識形態的作用。

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生公司的目標函數，雖然說它不可能放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Πi1），但是這中間摻進了其他目標的假設肯定是合理的?？梢哉f，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的目標不僅在于賺錢，更在于考慮到了國家的行業經濟利益這一因素（Πi2），具體地說有兩個重要方面：“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發展行業和民族工業，盡快將國家建設起來；另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中心，進行現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12]。有了這樣的目標，無疑增加了決策者進入航運市場的主觀預期收益，而由于強烈的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必須成功的信念有在無形中降低了擊敗外國輪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觀預期值（據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這樣的決策。

（二）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崛起

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問題是：民生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后，在極其艱難市場條件下，它的發展壯大和當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多大關系？

篇(3)

關鍵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經濟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受其思想觀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驅使｡人類生產勞動或經營實踐總是在一定思想觀念支配下進行,決定著勞動者其他方面素質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勞動者總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勞動者,一個沒有任何思想的勞動者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也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思想不健康的勞動者也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是一種既非物質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倫理道德等相互滲透的方面｡發展經濟學家揭示了思想觀念支配人的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總路徑｡

一､人的思想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機制或路徑――基于發展經濟學家的論述

(一)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經營者素質提升理性化經濟行為經濟發展｡韋伯指出,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并非一定是物質和經濟的反映,它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動力因素｡在每一項成功的事業背后,往往存在著一種精神氣質,它引導人們努力爭取經濟果實的行為,鼓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與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相配合的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即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利潤的思想或態度,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為什么現代資本主義恰恰產生在西歐,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資本主義精神與西歐新教倫理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韋伯通過歷史考察,發現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生成關系,即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義和在生活消費上的節儉有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也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勤勉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從事某種固定職業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心態,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和資本主義生產;講究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贏利是現代企業的目的;反對特權和壟斷,有利于市場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強烈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與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提升了經營者的個人素質,引導了經營者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認定,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始發機制”,是“養育現代經濟人的搖籃的護衛者”｡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厲以寧也指出,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在荷蘭､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得到證實｡在新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十六七世紀的荷蘭和英國的新教徒們工作勤奮,生活節儉,積累財富,創造事業,以盡‘天職’,這就是行為目標的理性化｡在新教倫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甚至在非宗教倫理觀念的某種信念､某種思想､某種理想的推動下,世界上除荷蘭､英國這樣新教國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樣存在著人們要為一定的目標而努力工作､創造事業的精神動力｡一旦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動力產生了,行為目標理性化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會被創造出來｡

(二)思想意識形態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受到約束交易費用節省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諾思等認為,包括人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在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調節機制,其本質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意識形態的調節和約束,它影響個人行為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缺乏遠見,看不到不受約束的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于是提出了意識形態理論,用以約束這種行為,并把它作為一個變量引入交易費用分析中,用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在諾思看來,一套完整的正規化制度固然對經濟發展有利,但若沒有作為非正規化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補充,經濟發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頗成問題了｡因為,任何正規化制度都不是絕對完善的,尤其在一個博弈的社會里,盡管有整套不變的規則､檢查程序和懲罰措施,但在限制個人行為上仍存在相當的可變性,經濟主體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會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在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依舊廣泛存在｡諾思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一種欲獲得某種好處而又不付費的“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若社會成員都想成為或都等待成為“搭便車者”,那么,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創新活動的激勵｡因此,一個社會需要通過先進思想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有效克服“搭便車”行為｡因為,意識形態使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環境,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引導,而使其行為決策簡單明了,減少了社會的交易費用｡

諾思還認為,對制度公正與否的評價是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一種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狀態下運行,與人們對該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關｡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對現行制度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從而就有利于現行制度更有效地運行,就會減少現行制度運行的成本｡如果制度變遷參與者對制度變遷發動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并能從中獲得預期收益,那么,制度變遷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變遷參與者對舊制度的惰性依賴､制度變遷的阻力和經濟資源在制度變遷中的投入減少,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降低｡正如諾思說:“在社會成員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由于個人不違反規則和不侵犯產權――甚至當私人的成本―收益計算不會使這樣的行為合算時――這一簡單的事實,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否則,制度的執行費用將上升,制度力將在各抒己見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沖突中耗散殆盡｡因此,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機制｡

意識形態正是通過影響機會主義行為及交易費用､制度執行費用及制度力等途徑來影響資源配置及經濟增長的｡“社會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要素｡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么,我們在說明無論是資源的現代配置,還是歷史變遷的動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

(三)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經濟機會獲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源于經濟機會｡劉易斯反復強調經濟機會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們抓住經濟機會是可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生”;或者“新經濟機會引起了新的富?！?“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基本問題就是抓住機會｡因此,增長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機會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變化允許抓住業已存在的機會,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兩者兼有”｡

經濟機會又源于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導的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劉易斯認為,“思想能影響社會經濟的變化,并且是社會經濟變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進思想,就是人們對創新､冒險､新技術､新物種等新事物的認可､接受的態度,具有某種“新思想”的人即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經濟機會,在影響經濟增長變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有冒險思想,要求有適量的創新者｡”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旦轉變為人的行動,是人們抓住經濟機會的根本前提,“因為經濟機會和新思想的這種積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業家具有風險､創新等新思想對于企業經濟和社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同樣,經濟增長的滑坡､“繁榮的毀滅可能僅僅由于人們接受了與經濟擴張不一致的舊習慣或舊思想”｡企業家承擔風險等新思想的情況決定了其收入差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顯然不愿意承擔開發新生產線的風險｡貨幣很容易流向土地､貿易､放債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國的資本家除非看到有獲得特殊利潤的可能,否則他們就不愿意投資于礦業､公用事業､商業性農業,或者制造業｡因此,這些領域的贏利機會留給了外國人,外國人帶來了生產和組織的新技術,而外國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為他們敢冒風險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貨幣投資于國內得到更多利潤的新思想｡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利潤與國民收入同比例增長,從而就有了儲蓄｡隨著本國企業家風險思想的增長,外國企業家被廣泛模仿,直至本國企業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國經濟不再依靠外國企業經營｡而且,本國企業家成長壯大到經濟上獨立,甚至在一定的時候開始輸出資本與企業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擔引進新思想風險的企業家,否則在以家庭規模為基礎的農業范圍之外,經濟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實業家,或者如果實業家不愿意承擔風險――無論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由于他們無法增加資本,由于他們受本性膽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擔風險的報酬差別不夠大――私營企業經濟都將受到限制”｡格林菲爾德在論及低地國家荷蘭經濟崛起時,也指出,雖然初始條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數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機會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覺新的機會,善于利用舊的體制,他們不怕風險,其視線不會被約束性的集體想象力的虛幻所遮蔽,他們靠腌制鯡魚,將貨物從一個大陸運送到另一個大陸,開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劉易斯還指出,具有新思想的總是少數人,因而,只有少數人能抓住經濟機會而致富｡統治階級很少能成為抓住新經濟機會的人,他們由于傳統思想偏見,一般都滿足于現狀,不必去尋找經濟機會;傳統思想以各種方式限制經濟機會,現在有害于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傳統的偏見思想｡也不是下層人士,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可能受到奴隸制､農奴制或等級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經濟機會;或者,他們非常貧窮,沒有受過教育,缺乏勇氣和創新傳統,“任何一個受傳統小農思想偏見束縛的處于貧窮社會類型的小農,絕不會去尋求市場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來自于各中間社會階級,城市人就處于中間地位｡“在經濟增長的加速中總是城市人起了決定性作用,認為城市人對經濟增長的變化所作出的貢獻比住在農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因為城市人在生物上優異,而是由于環境或機會｡由于環境不同,城市的氣氛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態度與思想觀念的形成,城市人比農村人思想更開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從而能更好地從事引起技術改進的科學研究｡城市人奮進的態度與先進的思想觀念使得其比農村人更富有創造性,更能抓住經濟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

(四)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創新行為經濟機遇到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佩雷菲特認為經濟奇跡的產生,除了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外,還有一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種精神氣質因素,“這是一種質量型的看不見的標志,它將激發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殺前兩種要素,即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看得見的數量型的物質因素)｡能夠改變一切的,或各種派別的經濟學家們長期忽略的――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或凱恩斯,正是這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因為這個因素看不見,抓不著｡以往論述經濟增長問題的各種模型都是建立在僅僅把資本與勞動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基礎上,顯示出其弱點,精神是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劉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來就是“創新精神”,熊彼特用企業家創新精神很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指出,企業家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它總會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戰斗的沖動”,激發企業家為社會不斷地創造財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企業家創新精神指導的企業家創新實踐是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制｡熊彼特認為,“經濟機遇”(即劉易斯的“經濟機會”)永遠只屬于那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現實性的前提,企業家之所以崇尚創新,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創新可能為自己帶來潛在的贏利機會,進而將潛在的贏利機會變成為現實的利潤;“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對外部經濟機遇的一種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企業家“為了他的成功(即獲取利潤),更主要地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他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因此,創新是企業家職能的實現,是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業家創新精神｡熊彼特進而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實現生產方法的新組合,從而充分利用生產要素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創新先發生于個別企業,可以產生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因此,創新就是贏利經濟機會的獲得,就是經濟發展｡創新行為包括以下情況:采用了一種新的產品及其生產方法,開辟了一個從未進入過的新的市場,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產原料和半成品的供應來源,實現了一種新的工業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他建立了企業,同常人一樣地經營,他就會失去企業家的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因為,在靜態經濟社會里,業主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企業的運營總是局限于陳舊觀念的軌道之內,不會遇到嶄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業家的經營能力｡因此,企業家要將創新推向成功,僅有淵博的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堅強的精神意志,有先見之明,能在社會傳統思想習慣普遍持懷疑､反對態度的情況下,頂住傳統思想習慣等方面的壓力,并反過來說服大眾,解放大眾思想,使其支持創新｡

二､結論與啟示

一切導致家庭貧困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勞動力思想觀念素質低下那里找到終極原因,在現代人的諸多素質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于傳統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我們可以找出太多的貧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觀念素質是貧困之總根源｡“減少或消除貧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種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樣”｡但思想扶貧或思想反貧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顯著的一種扶貧方法｡“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時期的反貧困實踐,應注重各種反貧困手段的綜合運用｡不僅要注重物資､資金､技術､教育､文化等反貧困,更要通過農民自身思想觀念素質的現代化,重視思想反貧困或思想扶貧,這也是建設“鄉風文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篇(4)

關鍵詞：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評估準確評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面臨西方思潮沖擊、社會結構變遷、信息網絡化等外向性風險，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運行體系、課程體系、理論研究體系衍生的內源性風險。當前，可以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機評價等環節著手，借助可視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評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能力，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事業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一、風險識別：發現風險項目與辨認危害要素

風險識別是評估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前提和基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辨識是一個發現風險、辨認風險并描述風險的過程。這一過程旨在發現風險項目、辨認危害要素、描繪風險要素特性并輸出風險清單。1.治理風險的識別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識別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風險源、確定的風險事件、潛在的風險征兆等。其中，辨識源頭類危害要素和衍生類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識別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真正誘因。識別風險事件和潛在征兆則屬于風險識別的中心任務。一切風險皆由事件觸發，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消極影響的確定性事件和潛在征兆。2.治理風險的識別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是一個發現、辨認、描述、清單輸出的完整過程。其中，確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和對象是風險識別的首要環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大體可劃定為國際國內兩大變局，對象則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風險項目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二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由危害要素、確定的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征兆構成。歸納風險類別并凝練風險特質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三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類別大致可分為外向性風險與內源性風險。風險清單輸出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四步。這一環節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輸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分析的輸入。通過形成風險清單，既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提供可量化的依據，也可以為風險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標準。3.治理風險的樣態歸檔。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同形態的風險。根據事物發展的外因和內因，大體可歸結為外向性風險和內源性風險。其中，外向性風險源自國際、國內雙重語境。從國際大局勢看，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西方錯誤思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推行、教育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運行造成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對的認同。從國內大環境看，社會結構變遷和智能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的主陣地作用有所削弱。內源性風險則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邊緣化、工作機制滯后、政工隊伍游離、主體資源流失、教學與科研績效割裂等治理風險。如面對不斷上行的社會競爭壓力，部分高校為了提高院校的競爭優勢，將關注點側重于增設校園硬件設施、擴大招生規模、爭取辦學經費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邊緣化的風險”[1]。4.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安全檢查表法、問卷調查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其中，德爾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專家意見的反饋匿名函詢法。該方法能夠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風險點和風險源。安全檢查表法則是辨識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風險排查的全面性、廣泛性。問卷調查法和Citespace數據計量法則屬于定量分析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常用方式，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時段學科體系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Citespace為代表的大數據識別方法利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不僅可以直觀、準確地識別風險點和風險源，還可以構建科學的知識圖譜。

二、風險分析：尋找風險點與追溯風險源

風險分析是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核心環節。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個子過程，對治理風險的致因分析著力于尋找風險點和追溯風險源的成因，側重于從環境和主體風險源出發，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發展階段、運行機理以及內在張力。1.治理風險的分析理路。首先，風險要素包括風險源、觸發行為、風險點、傳導路徑等。其中，風險源包括確定性風險事件、引起損失的不確定因素、潛在導致風險的事物或現象等。觸發行為則是風險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潛在的風險因素，并將其轉化為實際的風險事件。風險點是連接潛在風險源和外部環境的媒介。傳導路徑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中的線索。通過這一線索，風險點、風險源、觸發行為得以串聯。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主要由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引發。前者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復雜嚴峻，后者指高校內部各權力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產生，實際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風險要素的動態互動過程，即在特定危險行為的觸發下，導致風險點、風險源產生集群風險，進而通過傳導路徑不斷延伸和擴散。2.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既受自身發展規律的約束，又面臨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因而，我們大體可從環境風險源和主體風險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引爆條件。一是對環境風險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環境風險源可歸結為國際風險源和國內風險源。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極易受到青年學生群體的追捧。隱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價值觀念是沖擊我國高校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因素。同時，在市場經濟中滋生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傾向，造成了部分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漠視。此外，部分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認知偏差以及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一些新情況也會產生環境風險源。二是對主體風險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和客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其意識的多變性勢必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高校治理結構中各權力主體失調引發的學術權力地位邊緣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質異化，增強了人才培養、學術研究、財務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類權力運行過程的不確定性。[2]3.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樹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樹分析法屬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疇。只有確定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才能確認該事故能否構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風險。因果分析法主要結合“‘是/否’邏輯”來識別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關的原因和潛在結果”[3]（P53）。因而，它能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稱損失分析，是一項結構化的問題處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決。[4]（P43）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則可以幫助人們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隱性風險明晰化。這兩種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隨機性和偶然性。

三、危機評價：劃分風險等級和確立優先次序

作為風險評估的第三個子過程，危機評價主要是將風險分析的結果與風險準則進行比對，以此決定風險等級或其大小是否在主體容忍的范圍之內，并依據損害程度確立防控的優先次序。1.治理風險的評價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對象是指風險后果或損害程度。一般可將風險帶、風險等位線、風險等級等因子視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要素。其中風險帶確定風險評價的范圍。按照風險的容受程度，可將風險帶劃分為風險上帶、風險中帶、風險下帶。如我們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過程中的環境作為風險帶，其中國際環于風險上代，國內環體處于風險中帶。風險等位線是風險評價的中介。我們可以通過不同風險等級數值，規定風險評價的指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評價中，風險等位線一般指風險的閾值點。風險等級是風險評價的關鍵，它確認風險評價的結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評級中，可以通過評分的方式來確定風險等級數量以及風險等級的范圍。2.治理風險的評價內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評價，本質上是對風險識別和風險分析的概括與總結。它側重于關注治理風險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會運行帶來的消極影響。因而，可以從政工隊伍、師資力量、教育客體、教育環體、社會效益等方面綜合評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風險產生的后果。一是對政工隊伍的評價。高校政工隊伍是開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對政工隊伍的評價要圍繞歷史、現實、未來三個維度展開，既要充分肯定高校黨委領導班子過往取得的成績，也要立足現實，客觀陳述各院校、各部門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二是對師資力量的評價。師資隊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資源，對師資隊伍的評價應當包括理論知識水平和價值傾向。三是對教育客體的評價。當代大學生思想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觀的反映。要善于根據上課出勤率、志愿活動參與次數等具體指標來對大學生進行評價。四是對教育環體的評價。思想政治教育環體從范圍來看可分為國際大環體和國內小環體，其中國內小環體又可分為校園環境和社會環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環體的評價不僅要全面，而且要精準。因此，有必要在實際調研的基礎上，深入認識環境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的關聯。五是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會效益的評價。通過評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確引導社會輿情的發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會認可度。3.治理風險的評價指標體系。要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進行合理的評價，就必須建立一套評價指標體系。一方面，我們要推動風險評價的定性指標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協調化、制度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標，如可以將評價指標與監控指標、預測指標相協調，確保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準確性。4.治理風險的評價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后果的評價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標檢驗法、比較法、效益評定法、接受程度評定法等，此外還有定期評估和不定期評估等。以比較法和效益評定法為例，運用比較法來評價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駐地環境之間，教育過程、目標、內容、形式和效果之間，甚至教育單位之間”進行共時性與歷時性比較。[5]效益評定法則是一種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大小、高低，可以通過確切、直觀的社會效益進行評定。換言之，如果投入遠大于產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將面臨較大的風險；如果產出遠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等級較低，質量較高。

參考文獻：

[1]魏明祿，丁烈云.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風險及其規避[J].學校黨建與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許邁進，章瑚緯.高校內部治理風險的結構性探源[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

[3][4]張增蓮，編著.風險評估方法[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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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作為一種新生的計量辦法，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一些英文財會詞典中也稱其為公平價值（Fair value）。其解釋為“公平合理的價值”，即要確定價值是否公平，其標準是在正常交易和誠信磋商的情況下，賣方自愿賣出、買方自愿買入的價格。如果一方是由于某種原因被迫買賣，就不能認為是公平價值。

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第32號公告中對公允價值的闡述是：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由熟悉情況并自愿交易的雙方，能將一項資產進行交換或將一項負債進行結算的金額。在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第7號概念公告中公允價值是指：在當前的非強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雙方之間進行資產（或負債）的買賣（或清償）的價格。我國的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所下定義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在市場交易中，如何維護公允價值并對這一過程進行監管？本文進行了如下探討，以供參考：

公允價值的特征

從各國相關機構和各種文獻資料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或解釋可以概括出公允價值的基本特征大致分為三點：

1、公允價值的本質應是以市場為平臺，以交易為動作或動作假設，對某一標的所做的信息評價。

2、強調交易雙方對標的的認定。雙方的交易應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應以交易雙方的自愿為意識形態，以熟悉情況為必要條件。

3、公允價值著眼于當前，強調交易當前狀況，是連接過去、未來的一種即時動態表現。

現在，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在國際上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我國也在逐步向其過渡。不可否認，公允價值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回避和解決了歷史成本計量所帶來的弊端，考慮了未來現金流量和當前市場價格對企業的影響，更加公正地評價了企業的資產和負債所蘊含的收益或風險。公允價值使會計收益更加真實、全面，有利于企業的資本保全，更加符合配比原則的要求，以及適應金融創新的需要，提高信息的決策有用性。

“意識形態”視角下的分歧

然而，深入到公允價值的內涵當中，我們可以提出另一種觀點：也許它是在當代的會計計量中所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而并非代表著某種計量尺度和計量技術。它在具體的技術和形式上的表現可能是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可能是市場公開報價；可能是對未來利益可能流入的估計折現；甚至可能就是過去交易時產生的歷史價格。但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市場公開報價以及其他的價格技術構成和表現形式卻不足以證明其就是公允價值。其原因便是公允價值背后的意識形態及反映這些意識形態的概念和定義。以至于在運用公允價值的過程當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尤其是對其概念定義及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一些模糊與分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公允價值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而對“公平”的理解卻相當廣泛，可以理解為法律地位的公平，權利義務的公平；交易各方實力的公平以及各方經濟利益的對等公平等。這就提高了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難度。因為有些交易或交易假設也許建立在相互了解、彼此自愿的前提下，但各方所處的地位是不對等的，就對公允價值概念中的“公平”產生了質疑。

世界上也許沒有絕對的公平，但用什么方式方法可以衡量相對的公平以及劃分其相對的范圍，使公允價值概念中“公平”有據可循或者有較為科學的推導過程呢？即使市場上有公開和確定的報價，但這種報價如果帶有明顯的價格歧視，即一方獲利是建立在另一方減少剩余價值甚至虧損的前提下，或者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報出的價格，則將其作為公允價值也有不妥之處。

2、對交易的理解。公允價值概念中強調的是交易雙方對標的所做的共同認定。而我們在用公允價值確定某一資產和負債時，其目的也許并不是為了交易，而是為了相關利益者能夠了解資產和負債所帶來的價值與風險。在運用公允價值時往往有這樣的一個潛意識，即“我認為當這項資產或負債進行交易時，雙方認定的價格或價值應該是多少?！边@缺少了雙方共同認定這一原則，致使公允價值增添了許多主觀因素，喪失了對方的價值評價。也就是說單一一方估計的所謂公允價值，與現實交易當中各方認定的公允價值可能是有差別的。

正是這一主觀因素的存在，給評價資產與負債時增加了不小的彈性。而這些彈性可能會使企業部分或整體價值發生嚴重偏移。于是，在運用公允價值時，是否有交易實質，或當沒有交易實質時怎樣限定交易假設，成為了一個關鍵問題。

3、公允價值的概念中同時還強調交易的雙方是互為熟悉情況的，因此這也間接地決定了其交易價格不會偏離交易標的自身價值太遠，其交易雙方是從理性的角度來判斷交易。這在完備的市場當中是存在的，但所謂的完備市場也只是作為經濟研究的一項假設前提，而在目前的客觀環境當中卻不存在。現實當中的市場是存在分割的，特別是在地域、文化、時間上的不一致，再加上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導致交易雙方不可能百分百地相互了解，而市場的分割和波動產生了價格與其真實價值的分離。這就提出了一個疑問，即身處于存在各種差別的不同市場的狀態下，怎樣認定交易雙方互為熟知情況？在價格與其價值分離較大的情況下，如何判斷所謂的公允價值？

綜上所述的這三個問題，究其根本是公允價值概念中的彈性產生的。對概念的分歧及理解的深度不同導致操作方法的不同，其中又摻雜著主觀因素，特別是近幾年的金融危機，致使對公允價值的使用褒貶不一。

正確利用

要解決這些問題，對公允價值加以必要的限定則是比較理想的方式。至于加以什么樣的限定條件，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考慮：

1、市場是否穩定和有效。因為市場的穩定和有效，與信息的相互了解以及公平對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無效的市場或者是不穩定的市場不會帶來信息的完整有效，更不會帶來交易雙方的相對公平。遇到市場失效或不穩定時，應停止使用所謂的公允價值確認相關事項，而此時也不會有真正的公允價值存在。

2、需要注重交易的本質是否與其真實價值結合。如果僅僅是交易的價格在短期而頻繁的交易中不斷提高或持續偏低，而其本質卻沒有增加新的價值或減少原有價值，則應該考慮不使用公允價值。因為此時市場的交易價格與標的的自身價值脫離，采用所謂的公允價值，并不能代表標的真實價值，這樣的“公允價值”會使市場步入危機，為市場失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3、注重交易的實質，減少交易假設，避免估計彈性。由于公允價值強調的是交易雙方認定的結果，因此在確定公允價值時必須考慮并強調對方認定這一因素。如果必須做出交易假設，則應有特定的交易對象，并且對其有深入了解，或者在沒有特定交易對象的情況下，通過相關的文件規定和科學的推導過程來確保公允價值或公允價值的取值范圍，減少單方的估計或假設。

4、通過交易，交易雙方的各自利益是否達到最大化。只有交易雙方在交易中都獲得各自的利益，才有可能認定交易是公允的，而雙方在交易中越能夠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才能夠說明其公允價值越高。否則，有可能說明交易雙方存在關聯性，或者說雙方有可能沒有實現熟悉情況這一判斷公允價值的必要條件。

5、交易市場的范圍（包括地理及時間上的）應加以限定。市場的分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在不同的市場之間必然不會存在透明和全面的信息披露，這致使交易雙方不可能得到較為完善的信息。因此按照公允價值的概念，在分割的市場之間必然出現公允價值的偏差和扭曲，分割的程度越大，則公允價值發生偏移和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假如交易雙方所處的市場環境相差較大，則對公允價值的使用應予以謹慎。

6、注意風險的衡量。如果資產和負債的風險過高，則不應把超出各方承受能力的風險所可能產生的價值并入公允價值的認定。因為這一部分價值很可能涵蓋了交易雙方不熟知或不確定的相關情況，具有非理性因素存在。

重視監督機制

除了這些限定因素，還應該對公允價值的運用進行有效監督管理。監督管理工作的建設和發展，筆者認為主要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重點強化公司治理，提升企業內部的管理水平；增強交易運作過程和其結果的透明度，清理違法違規行為，構建完備的市場監管體系；提高交易者對交易信息進行分析判斷、有效甄別的能力，從而盡快完善與公允價值相適應的市場環境。

2、注重企業的交易是否能真正為企業帶來新的價值，如不能夠給企業帶來新價值，有可能造成對公允價值的扭曲，應逐步對其加以限定。

3、著重披露與公允價值相關的更多細節，如計量公允價值所采用的估價技術及依據的假設、期初和期末公允價值余額的變化等，便于使用者或相關利益者分析判斷。

4、完善相關職能機構，從概念出發，加強規范公允價值確定的標準。對于已經存在活躍、公開的交易市場的，應由國家監管部門或者行業協會明確其中符合公允價值確定標準的市場，其交易價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對統一、標準的公允價值信息。如需運用估值技術確定的，由相關部門指定研發機構，制定標準的估值模型系統，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場數據，同時限制系統使用者所能調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觀因素對估值的影響。

5、加強注冊會計師在審計過程中對公允價值的審計力度，并在審計報告中披露相關信息。從審計角度進一步衡量和限制公允價值的運用，促使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信息更加公允和完整。

篇(6)

[關鍵詞]銀行風險 風險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F27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32-02

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銀行作為居民日常生活最常用的儲蓄機構，成為巨額資金的集散中心。由于體制不健全、人員管理不規范等原因，在銀行日常經營管理活動中暴露出種種風險，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資金安全造成嚴重威脅?？v觀銀行的發展史可以看到，銀行的生死存亡與風險管理緊密相關。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銀行不僅需要通過提高技術手段構建主體，也需要運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為科學識別和有效防范風險做支撐，使思想政治教育成為風險管理的推動力量。

一、銀行風險及風險管理

（一）銀行風險及幾種主要風險類型

銀行風險是指銀行在經營中由于各種因素而招致經濟損失的可能性。按照巴塞爾委員會的劃分標準，銀行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聲譽風險、法律風險、戰略風險類。①

其中，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債務人或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同或其信用質量發生變化，從而給銀行帶來損失的可能性，是銀行最為復雜的風險種類，也是銀行面臨的最主要風險；市場風險是指因市場價格的不利變動而使銀行發生損失的風險，存在于銀行的交易和非交易業務中；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程序、員工、信息科技系統、外部事件所造成損失的風險，普遍存在于銀行業務和管理的各個方面；聲譽風險是指由于意外事件、銀行政策調整、市場表現或日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負面結果，銀行聲譽能夠維持存款人、貸款人和整個市場的信心，這種信心一旦失去，銀行的業務及其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都將不復存在。②

（二）銀行風險管理

銀行風險管理是指通過風險分析、風險預測、風險控制等方法，預防、回避、排除或者轉移經營中的風險，從而減少或避免經濟損失，保證經營資金安全。確切地講，銀行風險管理是通過了解自身及市場情況，辨識風險、分析風險、評估風險、設計并實施風險管理方案，不斷監測風險管理過程而使銀行達到戰略目標的決策與行動。③風險管理的基本職能是監控和信息反饋，包括對營銷前臺的風險監控，控制經營風險的承擔范圍；為戰略決策后臺提供信息支持，經營過程風險的信息分析、整理和反饋。

（三）銀行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銀行面臨信用、操作、聲譽等風險的壓力日益加大，通過在改革與發展進程中不斷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制定審貸分離、審計稽核、崗位輪換等內控制度，在風險管理機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在風險管理意識層面，仍有諸多問題：

第一，風險管理意識偏差。銀行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在實踐中很多銀行領導及員工過分追求經營規模、看重短期目標，風險管理意識相對淡薄，有的甚至把風險管理看成是獲取利潤的絆腳石，將其與業務經營對立起來。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部分人無法正確處理業務發展與風險管理的關系，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違規經營，擾亂金融秩序，嚴重威脅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資金安全。

第二是缺乏全面風險管理理念。銀行風險涉及業務經營的全部領域，例如，隨著經濟活動的多元化，存款、票據業務成為重要的風險源。另外，由于個別員工道德缺失，基層營業網點和柜員也已成為重要的操作風險發源地。因此，風險管理必須是全面的、立體的，對整個機構、各類風險進行通盤管理。應當通過制定明確的風險管理戰略、建立獨立的風險管理組織框架、制定完善的風險管理流程、建立科學的風險管理模型、實行風險分類管理、培養專業化的風險管理隊伍形成全面風險管理。④然而在實踐中很多銀行對風險的認識不足，對風險的復雜性認識不夠，風險管理方法單一，在風險識別、監測方面缺乏客觀性和科學性。

第三是缺少風險管理文化。風險管理文化是銀行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是一種融合了現代銀行經營思想、風險管理理念、風險管理行為、風險控制標準與風險管理環境等要素于一體的文化力。⑤健康有序的風險管理文化氛圍能對每位員工產生深刻影響，引導員工主動發現和暴露風險隱患，使各項規章制度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但在實踐中，銀行員工普遍缺乏風險意識，對于什么是風險、什么是風險管理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認識，更沒有意識到風險管理在銀行日常經營中的重要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風險管理中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政治輿論宣傳和進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法寶，更是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打基礎利長遠的全局性工作。目前銀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現象，在方法上比較陳舊，缺乏創新意識和針對性，實效性不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銀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應當深入和細化。

在長期的金融體制改革進程中，一些新的思潮和觀念對人們的思想造成巨大沖擊，新型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形成鮮明對比。部分銀行員工缺乏敬業精神、競爭意識，工作積極性不高，疲于應付工作，對政策、法規置之不理；在待遇、報酬方面盲目攀比，以自我為中心，心態失衡；法律意識淡薄，為追求經濟利益不惜觸犯法律，將發放貸款的“權力”視為對別人的恩賜，借機謀財。

防范和化解風險，把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需要針對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找出解決辦法。提高銀行員工的思想政治覺悟和職業道德水平、做好銀行員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協調思想、統一行動、增強凝聚力有重要意義，這樣不僅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也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⑥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中有積極作用，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徑，是識別和防范風險的客觀要求，也是對操作風險、聲譽風險等主要風險進行針對性管理的題中應有之意。

三、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風險管理中的積極作用

面對新形勢，銀行在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過程中，一方面要采取擴大市場份額、增加網點布局、完善設施建設、注入新鮮血液、投身公益活動等方法，提高經濟效益、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應當在風險管理工作中采取一定的措施，合理運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風險管理中的積極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成為風險管理的推動力量，營造良好的風險管理氛圍，凝聚共識、激發活力，促進銀行的轉型和持續發展。

（一）強化風險管理意識，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

防范風險是每位員工的重要工作，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部分員工對風險及風險管理的認識存在偏差，認為風險管理僅僅是特定部門的責任，與自己無關，不從根本上去理解和支持風險管理工作，對風險管理工作的迫切性沒有足夠的認識，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和危機感，甚至將風險管理與業務經營對立起來，將其視為一種影響業務經營工作開展的負擔。銀行應當在經營管理中強化風險管理意識，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激發員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使其認識到風險管理不僅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而且與單位發展和個人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從而在工作中自覺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風險防范。

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全面導入符合經營管理要求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將風險管理深入到業務經營的各個方面，是對銀行風險管理工作的客觀要求。銀行在推動全面風險管理過程中，應當建立各種責任機制和激勵機制，從制度上強化員工防范風險的責任意識，使這種意識貫穿到工作中的各個方面，切實增強廣大員工防范金融風險的緊迫感和責任感，促使全面風險管理在銀行上下得到有效落實。

（二）關注員工舉止，重視員工個體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

銀行網點多、覆蓋面廣，員工群體龐大，內部人員容易引發風險。在銀行人力資源管理的過程中，應當在用人關口加強把控，嚴格審查員工背景。在錄用新員工時，除注重學歷、能力之外，還要對員工的道德品質進行了解，以防范道德風險。在日常經營管理中，應當加強對重要崗位人員的動態管理，開展員工行為排查，落實監督管理責任，對重要崗位定期不定期開展崗位輪換，以防范操作風險。

此外，在管理過程中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經常傾聽員工心聲，了解員工需求，與員工進行平等的思想交流，有針對性地為員工解決實際問題。對員工思想上存在的問題，認真剖析原因，采取適當形式，說服、教育員工正確地認識風險管理，增強員工風險管理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學習和了解風險管理的相關管理政策、法規，激發員工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到風險管理工作中去。

（三）建立風險管理文化，加強風險管理教育

風險管理文化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良好的風險管理文化有助于銀行各級層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從而實現發展目標。銀行應當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優勢，將風險管理提升到文化層次去認識，構建和諧的風險管理文化，使全體員工充分了解風險管理工作的發展方向、目標以及達成這些目標所需要的方法，自覺投身到防范風險工作中，使風險管理植根于員工腦海，落實于員工行為，引導其主動發現和披露風險隱患或問題。

在實踐中，有些員工不配合風險管理工作的開展，對推行的風險管理教育培訓和考試存在被動應付的消極心理。對此，銀行應當完善職工教育考核制度，通過教育和培訓，建立一支能夠運用現代工具，有效識別、計量和控制風險的風險管理隊伍。此外，還應當通過加強對員工的理想信念教育、職業道德教育、法紀觀念教育，摒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幫助員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自律性、自覺性、主動性，提高員工的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

注釋：

①巴塞爾委員會是1974年由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L倡議建立的一個由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當局為成員的委員會，被廣泛視為銀行監管領域的首要國際組織，其制訂通過的《巴塞爾協議》建立了完整的、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

②宋清華.金融風險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4-9.

③殷洪良.銀行風險管理實務[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3：3.

④郭保民.論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1（03）：80.

篇(7)

關鍵詞： 企業；HSE管理；體系；對策

引 言

安全、環境與健康（HSE）管理體系是一種先進的體系化、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化的管理方法，推行HSE管理體系是國際石油、石化行業安全管理的現代模式，也是當前進入國際市場競爭的通行證。企業具有生產工藝復雜多變，生產裝置大型化，生產過程連續化，原材料及產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易腐蝕等特點，如果放松安全管理，導致事故發生，往往會造成人員的重大傷亡或環境的嚴重污染。為此，筆者通過分析企業推行HSE管理體系以來的現狀、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以期完善企業的HSE管理體系，促進該行業的健康發展。

1HSE管理存在問題

企業推行HSE管理體系推行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1）安全管理舊觀念與HSE管理體系存在沖突。主要表現在：領導的話比制度管用，經驗比標準管用。（2）企業上下對HSE管理體系的作用認識不夠。較多干部職工認為HSE管理體系只是建立在資料上，寫好體系資料就行了。（3）體系制度落實不夠。主要表現在：HSE管理體系有一整套程序文件和運行控制文件，但實際工作中并沒嚴格按體系程序文件和運行控制文件落實執行，存在“兩張皮”現象，即體系文件要求的是一套，實際工作執行的是另一套。（4）全員參與意識不夠。工人認為建立HSE管理體系只是干部的事，與自己關系不大。存在以上問題有其主、客觀原因。主觀原因是：一些干部、職工和管理部門對HSE管理體系不重視，認為不是自己管理的事，而HSE管理是體系管理，涉及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如人員、設備、生產運行等，從而導致HSE體系實際運行困難。

2 持續完善HSE管理體系的原則

HSE管理采取PDCA的管理模式，是一個持續改進的過程。目前，企業也都建立了HSE管理體系，有的通過了HSE管理體系外部審核認證，但從時間上來說才幾年時間，各單位對體系的運行還沒達到成熟和完善的地步，還需要逐步完善和改進，因此今后安全管理的核心是完善HSE體系和HSE文化推介。HSE管理體系是安全工作的基礎，HSE文化是安全工作的靈魂。要完善HSE管理體系，就應該建立由一個管理機構、一套嚴密的管理體系程序文件和運行控制文件構成的循環漸進的管理體系。一個企業，從最高管理層到基層（隊）、班組都是管理體系的組成部分，班組是管理體系最基本的單元，每一個層次都有自己的結構和控制文件，文件規定各自的權利、義務和職責。要完善HSE管理體系，就要完善各項管理規定、安全操作規程，要提高員工安全文化素質，樹立員工HSE的理念和科學的HSE價值觀，通過宣傳、教育、培訓和對危害的識別與評價。一個完整的HSE管理體系是否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要看它是否能夠形成“齊抓共管、層層落實”的HSE管理格局，是否能夠構建安全與生產和諧、員工與管理和諧、企業與社會和諧以及環境與發展和諧的安全環保機制，這是保證體系運作連續和持續性的關鍵。

3 堅持領導重視和全員參與的原則

一個企業安全工作做得好不好，常常與一個企業的領導是否重視安全工作有直接的關系。HSE管理體系的建立、推行與以前的安全管理模式相比更加系統化、規范化，因而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包括人員的培訓、制度和體系文件的建立等，這些如果沒有領導的重視和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保證是很難辦到的。同時，HSE管理也是對各級領導舊的安全管理觀念的一次沖擊，把以前靠人和經驗的管理逐漸變為靠制度管理，各級領導如果思想上不重視和不轉變，那么HSE管理體系在企業中就很難實施。

HSE管理的重點和中心是危害識別與風險評價，而危害識別與風險評價的最終目標是杜絕一切事故的發生，要實現這個目標，全員參與是關鍵。因此，采用多種方式，讓所有的員工認識HSE管理體系的本質和核心，掌握風險評價的基礎知識、方法以及如何確認危害的根源和性質；發動全員參與各自崗位的危害識別和風險評價，認真分析各崗位的作業活動、設備設施與工作環境存在的不符合項，明確崗位的職責，清楚工作區域和作業活動中實際和潛在的危害、風險和環境影響、危害的程度，明確要采取的風險控制和防范措施，清楚工作區域和作業活

動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和應急措施。

4 強化HSE管理的執行力

任何管理要收到好的效果，必須強化執行力。安全管理規定的落實，靠的也是執行力。管理的規則是先有行為標準，后有執行行為。目前，在國家的高度重視下，各行各業的安全管理制度、標準都已逐步完善，但在執行上往往出現偏差。出現偏差的原因是：①一些企業為了獲取高額利潤，有意識地忽視安全物質文化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降低了生產環境、生產設施的基本安全條件，使安全管理和安全生產出現漏洞；②一些企業管理人員文化素質低，對管理過程控制力不夠，不按規定、標準執行，造成企業執行力差；③一些企業在安全行為培訓上重視不夠，對操作人員的安全素質、技術素質、危害識別與風險評價能力與事故預防能力等培訓不到位，使個人在執行和完成任務時的能力差。所以，一個企業要在安全管理上達到最高境界，必須在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基礎上，尋找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提高企業執行力度，用規章制度規范管理行為，這樣才能保證執行正確、有序和執行有效。

5 逐步推行HSE文化管理

企業文化是實實在在的，是企業在組織、管理和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企業安全文化則是積淀于企業及其員工心靈深處的安全意識形態，是企業的安全理念、行為和表現在企業的各個層次的宣揚和推介，是企業員工應遵循的安全行為方式，是安全管理的準則和靈魂，貫穿于企業安全活動的全過程，是企業各階層安全觀念、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的基礎。HSE文化建設是推行HSE管理的必然趨勢。HSE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行為文化等。物質文化是安全生產的基礎，企業通過對工作環境的優化、勞動條件的改善與文化設施的建設，來滿足員工追求安全生產的需要，以合理的安全獎勵機制來滿足員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激勵員工安全生產的工作積極性。制度文化是對企業員工的安全生產行為規范進行約束的規則。用安全生產規章制度來明確企業安全管理、安全生產的行為規范；用安全技術操作規程來明確員工從事生產經營過程的操作規范。只有形成責任明確、責權一體，在安全管理上才能做到敢抓敢管，才能落實執行力度，使員工逐步形成良好的安全行為習慣。精神文化是用以規范企業員工安全生產行為、增強群體意識和價值觀念的文化，是企業員工共同的追求。企業使員工在安全觀念上確立了一種內在的自我約束的行為標準，使員工知道自己該敬畏什么。所謂敬畏，就是敬畏生命、敬畏責任、敬畏法律。員工一旦違背了行為標準，違背了安全生產理念，就會自責，會受到共同意識的壓力和公共輿論的譴責，使其自動糾正錯誤行為。行為文化是規范生產活動中個體行為的文化。要通過安全活動、預案演練、安全教育、技能培訓、危害識別與風險評價等活動，促使員工熟練掌握本崗位安全操作技能，樹立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員工自覺規范自己的操作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