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8 09:20:53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服務治理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近年來,邳州環境監察工作按照委、政府的統一部署,在環保局的正確領導下,堅持環境監察工作為我的“三先”目標服務、為環保事業服務、為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服務的宗旨,認真貫徹執行環保法律法規,嚴格執法、熱情服務,廉潔奉公,依法行政,為保護邳州的藍天碧水,保護人民群眾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一、求真務實,嚴格執法,認真查處污染環境的違法行為
我們把堅決清理取締“十五斜企業和其它不符合產業政策的嚴重污染企業放在環境監察工作的首位。20__年,全共清理取締“十五斜企業19家,立案查處嚴重污染企業40家,查處的重點主要是針對我工業建設項目中的小造紙、小煉焦、小煉鋼、小電鍍和污染嚴重的小化工企業。
在現場執法工作中,我們結合自身工作的特點,嚴格從源頭控制污染企業的產生,發現新上建設項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產工藝,對工藝中存在嚴重污染問題又無力落實“三同時”制度的新建項目,及時予以制止,這樣,既控制了新建項目帶來的污染隱患,又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盲目投資者的經濟損失。
二、認真做好環境處理工作,積極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切實維護群眾合法的環境權益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環境意識和環保法制意識也隨之增長。20__年,我們共處理環境問題125件,其中,我群眾還在全環保系統首創自制光碟反映環境污染問題的先例。對于群眾反映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們按照工作無小事的原則,從解決污染雙方的矛盾入手,堅持事無巨細,做到事事有落實,件件有回復,環境案件處理率達到100,連續多年被我評為工作先進單位。
三、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管理,為我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在環境監察工作中,我們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執法就是服務、零距離服務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執法、全程式服務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執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資者避免因為重復投資或者投資方向失誤所造成的損失。
從企業新建項目立項開始,我們就把執法和服務貫穿其中。首先,幫助企業理清投資方向,分析項目投資的可行性,防止重復投資和上馬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藝;其次,為企業提供污染治理技術和污染治理信息,幫助企業落實“三同時”措施,使企業在污染治理方面實現以較少的投資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動幫助企業辦理建設項目審批手續,指導企業進行排污申報,指導企業建立污染治理臺帳,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費、服務費。這樣,把執法溶入于服務之中,把環保理念溶入于服務之中,實現了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結合,環境宣傳與服務的有機結合,最終實現了環境監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來,我相繼吹響了四城同建和建設大而強、富而美東隴海第三大的戰斗號角,在新形勢下,環境監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遠。我們將緊緊圍繞委政府的中心任務,在環保局的正確領導下,以開拓的精神,昂揚的姿態,解放思想,輕裝上陣,全面深化環境監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去,以適應我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下一步,環境監察工作將要在職能和觀念上實現兩個方面的轉變:
一、實現環境監察工作從管理型執法、收費型執法到服務型執法的轉變
我們要在繼續強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執法就是服務、零距離服務的概念、一站式執法、全程式服務的概念,力爭把污染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基礎上,從壯大我的工業經濟實力入手,提高服務意識,強化服務職能,保障我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從根本上提高我改善環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實發揮環境作為生產力的作用。
二、實現環境監察工作從點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觀管理的轉變
過去,污染企業分布廣、污染特點各異,環境監察工作成本投入大,執法效果不理想,隨著我工業經濟向規模化、集約化方向發展,一些小的供熱型污染將被集中供熱所取代,同時,隨著城集中排水管網初具規模,城污水處理場投入使用,工業園區建設步伐加快,新上工業項目統一集中到工業園區,實現了污染的集中治理,客觀形勢要求我們要加強面源污染、宏觀污染防治方面的研究,轉變管理觀念,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應對污染特點變化的能力,加強宏觀污染管理,節約執法成本,提高環境監察工作效能。
[關鍵詞]回應型政府 回應 合作共治 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7-0066-05
回應(response),即回答、答應或響應,是所有社會形態及其政府運作模式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謀求政府與社會間穩定、和諧關系的基本方式。無論何種政府,作為公民的政府、社會的政府,都應程度不同地回應社會。當代社會,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對政府治理模式、治理過程、治理效果提出了新要求。著眼于改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的回應性與回應效能,有必要研究和把握回應型政府的理論基礎、內涵和特征。
一、理論基礎
“回應型”一詞最早出現于當代西方法學理論中。對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研究,發端于20世紀后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公共治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美國學者羅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紀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他強調,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無須依靠國家強制力來實現,其主體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關治理的論述不一而足,大多論述了相似的思想。雖然治理理論還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還比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賦予了治理(govemanee)與統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義。如果說傳統政府理論認為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體,自上而下的統治是政府管理社會的主要方式的話,那么,公共治理理論的主要發展則是強調了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在治理過程中,政府與社會、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間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雙向互動、相互影響的必要性。治理更多地是一個社會作用日益明顯、社會力量自下而上影響政府,不再像過去那樣單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過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協商,共同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這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政府權力運行向度,凸顯了社會在治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傊瑥母旧险f,公共治理理論,其實就是研究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政府如何與社會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決公共問題,以達到治理的良好狀態,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標。 “回應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回應,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沒有對政府回應性問題的研究,就難以研究善治問題;研究回應型政府建設問題,才能從理論上闡明,如何在不斷提高并確保政府回應社會的自覺性、穩定性、有效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實現政府的善治。因此,回應型政府問題,理應成為公共治理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樣,公共治理理論也為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研究提供理論支撐,是回應型政府的重要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尤其是近10多年來,在有關政府回應社會的問題上,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雖然具體觀點不盡一致,但就通過改革,建設全方位服務或回應社會的責任政府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如美國學者奧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時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個方面,其中一條就是,要建設“顧客驅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mment)――滿足顧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雖然其中的企業化政府改革原則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評,但其“顧客驅使的政府”的理念,蘊含了對政府正確、及時回應社會的要求。。引新公共服務理論則更進一步:相對于政府而言,“公民不只是顧客,他們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顯然更須無條件地回應公民或社會。新公共服務理論倡導以結果、以競爭為導向,使政府的每一項資源投入、人員活動、公共服務的提供等,都能真正符合社會需要,使社會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得到“無縫隙”服務,形成真正體現以民為本、“服務,而不是掌舵”的“無縫隙政府”,建立起政府與社會間信任、合作共治的關系,以確保政府的回應性。在這里,新公共服務理論把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政府服務范疇,由“顧客”擴展到了“公民”,更強調政府回應社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傊戎趥鹘y的政府理論,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與公共治理理論都有一個重要共識:政府不應是權力的惟一所有者,而應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創造機會或條件,將公民個體利益,整合成社會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應。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同樣是研究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理論指導。
還應強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本質上也要求,政府必須具有對于社會的回應性,政府應不斷提高其回應力。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制度屬性,在更高的層面上要求建設以人為本、以社會為本,能夠全方位回應社會的責任政府,在盡可能滿足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需求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利益、政府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無疑,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回應型政府問題研究的重要指導思想。
二、基本內涵
迄今為止,在中國學術界,尚無對回應型政府內涵的權威界定,專門的研究文獻較少。盡管有學者提出了“回應型政府”的概念,甚至還進行了公共治理視角下政府回應問題的分析,但還存在明顯不足。首先,已經提出的“回應型政府”的概念不系統、不明確,過于籠統;其次,近年來,包括從政府公共決策過程中公民參與的角度,對回應型政府問題所進行的研究,尚未從體制建構的角度來闡述體現對政府自覺、穩定、有效、可持續回應社會要求的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有著明顯的視角局限。認真梳理中外學者對政府回應和政府回應性等概念的研究成果,對準確把握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是必要的。
關于政府回應和回應性問題的研究,散見于中外學者有關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中。這些研究,為科學界定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打下了基礎。尤其是中國學者俞可平在介紹、研究治理和善治理論的過程中,在強調政府的回應性作為善治的基本要素的同時,闡明了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得無故拖延或沒有下文,在必要時還應定期、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促進了回應型政府內涵的明晰化?;貞皬哪撤N意義上說是責任性的延伸”。回應型政府,首先是責任型政府,表現為政府的一種責任性(accountabmty),強調政府公務員及管理機構由于其承擔的職務,必須履行一定的職能和義務。沒有或不適當地履行其應當履行的職能和義務,就是失職,或者說缺乏責任性,也就無所謂回應型政府。
可見,回應型政府的內涵要素至少應包括:回應型政府的價值理念;回應型政府的基本責任;回應
型政府體制或機制的特點;回應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等等。可以認為,所謂回應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為理念,以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為責任,具有自覺、穩定、可持續的回應性和回應機制,以及有效回應社會所需的回應力,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顯然,與作為過程的“政府回應”和作為特征的“政府回應性”不同, “回應型政府”實質上是一種治理模式――政府用怎樣的運行模式來行使其對于公共事務或社會事務的治理職能,是確保政府回應性穩定有效、政府回應力可持續提高的體制性安排,是對傳統政府管制體制下政府對社會集權式管理的革命。
應該指出,政府回應是政府對于社會的回答、答應或響應,更多地是反映政府對于社會訴求的傾向性態度;政府服務,更多地是指政府為滿足社會訴求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動?;貞驼怯袆e于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前者是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模式;后者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前提下的政府對于社會的管理模式。當然,這種區別毫不影響兩者之間緊密的、難以分割的聯系,它們在價值歸屬上是一致的,都著眼于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與質量的提升?;貞驼卫砝砟畹拇_立,可以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更好的價值導向、目標體系和基本條件;回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運行機制的建立,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實現其服務性職能,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基礎。準確把握回應型政府的科學內涵,對于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是有益的。
三、基本特征
研究回應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實際上是在回應型政府的理論基礎之上,對其內涵的進一步解讀?;貞驼w現公共治理的理念,具有穩定、自覺、可持續發展的回應性和回應機制,以及回應社會所需的回應能力,并有效履行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的職責,就應體現以民為本、服務導向、合作共治、及時反應、依法治理的特征或屬性。
(一)以民為本
政府回應的本質,就是回應公眾利益,處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這也是回應型政府的主要要求之一?!?P64)在傳統政治學者看來,政府與社會、公眾的關系,主要通過選舉投票和多數決定的民主原則來實現。但在實踐中,由于長期形成的官僚體系對于社會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和公眾不得不依賴這樣的政府官僚體系。所以,官僚體系對社會需求反應的時效與質量,直接決定了在政府回應社會的過程中,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優劣。這一關系的優劣,是政府體現其回應性、回應能力、回應的穩定性或可持續性的晴雨表。顯然,以民為本的政府,才能建立起優良的政府與社會間的關系。羅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問題是,“一方面,政府機構要求在進行服務時要保持最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組織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必須反映服務對象的需求及期望”。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迪馬克(M,Dimock)等公共行政學者就建議, “顧客滿意標準在政府運作中的運用應當與企業中的運用一樣廣泛開展”。這實際上可視為政府須“以民為本”的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初步表達。然而,對這一觀點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批新公共管理理論學者強調,“受顧客驅使的政府”應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這是對傳統政府體制缺乏回應性的批評,也是對回應型政府須以民為本的又一重要提示。
新公共服務理論在批評和發展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政府應服務于公民而不只是顧客的觀點。登哈特夫婦在《改革政府》中關于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的建議后指出,當我們急于掌舵時,也許我們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登哈特夫婦轉述了金和斯蒂弗斯(King and Stivers)《政府屬于我們》中的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政府是屬于其公民的,應將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強調的重點不應放在為政府這艘航船掌舵或是劃槳上,而應放在建立明顯具有完整性和回應性的公共機構上。這就十分清晰地闡明:既然政府本來就是屬于公民的,就必須無條件地回應社會訴求,就理應成為以民為本的回應型政府,向公民提供滿意的公共產品??傊悦駷楸臼腔貞驼罨镜膬r值觀和動力源泉,從而也是回應型政府的首要特征。
(二)服務導向
以民為本的邏輯結果,是對回應型政府須以服務為導向的要求。持續至今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質上是從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轉型運動,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模式,體現的就是一種公共服務精神。新公共服務理論在對將政府服務對象看成顧客提出批評的同時,十分強調的就是服務。對此,登哈特夫婦在轉述格倫?科普的觀點時進行了詳盡的論述,認為為顧客服務的驅動力是利潤動機:只有顧客得到了滿足,他們才會以指定的價格去購買這種產品或服務;為公民服務的驅動力是責任約束:鑒于政府所提供的公民所需的產品或服務的購買,因其常常是通過稅收付費而不具有自愿性,所以“這就給政府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責任,即它不僅要使其直接的顧客滿意,并以一種高效率的方式運作,而且還要提供其公民所需要的服務”;為作為主人的公民服務的驅動力則是利害關系:對政府而言,“顧客正在等著見我們”有別于“主人正在等著見我們”。在第一種情況下,政府可能會按照他們出現的順序,以盡可能禮貌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對每一個人的需求或偏好作出回應,在結束這筆交易時,也就結束了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而在第二種情況下,政府所服務的是主人,每一個主人都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利害關系。政府不僅要關注、服務每一個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須服務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并為公共利益的實現與社會進行持續的對話。
總之,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下“顧客驅使的政府”對公民顧客身份的界定,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下“公民導向的政府”或“主人的政府”對公民主人身份的認可,都從不同角度表明,政府必須像企業對于顧客、仆人對于主人,以服務為導向,全面回應“顧客”或“主人”的需要。這說明,對政府以服務為導向的要求,有著廣泛的理論基礎。以服務為導向的政府,才能體現以民為本的要求,更為負責、有效地協調各類社會利益主體的關系,解決各類公共問題和社會問題,實現公共利益,才能成為回應型政府。
(三)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理論深刻揭示了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對善治的重要性。俞可平在總結善治問題時強調,“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有效的管理”就是“兩者的合作過程”。一方面,政府須積極扶植和支持社會組織的自主管理,努力為社會力量的發育創造條件,促進社會治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各類社會組織要積極與政府配合,及時向政府反映社會成員的意見、要求,及時提出合理建議,在與政府合作過程中,積極幫助政府,使政府的回應性和回應力得到穩定、有效、持續的強化和提高。善治離不開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
新公共服務理論在揚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其中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當代社會所要求的政府與社會間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也強調了政府與社會間合作的重要性。它強調,“諸如公
正、公平、回應性、尊重、授權和承諾這樣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過了那種把效率作為政府工作惟一標準的價值觀”,政府對社會的回應方式應進行徹底變革。傳統的政府是通過說“是的,我們能夠提供那種服務”,或者說“不,我們不能提供那種服務”,來回應社會、公眾的種種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則要求,經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和公共管理者,應該不只通過說“是”或者“否”來回應公民的需求,而應該說諸如“我們先來一起想想該怎么辦,然后再來付諸實施”。在具有積極公民權的社會里,公務員不僅將日益扮演一種調解、中介、申說、裁判的角色,而且將以促進、當經紀人、協商以及解決沖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的方法。
公眾、社會作為公共事務管理的平等主體,在融入政府治理過程中,實現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在克服政府壟斷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的基礎上,形成政府與社會間“回應一參與”的良性互動,從根本上防止政府誤讀、甚至挪占公共利益,提高和確保政府回應社會的自覺性、穩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共治理主體、而不是被動接受者的身份,于事前、事中、事后參與公共利益的實現過程,推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實現善治的過程中挖掘政府回應的最大潛能;同時,可以更好地集中民智。改善公共決策,提高政府回應能力。總之,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有利于促進以民為本、服務導向的政府回應機制的建立,是形成回應型政府體制的重要基礎,是回應型政府的核心要求和主要的運行特征。
當然,強調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強調政府對社會主體力量的尊重和發揮,不能忽視或否定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將西方學術界對“沒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探討,㈣與現實“有政府的治理”實踐等價齊觀。一方面,羅西瑙等人的“沒有政府的治理”的設想,主要是就國際政治而言的,他本人卻是無政府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另一方面,真正意義上的“沒有政府的治理”,是所論證的國家消亡后的理想狀態,還是一個遙遠的未來。即使是在國家消亡的理想狀態下,社會也仍然需要“非國家機構的政府”的治理??梢哉J為,回應型政府職能實現的過程,是伴隨國家權力向社會逐漸回歸的過程,一方面。離不開政府和社會兩個合作主體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治理秩序的持續、有效供給,政府仍然是回應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主導方面。
(四)及時反應
顧名思義,回應型政府要求政府對于社會訴求,不能不(回)應,也不可久拖不(回)應,而必須及時、有效地予以回應,否則,就是失職,就不能稱之為回應型政府。政府及時反應社會訴求,強調的是政府對于社會的回應必須快速,否則,就難以及時;必須有效,否則就“不到位”?!翱焖佟?,是指在回應社會的有效期內,政府要以盡可能短的時間,對社會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決的問題,給予積極響應,并在與社會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有效”,是指政府回應社會的方向有效――政府幫助社會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符合公共利益的實現方向;內容有效――政府具體解決問題的內容符合而不偏離社會基本或主要的價值或需求;時間有效――政府在解決問題所要求的時段內解決準確反應社會訴求的問題。當然,就時間的有效性而言,不是說解決問題的速度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應該是“正當其時”??傊?,快速、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是對回應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及時反應是回應型政府主要特征之
(五)依法治理
回應型政府要求建立一個與威權和絕對統治相對的政府,即負責、有限的政府,而法治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法治”(rule of law)是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憲精義》中提出的,現已成為普遍原則:政府和公民或社會在法律上負有相同的義務和責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權,政府和公民或社會都必須守法。所謂依法治理,指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必須依法進行,否則,政府對于社會的回應,就難以有體制和機制的保證。首先,政府必須守法,即政府參與治理的過程只有依法進行,才能使以民為本、服務導向的基本理念、與社會合作的治理方式、對社會需求予以及時反應的基本要求,具有法制保障和剛性約束。其次,公民或社會必須守法,即公民或社會參與治理的過程必須依法進行,才能確保其在有序參與的基礎上,向政府表達正當、合理的利益訴求,使得政府能夠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予以及時反應??傊?,“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秩序,就沒有善治”。依法治理是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使政府回應制度化、體制化的基本保證,因而是回應型政府的又一重要特征。
總之,以民為本、服務導向、合作共治、及時反應、依法治理,既是回應型政府的內在屬性和基本特征,又是形成和保證政府的回應性,回應的體制、制度,回應的目標、速度,回應的數量、質量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把握這些特征,對于更好地理解回應型政府的理論脈絡、基本內涵,厘清建設回應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其啟示一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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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治理;現代化;服務型政府;合作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1-0119-08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皣抑卫憩F代化”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和歷史任務。作為一個總體性范疇,“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包含著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形式上,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三個基本要素:首先是組織要素,其涉及到政府內部權力與資源的配置;其次是職能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其他權力主體和社會權利主體的權力與功能配置;再次是環境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各類社會行動者的情境關系。在動態互構的過程中,這三個要素并不能被嚴格地區分與線性地構序。但就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言,回應社會環境、解決社會問題總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邏輯前提,政府的職能與組織都要圍繞著這個邏輯前提進行重組。
社區是社會的重要基礎和構成部分,我們同樣也可以通過它來透視政府治理現代化。不過就“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模式”這一問題而言,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特殊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的政府改革,雖然形態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重新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前,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歐美的干預型政府,都具政府吸納社會職能,進而控制社會的特點。但是隨著改革的開啟,政府與社會實現了新的分化,政府把一些它不能很好承擔的職能轉移到社會之中,進而為社區的重建以及政府治理社區方式的革新開拓了空間。
(一)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
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西方的干預型政府,都是一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在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系中,資源、信息與人員都被組織到緊密控制的科層結構之中,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權力體系運行的重要依據。而且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管理性權力是一種主導性權力。依靠管理性權力的強大控制力,科層制組織以及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才得以建立并得到維持。在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中,社區也被政府所吸納,成為政府有計劃地推進國家建設的重要工具。二戰后,聯合國所倡導的“通過社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吸納、動員、改造和管理社區的運動。諸如“社區自主計劃的有效實現,有賴于政府積極而廣泛的協助”,“制定全國性的社區發展計劃必須有完整的政策、行政機構的建立、工作人員的選拔與訓練”,“地方性的社區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發展計劃相互結合、協調推進”〔1〕等原則都表明政府在社區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隨著政府的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全球布展,權力結構出現了分化。由于政府向社會分權與市場分權,權力體系的構成及其性質發生了變化。原先的那種管理性權力主導的權力體系,現在演變為契約性權力、管理性權力和互惠性權力互動的體系。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改變了管理性權力。政府改革所帶來的權力體系變革對社區也有重大的影響。隨著經濟活動的市場化,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社區內在的契約性權力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福利的社區化,社區內各種志愿組織的形成,也促使互惠性權力呈現增長態勢。社區內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的增長,既促進了社區的自治,也限制了政府的管理性權力。無疑,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促進了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無疑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會進一步要求政府的治理方式進行革新。
(二)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
政府的分權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型的社會分化。由政府所推動的市場化更是社會分化的重要動力之一。由政府的分權以及市場化所引發的新型社會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活力,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政府的有效運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市場化所推動的社會分化潛藏著各種風險。市場化有兩個重要的方面,即個體化與全球化。誠如鮑曼、吉登斯等人所認識到的那樣,個體化與全球化不僅帶來了整合性后果,也帶來了分化性后果。個體化與全球化所內涵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新型社會分層的標準之一。
其實,市場性的社會分化蘊含著社會整合的需求,只不過它總是以否定或隱含的方式存在。隨著市場流動性的增強,“社群的以及由國家支撐的抵御個人失敗和厄運的保障,現如今正在逐漸地、持續不斷地收縮以及削減,這種現象削弱了這種保障從前所具有的種種吸引力,同時也破壞了社會連帶的社會基礎”?!?〕市場性社會分化破壞了傳統的社會整合,但卻沒有為新型的社會整合提供出路。在這種情況下,社區作為承載社會整合想象力的概念又被重新激活。社群主義以及社會資本理論對于社會團結以及社會紐帶的謀劃,都為社區作為一種應對新型社會分化的社會整合機制提供了合法性證明。社區作為社會轉型中的整合機制,無疑會對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當政府以市場化理念為主導促進改革時,社區作為社會整合與團結機制的重要性就會更加明顯。
(三)政府治理方式革新的要求
當前的政府改革最主要的是要改變政府的管理型特征,或者說要變革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它不但用科層制組織自身,而且用科層制組織社會??茖又谱鳛橐环N政府的組織方式,把政府建構成為一個依靠規則和命令、自上而下執行的專業體系??茖又谱鳛橐环N社會制度,把社會職能納入到政府管理的范圍之內,使社會變成了政府的附屬,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在政府通過科層制管理社會的體制中,作為社會基礎的社區也被納入到政府的行政計劃之中。西方國家專業化的社區管理以及福利體系的設置和中國的單位之都是管理型政府開展管理的基礎。
但管理型政府及其管理社會的方式也存在弊端。管理型政府持有一種技術理性,以效率最大化為價值追求。為了便于管理,管理型政府用同一性的策略來剪裁現實的多樣性,以致破壞了社會活力,陷入悖論性的困境之中。各國政府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相繼實施了改革。一方面,通過分權與職能轉移來提高政府效率與社會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內部民主化與外部民主化策略為政府的有效運行于社會的良好治理塑造新型的制度空間。雖然,當前的政府改革并沒有完全揚棄管理型政府,但是隨著政府價值追求的轉換以及社會自治空間的擴展,政府的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服務型政府成為替代管理型政府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社區重建的視角,可以發現隨著職業屬性、政治屬性與倫理屬性等方面的調整,政府的理念正在從管理走向服務。
(四)治理與現代化概念新內涵的影響
治理概念的新內涵起源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變革與經濟研究?!巴獍南到y化發展、核算單位的自治化傾向、零庫存管理等等都是重新審視‘福特式’生產模式(將生產線一體化,從設計部門到機器制造、從工程師到工人嚴格等級化)的信號。”這促使學者們思考“能用等級化以外的另一種方式來指導企業嗎?在企業內部和在企業與其他企業關系中,生產單位的日益自治化會要求采用哪些新的協調方式呢?”〔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治理理念的興起就是為了揚棄管理理念。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與擴展,治理理念也滲透到政府治理體系之中。在全球治理委員會看來,“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很顯然,治理理念為政府模式的革新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
現代化概念的新內涵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政府改革及其效應的影響下形成的。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化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在鮑曼看來,現代化正在從“固體現代性”轉向“流動現代性”;而貝克則認為,現代化正從“第一現代性”走向“第二現代性”。無論學者們做出何種區分,都意味著現代化正在經歷新的階段。與早期現代化的“西方中心論”與“單一現代化”不同,新型的現代化是一個在多元化與復雜化的情境中尋求合作的過程。這種現代化理念對社區治理以及政府模式都提出來新的要求。
綜合起來看,“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選擇”是社會轉型與政府改革情境中生成的一個新議題。社區與政府關系重塑的理念選擇,必須回應權力體系變革的要求、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政府治理模式變革的要求,并遵循“治理現代化”的新原則。
二、傳統理念革新以及困境
雖然,社區治理現代化中的服務型政府建構,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與歷史任務。但是,通過革新傳統理念來探索這一議題,也不失為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其實,在社區重建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那些通過革新傳統理念對政府與社區關系進行重塑的各種嘗試。傳統理念的革新其實是社會重建的重要構成部分,其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中去,而是基于新的社會現實的傳統再造。當然,傳統理念革新也有其局限。只有理解其局限,我們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依靠傳統的外衣來包裝新的理念。
(一)管理理念的革新
當前的政府改革就是要變革政府的管理特性。管理型政府及其對社區的管理,是依靠科層制實現的。通過科層制組織,政府強化了控制自身的能力;通過科層制度,政府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政府通過限制市場性經濟權利、擴張福利性社會權利的方式,滲透到社區的管理之中。通過再分配和規制,原來由社區承擔的職能被政府所吸納。再分配主要涉及到資源的配置問題,諸如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加強規制則主要涉及到確定行動準則,諸如各種規范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政府法規等。管理型政府通過科層制式的管理想象力,構建了以自上而下的社區控制體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體系能夠動員社區內在的資源以服務于國家建設。但是,從長期以及實踐經驗的角度看,它卻是一個資源低效利用與社會等級化的體系,并最終失去活力與合法性。
為了打破政府管理社區的科層體制,政府逐漸減政放權,并把新管理主義引入到政府過程之中。新管理主義“是工商企業管理領域長期流行的一套管理哲學,它主要包含如下幾點核心觀念:(1)社會進程的主要途徑在于經濟意義上的生產力的持續增長;(2)這種生產力的增長以‘管理’功能對勞動力要素和復雜的信息技術、組織技術、物質形態的商品的生產技術的有效組織為前提;(3)管理是一項重要的、分離的和特殊的組織功能,在諸如計劃、執行和衡量生產力的實質進展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商業的成功越來越依賴于高素質和職業化的管理者;(4)為履行‘關鍵作用’,管理者必須擁有合理的‘管理權限’”?!?〕新管理主義的最大特點是管理的自由化與市場化。通過新管理主義的視角,不難發現:一方面政府自身的組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等級制,政府組織朝著扁平化、管理者自我控制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與社區的分離,社區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權,因而政府管理社區的方式也不再僅僅是命令――服從,而是協商互動。
(二)自治理念的革新
隨著政府的分權化改革,政府與社區逐漸分離開來,社區自治的理念得以復興。不過,社區自治理念的復興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社區自治的理念中去。傳統的社區自治所賴以嵌入的傳統“社會――國家”結構,在全球化與個體化的沖擊下正在走向解體?!吧鐣谠馐苋蛘魏蜕钫蔚膴A擊。在‘流動的現代性’條件下,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社會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實體,不再有明確的邊界和規范,以至于個體被迫用自身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與此同時,“國家從總體上喪失了大部分曾經擁有的各種:它經常處于‘別無選擇’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實施政策選擇?!薄?〕而傳統“社會――國家”結構解體包括“整合與瓜分、全球化與地方化,是兩大相輔相成的過程。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同一過程――即世界性的、權力和活動自由的重新分配――的兩個方面”?!?〕上述這些因素都促使社區自治的理念進行革新。
自治理念的革新促使政府從集權走向民主。不過就政府的民主形式而言,其不同于傳統抽象的“人民”以及代議民主,由于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協商民主正在成為政府民主的新形式。與此同時,新型的自治理念要求,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立場,任自由市場理念侵蝕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過度干預的方式破壞社區自治。隨著社區內在生活政治的興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懂得分享權力、實現與社區的合作共治。
(三)情誼理念的革新
情誼理念其實是一種倫理道德理念。正如卡藍默所認識到的那樣,“倫理問題……是因為公(國家)和私(市場)的雙重失敗造成的”。〔8〕雖然,通過傳統理念的再造,管理與自治都具有了一定的新內涵,但是,新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仍然具有忽視情誼關系的缺陷。這就引發了人們對情誼關系的再思考。哈貝馬斯看到,新的市民社會“不再包括控制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經濟領域。無論如何,‘市民社會’的核心機制是由非國家和非經濟組織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與此同時,“許多集體行為的問題只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但是由遙遠的國家調節或間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決。相反,社群的自我調節,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權威,倒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0〕這就為社區情誼關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社區情誼關系受到廣泛的重視。“社會資本包含隱含的知識、網絡的集合、聲譽的累積以及組織資本,在組織理論語境中,它可以被看作是處理道德陷阱和動機問題的方式?!薄?1〕 毫無疑問,上述的思考都為社區在新型社會情境中構建抵御流動性風險的倫理情誼網絡提供了方向。
情誼關系的重塑不僅僅關乎社區,同樣也關乎政府對社區的治理。帕特南在研究政府改革時,通過意大利政府改革的不同效果分析,發現社會資本在促進政府改革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存儲在一些自發性的組織之中?!斑@些自發出現的組織,與其說是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利他精神,不如說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未雨綢繆。處境相同者愿意齊心合力,以抵御社會迅速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薄?2〕這其實意味著,政府在進行改革時,為了促進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可以依靠社區內在的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引導、開發和完善社區內部的社會資本對于培育社區情誼關系、維系社區團結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社區情誼關系的培育反過來也要求政府實現倫理化和道德化。
(四)傳統理念革新的困境
在工業社會中,“政府與社會關系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政府處于中心,而社會則是圍繞在政府的邊緣,并形成了穩定的中心――邊緣結構”?!?3〕在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對邊緣具有特定的支配作用,邊緣要服從于中心。就政府與社區的關系而言,社區管理的科層制就是中心――邊緣結構的實現方式之一。隨著政府職能社會化,社區從政府的嚴格管制中脫離出來。社區與政府的分離使得政府的中心地位被削弱。隨著社會中心論的興起,社區與政府關系的中心――邊緣結構發生了變化,兩種社區中心論被凸顯出來。一種是從市場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商品化的理念之中,與此同時政府也被放置到邊緣位置。另一種是從志愿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互惠互利的理念之中,政府同樣也處在邊緣位置。雖然,從基于科層制的政府中心論到基于市場理念或志愿理念的社會中心論的轉變,促進了經濟、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辯護。但是這三種中心論在試圖把功能相對分離的社區與政府整合到一起時,采用的都是單一化的策略。這種單一化的策略其實是追求同一性的表現。這種同一化的策略無視功能分化的合理性,試圖強制性地實現功能的高度整合,最終卻導致社會功能的紊亂。尤其是在當前社會復雜性與流動性不斷增長的情境中,這種依靠單一中心進行功能融合的策略就會更加不合理。
為了克服單一中心整合模式可能帶來的社區治理的碎片化,一種多中心的理念逐漸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多中心理論的興起為多元力量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合理性證明,并減弱了多元力量為了爭奪單一中心地位而發生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多中心理論仍然停留在中心理論的視野之中。雖然,多中心理論虛化了那個絕對的單一中心,但是它并沒有真正地解決碎片化問題,而只是把碎片化問題弱化了。一旦那個能夠維系多中心之間均衡的隱秘力量被忽視,社區治理的碎片化會以更極端的形式出現。其實,不論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都沒有真正的理解當前社會分化的意義及其限度,因而也就沒有理解社會整合的意義及其方式。社區治理的碎片化問題,看似是一個分化過度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整合不當的問題。社區內在力量的分化,自然會帶來多樣化的功能及其合理的存在。但是多樣化的功能之間必須有所整合才不至于出現紊亂狀況。這就要求超越簡單的分化邏輯和局部思維,從整合與整體的角度重新思考社區治理。
三、合作理念中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傳統理念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拓展人們對于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認知。社區管理理念的革新透露出服務型政府的職業屬性,社區自治理念的革新揭示出服務型政府的政治屬性,而社區情誼理念的革新則凸顯了服務型政府的倫理屬性。但是,傳統理念對于新型社會分化與整合的不當理解,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們對于服務型政府的準確理解。這就要求,用一種更加合理的理念來理解社區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一)合作理念的維度
社區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服務型政府具有一種合作理念。雖然,合作的概念早已有之,但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合作具有新的特質。
首先,合作蘊含了領域融合的維度。近代社會“處于不斷分化的發展過程之中,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進入了一個不斷分化的歷史進程中了”。“在近代社會的分化中產生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在這同時,日常生活領域也開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出現?!薄?4〕領域的分化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多樣化,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的復雜化。為了實現社會秩序與整體功能的發揮,各個領域之間必須被有效協調起來。不過工業社會中的領域協調是依據同一性的領域侵蝕。所謂領域侵蝕,其實就是用一個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來取代其他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以實現各個領域之間功能的一體化。但是,領域侵蝕用單一功能來支配其他功能的實踐,最終被證明是無效的。在新型的社會情境中,重新分化出來的各個領域不僅具有了新的特質,而且在協調的理念和方式上也發生了變化。從社區治理的角度看,生活在社區之中,并不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同質性的空間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信息、資源和人員不斷流動的空間之中。社區內存在的多種功能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同一性的支配和服從關系。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侵蝕與被侵蝕的關系,而是融合關系,即從相互建構的意義上把握各個功能領域之間的嵌合方式。
其次,合作理念蘊含了倫理的維度。社區內在各種力量之間的融合,顯然不能通過競爭與控制實現,而是需要激發一種關于倫理共同體的想象力。“對共同體來說,多樣性和包容性并非勢不兩立。在許多語境中,我們把共同體理解成是由比較松散的合作活動和群體構成的。忠誠和凝聚固然重要,但是,關切和考慮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一隱含承諾同樣重要。為了共同體的目的,分界線被打破了。焦點轉移到共同事業和共同的生活。”〔15〕 換言之,共同體的構成雖然是多樣的,但是共同體各個構成部分之間并非是相互隔離的、而是相互溝通的。共同的事務也并不是被事先自上而下給定的,而是通過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相互破除自身的禁錮而相互建構起來的。與此同時,對于合作的倫理之維和道德共同體的理解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這一路徑。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粘合劑,有利于修補由市場機制所引發的社會分化與分裂。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有兩種,一種是黏合性社會資本,一種是連接性社會資本?!梆ず闲陨鐣Y本有助于加強特定的互惠原則和成員的團結。連接性社會網絡,能夠更好地連接外部的資產。連接性社會資本可以產生出更廣泛的互惠原則,而黏合性社會資本則會使人們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薄?6〕利用這些社會資本的有利特性,可以建構出一個合作網絡。
再次,合作理念蘊含了網絡的維度。正如鮑曼所認識到的那樣,“‘社會’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網絡’而非‘結構’(更不用說一個穩定的‘整體’):社會被人們認識為各種隨意性的聯結和分離的矩陣,一個能出現無數種排列組合方式的矩陣”。〔17〕 在很大程度上,網絡概念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結構概念的理解圖式。第一,結構可能預設了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者說“一”,然后結構中的所有其他構成要素都要依據這個整體性或“一”來進行自我建構;而網絡并不預設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一”,而是在互動的過程中實現各構成部分之間的平衡。第二,結構具有信息傳遞的單向度性,而網絡具有信息傳遞的多向度性。第三,結構具有穩定性和尋求確定性的特點,因此不適應高度流動與不確定的社會。網絡則具有靈活性,它能順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第四,結構中的構成部分具有固定的位置并且處于不同的層級之中,而網絡中的構成要素則不再具有固定的位置,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網絡”才能為社區與政府的合作治理提供有利的關系模式。
(二)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首先,引導新型社區自治。當前社區自治的興起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內生過程,而是一個多向度的互構過程。政府也將會在新型社區自治興起的過程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就社區治理的建構而言,社區治理中的關系既不應當是競爭性的交換關系,也不應當是控制性的管理關系,而是服務性的合作關系。就當前服務型政府建設與社區自治興起的關系而言,服務型政府應當引導社區走向新型自治。服務型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主義的策略放任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管理主義的策略控制社區自治。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這兩種策略都是不可行的。服務型政府作為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建設的目標模式,就應當以服務的理念來處理其與新型社區自治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務型政府既要承認新型社區自治,又要促進新型社區自治的成長。因而服務型政府可以通過引導的方式促進新型社區自治。服務型政府引導社區自治,就是要以合作的理念引導社區自治,使社區自治被納入到網絡化的治理結構之中,并促進政府與社區在功能上的有效融合。
其次,培育社區倫理精神。工業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倫理精神被作為一種價值巫魅驅逐到社會精神的邊緣位置。社區的倫理精神同樣也受到了排擠與限制。一方面,社會層面上的個人自由和組織控制的理念把倫理精神變成了附屬于它們的理念,因而社區倫理精神就無法得到伸張。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也支持個人自由組織控制的理念,社區的倫理精神也就無法制度化。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人們重新從社會團結與道德責任的維度來尋找新的社會治理方式。在社群主義和社會資本理論的助推下,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再次成為一個焦點問題。第一,我們不能夠再用一種感性的和自然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社區倫理精神。隨著社會越來越復雜,社區倫理精神的建構必須自覺化。第二,當前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需要從領域融合的角度來理解。工業社會中的社區倫理精神在領域分化的過程中被削弱。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政府職能的社會化,社會治理的主體變得日益多元化,領域融合的跡象已初露端倪。第三,隨著領域的融合,政府與社區的關系也將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社區不應再持有一種傳統的自然主義的道德觀,政府也不應當在從自由主義或管理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自身的倫理特質和社區倫理特質。只有通過服務型政府才能培育社區倫理。服務型政府只有通過實現行政人員道德化以及建構道德制度才能矯正自由主義和管理主義對于其自身倫理精神的限制。政府的倫理化有助于引導社區的倫理化。
再次,構建社區合作制度。社區的發展離不開制度的保障,而政府在提供制度保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在當前社區重建的情境中,政府所提供的制度保障類型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的方式都與工業社會中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區別。工業社會中的制度設計是由兩種理念支配的,一種理念是競爭,一種理念是控制。當然,這兩種理念之間也存在著交叉和混合的現象。不過這三種形式不再適應新型的社會情境。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的理想類型應當是由倫理精神聯結在一起的行動者網絡。第一,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熬W絡”與“結構”相比,更適合于理解和應對當前社會的特質,即由高度復雜性和流動性所導致的關系模式。第二,通過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行動者的網絡。行動者具有自主性,不像結構中的行為者那樣只是被動的服從并執行來自上面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行動者不僅僅再從上層接受命令,而且也在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開展活動。在由“網絡”所提供的無中心和無層級的關系中,行動者能夠圍繞著公共事務的解決展開自主而平等的交往。第三,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具有倫理精神的行動者網絡。行動者只有具備倫理精神才能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政府作為網絡中的一個重要行動者,必須實現自身的倫理化,并以倫理精神為指導服務于其他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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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治理理論;犯罪控制;適用性;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D91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128-04
治理理論在西方一出現,就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因為,“隨經濟改革的推進和社會問題的凸顯,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新范式的倡導者不再‘盯住上層’,而是‘眼睛向下’,關注國家之外的社會領域”①。西方治理理論的產生和實踐在一定意義上契合了中國社會科學界在當下的研究旨趣,他們將“治理”與中國公民社會研究合流,針對轉型期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樣態,探討轉型期中國的國家構建、政府改革、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等問題。在犯罪學領域,已有學者將治理理論與刑事政策模式、犯罪控制社會化等議題聯系②,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中國現階段犯罪控制實踐中的新跡象。但現有的研究多是籠統地導入理論,缺乏對治理意涵的梳理,未對理論進行“改造”以融入犯罪控制實踐,難現理論引進的“本土化”價值。本文擬從西方治理理論的緣起入手,分析治理理論的基本意涵,并結合中國轉型期犯罪控制實踐,檢討治理理論的適用路徑。
一、治理理論的緣起與基本意涵
理論的意義在于解釋和指導實踐,但理論并非憑空生成,而往往是對實踐創新的回應,因此理論的意義常常具有“地方性知識”的特征。緣起于西方語境中的治理理論,是嵌入在特定的實踐和制度背景之下的。
(一)治理理論緣起于西方國家政府失敗和市場失靈的實踐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蔓延起一股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思潮。原因是,在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影響下,西方國家的政府權力迅速擴張,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納入官僚組織的管理范圍。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多,政府規模不斷膨脹,但結果是政府因為信息不完全,作出的公共決策常常失誤,官僚機構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低效、浪費問題。而且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常常追求自身的組織目標或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或社會福利,導致尋租和腐敗現象嚴重。政府失敗現象的出現使各國開始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關注國家的競爭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門的回應能力。③ 于是在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的影響下,市場機制被引入公共服務領域,開始采用工商業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務,重塑政府。但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后,公共管理的生態環境被全球化和分權化的社會趨勢極大地改變,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多變,相互依存的程度和范圍不斷加深擴展,片面依賴市場機制的公共管理運動再現困境,于是合作網絡應運而生,開始成為治理公共事務的重要組織形式。在網絡中,各種行動者通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化和分權化提出的挑戰,一起處理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使公共管理開始成為真正的社會聯合行動。④
于是,因應西方公民社會發展情勢,學者們開始對政治學中單向度、自上而下型的“統治”(Government)概念進行反思,對“治理”(Governance)一詞賦予新的含義。隨后治理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學領域,而是被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領域,對治理的概念也出現了不同的理解路
* 本文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武漢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培育基金)資助,謹致謝忱。本文亦系2011年度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指導性項目“治理理念與犯罪控制——轉型期地方犯罪控制模式研究”(項目批準號:2011JYTE033)的階段性成果。
徑。如治理理論的代表人物羅茨認為,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動的協調方式,可以有不同的用法:作為最小國家的管理活動的治理,指國家削減公共開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指將市場的激勵機制和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作為社會—控制系統的治理,即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指的是建立在信任與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⑤ 作為對蓬勃發展的治理理論的回應,全球治理委員會根據各國治理變革實踐提出的治理概念具有較強的適應性: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和個人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治理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⑥ 可見,“治理”相對于傳統的“統治”而言,是20世紀后期西方學者基于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政策相繼失靈,社會權力主體日益多元化而提出的一種公共管理新理念。
(二)治理理論的基本意涵是合作管理公共事務
管理是指政治統治者的地位保護盒階級壓迫功能逐漸淡化,代之以將行政權力主要運用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執行過程。政治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而管理則是這一意志的執行。對于什么是治理,許多機構和學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協會和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全球治理協會的定義是:治理是個人與機構、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總和,多種多樣互相沖突的利益集團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辦法。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是對立的或各異的利益彼此時應,也可以是人們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是:治理是運用政治權威管理和控制國家資源,以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體而言,治理是有許多不具備明確的等級關系的個人和組織進行合作以解決沖突的工作方式,它靈活的反映著多樣活的規章制度甚至個人態度,以上定義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論的主要特征,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 自我調節的協作方式。即國家、組織、個人之間通過談判實現自動協調目的的方式。
2 多樣化的行動者。國家責任范圍逐漸縮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責任,包括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廣大公眾都可以參與治理。
3 互動過程。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依靠互相依賴的權利和資源關系實現互相促進和支持,形成協作性的合伙伙伴關系。
4 國家的主導角色。國家在制度設計和戰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這是其他機構不能代替的,國家的作用充分體現在其宏觀調控和組織協作上。
二、善治的內容
善治是指一種良好的治理。這是治理理念和相關機制建立并運用到實踐中所導致的良好的績效。它應該是社會治理發展的目標。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夠收獲到良好的技校,這種績效表現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過治理達到了公民與公共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公民的責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對公共事務有著廣泛的參與,社區團結性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過多元角度的參與和互動,社區和組織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機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務。經濟效果主要是指通過治理直線了社區和組織資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確定了良好的經濟收益,給社區居民帶來了更好地福利。而社會效果則包括文化觀念、環境保護、社區安全、鄰里照顧等方面都產生良好的小郭,社區成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個國家而言,職責意味著國家實現有效的制度構建、公民創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著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去的穩定而快捷的增長,而且在綜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質量得到了不斷提升,社會和自然都實現了和諧共進的目標。
三、公共治理的內容
理論的發展總是反映現實和服務于現實,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還處于理論滯后現實的階段。在學界,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鋒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陳瑞蓮教授,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本著不同的目的對區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見解。劉鋒教授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實質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我國區域行政進行研究的開創者。她在對區域行政深厚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一些問題作了述評,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和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主義與區域競爭的崛起、經濟市場化下的區域政區間競爭加劇以及區域公共問題的大量興起;而國外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間競爭理論、地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研究、政府間關系與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實證研究。同時,她也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義做了闡釋,僅從理論創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動區域科學研究的創新,另一方面,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開,也能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對現代公共管理學學科創新。這些認識是深刻并富有創新意義的,然而,這些認識是在區域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對區域公共管理的一個簡約性的概括并沒有對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內涵以及其實質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要解決以上的問題,有必要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樣的區別國外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什么是公共管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國有學者在綜合國內外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現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在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的比較分析上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據,但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便是在公共管理和傳統公共行政比較中,公共管理的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其他各種的社會力量,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體;在公共管理的性質方面,公共管理要體現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不可否認,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