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研究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維吾爾族；民族；互動

一、新疆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間互動關系的現狀

近幾年來，新疆維吾爾族引發的一系列大大小小不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發展的事件，比如敏感的暴亂事件，以及一再遭網友調侃的切糕事件，前者屬于國家層面的民族問題，而后者主要是由于民族之間溝通方式和互動關系上的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后者不能上升到民族問題這一高度上，但正因為新疆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在交流溝通上存在問題以及其待遇的特殊化導致原本一件普通的民事糾紛衍生為民族問題。由此可見，新疆維吾爾族在與其他民族互動關系上存在著較大問題，這一現狀急需得到關注并能得到相應改善。

二、新疆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間互動關系不和諧的原因探析

民族問題既包括民族自身的發展， 又包括民族之間、民族與階級和國家之間等方面的關系， 其產生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族差異是民族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民族差異是民族問題產生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民族之間的差異和特點， 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然而它一旦形成以后， 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當然， 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 生活條件的不斷改變， 民族特點也會發展變化， 但是它并不像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生產方式的更替那樣急劇地變化。只要有民族差異存在， 就會存在民族問題， 二者之間是同生同滅的。因此很顯然，維吾爾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著民族差異，切糕事件本身也是因為民族間互動溝通的過程不順暢造成的結果。

（二）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平衡是民族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既有各個民族生產力水平的差異， 也有各個民族文化傳統的不同， 還有民族發展的社會歷史不同等等。但對形成民族差異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因素， 是生產力水平的差異。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 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 社會和自然條件對人們的限制不斷克服， 地區間、民族間的差異， 將在各地區、各民族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消除， 民族間的共同性、統一性將日益增多， 但民族差異和民族特點依然存在。民族差異、民族特點的最終消失將依賴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新疆少數民族人口在新疆貧困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社會經濟發展平均水平不僅落后于東部地區，也落后于新疆漢族聚居區”盡管國家不斷加大對民族地區人力！財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投入，但由于基礎設施薄弱和地理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新疆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仍然難盡如人意。

（三）民族問題產生的其他因素。民族問題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 生產力水平的差異對民族問題的產生起決定性作用，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譬如因為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及優厚待遇，再加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保護，以新疆維吾爾族群體為典型，在很多方面他們都認為自己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其他民族考慮到他們的“特權”，在面對他們很多不合理行為時都會選擇忍讓，避免一不小心就引發民族問題的可能性。這主要表明有些民族問題主要是由新疆維吾爾族群體自身的主觀思想或行為引起的。

三、解決維吾爾族與其他民族互動關系問題的有效性措施

（一）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就是在統一的國家內，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遵照憲法的規定，自治機關管理少數民族和本地區的內部事物。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與“民族文化自治”有著本質的區別。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在于讓少數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

（二）保留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元文化是強調國內各民族保持社會的整體性和國民文化的同質性的前提下，鼓勵各民族保留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等文化特性和群體身份感。即在強調國家意識的同時，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因此，我們必須重視民族問題，正視民族問題，究根溯源，從政策上，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共建和諧社會。

（三）平衡各民族群體的地位差異。在處理民族問題中，還面臨各個民族群體在國家政治共同體中的地位問題。與其他少數民族比較，維吾爾族還是新疆實行省一級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民族，這就在客觀上為他們提供了明顯多于其他少數民族的各種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能夠更多地與漢族和外界接觸、交往，相應地其所擁有的諸多可利用資源和機會，有利于他們更好地維護本民族的自身權益，鞏固已有的實際地位，進而促進本民族的全面發展。

但是，民族群體的權利則是由國家來保障和維持的，因而必須平等，任何一個民族群體都不應該享有特殊的權利，主體民族和少數人群體都如此。在特定條件下通過特定方式（賦予某個或某些民族群體更多權利）理順了民族關系，并不意味這樣的問題不會再次出現并且以更加嚴重的方式發生。民族問題常常會出現如此吊詭的情形：當我們為有效解決某些民族問題而歡欣的時候，更加復雜的民族問題則在悄悄地孕育，并會在某個時候以更加嚴重的方式顯現，從而引發更加嚴重的后果。而對于特定的民族群體來說，尤其是特定的少數人群體，如果將主體民族或國家施予的幫扶和優惠視為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或者將由此獲得的優惠當作應有的權利，進而以此為基礎而提出更多和更高的利益要求，并為此而與國家和其他民族群體進行強烈博弈的話，多民族國家民族群體權利保障就會出現十分復雜的情況，進而給民族群體權利保障造成消極的影響，不僅不利于建立完善的民族群體權利保障機制，而且會侵蝕已經形成的民族群體權利保障機制。對以上這些根本性的問題，通過深入的研究和理智的思考而厘清思路并進而凝聚共識，才能有效地保障民族群體的利益，有利于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治理架構的建立。

參考文獻

[1] 周平.論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的治理[J].晉陽學刊，2013 （3）.

篇(2)

強國主義民族學

國人一度懷抱造就一個強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人傾向于想象一個“純粹的華夏共同體”的存在，認為這才符合近代歐洲（以至日本）政體模式。而現實上，如他們所知，“純粹的華夏共同體”因有排他性，故無法聯合更廣泛的“民族”來實現“強國”理想。先生于1988年總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意象（《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1頁），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深入人心。這個意義上的“團結”，觀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張一方面要有“一體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內部的團結，另一方面又視這類“團結”為有限的，主張追求一種“一體格局”下的“一體感”。也就是說，19世紀末以后，國人主張的“民族團結”，決非簡單的歐洲式“民族主義”，而是雙重的。按歐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義，它可謂既是“民族內部的團結”，又是“民族之間的團結”。

“多元一體”共識表達的主要是“強國”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內在緊張，也易于導致爭論。后來極少人堅持主張營造一個“純粹的華夏共同體”，但對于“民族”，人們卻還是莫衷一是。那些認為“強國”是一切的前輩，多數傾向于以論證“中國民族”的歷史根基為己任，而那些也主張“強國”，卻認定社會性而非支配性是“團結”的前提的人，則多數傾向于主張在“一體”之下保留區域與“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對于歐式“民族”理論有反思，他們認識到的中國政治文化特征，幾乎可用“政治一體，文化多元”一詞概括。他們相信，生拉硬扯地將這樣一個政體套入歐式“民族”觀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現。而前者的論述，通常卻又不是像后者所指責的那樣“洋涇幫”，充滿著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體的歷史描述與分析中，四處可見遠比后者翔實精到的族、族系、族間關系考據。然而，前者一到討論作為政治問題的“民族問題”時，的確時常傾向于往反方向走――此間，“民族”一詞依舊等同于一個民族交融的歷史進程。

吳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寫的“民族與國家”一文中，一語道破民族主義的兩種形態之實質：“民族與國家結合，曰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有單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之分。世倡民族自決之說，即主張一民族造成一國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與此相反者，則認民族自決，行至極端，有違國家統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對任其趨于極端，而主張保存多民族國家?！保ㄔ撐目凇读裘缹W生季報》，1926年，第11卷，第3號）

關于“民族”與“國家”關系的兩種說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過。一個世紀過去了，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卻未與清末民初的敘述形成實質區分（請注意，我并不一定認為，根本區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是，過去30年，“民族問題”并不為“一般思想界”所關注，隨著所謂的“學科建設”，“民族問題研究”成為一個專業?！懊褡鍐栴}研究”，不像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科，而是“實實在在”的“問題研究”。在這個領域中工作的人，關注的問題是當前的，但說的話是以往的――復制過去設置的話語格式似為其學術使命。20世紀50年代，為了在“民族”意義上再造中國，國人把以“強國”為目的的“民族問題研究”提到日程上來，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對境內“民族”進行識別，承認“民族”的多元，接著又采用進化主義的觀念體系，為多元的“民族”設計出一個一體的物質和精神進步史綱要，要求社會形態不同的“民族”采納同一時間表安排自己的集體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個進步中的國家。

這個時期的“民族問題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蘇聯老大哥”的指導，但卻時代性地再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團結強國”的意象。

強國主義民族學的新面相

如果可以說“團結”和“進步”是“民族問題研究”中的關鍵詞，那么，也就可以說，這個專業領域可謂是近代中國形成的“強國主義民族學”的制度化表達?？墒?，也就是在這個關懷普遍一致的專業領域中，時下出現了激烈爭議。相對有些歷史基礎的美式“族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ethnicity）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民族主義反思研究，給這個領域帶來巨大挑戰。前者告訴國人，“民族”不過是身份認同，除此之外，一旦牽涉到利益問題，那最好還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加以解決；后者告訴我們，“民族”這個概念，嚴格說來，應等同于有別于帝國的“現代國家”，特別是有別于內部層層區分的文明式“差序格局”。而應是個體化公民與整體化國家之間的經濟、法律、道義“平衡交換”體系。年輕一些的學者，受到“國際前沿理論”的指引，傾向于接受新態度：淡化“民族問題”，強化個體化公民―整體化國家模式。

時下國內“民族問題研究”者的關注點從對“團結”與“進步”的共同關懷轉向了對于中國到底是不是該改變方略，在“民族問題”的處理上全盤接受公民國家模式的爭論。爭論并未導致這個專業領域分化為兩個“學派”――畢竟持公民國家主張的學者仍是少數，但卻使人感到有必要澄清爭論雙方的觀點差異。

有人將爭論雙方觀點差異的形成推給20世紀50年代歷史的一個局部，說雙方之所以有矛盾，是因為一方主張取消“民族問題研究”專業領域中的“蘇聯因素”，另一方主張保留它們。這個“分派法”本不符合歷史的事實――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民族學還是有自身特色的（這些特色興許甚至曾弄得前蘇聯在華民族學專家時常感到無能為力）。爭論雙方的區別恐怕主要是：那些堅持認為不應放棄處理“民族問題”的老方略的學者主張在中國的國家之下保留地區、民族這類“集體性的中間層”。而另一方則主張消除這些中間層次，使中國成為一個內在無區分的中國。前者既然主張保存“中間層”（此處“中間層”所指，不同于一般社會學的“社團”，而是權威實體內涵的制度），也便十分重視保留以至光大承擔著維持這個層次生命力之使命的政府機構、高等院校及其地方分設機構。后者認定，這些眾多的機構，不僅不利于真正意義上的“團結”（這個意義上的“團結”，就是“一體”），而且不利于建設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對他們而言，甚至“民族問題研究”這個專業領域都是有問題的，也是服務于“中間層”之維系的機構。

利益考慮是爭論雙方觀點差異形成的緣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這個爭論并不構成“轉變”，這是因為二者之間還是有兩方面的重要共同點：其一，二者都仍舊是“強國主義民族學”的分屬：老派與新派，不過是兩種不同的強國方略；其二，二者的問題意識仍舊是多元為主還是一體為主這個19世紀末的老問題。也就是說，二者爭執的關鍵點只有一個：“團結”應當指“民族之間的凝聚力”還是指“民族內部的凝聚力”，而“民族”在概念上，也兩相不同，一方承認其在國家之下的歷史、現實、未來存在，另一方雖不否認其現實存在（他們主要將之與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別工作相聯系），卻對于其歷史根基與未來走勢持懷疑態度。

兩種“強國主義民族學”都是在歷史目的論的指導下展開的，二者都是以預先設定的、觀念中的未來為基準，對歷史加以干預的歷史敘述。帶著強烈目的論的歷史敘述，如同觀念形態那樣，易于造成歷史的扭曲，也如同觀念形態那樣，因自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未能自覺到自身不過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是歷史困境的某種表達。

從文明體向民族體的轉變

在中國，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區，“民族”之成為“問題”，有其歷史。此處所謂的“歷史”，乃指事件性的歷史背后常存在的結構性的歷史，這個結構性的歷史，決定著“民族”的辨析不斷涌現的規律。

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世紀集團2003年版）一書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為我們指出，“民族”、“族屬”、“民族主義”這些觀念產生于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喪失了對人的心靈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唯有在這個情況發生的時代，“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終于出現”。（《想象的共同體》，第35頁）

如安德森指出的，古代文明社會借助三個“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維持著某種“非民族”或“超民族”的共同意識，其中包括：（1）書寫文化與宗教―經典神秘主義；（2）等級主義世界觀及其中心邊緣秩序體；（3）宿命主義的歷史時間觀。（同上，第35-36頁）從一個角度看，可以認為，在古代中國，這三個“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具體表現為漢字中心主義的文化觀，五服式內外上下區分的帝國宇宙論，及物我不分、古今貫通的時空觀念形態。這個“三位一體”的觀念形態，在帝制下表達為一種等級主義的天下觀。這種“天下觀”包含著某種權力關系，在具體歷史中，不是永遠被實現的，在“分合”不一的中國歷史上，甚至出現過占一半以上時間的“分裂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分治的王國，有與歐洲王國相當接近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它們總是為“大一統”所替代。這表明，作為觀念，“天下”有著強大的觀念生命力?！疤煜掠^”之下涵蓋著某種“世界體系”，“有教無類”表達了“天下”的世界認識。

“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在古代社會作為觀念形態，構成某種確定性，但到了近代，則“在經濟變遷、‘新發現’（科學的和社會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訊方式的影響下，緩慢而不均勻地――首先在歐洲，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第36頁）不同于“民族”概念的創始地歐洲，中國接受這個作為事實的“衰退”，花了更長時間，付出了更大代價。而時間和代價都無法挽回一個事實：“民族問題”的出現，正是“天下觀”衰退的后果。

基于民族文化一體化觀念設計出來的近代民族國家，沒有一個不面對內部階級、地區、部落、“民族”、宗教文化多樣性的問題，中國更是如此。在戰后的一些第三世界“新國家”（the new states）中，依據殖民時代劃定的政治地理范圍將不同的部落社會統合為國家者，面對的問題是部落的“原生紐帶”與“新國家”之間的矛盾。（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格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354頁）中國的“民族問題”，固然有與“原生紐帶”相關的因素，但是，這個“問題”的大部分內容，與作為一個文明體的古代中國不得已將自身轉設為民族體的經歷和困境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

為了實現從文明體到民族體的轉變，近代以來，中國學者便接受了“民族”概念。而作為由文明體變來的“民族”，我們對于“民族”向來沒有提出過具有充分邏輯連貫性的定義。

以梁啟超為例，他可謂是最早認定研究中國民族的歷史是“新史學”的一切的人了，而在論及“中國歷史學之主”時，他一方面強調，要研究作為整體的“中國民族”的“盛大”，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要研究“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沖突之道”等等。（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兩個不同的“族”后來雖漸漸演變成為“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帶著的還是梁啟超的難題：在一個“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體找不到一個形容自身的、具有時代性的詞匯，不得已模糊地用意義不同的同一個詞――“民族”。

歷史給我們留下的選擇余地是那么有限，促成文明體向民族體轉變的“方略”看來也只好在文明與民族這對概念中排列組合。一百多年來，關于中國的“民族問題”，至多出現過三種觀點：

1. 主張保留文明的民族多元性及維持這個多元性的“中間層”；

2. 主張盡力消除這一多元性，建立一個個體的公民與整體的國家兩相對應的“社會”；

3. 主張以民族國家為模式，設計政體，以文明體為參照，采用各種方法，寬容內部差異（特別是文化差異）。

第三種觀點如此貼近中國民族生活的現實，以至于甚至可以說是這一現實的“合法性論證”，是一個“民族化”的文明體的現代宿命。如此說來，觀點1的“守成式”文明主義訴求，及觀點2中的“現代式”國族主義藥方，便構成了現實復合性的兩個方面。

在我看來，文明體向民族體的轉變，是中國近代化觀念的核心內涵。但正是這個核心內涵，在近30年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遭到冷遇。在“民族問題研究”專業領域中，“民族”概念的各種變相（包括“族群”概念）無限自我復制，致使對于民族體的歷史解釋如此關鍵的文明體研究卻被學者們丟進了歷史垃圾箱。在一般的所謂“主流社會科學中”，學者們忙于搬用以民族體為基礎研究單位的西式社會科學，來不及光顧不同于民族體的文明體之歷史研究。而歷史自身卻表明，這個轉變并沒有終結，它的方向也并未確定，歷史目的論者許諾的種種未來，依舊停留于其作為話語的存在。為了研究這個未完成、不確定的轉變，需要重新展開歷史的研究。為此，又不妨將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之主”更換為：第一，說明中國文明形成演變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征。第二，說明歷史上曾活動于天下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和沖突之跡何如？其所產結果何如？第三，說明中國文明所產文化以何為基本，其與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間影響何如？第四，說明中國文明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征，與其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

篇(3)

關鍵詞：淺析 民族理論

民族理論思想體系的形成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歷史過程，就它的產生來說，具有深刻的歷史、社會、經濟背景的，同時它的產生也是時展的需要。馬克思本人在不斷借鑒和吸收前人有關民族思想研究的基礎之上，經過長時間地、不斷地理論總結與實踐踐行，使自己有關民族理論思想的體系得到不斷地完善和充實?？v觀民族理論思想體系中有關民族與民族問題的觀點和看法，無不閃耀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光環。

一、“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

這是民族理論思想一個重要的基本的觀點，民族觀認為，民族不是從來就有的，民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民族的產生跟階級的產生一樣，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所謂的民族就指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同時它會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并且民族的發展變化同樣受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制約。馬克思這一民族理論思想觀點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理論指導做鋪墊的，那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唯物史觀之所以被稱為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并在人類思想史上造成了一次革命性變革，正是因為它深刻地揭示了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唯物史觀在肯定唯心史觀有關“精神動力”的歷史作用時，進一步探究并發現了歷史深處的“動力的動力”。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么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并且在每個民族中間又是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瘪R克思把這一探究歷史奧秘的鑰匙——唯物史觀原理，成功地運用到民族理論思想的研究上來并提出了“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

二、“民族有它自身形成、發展到消亡的客觀規律”

唯物辯證法既是一個范疇體系，也是一個規律體系。所謂的范疇體系和規律體系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來揭示事物的聯系和發展的一般性質，只是由于他們所反映的層次和深度不同而不同而已。唯物辯證法認為，所謂的規律就是指事物運動過程中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規律的存在與發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是客觀的，它既不能被消滅也不能被創造。而在民族理論思想中有關“民族有它自身形成、發展到消亡的客觀規律”的思想正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在民族理論研究中最佳體現。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馬克思成功地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得出民族即不是上帝創造的，也不是神創造的，民族自身的產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并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形態的不斷演變而形成的，其中從某種程度上說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充當了民族形成的引擎；同樣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民族就會自行消亡，正如同志所講的那樣：“首先是階級消亡，爾后是國家消亡，爾后是民族消亡”，因為當生產力足夠發達時民族也會隨之消亡。這就是民族理論思想當中有關民族有它自身形成、發展到消亡的客觀規律的觀點。由此可見，馬克思有關民族理論思想的觀點無不閃爍著唯物辯證法的偉大光輝。

三、“民族問題是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

民族理論思想明確指出，民族問題是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我們知道，整個世界是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而世界的聯系和發展則是通過一系列的基本環節得以實現的，這些基本環節反映在哲學上就是一些辯證法學說的基本范疇。其中整體與部分就是一對極其古老、使用極其廣泛的辯證法范疇。黑格爾曾經在《邏輯學》中有過專門的一章討論過整體與部分這對范疇，精辟地指出了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馬克思準確運用整體與部分的辯證法關系，提出民族問題從來就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至始至終都是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馬克思這一有關“民族問題是社會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的民族理論思想觀點是他運用辯證法思想分析社會實際問題的光輝典范。總之，馬克思有關民族理論思想的研究可謂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到處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芒。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肖前,黃楠森,陳晏清等.哲學原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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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聚居區；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發展西北少數民族經濟的重大意義

1999年西西部大開發以來，西北地區經濟有了明顯發展，但是影響西部大開發的因素至今依舊存在。在這些社會因素中，西北民族問題顯得尤為突出。西北5省、區總面積為296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30%；其中陜西省19萬平方公里，其他四個民族自治區和民族聚居大省面積達277萬平方公里，占西北總面積的94%，占全國總面積的27.1%，全國56個民族中，有16個以西北各省區作為主要的聚居區。西北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區，有兩個民族自治區，即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其中新疆面積就占全國的六分之一，甘肅，青海兩省2009年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占自治地方總人口比重的57.19%和63.23%。另外西北地區還與我國另外兩個民族自治區自治區和相連，漢族與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的現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相互交錯居住的特點，正因如此西北地區與全國的其他地區相比，民族問題在西北地區顯得尤為突出。因此其經濟發展對解決國防安全、社會、政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二、集聚效應

集聚效應是指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由于歷史原因和地理文化原因，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形成了小聚居、相互交錯居住的特點。漢族地區有少數民族聚居，少數民族地區有漢族居住，西北地區少數民族也是如此，這給西北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區發揮的集聚效應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經濟學家們認為地理空間劃分不同及地區形狀不同會對集聚效應產生影響，因此可以用人口密度來測量集聚效應。例如Ciccone等人以人口密度作為衡量集聚水平的工具變量，分別以1988年美國各州的數據和1992年歐洲五國的數據為樣本，實證研究就業密度與勞動生產率單向正相關關系；Dekle&Eaton，1999；Ottaviano&Pinelli，2006也利用人口密度分析日本和芬蘭就業密度和勞動生產率關系時利用人口密度衡量了集聚水平；Brulhart&Sbergami（2006）利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數為集聚的工具變量，分析了1994～2000年墨西哥32個州的集聚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本文運用人口密度來衡量集聚效應，分析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經濟增長率和人口密度之間的關系。進而探討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增長。

三、實證分析

本文以人口密度來衡量集聚效應，以RGDP表示經濟增長率，以R表示人口密度，選取臨夏回族自治州1990～2009年人口密度和年GDP增長率年度數據對RGDP和R之間關系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甘肅省統計年鑒》。計量經濟學軟件采用Eviews6.0。

1．數據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為了防止進行格蘭杰檢驗出現偽回歸現象，首先對兩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精確度最高的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RGDP和R及其一級差分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表1 時間序列RGDP與R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檢驗類型（c，t，k）分別表示帶有截距項，趨勢項，和采用的滯后階數，對于滯后階數的選擇采用赤池（Akaike）AIC值最小準則。

由表1可知，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將RGDP和R進行一級差分處理后，ΔGDP，ΔR均不存在單位根，即RGDP～I（1），R～I（1），RGDP和R是一階單整變量，符合協整分析的前提。

2．協整關系檢驗。兩時間序列之間的協整表示的是表示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上文分析了RGDP和R兩變量是一階單整的，為了驗證臨夏回族自治州經濟發展率和人口密度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穩定的關系，有必要對RGDP和R進行協整檢驗。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1）RGDP和R同階單整，以RGDP作為被解釋變量，以R作為解釋變量進行OLS回歸，對應回歸方程為：RGDP=-33.57729+0.327156R+Et（7.237013（0.56902），t=（-4.63961）（5.749427），F=33.05591。從回歸結果來看t檢驗值，均大于5%顯著水平臨界值，F值也說明回歸方程顯著。（2）檢驗殘差項Et的平穩性，如果殘差項是平穩的，那么lnGDP與lnR是協整的，否則不是。利用ADF檢驗法對其平穩性檢驗，采用無趨勢項，無常數項，滯后期階數為1，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殘差項Et的ADF檢驗結果

殘差項ADF檢驗結果中可知殘差序列Et不存在單位根，這說明RGDP和R存在協整關系，即二者之間是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從以上分析得知RGDP與R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臨夏回族自治州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密度之間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卻不明確，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在5%顯著水平上，滯后期為1時，人口密度是經濟增長率變化的原因，也就是說臨夏回族自治州的人口密度的增長促進了經濟增長率的增長。滯后期數為2、3、4時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密度不存在因果關系。

4．結果分析。通過對1990～2009年數據樣本區間，臨夏回族自治州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密度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臨夏回族自治州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密度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協整回歸方程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每增加1%，將會拉動經濟增長率增加0.327156%，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口密度的增加推動了經濟增長率的增加，反之，不成立，即經濟增長率的增加不會拉動人口密度的增加。此外，人口密度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影響只持續1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貢森認為，一般情況下，經濟集聚與人口集聚過程是相互促進的，二者之間存在雙向關系，但在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口密度促進經濟增長率提高，反之則不行，二者并沒有相互促進關系。因此在發展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時，特別是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區經濟時，更應按當地實際情況設立相應政策，一方面控制人口不能過快增長，以免消弱資金積累的能力，造成公共設施供給緊缺，失業問題凸顯等；另一方面建立相應科學的人口政策，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參 考 文 獻

[1]朱震葆．人口集聚和人口密度穩定性初探[J]．統計科學與實踐．2010（12）

[2]易會文．格蘭杰因果檢驗用法探討[J]．中南財政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6（5）

[3]王欣，周偉洲．論西部大開發中的西北民族問題[J]．西北大學學報．2001（4）

[4]騰堂偉．西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十大突出特征[J]．開發研究．2005（6）

[5]李杰．對民族地區利用外資的探討[J]．企業導報．2009（6）：114

篇(5)

論文摘要：民族認同是民族的自覺行為，表現為一種歸屬感?？缃缑褡逵捎谧陨淼奶厥庑?，在認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歷史表明，在國際關系中，政治認同和社會認同的作用最為敏感。因此，要處理好跨界民族問題，必須解決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認同問題。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中存在著一種特別吸引世人眼球的國際社會現象，即圍繞著民族有關的表現為各種形態的地區爭端或沖突，而且隨著歷史的繼續演進，這些地區沖突有著進一步加劇之趨勢。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些沖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戰期間被認為已經或趨于消失而在冷戰結束后已成為國際政治畫屏的最重大焦點之一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還涉及到認同這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問題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Ethnic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即政治范疇中的“邊界或國界”?！斑吔缁驀纭币环矫姘俗鳛樯鐣幕瘜用娴拿褡宓牡乩砭幼〉?，這種居住地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為政治領域的民族的領土分界，這種分界具有相當的現實性。為此，有學者將跨界民族定義為“那些原發民族和其傳統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國家而在地域相連并擁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見，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就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演變的歷史模式而言，“有的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更多的國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發展(如外國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強迫手段)”。這是一個典型的悖論?！八^民族國家，即國家的領土與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從它的自然狀態轉變為‘國家’的政治形態?！彼凳玖藝液兔褡宓囊恢滦浴?/p>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認同

什么是認同(Identity)?這是一個困擾學術界很久的難題，西方學者將它認為是無所不在同時又含義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大家都知道很難對其下一個科學和準確的定義，但是大家卻一直都在高頻率地使用這個概念，而且學術界圍繞對認同的研究興趣一直沒有減退?？偨Y國內外學者們的觀點，盡管有著各種各樣的表述，但還是有這樣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認同“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它是自我意識的產物：我或我們有什么特別的素質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們不同于他們”。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著名學者俞正樑則認為認同是“建立在共同體成員共同特性基礎上的、區別于他者的共有身份與形象，以及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有兩個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內生的認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認同，二是社會建構的認同，即自我與他者通過互動所造就的認同?！?/p>

由此可見，可以這樣來對認同進行理論界定：(1)認同的發生首先是基于自我和他者的比較，在某種條件下上升為一種認識，這種認識認為差異或差別是實際存在的，并且這種差異或差別也獲得他者的體認；(2)認同涉及的內容有形象、身份、符號、記憶、文化、傳說和歷史，并且表現為一種社會心理的認同感和歸屬感；(3)認同是一種心理意識，其表現形態取決于自我和他者對具體情勢的認知、比照和判斷，這種心理意識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傳承性；(4)認同并非是單一形態，通常是以復合形態出現在各種問題領域中的，且復合形態下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響。以上的界定為我們探討跨界民族的認同提供基本的理論分析路徑。我們以跨界民族認同的內容為標準，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等類型，顯然，深入探討這些認同的屬性對深入理解和解決跨界民族問題提供必需的理論基礎，是大有裨益的。

1民族認同

民族被認為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Communities)”，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認同在民族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始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認為是構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顧名思義，跨界民族首先是以民族的身份出現的，所以民族認同即是民族成員在對民族整體的認同心理和民族成員之間的認同心理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高度自覺的民族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凝結和升華的，最后形成一種為所有成員共同認同的復合體，比如中華民族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

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眾所周知，跨界民族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并非完全疊合的表現形式。換言之，就是作為社會歷史中的民族和作為利益政治中的國家不一致而直接導致的。但是，從其產生的淵源、發展的過程、共有的風俗習慣、共同的生產方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認同等標準來看，只不過是同一族群或種族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政治邊界且連成一片居住狀態而已。所以，適用于社會層面的民族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國際關系層面的跨界民族的認同。這是因為民族的認同具有多層次性，就像中華民族的56個兄弟民族的認同也是如此，有對作為國族(na－tion)的集體認同，也有對自己作為中華民族其中一分子的自我認同——族群認同。對此，概括得最為全面。他說，中華民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是高層次認同，對本民族的認同是低層次認同，不同層次的認同可以并行不悖。

需要指出的是，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是一把雙刃劍，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影響。當今世界上的國家90％以上是多民族國家，由于歷史和現實的交互作用，這些多民族國家有相當一大部分又存在著跨界民族，如何理性認識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現象，并在此基礎上采取合理的措施和執行正確的政策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鑒于民族認同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民族國家是積極面對還是消極回避，以及解決問題的手段和藝術，在冷戰后民族分裂主義盛行的今天確實是考驗民族國家的一大難題。事實一再表明，如果多民族國家能夠妥善處理最高層次的民族認同和最低層次的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尊重意愿，尊重主流，跨界民族的民族認同問題是不會成為民族和諧、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的負擔的，相反倒是起到積極促進作用，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所采取的一貫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證。

2政治認同

對于民族來說，政治訴求始終是一個重要的關切。相對于其他社會歷史現象，對權力和利益的關注是民族行事的最初出發點和最后的落腳點，民族國家中的國族意義層面上的民族更是將其發揮到了極致。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那樣：“在難以界定和把握的‘民族’之后，擁有一個共同目標，該目標直接地植根于政治事務領域……我們可以從這個層面來理解民族這一概念，即民族是一個可以憑借自己方式來表達自己感情的共同體，并且一個民族常常傾向于自己最初發源的國家的共同體?！焙唵蔚卣f，民族天生具有政治的本能。這種政治本能在認同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效忠對象而且其效忠對象相對是穩定的，這個效忠對象就是國家；再一方面就是效忠對象即國家需要為民族的產生、發展和演進提供必須的生存空間、必要的物質基礎和必備的制度保證。

然而，對于跨界民族而言，政治認同就變成了一個令人困惑和犯難的大問題?？缃缑褡迨紫仁敲褡?，同時又是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民族。這是因為自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以來，通常意義上的民族都是在一定政治實體之內即國家所屬范圍進行效忠的，然而跨界民族是“一種特殊民族共同體”，其分布跨越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疆域，所以他們在效忠對象的選擇就顯得異常困難和引人注目，其可能性有：(1)對最初自己所發源的國家的效忠；(2)對現在自己所居住的國家效忠；(3)對兩個國家都效忠；(4)對兩個國家都不效忠，尋求新的的效忠對象，如另外建立自己的國家等。

可是，在戰后以來的國際關系中，跨界民族的以上選擇卻是異常的艱難。對于第一種情況，許多存在跨界民族阿國家主要是在戰后反帝反殖反霸的浪潮中建立起來的，由于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一些民族在權力政治的作用下變成了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本身在發展方面又存在著不平衡性，其中分布在邊界兩端的他們要實現對原來發源的國家效忠的時候，總有居住于兩國之內的一方變得幾乎不可能，形成了“合法性危機”。對于第三種情況，要求跨界民族對所分布的兩個國家都要效忠，這種動機一開始就遭到國家的反對，尤其是在那些歷史上存在恩怨、隔閡和誤解而在現實中又沒有走出歷史陰影的兩個國家更是如此。對于跨界民族自身來說，他們也不愿意那樣，因為處理不好，他們在現實中有可能被當成“第五縱隊”，尤其是在兩國關系不正常時往往遭到無端的懷疑、排擠、壓制或懲罰，所以這樣的想法通常被認為極為不明智和不理性之舉。對于第四種情況，戰后以來的國際關系有一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現行國家邊界和疆域相對穩定，跨界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國家，往往受到國際關系的制約，特別是跨界民族本身所居住的相鄰國家更是一致的反對和制止，比如中東地區的庫爾德人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這種想法的可操作性無疑會遭到大多數人的質疑。無奈之下，跨界民族最后只有選擇和接受第二種方案了，這種做法也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問題是，由于一些國家對跨界民族采取不公正、不合理的政策和待遇，跨界民族在民族主義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持，最后就形成了棘手的跨界民族問題，比如中亞地區的俄羅斯人問題、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巴斯克人問題、前南斯拉夫境內諸族問題、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一泰米爾問題等。3文化認同

文化被認為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以復合體的形式存在和出現的。認同則是民族對固有的習俗和傳統而產生的歸屬感，其主要動機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間作出的區別。所以文化認同被理解成民族對其本身的傳統而生發的一種內在情結(complex)。對民族而言，“文化作為價值和意義體系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但它不能與衍生的結構現象分離開來”，所以文化被視為限定一個族群區別于另一個族群的生活方式。

顯然，這種理論認識就很難適用于跨界民族的認同問題的討論。因為“人們普遍承認，民族國家是一種現代西方建構”。而跨界民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衍生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亞、非、拉廣大地區。這些地區長期以來，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本身就存在了許多恩恩怨怨，跨界民族在文化認同方面就面臨許多困惑，比如跨界民族究竟以哪一個文化主體作為其認同的對象：是最初的母體文化還是現在所居住國家的主體文化?作為一種文化情結，按理應該是對最初母體文化的認同，但問題是母體文化如果在現在國家不是作為主體文化而存在而是作為該國的文化支系而存在，或者該母體文化在內力或外力的作用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演變或者逐漸衰落了，那么對面居住的同根同族同文同血脈的族群將怎么實現自己的文化認同呢?

當今世界上的民族國家90％以上都是異質民族國家，盡管這些異質民族國家也公開承認尊重和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但隨著交流的增多，融合始終是大趨勢，一體化則是最后歸宿。所以，最后的結局極有可能是“只要民族國家以為它可以通過多元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把這些東西置于樊籬之中，它們就會被視作為某種更充分的一體化邁進的道路上的一些加油站”?？缃缑褡逵捎诜植荚趦蓚€或兩個以上的民族國家，作為這些國家民族構成的一分子，其文化的異質性的生存處境越來越艱難了，主要是這些國家一方面強調文化的多樣性，但對文化同質性的追求在全球化的今天卻變得更加強烈。換言之，跨界民族在文化認同方面變得更加模糊化。與此同時，圍繞文化認同而引發的跨界民族問題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

4社會認同

民族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總是同一定社會發展緊密聯系，同時，社會運行狀況和社會屬性也會體現在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從而形成民族的社會認同?！吧鐣J同是一個社會群體的自我意識，是對于‘我們’區別于‘他們’特質的認識，是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的集中體現，它包含了群體中的個體對于所屬群體及其文化的歸屬感和內心的承諾?！睂τ诳缃缑褡宥?，社會認同除了具有作為民族所具有的歸屬感和自我體認以外，還包括他們在所居住的國家同其他族群的族際關系究竟如何。簡言之，就是跨界民族的社會適應性和民族融合程度同其發展狀況是否協調。歷史證明，跨界民族的社會認同常常受居住國的社會秩序、社會狀況和社會變遷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

總的來看，跨界民族的社會認同有4種類型：(1)和而不同，一些多民族國家實行平等或寬松的民族政策，推行多元主義，作為其國民構成之一的、在數量上屬于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關系和諧。在文化上，各族群之間的民族文化和傳統習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良好的發展；在社會融入程度方面，跨界民族同其他族群已經相互適應，社會聯系緊密，社會心理成熟，以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互相關照，形成休戚與共，良性互動，呈現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局面，比如中國和越南之間的京族(越族)、苗族(赫蒙)和仡佬族達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情形。(2)由和而同，在一些存在跨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里，盡管政治邊界把同一個族群分布在兩個國度里，跨界民族在與主體民族的族際關系總的來說是和諧的。隨著時代的變遷，跨界民族在文化上已經相互適應；在社會觀念上，跨界民族經由了“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轉型，最后融入了該國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國和老撾之間的瑤族就是最好的例證。(3)因同而和，跨界民族在發展和演進的過程中，在文化上，跨界民族的民族文化已經成為所居住國的文化的一個支系，同時與其他文化支系之間在經歷過碰撞和交鋒之后，已經相互借鑒，互相認同，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社會心理方面，跨界民族的適應性相對較高，實現了完全融入的狀態，比如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56個兄弟民族之一的朝鮮族就是典型。(4)不和不同，在許多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地區，跨界民族與居住國之間的族際關系由于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顯得不是很正常，文化上相對封閉，心理上互相防范，社會融入度相對較差，社會適應性明顯不夠。在這種情況下，跨界民族和居住國的主體民族相互不認同，或者主體民族采取的強制措施和高壓政策不為跨界民族接受與認可，族際關系通常顯得緊張，尤其是在對面同一民族的支持與鼓動下，跨界民族的要求擺脫現狀，追求如自治等政治目標，離心傾向較大，從而引發相關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冷戰之后，前南斯拉夫境內的科索沃問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納卡問題、盧旺達的種族屠殺等跨界民族問題，就是由于跨界民族和主體民族之間“不和不同”的歷史因素同現實政治糾纏在一起共同引發的緊張局勢。

篇(6)

（一）民族工作得到了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

我縣有彝、哈尼、回、苗、傣5個世居少數民族，18萬余人，占總人口的34%，其中、彝族13萬、回族1.2萬、信教群眾十萬余人。少數民族群眾與漢族群眾、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在風俗習慣、信仰等方面的差異，構成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增多，有些問題會反映到民族問題上來，如果處理不當，將會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如在培德、館驛等回民主要聚居地區，只要發生矛盾糾紛，各種問題紛紛涌出。為此，各級黨委、政府從講政治、講大局的高度，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切實加強領導，把民族團結穩定工作擺在首位認真分析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切實做好新時期的民族工作，為全面推進我縣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二）多形式開展民族觀、黨的民族政策及法律法規宣傳活動

各級黨委、政府把黨的民族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納入思想政治工作和“四五”普法的重要內容，由民族局牽頭，宣傳、組織、統戰、教育等部門密切配合，不定時對少數民族干部、分管和從事民族工作干部開展系統的民族政策理論培訓、知識競賽，充分利用多種形式，廣泛深入地宣傳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宣傳黨在發展民族關系中“三個離不開”的的思想，宣傳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基本方略，使“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四個維護的思想深入人心。特別在每年的民族團結宣傳月中，大張旗鼓的宣傳民族團結，積極引導少數民族群眾講團結、講互助、講發展，努力創建團結友愛的和諧社會。

在各民族中還強調：在熱愛本民族的同時，更要自覺地強化熱愛中華民族的意識，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尤其在廣大群眾和青少年中進行民族常識的宣傳教育力度，構建“小手拉大手，大小有共識，你我互尊重，大家團結緊”的宣傳模式，努力營造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團結互助的濃厚氛圍。既教育了漢族群眾尊重少數民族；也教育了少數民族尊重漢族群眾。對少數民族群眾不僅要講關懷和照顧，也要講義務和奉獻；不僅要講平等和團結，也要講法制和原則，引導他們自覺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積極承擔社會義務。

（三）正確處理民族差異、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宗教問題也將長期存在。民族之間、風俗習慣之間、信教與不信教之間的差異，受到了社會的認同和尊重，各民族群眾團結奮斗，為改善生活條件而共同發展。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切實關心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信教群眾的，切實關心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農業、畜牧、水利、交通、教育、電力、民族等部門，發揮各自優勢，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群眾加快致富步伐，安排扶持少數民族專項發展資金，共建母親水窖、沼氣村、村村通公路、村村有電視專項舉措解決了少數民族發展生產、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大力扶持回族群眾發展交通運輸業，在培德、館驛、莊戶、金家莊等民族地區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當地的回民群眾支柱產業。大力發展少數民族教育事業，改善回民、山區民族小學的辦學條件，充實加強師資隊伍，提高少數民族子女的科學文化素質。教育、科技等部門積極開展科教扶貧、科技下鄉、舉辦青年夜校等活動，切實加強對少數民族群眾的教育和培訓。依法保護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在衣食住行、婚娶殯葬等方面，切實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和。

（四）加強民族地區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妥善處理涉及少數民族群眾的矛盾和糾紛，促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

妥善處理民族群眾間的矛盾糾紛，是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重要保證?？h民族局和鄉鎮黨委政府定期對轄區內涉及民族的問題進行認真排查，做到心中有數。對可能發生的影響民族團結的問題，搞好預測，超前做好工作，提前化解矛盾，及時消除不安定因素，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對涉及民族問題的糾紛和事件，采取“特別慎重”、“十分嚴謹”、“周密考慮”的態度，絕不簡單地對待和處理。嚴格區分民族矛盾與非民族矛盾，不盲目地把不同民族公民之間發生的民事、經濟糾紛和民事、經濟、治安、刑事案件與民族問題混為一談。同時，教育廣大群眾明事理、顧大局，以免被壞人利用，嚴防別有用心的人蠱惑人心，擴大事態。在處理民族間群眾的糾紛和突發事件時，堅持教育疏導的原則，善于把握時機，講求策略，注意方法，最大限度地團結廣大群眾，最大限度地打擊和孤立極少數壞人，防止問題復雜化、事態擴大化和矛盾性質轉化。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處理問題，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于各類違法犯罪活動，不論涉及哪個民族，信仰什么宗教，都依法處理。教育引導群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當發生影響民族關系的問題時，堅持依照法津規定和正常程序解決，絕不采取過激手段。建立民族矛盾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長效機制，實行月報和零報告制度，并把這項工作納入了民族團結目標管理責任制中加以考核。

（五）重視和加強民族工作機構和干部隊伍建設

民族局是黨和政府管理民族事務，處理民族問題的職能部門，在新形勢下，擔負著更加繁重的任務。結合機構改革，進一步充實了民族工作機構的力量，新增編制6名，完善工作職能，設立了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構社會事務股。各級黨委、政府也民族工作納入了重要議事日程，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抓好工作落實，認真學習的民族理論、黨的民族政策和上級的有關指示，認真研究民族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水平。進一步強化責任意識，切實解決了少數干部對民族工作不會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問題。鄉鎮黨委、政府關心支持民族工作，至少每半年聽取一次情況匯報。民族工作任務較重的鄉鎮至少每季度要研究一次?？h委、政府積極支持民族部門的工作，幫助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成立了縣民族工作領導小組，及時研究解決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民族局積極牽頭抓好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協調處理相關的重要事項，及時向有關方面通報民族工作情況。工作做到主動、超前，當好縣委、政府的參謀和助手。建立了民族地區重大動態報告制度，確保了信息暢通。

二、存在的問題

從全縣民族地區來看，總體上民族團結，社會比較安定，但在一些接合部地區、熱點難點地區矛盾糾紛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

一是因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而引起的民族心理不平衡和不滿情緒或鄉村之間、不同民族之間因土地、林場、池塘等歸屬使用原因引起的沖突以及城市化進程中，因經濟利益引起的矛盾和沖突等。特別在接合部地區山林糾紛仍然阻礙民族團結前進的步伐。如官廳鎮乍拉村委會，這個只有200人的傣族村，涉及山林問題引發糾紛乃至突發性事件時有發生，并且呈上升趨勢。

二是少數民族和信教群眾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部分群眾中偏激情緒和一些錯誤思想占了上風，遇事便以出格的言語、過激的行為、違法的手段向黨和政府發泄不滿，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隨著城市化建設速度加快，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部分群眾的切身利益，相關聯的矛盾糾紛比較突出。高等級公路沿線征地過程中看出，群眾在突發事件的氣氛或壓力下，往往產生一種“從眾行為”，當別有用心的人通過某種暗示或帶頭、或鼓動時，一些群眾就會情緒激動，干出種種在平時自己想都不敢想的“蠢事”，從而使突發事件升級，造成嚴重后果。

三是部分礦產資源地區矛盾糾紛、隱患較多。一些領導干部不能客觀看待礦山地區問題，對出現的問題采取各種手段隱瞞不報，巨大的經濟利益和落后的經濟狀況之間的矛盾，群眾偷礦、盜礦、私挖亂采現象嚴重，導致礦山秩序較為混亂、隱患較多。

四是培德地區各種矛盾、隱患逐步激化。培德作為一個熱點地區，信息靈通，各種關系盤根錯節，錯綜復雜，該地區的安定團結，取決于幾大家族的平衡。去年村委會選舉，培德地區領導職位村總支書記、主任形成一肩挑，權利的統一集中，打破了近十年來培德地區的管理模式，管理模式的打破，各類問題逐步顯露出來，家族勢力紛爭加劇，處理問題稍有不慎矛盾就激化。

五是民族工作經費少仍然是遏制民族團結穩定工作向前推進的瓶頸。在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縣級5萬元民族工作經費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目前工作需要，機關正常運轉都難以維持，根本談不上對民族地區的扶持幫助。

三、做好民族團結穩定工作對策

做好民族團結穩定工作，最重要的是增加一筆收入?！扒蓩D難為無米之炊”，沒資本，就沒主意，光從口頭上宣傳，口頭上重視民族工作，那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浪費民族時間，對于民族地區發展，一樣作用都不起。民族要講團結，但民族也要吃飯，飯都吃不飽，就會饑寒起暴心，各種矛盾糾紛就會越來越多。為此要使民族團結穩定工作穩步向前推進，必須加大民族地區經濟扶持，就要增加民族工作經費，充分發揮民族工作部門的職能作用，積極向上級爭取更多項目資金，加大拾遺補缺的作用。

篇(7)

摘要：城市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現階段，城市少數民族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城市少數民族工作面臨著一些新挑戰。做好新形勢下的城市民族工作，要推動民族工作社會化，處理好政府、民族社團、民族成員三者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城市民族工作；城市；少數民族；民族工作社會化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269（2013）01-0057-04

城市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一項重要工作。現階段，我國城市民族工作的總體狀況是好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加快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城市民族工作面臨著新形勢。分析城市民族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加強城市民族工作的對策和措施，是當前城市民族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城市少數民族的新情況

城市民族工作是以城市少數民族問題為對象的工作。城市少數民族是指居住在國家按行政建制設立的直轄市、市內，由國家正式認定的漢族以外的各民族[1]。由于城市是一個地區對外開放的窗口，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對周邊地區具有輻射和帶動作用，再加上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連帶性，城市民族問題往往會演變成整個民族和某一民族地區的問題。城市民族工作的范圍和內容在不斷擴展。

 

（一）民族結構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增加而多民族化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并完善，城鎮化速度加快，原有城鄉界限被打破，中華民族迎來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動大遷移。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走出原居住區，進入了城市。以天津市為例，城市多民族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少數民族人數增長。資料顯示，1953年天津市少數民族總人口有94121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天津市少數民族總數為131528人。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164262人。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202654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266871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少數民族總人口為331327人。

 

2.少數民族成分增多。天津市在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19個；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24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29個；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41個少數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49個少數民族；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有少數民族53個。

 

3.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激增。截止2010年底，天津市共登記有流動人口3024118人，其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約有2萬人，并且表現出結構新、層次多等特點。天津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具有以下特點。從民族成分看，天津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成分多樣，主要有回族、朝鮮族、土家族、蒙古族、滿族、維吾爾族近30個民族。在天津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滿族、朝鮮族、回族、蒙古族都在萬人以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天津仍保留著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服飾特色。從來源地區看，他們主要來自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以新疆維吾爾族，四川藏族、羌族，青海、甘肅、寧夏回族，東北三省朝鮮族為多。從居住情況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生活條件一般較差，大多居住在打工單位內部、出租房、居民家中和工地現場。同時，因在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與當地居民有所不同，出現維吾爾族、藏族、朝鮮族相對聚居區20多片。從行業看，他們主要從事制造、建筑、餐飲、住宿、游商等10多個行業。來自不同地域的少數民族從事行業也有所不同，寧夏少數民族主要從事建筑行業，四川少數民族游商較多，甘肅、青海、新疆回族、撒拉族、維吾爾族經營餐飲生意較多。從年齡結構看，青壯年比較多。但是在來天津市創業較早的朝鮮族中，近年來老年人比例大大增加。這是由于許多到天津市工作的朝鮮族在事業取得一定進展、有一定經濟基礎后，紛紛將老人和孩子接到身邊。

 

（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

文化是以象征符號為基礎，是人適應環境，并與他人分享意義、表達自我的符號體系。文化是群體特有的標志[2]。不同文化以自身價值觀和信仰為核心和基礎形成特定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是一個地區文化中的文化特質按一定的內部關系構成的協調一致的體系”[3]。不同文化模式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但文化也有整合的趨向?！叭藗儚闹車貐^可能的特質中選擇出可利用的東西，放棄不可利用的東西。人們還把其他的特質加以重新鑄造，使它們符合自己的需要?！盵4]多民族化的城市民族格局帶來多元文化的交匯融合。作為文化載體的少數民族人口涌向城市，不僅活躍了城市經濟，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同時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帶入城市，豐富了城市文化的內涵，促進了城市文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不同文化彼此適應、相互融合，在都市與傳統之間孕育著一種蘊含多種文化元素的城市文化，為城市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民族意識逐漸增強

民族意識是特定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對客觀世界的反映。民族意識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民族意識包括民族認同意識、分界意識、交往意識和發展意識等；廣義的民族意識是一切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觀點的總和[5]?，F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文化水平和素質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自然資源和技術水平等條件的限制，民族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步拉大。少數民族進城務工人員普遍文化素質較低，就業技能差，其謀生手段具有明顯的本土性。從職業分布的角度來看，他們主要分布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收入水平較低[6]。窘迫的生活現狀使他們很難融入城市生活，處于城市生活的邊緣，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意識便逐漸增強，表現在更加關注民族間的發展差距，迫切要求發展本民族經濟，維護本民族形象，更加關注涉及本民族各種合法權益的保障等?！懊褡逡庾R的增強，是民族差別、地區發展差距的一種反映。只要這個大環境繼續存在，只要發展差距繼續拉大，民族意識的增強也會繼續存在，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發展，可能對民族關系產生某種不良影響?！盵7]如何使覺醒的民族意識回到理性的軌道上來是當前城市化進程中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和目標。

二、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