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17 16: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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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與受眾研究新范式的興起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在新左派觀點的影響下,他們從文化、權力、意識形態等角度切入來探討各類社會現象,尤其是大眾文化現象。傳媒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文化研究產生的特定歷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論上所借鑒的各種學術資源都深深地影響了該學派的傳媒研究,具體到受眾研究來說,受眾的主動性得到了重視,一種全新的受眾研究范式開始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促成了福利國家的建立,緩和了戰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以通俗性、娛樂性為特征的美國文化憑借現代傳媒技術在歐美社會中廣泛流行,這使得社會文化日益趨同,有人認為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及意識形態與中產階級已經沒有很大區別,一個經濟繁榮、文化大同的時代開始降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階級出身,他們希望能夠幫助工人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狀況,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營造出來的幻覺所欺騙。因此,他們試圖通過對工人階級內部文化的研究來證明工人階級價值體系與社會結構并未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們同時也肯定工人階級在消費文化產品時的能動性,肯定他們會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選擇,這一出發點是其后來強調受眾主動性的源頭。此外,該學派的受眾研究也同樣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睞的符號學方法及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代表人物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就顯示了這多種因素的融合,它標志著該學派在受眾研究領域的突破,與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論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導入了符號學方法。對于媒介研究來說,符號學一個最讓人興奮的方面是那種可以運用于視覺形式——電影、電視、攝影與廣告圖片——的方法,這為研究現代意義生產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方案,而這種途徑傳統的語言學分支是無法提供的。[2]在霍爾的文章中,一條訊息不再被看成一個包裹或一個球可以由發送者拋給接受者。訊息現在是由節目制作者編碼,再由受眾來進行解碼。這樣一種觀念就意味著發送的訊息和接收的訊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眾可能對節目有不同的解碼。[3]于是,訊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據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發生,而是要依賴于受眾的解讀過程。由此,霍爾肯定了受眾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它們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認為的那種原子化個體的集合。此外,根據符號學原理,任何訊息都是多義的,其所能生產的意義或詮釋總是在一個以上,因此也就絕對無法化減至一個“最終的”或“真實的”意義。[4]這樣,霍爾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訊息潛在的解讀方式不止一個,并提出受眾可以有三種解讀立場:統治—霸權立場、協商立場與對抗立場。后兩種立場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開了受眾主動性研究的大門。
其次,對于霍爾來說,該模式是對本身廣泛討論的一部分,它標志著從主流意識形態觀點的多元決定論轉向了由葛蘭西霸權模式所提出的更為復雜的觀點。[5]在此之前的法蘭克福學派所援引的傳統意識形態理論暗示,意識形態力量用適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式構造主體幾乎是無法抵御的。所以他們認為在以傳媒為主要場所的文化工業的操縱下,壓制性的意識形態直接注入到大眾的意識之中,人們成為“文化傀儡”,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毒害人民的鴉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學派修正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批判了他們的文化悲觀主義,充分關注受眾的詮釋活動。這樣從霍爾開始,文化研究學派開始擺脫阿爾都塞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再認為文本結構將主導受眾訊息接收的結果。相反,他們吸收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認為意識形態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經驗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其交匯處就是一個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場所。這樣,文本不再是一個意義完全封閉的結構,受眾也不再是盲目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不斷進行抗爭來給自身定位的積極主體。
在霍爾的三種解讀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眾研究興起并迅速擴展開來。20世紀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國〉觀眾》與《家庭電視》,將霍爾的受眾解讀模式應用于經驗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費斯克也分別對美國肥皂劇《達拉斯》的觀眾、浪漫小說的讀者以及大眾文化消費者進行了研究。
從這些新型受眾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受眾的主動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論觀點。我們上面提到的這幾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試圖反對單向片面的意識形態控制論,希望證明受眾的接收活動存在著協商與反抗的創造性空間。尤其是費斯克,他不僅提出了“語意斗爭”、“文化民主”等概念,認為受眾是才是真正的意義生產者,進而他還借用巴特的觀點——作品只有在被閱讀時才成為文本——認為文本根本就是不確定存在的東西,主張“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符號學民族志,在這里沒有文本,沒有觀眾,只有制造與流通意義和的過程?!盵6]
除此之外,這種新范式還有一些其他特點,據此我們能夠把它與強調受眾主動性的另一種重要的傳播學理論使用與滿足理論區別開來。
首先,它從社會意義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認為受眾接觸媒介后參與了意義的建構;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是一種功能性選擇的結果,是從功能的角度來理解傳播現象。
其次,它認為解讀是支配性意識形態與受眾的替代性、反抗性意義之間的斗爭,不是受眾個人的隨機活動,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傳媒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力博弈的真實情況。而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是“受眾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這種使用有助于產生一種個人身份的認同感,收集信息;此外還能滿足休閑的需要并協助社會互動”。[7]這樣,它高估了受眾的主動性、訊息的開放性以及可供選擇的媒體數量,并不認可一種支配性意識形態的存在。
再次,它借鑒了社會學,把個人看作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許多次團體與亞文化的復雜類型,這些因素以及解讀活動的具體情境會影響人們的解碼方式。而使用與滿足理論從考察個人的心理需求出發,從心理層次來解釋人們對媒介和訊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眾研究在具體操作時又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將受眾置于日常生活語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為文本解讀者的受眾
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將受眾作為文本解讀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新聞時事類節目,分析受眾透過哪些特定的話語來解讀文本;二是針對大眾文化產品,如肥皂劇等,分析受眾如何從文本中獲得或者是自行建構意義來抵制原有的社會體系。
1、受眾對新聞文本之解讀
對于新聞時事類節目,研究者們認定,從一開始它們就扮演了一個意識形態的角色,編碼者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文本的意義,預設了一個處于優勢的或主流的意義。而這種意義能否成功傳播,取決于受眾所持有的文化符碼是否與節目的符碼相一致。這樣,受眾到底持什么樣的文化符碼,這些符碼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為研究者努力想解開的謎團。
最初是霍爾受到社會學家法蘭克·帕金的啟發,將受眾視為階級的產物。帕金認為西方社會有著三個主要“意義體系”:主流、主控的價值體系,臣服的價值體系,激烈而急進的價值體系。[8]而不同社會階級的成員,分別擁有不同的“意義體系”。霍爾將這一模式引入到傳播領域,根據受眾的階級變項推導出對新聞文本的三種解碼方式。在這種觀點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由于傳媒往往是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這樣處于統治地位的階級一般對文本進行傾向式解讀,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工人階級往往會因為利益受損而進行反抗式解讀。
隨后,莫利對BBC的晚間新聞節目《全國》的觀眾進行研究,試圖對霍爾模式進行經驗性的驗證并探討還有哪些社會因素會影響受眾的解讀活動。在該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盡可能的考察各個不同層面的因素對解碼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了客觀的社會人口學變項——年齡、性別、種族以及階級;也包括“文化架構與認同”的程度,即個人所處的社會部門以及所從屬的不同的亞文化,使得他對某些特定的語言和規則的熟悉程度不同,對某些話語把握的深淺程度也不同;還包括較難設計卻十分明顯的個人特質。二是他不再簡單的將社會變項當作決定解碼的因素,而是提出“話語”的說法,他認為“問題總是社會位置加上特定的話語(該詞臺灣多譯成論述)位置,然后才會造成特殊的解讀方式”。[9]話語是理解一個重要的社會經驗區域的社會性的定位方式。[10]人們分別擁有著自身的話語,他們背后的結構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訴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經驗。在觀看節目時,人們是根據其話語來理解文本,意義的建構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說霍爾從統治/協商/對抗模式來理解受眾還略顯粗糙,那么莫利則是從話語入手,對它進行了精細化的處理。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為形成話語的社會因素過于繁多且不確定,要對它們進行統計分析無疑是相當困難的。于是在他之后的眾多研究者不再執著于將受眾作為多種話語的構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眾話語的組成,而是開始關注受眾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游擊隊員從通俗文化中所獲得的。
2、受眾對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讀
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參照系不再僅僅是,也漸漸脫離阿爾都塞式及葛蘭西式的理論話語,開始接受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有著開放、自由甚至是游戲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權威話語,顛覆了傳統,對許多約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質疑。這為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此時較有特色的是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費斯克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圖抵制理論的影響頗深,后者強調大眾作為弱者在文化實踐中可以利用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力機構對他們的限制,自行創造出行為空間。所以,費斯克認為大眾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能夠在統治性體制所提供的有限資源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麥當娜這一流行文化現象。盡管麥當娜以瑪麗蓮·夢露為形象基礎,處處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費斯克認為她并不是父系霸權的代言人,并沒有教會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觀看她們那樣去看她們自己,并沒有慫恿她們作父權制內的女性主體。他認為在麥當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間隙或空縫逃脫了意識形態控制,比如她對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隨意享用,涂抹過艷的口紅,佩戴過量的首飾,都使她從主導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利用其能指而拒絕其所指,并且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們完全可以創造自己的意義。麥當娜的形象制造讓女孩們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們的控制之下,能按她們的利益來制造,她們的主體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導地位的父權制來決定。因此,麥當娜的流行是權力與抵制、意義與反意義、快樂與爭奪控制權的復合體。[11]
總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兒,文化是復雜的、矛盾的和不確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經常改造,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動的操縱者。[12]因此,受眾是具有策略的意義生產者,他們擁有強大的戰斗力,總能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籠罩下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
上述關于新聞時事節目與通俗文化產品的受眾研究,是以媒介文本為中心,以受眾的階級、地位、性別等為變量而展開的討論,是與文本分析聯系一起的受眾研究路徑。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分析受眾解讀文本的話語組成,帶有阿爾都塞式的傾向,將解碼者化約成特定結構的人格化產物,而各種話語則貫穿主體性向他“發言”。[13]所以,他希望從另外一個立場——解碼情境出發,來獲知這些話語是如何在一種具體的情境中起作用的。與此類似,受眾為何選擇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種情境下才能真正從文本中獲得。這樣,受眾研究就必須關注另外一個領域,即受眾媒介使用行為所產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眾與日常生活情境
科納認為,對電視研究來說,最好是把“置收視行為于情境中”的想法視為將分析工作連接兩個脈絡的范圍,而不是單單一個,它們就是收視的“社會關系”以及收視的“時空情境”。[14]前文對文本與受眾關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結構性社會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視中“社會關系”的一部分。而受眾研究接下來的工作便是透過時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為)來探尋其社會關系,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時的物理情境,再要發現受眾收看電視的意義是什么。這種研究的前提是認為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不是個別的觀眾。所以,一切都圍繞著家庭中電視使用的具體情況來進行。此外,研究者不僅僅關注電視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轉向關注收視過程中的權力運作實踐,即作為家庭成員的受眾會采取什么位置,達成什么認同,構建什么意義。
對收視過程中的家庭權力關系研究做出貢獻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電視》,該研究的起點是認為受眾總是有著不同的電視使用經驗。在受眾看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時,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內容。打開電視也許僅僅是為了排遣獨處的寂寞,碰到不喜歡的電視節目就不停地換臺,也會邊看電視邊吃飯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眾的信息接受總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經驗。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響了我們的收視體驗,尤其是家庭的動態過程是如何與看電視的行為發生互動關系的。起初他試圖象研究《全國》的觀眾一樣從家庭的社會位置、階級屬性出發,將家庭作為動態單位進行分析,后來卻發現“貫穿所有訪談家庭的一個結構性原則,很明顯是性別的問題”。于是,他開始研究性別對收視實踐的影響,確認了8個方面的主題,獲得了樣本中男女收視習慣所體現的經驗性差異。①控制節目選擇的權力。他發現沒有一個主婦有規律地使用遙控器,遙控器總是父親在用,父親不在,則由兒子霸占。②看電視的風格。男人希望專注地看電視,不被打擾;而主婦則認為看電視是一項社會活動,包括不斷地對話以及同時進行至少一項以上的室內活動。③有計劃與漫無計劃地看電視。男性往往事先對照報紙,了解電視播出情況,決定晚間的收視活動。許多主婦則是抱著有就看、沒有就算了的態度。④與電視有關的談話。主婦愿意承認與朋友同事聊天時會談論電視,而男人則不愿意承認常看電視,除了體育節目。⑤科技:錄像機的使用。主婦并不擅長使用錄像機,都靠先生或子女幫她們用。⑥一人獨看電視與罪惡的。主婦們表示最大的快樂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時候,看一部她們最喜愛的連續劇。同時,她們接受了男性霸權,認為自己的愛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樂也帶有罪惡感。⑦節目類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實型節目,女性則偏好虛構性節目。⑧全國及地方新聞節目。女性對全國新聞不感興趣,卻喜歡地方新聞節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聞。[15]對于這些經驗性差異,莫利認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會角色不同。家庭對于男性來說是休閑場所;對于女性來說則是工作場所。正是這種由性別關系所建構、結構化了的家庭環境,才導致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收視經驗。這樣,正如特納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受眾的社會力量,有效地將我們帶離文本和受眾的檢視工作,更廣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話語。[16]
除了電視,拉德威針對已婚職業婦女閱讀浪漫小說所進行的研究也堪稱經典。她早期關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轉向接受研究,這時文本的內容已不再重要,而閱讀“本身是一種主動的、雖然不自由的、建立意義和樂趣的過程,是文本與讀者間的協商,其結果無法由文本本身預測”。[17]她將婦女閱讀浪漫小說的快樂和婦女在父權制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婦女之所以閱讀浪漫小說與逃避繁重家務與養兒育女的壓力有關。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被訓練成為無私的母親與體貼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視。不過,借助閱讀浪漫小說這種行為,婦女們能夠從日常家務勞動中抽身而出,她們憧憬浪漫小說中強有力卻對女性溫柔體貼的男性,也喜歡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女性,由此她們會拒絕父權文化現實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認為婦女是在把閱讀浪漫小說當作一種“獨立的宣示”,通過這種行為在烏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別主體性,來反抗父權文化。[18]
當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面兩例尤為重視的性別權力關系,有學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間大小,空間大可以照顧到每個成員的偏好,空間小就需要成員們之間不停的互相協商。再比如家庭的組成結構,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單親家庭,電視顯得格外重要,電視成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開著,以排解孤獨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家庭,看電視往往是帶著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時間段觀看特定的節目。也正是因為這些繁雜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轉向“日常生活的微觀社會學”,而為了獲得受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資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眾研究領域盛行起來。
四、民族志方法與受眾研究的推進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學者們主要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一種比較自然的環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紹到文化研究領域中來。
文化研究采用這樣的方法研究受眾,可以說是為了實現兩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統計方法為基礎的量化調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愛的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研究方法。
傳統的受眾研究一直受量化實證主義范式的支配。這種以測量傳播效果為主旨的研究將傳播內容等同于事實資料的訊息,將受眾當作某一客觀的社會類別的代表,從其社會文化系統、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來調查閱讀率和收視率,或設計問卷(多為封閉式問題)向受眾提問,再統計各類數據以獲知受眾的反應。與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強調在一種自然的環境中收集資料,并將所獲得的事實資料僅作為受眾文化過程的證據。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關民族志方法的經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參與到人們的生活中,觀看發生了什么,聆聽他們說了些什么,并就問題提問。”[19]在這過程中,研究者們收集著一些與議題有關的資料。而在訪談這一層,研究者們也擯棄了問卷式的封閉式提問,并不在乎花上幾個小時與采訪對象東拉西扯,因為他們認為正是在這種羅嗦冗長的交談中,才能真正了解受眾復雜的讀解情況,才能了解受眾到底會使用什么樣的話語來形容自己的收視或閱讀感覺,而通過分析可供受眾使用的這些話語,哪怕只是“呀”、“哦”這樣的語氣詞,往往也能追根到它們背后的社會權力因素。不過,這也并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聽任整個訪談漫無目的地進行,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意圖事先規劃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進行開放式的訪談,盡可能記錄下有價值的內容。用費特曼的話來說,就是“開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腦”。[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興起后,曾經歷過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范式的交鋒。在文化主義傳統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來研究亞文化群體的日常生活,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生活。但在后來的傳媒研究中,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論家們意識到“理論中的‘后阿爾都塞的’甚至‘葛蘭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險,它傾向于對文化形式進行一種純形式主義的表述。我們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種質化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盵21]因為符號學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關注的是傳播意義的建構方式,于是從文本意義的建構方面來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預設的主導意義,低估受眾真正的解讀能力,認為有可能直接從受眾的社會位置推論出他可能的解讀方式,從而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則主張通過“深描”來掌握社會群體與文化的復雜性,因為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文化中認識世界的。這一主張運用到受眾研究領域則要求對受眾的日常生活進行完整詳盡的了解,從生活實踐來把握受眾的傳播實踐。因此,有學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處在于它超越文本來理解受眾作出了何種解讀”。[22]
2、經典的受眾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眾始自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國觀眾》研究。該研究在訪談這一環節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種團體的情境下進行重點訪談。在最初幾個階段的訪問中,研究者沒有預設方向,而是先通過交談了解受眾對一個節目評價的參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樣的詞匯,此后才開始有關該電視節目的話題。不過,在該研究中,由于受眾是在非自然的收視狀態下接受訪問,因此受到一些學者的責難。
同一年還有霍布森所主持的關于家庭主婦與大眾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訪談資料都節選自霍布森未曾發表的碩士論文《對家庭中工人階級婦女的研究:女性、家務與母性》這也是第一次針對女性受眾的民族志研究。通過與主婦們的交談,霍布森發現,“電視和廣播從未被作為消遣或休閑活動而提及,而是被這些女人定位為她們白天的組成部分?!盵23]主婦們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據廣播來做安排,她們將廣播節目當作朋友,并將電臺主播們視為她們接觸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獨感的重要途徑。電視根據性別差異也可分為兩個世界,男人和女人對節目有著不同的偏好。正是從這一研究開始,對受眾的性別分析初具雛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謂是倡導民族志研究的中堅人物。在嘗試了前面的深度訪談之后,他們又都繼續開始了參與觀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經典的《家庭電視》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納曾說到,霍布森的研究與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她不是把觀眾帶進她學術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進他們的世界。[24]她在肥皂劇的播放時段,走進觀眾的家里,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在這期間她對他們進行訪問和觀察,節目結束后她還要與研究對象們之間進行長時間的開放式對話。她特別強調這些訪問是開放式的,因為“我想要觀眾來決定,那些節目尤其是那些我們已經看過的劇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們所關注的,喜歡的,不喜歡的。我希望他們說出節目受歡迎的原因,以及他們挑剔的又是哪些?!盵25]這項研究被認為是受眾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眾研究《家庭電視》。該項研究中,莫利選取了18個家庭作為樣本,研究者們親自走進這些家庭中進行訪問。訪問既針對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續一至二小時。為了留有空間進行思考、提問,整個訪談過程并沒有結構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以及對采訪對象有著繁復的質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獲得真實的情況。通過這樣一種參與觀察加訪談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廳政治”對家庭收視的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員的收視體驗。
由上可見,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們真正貼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體的時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眾接收媒介的真實情況,為受眾研究向微觀層面推進開辟了新的天地。
綜上觀之,文化研究作為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學術潮流,本著對個體主體性的關懷,始終關注各種文化現象中的權力實踐,把受眾建構為主動的文本解碼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將其置于社會語境中來研究,實現了對經驗主義受眾研究的突破。盡管對于社會語境,學者們還存在著不少爭議,因為它是一個囊括了過多因素的范疇,無論是立足于某些社會變項開展研究,還是針對微觀的日常生活來進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準確把握受眾復雜的接受過程;但文化研究學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確實讓我們看到了受眾與社會及文化互動的不同景觀,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眾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注釋: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灣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頁。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39頁。
[8]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184頁。
[19]約翰·費斯克著:《英國文化研究和電視》,見羅伯特·C·艾倫編:《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05頁。
[11]參見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頁。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11頁。
[14]JohnCorner著:《意義、類型與脈絡:新閱聽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識’的問題意識》,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15]參見David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第225—245頁。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轉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別與/于使用媒體》,見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編:《大眾媒介與社會》,第433頁。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轉引自林福岳:《閱聽人地理學——以民族志方法進行閱聽人研究之緣起與發展》,臺灣新聞學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本科生畢業論文(設計)工作規定
北工商教字[2006]30號
畢業論文(設計)是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綜合性實踐教學環節,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綜合所學知識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加強畢業論文(設計)管理工作,提高我校教學質量,培養合格人才,特制定本工作規定。
第一章 教學基本要求
一、時間及學分要求
畢業論文(設計)一般安排時間為9~13周,學分為9~13,正常情況下應在第四學年第八學期結束之前完成。
二、主要任務
1.理工類各專業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獨立完成一項給定的設計任務,編寫符合要求的設計說明書;或獨立撰寫一份畢業論文,并繪制有關圖表。
2.經濟、管理、文、法類各專業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獨立撰寫畢業論文(或設計說明書),并繪制有關圖表。
三、知識要求
鞏固和擴展學生所學的基本理論和專業知識,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初步的科研能力以及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四、能力要求
進一步訓練和提高學生的方案設計、資料查閱、實驗研究、社會調查、理論計算、數據處理、經濟分析、外文資料的閱讀和翻譯、計算機應用、文字表達和論文(設計)撰寫等方面的能力和技巧。
五、綜合素質要求
培養學生正確的設計和研究思想、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嚴謹的科學態度、善于與他人協作的能力和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的精神。
第二章 選題原則
選好題是保證畢業論文(設計)質量的重要環節。其原則是:
一、符合專業培養目標,滿足教學基本要求;
二、應使學生能夠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獲得比較全面的訓練,允許將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專題作為學生的選題;
三、選題應符合社會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的需要,可增加與實際相結合、與教師科研項目相結合的題目的比例;
四、選題的份量和難度要適當,在保證達到教學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因材施教,既能使大多數學生能夠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規定的題目內容,又能使少數學習優秀的學生得到更好的培養和鍛煉;
五、選題應盡量做到具有一定的新穎性、先進性、開拓性。
六、非計算機軟件專業的學生完成計算機軟件題型設計題目時,其設計內容必須符合本專業培養目標的要求;
七、要注意外語能力和計算機應用能力的培養。
八、學校鼓勵畢業論文(設計)題目與科研、生產實踐相結合,以獲得科研經費、企事業單位經費的支持,通過畢業論文(設計)工作成果促進科研項目的完成和企事業單位的發展,以實現雙贏。
第三章 成果形式
一、理工類各專業
成果形式主要為工程設計型和工程技術研究型的畢業論文(設計),應側重于對學生進行設計、繪圖、計算、測試、實驗、軟件開發和技術經濟分析等能力的培養和工程基本訓練。
(一)畢業設計
1.設計說明書的字數不少于20000字。如為軟件設計,則軟件工程文檔應包括:有效程序軟盤和源程序清單;軟件分析與設計說明書;軟件分析與測試分析報告;項目開發總結。在學生畢業答辯前,該專業教研室應組織軟件驗收。
2.繪制設計圖紙。使用最新國際標準,有條件的院(系)可用CAD繪圖。
3.文獻閱讀。要求閱讀與課題有關的外文資料3~4篇,寫出3000漢字左右的調研閱讀報告或者翻譯1~2篇外文原文(不少于20000印刷符)的書面材料。
4.設計摘要200~300字。
5.應用計算機進行設計、計算等。
(二)畢業論文
1.實驗、測試報告及論文正文的撰寫字數一般為8000字以上,但不超過12000字。
2.繪制有關圖表。
3.文獻閱讀。要求閱讀與課題有關的外文資料3~4篇,寫出3000漢字左右的調研閱讀報告或者翻譯1~2篇外文原文(不少于20000印刷符)的書面材料。
4.論文摘要200~300字。
5.應用計算機進行實驗數據的處理與實驗結果的分析。
二、經濟、文、法類各專業
成果形式主要為科研論文,應側重于科學研究基本方法的訓練和能力的培養。
1.畢業論文正文一般為8000字以上,但不超過12000字。
2.論文摘要200~300字。
3.文獻閱讀。要求閱讀與課題有關的外文資料3~4篇,寫出3000漢字左右的調研報告或者翻譯1~2篇外文原文(不少于20000印刷符)的書面材料。
4.應用計算機進行建模、數據分析及繪制圖表。
三、管理類專業
(一)科學研究論文
側重于科學研究基本方法的訓練和對本專業中有關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分析研究能力的培養。
1.畢業論文正文一般為8000字以上,但不超過12000字。
2.論文摘要200~300字。
3.文獻閱讀。要求閱讀與課題有關的外文資料3~4篇,寫出3000漢字左右的調研閱讀報告或者翻譯1~2篇外文原文(不少于20000印刷符)的書面材料。
4.應用計算機進行建模、數據計算與分析及繪制圖表。
(二)軟件分析與設計
側重于軟件分析與設計能力的培養。
1.分析與設計說明書的字數為10000字以上,但不超過15000字。軟件工程文檔應包括:有效程序軟盤和源程序清單、軟件設計說明書、軟件測試驗收記錄單、項目開發總結。在學生畢業答辯前,該專業教研室應組織設計驗收。
2.文獻閱讀。要求閱讀與課題有關的外文資料3~4篇,寫出3000漢字左右的調研閱讀報告或者翻譯1~2篇外文原文(不少于20000印刷符)的書面材料。
3.論文摘要200~300字。
一、碩士論文的基本要求
1、碩士論文應表明作者確已在本學科上掌握了堅實的基礎理論和系統的專門知識,并對所研究課題有新的見解,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獨立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能力。
2、碩士論文一般應用中文撰寫(學科教學(英語)除外),字數一般在10000字左右。
二、碩士論文一般應包括下述幾部分
(一)題目:能概括整個碩士論文最重要的內容,恰當、簡明、引人注目;嚴格控制在20字以內。
(二)、摘要(中外文):碩士論文第一頁為中文摘要(800字左右),應說明本論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或結論,要突出論文的創造性成果和新見解,語言力求精煉。為便于文獻檢索,在摘要的最后另起一行,相應注明本文的關鍵詞3至8個。外文摘要另起一頁打印。推薦閱讀>>>碩士畢業論文的各個部分怎么去寫
(三)、目錄:應是碩士論文的提綱,也是論文組成部分的小標題,應將文內的章節標題依次排列,標題應簡明扼要。章、節、小節分別以一、1、
(1)等數字依次標出。所標頁碼應與正文一致。
1Scopus引文分析
1.1引文年代分析本文對注明出版年代的4020篇引文文獻進行了統計。如表2所示,1995年以前引文文獻共計820篇,占總量的20.4%,這表明核學科研究對早年文獻還有很大需求,有必要購買期刊回溯庫、出版年較早的圖書、會議論文集。
1.2引文類型分析本文僅對標有ISSN號的437種期刊的2632篇引文文獻進行了準確的文獻類型區分,分類依據是將引文文獻的ISSN號與Scopus來源出版物列表中的ISSN號對比匹配,共匹配上420種2603篇引文文獻。具體情況見表3。筆者對未注明ISSN號的引文文獻做了粗略整理,約有80%為中外文期刊;用“Proceeding”一詞檢索,可檢索出38種47篇會議論文集;用“handbook”一詞檢索,可檢索出17種圖書,被引次數為31??梢姡醋⒚鱅SSN號的引文文獻統計數據并不影響整體分析結果。期刊是核學科所需主要文獻資料,尤其是外文期刊。其次為會議論文集。外文圖書盡管所占比例較小,但對其也有一定需求,尤其是工具類圖書。
1.3高頻被引文獻保障情況在4054篇被引文獻中,被引次數高于30次文獻均為期刊,具體引用情況及館藏保障情況見表4。高頻被引文獻統計結果表明,電子文獻保障率為87.5%,紙質文獻保障率為25%,SDOL、CNKI數據庫為核學科主要使用數據庫,其中一些期刊為OA資源,涉及核能、物理、化學三個學科,高頻被引文獻館藏保障情況稍有欠缺?!癈ambridgeUniversityPressJournalsDigitalArchive”“Taylor&FrancisJournalsComplete”這兩個數據庫未被保障,館藏雖擁有CambridgeUniversityPressJournalsDigitalArchive回溯庫、Journal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期刊紙質版,但由于數據庫收錄年限與文獻載體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頻被引文獻的使用,筆者認為應考慮購買這兩種期刊的電子版。
1.4小結綜上所述,核學科文獻需求以外文期刊為主,中文期刊為輔,會議論文集、圖書為補充;高頻被引用文獻均為專業性較強的同行評議期刊,集中在SDOL、CNKI數據庫中,其中兩種期刊保障情況欠佳。被引文獻年代跨越度較大,1995~2010年出版的文獻是文獻需求的主體。
2專家訪談記錄分析
筆者對我校核學院3個研究方向的9位專家進行了訪談。3個研究方向分別為核化工、核仿真、核安全與防護,專家團隊由2位教授、6位副教授、1位講師組成,訪談內容圍繞文獻資源需求展開。專家們表示:圖書館現有資源可以滿足部分需求,還有一些文獻資源需要補充,具體文獻需求內容及解決方式見表5。從表5可看出,我校核學院專家對各類型文獻資源均有需求,對應解決方式多種。在專家提出的24項具體需求中,通過增加經費支出,采購電子期刊、數據庫及會議論文集可以解決10項需求問題,占總數的41.7%;通過與國內外同行業研究機構建立長期有效聯系,獲取相應文獻資源的有8項,占總數的33.3%;通過提升采訪人員服務質量、增加采購文獻種類等方式可以滿足需求的有6項,占總數的25%??梢?,經費保障是重點。
3完善特色重點學科文獻資源的具體策略
通過讀者需求分析可看出:專家對早年核學科期刊需求與引文分析中引文文獻年代分析結果高度重合,回溯數據庫采購應列入重點采購內容;在專家訪談中,專家提出的3種所需期刊里中有2種被taylor期刊數據庫收錄,引文分析中高頻被引文獻中有1種缺藏電子版期刊亦被taylor期刊數據庫收錄,應考慮購買taylor期刊數據庫;在專家訪談中,可以看出與國內外同行業研究機構建立聯系的必要性;從兩種文獻需求分析方式可看出,讀者對會議論文集均有需求,提示采訪人員應重視會議論文集的采購;從兩種文獻需求分析方式可看出,讀者對圖書有需求,但外文圖書采購經費充足,只有書目推送需求。這與目前館藏紙質外文圖書需求大幅下降現象相吻合,這就要求采訪人員轉變外文圖書采選模式。
3.1加大特色重點學科文獻資源建設經費投入比例
3.1.1加大數據庫采購力度電子資源的普遍使用,使科研工作者對數據庫的依賴更加明顯,雖然數據庫經費投入比例逐年增加,但每年增加的比例仍不能滿足科研工作者的需求。通過引文分析與專家訪談記錄分析可看出,核學科對CambridgeUniversityPressJournalsDigitalArchive、taylor、OECD、ANS等數據庫有需求,尤其是taylor期刊庫及核學科期刊的回溯庫。所以應進一步使經費向數據庫方面傾斜,滿足科研工作者對電子資源的需求。
3.1.2加強會議論文集采購隨著國內外行業交流的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會議被高頻組織、召開,由此形成的會議論文集有著重要學術參考價值,已成為文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由學術機構組織的會議形成的會議論文集被數據庫收錄,可供科研人員使用,但還有部分會議形成的會議論文集未被數據庫收錄,采購電子版或者紙質版會議論文集很有必要。
3.2重視與國內外同行業研究機構建立長期有效聯系內部資料因其內容新穎、參考價值高、傳播速度快等特點深受科研工作者青睞,已成為特色重點學科文獻資源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這些資料一般不公開發售,不能通過采購渠道獲取。所以,筆者認為應重視與國內外同行業研究機構建立長期有效聯系,形成合作關系。具體方式:與國內外同行業研究機構簽訂內部資料交流協議、制定資源共享機制或者成為研究機構會員(如中國核科技信息與經濟研究院會員),爭取通過內部渠道,盡量全面獲取核學科相關文獻資源。
3.3提升文獻資源建設人員的服務質量國外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是聯系在一起的,在新型學術圖書館模式中,文獻資源建設人員應不斷提升自己的服務質量、調整服務模式,與學科館員、專業領域專家一起完成文獻資源建設工作。
3.3.1擴充圖書訂購種類傳統圖書訂購模式是按照《中圖法》類目采購圖書,這種劃定模式可以保證大部分與我校專業相關圖書的采購品種與數量,但專家對圖書的品質有著更高要求,如:本學科核心出版社出版的與本專業有關的其他類別書籍;領域內專家出版的論述性專著;百篇優博論文出版的圖書等。這些圖書有可能不在通常的類目下面,容易導致漏訂。所以針對核心出版社、領域內專家、畢業優秀論文出版的圖書進行查缺的工作應給予足夠重視,保證相關圖書及時采購到館。
3.3.2轉變外文原版圖書采選模式重點學科經費保障程度的提高,削弱了圖書館在購書經費上的優勢,科研人員不再依賴圖書館購買紙質版外文原版圖書。但由于圖書館的文獻信息獲取渠道多樣與采訪人員有專業的文獻整理能力,專家希望圖書館采訪人員能夠提供外文圖書書目。這就要求圖書館轉變工作模式,提高外文圖書書目推送質量。另外,專家對外文電子圖書也有需求,所以應重視外文電子圖書采購工作,考慮按學科購買電子書數據庫資源。
4結語
1.存檔保管材料范圍
存檔保管材料包括:
(1)封面(學校統一發放,藍色)、內封面,(2)中文摘要(合關鍵詞),(3)外文摘要(含關鍵詞),(4)論文目錄,(5)畢業設計(論文)正文,(6)參考文獻,(7)附錄,(8)致謝,(9)畢業設計(論文)任務書,(10)畢業設計(論文)成績及指導老師評語表,(11)答辯過程記錄表。
2.裝訂要求
將存檔材料(1)—(8)按順序裝訂成第一冊,將存檔材料(9)—(11)按順序裝訂成第二冊,設計圖紙不裝訂。以上材料裝入畢業設計(論文)資料袋保存。
二、存檔材料的規范要求
(一)對第一冊存檔材料的規范要求
1.封面
采用學校規定的統一格式的封面,按要求填寫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學號、指導教師姓名、學科(專業)學習形式、層次等內容。
2.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應簡捷明了,字數為400字左右。內容包含本項畢業設計(論文)工作的目的、意義、研究方法、研究過程、研究成果及結論、關鍵詞(3-5個)等。突出畢業設計(論文)工作中具有創造性成果和新見解部分,不自做評價。
3.外文摘要
外文摘要要求有論文題目,內容應與中文摘要相對應,要求用詞準確、語法規范、意思完整。
4.目錄
目錄一般列至二級標題,文字表述與正文要一致,并標明頁碼。
5.正文
畢業設計(論文)總字數不少于1萬字。正文一般由標題、主體部分、圖、表格和公式五個部分構成。寫作內容可因課題的性質不同而變化。一般可包括(1)前言(或取名引言、序等)。說明本設計(論文)課題的來源、目的、意義、應解決的主要問題及應達到的技術要求;簡述本課題在國內外發展概況及存在的問題,屬設計的還應說明設計的指導思想。(2)方案(方法)論證。說明設計原理(方法思路)并進行方案(方法)選擇,闡明為什么要選擇這個設計方案(方法)(包括各種方案(方法)的分析、比較)以及所采用方案(方法)的特點。(3)過程(設計或實驗)論述。指作者對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詳細表述。要求論理正確、論據確鑿、邏輯性強、層次分明、表達確切。(4)結果分析。對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主要數據、現象進行定性或定量分析、得出結論或推論。(5)結論或總結。對整個研究工作進行歸納和綜合,闡述本課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進一步開展研究的見解和建議。
畢業設計(論文)的正文章節序號可選用以下三種形式:
第一種:一、二、三、……;(一)、(二)、(三)、……;l、2.3.……:(1)、(2)、(3)……。
第二種: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一、二、三、……;(一)、(二)、(三)、……;1.2.3.……。
第三種:第一級: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級:1.l、1.2.1.3.……;第三級:1.1.1.1.1.2.1.1.3.……。
6.設計圖紙
圖紙要求圖面整潔,布局合理,線條粗細均勻,圓弧連接光滑,尺寸標注規范,文字注釋必須使用工程字書寫。原則上要求學生使用計算機繪圖;
曲線圖表要求所有曲線、圖表、線路圖、流程圖、程序框圖、示意圖等不準徒手畫,必須按國家規定標準或工程要求采用計算機或手工繪制;
圖號按章序編號,如圖3—2為第三章第二圖。如果圖中含有幾個不同部分,應將分圖號標注清楚,并在圖題下列出各部分內容。
7.參考文獻
正文中按引用順序在參考文獻出處的文字右角上用[ ]標明,[ ]中序號應與“參考文獻”中序號一致,正文之后則應列出參考文獻。作者閱讀的參考文獻中應包含一定的外文文獻,并翻譯一定數量的外文文獻或寫出一定量的閱讀筆記。
參考文獻的著錄,按著錄/題名/出版事項順序排列:
期刊——著者.題名.期刊名稱.出版年,卷號(期號).起止頁碼
書籍——著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頁碼
網絡文章—一網絡文章的作者.文章題目.網站地址;(如果沒有作者、題目的,應寫明網站地址)
8.附錄
主要列入正文過分冗長的公式推導;研究方法和技術更深入的敘述;以備查讀方便所需的輔工具或表格;重復性數據圖表;使用的主要符號、意義、單位、縮寫、程序全文及說明等。
9.致謝
對給子支持、指導和協助完成研究工作,以及提供各種條件的單位及個人表示感謝。致謝應實事求是、誠懇熱誠。
(二)對第二冊存檔材料的規范要求
對第二冊中各項需要簽名的欄目,均應手寫簽名;裝訂要整齊規范。
1.任務書
任務書下達時間應為論文開始之前,一名學生一份任務書,各欄目均應填寫,填寫內容要具體。
2.畢業設計(論文)指導教師評語及成績表表
指導教師評語按要求從各方面對設計(論文)進行簡述評價,200字以上。成績最終評定應按指導教師評分、答辯評分兩方面綜合打分。
3.答辯過程記錄、答辯評語表
答辯過程記錄表應記錄提出什么問題,回答的基本情況、要點。各欄目均要按要求填寫清楚。評語應對學生在答辯中的表現做出評價。
。
三、畢業設計(論文)打印的標準格式
1.一律采用計算機打印,并用16k規格復印紙輸出,邊距為:左邊距2.5cm、右邊距及上下邊距為2cm,行距1.25倍。
2.封面
論文題目用黑體一號字,居中;其他各欄用宋體四號字,居中。
3.中文摘要字樣用黑體三號字,居中。
4.摘要正文用宋體小四號。
5.“關鍵詞:”字樣用黑體小四號,空二字左排。
6.關鍵詞用宋體小四號,與“關鍵詞:”同一行排,各詞之間空一字隔開。
7.英文摘要參照中文摘要樣式打印。
8.論文目錄
“目錄”字樣用黑體三號字,居中;目錄內容用宋體小四號。
9.論文正文
一級標題用小二號黑體字。
二級標題用小三號黑體字。
三級標題用四號黑體字。
四級標題用小四號黑體字。
五級標題及正文用宋(或楷)體小四號(英文用新羅馬體12號)
一級標題單獨一行,居中。
翻譯碩士(mti)學位論文要求;翻譯專業碩士教育旨在培養能勝任各種形式翻譯活動的;第一、學位論文形式:;學位論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學生任選一種,字數均以;1、翻譯實踐類論文: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中外文;2、翻譯實驗報告: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就口譯或筆譯;3、翻譯調研報告:學生就翻譯政策、翻譯產業和翻譯;4.重要崗位實習報告:學生就翻譯行業流程中項目經;第二、
翻譯碩士(mti)學位論文要求
翻譯專業碩士教育旨在培養能勝任各種形式翻譯活動的應用型、實踐性、專業化、職業化的翻譯行業從業人員,因此翻譯專業碩士培養模式應和翻譯行業的實踐操作模式相結合,論文也應結合翻譯行業的特點,真正反映出學生對翻譯職業、專業翻譯、行業發展的熟悉程度。
學位論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學生任選一種,字數均以漢字計算):
1、翻譯實踐類論文: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選擇中外文本進行翻譯,字數不少于10000字,并根據譯文就翻譯問題寫出不少于5000字的研究報告;
2、翻譯實驗報告: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就口譯或筆譯的某個環節展開實驗,并就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寫出不少于10000字的實驗報告;
839篇相關文獻共被引2491次,著錄規范化相關研究論文被引最多,表明了文后參考文獻規范化的重要性;自動化(網絡)著錄上升為第二,表明編輯人員和科技人員開始注意到文獻管理軟件可以實現快速、準確錄入參考文獻,和自動調整參考文獻標注順序的優點[3];著錄編輯加工與審核排在第三,表明期刊編輯部對參考文獻在著錄中的具體要求受到關注。此外,被引頻次超過20次的有21人,其中單篇被引頻次最高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陳浩元撰寫的《著錄文后參考文獻規則及注意事項》,共81次。該文被頻繁引用的原因是作者討論的內容是科技人員在撰寫論文時最容易出錯并亟待需要解決的問題。
可以看出,我國期刊論文參考文獻的研究熱點和有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參考文獻標注與著錄規范化、標準化是信息傳遞、交流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據南京大學CSSCI統計,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圖書情報學期刊的參考文獻標注與著錄規范化程度明顯好于其他各類期刊[4]。本次調查中,研究參考文獻著錄問題與糾錯、著錄規范化的論文分別占到了28.13%和24.67%,足以說明參考文獻著錄的規范化問題帶有普遍性。常見不規范現象包括正文中無標注、文后參考文獻不加“[]”,期刊的期、卷、總期數著錄混亂,不標注引文頁碼,責任者項著錄不全,不標注文獻類型,學位論文、會議論文、電子文獻等類型文獻著錄隨意性大。外文期刊著錄問題更多,如著者只寫姓、未寫名的縮寫字母,以及外文期刊名稱縮寫、期刊卷期號和書籍出版項極不規范[5]。雖然出臺了國家標準,期刊論文參考文獻著錄不規范現象仍頻頻出現,作者雖有責任,但關鍵是期刊編輯部審核不嚴謹。因此期刊編輯人員要嚴格執行《規則》,認真審核每一條文后參考文獻,尤其是核對外文參考文獻,可大幅降低錯誤率[6]。參考文獻引用的篇數與有效標注是研究的熱點參考文獻數量多少為宜一直存在爭議。劉雪立[7]認為論著引用參考文獻不超過10條,綜述不超過25-30條。楊麗[8]認為在引用合理的情況下,論著可以不限制文獻數量。張靖安[9]認為不能搞形式上的標注,避免參考文獻庸俗化。筆者認為,著錄文后參考文獻數量應根據論文寫作具體情況而定。有的作者是創新性論文,確實沒有參考過多的文獻,但為了達到期刊規定,將無關緊要的文獻給予標注,造成參考文獻無效標注多,引用文獻質量不高。當然,借鑒了一定要給予佐證,提倡實事求是的有效標注。
適度限制參考文獻自引率是確保期刊學術的嚴謹性和作者誠實性基本原則自引包括作者自引和期刊自引。作者自引可以說明其研究的系統性,也可以提高自身影響力;期刊被引頻次是評價期刊質量及文獻情報價值的重要指標,因此不少作者和期刊頻頻自引。蔣鴻標[10]認為自引不能反映學術期刊的真實價值,自引文獻不宜提倡。國外不少核心期刊十分注意回避文獻的自引現象。以3種世界權威醫學期刊Lancet,JAMA,NewEngl.JMed為例,作者自引率僅4.3%-4.8%[11]。筆者對某單位學術論文被引頻次的調查,個人排位第一者的自引率高達80%。不少期刊為了沖刺核心期刊或提高期刊影響因子,在論文錄用通知書上要求作者必須引用該刊文獻2-3條。上述現象導致作者、期刊引用文獻的不良動機,極為庸俗。因此,提倡學術道德的純潔性,正確對待自引,不要為自引率而自引,期刊更不能對作者下發“命令”式錄用通知書。最大限度減少參考文獻間接引用是確保論文質量的關鍵間接引用即A看B文,B文引用C文,A未看C文,通過B文直接引用C文。關于這個問題,至今未有權威性的解釋和規定。調查中發現存在兩種觀點,一是鼓勵作者標注引文的原始出處,即使間接引用,不應指責[12];另一種是引用的參考文獻必須是作者親自閱讀過的文獻[7]。為什么會出現間接引用現象?筆者認為,一是當今社會快節奏工作和生活極易導致浮躁心理,必然會出現間接引用的現象;二是電子文獻為作者獲取文獻提供了方便,但電子文獻存在時間的局限性。以中國知網學術期刊庫為例,收錄最早時間為1994年,之前的文獻只能查找紙質,致使不少作者不愿深入查找紙質,直接采取間接引用。因此,要提倡純正、踏實的學術風氣,同時建議《規定》補充在無法查到原始文獻時可以采用間接引用,但需要注明轉引何刊,以供他人查詢核對。
本文調研只是對期刊論文參考文獻研究現狀的了解和剖析,還有很多問題和現象亟待討論和探索。但是,無論是期刊編輯部還是作者,只要正確認識期刊文后參考文獻的重要性,以嚴謹的科學態度,正確引用和著錄論文參考文獻,將會促進我國期刊論文參考文獻的進一步規范。
作者: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