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外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茖W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茖W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茖W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茖W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梢?，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督洕芯俊菲诳撐闹羞€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梢苑从痴撐?、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稊祵W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傮w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梢姡宋纳鐣茖W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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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在高等學校，一方面學生要撰寫畢業論文，另一方面指導教師要通過撰寫科技論文來達到交流科技成果與推動科技發展的目的，因此論文寫作能力就成為論文撰寫的關鍵。從目前國內高校教師的任職經歷來看，大多數教師撰寫科技論文的能力是通過自學、模仿或導師指導的方式而訓練獲得的。這種形式的能力訓練突出的是自我學習和總結。作為一種科技交流，科技論文的寫作有其自身的要求與特點，比如論文的框架組成、描述的用詞與語句安排、圖表與文字的搭配等等，都有著與其他語言作品顯著的差別，而這方面的能力如果通過專門的訓練會取得顯著提高。目前能撰寫外文科技論文（特別是英文）已成為對高校教師的一個基本要求。但通過初步調查可以發現，我國高校在英文科技論文寫作培訓方面還沒有固定的機構或者組織，且已有的培訓多注重形式，沒有考慮到實踐可行性，更沒有可持續性的規劃與實施思路。[3]最近幾年，由于職稱評定或者考核的要求，高校教師在教學、科研的同時，還需要發表足夠數量的科技論文，這種要求可能導致出現論文重復發表、抄襲、數據造假等學術不端。雖然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論文寫作的系統培訓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在國外大學寫作培訓項目中，通常會安排專門的課程來討論如何分辨重復發表、抄襲等行為，從而避免出現因疏忽而引發的不良影響。對比美國科羅拉多州礦業大學（CSM）的語言培訓項目可以發現，其培訓內容主要包括：如何撰寫論文（包括學生畢業論文、科技論文、研究報告等）、論文的語法與表達、對英語是第二語言人員（ESL）的語言培訓、論文相關的倫理與道德等。而國內寫作培訓的主要內容是：科技論文的寫作方法、英文科技論文的寫作、畢業論文的寫作、論文學術規范知識。另外，CSM寫作項目的初衷與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的交流能力，從而在職業發展過程中更具競爭力、更有自信、更易成功，并最終取得更高職位從而影響他們所從事的領域甚至是整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看，開展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目的明確、意義重大。

二、寫作培訓的形式與方法

當前國內高校開展的寫作培訓項目還比較少，盡管教育部全國高校教師網絡培訓中心推出了在線培訓課程，但課程只針對教師，且無法系統考慮寫作培訓目的，因此對比美國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探討適合國內高校的寫作培訓形式與方法尤為重要。作為一種能力培訓，講授與訓練必須相結合方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培訓首先應該明確培訓的目的，根據目的制定培訓課程大綱?？梢酝ㄟ^集中討論授課、集中專題討論（針對某一方面開展專題研討，如針對論文用詞、語法和表達等）、分散教學討論（針對某問題所涉及小群體開展的討論）等形式進行培訓。另外，還可以開展基于網絡的在線培訓。從實踐情況來看，網絡在線培訓具有方便、靈活等優點，但也存在針對性差、不能起到積極督促作用等缺點，因此建議綜合這兩種模式，開展面授討論與網上在線培訓相結合的培訓形式，以達到高校教師寫作（包括學生寫作）能力培訓之目的。在具體培訓方法方面，由于培訓對象多數已具備科技論文寫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培訓以理論方法為輔，實例討論教學為主，并結合培訓進展以及教師正在準備的論文進行實際訓練點評，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由于培訓內容涉及的面較廣，因此針對不同內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科技論文倫理道德培訓方面，除了討論辨別重復、抄襲的技術定義與方法外，更需要結合實例，辨明可能出現的學術不端等行為。另外，對學術不端涉及的法律、規范方面要做出解釋，培養良好、嚴謹的治學與研究操守，這也是我國科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三、寫作培訓機構或平臺

1.培訓機構高校寫作培訓項目的重要性毋庸贅言，但如何去實施、如何保證實施的效果則還需要軟硬件方面的保障。從國內多數高校的實際情況來看，都已經具備開展寫作培訓的條件，特別是有外語系或學院的高校，都已具備了培訓所需的基本師資力量。但作為一項系統培訓工程項目，建立相應的培訓組織機構非常必要。[4，5]在CSM，寫作培訓是由人文科學與國際研究系來承擔的，在美國的其他高校也基本是由語言與人文學科系來承擔寫作培訓項目。通常情況下，培訓機構有專門的工作人員，但多數人員都是兼職工作。培訓機構有自己的辦公室與培訓場地，機構運行所需費用來源于學校撥款和社會捐贈。2.人員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包括專職人員、兼職人員、志愿者以及特聘的專家。人員數量根據學校規模不同從3~5人到十余人不等。專職的工作人員通常具有文學、語言學、科學與哲學方面的碩士或博士學位，并具有多年從事培訓的經驗?？梢钥闯?，國外高校對寫作培訓人員有很高的要求，以確保在用詞、語法、表達方面的準確性。在我國，培訓人員多由有中文語言學和英文語言學、文學等專業背景，同時兼顧科技專業背景的教師組成。除了安排固定的培訓教師，還可以根據不同的培訓內容聘請校內外的專家進行講座或討論，特別是可以聘請國外的專家，開展英文科技論文撰寫的講座。3.網站網站是現代社會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校的寫作培訓項目也離不開網站的建設與支持。培訓機構的網站通常掛靠在所在學校的院系下面，主要作為兩個方面的平臺：信息平臺與培訓平臺。信息平臺用于介紹機構、培訓科目的設置、培訓人員組成，以及培訓信息等。培訓平臺更多是一種交流平臺，提供在線培訓課程、培訓相關資料，以及培訓教師與學員之間的問題交流。從CSM多年的培訓經驗來看，寫作培訓為學生和教師提供了非常好的能力訓練，這與學校的重視、培訓教師的認真負責是分不開的。培訓機構印刷了大量的培訓資料，并免費發放給學員。同時，培訓機構與其他高校的培訓機構也建立了多方合作關系，以保證新思想、新技術與新方法的快速推廣應用。

篇(3)

[關鍵詞]兒童文學；比較文學；影響研究；闡釋策略

中外兒童文學研究的現代自覺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趙景深等為代表的第一代兒童文學研究者為中外兒童文學研究奠定了第一塊學術基石。江蘇省內，南京大學錢林森、蘇州大學朱棟霖、南京師范大學汪介之和談鳳霞、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金燕玉等學者分別在中外比較文學及兒童文學研究方面都有相關重要著述。國內兒童文學研究的重鎮主要有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和浙江師范大學。80年代韋葦和蔣風分別出版了《外國兒童文學史概述》及《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90年代評論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質量專著出版，如韓進的《中國兒童文學源流》、韋葦的《俄羅斯兒童文學論譚》、吳其南的《德國兒童文學縱橫》、方衛平的《法國兒童文學導論》、張美妮的《英國兒童文學概略》和湯銳的《北歐兒童文學述略》和《比較兒童文學初探》等。進入21世紀后，研究的領域有所拓寬并向縱深發展。舒偉的“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獲03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立項。2006年張永健主編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問世，該書的一個特點是介紹了部分中國作家對西方兒童文學的翻譯情況。重要的相關學術論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生存境遇與反思――兼談比較兒童文學》、方衛平的《西方人類學派與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以及陳華文的《變異：在于適應文化--〈灰姑娘〉與中國同類型童話比較研究》等。

國外關于兒童文學的比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國著名學者Emer O’Sullivan的《比較兒童文學》（2005）堪稱該領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該書對比較兒童文學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主要從戰后國際化熱潮至現當代比較兒童文學批評。書中還對比較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的組成部分進行了歸納：文學交往和遷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體互動研究，文學形象研究，敘事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國外關于中國兒童文學及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的研究目前只有兩部專著。其一是法國學者皮埃爾?迪耶尼的《世界屬于你們，中國與兒童文學》（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個問題：中國兒童文學作為一個具有清晰特征的領域的界定；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文本的歸類以及兒童文學流派的劃分；對兒童文學流派的溯源及其發展變化的原因。其二是瑪麗安?法夸爾的《中國兒童文學：從魯迅到》（1999）。法夸爾在該書中以1919至1976年間的中國兒童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比較文學和歷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兒童作為政治象征的形成過程。該書第一章對中國兒童文學受到的西方影響有較深入的論述。

縱觀國內外研究現狀，中外兒童文學的研究已經引起了學界極大的關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目前國內鮮有學者對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尤其是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間的影響進行研究。具體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數量的高水平論文和論著，也沒有相關科研課題立項。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探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這也就意味著，中文兒童文學關系研究從文化交流史的層面上可以進一步考察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中國兒童文學在外國的譯介與流播、中文兒童文學作家的聯系和交往、外國兒童文學家筆下的中國形象，以及中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外國兒童形象等；在闡釋策略上可以突破傳統的譯介學模式和編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這一研究的領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交流情況，就要深入探討20世紀上半葉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誤讀和接受，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接受情況?！拔逅摹鼻昂髮κ澜绺鲊鴥和膶W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同時，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在此基礎上，該課題進一步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

20世紀以來，中外文學理論家對兒童文學問題從學理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論述。由于我國兒童文學研究起步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世界各國兒童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的翻譯、吸納和運用?！拔逅摹鼻昂髮κ澜绺鲊鴥和膶W創作和理論的翻譯和吸納促成了我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早期翻譯家和文學家以及西方來華傳教士對外國兒童文學的譯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國兒童文學進入中國作家和讀者的視野。同樣，這種文學交流也進一步推動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20世紀上半葉，隨著中外文學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外國兒童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外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迥異，對中國作家具有某種示范性和啟示性，但中國作家在借鑒過程中也產生了的一些誤讀，這些誤讀又說明了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正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特殊的歷史社會背景造就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兒童文學。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劉易斯?卡洛爾的兒童文學經典《愛麗絲奇境漫游》在“五四”時期翻譯大潮中被中國讀者所熟知。它的第一個中譯本由趙元任翻譯，當時取名為《阿麗思漫游奇境記》，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深受愛麗絲故事的吸引，沈從文和陳伯吹分別創作了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和童話《阿麗思小姐》。比較三個截然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愛麗絲故事，可以看出中國作家力圖借鑒外國兒童文學精神，但同時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和迥異的文學傳統，中國作家對愛麗絲的故事進行了不自覺的誤讀和自覺的改寫?？梢哉f，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是在世界兒童文學的影響下逐步走向自覺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試圖建立世界視野的努力。同時，他們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從而使中國兒童文學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種研究思路不僅著眼于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誤讀和接受，還分析了外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還研究了中國文化及兒童文學對外國作家的影響以及在國外的接受情況，力圖探討雙向的交流和對話，而非單向的影響。中國文化（包括神話及民間故事）對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直接或間接體現在其兒童文學作品中。如賽珍珠、凱特琳?帕特森等外國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中體現了較為明顯的中國元素。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外的譯介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作家（如鄭振鐸等）勇于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和中國優秀的各類文學作品，努力維護著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20世紀上半葉中外兒童文學關系研究促進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理論研究。同時，探討如何促進中外兒童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如何建立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品格（即不僅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與吸納性，還具有深厚的民族性與本土性）這一系列的問題可以從一個方面推動學界開展其他類別文學的比較研究，為整個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發展做貢獻。通過借鑒與創新相結合，中國學者能夠更好地融入到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發展進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參與到世界性兒童文學的學術對話中去，甚至可以在廣義的更為平等的比較文學學術交流中發出中國學者獨特的聲音。

參考文獻：

[1] 張永健. 中國20世紀兒童文學史[M]. 沈陽： 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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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讀香港培英中學、金文泰中學，1959年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社會科學系。1963年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67年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記者：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越密切，對普及外語的要求越高，對外語教學的要求也越高，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聽說在這個問題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貽：是的。要達成現代化，要深求進步，必須與國際接軌。要接軌就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外文；如此，教育要有相應的措施，要騰出大量時間和投入大量資源去加強外語教學。現在的趨勢看來有點手足無措，在中小學階段不斷增加外語課程，到了中學和大學，則倡用外文課本，用外語去教學，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齊，讓研究生用英文撰寫論文，一些大學的教師也非用英文著書及在國外刊物上發表不為功。以至于中文成為次要語文，成了舍本求末。

記者：一些國際地位較高的發達國家不是這樣嗎？

杜祖貽：這個問題有人做過調查，由于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加、澳等英語語系的國家，學生用于語文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僅為中國學生的一小半。因為他們的母語本身就是今日的國際學術語言，對他們來說，英文以外的語文知識并非是必須的。他們學外語，一般是選一門與英語可互通的西方語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學它三年便算。而中國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負擔已經不輕，學習外語的時數又十分龐大。以香港為例，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上英文課的時數約為2400小時，再加上用英文去學習其他學科的時數，以及下課后自習英文的時數，用于學英文的時數可達六七千小時。這與西方學生用于學習外文不超過1000小時比較，每名學生須多消耗5000多小時的光陰去搏取一門外文的起碼能力，這無疑是極大的消耗。

記者：中國人苦學英文的值與不值，可從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實證。如我國最高科技獎獲得者王選，就是上大學時下決心苦讀英文、靠外語優勢及早獲得信息，從而搶占制高點的。

杜祖貽：王先生在大學時用功，使英文成為科研工具，這是值得的，不過也付出時間上的代價，可是比起香港的學生，損耗還不大。試想愛因斯坦當年在瑞士專利局公余的有限時間中，還要戰戰兢兢地用英文寫報告的話，他那5篇用德文寫的劃時代的物理論文就不可能及時面世。如果我們的大學生、研究生以至大學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學習外文的時間用于深入的科研、縝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寫作，他們的成就會較今日的表現更為可觀。西方兒童不必用太多時間學習外語，因此，他們除了一般的學習和訓練之外，還有時間去學習烹飪、衛生、急救、水電、駕駛、木石、建造、修理等，即使他們花費了3000小時于消閑游玩，仍然比中國學生多出3000小時的學習時間。當前的情況是一種弱者追趕前者并自動向強者讓步幾千個學時的畸形學術和教育的競賽。

學習外文既是求進步的先決條件而非學不可，同時又造成了時間和精力的極大消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解決學術語言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若干年后中國將會被融入以西方為主宰的文化和語言體系中，進而還會導致全民對本土文化自信的消減。印度二戰后雖取得獨立，但這個語言復雜的國家不得不以英語為國語，其語文課程成為教育的重負，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文教科技也因此無法與西語系統的國家相比。反之日本百余年來面對西方的文化擴張的優勢，一方面不斷汲取他人之長，同時又積極建造對本土的文化自信，如教材與技術是外來的，但要保證東京大學的畢業資格必須優于他國名校；科研情報是外來的，但書籍期刊都是日文印行的，結果這個島國不但稱雄東亞，還可傲視國際。

記者：從國情出發，中國人該怎樣學外文？你認為怎樣分配時間精力才是科學的合理的？

杜祖貽：我認為至少需要考慮這樣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投入力量支持教育科研機構進行改良外語教學的科學實證研究，如用腦神經生理試驗去研究驗證母語和外語的學習效果，在教材、人力、時間和資源上，謀取最佳的效益。

第二，不必讓數億人都成為外文專家，學而無用，便是浪費。一般人如能專心學習約1000小時，熟悉基本外文詞匯語句，便足夠應付日常生活之需。全國人口只要能訓練20％精通中西語文的人才，對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貿易、旅游等事業，就可應付裕如。教育部門應設計不同外語課程，大學可按涉外?？?、半涉外學科及全涉外?？贫m當分類。

第三，外文

教材應以準確及實用為原則，不必限于語文，也可采自歷史、科學、哲學、社會、經濟等不同來源，使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學到西方文化的精華。

第四，教育部門應設立最合理而明確的國際化與文化本位并重的學術標準。優秀的科研成果，不管是中文英文圖表，都應享有同等的承認。

第五，應迅速發展中外文翻譯工作，從速設立高效率的翻譯館，有系統地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的精尖知識和訊息，以最快的時間和最準確的文字譯成中文，廣為刊布，提高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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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漢學家 中國現當代文學 翻譯出版 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現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卜立德、藍詩玲等，美國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儀慈、夏濟安、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葉維廉等，法國的杜特萊、安妮、居里安等，德國的顧彬、馬漢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實克等，加拿大的杜邁克、梁麗芳等，瑞典的陳安娜、馬悅然等，澳大利亞的杜博妮、雷金慶等，荷蘭的佛克馬、柯雷等，俄羅斯的李福清、謝曼諾夫、費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僅從發生學的視角探討如下一些問題：他們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采取了什么樣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關影響因素有哪些？有怎樣的視角與維度？特點與意義是什么？

2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式

漢學家群體中既有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也不容忽視。比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他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涉及蕭軍等中國現代作家，同樣是美國歷史學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也論及蕭軍；美國神學家陶普義，在《論老舍對中國基督教會和“三自”原則的貢獻》中，從神學的角度研究老舍，他還出版了專著《老舍，中國講故事大師》。這些海外非文學專業的漢學家大大擴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空間，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遠非簡單的中文與外文之間的語碼轉換，它涉及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傳統、文學觀念以及讀者的審美趣味、接受心理與思維習慣等傳統翻譯學之外各種復雜因素。因此，應該從文學社會學、文化翻譯、譯介學、傳播學和接受美學等多種視角加以考察。由此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是傳統翻譯學很難解決的難題，其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這使得漢學家除了獨自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采取種種合作互動的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漢學家與漢學家之間的合作。漢學家組織合作團隊來翻譯重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比如，鈴木擇郎等日本漢學家集體翻譯《四世同堂》，在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刮起了一陣“老舍旋風”。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為暢銷書，是因為這部以為背景的小說，“觸動人們心靈的隱痛，加深了人們的懺悔”[1]。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與他的波蘭學生斯烏普什基合作翻譯《老舍短篇小說集》。

第二，漢學家與中國學者或海外華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羅伯特與白英和袁嘉華及中國學者楊周翰等編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魯迅、老舍、沈從文、楊振聲、張天翼、施蟄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說[2]。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楊憲益成就卓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他的英國夫人戴乃迭在翻譯中的合作。他們一起創辦外文版《中國文學》，向海外推出《熊貓叢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翻譯《西游記》時，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國學者湯伯文核定。美國漢學家沙博理也是在湯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滸傳》的翻譯出版。美國漢學家羅穆士對《三國演義》的翻譯也得到中國學者任家楨的幫助。有“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3]之稱的葛浩文與他的中國妻子林麗君合作翻譯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使該作獲得2010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第三，漢學家與中國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蕭紅著稱的葛浩文，對蕭軍也頗多關注，兩人多次互訪、通信。葛浩文還從蕭軍處獲得了一些原始文獻，在著述中多次談到蕭軍的創作。他翻譯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這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王際真曾寫信向沈從文討教，以便更好地翻譯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譯本是老舍與浦愛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老舍親自念給不懂中文的浦愛德聽[4]。杜博妮在翻譯阿城的小說時，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見，甚至還到小說中描寫的西雙版納進行實地考察。德國漢學家顧彬與北島、歐陽江河、楊煉、西川、王家新、張棗等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過從甚密，他們的詩很多是由顧彬譯成德語，傳播到德語國家。除了與被翻譯的中國作家合作外，漢學家還請中國作家推薦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如1932年日本漢學家田增涉為編譯《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國文學部分，請魯迅推薦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魯迅向他推薦了張天翼的《稀松的愛情故事》和《皮帶》。1933年，朝鮮的金湛然想編譯一部“世界文學”，請魯迅推薦張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魯迅和茅盾與美國漢學家伊羅生共同編選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角》推薦具體的選目。

第四，漢學家、中國作家與海外出版機構合作。如賽珍珠夫婦在美國創辦的公司出版了林語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們之間的合作為這兩位中國作家在英語世界聲名遠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老舍與浦愛德合作翻譯的《四世同堂》英譯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國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機構通常會選擇合適的漢學家來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葛浩文是英語世界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最成功的翻譯家。他為英國企鵝出版集團翻譯的中國當代作家姜戎的《狼圖騰》，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成為歐美主流圖書市場的暢銷書，引起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當前，在海外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機構策劃發行、由漢學家進行翻譯的。在英語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藍詩玲等漢學家也積極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5]。一些在法國取得較大反響的中國作家大多與法國漢學家及出版機構有著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例如，池莉、余華與何碧玉以及南方書編出版社合作，莫言與尚德蘭、杜特萊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與傅玉霜以及中國藍出版社合作。

第五，漢學家與中國有關機構合作。蘇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內著名大學經常邀請海外知名漢學家來中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探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相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出版《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近年來，中國作家協會實施“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翻譯工程”，向海外漢學家提供資助。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漢學家。

3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介質和渠道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介質和渠道有外文網站、期刊、專集、圖書館、高校等公共空間。外文網站有港書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國的《中國文學》《天下》，美國的《東西方評論》《亞洲》《今日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當代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與評論》《哈佛亞洲學報》《東西方文學》和《20世紀中國》，日本的《北斗》《熱風》《中國文學》《魯迅研究》《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野草》《未名》《飚風》和《貓頭鷹》，英國的《生活與文學》，法國的《歐羅巴》等。英文專輯有斯諾1936年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王際真1944年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袁家驊、白英1946年合編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趙景深1946年編譯的《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米爾頓、克里夫德1961年合編的《亞洲現代小說寶庫》，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編的《中國文學寶庫：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說和戲劇》，夏志清1971年編選的《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白之1972年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編譯的《革命的起源：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杜博妮、羅賓遜1979年編譯的《遺腹子》，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1979年合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編譯的《中國文明與社會》，劉紹銘、葛浩文1995年合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沙博理2002年編譯的《中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以及王德威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國文學翻譯系列》等。海外圖書館有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圖書館等。國外很多高校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機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學等，日本和韓國也有些大學設有研究中國文學的專門機構。漢學家還經常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到國外去講學、朗誦，進行文學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會館和圖書館等藝術氛圍濃厚的公共空間，向國外傳播中國文學。

4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選題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左右漢學家選擇的因素是什么？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勞哈爾于1991年提出的一種理論，是指接受者傾向于接受與本地文化接近的傳播內容，外來媒體內容若要被本地受眾接受，就應該貼近或符合當地的文化?！拔幕咏砸呀洺蔀槲幕瘋鞑コ晒εc否的重要因素?！盵6]在歷史上很長時期，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員，長期共享漢文化成果。中國與這些國家同文同種，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文化根基相同，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這些國家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翻譯較多。近代以來，中國的東北與韓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命運，產生了相似的文學現象，韓國漢學家傾向于翻譯“東北作家群”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譯到法國并成為暢銷書，是因為法國有著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傳統，法國人同中國人一樣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濃厚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讀者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慣常視角。在二戰后“冷戰”思維影響下，西方與東方長期思想對立，文學的傳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這些無疑都形成漢學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鮮明的政治視角。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要符合他所屬國家的政治需要?！独菆D騰》在海外出版時，出版商為了迎合某些西方讀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強化意識形態色彩，著力渲染作者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里敏感“時間節點”之間的聯系。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凡是在中國大陸有爭議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學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李曉的《門規》等，誠如葛浩文所說：“美國人對諷刺的、批評政府的、唱反調的作品特別感興趣?！盵7]另一方面，應該承認意識形態差異性的存在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西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標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寫作動機竟然是“”。這部書以政治敵對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這樣的解放區或左翼作家大加攻擊，充滿了政治的偏見。李歐梵、王德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充滿了政治視角。這種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文學補救的作用。錢鐘書、張愛玲、沈從文的被重新發現及其在文學史上應有地位的確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勞。但同時這西方世界與中國政治對立在文學上的表現。

三是審美習慣。西方讀者偏愛某些中國作家作品，這與他們的審美習慣有關。他們喜歡蘇童的小說。在蘇童題材多樣的小說中，法國讀者青睞其女性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如《紅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譯者考慮到法語讀者的審美習慣，對小說的敘述方式和結構都進行了改寫：將原著中沒有加引號的對話都加上引號；用感嘆號來代替對話結束處的句號；將一些長段改成短段。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審美習慣，葛浩文在翻譯《狼圖騰》時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對原著進行了大量刪改，刪去了小說中的按語和議論部分，對小說進行了改寫，增強了小說的故事性，使譯本更接近英語小說的結構，便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小說。葛浩文深知西方讀者愛看連貫的故事，這種改寫式的翻譯，更符合西方讀者的審美習慣。

5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視角

因立場、觀點、學術背景和客觀現實等方面的不同，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不同的視角和維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維度。海外漢學家把本體論、公共空間、主體性、民族國家等哲學思想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促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研究向縱深掘進。如，普實克研究了魯迅小說的史詩性與抒情性，認為主體性與抒情性的結合是魯迅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貢獻[8]。韓國漢學家李福熙從哲學層面探討蕭紅小說的悲劇意識，認為蕭紅的悲劇精神極具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越封建禮教、社會不公、階級壓迫、紅塵之類的層次，表現為一種生命意識，這使她的小說跨越了人與動物、生與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都主張用“日常生活敘事”解構左翼敘事和五四敘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對晚清文學現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與五四，把中國現代文學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9]。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闡發，重新厘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敘事、新左派敘事和啟蒙主義敘事鼎足而立的三種文學史書寫路向。

二是美學維度。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美學判斷，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復雜流變。夏志清歷來主張發現優美的文學作品，擅長用新批評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審美意蘊。他肯定沈從文在小說中對優美情境的表現，贊賞張愛玲小說中自然意象的美學價值，如月亮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賦予朦朧、傷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種含義。夏志清褒獎錢鐘書善用象征事物，能夠將審美剖析與道德批評有機結合起來。李歐梵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早期，著力探求中國作家的浪漫質素。他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如蘇曼殊、林紓、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蕭軍、蔣光慈等。后來，他的美學觀轉向了頹廢美學。在他看來，上海促使施蟄存這類作家生成“怪誕”體驗，頹廢美構成了上?，F代小說的審美特質，“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穆時英和葉靈風的小說表現了都市中的浮紈頹廢，張愛玲把人生、歷史和藝術對立，其小說被視為“頹廢藝術”。王德威的美學視域則表現為抒情美學與怪誕美學的融合，他不僅著力挖掘小說中的怪誕美，還將怪誕美學的現代性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結合起來。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他們的小說美學觀自探求優美美學伊始，經數次轉變后回歸于追求抒情美學，與之相對應的審美批評也相應表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然后又回歸傳統的發展軌跡。

三是傳記維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納大學師從教授傳記文學的柳無忌，以《蕭紅評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1976年，這篇論文在美國出版。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從傳記角度研究蕭紅的著作。此后，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記研究成果豐碩，如胡志德的《錢鐘書》、金介甫的《沈從文傳記》、梅儀慈的《丁玲的小說》等。

四是跨文化維度。有的屬于性別文化研究。如劉劍梅的《革命與情愛》，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探究革命與情愛之間的關系，認為這一經典主題是不斷變化著的，性別角色和權力關系在文學中得以再現。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從大眾文化、電影等多個視角，對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心理分析、廣義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構建。有的屬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從文化研究和現代性視角對“海派文學”和“上海文化”進行觀照。史美書的《現代的誘惑》研究了中國“半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將京派與海派置于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雙重視野之中，檢討出中國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聯。

6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題對象的經典性。漢學家一般選擇中國現當代經典作家作品來進行翻譯與研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蕭紅、郁達夫、沈從文、張愛玲、丁玲、趙樹理、老舍、王蒙、張潔、莫言、北島、蘇童、殘雪、余華等。二是研究視角的多樣性。除了前面講到的思想視角、美學視角、傳記視角和跨文化視角外，還有其他視角，如哲學視角、史學視角、文本視角等。三是研究的學理性和系統性。有的漢學家專門研究一個對象，如竹內好長期研究魯迅，葛浩文是蕭紅研究專家，梅儀慈以研究沈從文見長。有的漢學家對某一命題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闡發，劉劍梅對革命與情愛這一經典主題的創見，張英進對文學與電影關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批標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普實克的《抒情與史詩》、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奚密的《現代漢詩》等。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內地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觀念和視野，使重寫文學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7 結 語

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大大推動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學交流和中國文學在世界影響力的增強，還使中國文學研究在內地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在海外卻能繼續下去。此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能夠對國內的研究起到補救與糾偏的作用，可以為國內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啟迪，與國內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動，有力推動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

注 釋

[1]孟澤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跡：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學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英譯的出版傳播及研究方法芻議[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2（3）：15-22

[3]呂敏宏.中國現當代小f在英語世界傳播的背景、現狀及翻譯模式[J]. 小說評論，2011（5）：4-12

[4]喬志高.老舍和朋友們[M].上海：三聯書店， 1991：9-12

[5]吳S，顧憶青.困境與出路：中國當代文學翻譯探討[J]. 中國外語，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傳播典型：中國網絡文學在越南的翻譯與出版[J].中國出版，2015（12）： 56-60

[7]羅嶼. 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作品[J].新世紀周刊，2008（10）：120-122

篇(6)

關鍵詞：[HTK]戲劇藝術；《哈姆萊特》；藝術創作；藝術作品；中國接受史；路徑整合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最近，《光明日報》（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傅光明研究員在中國科學院的演講《哈姆雷特：一個永恒的孤獨者》。作為一個莎學學者，自然為此十分興奮。但捧讀之下，既為作者的斑斕文采所折服，為作者關于“生命的孤獨者”的多維思考所觸動，同時也感到深深的失望與無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見長的當代中國戲劇文學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的譯者，同時也譯有《觀察中國》等書。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講中卻看不到《哈姆萊特》批評在中國近三十余年歷史進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斬釘截鐵地斷言：“莎士比亞的偉大恰恰在于，他把老舊的哈姆雷特從具有北歐海盜或中世紀色彩的復仇英雄，變成了一個嶄新的文藝復興時代溫文爾雅的、高貴的人文主義者，在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富于理性和啟蒙的人性光輝，直到今天，還在熠熠閃爍?！薄啊豆防滋亍返谋瘎×α壳∏≡谟?，莎士比亞要讓所有這一切的愛，都因為那個最邪惡的人形魔鬼——國王克勞迪斯，被毀滅、埋葬?！边@種絕對化二元對立式解讀，使我們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證諸目前的許多涉《哈》文章和讀物，這種恍若隔世的論述仍俯拾皆是，對于哈姆萊特形象在莎學界的演化，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聞，難尋學術積累之痕跡，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學林的一大奇觀。當然，這種二元對立解讀的生存權利自然不應被剝奪，但是對于哈姆萊特形象在我國莎評中的根本性轉型可以不做任何回應和討論而仍可在講壇學壇暢行，顯然是一種頗為值得反思的文化現象。我認為，我國莎學在總體上尚缺乏明確的“接受史意識”，更缺乏莎劇接受路徑互動與整合的系統性、整體性研究，或許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萊特》是在世界上傳播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文學藝術經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時期該劇傳入我國以來，在我國文學藝術與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與廣泛影響。該劇在我國的傳播與接受的歷史，既有與世界各國一樣接受人類文學藝術瑰寶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國特定文化背景與歷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學藝術與文化交流及其作用與影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因此，莎劇中國接受史研究，當以系統研究《哈姆萊特》的中國接受史為重中之重。但是時至今日，國內學界在這種研究上雖有一定成績但尚屬初步，多維整合的系統性、整體性研究尤其如此。鑒于戲劇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特殊性，一部戲劇在非同種語言之異域的跨文化傳播與接受史，涉及翻譯、批評（含闡釋、解讀）、演出（含改編性演出及影視作品）、教學等諸多方面。傳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時處于與廣大受眾的多層面互動之中。與此同時，上述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又呈現出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這是戲劇接受史的系統研究難度較大的客觀原因。就《哈姆萊特》來說，我國大陸學界在該劇的中國“批評史”研究方面比較著力，比如孟憲強《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李偉民《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2006）等著作中對此有所總結；在“翻譯史”研究方面，我國港臺學界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體現在周兆祥著《漢譯〈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鏡禧著《細說莎士比亞論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樹鈞、孫福良著《莎士比亞在中國舞臺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亞：莎劇在中國舞臺上》（2003）等著作；“教學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無系統性成果問世。而在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戲劇家（如、、焦菊隱、林兆華等）有一些經驗之談。近年李偉民教授“多管齊下”的全景式努力尤為值得稱道，這集中體現在其《光榮與夢想：莎士比亞在中國》（2002）和《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莎學知音思想探析與理論建設》（2012）兩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徑互動意義上的“接受史”研究的總體局面還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我國有關學界長期缺乏這種“接受史”研究視角相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的學科、界別機械劃分限制了這種跨學科、跨界別研究課題的展開?！敖邮苁贰毖芯恳暯桥c總體構想的引入，可以為上述諸方面互動研究的系統開展提供貫通性樞紐。這種研究的系統展開，可通過對《哈姆萊特》這部文學藝術瑰寶在我國（含臺港）多層面傳播與接受的歷史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分發揮這部經典巨制的多方面現實功能提供啟發與借鑒。

二 依據筆者的初步研究，中國《哈姆萊特》接受史可大致分為如下五個歷史時期：一、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結束至今。其港學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對獨立。研究應以《哈姆萊特》在中國的“翻譯史”、“批評史”、“演出史”、“教學史”研究為基礎，改變將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傳統模式，著力考察該劇傳入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歷史發展與相互作用。在研究的總體路徑上，可主要運用歷史考察與理論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兼采當代接受理論、歷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種研究方法之長?？墒紫瓤疾觳⒋_定各個歷史時期的《哈姆萊特》之接受的標志性事件，繼而圍繞這些事件展開實證研究，揭示該歷史時期《哈姆萊特》之接受的特點及發展趨向，說明其在中國文學藝術與文化發展史上的作用與影響；既通過深入分析把握各個階段的特殊性，又在國外文學藝術之中國接受方面獲得一些一般性結論。顯然，這種研究的重心，當在于各個歷史時期多種傳播與接受方式的互動研究，但這種互動研究以進一步深入進行各種分立研究為前提，故需要進一步深入把握學界以往各種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在史論兩方面將研究推向前進。而目前研究難點在于學界以往研究比較薄弱的“演出史”、“教學史”方面，需要組織力量展開規模較大的實際考察與系統分析。就戲劇文學與藝術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譯史與批評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臺演出與影視作品）和“教學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氣力改變在這兩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從而為全面把握《哈姆萊特》接受史奠定扎實的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應著力闡明我國各歷史時期《哈姆萊特》之接受與我國各時期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深層關聯，揭示其在我國各時期產生獨特影響的歷史根據，充分展示出這部世界經典悲劇在具體歷史情境中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與特殊機理。不過，這種研究不應對各個時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應在考察前四個時期《哈姆萊特》接受史的基礎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開放以來多元認知背景逐漸形成的條件下對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層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體、動態、整體性把握。除《哈姆萊特》本劇的接受史之外，同時亦應對其當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國接受史加以探討，如后現代戲劇《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司吞死了》，《哈姆萊特》劇情延伸小說《葛楚德與克勞狄斯》等，因為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哈》劇的新理解，它們傳入中國之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也是研究《哈姆萊特》中國接受史所不應忽視的。作為一部悲劇文學巨制，《哈姆萊特》在中國的接受史既有其作為大悲劇的一般作用機理，即通過揭示人類在抗爭各種生存災難與不幸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況，使作品受眾于震撼靈魂的悲劇中得到情感凈化與心靈升華；同時，作為西方文藝復興轉型時期的一部人文主義名作，《哈》劇的傳播與接受又適應了我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殊需要，發揮了其獨特功能。我們應在對這種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歷史情境下的功能轉變給出有說服力的實然考察的基礎上，加強應然視角的深入、系統探討，為在“以人為本”已成為時代強音的新時期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揮這部人文主義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亞戲劇在我國的現實作用，為推動我國戲劇文學藝術的發展及其社會文化功能的發揮，提供有益的借鑒。以“以人為本”為內核的廣義人文主義理念，我曾概括為如下兩個基本點：一、以人（而非神、物）為核心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二、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普適性肯定。而《哈姆萊特》的價值絕不是由于塑造了一個高大全的“人文主義者”哈姆萊特，而是由于通過對一系列圓形人物的精心刻畫，最為集中、最為經典地體現了這樣的人文主義理念，而這種理念在我國當下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具有極為重要與根本的弘揚價值。這是筆者長期致力于《哈姆萊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訴求，也是提出《哈姆萊特》中國接受史研究構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篇(7)

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本視角；新視野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7-0181-02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流過程中發生和發展起來，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學格局之中的，但是，很長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卻處于封閉的相對獨立的研究狀態之中，對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缺乏足夠的重視與借鑒，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世界性的多元發展的格局。在一種新的開放的文化語境中，文學研究再也不能僅僅依據一種文化眼光、一種傳統理念，來闡釋和評價文學了，封閉性的研究正面臨著各種外來視角的沖擊，越來越體現為多種文化與文學的融會貫通的跨界活動，而“日本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巨大而獨特的思想資源和參照坐標，正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但是，盡管如此，整個學界對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缺乏全面而系統的學術研究。以往對日本研究成果主要以介紹為主，研究的比較少，多是零散的文章和局部研究，也多集中在竹內好研究上，系統性和整體性不夠，而且理論性不強。在這種背景下，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書的出版，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地研究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專著，也是近年來研究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新探索。這部著作主要體現為如下幾方面特點：

首先，這部著作在國內外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視角”的概念，并將其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范疇中，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都尚屬開拓性工作?！丁叭毡疽暯恰迸c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選題表現出寬廣宏闊的國際視野，具有顯著的創新意義。論文既有“日本視角”歷史脈絡的梳理，又有竹內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個代表性學者的典型剖析，這是有難度的選擇，三位日本人的精神高度至今為中國學人弗及。論文抓住了重點，又不放過細節，通過對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個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視角成功經驗。

在世界范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如此關注中國現代文學。從最初的作家、作品的譯介和文學活動的報道，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研究會”成立所肇始的學術研究，再到一直延續到戰后以反省日本近代化為目的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活動的深入發展，經過一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考驗和學術積淀，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至今已形成了悠久的學術傳統與宏大的研究規模。在這過程中，涌現出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學者，其中，竹內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學者是其中具有標識性的代表人物。

竹內好是日本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由他創建的“中國文學研究會”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他關于魯迅研究所闡發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論，被日本學術界習慣上稱之為“竹內魯迅”，但是，這一理論體系在后來者的繼承和被挑戰中，不斷得以突破和發展。伊藤虎丸就是在竹內好的影響下，走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道路，并在繼承和超越竹內好的過程中建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因而有“伊藤魯迅”之稱。相比之下，木山英雄表現出獨有的思想與行為，不僅突破了日本學界的“政治與文學”的慣性思維，而且找到了別于中國智慧的表達方式，在魯迅和周作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雖然，以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為媒介對日本近代化進行深刻的反省與批判，構成了竹內好等這批戰時和戰后知識者基本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視角，但是，相異的思想資源、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又使他們的研究視角各具不同特征。像竹內好關注魯迅矛盾而復雜的精神結構，從哲學視角加以“玄學”探究；伊藤虎丸則從思想史的視角追溯魯迅與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關系，探討魯迅的個性思想原點，并立足于大正日本同時代的視角，展開創造社的研究；木山英雄充滿哲思意味的《野草》研究和“相對化”視角的魯迅周作人并行研究，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個性與魅力。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過置入于20世紀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流程中的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個案分析，考察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過程，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日本視角”的獨特個性與內在規律，并對兩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關系與影響進行一次歷史總結和深刻認識，為深化和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動力和理論參照。

其次，這部著作對三個主要學者的基本情況的把握深切到位，顯示了良好的學術感覺與理論穿透力，可以說是相當準確把握了對象的實質——不僅揭示了各自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立特質，而且深入挖掘了各自的思想淵源——包括與日本思想的內在聯系與中國學術的關系。本著作是對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行全面整合和重新認識，融入了哲學、思想史理論和比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學術價值和方法論的實踐意義。

這部著作指出了研究“日本視角”和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意義，解明了以竹內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為中心進行個案分析的標識性和代表性，并對中國學界對上述三位日本學者研究的情況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著作考察了日本戰前、戰中和戰后，以及近三十年來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并在對日本魯迅研究歷史比較細致地梳理的基礎上，揭示竹內好魯迅研究的特點與意義，探討了“竹內魯迅”的內涵、《魯迅》中的“竹內視角”和“文學主義”，以及在學術基礎上與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和西田幾多郎哲學的精神聯系。這部著作在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語境中，凸顯伊藤虎丸對于魯迅和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關系研究的特征與意義，重點討論了“伊藤魯迅”的形成、伊藤虎丸對于魯迅“原點”的思考和以“文化的觀點”對魯迅“個”的思想的揭示，以及與作為其“思想資源”的竹內好和丸山真男的關系。在梳理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基礎上，這部著作考察了木山英雄的研究特點，重點突出木山英雄與眾不同的研究視角、學術立場和個性特色，以及思想文化背景里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及其對竹內好“政治與文學”框架的突破。在此基礎上，著作還進一步總結了“日本視角”和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示與借鑒，以及借助溝口雄三思想對其進行反思和批判。應當說，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具有與中國的研究迥異的特性，為我們提供了別樣的思想資源和學術空間。劉偉的著作將這種這種源于中國文化、文學的深刻理解與認識，又源于對西方思想與理論的接受和影響的研究，從日本的視角進行重新解讀，并將其轉換成一種全新的認識，為我們重新而深入認識和理解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思想空間。

再次，這部著作的文獻功夫相當出色，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且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在此基礎之上，比較從容地展開了自己的論述，結構嚴謹，邏輯清晰，表現出嚴謹的學風與良好的辨析能力，觀點富于說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論文不是關于日本學術史的孤立總結，其中充滿了對中國現代文學學術發展的參照目的。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在不斷與外來文化的對話和交流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在這一過程中，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國現代文學則越來越成為多元視角下的研究對象。面對眾多的不同視角，對其進行反觀和思考，已經成為當今形勢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必然選擇和應有之義。從這一點出發，這部著作深入考察了“日本視角”與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探究在其視角和研究的背后所堅持的學術思想、理論背景，對其個性特點和研究規律進行歷史總結和理論闡發，試圖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坐標，這是一種充滿學術智慧和現實憂患的學術態度，值得肯定。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走過了近一個世紀艱難曲折的道路，其間雖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輝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來的冷落。在21世紀的今天，正面臨著來自不同方面的種種挑戰，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創新、如何為這一學科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而借鑒和吸取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外研究成果，反觀我們自身，尋求新的突破，則是促進和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途徑。對“日本視角”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行歷史梳理和理論總結，實際上，就是從另一個視角，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重新認識。反觀他們的研究，不僅使我們獲得一種獨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啟示，而且可以發現“中國視角”或其他視角看不到的研究死角或盲點，有利于打破趨于格式化的思維定式和觀念模型，促發自我反觀和自我否定。歷史表明，正是通過對“日本視角”的吸收與借鑒，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實現了新時期以來的突破與創新。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學界注意到了日本學者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個性和創新之處，一些學者借鑒其研究成果，或受其啟示加以發揮，在魯迅、周作人和創造社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較大的進展。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促進和推動了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它充分表明了中外文化開放與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今天，中國現代文學正在尋求新的生機與突破，吸收和借鑒包括“日本視角”在內的一切國外研究成果正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推動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劉偉的《“日本視角”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和深厚的理論思辨的的基礎上，通過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具體的個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視角”的基本特征與內在規律，不僅對于中日現代文學研究之研究，而且對于推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空間，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參照價值和方法論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