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文地理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人文地理學；教材版本；教材評價；編寫思路

中圖分類號：G64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側重于研究人類活動的空間差異和空間組織以及人類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人文地理學在高校地理科學及相關專業的課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強對學生的人文地理學的教育，有助于豐富其科學認知，培養人地協調的思想，更好發揮人文地理學在私人決策和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新時期以來，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對我國人文地理學的教學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與國外同類教材相比，教材在內容、體系等方面仍存在諸多不足。伴隨新時期大學課程改革，探討我國人文地理學教材編寫問題，對人文地理學概論課程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李同升和趙榮曾對國內外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特點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對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內容體系提出了有見地的設想；湯茂林對英美國家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作了諸多評析，對國內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本文試通過對90年代以來，我國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進行分析，從教材的組織結構、表現形式、學術規范等方面指出其優缺點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設想。

一、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類型

筆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共7種，分別出版于1991～2013年。這些教材在不同時期被我國各個大學地理科學及相關專業廣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結構和體系，可歸納為以下3種類型：

（一）理論分析型

這類教材以王恩涌編寫的《文化地理學導論》為代表，教材體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觀分析為主線，與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結構比較相似。教材結構借鑒TerryG·J的《TheHumanMosaic：AThematicIntroductiontoCulturalGeography》。對地理文化現象都是從文化區、文化的起源與擴散、文化生態、文化整合、文化景觀的意義等方面進行分析，層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顧朝林編寫的《人文地理學導論》與其相似，側重理論分析、方法介紹。

（二）總論分論型

這種教材早期以張文奎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和金其銘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為代表，后期以趙榮的《人文地理學》和陸林的《人文地理學》為代表。教材采用先總論后分論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總論部分介紹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史、研究對象、基本理論、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論部分介紹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農業、工業等屬于人文地理學分支學科的基礎內容。

（三）概括論述型

這類教材以陳慧琳的《人文地理學》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內容比較簡明，在邏輯結構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貫穿于人地關系的經濟、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個研究對象設置章節，最后探討人地關系的時間、空間演變，研究各要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的龐大知識內容上升地理學的學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讓讀者不再感覺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是各分支學科的簡單堆砌組合，這是與總論分論型概論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特點及不足

（一）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特點

通過對以上不同類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的編寫特色，但從總體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點：教材體系內容上，過去的人文地理學教材重點在于介紹人文地理學的一般研究對象和各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則擺脫了這一傳統，把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礎理論設定人文地理學的基本體系，各分支學科主要作為實例來驗證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題等。在教材風格上，過去追求教材內容的廣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學教材越來越重視從基本概念、理論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學的學科形象，著重介紹人文地理的新視角、新進展以及應用價值。

（二）我國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國人文地理發展水平和教材編寫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國人文地理學教材存在著以下主要問題：

在教材體系上，大多數教材沒有建立起起既符臺教材特點，又全面準確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內容及其相應的研究方法、基礎理論，以及被學術界公認的邏輯結構，使人文地理學缺乏統一、完整的學科形象。

在基本理論、研究主題方面，不同的教材編寫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為主線，這一點受到了不少教師的批評。有的人文地理學者認為，人文地理學畢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概論類教材不應該以文化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關系為主線貫穿始終，但此類教材內容較淺，難度過小。

在時代性上，現有教材在編寫內容方面落后于時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緩慢；教材引用著作較多，論文較少，時代感不強。

在學術規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別人的著作卻未在文獻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參考文獻。

三、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編寫思路

（一）理想的概論教材框架結構

對于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框架的探討，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義的建議，認為新世紀人文地理學概論教材在內容體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發展歷史；第二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第三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層次的哲學方法論以及相應的傳統野外調查方法以及隨著時展出現GIS、遙感等新技術方法的運用；第四部分為人文地理學的基礎理論，包括傳統的人地關系理論、農業區位論、工業區位論、中心地理論等以及新近發展的文化轉向和計量轉向，女性主義視角等理論；第五部分為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歷史演變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第六部分為人地關系存在矛盾及其解決手段。

（二）以理論和研究方法為重點、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與自然地理學、地理信息系統等其他相鄰學科相比，人文地理學發展到目前為止缺乏統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論體系，基礎理論存在不同的意見，一些理論多從其他學科借用而來，或者學習外國的一些先進理論，這不僅是教材編寫的問題，更是學科發展的問題。在教材編寫中要注重介紹不同的理論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論導向，這也有助于未來青年學生、青年地理學者的成長發展。

（三）案例分析與方法介紹并重

以理論分析為重點，并不意味著忽視區域人文地理和部門人文地理實際，教材可以采用區域地理的內容和案例來驗證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從而加深學生對前者的理解。教材編寫中，將案例分析與理論方法介紹有機結合起來來解決這一問題。對每一種社會文化景觀現象，應從典型案例分析著手，結合案例分析和研究問題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理論總結。

（四）遵守學術規范

規范嚴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應附有相應的參考文獻，論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進行準確標注。國內李小建主編的《經濟地理學》可堪稱是地理學教材中遵守學術規范的典范，不僅在章末的參考文獻進行準確標注，在章節內文里面也嚴格注明。樹立嚴格學風是學術的根本，教材對于參考文獻的標注理應規范，這有助于培養青年學生遵守學術規范的良好習慣。

（五）編寫配套教材、翻譯外國同類教材

與經濟學等其他學科相比，人文地理學配套教材及翻譯的外國同類教材較少，甚至沒有。迄今為止，我國所翻譯的人文地理學導論教材還是2O世紀8O年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會與空間》，翻譯外國優秀教材是當務之急；另外教材編者應結合主教材內容，編寫配套相關教學資料等。

四、結語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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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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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洞笥倏迫珪?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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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雹塾谑牵麑⑷宋牡乩韺W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拔覀儾辉侔讶祟愖鳛閭€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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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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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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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艾F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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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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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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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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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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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翱赡苷摗闭J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赡苷撆c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爱敃r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雹谶@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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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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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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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雹俨ㄌ氐难芯繌囊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雹?/p>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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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藸柺紫劝焉鷳B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雹谶@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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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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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雹儆纱宋覀冊谝欢ǔ潭壬狭私獾搅巳祟愒鯓訉⒆匀桓拍罨?，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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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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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雹俚旅⑷值纳鲜鏊枷牒驼J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雹诋斎?，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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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雹龠@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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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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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人文地理 城鄉規劃 實踐課程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C

1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開設情況

教育部于2012年將原來的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簡稱資環）專業分地理與城鄉規劃和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兩個新專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是針對我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形成，其屬于交叉學科專業，主要是將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于城鄉規劃和管理之中。因此，各高校對資環專業進行調整，使得開設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院校，既有綜合性大學、師范院校，又有理工院校、地礦類院校、財經院校，同時也就形成了多學科背景的態勢。

1.1全國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的開設情況

通過網絡、會議材料等資料，按學科背景將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分成地理類、理工類、和經濟管理類等三大類，見表1所示。

針對表1中代表性高校的課程開設情況初步分析，各高校專業核心課程中均涵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經濟地理，70%的高校開設城市總體規劃、城市詳細規劃及城市規劃原理課程，其余的理論課程據各學校實際情況各略有差異。各高校實踐課程開設中，總體課程比例占總課程的24%-35%。相對于理論課程，各高校之間實踐課程的呈現明顯差異化。首先，實踐課程的種類各異，主要有課程設計、課程實習、野外實習、綜合實踐、實驗分析、上機練習、生產實習、社會實踐、畢業設計（論文）等；其次，在專業學科背景相同的情況下，課程的開設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分析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各高校的專業優勢、實踐條件及師資條件的不同；最后，雖然實踐課程開設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還是可以將實踐課程大致分為規劃設計類、地理信息類、自然地理類、資源評價類、區域分析類。

1.2廣西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及相關專業的開設情況

依托網絡調查和資料收集，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在廣西的開始情況如表2所示，其中與人文地理城鄉規劃專業相關的專業在廣西的開設情況也列入表2中。從表2可知，一是廣西開設該專業的本專科院校數量較少，使得該專業在廣西機遇和挑戰并存，關鍵在于如何發展優勢辦出特色，培養適應廣西城鎮化發展的實用人才。二是城市規劃專業對該專業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城市規劃屬于工科專業，而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屬于理論分析性的理科專業。因此，本?？圃盒５囊巹潓I都會對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造成一定的影響。

對表2中高校的課程開設情況進行分析。首先，前兩所學校的理論課程存在一定差別，廣西師范學院增開建筑初步與建筑設計、素描建筑繪畫技法等課程，廣西財經學院增開管理學、區域經濟、環境土地規劃等課程。其次，在實踐課程方面，均以實驗室為主的實踐課類別，課程包含了城市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課程。欽州學院地理科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方向）的專業課程以資源環境為重心，其特點一是偏向理論教學，二是以地理學和海洋學課程為主，三是實踐課程數只有氣象水文野外、地質地貌野外和植被土壤野外實習三門。而表2中后四所學校均是工科背景的城市規劃專業，綜合分析四者的人才培養方案，明顯具有較強的實踐操作性。其既包含了規劃和建筑學的理論知識，又囊括了美學、計算機輔助及規劃的實踐課程，且本科院校學制5年，有足夠的時間將整個專業教育完善，使學生出校即具備一定的實踐操作能力。

2 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建設分析

2.1廣西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與全國代表院校的異同

上述分析對比可知，該專業的核心課程設置基本一致，都會設置總體規劃、修建性規劃等規劃類核心課程，并輔以其他支撐課程。但是廣西院校的實踐課程種類數比較單一，一般以課程設計、上機練習和畢業實習為主，缺少野外實踐調查等實踐課程。人才培養計劃多以理論課程及其配套的計算機輔助實踐課程為主，沒有讓學生深刻體會到規劃前期調研工作的獲取方式及重要性，也就是說大部分教學停留在感知層面。

2.2財經類院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實踐課程異同

對比全國財經類院校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首先該專業的所屬二級學院的歸口各異。其次，從人才培養計劃來看，財經類學科背景的院校略微刪減了地理類、理工類的院校的地理類課程，增加了管理類課程，從人才培養定位上來講，特點在于懂理論懂技術還要懂管理。而廣西開設該專業的兩所學校，一所為師范類院校一所為財經類院校。同樣在人才培養上存在這種差異。最后，對比實踐課程，因受學校學科背景的影響，在相應實踐課的軟硬件及師資配套上略遜于綜合性和理工類院校。因此，實踐課程在財經類院校相對薄弱，基本以規劃類和地理信息類的實踐課程為主，且開設的課時量也略少于其他類別的院校。

3 存在問題及解決建議

篇(4)

論文摘要：媒介地理學以密切聯系人文地理為基礎，注重開展媒介與地理之間的影響關系以及比較特征研究。當代語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與分層，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生成具有重大影響。同時，現代媒體也以想象和虛擬的方式塑造著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鄉地理與網絡虛擬地理是當下中國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媒介地理學的當代思考必需應用立體的空間化思維方法。

人類對地理的認識和理解，從來都離不開媒介的幫助；任何媒介形態的生成、發展和嬗變，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展開。媒介與地理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媒介地理現象的廣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學研究視野的學術必要性。作為交叉性的學術空間，媒介地理學是“一個曾被長期忽視的學術領域和審視窗口”①，需要綜合傳播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展開深入的探討。

在通論的意義上，地理學一般有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兩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相互關系。媒介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環境的意義上展開。人類的文明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人類適應、改造和保護自然環境，同時又不斷發展和創造人文環境的歷史。這決定了媒介地理學的兩種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歷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當代性的現狀分析與發展動態的前瞻研究?；厮菔菫榱饲謇砗涂偨Y既有的知識以及方法積累，前瞻是為了進一步開拓新的理論空間與思維。面對日新月異的現代傳媒與不斷更新的人文環境，當代性的前瞻研究無疑更具有理論的實踐意義。

媒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同媒介、地理的相互關系及其互動規律”②。規律的總結需要以關系的辨析為前提和基礎。關系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影響關系，二是差別關系。從根本上說，媒介地理學展開的就是一種關系研究與比較研究，即以人為焦點，一方面透視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一方面比較相同、相似、相關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觀的差別特征。本文試圖立足本土中國的當代視角，對此展開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與分層

人文地理環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現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方面。文化的現展以趨同為大勢，在當代中國，由于政治意識較統一、市場經濟的整體開放以及人口的跨區大規模流動，文化區域的傳統差異已經變得非常微弱。但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客觀地理狀況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著新的人文地理環境的分化。長三角和珠三角作為當下中國的經濟龍頭區域和信息高地，當地在媒介發展戰略上顯示出整合利用區位優勢的明確意識。廣東衛視和浙江衛視都以財富為基本定位，以地方經濟強勢為基礎發展特色媒介傳播。上海東方衛視則成為唯一一個“以新聞見長”、敢于用資訊打新聞牌的省級衛視，在國內外的重大新聞直播報道中，初步形成與央視、鳳凰衛視三分天下的態勢。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媒介品牌的樹立固然以區域地理優勢為基礎，但其傳播輻射的根本指向卻是追求跨區域的全面覆蓋，無論財富還是資訊，都無法用單純的地方性來解釋。廣東、浙江、上海的省級衛視都是以本土優勢為基點來實現超地方化的發展策略，它們走的是最大化的受眾路線，即通過捕捉觀眾群的最大化，來爭取市場份額的最大化。

市場的開放性，決定了其地域邊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關鍵的是要看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類的共通性，否則就無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F代媒體，尤其是電子、虛擬信號成為主導性傳播介質以后，時效性和覆蓋面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力量，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區域必然被打破。事實上，廣東等地省級衛視的發展策略，與江蘇衛視的情感定位、湖南衛視的娛樂旗幟、安徽衛視的電視劇集中營、重慶衛視的電視版故事會，并無本質差別。因此，我們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時，必需改變傳統的平面化地理思維，而應樹立跨域界交融的整體宏觀視野。

與整合相聯系，現代文化地理版圖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維度是立體分層。區域文化的歷史積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當代社會，它往往向兩個方向流動分化，一方面是區域性雅文化傳統轉化為小眾文化的精英風尚，另一方面是區域性俗文化傳統轉化為大眾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動分化的結果不是走向截然對立，而是交融互滲，從而構成了現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不再體現在傳統地域的平面差別上，而是表現為空間層次上的立體并生。在多層次的現代空間人文地理版圖中，媒介的發展也必然分層化，特定的媒介形態針對特定層次的人文空間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傳播功能的層級體系。以吳文化的代表蘇州地區為例，當地電視節目的兩個特色欄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個是以“姑蘇繁華圖”為名的文史掌故節目，一個是吳方言演繹的電視欄目劇“都市故事會”。前者取名來源于清代畫家徐揚的同名書畫作品，該畫長達三十米，大氣淋漓又精細入微地再現了乾隆盛世姑蘇城的百里風景和街市繁華，可稱之為蘇州版的清明上河圖。電視臺頗有創意的每天選取畫卷的一個片斷加以評介，創作了一個頗有書卷氣息的人文電視欄目。而“都市故事會”則以方言短劇的形式，講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時尚性和傳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選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參與演出，頗受普通市民階層歡迎。兩檔節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別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地域文化資源，取得了較好的收視效果。這種立足地方的傳播定位，由于受眾目標明確，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運作，有效而且穩定地實現了特定區域市場的占有。現代人文地理環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現代媒介的傳播功能指向也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無論影視、報刊還是網絡，都無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與媒介形態這兩個立體空間的接合中實現準確定位與合理布局，現代媒體方能建設通達的信息傳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與虛擬

媒介與人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地理影響改造媒介傳播形態和方式的同時，也必然成為媒介書寫和塑造的對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觀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想象性和虛擬性的存在?，F代傳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對生存空間的認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電腦與網絡、影視與報刊，讓人足不出戶就可以遍知天下、游歷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當代，每一個具體的人，大都會從現代媒體的虛擬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數百年前的歐洲人那樣，獲得馬可·波羅游記式的閱讀。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觀，寄托著特定地理空間的人對于身外世界的復雜訴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小到個人的情感心理，無所不包。對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項龐大的跨學科系統工程。

就當下中國的具體社會現實和媒介發展的最新形態來說，有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尤其值得重視。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與鄉村?，F代文明的基本進程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在這樣的文明進程中，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城市和鄉村成為了現代人最基本的兩種生存地理空間結構。城市是主流和強勢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國際化都市為例，《文匯報》側重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向描寫上海，《新民晚報》主要從平民階層的視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報》則著力營造年輕都市白領所陶醉的小資上海。上海是一個多元復雜的文化地理空間，需要通過媒體的分工定位來展開多維透視。但在這些紛繁的維度中，敞開與掩蓋、強調與忽略、導向與回避、放大與縮小常常彼此交織滲透，都需要從媒介地理學的視域進行深入的清理。鄉村往往成為城市人的自我撫慰的想象性建構，各類媒體發現和關注古村古鎮的持續熱情就是一個明證。這種熱情的背后，文化生態的保護意識、都市人疲憊心靈的精神想象、商業利益的消費驅動已經攪拌混合為一體。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進程全方位的展開，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城與鄉，成為當代中國媒介地形圖中重要的兩大板塊。媒介學視域中的城鄉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討一系列重要問題：第一，媒介如何成為確定當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為塑造并跨域界傳播現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現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點；第三，媒介在城鄉文化關系的建構與調試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負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對于城市、鄉村的虛擬和想象是否會造成一種真實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會責任。

其次是互聯網絡所建構的虛擬地理空間。網絡虛擬地理是現代高端科技與現代人復雜心理世界互相合謀的產物，其表現形式基本有網絡論壇、網絡通訊工具、即時聊天室、電子網絡游戲等等。虛擬不等同于虛構，其實也是一種實在，即“虛擬實在”③。對于參與者來說，這種后工業時代人們通過計算機創造出來的電子表象具有主觀心理的真實性，它既可以是對實在世界的一種模擬，也可以是一個想象的世界。在網絡虛擬地理環境中，主體是相對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間是流動性的，信息是隨機性的，形式是變幻的，真實與假象、責任與戲謔、高尚與卑下……都混雜莫辨。這就好像一條決了堤卻又流淌不盡的大河，裹挾著泥沙和魚龍洶涌而來。強制性的阻塞肯定是無效的，任意性的放縱也不可取，唯一的辦法就是有規劃地疏導。媒介地理學的重要責任之一，就在于為實踐網絡虛擬地理的規劃疏導提供理論的依據，這需要展開診斷式的批評和反思。

三、思維的創新：立體的空間

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之一，是線性發展的時間——歷史觀念的逐漸確定，人類社會由此進入所謂的時間社會時代：“空間在以往被當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靜止的。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雹艿牵?1世紀的今天，人類已經開始全面步入空間化的時代?？臻g化的時代需要空間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視野，這在當代物質語境和思想語境中越來越凸現出其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F代人文地理版圖與現代媒介多元形態，都已經在對平面的超越中向立體轉型。

立足于當代語境的媒介地理學建構，必需完成的就是視野的轉換和思維的創新。人們歷來認為，媒介的傳播是線性的過程，是從信息的發送、接收到反饋的環型結構。但是在空間化的時代，多層次立體的地理空間和媒介形態，已經初步形成了信息傳播的球型系統。時間性的歷時觀察，將難以全面地應答現代傳播課題，必需以空間性的、共時性的、并置式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補充。當代媒介與當代地理的結合，帶來的就是對線性過程思維框架的突破。這種結合將帶來兩個方面的深層次變化。

首先是媒介書寫、傳達方式和戰略的變革?！盀榱颂峁┈F有情況的一個代表圖景，地理學切過時間量度的斷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間）”⑤，這種地理學的空間取樣方法，也正是現代媒介傳播的重要方式。它的優勢在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快捷的時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擴容，擴容后，非同質性的各種信息又進一步在互相參照比較中發生增殖，從而實現深度傳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電視臺對德國世界杯報道冠名為“豪門盛宴”，對比賽進行奇觀式的敘述。尤其在決賽時，中央電視臺派出記者分別在德國柏林、意大利羅馬、法國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國和法國球迷觀賽的酒吧中進行同步報道。四地報道來回切換，勝者歡呼，敗者失意。央視的報道意圖非常鮮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這一全球化狂歡節所帶來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廣度。實現這一意圖的方式，就是通過現代化的傳媒手段，拓展媒介覆蓋的地理空間，通過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樣，以共時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現：光榮與失落、輝煌與黯淡、歡呼與哭泣、喧囂與沉靜……畫面的不斷切換，帶來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靈、情感的對比，而以他者身份參與觀看的中國觀眾，則獲得一種多樣化的感同身受的體驗。這一例證，反映出共時性并置思維運用于媒介傳播所帶來的奇觀效應。再如，好萊塢大片全球同時公映也體現了空間化的傳播戰略。早期影片公映總是先在大城市開始，然后根據票房情況逐漸向小城市、縣、鄉推進?，F今網絡媒體使得公映過程的傳播速度大大縮短，甚至降到零，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實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報。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皩ⅰ臻g分析’引入媒介研究當中，對‘媒介空間’的分布與建構進行研究，這將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學研究的‘媒介空間分析理論’”⑥。媒介空間分析有四個基本層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區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內部的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的規劃定位，三是目標性的受眾階層分析，四是針對性的人文地理層次分析。四種分析的整合起來，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動和融合。如，合肥晚報報業集團和安徽日報報業集團都地處省會，為了避免資源浪費，避免市報與省報同在一個城市而造成地位尷尬的局面，合肥晚報的定位是具有晚報色彩的黨報，這在全國范圍都是一個特例。雖同在一地，因為資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眾群，形成了一個合理的媒介空間布局。在當代文化地理環境中，媒介空間分析作為一種具有實踐意義的科學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發展的動向與趨勢，對于構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態系統，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①邵培仁：作為最新研究視野的媒介地理學[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學：行走和耕耘在媒介與地理之間[J].中國傳媒報告，2005年第3期。

③參見王治河主編:后現代主義詞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頁。

④福柯語，轉引自[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王文斌譯，第10頁。

篇(5)

>> 從會展業與旅游業合作的大背景中探討秦皇島會展經濟的發展 中部六省旅游合作的動力機制和合作模式研究 會展合作的形式與趨勢 校企合作的模式與保障機制研究 關于校企合作模式與機制的研究 校企合作：理念、機制與模式的疊加 校企合作模式與機制探析 城市會展旅游發展的動力機制與評估 高職“四個合作”模式下的校企合作與利益機制 流域旅游合作開發與管理機制設計 遼西區域旅游合作機制與實施途徑探討 基于校企合作的中職旅游專業教學淺論 淺論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機制的構建 獨立學院會展與展示設計專業(方向)構建校企合作實踐教學新模式的探索 京津冀旅游合作的依據分析與機制構建 會展專業與企業合作探討 大湄公河次區域旅游合作的機制建設 也論區域旅游合作的動力機制 會展業和旅游業合作動因 精英與大眾的合作機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4]北京旅游法規新調整[N].中國旅游報，2004-09-27，（5）.

[5]王洋.春秋國旅會展旅游初現端倪[N].中國旅游報，2002-11-13，（5）.

[6]溫子吉.京港合作促進北京會展旅游迅速發展[N].北京經濟報，2001-11-07，（5）.

[7]甬港經濟合作論壇-2008甬港會展業合作與發展論壇將于9月25日在寧波舉行[OE/OL].

[8]馮威.昆明會展旅游品牌研究[P].云南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文，2003.

[9]第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閉幕新聞稿.

[10]王保倫.會展旅游發展模式之探討[J].旅游學刊，2002，（1）:35-39.

篇(6)

會議專家主要來自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南京藝術學院、廈門大學、揚州大學及淮河流域的大部分高校，共19家單位，參會一百余人。研討共分四個單元，提交論文四十余篇，與會代表宣讀論文28篇，專家們就淮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策略、方法、平臺建設、音樂“非遺”等主題以專題發言和評議結合的方式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一、專家發言內容精辟、觀點深邃

張振濤在《背譜》中認為，工尺譜的骨干音記譜方式促使樂師不得不采用費時費力的方式，死記硬背，乃至再次轉記，即民間藝人在譜本的“大字”之間，填寫只有學習者自己懂得的“小字”和各種各樣的奇怪符號的方式。這個有悖常理的現象，體現出隔離文人與樂工的知識系統雙軌制。張青在《地方戲的內核塌縮――以國家級“非遺”淮劇為例》中總結了地方戲內核塌縮主要表現在區域人群通過地方戲所反映的審美趣味被否定，地方戲原生區域人群的價值觀和倫理觀被質疑，區域戲曲文化的典型符號被剝離，在地方戲中體現的“群體情感記憶”被抹去，最終導致群體文化自信力被剝奪。張伯瑜在《要保護傳統，請不要改變它！》中主張“非遺”所面對的傳統音樂具有非常復雜的社會背景，其中不僅僅是聲音問題，還與人們的生活有著緊密的關系。社會的變革必然帶來生活的改變，生活變了，附屬于生活的音樂能不變嗎？錢茸在《唱詞音聲解析與非物質音樂文化遺產研究的關系》中主張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重點之一是地域性文化遺產，中國音樂的地域性文化遺產有著深厚的聲樂傳統，且與各地域方言音聲有著難解難分的關系。楊殿斛在《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中論述到當下音樂人類學研究的壯大，應和了“非遺”保護的國策推行和文化建設的國家主張，這些政策成就音樂人類學中國實踐的時代風景。

楊曦帆在《區域音樂研究實踐》中指出對背景文化的整體解讀，區域研究對民族音樂學之所以有效，還在于幾乎所有民間音樂或多或少因地域、歷史、人口等等原因而大致和文化區域相關。趙向欣《豫南花鼓燈的研究、傳承與發展》談及豫南花鼓燈作為信陽民間歌舞的主體，它在對本地其他文化形態施加影響并在區域文化特性認同充當民間文化與情感交流的介質，體現漢民族創作天賦等方面，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在《光山花鼓戲的文化歸屬》中指出相對封閉的地域環境養成了信陽民間音樂文化獨具特色的風格，但在研究信陽、光山民間文化時也不能忽視其在形成過程中兼容并包，上承中原，下聯吳楚的一面。戎龔停在《沿淮民間歌舞的時空構建脈絡》中認為，沿淮民間歌舞是一支龐大的歌舞體系，是在與多項民俗的共融生發和相依滋養的歷時進程中而構建的，具有多重層次的生態共生模式。馬志飛在《淮河流域傳統曲藝的傳承譜系與美學品格》中認為淮河流域的傳統曲藝不僅具有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過渡性文化色彩，還具有獨特的文化屬性和美學品格，這是由其地理環境、歷史變遷和文化交融等因素造成的。喻林在《淮河流域花鼓燈音樂的道家文化闡釋》中強調淮河流域是道家思想的發源地，流行于此地的花鼓燈藝術也深受道家文化的浸潤，主要體現在“通神警人”的價值觀、“自然無為”的審美觀及“世俗娛樂”的功能觀。

周顯寶在《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之互育共生――人文地理學視野中的皖北儀式音樂研究》中指出西方人文地理學關于觀念、行為和人文景觀及其互育關系的研究，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和保護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方法。楊傳中在《多學科視角看花鼓燈歌舞藝術中的文化》中強調花鼓燈歌舞藝術是中國民族民間歌舞藝術重要品類，兼具舞蹈、燈歌、鑼鼓與后場小戲表演等諸種表演樣態，從多學科進行研究將得到很好的闡釋。楊民康在《從北方秧歌的生存現狀看當代傳統樂舞文化變遷的幾個特征》中根據近十余年來在北方秧歌展演等地進行田野考察的經歷，對該類樂舞展演活動的當代文化變遷狀況予以研究和分析。

秦序在《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通過對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中的相關概念進行解讀，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行了論述，對學界中關于傳統文化的種種誤讀進行了相關詮釋。傅利民在《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與傳承的思考》中認為中國傳統音樂研究與傳承是個永恒的話題。孫云的《俗曲佛用――以五臺山佛教為例的微觀解析》認為拿來世俗音樂為用是佛教音聲創作的主要傳統，進入佛教音聲體系的世俗音樂一部分與經文中的偈贊結合，其他成為儀式專曲和供養曲，唱經、伴奏、供養是其為用的三種功能樣態。李清的《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出土樂器的音樂學研究》認為這是一套一鐘一音的編紐鐘，只有正鼓音的音列，整套石磬由于毀壞嚴重，雖有一定的音律組合，但無完整的音階關系。

二、采風、研討、表演三位一體

大會在信陽市羅山縣周黨鎮龍鎮村羅洼組李世宏皮影基地設置了第二會場。專家們參觀了皮影工作室、皮影戲戲臺、皮影藏品陳列廳等。信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紀華林、陳依雯、郭德華、金平、于立剛、劉世嶸六位教師分別做了題為《走進課堂的豫南花鼓燈》《淺談豫南花鼓燈文化的傳承》《淮河流域戲曲音樂的實證研究》《羅山皮影戲的發展歷史及傳承機制研究――以李世宏皮影基地為例》《信陽新縣“三壁吹打樂”音樂文化特征分析》《淮河流域花鼓燈藝術表演形式的比較研究》的發言。

研討會后，與會專家在皮影基地大院欣賞了由李世宏和王曉麗一起表演的傳統羅山皮影戲《文武魁》。表演結束，專家針對演出中的楔子全集、曲牌集子、大板詞等唱詞和主打腔調“西調”“撲地哼”調和“南調”進行了記錄。在采風現場進行學術研討是此次大會的一個亮點，這使民族音樂理論研究與民間活態緊密結合、相得益彰，讓書面歷史與當下傳統對接，有較強的實證性和現場感，讓歷史、傳統、田野三者相互比較、印證。

在區域音樂研究中以河流作為對象規避了行政區劃的約束和局限，研究可靈活體現河流音樂文化的自然性、連續性和統一性。專家認為河流這一主題把淮河流域相關高校的學者通過學術紐帶聯系到了一起，彼此保持溝通和學術交流可增進友誼也尋求到了新的學術增長點。與會代表建議成立淮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組織機構，以確?；春恿饔蛞魳肺幕难杏懞徒涣鏖L期、穩定、有序進行，讓“散兵游勇”式的孤軍奮戰形成“大兵團”聯合之勢。第二屆研討會將在安徽阜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舉行。

篇(7)

關鍵詞: 鄉村社會地理; 綜述; 國外

鄉村研究很多學科都能夠找到切入點，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其研究較早。鄉村社會學研究側重鄉村社會變遷， 鄉村地理學則側重于從地域分布、空間的觀點分析鄉村的各種問題[1]。隨著鄉村的演進及學科的發展， 二學科研究內容交叉重疊的現象比較明顯。鄉村社會地理即是針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 從地理學視角進行分析: 時間上以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 空間上探討社會現象對鄉村各主體空間分布及分異規律的影響。

1 研究進程

1.1 鄉村社會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時序分析

鄉村地理學發展較早， 二戰前， 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農村聚落的歷史分析( 包括農村聚落的起源、結構與類型) 、土地利用問題， 同時有一些對于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 如德國學者如魏伯、奧特倫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態、鄉村道路網、農舍、村落等農業活動所引起和制約的文化景觀或鄉村景觀， 但總體上研究較少[2]。

二戰后到1970 年， 各國( 不僅是歐洲國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城市化浪潮， 畢業論文推動了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高漲， 而忽視了鄉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這一階段由于把對鄉村區域的研究簡化為對農業問題的研究， 世界各國普通存在農業地理興盛而鄉村地理極度薄弱的現象[3]， 這一階段是鄉村地理學的衰退期[1]， 而鄉村社會地理因而沒有發展起來， 但社會學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較多， 地理學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間， 環境壓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導致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 鄉村地理學出現“再生( rebirth)”現象[1]， 這一期間對鄉村社會的研究一直成為國外鄉村地理學的一個熱點， 推動了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但不同國家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2]。表現在研究者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學術活動， 并提出了一些發展理論。如美國經濟史學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鄉村增長中心發展理論;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鄉村社區發展理論等[4]。隨著研究的深入， 相關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包括鄉村發展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鄉村社區、鄉村人口結構、遷移和就業， 居住問題、鄉村城市化、城鄉相互作用以及鄉村規劃等。一些研究中尋求地理學者和社會學者共同研究的關鍵主題。1980 年代許多學者還進行了鄉村地區發展政策效果評價的研究。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具體如下: Ambrose 認為鄉村仍然是明顯的等級社會， 包含至少五個明顯區別的階層; Newby( 1979) 認為鄉村居民被多種因素所束縛( 如貧困) ， 因而形成社區以尋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鄉村區域人口和雇用問題; Roger 對于鄉村住房問題有一定研究; Lewis 運用新的方法對鄉村社區進行了研究; Tanner對鄉村區域娛樂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Robins 總結了鄉村規劃和環境保護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對象分析

從研究對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研究客體主要為物質實體，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學化所加強， 這反映了環境決定論持續的影響; 伴隨人口的減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鄉村研究中出現對人口學特征的研究， 如列舉人口數量、分布和密度; 對社會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學要與社會公正相連接; 對家庭和社區的研究， 許多地理學者在研究中尋求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關聯， 認為這類研究至少也是社會地理學的一個方面[7]。

1.2 新的研究進展

1990 年代以來， 國外社會地理學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圍繞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來確定研究出發點; 從社會問題的空間表述、空間因素、空間過程和區域特征來確定研究角度; 針對社會問題中受害一方來確定側重面; 重視城市社會在西方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來確定重點區域[8]。此時的鄉村地理學出現兩個明顯轉向， 其一是社會文化轉向。與二十世紀人文地理學第三次轉型趨于一致[9]， 鄉村地理學研究也開始由側重空間分析向社會文化轉型， 特別是近年來特別明顯， 使得社會文化成為地理學“社會論”的核心理念， 并構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內容[10]。許多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研究的理論用于鄉村社會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鄉村和文化地理學融合的形勢; Seymour 在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討論會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鄉村地理學的明確的邊界; Halfacree 把鄉村作為“非物質的感知構建”來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鄉村社會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學的界限。其二是鄉村地理研究的后現代轉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學者開始認為對鄉村的研究已經、或將要、或必須向后現代轉型。人們開始著眼于從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鄉村的優勢、局限和問題， 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①陸續有一系列的對鄉村“被忽視方面”的研究; 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性別關系角色進行了重新認識。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對鄉村的現代主義進行了分類: 作為時間概念的現代主義; 抽象理論的現代主義; 結構分類的現代主義( 特別指鄉村和城市間的劃分) ( 表1) [7]。此時許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開始了明顯充滿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認為關注不公正、開發以及鄉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動了此種研究， 并認為此時的鄉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結構和意義; Phillip 認為此時在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中， 已將政治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因素聯系在一起[7](

具體來說， 除繼續關注早期鄉村現象外， 鄉村社會地理順應上述趨勢， 其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對鄉村地理學研究進行總結后， 指出現在缺少對鄉村可持續性的研究， 并針對廣泛的爭論， 對后生產主義者的鄉村空間進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對鄉村地理學2002 年出版的期刊總覽， 認為許多傳統的研究沒有減少， 只是近年有些轉變， 研究并指出三個共生的鄉村發展模式: 農業—工業化、后生產主義和鄉村可持續發展[12]; 基于人們對鄉村過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對于鄉村剝奪( exploitation)進行過相關論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網絡與信息對鄉村的社會影響。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會中鄉村地區的發展前景， 他認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縮減了鄉村與市場的距離， 并提高了鄉村地區的對外學習的能力與機會， 但遠距離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為鄉村地區最美好的前景， 將來也只會給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遠的鄉村， 帶來絕對的發展優勢[14]， 此外他還對信息技術對鄉村發展的利弊及鄉村網絡社會的增加狀況進行了探討[15]。

1.3 發展的路徑

縱觀鄉村社會研究的整個歷程， 不難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發展而來的兩條路徑。首先， 鄉村地理學研究向社會轉向。地理類的文獻中， 關于鄉村社會的探討和研究十分豐富， 并且包含鄉村社區、鄉村景觀、城鄉關系、鄉村旅游、各種鄉村沖突和問題及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5，13]。其次， 社會學者開始關注涉及鄉村空間的問題。早期鄉村社會學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學的內容， 近年來出于研究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逐漸將空間現象納入研究范圍， 相關學術論文明顯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鄉村社會學科中忽視空間的分析， 地理空間在組織階級關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對于鄉村研究雖然從鄉村的社會學表象寫起， 但對農業和田園風光的問題分析， 卻有著強烈的地理氣息[17]。

2 當前主要研究內容

2.1 鄉村社區

最先研究鄉村社區的是鄉村社會學家。羅吉斯和拉伯爾認為“社區是一個群體， 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 碩士論文主要研究社區變遷、類型、邊界、權力機構及發展趨勢[18]。鄉村社區是地理學研究社會的切入點， 它促進了鄉村地理學的社會化[19]。同時鄉村由于存在不同層次的發展實體， 因而能夠較好地展示社區的演化系列。Liepins 認為可以“通過社區來尋找到鄉村性”， 并提出一個從物質和意象角度來理解“社區”的框架( 圖2) ， 認為從地理和社會形成角度， 社區可被分成四維進行分析， 同時他認為輿論和能力對于社會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認為社區是鄉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國外鄉村社區地理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 ①鄉村社區變遷及機制研究， 它一直是鄉村社會學研究的重點[18]， 而鄉村地理學善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尋求事物的時空變化規律。近年來此類研究逐漸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論著對鄉村社區變遷均有描述， 并試圖尋求其內在機制[5， 13]。②鄉村社區空間分析， 是鄉村社區地理的核心。Mormont 認為鄉村可以體驗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物質空間[21]。Havey 等也分別從鄉村政治經濟學中積累與消費的觀點論述了鄉村空間的作用， 認為非城市空間的存在對于城市空間本身的再生產也是必要的[22]。③鄉村社區可持續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蘭北部的調查， 發現種族、階級和職業結構的不斷分化給“可持續的鄉村社區”帶來復雜性， 并建議“可持續的鄉村社區”應被視作一個民族范疇， 而鄉村社會地理中應采用更為寬泛的社會可持續能力的概念[23]; 英國學者MacKenzie 也對社區與可持續性進行了深入探討[24]。④社區文化與制度變遷研究，以往社區文化經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不應讓世俗社會代表鄉村、法制社會代表城市， 而是應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 鄉村社區的大眾文化已被城市化。⑤鄉村社區與產業的聯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蘭兩處地方農業和鄉村社區的聯系[25]; ⑥社區問題研究， 如社區內部各階層及內部與外部的沖突、貧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現的問題; ⑦此外還有鄉村社區規劃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來地理學者對于鄉村社區的各個方面， 往往從更為廣闊的社會學視角加以研究。

2.2 城鄉關系

城鄉關系牽涉到城市和鄉村的許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學(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點之一。Mormont 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現在已經逐漸成為過去， 城鄉之間的差異與界限現在日益變得模糊“， 鄉村不再是單純的鄉村空間， 多樣化的社會空間能夠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疊加在一起”[13]。隨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出現了新的城鄉關系， 也促進了對新城鄉關系的研究。城鄉關系研究的領域包括城市對鄉村作用、鄉村對城市作用及城鄉結合部的現象。

具體研究內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鄉關系變遷研究。②城鄉連續體研究， 如Cloke 運用16 個變量對城鄉分界點問題進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點， 支持了城鄉連續體這一說法[5];Murata 提出了城鄉相互依賴的工業化模式[26]。③城鄉人口遷移研究， 城鄉人口流動是貫穿城鄉關系的主線，研究也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對加拿大城鄉人口遷移的研究， 討論了移民的方式、遷移前后環境變化的對比、人口遷移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也討論了職業、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對人們作出遷移決定的影響[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個量化指標對城鄉人口遷移速度與發展進行了研究[28]。④城鄉關系協調及制度創新研究， 通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協調存在于城鄉各主體之間的關系。⑤城鄉隔離及重構研究， 目前各個國家均試圖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動政策等) 來重構歷史上的城鄉隔離;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蘭商務中出現的城鄉數字隔離的程度[29]。

2.3 鄉村景觀

鄉村景觀及規劃概念緣于邁克哈格( 1969) 、西蒙茲的( 1978) 和劉易斯( 1998) 對大地景觀概念和規劃的提出[30，31]。鄉村景觀規劃就是在綜合大地景觀和鄉村人居環境理論的基礎上， 對鄉村區域進行的綜合景觀規劃設計。目前鄉村景觀研究是景觀科學和景觀規劃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往往綜合景觀規劃學、景觀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加以研究[32]。地理學角度研究鄉村社會如何改變其生存的景觀和環境[33]。

當前國外對于鄉村景觀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鄉村景觀演變的動力機制研究， 無論對于生態學還是地理學， 分析景觀格局和動力機制是景觀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Nelson介紹了關于經濟、人口統計學和環境驅動力三維組合重構而成的美國西部鄉村景觀， 并認為作用于區域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移民， 流動人口的力量正轉變著區域的社會文化景觀( 圖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對諾曼底地區25 年來的景觀格局進行了分析， 發現導致鄉村景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三方面: 農業耕作的增強或廢棄、城市化對景觀構成的改變、地方保護政策的作用[35]。②鄉村景觀規劃， 它是一個人類與環境關系的調節工具。國外鄉村景觀規劃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開展較早的主要是歐洲一些國家， 對世界農業與鄉村景觀規劃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美國景觀環境規劃學之父Olmsted 認為， 景觀規劃不僅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城市環境，也要提供一個受保護的鄉村環境[31]， 同時研究也注意到景觀規劃面臨著文化景觀發展帶來的挑戰[36]。③鄉村景觀與人、文化、建筑等主體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認為文化景觀是物質與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觀感知的文化維[37]; Ruda 認為， 要使鄉村聚落保持可持續發展， 必須對建筑區與自然平衡、當地社區、歷史傳統及本土文化進行保護[38]。④不同國家、不同類型鄉村景觀的對比研究。Arriaza 等人對地中海地區兩個鄉村的若干圖片進行對比研究， 指出了與鄉村景觀視覺質量有關的要素， 并對其進行了排序[39]。⑤鄉村景觀感知與視覺評估， 研究認為鄉村景觀可以從視覺( 形態) 、感知( 內涵) 和經驗( 功能) 等方面進行分析與評估[40]。⑥鄉村景觀可持續研究。1996 年“歐洲鄉村景觀的未來”會議中， 分析了目前中歐與北歐地區人類對鄉村景觀的影響， 并研究了景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41]。同時一些研究也提出從景觀生態學角度恢復可持續的鄉村， 并保護鄉村景觀的多樣性。⑦“特殊的”鄉村景觀，如對性別及同性戀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過調查，認為農業中同樣存在著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貢獻[42，43]。

2.4 鄉村社會問題

鄉村發展的不同階段伴生著不同的社會問題， 國外不同學科學者對其研究一直十分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始終伴隨社會存在( 如貧困、社會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異， 而不同時期又會出現新問題。留學生論文 地理學者對鄉村社會問題的視角， 主要是社會問題對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的影響及由于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所形成的問題。

近來國外鄉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會問題及相應的研究: ①鄉村區域各主體間的沖突， 包括鄉村內部各階層間的沖突及鄉村與外部進入者間的沖突[44]。②貧困與就業， 是鄉村最古老的話題， 對于鄉村的貧困問題存在一定爭議， Cloke 將鄉村生活描述為田園詩畫， 一定程度掩蓋了英國農民的貧困， 但他指出應從政治上提高農村生活自身的收益、減少農民被剝奪的現象[5]。③不可進入性， 對于主流鄉村地理學者和規劃者， 可達性被看作是理解鄉村絕對的中心， 這種關注已在近來大量的著作中體現出來; Phillips 和Williams 對鄉村可進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進入性”和“社會不可進入性”[45]。④“特殊的”鄉村問題， 主要包括兒童、少數有色人種、無家可歸者[11]、男女同性戀和旅行團體等， 近年來這類問題的研究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研究認為在鄉村人們的實際境況與鄉村表面上平靜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會問題外， 鄉村還存在著住房、老齡化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各國此種問題的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不同國家對此研究的內容與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關研究

除上述幾大方面的研究外， 國外鄉村地理工作者對于影響鄉村發展的政策制度、熱點問題及突發事件等也有相應的研究。如杜贊奇從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 探討了隨著國家政權力量的滲入， 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 并提出了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網絡[46]; 經濟全球化對上述各要素的影響研究， 如McGee 探討了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47]等等。

3 結語

本文回顧了國外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歷程及各階段研究的重點內容， 并詳細介紹了當前國外這一領域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能夠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已受到關注， 并逐漸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學科特征。伴隨著20 世紀人文地理學的第三次轉型， 鄉村社會地理也出現明顯的文化及后現代轉向， 并且在未來一定時期內， 將成為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難發現，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 相應理論的進展相對較為緩慢， 全新理論的探索及學科的交叉研究， 將會是未來鄉村社會地理學研究的難點與突破點。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轉變、社會轉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社會分層日益嚴重， 如何從鄉村地理學角度加以研究; 學科交融與學科體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將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國外相比， 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尚處于起步、緩慢發展階段， 因而積極、科學地借鑒國外先行發展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有助于推動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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