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民幣匯率政策?，F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層面，即匯率的機制和匯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質有所不同，但相互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其次是名義匯率水平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人民幣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但這種提法并不嚴謹。因為匯率的市場是國際外匯市場，中國目前不是可兌換的貨幣，也不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實際是無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因此實際上需要從政府的意愿來決定匯率機制(exchangerateregime)問題。

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通常認為有九種匯率制度，1.自由浮動，2.管理浮動，3.目標區，4.一籃子釘住，5.爬行釘住，6.可調節釘住，7.真正固定釘住，8.聯系匯率制，9.貨幣聯盟。關于匯率機制的分析，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迄今為止的實證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匯率機制無關緊要，即所謂“匯率機制的中性假設”。國際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匯率機制好的討論并沒有定論。國內的討論中有一些觀點認為浮動匯率機制要優于固定匯率，而且認為這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實際是不了解國際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數十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并不影響人們承認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歐盟內部實行貨幣聯盟對于歐洲經濟的發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理論界很多人認可的是“兩極化”觀點(即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所代表的浮動匯率機制，和聯系匯率和貨幣聯盟所代表的固定匯率機制)，而不認同“中間匯率機制”(即上述第(3)，(4)，(5)，(6)種匯率機制)。所有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實行過不同的匯率機制。因此國際上近年有研究認為，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采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續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固定匯率機制的主要好處有兩點；

1、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有利于貿易和投資。

2、提供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信用的固定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目前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固定匯率也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匯率政策，實際上即使對于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中國實行固定匯率機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角度來看，改變匯率機制會增加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不利于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宜“退出”為好。

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民幣匯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這個結論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當前國內國外的討論中如此表態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要好的多。

這次表態還澄清了概念上的問題，即中美的雙邊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的多邊有效匯率，和實際多邊有效匯率(有效即指多邊，因此有時也常省略)對于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關討論中的常見現象。人民幣對于美元目前是釘住，但對于其他貨幣是浮動，因為美元對于這些貨幣的匯率是浮動。因此如果說在刺激經濟的特殊時期有特殊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即在一定時期我們實行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只對中美匯率可以成立，對于其他匯率是不成立的，對于實際多邊有效匯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討論是從多國的角度討論了進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情況，這樣分析對于反駁那些只談中美貿易，并認為只要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逆差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議論是合適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對于一個國家的貿易情況的評估就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實際上除了歐美市場外，中國還要面對其他的貿易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對美出口會擠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實際上所有具有制造業能力，同時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的對美出口都對美國制造業的工人產生壓力。所以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多邊的問題，而不是雙邊的問題。

但也要認識到，僅僅從貿易角度分析匯率問題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不夠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實。因為如果只談貿易，一旦貿易的形勢發生變化，現在有利的數據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較科學的分析是從國內國外兩個均衡來分析人民幣的估值問題，這樣是比較全面的分析，能夠更加有力的體現中國的利益。所謂外部均衡是指經常賬戶平衡(或國際收支平衡)，所謂內部均衡是指物價穩定前提下的充分就業。如果從這樣全面的角度分析問題，人民幣維持對于美元穩定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也成為抗擊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一種貨幣政策工具。

篇(2)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鄢魞r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篇(3)

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窗口之后，為了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十國集團于1971年12月18日簽訂了“史密森氏協議”。但1973年2月外匯市場上再度爆發的美元危機，使該協議壽終正寢，也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徹底崩潰。因此，一般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是從1974年開始的。雖然理論上它屬于匯率自由浮動的貨幣體系，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匯率一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現行國際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縱觀近代國際貨幣史，從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頓森林體系（1946-1971），再到現行的所謂牙買加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更替。而且，每種體系也都經歷了從建立、發展、完善直至最終崩潰的過程。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過程中，一個共同的特征是：體系內各國在經濟實力、經濟周期（從而政策目標）、政治權力等方面都存在差異。正是這種差異左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因為，一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要想能夠存在并正常運行，就必須在諸如貨幣本位確定、匯率制度安排、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形成以及國際清償能力供給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和運行機制。而這種差異使得相應的規則和運行機制相對于體系內不同國家而言不均衡。換言之，遵守規則的成本與收益權衡因國家不同而不同，運行機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權衡也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稱這種不均衡性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從1870年至今，這種不對稱性始終存在。具體說，在每種形態的國際貨幣體系時期，體系內國家都可被劃分為兩個集團——核心和。在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國居于支配地位，這一地位使得核心國與國相比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來實現自身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國與國之間的這種不對稱性，以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變或放棄體系規則。

國不執行統一體系規則以及核心國濫用特權的道德風險、國退出體系的威脅、核心國對國所施加的經濟乃至政治上的壓力、核心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體系穩定所作的妥協和讓步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體系規則的調整、核心國地位的喪失甚至體系的崩潰。

簡言之，正是這種不對稱性以及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將重點分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其鮮明特征：美元霸權依舊，但面臨的挑戰更多；國集團化。20世紀70年代末，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建立以及轉型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國不但在數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漸分化為特點明確的兩大集團：第一集團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現今還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越來越關心國際投資頭寸的收益風險關系，越來越關心其頭寸在美國的暴露程度，在這些國家，其匯率政策是對美元浮動（世紀之交誕生的歐元區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歐盟中有12個國家統一貨幣，共同對美元浮動）；第二集團則主要由亞洲及部分美洲國家組成，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向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出口；當進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長時，逐漸增加的官方儲備就直接用來購買美國證券；其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在國中，日本較為特殊—從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看，他接近第一集團，從貿易角度看，他應屬于第二集團；浮動與固定并存。在現行貨幣體系下，從較為清潔的浮動匯率制到硬約束的貨幣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

以上特征決定了現行貨幣體系獨特的不對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國，美元職能不對稱。眾所周知，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同時行使著國際清算、國際干預與國際儲備職能。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戰略或者宏觀經濟目標的差異，美元在不同國的職能側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團，多數國家政府強調趕超型的經濟增長戰略，而且就業壓力以及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為了貫徹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第二集團國家更側重經常帳戶的盈余，因而傾向于管制其匯率、限制其貨幣升值的貨幣政策，出于干預外匯市場和預防投機性攻擊的目的，他們更強調美元的國際干預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主要表現為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的頻繁干預（以維持本幣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和官方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與第二集團相比，在第一集團，其經濟實力更強、經濟結構更合理、市場經濟機制更完善、生產力也更先進，在許多經濟領域和環節具有與核心國抗衡甚至領先的實力。因而其更強調與核心國平等競爭的發展戰略，更關注國際投資頭寸管理及資本金融帳戶平衡。在市場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動的匯率來調節。一般地，其貨幣當局不主動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門決定。由于市場對美元的長期信用存在疑慮，因此其本幣對美元有升值的趨勢，這使得第一集團從總體上更強調美元的國際清算職能而不是國際干預和儲備職能。

2.在國，對核心國要求權的積累主體不對稱。這里所謂的國對美國的要求權主要是指國政府或私人部門持有美元或美國債券而產生的對美國的追索和要求權?；谝陨详P于美元職能不對稱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團，對美國要求權的最主要主體是政府和貨幣當局。他們對積累美元儲備有著強烈的愿望，官方外匯儲備總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進而成為美國財政部債券執著而穩定的需求者。其結果是既維持了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信用（美元對其貨幣總體升值）又壓低了美國總體利率水平?？傊鼜目陀^上支持了美國擴張的貨幣政策。

而在第一集團，對美元和美元債券的需求主體主要是私人部門。當這些部門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團的政府那樣只將其用于儲備和購買美國國債，而是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的投資，既包括面向美國的直接投資也包括間接投資（主要是購買美國債券、股票及其他美國貨幣市場工具等）；同時，值得強調的是，出于資產選擇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們也將其部分美元資產投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另外，由于近年來其本幣相對于美元總體存在升值趨勢，出于對美元信用的擔心，他們也會將部分所持美元兌換為本幣或其他強勢貨幣。總之，相對于第二集團，第一集團的行為對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幾乎相反——對美國實施過于寬松貨幣政策具有約束作用。

3.國際收支調節機制不對稱。在核心國，強勢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對優化的經濟結構，使其調節機制具有不同于體系內任何國家的特征：一般情況下，并不追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匯率調整來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動調節。當經常帳戶逆差過大，就業形勢嚴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時，其調節手段也不像其他國家那樣以采取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而是依仗其霸權地位，在頻繁實施貿易制裁的同時，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團國家貨幣升值或對美擴大進口。相對于核心國，國（尤其是第二集團國家）更追求經常帳戶的平衡和盈余，而且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團，當一國采取釘住美元的制度時，調節“平衡”的義務全靠自己承擔。為了增加就業、維持出口引致的經濟增長，其既要以更優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也要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促進出口。其結果是實際稀缺資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確定性的美元儲備的大量積累。

而在第一集團內，雖然以浮動匯率制為基礎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與核心國相似，但仍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與美元相比，各國貨幣處于明顯劣勢，即沒有像美元那樣有堅實而穩定的需求作支撐。因此它難以依賴像核心國那樣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財政預算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相對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門普遍存在的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貨幣對美元呈系統性的升值趨勢。相對堅挺的本幣雖有利于第一集團國家私人經濟的經濟部門對核心國的投資，但他們又擔心國際投資頭寸在核心國的過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對核心國貿易的難度。其結果是時常爆發與核心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應對和彌補與核心國在調節機制上的不對稱性，擺脫對核心國的過分依賴，第一集團國家之間加強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以擴大“內需”，其典型代表是歐元區。歐元區的建立增強了區內國家管理內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及強制性財政政策的硬約束也同時使其整體經濟增長難以協調運行。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

（一）現行體系所經歷的變化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雖然美國仍是現行體系下的惟一核心國，且美元仍處于絕對支配地位，但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經濟環境卻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頓森林時期，對于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的管理，國一般情況下具有單個國家動機特征；而在現行體系下則具有集體動機的特征。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國的個數更多，且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國家更加采取集體行動和跨國管理；相比之下，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標優先權也存在差異；另外，亞洲國家區域性合作水平現狀甚至不及40年前的歐洲。歐元取代英鎊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國（美國）承諾維持其幣值穩定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自由兌換時期，由于美元與黃金掛鉤，因此這種承諾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現在，美國政策決策者的意圖更加模糊，美元維持其對外幣價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資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難，從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團國家的貨幣當局如今為維持現狀而進行的沖銷和干預操作范圍更廣、成本更高，爆發由預期性投機攻擊所致的貨幣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更大。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逐步自由化，維持國內高儲蓄率和低估本幣越來越難以保證額外投資以可貿易品部門為中心。

（二）核心國與國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

在現行體系下，從匯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團國家較第二集團國家更具有相對獨立性。尤其是歐元區，其貨幣作為事實上的第二主要儲備貨幣，最接近核心國的特征。況且，在金本位時期，英、法、德、美被認為同屬于核心國。因此，在現行貨幣體系下，歐元區是否愿意以及能否進入體系的核心，是決定體系演進的關鍵因素之一。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決心繼承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傳統——把物價穩定作為其最終目標。也就是說，從現實情況看，歐洲央行給予國內貨幣政策軌道以優先權，但其物價穩定的最終目標與匯率政策之間出現沖突的概率相當高。而且，歐元區部長理事會的“匯率導向”與歐洲央行董事會的政策之間也常常不一致。這些沖突以及歐元區與美國商業周期發展的差異等因素將導致市場對歐元信心的波動。歐元匯率的波動將阻止或延緩歐元區進入核心國的步伐，但歐元的相對堅挺以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諸因素勢必使第二集團愿意持有更多的歐元儲備。

在第二集團這種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絕對核心地位仍難以動搖，因此這種多元化必將表現為儲備資產的凈增長，其結果是加大第二集團整體的通貨膨脹壓力。而舒緩通脹壓力的途徑包括：放棄釘住美元制；向美元儲備索要更高的利率；減少美元儲備的比重。

在美元儲備資產增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下，放棄釘住美元的結果是第二集團國家本幣總體對美元升值，進而導致對美順差收縮?？紤]到歐元在國際貨幣中相對堅挺的表現以及第二集團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出口，并以此作為進一步積累歐元儲備的重要手段。此時，若歐元區仍堅持剛性的財政預算約束及穩定的物價目標而不愿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歐元流動性，則第二集團勢必會擴大對歐元區的進口，否則歐元儲備將支付更高的成本。這樣，第二集團與歐元區將達到更大規模的互惠貿易水平。從較長期來看，當第二集團與歐元區貿易依存度達到的相當水平后，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下降，從而形成對美國擴張貨幣政策的約束性。若第二集團的貨幣政策存在區域性的協同性，則有可能形成美元、歐元及第二集團貨幣之間“三足鼎立”的相對穩定態勢。其性質是相互制約的貨幣體系。

若歐元區有意加快進入核心國的步伐，將會向第二集團提供更多的流動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這將加速第二集團降低美元儲備的比重。但與此同時，歐洲央行也必須增加美元儲備以干預美元與歐元的雙邊匯率，使其更為穩定。當然，當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會尋求更穩定的匯率以擴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資本的流入。因此，美歐之間為了降低匯率波動的成本，勢必強化諸如《廣場協議》（1985年9月）和《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式的旨在穩定匯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歐之間這種競爭性貨幣合作關系若能持續，也將降低第二集團儲備資產多樣化的成本，從而最終走向釘住以美元、歐元為關鍵貨幣的貨幣籃子制度，形成美歐為核心、第二集團為的匯率相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

總之，核心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的相互作用決定著現行體系的演進趨勢。但歐元區以及中國和東亞區其它國家的政策選擇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變革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趨勢對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的走勢和變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論歐元區選擇維持現有的政策目標不變還是有意向貨幣體系的核心靠攏，國際貨幣體系都將會向著保持美國、第一集團、第二集團之間雙邊和多邊匯率相對穩定的方向發展。如果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朝著更加協調一致、匯率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則將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這種演進趨勢。但是，考慮到未來第二集團各國的貨幣對美元或歐元僅是相對穩定而非絕對固定的關系，因此亞洲貨幣合作的目標應該是亞洲其他國家貨幣釘住亞洲關鍵貨幣（如，人民幣或日元），而亞洲關鍵貨幣應采取釘住主要以美元和歐元為籃子貨幣的貨幣籃子，以便使其對美元和歐元匯率均具有相對的彈性。換言之，亞洲的關鍵貨幣不宜只對美元和歐元中的其一浮動而對另一貨幣固定，因為這不利于促進未來更為穩定和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假定中國經濟能夠保持現行的經濟增長趨勢，人民幣至少會成為亞洲關鍵貨幣之一。從眼前看，中國的經濟基礎和人民幣的市場信用尚不具備對美元大幅浮動的實力。人民幣的匯率制度安排應能夠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則應是能應變美元和歐元相對地位的調整及中國與第一集團國家經濟往來規模的變化。也就是說，以維持對美元相對固定的匯率為基礎，同時適當增加市場調節的作用以逐漸應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

具體地說，在中短期內，當人民幣與核心國貨幣匯率水平偏離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匯儲備變動或貿易摩擦等成本過高時，可以對人民幣匯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躍性”的調整，以減低成本。這里所謂的“跳躍性”是指調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調整的次數和時機則以盡量減小市場投機預期和投機攻擊為原則。

在調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應保持人民幣對核心國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是以當前核心國貨幣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現實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對核心國貨幣相對穩定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對外貿易和經濟交往，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和價值穩定，也有利于防范貨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為了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更加穩定和均衡的方向演進，在增強亞洲貨幣合作中人民幣地位的同時，人民幣匯率應逐漸朝著對美元和歐元保持相對彈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央行欲逐漸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的承諾是正確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簡單地釘住籃子貨幣，而是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相協調，逐漸微調籃子中美元、歐元以及其它一些相關國際貨幣的權重。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結論：首先，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將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較長期選擇，但人民幣相對美元的浮動區間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漸擴大的前提下呈現波動性；其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可能會體現出一定的“跳躍性”，即在總體上呈現波動區間相對狹窄的同時，偶爾會在一定的時段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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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來

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F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捎^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來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篇(5)

關鍵詞:購買力平價;長期;匯率

一、引言

由于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并伴隨著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給我國進出口貿易帶來了極大壓力。人民幣匯率在未來是否會停止升值步伐,緩解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已成為我國政府和大量進出口企業關注的焦點。

一些國際組織機構經?；谫徺I力平價理論來比較各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并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他們都是以“PPP理論在實踐中是成立的”作為前提。然而,關于這一前提,自其創建之日起就不斷受到各種觀點與檢驗方法的挑戰。

二、購買力平價職稱論文

(一)購買力平價的產生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Parity,PPP)理論是采用一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來確定各種貨幣之間的比價問題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最初由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Cassel)提出,決定的是即期匯率。其中心思想是:兩國貨幣的匯率是由兩國物價水平之比來確定。

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學說又分為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

1.絕對購買力平價

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即一個國家的貨幣與另外一個國家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之比來決定的。貨幣的國內購買力體現在商品的價格水平上,即商品價格的倒數,故兩種貨幣之間的匯率水平是由兩國國內物價水平之比決定的。

R=PA/PB

其中:R為絕對購買力平價下的匯率;

PA為A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PB為B國的一般物價水平;

以上公式表明,在某一時期,當A國價格不變,而B國價格上漲,則B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下降,表現為一單位A國貨幣可以交換到更多的B國貨幣,即A國貨幣出現升值,B國貨幣出現貶值。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按照兩國貨幣在各自國內的購買力確定的匯率水平應該是一種長期均衡匯率。當實際匯率與長期均衡匯率之間出現偏差時,實際匯率將不斷調整,最終要趨向均衡匯率水平。

2.相對購買力平價

相對購買力平價是在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卡塞爾認為,在計算絕對購買力平價時,兩國物價水平數據的獲得很困難,而兩國物價水平變動即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率容易獲得。

用公式表示是:

R1=R0(IA/IB)

其中:R1代表通貨膨脹后兩國貨幣間的新的匯率;

R0代表兩國通貨膨脹前兩國貨幣的匯率,又稱基期匯率;

IA代表A國的通貨膨脹率,IB代表B國的通貨膨脹率。

(二)購買力平價的發展

購買力平價理論具有內在的簡單性,從購買力的角度分析貨幣的交換問題,非常符合邏輯、易于理解;同時,它的表達形式也較直觀。所以,匯率水平的分析和政策研究經常用到購買力平價。但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在早期,它曾被認為是一個公理,隨后不斷有人對購買力平價理論提出修正。早在20世紀30年代,哈羅德(Harrod)就指出,國內外有差異的生產率水平將會導致對絕對購買力平價持久的背離。巴拉薩(Balassa,1964)和薩繆爾森(Samuelson,1964)分別正式地論證了對PPP系統性的“生產率偏離”(Productivitybias):一國可貿易品適用一價法則,因此可貿易品的生產率的提高推動有關產業工資上升,從而推動全國性工資上調,但是非貿易品的生產率無法同步提升,因此其成本和價格必然上漲,從而導致該國的相對物價水平上漲。從長期看,實際經濟因素的變動(如國內外生產率差異)會使名義匯率與傳統購買力平價產生永久性的偏離。這一修正稱為PPP理論的巴拉薩-薩繆爾森修正(BalassaSamuelsonQualification)。

克拉維斯(Karvis)和利普西(Lipsey,1983)及巴格瓦蒂(Bhagwati,1984)也得出同樣結論,但是他們強調生產要素的素質差異和生產要素報酬的不同。Niehans(1984)認為,PPP公式中所表示的匯率和價格之間的聯系,并不表示匯率的變化來源于價格,爭論匯率和價格誰決定誰,沒有實際意義。而Frenkel(1978)在使用不同的價格指數驗證了匯率變化同兩國價格比率之間關系后得出結論:PPP不能作為匯率和價格聯系的機制,只能視為研究價格和匯率決定的捷徑,不能視為一個完善的匯率理論。但無論如何,經濟學家對匯率與物價變動之間存在一定聯系的判斷給予了認可。

現代購買力平價說包括成本購買力平價、多國購買力平價、事前購買力平價和貨幣主義的購買力平價說,它們對傳統的購買力平價說進行修正和改造。

(三)PPP測算研究

有關世界各國PPP的測算研究主要有:“世界銀行Atlas方法”、簡化信息方法、國際比較項目、生產法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然而,各種研究結論并未達成一致。PPP可以針對一國、一地區、一個產業而定。如未特指,則PPP通常是對GDP而言。計算PPP大多使用支出法和生產法。

三、購買力平價對人民幣匯率局限性的原因

雖然有不少文獻認為“PPP理論在短期不成立但在長期可能是成立的”,但本文通過研究發現,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購買力平價理論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并不完全成立。

(一)匯率反映的是兩國貿易商品價格的比率

用反映全部商品的CPI來解釋匯率的變動,顯然存在著一定缺陷,而且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也不同,兩國的CPI所包含的商品及其權數也就相差較大,這種價格指數并不嚴格符合購買力平價理論的要求。在一國消費物價指數中包括的商品在計算另一國消費物價指數時可能就沒有,這種價格指數是不符合傳統購買力平價理論要求的。

(二)匯率變動的影響因素有很多

如一國的勞動生產率、利率和資本流動等其它經濟變量,一國實行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匯率政策,而不僅僅只受價格變動的影響;

(三)與匯率體制與貿易政策有關

雖然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我國對匯率浮動管理的嚴格程度遠高于美國。此外,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貿管理政策奉行“獎出限進”,致使經常項目順差十分嚴重,大量外幣的流入導致外匯供求關系嚴重扭曲,所以體制的影響遠大于經濟變量的影響。

實際上,現代的匯率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決定。另一方面,匯率要為穩定宏觀經濟、促進本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服務,匯率要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作為不可缺少的宏觀調控手段。但是現有的匯率決定理論,包括購買力平價理論卻沒有考慮匯率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手段的性質。

(四)購買力平價模型所提供的均衡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年的影響

主觀判斷或因觀察能力、技術和數據不足等問題,基年選擇十分困難,基年不同,均衡匯率就不同,缺乏科學性。

(五)貿易壁壘和交易成本等的存在

Cassel的PPP理論是建立在一個較理想的交易狀態下,如不存在交易成本等等,這是與現實中各國的商品貿易不符的。

四、結束語

購買力平價理論描述的是在理想狀態下匯率與兩國物價的絕對水平和通脹率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看,購買力平價理論較為合理地解釋了匯率的決定基礎,所以,雖然購買力平價理論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對匯率的影響,但匯率向購買力平價仍在起作用,所以該學說至今仍受到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視,在基礎分析中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匯率走勢的數學模型。由于購買力平價不能很好地解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因此單純利用購買力平價方法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并據此制定相關經濟政策來刺激出口、緩解當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毫無疑問不可行。即使認為PPP理論是一種決定長期均衡匯率的有效方法,這種超長期有效的理論也不能指導我國目前的匯率改革,難以成為制定匯率政策的依據。因此,我們不應當只局限于購買力平價理論,而應該去尋找一種既能有效解釋人民幣匯率變動,又能指導匯率改革的中長期匯率均衡理論。

對于我國而言,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應防止其劇烈變動,而使其處于一種溫和的變化態勢,央行應當仔細觀察中美兩國的物價變化情況和利率水平,立足于國內確定政策工具,并據此制定基于人民幣匯率基礎之上的貨幣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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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言慧.關于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研究綜述[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7,(2).

篇(6)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財務影響

自2005年7月21日以后，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從改革運行至今,人民幣對美元表現有升有降,對歐元、日元趨勢也是如此,但幅度不大。盡管如此，來自各方面的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仍然不小，目前，國內的許多學者對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等方面，對于人民幣升值的財務影響及對策方面卻極少涉及。本文在假定人民幣匯率仍有升值壓力的前提下，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公司財務的影響，并提出化解匯率風險的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公司財務的影響

對公司財務費用的影響

財務費用是公司當期發生的費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本期發生的直接計入損益的費用，財務費用的大小將影響公司的凈利潤。匯兌損益是財務費用核算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是指在持有外幣貨幣資產和負債期間，由于外幣匯率變動而引起的外幣資產或負債的價值發生變動而產生的損益。

人民幣升值影響公司財務費用體現在：人民幣升值后，等量的外幣只能換回較少的人民幣，對于擁有外幣債務余額（如外幣短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賬款）的公司，外債折算為人民幣后的匯兌損益將會減少，從而減少財務費用，而財務費用具有稅收擋板的作用，它的減少將增加當期的凈利潤。因此，人民幣升值后，擁有外幣借款、應付賬款等外債的公司將因此受益。如某公司2004年底有日元貸款折合人民幣為15億元，人民幣升值2%將因此每年減少公司財務費用450萬元（利息支出減少150萬元，本金減少300萬元），對公司整體盈利狀況影響接近0.01元/股。對于擁有外幣貨幣性資產（如外幣現金、外幣銀行存款、應收賬款）的公司，人民幣升值后，用人民幣計價的匯兌損益將會增加，從而增加財務費用，減少當期的凈利潤。因此，人民幣升值后，擁有外幣貨幣性資產的公司將因此遭受損失。如某電廠擁有1.79億美元和141億日元的應收賬款，人民幣升值2%將使公司增加約人民幣300萬元的財務費用，這將影響到公司整體盈利狀況。

對公司籌資成本的影響

匯率的“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流入的國際直接投資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截至2004年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6099億美元，較2003年年底增加了51.3%，成為2004年全球外匯儲備增加最多的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外匯儲備的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又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劇了國際短期資本的流入。

我國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影響了外商對我國的投資熱情，導致海外對華投資的縮減。據報告，受人民幣升值影響，我國2005年7月末外匯存款余額1605億美元，比上月減少48億美元；8月末，外匯存款余額為1611億美元，雖比上月增加6億美元，但遠低于8月份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額4364億元。從籌資的角度看，缺少外資或者是外資驟減將影響公司的權益資金的籌集，當公司急需資金時，只能轉向其他的負債融資。受資金供求關系的影響，在資金供給數量一定的情況下，資金需求量增加，籌資成本必然上升。同時，負債資金增加，將帶來財務杠桿的效應，如果投資利潤率高于資金成本率，則負債融資將為公司帶來額外的收益，反之，將給公司帶來較大的財務風險，影響公司的效益。

對營業費用的影響

營業費用是指公司銷售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包括運輸費、展覽費、廣告費以及為銷售本公司產品而專設的銷售機構（含銷售網點、售后服務網點等）的職工工資及福利費。營業費用直接計入當期損益，營業費用的大小將影響公司當期的業績。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大幅提高，國際貿易盈余、外國直接投資、外匯儲備持續增加，西方發達國家感到了壓力，擔心我國會影響其在全球的經濟利益，因此，世界主要國家仍就人民幣升值問題向我國施壓，希望通過提升幣值的方式，削弱我國產品提高本國產品的國際竟爭力，達到維護本國產業和經濟利益的目的。

人民幣升值將對以價格優勢為特色的我國產品造成嚴重打擊。由于人民幣升值后，進口受到鼓勵，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出口減少，結果，本國市場上供給越來越多，本國商品和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激烈，為使公司的商品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定的份額，增加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許多公司將會在營銷方面多下功夫，如擴大產品宣傳、增設銷售網點等，屆時，營業費用將大幅增加，影響公司的經營業績。

應對人民幣升值的財務對策

關注匯率的變動趨勢

要關注美日等國對人民幣匯率態度。以美日等為代表的各國對人民幣的態度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趨勢。2003年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日本、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到了2005年前后，國外分散的壓力逐步演變成為發達國家的國際共識：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于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徑直要求人民幣升值。在此背景下，盡管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有所上調，但上調的幅度不大，未達到西方主要國家的預期，人民幣來自國外的升值壓力仍然不小。

關注美國聯邦基金加息情況。按理說,美元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因為,美元利率的持續上升支撐了美元,美元資產的吸引力會引起國際熱錢回流美國。尤其是在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平穩實施后,目前美元短期利率已上升至4%,高過人民幣短期利率2.25%（稅后利率約為1.8%）的水平,由此將大大緩解國際熱錢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巨大沖擊。但有專家分析指出,當前人民幣的升值幅度仍然遠遠低于美國等國的預期目標。當人民幣升值幅度難以滿足它們的要求時,人民幣升值壓力就很難減輕,相反這種壓力將長期存在。所以,美元持續升息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壓力將繼續以經濟問題的形式來反映政治問題的實質而長期存在。

關注國內學者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國內的一些知名學者，專門研究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匯率升值的幅度、時機，升值后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等。這些對于公司財務管理人員來說，是很好的參考資料。此外，人民幣匯率變動后，市場上的各種價格會隨之發生變動，諸多因素，例如大宗商品的價格，房地產價格，都會有影響。

作為公司財務管理人員，應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關注人民幣升值對產業內部可能造成的影響，時刻保持警惕性，及時調整相應的財務決策，減少匯率波動所帶來的損失。

適量持有外幣靈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美元/人民幣官方匯率由8.27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幅約2%。人行還宣布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0.15%幅度內浮動。作為公司財務管理人員，應堅持“盡早結匯，適量持有外幣、靈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的原則?！氨M早結匯”是指公司收到外幣時，盡快結算成人民幣，由于人民幣還有升值的趨勢，央行總是根據實際經濟運行狀況來決定人民幣升值的時機和幅度的,所以財務管理人員應認真分析匯率的發展趨勢，減少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幣升值對公司的沖擊?！斑m量持有外幣”是指對于出口、進口額均較大的外貿公司，可持有適量外幣以應付日常之需，避免因外幣不足所引起的短缺成本的增加，但應注意持有外幣的時間不宜過長，以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損失?！办`活管理外幣債權債務”是指公司對于外幣類債權債務的管理要講究方法，權衡利弊，選擇能降低財務費用、使公司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如對于外幣“應收賬款”，要講究收賬政策和收賬方法，改變信用政策，加速資金的回籠。而對于外幣“應付賬款”，在不影響公司信譽的情況下，盡量延遲進口材料或延遲付款，或改變貨款結算方式，如采取遠期信用證結算方式或以人民幣計價等。

適當增加外幣債務

如果一些外資預計人民幣將進一步升值，必將選擇最佳時機大量涌入中國，但因一時找不到好項目，就先存放在銀行，到時資金供給將相對充裕，籌資成本會有所下降，公司可利用這一時機適當多舉債，較好地利用財務桿杠為公司帶來收益。所以，對于有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公司來說，可適當增加美元債務，這是一種較好降低融資成本的財務決策。增加美元債務的方法很多,諸如增加美元貸款、借外幣負債、將人民幣借貸變成外匯借貸、盡可能償還人民幣貸款、將要到期的國外貸款推遲還款等。

加強公司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包括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等五個相互聯系的要素。嚴謹的內部控制，要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實行全方位的有效控制，把公司的各項經濟活動全面置于經濟監控之中。由于匯率升值后可能影響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足，公司可重點從以下方面加強內部控制，一定程度上抵消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營業費用增加的影響：

加強資金管理。要由專門的財務人員對資金特別是外幣資金的籌集、調度、使用、分配等進行籌劃，并由相關人員實行嚴格控制，防止資金體外循環。

嚴格控制成本費用。公司可在成本控制和定價上下功夫，降低成本應從現在逐步開始，待人民幣升值時，公司依然能夠向客戶報出有競爭力的價格。對于成本控制，可在“采購成本和制造成本”上下功夫，并盡可能“降低費用率”等。如福耀玻璃公司推出了一整套“全面的戰略成本規劃”，通過降低設備使用成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和提升工藝和技術水平，保持成本競爭優勢。預計公司到2006年能夠將成本降低15％－20％，因此，即使人民幣有一定幅度的升值，“福耀”也能夠保持成本和價格的競爭優勢。

建立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把財務管理人員的短期行為長期化。公司可以根據其自身的特點和需要建立相應激勵約束機制，通過公司的激勵和約束，使公司財務人員更關注匯率的影響及公司長遠的發展，及時采取策略應對人民幣升值對公司的影響，提高公司的效益。

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的匯率自由化應是大勢所趨。不管國際市場有沒有施加壓力，中國目前出口強勁，外匯儲備充足，對外部環境變化也有了較強的承受力，逐步調整人民幣匯率、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我國未來的匯率趨勢。作為財務管理人員，應未雨綢繆，關注時勢的發展變化，從成本控制、增加原材料進口等方面，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積極籌劃，即使不久的將來人民幣再升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匯率風險。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國際收支;外匯管理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各國貨幣對美元或出現較大幅度貶值,或表現的十分疲軟。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民幣匯率卻表現的異常穩定,成為全球最堅挺的貨幣。盡管如此,國內外市場上還是產生了強烈的人民幣將貶值的心理預期。從國外看,有人認為人民幣貶值是遲早的事。從國內看,1998年1月和7月,在各大城市出現了兩次黑市炒匯;另一方面,部分企業騙匯、逃匯、資本外逃問題十分嚴重。這些現象說明國內外人們對于人民幣匯率缺乏信心。在不兌現信用貨幣制度下,信心問題對貨幣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所謂信心主要指某種貨幣的持有者愿意繼續保有它,而不會發生驚慌地從一種儲備貨幣轉向另一種儲備貨幣的情形。在上述背景下,針對國內外對人民幣匯率所持的懷疑態度,中國政府多次強調人民幣不會貶值,以此增強人們對人民幣的信心。那么是否說,中國政府強調穩定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就穩定了呢?換句話說,是一種權益之計,政治上的需要還是基本經濟因素起作用呢?人民幣匯率今后走勢將如何呢?

一、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直接因素

國際收支狀況是決定和影響一定貨幣匯率變化的直接因素。一國國際收支發生順差,就會引起外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供應增加,順差國的貨幣匯率就會上升;反之,一國國際收支逆差,就會引起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應短缺,逆差國的貨幣匯率就會下跌。就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看,1994年以來,國際收支連年順差,其中外貿順差,資本項目下凈流入,外匯儲備連年增長,由1993年底212億增加到1998年底1450億美元。人民幣匯率穩定,由1994年底并軌時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升值到1美元兌換83元人民幣。這表明國內外匯市場在相當長時期內已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幣有升值的要求。為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入市操作,收兌美元投放人民幣。但基礎貨幣投放過多,又使央行貨幣政策選擇空間狹小。因此,政府適時推出外匯改革措施。一是擴大居民因私出國個人用匯的范圍和標準;二是把外商投資企業納入結售匯體系;三是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中資企業保留一定額度的現匯。這一系列改革使人民幣沒能進一步升值,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在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的情況下,我國未來的國際收支會如何演變,這將直接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走向。

1貿易收支狀況分析。從中長期看,貿易收支狀況在整個國際收支中具有決定的意義。1997年,我國外貿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當年外貿進出口總額325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1%。其中出口1827億美元,增長209%,進口14236億美元,增長25%,全年貿易順差403億美元。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日益顯露和加深,全年實現外貿進出口額3239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05%,進口14017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5%,貿易順差4359億美元。1999年,我國外貿仍面臨較大的困難和挑戰,但仔細分析,也面臨一些有利因素。從外部看,對我國外貿出口影響最大的亞洲金融危機各國和地區的金融形勢已經穩定,經濟已度過最困難的時期,1999年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經濟會出現恢復性增長。貨幣幣值穩定并可能出現一定程度升值,這有利于我國恢復對該地區的出口。同時,我國實施的出口多元化戰略仍會繼續發揮作用。從內部看,決定貿易收支最基本的因素是國內經濟狀況。1999年,我國國民經濟將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社會商品零售物價將在低位徘徊。在這樣的局面下,外貿出口面臨的有利因素是:首先國家對外貿出口給予政策支持。國家采用出口退稅、稅收優惠、出口信貸等手段鼓勵出口。由于亞洲貨幣貶值的壓力,國家一方面加快了出口退稅進度。另一方面,從1998年1月1日起提高紡織品和機械產品的出口退稅率,6月1日起提高煤炭、鋼鐵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1999年1月1日起又一次提高了機電、紡織、鋼材、水泥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適當的提高出口退稅率可以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增強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同時,銀行加大對外貿企業支持力度,對產品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優先提供貸款;特別是對機電產品出口給予政策支持;提高向外經貿企業貸款比例。這些政策措施使企業資金緊張狀況明顯改善。其次,出口成本的穩定為出口增長提供了條件。企業產品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工資、運費及稅金構成。從原材料看,1994年以來,由于人民幣持續小幅升值,這使得以進口原材料從事生產的外貿企業成本相應下降。與此同時,國內物價逐步下降,原材料價格也呈跌勢。從工資看,我國工資增長率不斷下降。自1995年以來,我國工資增長率下降30%多。原材料和工資下降,使企業換匯成本下降。據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統計,1997年退稅后出口換匯成本為7966元人民幣。估計1998年以后仍會大體如此。這是因為,一是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六次降息,貸款利率水平不斷下降;二是1997年10月中國又一次較大幅度地降低關稅,幅度達26%,這使以進口原料和中間產品從事加工的出口企業可以相應地降低其成本;三是物價穩定,并略有下降,因此,可為出口的穩定和增長創造相應的條件。再次,國有外貿企業積極轉變經營機制和增長方式。近年來,隨著外貿體制的改革,現代企業制度逐步確立,以及人民幣小幅升值的壓力,使國有外貿企業逐漸改變了過去那種依靠本幣貶值刺激出口的粗放型經營方式。開始加強管理,挖掘內部潛力,大力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加快技術改造,調整商品出口結構,實行多元化市場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逐漸走上效益型的對外貿易之路。因此,作為出口規模擴張主導因素的一般貿易,其增長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已相對穩定,今后將繼續發揮作用。第四,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勢頭強勁,成為對外貿易的生力軍。外商投資企業總體技術水平較高,對外熟悉國際市場,應變能力強;對內管理完善,機制靈活,企業新建,人員負擔輕,自有資金充裕,成本控制好,同時又可享受有關優惠政策。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其出口換匯成本普遍低于中資企業。出口增長速度較快,在全國總出口額中所占比例從前幾年的10%上升到1997年的407%,1998年進一步上升為42%。上述分析表明,現行的匯率水平是有利于出口的。亞洲金融危機后,在東亞各國貨幣大幅貶值的嚴峻形勢下,1997、1998年貿易順差403億、3459億美元也支持這一論點。事實有力地證明了至少在目前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高估問題。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1998年我國出口增速下降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向亞洲出口大幅下降的影響,應該說主要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當然,在現行的匯率水平下,部分企業、主要是中資企業出口虧損,企業在補償可變資本后,僅能補償部分不變資本。但即使這樣,國內宏觀經濟供大于求的總體格局迫使企業通過出口去尋求市場,這既符合企業本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也符合社會需要和利益,同時也會獲得政府的支持。

2資本收支狀況分析。影響外匯供求從而影響貨幣匯率的還有資本項目收支狀況。當一國有資本大量流入時,在外匯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外匯匯率下跌;反之,外匯求過于供,外匯匯率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流入中國的外資4200多億美元,其中2747億美元為直接投資,外債為1460億美元。在借入的1460億美元外債中,85%左右是長期債務,僅有15%是短期債務,外債結構合理,無論償債率、負債率和短期債務比率都大大低于國際通行標準。具體看,從1994年以來,資本項目下凈流入規模較大且比較穩定,1994、1995、1996、1997年四年實際利用外資分別為326億美元、370億美元、400億美元、452億美元。我國連續四年成為全球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居第二位的國家。外資大規模的流入,外匯供過于求,給人民幣帶來了較大的升值壓力,為避免本幣升值幅度過大給我國出口帶來不利影響,央行入市在外匯市場上大規模收購美元。可以說,近年人民幣處于升值狀態是市場供求關系演變和央行干預的結果。央行不會也不應該在貿易持續順差并規模較大時應部分企業要求及市場預期引導本幣貶值。亞洲金融危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吸引外資,但影響不大。這是因為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主要的不是取決于東南亞有關國家的對華投資。因此,近期我國外資流入規模仍將處于較高水平。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為抵消其對我國吸引外資的消極影響,1998年我國政府已出臺了進一步吸引外資政策措施,其主要有:第一,實行優惠政策。對外商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項目需進口的設備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投資于其他鼓勵類項目需進口設備減半征收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第二,補充修改《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加大開放的程度,拓寬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引導外商投資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第三,引導和鼓勵外商到中西部投資。對我國產業政策中限制外商投資,但能發揮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的項目允許外商在中西部興辦;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和沿邊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優惠政策。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將在今后發揮作用。同時,由于我國避免了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減少了投資風險,增強了外商投資的信心。1998年1—11月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417億美元。中國仍然被列為最佳的投資國之一。因此,可以預計,從中長期看,只要中國改革開放方針不改變,外資就會繼續大量流入。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進入長期穩定發展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結構調整,巨大的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的擴張潛力,極高的儲蓄率所轉化的投資率,低廉的勞動成本和充裕的人材,教育投資的持續增長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高新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政治的穩定等已經變成投資的良好預期。

分析顯示,中國的國際收支短期內不會發生逆轉,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直接因素。

二、低水平的通貨膨脹是人民幣匯率長期穩定的根本原因

在當代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下,兩國貨幣之間的比率,從根本上來說是由各自所代表的價值量決定的。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是對內價值的體現。物價是一國貨幣價值在商品市場的體現。通貨膨脹就意味著該國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下降,因此,國內外通貨膨脹率的差異是決定匯率長期趨勢中的基本因素。在國內外商品市場相互聯系的條件下,一國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會反映在經常項目收支上。因為,高通貨膨脹率會降低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導致出口減少,繼而出口外匯收入減少;同時,又會提高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引起進口增加,進而外匯支出增加。這一減一增會影響外匯市場上的供求狀況,從而影響匯率的變化。其次,通貨膨脹的差異還會影響人們對匯率的預期,反映在資本項目收支上。一國通貨膨脹率較高,貨幣對內價值下降,人們預期該國貨幣的匯率將下降,由此進行貨幣替換,即把手中持有的該國貨幣轉化為其他國家貨幣,使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現實下跌?？傊?一國通貨膨脹高于它國,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就會趨于貶值。反之,則會升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取向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國內商品市場與國際商品市場聯系日益緊密,國內價格體系與國際價格體系逐漸接軌,國內物價總水平持續上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1978年至1997年20年間,我國通貨膨脹年均約725%。與此同時,人民幣連續16年貶值,由1978年1美元兌換15元人民幣下跌到1993年底的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年均貶值約116%。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即人民幣兌美元的官方匯率與市場調劑匯率合二為一,將人民幣兌美元由57比1的官方匯率下調為87比1市場調劑匯率。從此以后,人民幣市場匯率即名義匯率開始穩定并緩慢升值。從理論上說,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是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基礎。實際有效匯率是按照對外貿易國別權重加權平均計算的多邊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國貨幣的長期匯率水平。自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1994—1996年中國國內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三年累計高達426%,這說明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對內貶值426%。由于貨幣的對內價值決定其對外價值。因此,人民幣對外價值即名義匯率也應貶值426%。但實際情況是,人民幣的市場名義匯率不僅沒有貶值,反而由8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小幅升值約4%左右,兩者相加約升值466%。如果考慮到美國同期每年有約3%的通脹率,三年累計共有9%通脹率的因素。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仍大幅升值376%左右。近年來,國內學者運用購買力平價理論,根據國際比較項目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遠遠低于現行的人民幣市場匯率,具有潛在的長期升值壓力而非貶值壓力。事實上,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穩中趨升走勢,也就相應地奠定了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的基礎。從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看,自1993年下半年宏觀調控以來,高增長、低通脹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商品供給總量相對于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已相對過剩,物價持續回落并穩定,買方市場已經出現。過剩的生產能力和快速增長的存貨是當前的主要特征。在這樣一種宏觀經濟背景下,預期今后一段時間內我國出現較高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是:第一,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價格近期內會比較穩定。近年來,由于中央始終把農業放在工作的首位,狠抓農業和農村工作,糧食連年獲得大豐收,國家和廣大農民手中有充足的糧食儲備,這就為糧食及以糧食為原料的農產品價格穩定提供了充分保證。第二,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在逐步變硬。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逐步確立,投資饑渴癥現象大大減少。投資需求疲軟使生產資料商品價格難以大幅上升。第三,商業銀行轉變經營管理方式,注重經濟效益。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商業銀行法》和《貸款通則》的實施,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日益規范。首次普遍出現了惜貸,國有商業銀行年度貸款額度沒完成計劃的現象。這不僅顯示出銀行貸款講求效益,還使貸款增長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受到強力制約。第四,財政赤字帶來的貨幣超經濟發行導致通貨膨脹因素被杜絕。中國人民銀行法禁止中央銀行向財政透支,這從制度上排除了財政出現赤字擠銀行,央行印鈔票彌補財政赤字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性。第五,央行的“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約束自己實行廉價貨幣政策,制造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因此,只要國內不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隨著多數國有企業改組、改制、改革成功并走出困境,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勞動效率的提高,人民幣匯率將長期保持穩定,可能持續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

三、強勁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物質基礎

貨幣問題本質上是經濟問題,經濟狀況是決定貨幣的基本因素。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經濟的強勁增長是貨幣穩定和升值的物質基礎。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每年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長,經濟規?？偭堪船F行市場匯率折算已據世界前列。從改革開放的20年看,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人民幣匯率先是經歷了不斷下跌的過程,由1978年1美元兌換15元人民幣一直跌到1993年底的87元市場調劑價,匯率走出了與基本經濟狀況不一致的走勢。然而從1994年初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人民幣匯率才開始穩定并緩慢升值,呈現了與基本經濟狀況密切相關一致的走勢。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日益深化的情況下,雖然人民幣匯率穩定與堅挺給我國外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從而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國際國內金融經濟形勢分析,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仍居主導地位。從國際環境看,世界經濟在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8年增長速度下降后,1999年會出現恢復性增長。這是因為,一是大部分金融危機發生國和地區經濟出現了穩定和復蘇的積極信號,經濟與金融混亂和最困難的時間已經過去。1999年經濟會出現恢復性增長或增長。二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美國經濟增長仍保持強勁勢頭,繼續承擔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歐盟由于統一貨幣的實施,成本的降低,經濟仍將保持增長。日本由于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出臺,估計1999年以后經濟會有一定的起色。三是全球性的降息活動為投資和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但對匯率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內基本經濟狀況。1999年以后,我國經濟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及近年逐步回落的經濟增長率,政府采取了適當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適當調整擴大內需的重點和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投資向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傾斜,大力支持面向市場需求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投資,積極支持災區重建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和發展,繼續支持發展居民住宅建設,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其次,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新的增長點。根據國有企業的現實情況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大力深化對國民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逐步消化過去低水平重復建設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房地產過度投機造成的泡沫經濟,積極引導和規范國有企業按市場規律兼并和重組,促進產業資本存量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到資本市場融資,以加快企業的技術改造和創新,為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創造條件,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的結構矛盾,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健康的經濟結構基礎。再次,我國地域遼闊,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是我國特有的自然優勢。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的梯度推移有著廣闊的空間,借助于江河流域,使經濟增長由東向西推移,使東中西部發展相連結。這是周邊國家所沒有的自然優勢,也是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維持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同時,我國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經濟增長仍處于工業化的進程之中,這種情況在未來10年左右時間仍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因此,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經濟仍會保持適度的快速增長。在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經濟質量會有較大提高,經濟效益會更好,通貨膨脹會明顯地低于改革開放前20年,這將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合理、有效、完善的外匯管理體制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現階段,我國已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但對資本項目仍實行管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充分吸取了國際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采取了積極穩妥又漸進的方式,不失時機地不斷改革和完善外匯管理制度,建立和實行了適合我國國情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外匯管理制度。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長遠目標是實現包括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但何時達到這一目標還沒有時間表,要根據國內外條件去逐步實施。目前,我國對資本項目仍實行較嚴格的管理政策,對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實行計劃和審批管理。在這樣的體制下,居民和非居民都不可以在我國境內進行人民幣與外匯的自由買賣。市場參與者也不能根據其預期自由買賣外匯;同時,國際投機者也難以獲得人民幣對市場形成沖擊。因此,市場預期并未扭轉也不可能扭轉市場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人民幣仍面臨升值壓力。

目前,我國的外匯管理制度在經常項目可兌換基礎上,正完善資本項目的管理。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我國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合理外債結構,嚴格控制短期資本比例。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結售匯必須有真實的商業單據和有效憑證,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實盤交易,對企業外匯帳戶有限額規定,外匯指定銀行也受到周轉頭寸的制約,并進行監管。還建立了進出口收付匯核銷等事后監管機制,這從制度上根本堵住了國外投機性資本大規模進入國內市場套匯、套利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這也制約了國際投機資本向我國流動的動力。從我國金融市場現狀看,國內貨幣市場隨著1996年全國統一的銀行拆借市場的建立而起步,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剛剛允許準入市場。股票市場分設A、B股市場,A股市場禁止境外投資者進入。人民幣債券市場剛起步,境內發行外幣債券也只是試點;國債的二級市場欠發達,國債的流動性較差。國內房地產市場隨著1993年國家出臺宏觀調控措施以后,一直市道低迷。國內期貨市場剛剛起步,并且只有商品期貨,金融期貨品種沒有開辦,國際短期資本在中國境內不具備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套利的條件。同時,由于我國實行較嚴格的金融管理,外資非法進入不受法律保護,制度成本約束會使投機性資本望而卻步。

最近,針對國內外對人民幣貶值的心理預期增加,逃匯、騙匯、黑市外匯交易猖獗情況,國家開始采取措施加強管理以堵塞漏洞。一是開展外匯大檢查。對于那些違反外匯管理有關規定,以虛假或偽造的憑證到銀行騙購外匯的非法行為,依法進行嚴厲打擊;二是完善外匯管理法規。陸續制定并了一系列外匯管理法規以彌補監管中暴露的薄弱環節;三是加大打擊力度。對參與非法逃套外匯或黑市交易的不同行為主體明確了相應的處罰力度。上述措施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外匯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及外匯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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