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農業社會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文化傳遞模式;教學的概念

“文化”這個概念可以從三個層面加以闡釋：一是廣義的文化，即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二是中義的文化，是指精神財富的總和；三是狹義的文化，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體中的人們長期積淀而成的一套文化系統，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其中價值觀念是核心。本文以狹義的文化為出發點，來研究文化傳遞方向與教學概念的演變。人們對世界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會以相應的方式表現出來，教育領域也不例外。對于“教學”概念的不同界定，就是人們在某種價值觀的支配下所做出的有意識的選擇與取舍。不同的文化傳遞模式影響著教育的價值取向，也影響著人們對于“教學”這一概念的認識。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ead，M.）從文化傳遞模式出發，將人類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后喻文化是指晚輩向長輩學習，同喻文化是指無論晚輩還是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而前喻文化則指長輩反過來要向晚輩學習。梳理教學概念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這三種不同的文化傳遞模式影響著人們對不同時期“教學”的認識和表述。

首先談談“教學”概念的詞源學釋義。在中國古代，“教”有“教授、教誨、教化、教訓、告誡，令使等含義。”[1]“教”字最早見于甲骨文“敎”，表示用鞭打的方式迫使孩子學習。它是指一種外存文化的灌輸，且使用了強制性的手段?！墩f文解字》中解釋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深入分析，“其‘施’，就是操作、演示，即傳授蓍占和龜卜；其‘效’，就是模仿、仿效，即學習蓍占和龜卜?！盵2]它含有“仿效前人經驗”的意思。

“學”的古體寫法為“學”，其上部為左右兩手結網之形，“結網為復雜之技能，非傳授不能獲得?！薄皩W”就是“獲得”的意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學”字可以表示用手把孩子頭上的雜草除去，具有“使人聰慧”的意味。[3]《說文解字》曰：“斆，覺悟也”?！抖Y記》中說：“學者，覺也，覺民者”。 “學”就是使人覺悟，使人返回到原來的本性?？梢哉J為，“學”在字義上具有獲得知識經驗，啟發人生智慧的意思。

“教學”二字連用為一詞，最早見之于《書·商書·說命》：“斅，學半”。意思是“教人乃益己之學半”。教人謂之學者，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秾W記》引用它作為“教學相長”思想的經典依據，來說明“學，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強也?！薄抖Y記·學記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里“教學”之意為“教人學”，即統治階級利用“教”的手段，使老百姓愛好學習，進而學會明白事理，以達到淳風化俗、安邦治國的政治目的。

“教”在英文中為teaching或是 instruction，兩者區分不大。嚴格說來，teaching涉及整個教學情境中的師生互動關系，范圍較廣，包括計劃、準備教材、評價等全部教學活動。 Instruction范圍較窄，專指在教室中所執行的例行技能之訓練。teach的字源有四種意義： 1.lore：為learn的字根，指用來被教的事實與信念，早期的teach與learn相同。

2.token：使用信號或符號，向某人展示某事物，或引發某人對于特定人或事物的反應。

3.imparting：給與資訊，向某人展示如何做及進行某科目的練習等。亦即由外向內地傳授。

4.inquiry：有計劃地提供學習者探究的模式。指師生間進行教育性的論辯，討論有意義的議題。[4]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論中外，“教”的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即“傳授”、“教導”和“教授”。而“學”字，無論是在中文還是在英文中，基本含義均為“學習”?？墒?，在人類歷史浩瀚蒼茫的長河中，隨著文化傳遞方向幾經變革，“教學”的概念也發生了轉移與更迭，超越了它的原初意蘊，被人們賦予了更多蘊涵、更深層次的意義。

一、后喻文化──教學：知識傳授說

后喻文化是一種面向過去的文化。正如米德所說的：“長輩的過去就是每一新生代的未來，他們已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焙笥魑幕且环N世代復制的文化，“所有文化的連續性至少有賴于祖孫三代”。[5]人們世代相傳形成了封閉保守、認同過去、缺乏變化的文化傳統。米德認為，典型的后喻文化是孤陋寡聞的原始文化。但是也有人認為，整個農業社會都可被認為是屬于后喻文化的傳遞模式。[6]后喻文化的形成是與農業社會的經濟特征、傳統主義的思想特征息息相關的。

農業社會以單向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人們祖祖輩輩、世世代代地居住在相對固定的地理環境中，“生于斯長于斯”。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手工操作的生產技術和個人單干或家庭經營的勞動方式，決定了農業社會中教學的內容、結構和形式一直停留在相對較低的初期水平。農業社會的思想背景也呈現出宣揚穩定、排斥變化、提倡服從、壓抑個性的特征。其一，長輩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威，控制著社會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主宰著“教什么”即教學內容的選擇問題。其二，由于人們散居各地，重穩定性而輕流動性，造成了信息傳播的困難，遮蔽了人們了解世界的渴望和探索世界的欲求，族群中的晚輩始終處于一種被動無知的蒙昧狀態。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的操作技能。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士之子桓為士”，“農之子桓為農”，“工之子桓為工”，“商之子桓為商”，貴族和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不需要技藝性教育和培訓。身份卑微的勞動人民為了維持與延續生產、生活及種族的繁衍，惟有憑借雙手將積累和獲得的生產經驗通過言傳身教一代代地傳給后人。[7]在學校教育中，長期以來沿用儒家經典著作《四書》《五經》作為教材，非常注重人倫道德教育，強調“三綱五常，禮之本也?！币驗椤熬几缸?，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盵8]在西方，隨著歐洲踏入中世紀的大門，披著“平等博愛”外衣的基督教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成為西方封建文化的主導。擁有知識壟斷權的僧侶們信奉教會的“服從”、“貞潔”與“安貧”三個宗旨，尊從神靈而鄙夷人性。“七藝”教育名存實亡，《圣經》成了涵蓋一切知識與真理的圣典。學校教育奉行禁欲主義，以殘酷的體罰壓制學生。

從教學的形式來說，農業社會更注重個別化的師傳徒受、子承父業、口耳相傳式的教與學。由于生產要素十分簡單，使得勞動者或其家庭熟悉和掌握各環節的操作技能成為可能和必須。生產的獨立性造成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晚輩們更多的是進行模仿和記憶，一代代復制著先輩們的經驗，延綿不絕。在西方，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業的擴大，為了使生產經驗世代流傳下去，通常是上輩人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步教授后輩人，這種傳授主要是“學中干”和“干中學”，于是形成了“藝徒制”。學校教育采用灌輸注入式，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堅信勿疑。正如《圣經》中耶穌命令的“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慎行，不可添加，也不可刪減”。無論中外，在教育發展的早期階段，都曾出現過影響后世的教學方法，如孔子倡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式教學，蘇格拉底提出的“產婆術”等等，但是在后喻文化的傳遞模式中，這些方法畢竟不能成為主導力量，因此愈發顯得彌足珍貴。

針對后喻文化中教學的特點，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的“教學”概念界定為：教學就是傳授知識或技能（Teaching is imparting knowledge ）。[9]這種觀點是16世紀西方給教學所下的描述性定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教學的定義只是表明這個詞的運用范圍，“教學”的意思就是通過語言、符號、實物等向學生說明所教的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他們覺得，鑒于這種定義不涉及教學過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如講授式或探究式，因而容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事實上，在我國當代也有類似的觀點。如“教學，是教師把知識技能和熟練技巧傳授給學生的過程”[10]；“教學就是經驗的傳遞。詳細點說，教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教學就是所說的經驗或知識的傳遞。凡是把知識技能傳授給他人的活動都叫做教學。狹義的教學，是指學校中教師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的活動”[11]；“教學一般分為廣義的教學和狹義的教學：廣義的教學是泛指那種經驗的傳授和經驗的獲得活動，是能者為師，不拘形式、場合，不拘內容，“父傳子”、“師傳徒”等活動。狹義的教學指的是學校教育中培養人的基本途徑，都是現在各類學校中進行的教學活動，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教學”。[12]誠然，教與學是通過一定內容為媒介而進行的。這種觀點強調了知識技能在教學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卻忽略了教學中的主體和對象問題，未能全面揭示教學的本質屬性。

二、同喻文化──教學：雙邊并合說

同喻文化是一種面向現在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全體社會成員以當今流行的行為模式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同喻文化緣起于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被轟鳴的大機器生產所替代。相應的，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后喻文化傳遞模式也逐漸被同喻文化取而代之。米德認為“以同喻方式作為文化傳遞的唯一模式的社會寥寥無幾”，有論者曾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盡管各種類型的社會沒有一個只存在單一的文化傳遞模式，但是都有其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如果說農業社會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是后喻文化的話，則工業社會的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是同喻文化。[13]

工業社會在經濟結構方面，存在著可與農業社會形成鮮明對照的基本特征，即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權化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結構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多，其中心標志是技術裝備水平迅速升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由于機器的廣泛使用和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前的“藝徒制”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生產對大量技術工人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集體性和大規模培養人才成為必需。而且，由長輩傳遞給后輩的現成經驗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的變革，若想掌握更多知識和技能，人們必須向同輩學習，向現實學習。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從與生產、生活毫不相干的人文知識改變為與現代大機器生產息息相關的人文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的結合，并特別突出了自然科學知識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工業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相對應，工業社會的教育是一種著眼于服務現實的制度化、規模化的教育?！爸贫然逃鶐淼氖墙逃絹碓綄ｉT化，……學校越來越像一個工廠，學校教育則成了生產工序，似乎未經生產便不成為社會的人?！敝奈磥韺W家托夫勒（Tofler）曾說：“把大量學生（原料）聚集在集中型學校（工廠）里，由教師（工人）加工，整個觀念完全是工業社會思潮的表現。教育的整體管理等級是仿照工業官僚制模式發展起來的，把知識組成永久性的學科是以工業社會的設想為根據的。孩子們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安排在指定的位置上，鈴聲宣告著時間的更替。年輕人剛走出這種教育機器，又走進工作、角色和制度等結構與學校相似的成人社會。在校學生們不僅僅學習日后可能用得上的知識，還學習并模擬過著一種他們未來將要過的生活方式?！盵14]唐·庫什曼和杜·卡恩也認為，“各種活動模式與工業組織自上而下的流向并無二致，與‘裝配線式思維模式’也并無二致。在這種以權力為中心的制度下，師生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老練與幼稚、主動與被動的關系。”可見，工業社會中的教育被“異化”了，它不是為了教育本身，而是為了“適應”不斷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

從教學的形式來說，這一時期產生了班級上課制，強調對同年齡學生進行同步調、同內容、同標準的教育，極大地提高了“教育工廠”的“生產效率”，同時也促進了學生的群體化生活及其相互的學習。在工業社會背景下，由于心理科學的快速發展，人們對于教學方法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如夸美紐斯強調教學的直觀性；赫爾巴特提出教學過程的形式階段理論，即：明了、聯想、系統、方法；杜威倡導“從做中學”，采用發現式教學；布魯納則著重教學要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同喻文化影響下的教學形式表現出實用主義傾向，重實際、重應用。

鑒于同喻文化中教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特性，我們可以將這一時期“教學”的概念界定為：教學即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活動，既包括教，也包括學，并由教和學組成。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Dewey.J）曾為教學概念作過十分形象簡明的比喻：教之于學猶如賣之于買，“教學”意味著教與學的雙方通過相互作用產生某種結果，教學就是要讓學習者掌握所教的東西。在《辭海》中，教學的定義是：“教學，指老師傳授和學生學習的共同活動”。華中師院等五院校合編的《教育學》：“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一種教育活動”。[15]還有論者認為“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雙邊活動”；[16]在有的教學專著中，對教學的定義也基本強調師生的雙邊活動，又如“教學是根據一定的社會的需要，按照確定的教育目的，通過教師的傳授和學生學習，完成教學任務的雙邊活動”。據此，人們給教學的含義作了一個簡要的概括即：教學是教師教和學生學，共同完成預定任務的雙邊統一活動。從表面上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很合理，但是，教學作為一個有機的活動整體，教與學之間有著特殊的內在聯系，如果簡單地將其視為“教和學”的疊加物，豈不是忽略了作為其質的規定性之一的內在聯系？這種含義值得商榷。 轉貼于

三、前喻文化──教學：共同生長說

前喻文化是一種全新的以開拓未來為使命的文化傳遞模式。其傳遞路徑是：長輩向晚輩學習。年輕人按照自己的首創精神自由行動，他們能在未知的方向中為長者引路。前喻文化發端于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曾在1979年發表的題為《信息社會》的文章中明確提出：“即將到來的后工業社會，其實就是信息社會?！暴ぉひ簿褪俏覀兘裉焖v的“知識經濟社會”。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業社會來臨的突出標志。后工業社會的特征可以概括為：知識的社會、服務的社會、公眾的社會。幾個世紀以前，弗朗西斯·培根就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社會發展到今天，知識正變得愈加重要，它不僅是一種精神資本，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為先進經濟的首要資本。由于知識不斷升值，“信息戰”（即爭奪對知識的控制）到處爆發。后工業社會中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升。

后工業社會在經濟結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并且改變了工業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后工業社會中，這種新關系的核心就是交流，對自我改變的反應和對各種要求的反應，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而不再是工業社會中那種人與機器的交流，這正是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社會來臨的標志。年輕一代的創新性在社會中起到重要作用，專門技術是取得權力的基礎，教育是取得權力的途徑，隨著知識的不斷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知識階層，他們通過知識來掌握權力，從而有計劃地對社會做出管理。但是，原來那種結構化的社會管理體制正在逐漸被網絡所消解，后工業社會帶來的網絡天地給人以充分的空間享受廣泛的民主與自由。教育更是如此，虛擬教學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虛擬與現實相對應，是數字化方式的構成。它是虛擬世界在教學中的體現，即用數字化方式為人類提供虛擬教學空間或數字化的學習環境。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背景下，整個社會文化呈現出年輕化趨勢，“如果說工業社會逐步淘汰的是落后的機器的話，后工業社會所淘汰的將是落后的人（即無創造性的人）”[17]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前喻文化倡導一種面向未來的“創新”教育。不僅要求學生學習一般意義的知識，而且要求學生學會如何對付飛速的變化，如何思考、決策和解決問題，如何造就自己的洞察力和創造性。托夫勒曾說過，在后工業社會中，“快速、易變和能自動調節的機器將處理信息流和知識流?！魈斓募夹g需要的不是數百萬只有淺陋文化知識的人和在一起干無休止重復工作的人，需要的不是惟命是從，只知道自己活著就應該機械地服從上司的人，而是需要能夠當機立斷的人，能夠在新的環境中迂回行進的人，能夠在瞬息萬變的現實中敏捷發現和確立新關系的人。用C·P斯諾的話說，明天的技術需要的是‘骨頭里浸透未來’的人”。[18]可見，時代的變革迫使整個教育發生變化，教學內容也不例外。

從教學形式來看，面向未來的“創新”教育打破了學校教育與非學校教育之間的屏障，給人的學習提供了充分的時間與空間。網絡的普及使得信息的傳遞不再受到限制，教師與學生可以在相對寬松的時空內任意安排教與學的活動，教學趨向個性化和特殊化。“數字化生存之父”尼葛洛龐蒂( Negroponte，N.)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曾說：“在全球性的電腦國度掌握了政治領空之前，民族國家根本不需要經過一場混戰，就已經消失無蹤。……未來將越來越沒有國家的發展空間?！币环N超階級、無國界的教育空間正在形成。在基于網絡的學習中，學生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師生關系得以重新建構，亦師亦友，平等對話。通過對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都參與到教育中來，構成“我—你”式的在場相遇，對話是一種商談，體現師生平等的關系，也是對民主精神的宣揚和民主能力的培養。[19]

前喻文化中的教學以“創新”為使命，筆者對這一時期教學的概念進行了界定。教學，就是促進教師與學生共同生長的一種活動。交流是實現師生互動的前提，教學活動本身不但是一種尋求對話的實踐活動，也是一個信息交流的過程。無論是學生知識經驗的獲得、心智的開啟、能力的發展，還是教學活動質量的提高，都有賴于教學中信息的有效傳遞和交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前喻文化的傳遞模式中，信息交流是教學活動的中心，信息交流的成效決定著教學活動的效果。只有實現了教學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自由的信息交流，才能真正實現師生互動與對話。這種師生互動是雙向的，既有教師對學生行為和發展的影響，也有學生對教師行為和發展的影響。后喻文化中的灌輸式教學和同喻文化中的獨白式教學意味著教師總是高高在上地俯視學生，充當著教學活動的主宰，可以說，教師和學生是相對立的；而前喻文化格外重視師生之間的對話，承認他們各自的內在價值和權利，因此，教師和學生是統一起來的。

在后工業社會背景下，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促進人（教師與學生）的生長。這里所說的人的生長，即是指人的持久發展，而“人的持久發展應被理解為通過提高人的所有活動的質量取得的進步”。[20]對于學生而言，教學活動是其學校生活，乃至整個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它影響著學生的成長與發展；對于教師而言，教學是其職業生活的最基本的構成部分，它影響著教師對職業的感受、態度和專業水平的發展、生命價值的體現。因此，教學活動無論對于教師還是對于學生，都具有個體生命價值，蘊含著巨大的生命活力。師生的這種生命活力只有在教學活動中得到有效開掘，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養和教師的成長。

從師生關系來看，前喻文化更注重教師與學生的相互學習，強調民主平等，對話交流。古人云：“師無常師”。這句話在前喻文化的教學活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教師的作用沒有被拋棄，而是得以重新建構。從外在于學生情景轉向情景共存。教師是內在情景的領導者，而不是外在的專制者?！盵21]教師亦可以向學生學習，共享共創，教學相長。共享是教師與學生共同體驗和分享教學中的歡樂、成功、失望、不安；共創是教師與學生在相互適應的基礎上互相啟發，使師生的認識不斷深化。共享共創的結果是教學相長，教師和學生共同發展。

關注師生互動，就會注重交流；關注師生發展，就會在教學中創造、更新與適應?！罢n堂活動不僅僅是一個教學活動過程，而且還是師生生活與成長的過程，是師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經歷，是他們生命的有意義的構成部分。”[22]只有真正關注“人的生長”，挖掘人的生長功能，不斷地催生教學的動力資源，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積極良好的氛圍，才能使教師與學生在學習知識技能的同時，體驗到學習是一種享受，一種快樂，一種幸福，一種心靈的充實，一種情感的交融和一種生命的延續。

毋庸置疑，社會在發展，教育也在發展。今天的教育不僅要復制過去、適應現在，更要面向未來。教育概念的變化標志著人們思想的深化，當代的新觀念認為，教師活動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宰者”，而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教學不僅僅是“教”也不僅僅是“學”，而是教與學的統一，教溶于學中，而學有教的組織引導。發展到今天，教學概念涵括了教師的教授、學生的學習與師生的互動教學。

注釋：

[1] 王靜：《試論〈說文解字〉中的“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8至52頁

[2] 何啟賢：《也說“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12期，第64至68頁。

[3] 石中英：《“教育”概念演化的跨文化分析》，《高等師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至22頁。

[4] 參見：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教育學系方永泉副教授2005年11月的講稿。

[5] M·米德：《文化與承諾──一項關于代溝問題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8頁。

[6]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7] 張志增：《試析農業社會中職業教育與主要相關要素的關系》，《職業與教育》2005年第14期。

[8] 王炳照，閻國華：《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頁。

[9] 《簡明國際教育百科全書·教學（下）》，教育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

[10]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504頁。

[11] 楊鴻昌：《教學心理講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12] 劉克蘭：《教學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63頁。

[13]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14] 唐·庫什曼等著：《人際溝通論》，北京，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78至179頁。

[15] 華中師院等五院校合編：《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

[16] 孫震、吳杰著《教育學》，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頁。

[17]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18] 唐·庫什曼等著：《人際溝通論》，北京，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

[19] 蔡春，扈中平：《從對話到獨白──論教育交往中的對話》，《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

[21] 陳桂生：《師道實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頁。

[22] 葉瀾：《讓課堂煥發生命活力：論中小學教學改革的深化》，《教育研究》1997第9期。

參考文獻

[1] 胡小林，袁伯誠. 中國學習思想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 陳桂生.教育原理[M] .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

[3] 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4] 戈登?德萊頓，珍妮特?沃斯 著：《學習的革命》，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

[5] 陳時見.課堂管理論[M]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 霍力巖.論教育特征的變化──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教育科學研究，2000，(5).

篇(2)

農村公共產品按照消費競爭性、收費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是指在消費的過程中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如農業發展戰略研究、農村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農村準公共產品是指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在消費的過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主要包括：一般準公共產品，如農村職高教育、鄉村道路建設等；在性質上近乎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電信、自來水等。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經歷了時期、改革開放后至稅費改革前和農村稅費改革后的幾次制度變遷。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數量不斷增多、質量也不斷提高，但與城市相比，與農村、農民的實際需求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總體來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存在著以下問題：

1.稅費改革后公共資金出現困境

農村的稅費改革在為農民減輕負擔，為村民委員會減輕了行政壓力的同時，也將農村發展中的深層次的矛盾激發出來。農村的稅費改革給基層政府帶來了減收的事實，但基層政府承擔的事權并沒有減少，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成本的分攤者的身份也沒有改變，這些都提前引起了鄉村債務危機的發生，使得鄉鎮政府掌握的公共資金嚴重不足。

2.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低下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顧及到農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只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現行的公共供給效率低下。表現在：一是生產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包括：（1）保護和穩定農業社會的各種政策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等；（2）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非生產性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比如，政府熱衷于一些見效快，出政績的短期公共項目，不愿意投資一些見效慢，但是具有戰略意義，農民真正需要的純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錯位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的提供，跨區域的公共服務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幾個區域聯合提供。但是現行的財政體制只規定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數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對于各級政府的事權劃分還不夠清晰，導致鄉鎮政府的事權大于財權，承擔了許多應該由上級政府承擔的責任。

3.公共產品供給渠道單一

在現行的體制下，私人組織、第三部門等由于受到政府決策、產權界定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大規模的進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政府仍然是單一的供給主體。長期以來，鄉鎮政府公共產品供給普遍透明度低，經費不足，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數量有限，質量不高，難以滿足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要，既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發展，也造成了農民對政府的不滿。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政府職能定位

首先，鄉鎮政府要積極拓寬農村公共產品的籌資渠道。稅費改革后，中央財政預算內支持農村公共產品生產的籌資在下降，而地方預算內的籌資的地位在增強，鄉鎮政府要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要多向省、市、縣級政府爭取資金投入并積極拓寬籌資渠道，可以通過給予信貸等優惠政策，調動經濟組織增加對公共產品生產的投入?？傊荒茉俦е?、等、靠的陳舊思想。

其次，應當重構農村公共產品的決策程序和需求表達機制。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應逐步從“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的供給模式，以滿足廣大農民對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同時鄉鎮政府也要處理好公共產品投入的優先權問題，應遵循這樣一個“梯度”：保證基本民生需要的農業生產、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等優先提供，對于一些發展性的公共產品的提供應該適度，而對于一些享樂性的公共產品的供給要嚴格控制，使有限的農村公共產品資源最大限度的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大力培養農民的民主意識，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等第三部門的作用，使一個村或鄉范圍內多數人的需求意愿得以體現。

再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該明確各自的供給責任。公共產品因為其不同的特性分為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上的供給主體要各盡其職，失位，錯位都會帶來公共產品供給的低效?？茖W地劃清從中央政府到基層政府的職責十分必要：全國性的純公共產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給，準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供給，跨區域公共產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給，由中央政府出面協調。

最后，要改變現行公共產品供給渠道單一的狀況，應該堅持“一體與多元相結合，一體為主”的供給主體體系。堅持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主體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建立多元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充分發揮農村社區供給、私人組織供給和第三部門供給在供給中的重要作用。明確不同主體的職責劃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監督機制，以提高供給效率，是目前構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題中之意。

【論文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政府職能

【論文摘要】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出現的新情況對基層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戰，通過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和原因的分析，鄉鎮政府應開始思考自身的職能定位：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提供優質的農村公共產品。

參考文獻

[1]史玲.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5).

篇(3)

    論文摘要:伴隨著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的社會道德建設，將成為我國社會建設與發展中日益凸顯的重要理論和實際問題之一。因之，立足于農村經濟、鄉土文化和農民的特性，構建農村社會公德建設機制，則是倫理學理應擔當的使命。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所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不僅預示了農村經濟、政治民主的發展，而且內蘊了鄉村道德文明的訴求。無疑，作為道德文明基本要求的社會公德，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在一定意義上，缺乏現代道德文明的農村，在本質上沒有完成農村的現代轉型。

    農村的社會公德建設，絕不止是單純的道德教育問題，而是新農村建設中的系統工程，既有賴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環境的改善、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有賴于農村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干部遵規守德的道德示范等。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社會公德提供易于生長的良好環境

    作為人類以實踐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道德，其規范要求的客觀規定性和社會歷史性，決定了一定社會的道德關系及其規范對具體的現實個人的既定性和先在性，從而預示了個體道德觀念形成的后天性。道德心理學揭示的個體道德形成的規律表明，社會成員道德品行的形成與其生活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以致于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加臟現象”和“保凈現象”?！凹优K現象”呈現的是，在公共環境衛生領域，人們在臟亂差的環境中，盡管具有一定的道德認知乃至道德感，但人們的道德意志會出現懈怠，往往會放任自己的不良行為，從而出現在臟亂環境中任意亂吐亂扔的現象，即“人們所處的環境越臟，隨地吐痰和亂扔垃圾的幾率越高;人們越是亂吐、亂扔，環境就越臟”。這種現象也證實了美國犯罪心理學家凱瑟琳提出的“破窗理論”?！氨衄F象”呈現的是與之相反的行為類型。在潔凈的環境中，人們的道德意志往往會發揮控制力的作用，即能夠控制自己的亂吐、亂扔的不良行徑。因人們不忍心把潔凈的環境弄臟，就使得環境越優美潔凈，人們越是注重維護，以致于在紅地毯上那些隨地吐痰成習的人都會節制。不難看出，人們的社會公德意識和品行與環境的整潔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系。無疑，農村良好社會公德的形成，需要創設相應的環境。

    農村社會公德環境的創設，相對于城市而言，既具艱巨性，又具急迫性。由于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發展的自然優先性，在客觀上不僅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而且也造成了農村公共設施和環境衛生的落后。土路的塵土飛揚、柴草和生活垃圾的亂堆亂放、炊煙灰塵的彌漫等，無不構成了農村生活環境臟亂差的圖景，以致于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成為農民習以為常的不良習慣，而且沒有道德譴責的氛圍。毋庸置疑，對農村普存的傳統陋習瘤疾根治，光靠社會教育提高農民的道德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綜合治理和美化農村的生活環境加以改善。

    第一，進行農村環境的綜合治理，積極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民生活環境的改善。鄉鎮政府要推進村委會進行土路的修建、污水排放系統的規劃與建設、村垃圾的統一管理和整治、環衛崗位的設置等工作，通過“凈化、綠化、硬化、亮化、美化”等優化農民的居住環境，改善村容村貌，為農村環境文明奠定基礎。

    第二，在新農村建設中，鄉鎮村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對村鎮進行整體布局、科學規劃。依據村鎮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給予經濟發展模式的合理定位，以避免重復建設，并根據鄉鎮區域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鄉村風俗，確定工業主導型、農業主導型、旅游主導型村鎮的農村社會道德建設類型。

    第三，配置公共環境衛生的設施，根據區域面積和村民的活動范圍，間隔合理地擺放垃圾桶，便于人們養成到指定地點扔垃圾的良好行為習慣。矯正農民不良的行為習慣，不僅需要啟動社會教育系統，轉變他們陳舊的思想觀念，提高道德認識，而且也需要為其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創造條件。

    第四，加大對農村水、電、氣的改造，實行有償使用的原則，為農民節約用水、用電、減少廢氣排放等提供倫理的經濟動力。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對糧食和電具有較強的節約意識，但對水的節約意識不強，對廢氣排放造成的環境污染認識不足。究其原因，至少有兩方面:其一，許多村沒有安裝水表，既不限量也不交費，這種無償使用或低價使用方式，使得村民缺乏節約用水的自我利益的約束機制，以致于經常發生經濟學的“公地悲劇”現象;其二，對于我國淡水嚴重缺乏的實情，社會對村民進行系統的宣傳教育不夠，致使許多村民不知道淡水的有限性和嚴重稀缺性，總以為水像空氣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從而在客觀上縱容了水的浪費現象。

    二、健全農村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為社會公德的生長提供制度支撐

    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f.a.哈耶克曾提出一個值得倫理學深思的問題:“一切道德體系都在教誨向別人行善，……但問題在于如何做到這一點。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夠的。”由于遵規守德不是人的天性，加之道德以提倡、勸戒、建議為特征的價值導向，為人們提供了較大的自主選擇行為的空間，即人們守德與背德，依靠的是個體的道德追求，憑借的是個人的覺悟和自覺性，而事實上光靠個人自身內在的思想覺悟往往難以抵制各種利欲誘惑。為此，社會必須建立道德的制度保障機制，使道德提倡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類型在社會中得以保護和推行。質言之，道德需要借助制度規范要求的明確、具體、穩定以及強制而彌補其白身的軟弱性，從而完成道德自身力量無法實現的普遍規范要求。尤其是對農民的道德培養，還肩負著改變其傳統陋習的重任。由于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的存在和發達是社會公德得以產生的客觀基礎，因此，隨地吐痰、亂穿馬路、亂扔垃圾、不排隊、大聲喧嘩等陋習，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與我國漫長的農業社會公共生活空間的狹小密不可分。對于這種傳習而來的不守公共秩序、公德意識淡漠等丑惡行徑，除了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公民城市文明行為的形成外，還必須要啟動社會管理系統，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綜合手段，遏止人們的不良行為習慣。具而言之，我國農村公共生活領域陋習瘤疾的根治，村民社會公德意識的強化，村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除了施之一般性的道德教育外，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更需要法制、社會管理等外在機制的強力促進。

   一是建立鄉村財務管理的制衡制度，避免村干部的貪污腐化現象。農村地區普遍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個體經濟比較發達，村鎮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但集體收益仍然客觀存在。而村集體收益的分配和使用合理與否，既關系著村鎮的公共設施建設，也關系著村民道德感的形成。一旦村鎮經濟的發展能夠惠及當地居民，村干部不擅自挪用、濫用、私用集體款項，農民的道德感就易于形成和樹立起來;相反，如若集體收益僅為少數村干部把持和獨享，村干部以權謀私，就會消解農民的道德感。為此，必須要建立村財務的約束制度，即通過制度安排，對錢財的使用權限加以限制、對其使用用途以及財務支出定期公開加以規定，以遏制村干部的私用公款現象。

    二是制定富有針對性的《村民自治章程》，確立本村利益關系的協調原則，使村民具有共守的行為規范。村委會要根據本村利益關系的特點和矛盾的焦點，制定詳盡的行為規范，使行為準則  明確，以避免村民因是非觀念模糊而使不良行為泛濫。如農村的私搭亂建、房屋出租、流動人口管理等，要出臺細則加以管理，以維護村容的整潔和村莊的穩定秩序。

    三是建立社會公德的獎罰制度。獎懲與道德行為模式具有聯動性?，F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而人的動機從驅動源來看，又可分為內驅動性動機和外驅動性動機。內驅動性動機是由自我的內在追求和滿足而產生的活動動力，如自己的價值追求、理想和信念等;外驅動性動機是由活動以外的某些外部刺激而對人們誘發出的推動力，如行為后果的風險性、懲罰性、獎勵性、獲益性等。人作為活動的意識主體，不僅了解行為的目標，而且會基于自己目標實現概率的高低及行為后果的利與害，調適行為的方式，選擇對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為類型。因而，一種行為模式或行為類型的形成，不光取決于行為主體對其價值合理性的認同，也與行為恒常后果對行為主體的利益損益密切相關。為此，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在其“三方互惠決定論”理論中，既揭示了人的思想對其行為的決定性，也指出了人的行為后果對其思想的影響性。他說:“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向、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著他的行為方式;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又部分地決定著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等。這說明，一旦某一行為模式經常損害其活動主體，無論它在社會推崇的價值系統中具有多高的位置，潛在的負價效會消融人們踐行的積極性。因此，要想使村民普遍具有良善道德，就必須建立獎懲機制，使守德者受到褒獎且得利，無德者受到譴責且虧利。有鑒于此，對村民講究衛生、保護環境等社會公德的倡導，就需要制定相應的管理規章制度加以保障。

    綜括論之，農村社會公德的建設，不能光依靠道德自身，因為有些社會公德的缺失，不完全是人自身的道德問題，恰恰是社會管理不完善或制度缺位所致，所以，我國當前以提升公共文明為要旨的社會公德建設.就不能僅囿于道德教育自身，更要注重為社會成員的道德踐行提供制度的支撐。

    三、制定合乎鄉情良俗的村規民約，為村民提供具體的道德行為準則

    由于道德調節人們利益關系和人性完善的指向更多是帶有普遍性的，因而，道德法則通常是籠統的抽象性原則，它對人們行為的規范和約束常常是一般性的導引，而不是具體的嚴格規定，而社會公德也同樣具有一般道德的特性，即道德要求的抽象性、原則性和籠統性。事實上，道德惟有回歸生活并能夠回應生活中的倫理問題，倫理生活才能真正成為人們所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并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洞性。因此，農村社會公德的規范內容要實現鄉村的本土化，即制定過程要民主化、表述的語言要農民化、規范要求要農村化。發揮農村基層組織的主導作用和村委會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功能，由村民討論共同制訂合乎本村實情的村規民約，使村民易于識記、遵守和評價。這種由村民共同討論并達成共識的社會公德要求，不僅為村民的道德行為提供了具體的準則，也為村民的道德監督和評價提供了褒善貶惡的標準。更為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主張的“交談倫理”原則，使村民成為制規者，實現了村民的自我道德訴求，這種對村民道德主體性的尊重，既有利于村民道德積極性的調動，也有利于村民的自我道德約束，還減少了道德宣傳的社會成本，因為村民制規過程的議論、商討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道德宣傳教育。為此，我們要糾正一種偏頗的觀點，以為政府展開的專門宣傳活動才是道德教育，忽視村民道德商討過程中的教育功能。

    四、啟動鄉土社會的面子文化，強化熟人社會的道德褒貶功能

    社會成員道德品行的好壞，既與獎罰制度的導向和約束相關，也與道德評價的輿論褒貶相連。道德評價對行為善惡價值的判斷、道德責任的確認、道德價值信息的傳遞，無不影響著人們的道德認知、道德信念和道德行為。而農村的道德評價所形成的閑言碎語的社會輿論，對村民的道德品行更具影響力。一方面，農村的熟人社會特征，為道德評價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基礎。盡管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推進，促進了農村地區的工業發展，加速了農村人口的流動，但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的農村經濟形式，仍然是農民最重要的經濟活動方式。農村多數人一生或多半生依附于土地而勞作，甚至許多家庭的幾輩都生活在一村一地的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基本上還是在熟人圈里走動。先生對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研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論，仍能反映當代許多農村地區村民的交往特點。它表明，熟人社會的亞文化價值原則、輿論評判等，對個體道德仍具有維系作用。另一方面，農村保有濃厚的中國人特質的“臉面”社會心理特征。在民族性的研究中，中國人所具“面子”的人格特質，已成為共識;而心理學研究成果也表明，許多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有意控制他人對自己形成良好印象的“印象整飾”，的傾向性。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的面子心理更加突出，恰是農村地區濃郁的面子文化，為家里爭氣、為家人長臉的面子榮譽感和“丟人現眼”的恥辱感，使得道德評價的輿論發揮著強大的鞭答作用。有鑒于此，村委會要注重輿論引導，對村民的良善道德行為要及時給予褒揚，對不良道德行為給予譴責，形成眾矢之的的輿論氛圍，以弘揚正氣，打擊歪風邪氣，使村民明是非.知好歹.趨善避惡。

    五、發揮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促發村民的道德行動

    道德教育不同于科學教育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它需要教育對象的認同。應該說，道德有兩種存在樣態，一種是文字形態的道德，即通過文字表述出來的道德理論、規范、條例、篇言等，另一種是活動形態的道德，即以行動注解的道德。理想的道德狀態應是這兩種道德形態的統一，既有豐富的道德理論和合理的道德規范，又有良好的道德活動和社會風氣。事實上，在道德教育中，對教育對象的道德接受和內化發生作用的，絕不止是寫進文件中的道德條例、寫進教科書中的道德規約、人們嘴上說的道德口號、墻上掛的道德訓示，更為主要的是教育者、周圍人群對道德的實際踐行所產生的示范作用。換言之，受教育者對道德倡導的價值、思想、觀點的認同，不僅取決于道德理論的科學性、合理性，而且也取決于社會成員對道德的態度和踐行狀況，因為社會成員都具有社會學習的能力，他人良好的道德行動，會通過觀察、模仿等社會學習，熏染受教育者。無須贅言，最能打動教育對象的教育方式，不是單純的說理，而是道德行動的示范性教育。應該說，以行動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尤其是在農村，村委會干部和黨員的率先垂范作用，是無言的道德說服力。因此，發揮村干部的道德示范作用，為村民樹立“零距離”的道德典范的標桿.尤為重要。

    六、開展社會公德的素質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認識

    在農村社會公德建設中，要反對唯經濟發展論，認為只要把農村經濟搞上去，農民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的道德素養會自然而然提高，無須施之道德教育的片面觀點。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農民的道德教育，切忌大道理的空泛說教，要契合農民的認知能力和特點。

篇(4)

關鍵詞：社會學；道德失范；社會結構；社會行動主體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7-0080-02

一、問題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

（一）問題的提出

伴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和經濟體制的轉軌，諸多的社會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深思。當“小悅悅事件”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和對于人們之間信任質疑的同時，我們越發深刻的思考在當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道德水平的發展呈現出了怎么樣的發展趨勢和方向。早在19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曾在《社會分工論》一文中使用了“失范”（anomie，又譯為“脫序”）一詞，這個詞的提出是在當時法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社會背景，舊有的價值觀念、社會道德標準已經被打破，但是能夠對人們社會關系產生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和道德準則還沒有形成。中國當前的發展也處于社會轉型的時期，但具有自身的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從歷史的進程中看，當前的社會轉型發生的時間較晚，是在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而產生的，也就是說呈現出“外生型”的特點；其二橫向的發展程度中，中國的社會轉型表現出了“時空壓縮”的現狀，即在短時期內需要完成工業化、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等多方面的轉變，不僅要求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過渡，同時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都要求快速的在同一短期的時間段內轉變，然而這種轉變在西方社會是用了很長的時間。簡單地說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呈現出后發型、外向型以及發展時間短、轉型層面疊加的現狀，因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社會問題比較多的凸顯是轉型中的必然之路，尤其對于人們一直遵循的道德標準會出現“失范”的狀態。

（二）概念的界定

關于道德失范的界定，涂爾干在其研究中明確的指出“轉眼之間，我們的社會結構竟然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超出了環節類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與這種社會類型相適應的道德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影響力，而新的道德還沒有迅速地成長起來，我們的意識最終留下了一片空白，我們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亂的狀態?！盵1]336同時其在《自殺論》中也提出了“失范性”自殺類型，就是由于道德失范的現狀而引起。后期的社會學家墨頓在其論文《社會結構與失范》（1938）以及《社會結構與失范理論的連續性》（1957）中指出了失范狀態來源于價值體系或者倫理原則規定的目標無法通過社會賦予的正常手段所能達到，也就是目標和手段之間呈現出一種不協調不均衡，從而出現了越軌的社會行為。

不論是涂爾干還是莫頓關于道德失范的闡述都強調其是一種病態的表現，舊有的社會道德標準、倫理價值在社會中的指導作用，但是這種指導的能力下降，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的發展需求以及約束人們的個人欲望，與此同時新的適應社會發展的道德標準還未完全樹立，使得個人對于生存意義和個人價值產生懷疑，對于社會出現的混亂無序都是一種“道德失范”的狀態。道德失范在心理層面上是對于現有社會價值的懷疑、否定、不認同，在行為層面上表現為越軌行為。社會學中強調事務的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但是本文的道德失范主要是從消極意義上運用。

二、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關于道德失范的原因，學術界主要有社會解體論、社會失范論、亞文化論三種不同的理論流派。在分析原因的過程中，有些研究者采取的是從經濟、政治、文化等三個方面分析[2]；有些是利用系統理論從宏觀層面即社會、中觀層面即教育以及微觀層面即個體三個層面分析[3]，而本文主要是基于社會學的研究視角，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在與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關系，因此在分析道德失范產生的原因要從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兩個視角分析。道德失范產生不僅僅單純的是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轉型的客觀社會背景因素，同時也有社會行動的主體即道德的行動主體的主觀因素，在兩方面因素交相作用下才形成了道德失范的結果。

（一）社會結構層面

1.社會結構的變化—根本原因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需要在短時期內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才完成的任務，因此社會變革的速度快、內容廣、問題多是必然的現象。“幾十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變化迅速，傳統意義上的剛性、同質的社會結構已不復存在，而代之以一個斷裂的社會”[4]347從一種穩定的以家族、宗親為核心的傳統同質性較強的社會向以法律法規為基準的異質性增強的社會過渡，也就是從一種穩定的狀態向另一種穩定的社會狀態轉變，在其轉換的過程中會出現平衡被打破的現狀。社會結構是人們社會行動的過程中形成的關于社會規范的一種結構層次，但是伴隨著社會轉型的開始，這種舊有的社會結構不斷地被打破和否定，但是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發展緩慢或者不被所有的社會群體所接受。尤其是伴隨著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經濟結構由單純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形成了以市場為主導，競爭為原則的經濟結構，國家企業社會對于經濟的評判標準單一，人們的逐利傾向越發的明顯。與此同時在政治結構上以傳統的權威為核心的統治合理性正在悄然的發生變化，既然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的準則都在被人們質疑和摒棄，那么統治的合理性也在變化。文化結構上的多元化傾向，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沖突——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世界七大主要文明的形成，在當前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除了傳統的道德觀念，以及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價值觀同時還受到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多元的社會價值理念和道德標準。

社會結構層面的平衡穩定被打破，不斷地受到社會現狀的沖擊和威脅，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還需要不斷地調整和發展，因此在轉型的階段“真空”的社會結構缺乏對于人們行為的約束力和制約力，同時缺乏調整適應的能力。社會結構轉變缺乏彈性呈現出剛性發展的方向，吸收和轉化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過程。因此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結構的轉變。

2.社會控制的弱化—外在原因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的耦合度不高，脆性較大，社會運行機制不穩定，處在不斷轉換的過程中，這一時期的社會控制顯得更為復雜，也更加重要。“規范真空”與“控制失靈”是這一時期最常見的社會控制失調現象[5]404。當前中國處在轉型的社會時期，社會控制機制的力度和涵蓋的范圍逐漸出現弱化現象。尤其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在政策指引下展開的，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在這樣的基礎上控制機制的形成也緩慢的完善和形成。中國當前的轉型需要在短時期完成，同時社會變革和經濟體制轉變是處于疊加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的控制機制也需要根據社會狀況轉變。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社會控制機制的轉變是有很大困難的，人們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下，控制和束縛人們的社會行為和控制社會發展的機制是以傳統權威為基礎，克里斯馬型人物權威為支撐以及法理型為主體的混合型的權威體制。但是伴隨著這種轉型的深化和經濟的發展，舊有的權威控制體系不能適應當前社會轉變的節奏和內容，同時人們也從對于這種權威的信服中轉變為對于經濟利益的追逐。因此舊有社會控制機制尤其是社會道德準則和價值標準無法保障能夠對社會行動的主體的行為產生約束力和控制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在轉型之前，政府和國家是一切事物控制的中心和最高指揮者，伴隨著經濟發展的轉變，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和集團利益的凸顯，使得政府控制的社會領域的廣度和深度都在不斷地縮小和減弱。同時當前的社會發展趨勢使得社會分層的出現，不同的社會階層具有不同的道德價值觀念，很難將具有一致性的社會控制理念灌輸到每一個人的身上。因此雖然在當下政府和國家仍然是社會控制的中心和主要方面，但是其影響力和范圍都在縮小，出現了多元化的局面。

其二，非正式控制機制欠發達。長期以來的政府完全掌控社會各個領域的現狀，使得除了正式的法律法規機制之外的社會道德非正式的機制長期不能夠得到良好的發展空間。當社會流動加大，工業化發展較快，同質性減弱，國家控制力下降的現狀下，非正式的控制機制不能快速的深入到“空白”的領域進行監督和約束，出現了無法約束的領域，尤其是在道德和價值標準上，使得道德失范的社會現象不斷出現。

其三，社會控制的難度大。同質性的單一的傳統社會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社會現狀，因此相對穩定和完善的社會控制體系就可以對于人們的社會行為進行約束。但是在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之下，人們的流動性加大，新問題不斷凸顯，社會控制的難度不斷加大。

3.社會關系的轉變—直接原因

涂爾干曾指出在傳統的社會中人們之間的聯系是一種“機械的團結”即社會秩序是建立在相似性較強的人們之間的聯系，從而在這樣的聯系之上產生了集體的意識，這種意識能夠完全的包容個人的共識，“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共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或者共同意識”[1]42。也就是說人們之間的社會關聯性是建立在相似的基礎上，并且產生了達成共識度高的集體意識。這就像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即以“己”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類似于水波紋式的社會關系[6]175。這種社會關系的發展，在當前中國的發展中不斷地發生變化形成了以勞動分工為主體的“有機團結”的形式，更加強調個體的差異性和異質性，也就是說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系是以個人的獨立性為基礎，這種獨立性越強社會的分工越強，人們之間越發的需要社會道德準則和規范連接起來。但是這種斷裂的社會出現了傳統的觀念無法適應當前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轉變，無法充當這種社會聯系之間的紐帶，因此道德失范的產生是隨之而來的。

（二）道德主體層面

當我們把道德失范的原因歸結于社會結構的變化的同時，也應該想到社會學的研究從早期的注重宏觀層面的發展逐漸的延伸和發展到對于微觀個體即社會行動主體的研究。關于道德失范的問題也是同樣，單純的社會結構背景原因的探討和挖掘，并不能全面地說明道德失范產生的原因，道德主體自身的主觀方面也有一定的根源。

1.道德認同下降

道德失范除了當前的道德準則和標準無法適應社會轉變的現狀之外的客觀因素，還有道德的主題對于主流的價值觀念認同下降的原因。當前中國的發展過程也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包含著榮辱觀、道德觀以及文化建設等方面的內容。但是當社會環境的因素在發生著改變的同時，人們對于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認同下降從而缺乏自身行為的指導。人們僅僅遵守相關的道德理念和價值標準，但是在內心深處將其與自身的世界觀人生觀的結合。在轉型之前的中國，一元的社會結構賦予人們固定的社會角色，使得道德主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社會主義的價值道德標準，并且按其指導社會行為。但是伴隨著社會轉型的開始，一元社會轉變為多元的社會，社會賦予人們的社會角色不是單一的固定，而是多重的和變化的，這樣人們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下認同不同的道德準則，加之道德準則在轉型期約束力下降，從而使得道德主體對于當前轉型中國核心的道德認同下降，出現了有悖于道德準則的行為。

2.非理性因素的影響

人是情感性的動物，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人們通過自身不斷的吸收和分析外界的道德準則從而做出相應的行為選擇，是一種工具理性的行為。但是這種選擇信息的過程中會出現非理性的因素從而做出的行為不符合實際道德標準的要求和規范。尤其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受到各種思想的沖擊，感官的刺激不斷加強，道德規范的束縛力下降，使得人們在理性分析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動搖，從而出現了道德失范的現狀。

3.個人欲望的增加

個人欲望在現代化的社會轉型中急劇的膨脹，在涂爾干分析時指出伴隨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人們的欲望要求超出了自己本身能力的要求，會產生一種失落感和落差，這種狀態的長期發展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也就是涂爾干在其《自殺論》一書中指出的示范型的自殺類型的社會原因。在道德行為選擇過程中為了滿足自身不斷增加的欲望從而忽略社會責任感、無視道德準則，導致了道德的約束力下降，出現了道德失范的現狀。

參考文獻：

[1]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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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紹芬.道德失范探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2).

[4]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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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現代學習理念 數字化學習 學習型城市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6.02.012

1 數字化學習產生原因分析

1.1 信息技術的大力發展為數字化學習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隨著以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學習及思維方式都發生了重要變化，有人曾提到，信息時代就是一個數字化的世界。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學習通常是單純依靠自身經驗的積累或是師傅的口耳親傳；在工業時代，統一化的學習內容和標準化的學習方式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但是卻束縛了個體的思想，不利于個體發揮創造性的自主學習，而如今，我們身處在這樣一個信息時代：學習與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信息技術以數字化為支柱，而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教育教學，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后，便引起了學習資源、學習環境和學習方式的變化，使之朝著數字化的方向發展，進而形成數字化學習資源、數字化學習環境及數字化學習方式。由此可見，伴隨著網絡、多媒體和信息技術在教學領域中的廣泛運用，一種區別于傳統的、新型的學習方式，即數字化學習隨之產生。數字化學習作為信息時代學習的主要方式，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數字化學習這一說法最早被提出時，被定義為“將數字技術和課程教學知識相互整合的一種方式”。①數字化學習是一種基于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在內的、學生通過網絡進行的人與人之間、人與計算機之間的交互式學習，又可稱為網絡化學習或E-Learning。由此可見，信息技術的大力發展為數字化學習的產生提供了環境和條件。

1.2現代學習理念的形成為數字化學習的發展營造了氛圍

現代學習理念是人們對于學習規律和學習本質的一種新的認識，現代學習理念的形成為數字化學習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氛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隨著學習理論的發展，學習有了新的外延和內涵，如在學習目標上，由原來的知識傳輸向知識建構轉變；在學習方式上，強調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及情境學習；在學習內容上，倡導個性化、多樣化的學習內容和知識體系。而傳統的學習方式顯然不能滿足當下部分學習者對學習的需求，必須積極探索一種新型的學習方式，達到滿足其個性化的學習需求，激發創造力、提升自主性的目的。二是終身學習理念的的呼喚與推動。終身學習強調的是“有意義的學習、開放的學習和終身的學習”，這種學習不局限于學校、家庭或企業等，而是營造一個時時能學、處處可學、人人皆學的學習環境與氛圍。眾所周知，人生的學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不斷的嘗試、終身的學習來積累知識，獲得發展。而社會應該始終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和宗旨，為人們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完善的學習設施，豐富的學習資源，進而滿足人們終身學習的需求。由此可見，終身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地、進取地、創造性地學習，是一種生存與發展的學習。②終身學習的理念改變了眾多學習者的學習理念，進而積極主動尋求一種新的學習模式和學習方式，為數字化學習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1.3 數字化學習的特點有利于公平的社會教育的實現

數字化學習作為一種新型的現代學習方式，有別于傳統的學習方式，彌補了傳統學習受時間、空間和內容限制的缺陷，在尊重學習者差異的基礎上，注重其潛能的挖掘，通過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滿足個體個性化學習需求。數字化學習具有內容的豐富性、資源的共享性、學生的主動性、時間的機動性、主體的平等性、學習的終身性、效率的高效性和方式的多樣化等特征，能夠解決學習者在學習時間、學習環境、學習內容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促使學習者利用業余時間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能力及現有認知水平通過數字化學習環境和數字化學習方式來選擇自身所需的學習資源和學習內容。從這一點來看，數字化學習自身所具有的優勢能為社會全員提供均等的學習機會，使之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學習者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能進一步滿足人們實現終身學習的愿望，有利于踐行全民終身學習的宗旨，更有利于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城市和學習型社會的建設。

2 數字化學要素分析

2.1 數字化學習資源

數字化學習資源是指通過數字化的處理，可在多媒體計算機上或是網絡環境下運行的多媒體的資料和材料。③數字化學習資源包括數字學習的視音頻、多媒體學習課件、電子郵件、網站學習、在線學習管理、在線討論、數據文件等多種形式的內容。數字化學習資源具有發展性、全面性、開放性及多樣化等特征，既符合學習者差異化的學習需求，也可激發學習者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從這一點來看，學習者的學習過程是一個獲取學習資源、處理學習資源、分析學習資源，進而在此基礎上重新定義意義的過程。可見，數字化學習資源作為數字化學習的核心要素之一，占據關鍵性的位置。

2.2 數字化學習環境

數字化學習環境是指廣大學習者可以通過移動設備、數字電視和計算機等網絡設備隨時隨地開展學習活動，具有信息顯示多媒體化、信息傳輸與處理智能化及教學情境虛擬化、多終端兼容性等特征的學習環境。④數字化學習環境包括多媒體計算機、校園網絡和因特網等設施、多樣化及共享性的資源、學習界面和網上教學活動軟件系統的平臺、實現遠程協商與交互保障的通訊和解決學習者困難的學習工具等五個方面。數字化學習環境作為數字化學習的核心要素之一，有利于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進行因材施教，促進學習者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2.3 數字化學習方式

數字化學習方式多種多樣，如借助數字化學習資源開展探索式的學習、利用自身積累的已有知識進行自主式學習、利用網絡通訊進行合作式學習、利用信息工具進行創造性的實踐學習等。筆者在前文中已經強調了數字化學習有別于傳統的學習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數字化學習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與限制，不依賴于教師面授和課本的學習，而是利用數字化的學習環境和平臺，隨時隨地地根據自身的學習目的選擇數字化學習資源；二是數字化學習不再要求被動學習，而是注重學習者主動學習，通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開展討論、協商和合作的學習，來構建意義、獲取知識。

2.4 學習者的信息素養

數字化學習的核心要素不僅僅指數字化學習資源、數字化學習環境和數字化學習方式，還應該涵蓋學習者的信息素養。學習者只有擁有利用信息技術獲取和處理信息知識的技能、具有選擇和理解信息內容的能力、擁有融入信息社會的心態和勇氣，才能在信息時代更好地運用數字化學習環境開展數字化學習，故而可以說學習者良好的信息素養為其開展數字化學習奠定了基礎。

3 數字化學習對學習型城市建設的促進作用

關于學習型城市概念的界定，學術界至今尚未形成明確統一的概述。OECD 對學習型城市的描述是：“學習型城市通過制定戰略和規劃，積極開發全民個人潛能、大力倡導和發展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進而促進個人全面發展，形成社會凝聚力，為社會創造財富。”⑤由此可見，學習型城市的目的是通過各種方式開發和挖掘人們的潛力，鼓勵人們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促進個體與城市共同發展。學習型城市的宗旨是讓全民的學習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促使居民隨時根據自身的學習需求和學習目的終身享有自由、自主、平等、開放學習的權利和機會。而要想實現學習型城市的這一目的 ，必須以高度發達的現代教育技術為支撐。⑥數字化學習作為現代信息技術與課程教育教學深度結合的產物，作為一種新型的現代學習方式，其所提供的數字化學習資源能激發市民自主學習能力，提高自主性和創造性。同時，數字化學習既可以利用自身優勢為廣大市民提供均等的學習平臺，也符合學習型城市對開放學習資源的基本要求，能讓全民便捷地選擇和獲取自身所短缺和急需的知識和內容。從這點可以看出，數字化學習克服了傳統學習方式的缺點和劣勢，滿足了不同學習者的需求，實現了資源的共享，達到了學習型城市建設的基本要求，符合其建設的宗旨和目的。

學習型社區是構建學習型城市的基礎，學習型社區的建設對構建學習型城市和學習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在前文中已提到數字化學習的核心要素包括數字化學習資源、數字化學習環境和數字化學習方式，其中數字化學習資源所涵蓋的范圍較廣，包括數字視音頻、文本材料和資源學習網站等，社區居民可以利用數字化學習的環境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挑選對自己有益的學習資源，從而滿足自身差異化和多樣化的學習需求?？梢姡脭底只瘜W習這一現代學習手段，有利于豐富社區居民的知識，提高社區居民的素質，從而促使社區持續健康發展，為建設學習型城市和學習型社會奠定基礎。由此可見，數字化學習作為當下現代學習方式的一種，其豐富的學習資源、良好的學習環境、便捷的學習方式等優勢彌補了傳統學習方式的缺陷，提供了多樣化的學習內容，滿足了學習者差異化和多樣性的學習要求，能為踐行學習型城市建設的宗旨奠定基礎。同時，其為社區居民提供了均等的學習機會，提高了社區居民的綜合素質和素養，為構建學習型社區營造了環境，對學習型城市建設頗具意義。綜上所述，數字化學習這一方式符合學習型城市建設以人為本，以教育為手段，以學習為動力，以滿足社會學習者需求和提高市民素質為目的的宗旨和原則，是構建學習型城市的重要手段，亦是積極推進學習型城市建設的有效途徑。

注：本論文系全國學習型城市建設聯盟立項課題《現代學習技術應用：城市的學習資源、網絡平臺建設研究――以武漢市為例》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為中成協【2014】047號

注釋

① 孫立會.數字化學習情境下終身學習力的構建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5.

② 郭倩.論終身學習與人的全面發展[D].北京郵電大學碩士論文，2010.3.

③ 李克東.數字化學習（上）――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核心[J].電化教育研究，2001.

④ 楊碧云.數字化學習環境下終身學習者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D].上海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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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藝術相關理論與產業發展研究

在我國，具有現代色彩的民間藝術研究已有百年歷史。20世紀初，在救國圖存的社會背景下，一代知識分子注重改造民眾心靈，關注現實政治，較具現代色彩的中國民間藝術研究從此開始，并由此形成橫貫20世紀的一種文化思潮。20世紀30年代，鐘敬文的系列論文在我國民間藝術研究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中，《關于民間藝術———〈藝風•民間專號〉卷頭語》（1933年10月18日）、《民間文藝學的建設》（1935）、《〈民間藝術專號〉序言》（1937），是他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文章?！蛾P于民間藝術———〈藝風•民間專號〉卷頭語》論及民眾藝術的社會功能與研究現狀，指出它們對于探索藝術的性質、起源、發展和技能等重要問題的研究價值①；《民間文藝學的建設》首次提出構建中國民間文藝理論體系的設想，并創用“民間文藝學”的概念②；《〈民間藝術專號〉序言》則討論了民間藝術的功能和存在形式，重點強調了民間藝術在學術研究和社會教育等方面的意義③，雖字數不多，卻切中肯綮，至今仍具活力。學者們對民間藝術的早期研究多限于民俗、美學和藝術學等單向度層面，與精英藝術相比，其研究始終處于邊緣化狀態?，F代社會環境下民間藝術面臨的困境以及世界話語對民間藝術的關注，使民間藝術研究逐漸從邊緣回歸中心的舞臺。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成為民間藝術研究的重點。同時，這些研究不再拘泥于原有的美學、藝術學和民俗學的取向，而是以藝術人類學、藝術民俗學、藝術社會學等更多學科交叉，更為寬廣的視野對民間藝術進行日漸深入的解讀。從相關文獻來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民間藝術的當代文化生態研究對于民間藝術的生存現狀，張道一認為，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使民間藝術的生存與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在西方一些科技和工業發達國家，民間藝術已經不多，特別是在實際生活中，手工制品早已被現代化的機械制品所替代。而中國在不自覺地重復著西方道路，大多數傳統民間美術已不再引起人們的興趣，能否走出困境難以預卜。④呂品田通過對百年來中國民間美術發展歷程的分析指出，由農業手工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現代潮流，使中國民間美術不可避免地遭受嚴峻挑戰。滋養民間藝術原生形態的“原始生態環境”，已經隨著農民精神世界和整個鄉村社會的深刻變化而被破壞。百年來，民間藝術的原生形態如江河日下、頹勢難逆。⑤然而，民間藝術的衰落并不意味著民間藝術的消亡，而是民間藝術的重構。李硯祖認為民間藝術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原生態的民間藝術，二是市場態的民間藝術。市場態的民間藝術品本質上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間藝術品，而是文化工業的產品。這種市場態存在是20世紀社會和文化變革對傳統民間藝術的最深刻改造，除形式外我們再也難以發現民間藝術那種原生的意義和內涵，它不過是精英文化選擇和改造的結果。⑥方李莉通過考察西部傳統民間文化，證實了民間藝術在社會轉型期的嬗變及其被重構的事實。西部許多民間儀式、歌舞以及手工藝作為藝術表現形式，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發展，并且其藝術形式更加美學化、專業化。她認為傳統民間文化重構來自于多種力量，這種建構促成了旅游與民間藝術的結合、傳統手藝的邊緣化和新民間藝術的崛起。⑦民間藝術的重構來自于多種力量，政策制度和社會力量的保護是其中的主流力量。全國民協主席馮驥才提出，我們應該做保護民族文化根脈的工作，要對中國民間文化遺產進行全面的地毯式普查、編輯、整理和保護。⑧劉錫誠提出保護民間文化的具體措施，要在中小學生中加強民間文化的教育；在有條件的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民間文化博物館，在全國建立中國民間文化博物館；要充分估價民間文化在民族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對民族文化的貢獻。①白庚勝就民間文化傳承內涵與手段進行了分析，認為民間文化要傳承的是民族精神、民族標識、社會制度、文化傳人、學術資源、知識系統等，而這種傳承要依靠教育傳承、媒體傳承、產業、學術傳承和民間傳承的手段來實現。②黃波引入社會資本理論，對轉型期民間藝術的發展路徑予以分析，認為社會資本、社會力量同構形成的社會網絡，是轉型期民間藝術發展的促進力量。③民間藝術的鄉土語境是民間藝術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有些學者從關注、保護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環境入手，研究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展。潘魯生認為，只有在民眾的生活環境中才能深入探討民間文化的內涵，要保護失落的文化傳統，就要保護民族民間文化的生態環境。④唐家路認為從民間藝術的生活形態和文化生態入手，通過對民間文化的價值觀念、自然環境意識、生活方式、造物觀念、信仰觀念、技術因素、民間社會組織形式以及文化時空發展等內容進行研究，可以全面體認民間藝術，協調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從而謀求民間藝術的可持續發展。⑤張士閃從藝術民俗學的視角，以村落為單位，以近20年來我國鄉土傳統的再造與復興為背景，對山東中部地區的四個村落進行了實地田野調查。他通過對家族與村落傳承中的集體記憶、民間心理和行為敘事等層面的挖掘，深入探討了村落語境中鄉民藝術傳統的形成、保持與衰變的內在規律，重新闡釋在村落語境中鄉民藝術的特征與意義，提供了研究鄉民藝術的“家族—村落”傳承體系及其當代意義的新模式。⑥孫曉霞認為，政府和學術界引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間文化自然存在、自然傳承方式的特殊性，真正能使文化生存下去的“保護”還要多依靠民間社會的力量。⑦

2．文化產業化視域下的民間藝術研究民間藝術的產業發展古而有之，只是呈現分散的、個性的、小規模的狀態。在現代社會轉型期，某些民間藝術品類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呈現出的良好態勢和民間藝術“生產性保護方式”的提出，使民間藝術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單純的記錄和圈護階段，民間藝術產業化漸入視野，并掀起了理論研究的熱潮。“藝術民俗雖然產生于鄉土社會，但又是一種‘活的民俗’，它完全有能力在脫離了鄉土語境之后繼續地表達自己、實現自己。這要求我們換一種立場去看待‘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藝術民俗現象。從新的語境來看，‘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應該是傳統民俗從神圣空間向公共領域融入后，因適應公共領域的經濟屬性而表現出的新的文化屬性，是其自身‘活的民俗’屬性的激活與生長?！雹鄰闹鲝埫耖g藝術的現代適應性這一角度出發，張勝兵等提出作為文化符號的民族藝術可以作為寶貴的文化產業資源進行產業開發，并就產業化途徑進行了探討。⑨劉錫誠認為，產業化是一把“雙刃劍”，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走適度的產業化道路?，伂姠瀼埵块W認為民俗文化具有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的能力，提倡民俗文化產業的有序開發，有益于我國現有文化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促進城鄉互動。瑏瑡王松華、廖嶸撰文指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過程中，通過產業化手段尋求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新的環境下傳承與傳播的市場空間，并借市場化的機會擴大規模、集聚資金，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與發展的良性循環。①王文章認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工藝性、記憶性項目，進行產生經濟效益的生產性保護，使其成為提供就業機會和產生經濟效益的生產行業，能給項目保護帶來可持續性的長遠發展。②作為重要文化資源的民間藝術，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日益成為重要力量。但是，產業開發中的盲目濫用行為，使民間藝術資源遭受很大損害。如何處理好保護與開發中的矛盾，帶來民間藝術的可持續發展，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并積極探求解決路徑。顧江等編著的《文化遺產經濟學》③綜合文化學、歷史學、藝術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知識，在對文化遺產價值進行科學評估的基礎上，探索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有效途徑及不同的開發模式，書中以批判性的態度指出那些為了追求眼前經濟利益的開發經營對文化遺產具有“毀滅性”，指出文化遺產經營開發的目的，是使其保存時間延長，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合理經營中實現更好的保護。王會瑩指出，民間藝術如果只根據市場的需求進行創作，結果可能會抹殺民間藝術固有的鄉土味，成為形式單一、缺乏內涵的商品，這是民間藝術商品化過程中不能回避的問題。同時，審視過去開發利用中出現的問題，還必須在產業化的同時，建立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市場化后的評估、監測、規范等管理機制與收入分配體系，要在堅持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下，積極尋求新時代背景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發展空間。④另外，劉建華的《手工藝文化產品營銷傳播的新華村模式》⑤、胡曉蕾的《民藝產業化的品牌建設研究———以譚木匠為例的實證與規范分析》⑥等文章也提出了民間藝術產業開發的品牌建設、市場營銷等問題。

3．民間藝術產業開發的區域和個案研究還有許多學者以區域或者個案為視角，由小及大，展開對民間藝術產業化的研究。有學者選取民間藝術單個品類進行深入研究，以探尋民間藝術傳承與開發中的個性與共性。個案研究涉及在享譽國內外的“映像”系列歌舞的編創和產業化探索，如《云南映象》、《印象劉三姐》等；在演藝業和影視藝術業不同凡響的郭德綱相聲、東北二人轉；民間工藝品類的保護與市場開發，如風箏、魯錦、泥塑、絲繡等等。區域民間藝術研究，大到省市、小到一個民間藝術流傳的縣鄉，提出民間藝術區域保護和開發的構思與設想。學者們從民藝個案的傳承保護入手，以不同的研究視角關注這些民間藝術在現代市場中的動態流變，對民間藝術的深刻細描使民間藝術更加立體豐富。隨著社會對于民間藝術的重視不斷加強和其經濟文化價值的不斷彰顯，文化產業界面上的“民間藝術之舞”正在華麗登場，這已是學界的普遍共識，并在文化產業的實踐中獲得了驗證。

二、民間藝術的經濟文化意義

民間藝術具有經濟功能，這是文化與經濟的同體共生關系決定的。生存于村落文化視野下的民間藝術一直起著滿足審美需求、豐富藝術生活、撫慰鄉民心靈、營造民俗氛圍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生產的進步，使商品交換成為可能。以實用為創生基礎的民間藝術，逐步成為民間藝人謀生的手段?！耙驗樗囆g作為一種生產活動，其產品即藝術作品也內在的具有商品的屬性?！雹呙耖g藝術在其發展中，逐漸內化為一種生活方式，轉變為民眾獲取生活資料的一種手段。許多民間藝術歷經社會變遷、淘洗，發生了由產品到商品的質變，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才能鮮活地存在。民間藝術的經濟意義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民間藝術以靈活的形式和豐富的藝術特質，成為經濟發展的有效補充。民間藝術起源于勞動和由勞動構成的原始經濟關系，在其發展承傳過程中，始終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原始工具、裝飾物的產生和進步，是藝術不斷創新的過程。藝術在運動變化過程中，起著促進和發展生產力、完善生產形式的作用。藝術本身所有的特性鼓舞著人們的生活追求，刺激著生產和流通。藝術成為經濟構成，表明區域社會有著較高的文明程度。例如，大汶口時期的陶器、石器是原始時期的例證；元明清至近現代的手工藝、戲劇、曲藝等說明民間流布以追求美、精巧、省力為目的的民間藝術活動，使民間藝術流布區域生產力更趨生氣和活力。并且，由于民間藝術的介入而引起的人們物質消費文化和經濟生產文化的觀念變化，形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作用力，制約和推動著生產方式的變化。另一方面，民間藝術作為一種符號和表述，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某些歷史狀況。民間藝術的發展形態隨著社會經濟形勢而不斷波動，在內容和形式上也反襯了經濟的變化。戰國時期，齊國經濟的強盛，直接體現為齊國民間工藝美術、音樂、舞蹈等形式的繁榮。凡是民間藝術品類繁多，體系完備的區域，在總體趨向上該地區也呈現經濟歷史的繁榮景象。以山東為例。雖然山東經濟呈現農耕經濟文化的特點，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態為主，但是山東民間藝術從發展初期就顯示了其商品經濟的特點。春秋前，山東就出現了以民間藝人為骨干的手工業者隊伍，它們的藝術產品不斷地流入市井，成為商品進行流通。后來形式不斷完備的民間戲曲班社，其管理、組織完備，對現代都具有借鑒意義。比如，著名的山東楊家埠木版年畫本身就是一個民間藝術行業，其產生或存在與明清時期民眾的基本生活狀況有著密切關系。當時從事年畫制作的人員主要有兩類，難以自給的農民和作坊藝人。當年的山東濰縣楊家埠年畫，并不是興起于市中繁華地帶，而是在濰坊老城區東部15公里開外寒亭地區的楊家埠村。當地的民間口頭傳說與家譜資料表明，一些四川移民于明初遷居該村時，這一帶土地貧瘠，地少人多，僅靠農業難以維持生計。于是村民中有掌握刻版技藝者，開始利用一技之長，以家庭為單位，翻刻復印當時已十分流行的年畫，并拿到市場上出售。①后來村民們發現這種行業投資少，收益多，制作和經營的周期短，于是紛紛操此行業。在楊家埠村的帶動下，周圍數村很快出現了多個年畫作坊，并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民間年畫產地之一。可以說，山東民間藝術在社會功能指向上，是超越了傳統小農經濟形勢的，同時，民間藝人也充當了傳統經濟的叛逆者和新興經濟的弄潮兒?？梢娒耖g藝術的商品性質是民間藝術的特性和慣性使然。

三、民間藝術產業開發是對民間藝術價值的重構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1986年《資本的形式》一文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資本理論。布迪厄認為，資本可以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基本形式。在這三種資本形態中，他對文化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尤其關注。他認為，文化資本也分為三種基本的形態，一是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體現的具體的狀態；二是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圖片、書籍、詞典、工具、機器等等）形式體現；三是體制的狀態，以一種客觀化的形式體現。②文化產品，是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一。文化本身具有價值并能轉化成經濟價值。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是文化產業的理論基礎。文化資本有利于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文化資本是一種經濟現象，文化價值能夠產生經濟價值，并在產生經濟價值的過程中提升原來的文化價值。文化生態系統支撐著文化資源的傳承與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為方式。讓文化遺產在文化的演變發展過程中自行衰落，而不進行必要的投資來維持和增加這種無形文化資本，這種忽視文化資本的行為很可能會導致文化體系的衰落甚至崩潰。民間藝術是一種客觀形態的文化資本。民間藝術產業開發，是對民間藝術價值的重構，是民間藝術資源資本化的過程。民間藝術資源轉化為可資利用的文化產業資源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資源具有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資源轉化的成本是可控制的；三是要具有市場競爭力。不是所有的民間藝術資源都可進行產業開發，只有滿足上述條件的才能實現由藝術品、實用品到商品的轉化。民間藝術的產業開發，首先要轉變思維，樹立民間藝術不僅僅是文化“藝術瑰寶”，而且是一種可轉化為商品的潛在資源的理念。民間藝術的產業開發就是要把某些過去私相授受、零散學習的民間技藝形式，變成藝術商品并按照市場規律運作的自由企業經濟形式，且達到相當規模，創造利潤的過程。民間藝術的產業開發，也是在民間藝術所慣有的屬性上，予以規范、創意，用現代化的市場理論和經濟理論，使其更加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方向，成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助推力。

1．提升和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有效手段從民間藝術創生流變的運動變化過程中可以看出，民間藝術出自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實用目的，在社會變化發展中，不斷調整自身存在狀態，逐漸成為調節裝點人類生活，為生產主體創造審美情趣和經濟效益的物質或精神存在。這說明民間藝術具有主動適應外部環境的功能，它能夠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變自身的生存樣式，以求逐步完善和更新。在現代社會中，某些民間藝術品類的消亡正是自身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結果，外界力量的挽救和保護只能保存其歷史存在的事實，卻無法挽回其弱化到消亡的腳步，因為這種民間藝術品類已經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環境，也失去了欣賞和需要的受眾。民間藝術的產業開發實質上是其自身和外部力量雙重作用的結果。民間藝術在其發展歷史上，曾產生過巨大的經濟效益，出現過商業化的萌芽。比如宋代就有了專門供戲曲演出的商業場所“瓦舍”，而到了清代，戲曲的商品性越來越強，京劇更是發展成為擁有巨大商機的藝術形式，許多人投身京劇藝術，并不僅是出自對于藝術的熱愛，而是將其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許多民間藝術品類的輝煌時期也正是它創造巨大經濟效益的時期。民間藝術歷經時代的滄桑變遷，洗盡鉛華，還能露出其本真的美麗，這就是其強大的生命力所在。或者任其隨波逐流，或者只是單純的框護，都不可能實現民間藝術的當展。只有讓其與現代生活接觸，讓其在現代生活中找到應有的位置，實現其價值，民間藝術才能持續傳承。在產業化過程中，會有這樣與那樣的不足，會有一些與鄉土語境脫離的變化，但是，哪一種民間藝術不是在不斷地適應社會，不斷自體更新的過程中堅持走到了現在？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民間藝術的產業發展首先是對自體的保護，是對自身發展的揚棄。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藝術商品化成為主要的發展趨勢，許多地區的政府、企業都看到了民間藝術潛在的商業價值。但是，不考慮資源的承受能力的盲目、重復開發，憑空猜想、粗制濫造造成硬質景觀的堆疊，使偽民俗大行其道。這種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以犧牲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掠奪式開發手段，使民間藝術產業化走上了工業社會先發展、后保護的老路，偏離了民間文化資源生態健康發展的軌道，這也是許多學者反對民間藝術商品化的根源所在。民間藝術開發和保護之間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關鍵是看開發者對開發的認識和由認識所決定的開發行動。要正確認識民間藝術產業開發的必要性，它不但能給當下帶來客觀的經濟收益，在方式方法科學得當的前提下，還會弘揚本民族、本地區的傳統文化，使之得以傳播，并在傳播過程中完成文化的傳承與優化。如果片面強調民間藝術資源的保護，在全球化的發展大潮中，在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下，容易使民族文化淡化和邊緣化，甚至在強勢文化的沖擊和掠奪下，民族文化生活被逐漸遺忘，甚至消失。在此意義上說，開發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收益，還是對文化的另一種保護，產業的發展就是文化的發展。對于適應產業開發，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民間藝術資源，進行合理有效地開發，使更多人了解民間藝術的生存狀況，認識民間藝術的獨特魅力和文化意蘊，使之與當地民俗文化環境、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相適應。民間藝術借助現代科技手段進行文化藝術創新，不再拘泥于傳統的題材和技巧，而是挖掘出新的主題，創造出更多的經典作品，使民族民間文化得以傳承和延續。民間藝術產業開發不是對于民間藝術的曲解，不是對傳統直線性的繼承，而是一種發展中的求舍，是在民族傳統中融入現代意識的再創造，也正是回應了文化隨時代變遷而流變的本質面目。

2．打造民族文化產業品牌，提高文化競爭力的有益資源文化品牌，對于一般產品來說，是指具有明顯的文化附加值，它能給消費者提供額外的精神享受；而對于文化產品來說，就是它能充分提供某種特定的文化消費和文化服務，使消費者的特定文化需求得到滿足。文化品牌實質上是具有文化意義和文化價值并具有獨特標記的產品。①文化品牌是經過市場檢驗，被消費者信賴的產品。一個國家、地區，所擁有的文化品牌越多，它的文化競爭力就越強。文化品牌以特定的文化為靈魂，文化品牌的打造首先是文化資源的提煉和利用。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首先必須發掘、整理、總結、提升民族文化資源，把民族文化資源中那些有意義、有價值、符合時展需要的因子發掘、整理出來，并進行總結、提升，重新編碼。②民間藝術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富有深沉的文化藝術價值和獨特的藝術思維觀念，是民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載體。中國民族民間藝術無比燦爛、豐富，其中經典的藝術符號數不勝數，是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魅力資源”。開發民間藝術資源，從民間藝術中汲取精神營養和靈感，為文化產品打上鮮明的民族個性標簽，塑造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提升文化競爭力。民間藝術產業化的過程，也是弘揚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認同感的過程，同時又為民族文化產品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通過特色民俗文化產業的跨越式發展，盤活民俗文化與現代工業的關系，發展民俗文化產業鏈條中的信息服務業，改善工業生產的生態文化環境，實現民俗文化與現代經濟之間的張力性共存。

3．實現區域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有生力量通常認為，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是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本、技術條件、制度、區際貿易因素等。而對于不同區域來說，其深厚的文化資源積淀也是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增強區域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與地域文化密切相關，地域特色文化滲透到區域經濟中，可形成有特色的區域經濟模式，從而形成不同區域的特色產品。民間藝術具有顯著的地域特性，特色鮮明，又極富自然與人文內涵，顯示了巨大文化差異性，在區域內往往有廣闊的市場和受眾，也會成為吸引域外消費者的主要產品。民間藝術作為歷代先民們創造的極其豐富的和珍貴的文化財富，是一個區域、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個性特征的重要載體，其所蘊含的文化符號可以成為區域文化產業的文化資源，為文化產品的符號價值的生產提供原材料。民間戲曲可以進入演出市場，實行產業化運作；民間工藝可以進入制造業，提升區域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區域民間藝術資源稟賦為區域經濟發展創造了比較優勢。雖然民間藝術的產業開發在學術研究中尚有爭論，但是民間藝術產業化實踐已經走得很遠。隨著區域民間藝術產業實踐的深入展開，民間藝術產業在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文化經濟水平提高等方面的作用將進一步得到彰顯，尤其是對于農村文化產業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將顯示出強勁的推動作用。民間藝術產業，是傳統文化資源同現代審美、創意、科技以及市場共同打造的產業，它可以是單純的影視產業、制造業、旅游業、演藝業、出版業，也可以是將所有產業串成鏈條的內容因子；它可以是促成農村文化產業的主要因素，也可以成為推動區域文化產業發展，帶動區域經濟騰飛的有力支點。民間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在當代社會正以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方式被翻譯、被注解。

四、民間藝術產業開發的幾個問題

1．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層次開發模式民間藝術產業開發是對民間藝術資源的有效保護和提升，但是不適宜產業開發的民間藝術品類也不能扔進歷史的故紙堆。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完善民間藝術保護和開發的機制，要建立民間藝術保護與開發的金字塔模型，即民間藝術資源層次開發模式。在充分論證和調研的基礎上，將民間藝術資源根據其性質、留存現狀和產業開發適宜程度進行分類。不適宜產業開發的民間藝術品類，處于整個模型的根部，通過建立民間藝術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習、立法命名等方式進行靜態記載，由政府出資或爭取社會資金的注入，以及民間藝術博物館的自身收益來維持其發展。這部分民間藝術資源是民族民間文化的根基，記錄和保留其文化形態和文化精神，可以使這些民間藝術資源得到有效地傳承，也為民間藝術的產業化發展尋求歷史的足跡和文化的滋養。中間層次是可以在社會中流傳生存的民間藝術形式，在其鄉土語境中有廣泛的受眾，但是體現較強的文化地域性，可在其流布區域內進行產業開發，使之創造經濟效益，服務區域經濟發展，同時得到文化的傳承。最上層是民間藝術中較為活躍的部分，可塑性和可變性比較強，甚至可以說是從民間藝術中抽離的藝術元素，置入現代文化產業語境中，大力開發，實現規模經營，成為區域間、國際間可以廣為交流的文化產品，成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核心元素。這種保護與開發模式在民間藝術各門類中形成資金的良性循環，也在區域內形成文化產業的新增長點。這種金字塔的保護與開發模式，對不同性質、不同品類的民間藝術資源區別分類，統籌配置，合理利用，從而保證民間藝術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永續利用。

篇(7)

關鍵詞：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平等性別意識缺失

中圖分類號：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4-0081-04

貧困是中國西北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之一，以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共管轄七縣一市）為例，該州所屬的七縣（包括臨夏縣）自1987年后一直到目前被國家列為貧困縣，截至2007年，全州有87.78萬農村貧困人口（其中絕對貧困人口23.81萬人、低收入人口63.97萬人）被確定為扶貧對象，農村貧困面達52.52％。貧困的大面積存在及其消極影響是阻礙西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反貧困已經成為西北地區社會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首要關注的問題。而在貧困和反貧困問題的研究中，國際社會和我國政府以及學術界往往從地理空間、階層或民族上對貧困進行劃分和考察，對貧困現象寄予性別視角的關注和探討力度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除貧困的步伐，降低了減貧的效率。事實上，與處于共同貧困背景下的當地回族男性相比，西北農村回族女性的貧困化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本研究通過抽取了50位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個人和她們的家庭做了相關問卷和深度訪談，來具體探討分析該鄉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中的致貧因素，為她們和與她們境況相似的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進一步反貧困提供具體的依據。

1.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中的致貧因素分析

此次調查研究為國家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選取了唐尕村和麻尼寺溝村的50位已婚穆斯林（包括回族、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婦女（包括離異和喪偶），對她們的基本情況，24小時社會性別活動量及活動范圍情況，當地男女對宗教活動、社交活動、家庭事務的參與狀況，當地青壯年回族婦女文化素質和相關反貧困的問題進行了問卷和深度訪談。通過調查，研究者認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回族婦女貧困的致貧因素大致為以下幾類：

1.1 反貧困和發展的基礎――自然生態條件差

臨夏縣位于臨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總人口37.05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5.79萬人，占總人口的96.6％，總面積1 212.4平方公里，總耕地37.62萬畝，其中水澆地18.33萬畝，山旱地19．29萬畝，人均耕地1.05畝。全縣海拔在1 735~4 636米之間，年降雨量501.7毫米，年均氣溫6.3℃，無霜期152天，主要農作物有小麥、玉米、蠶豆、洋芋等,油菜籽、胡麻、蕨菜在經濟作物中占重要比例。該地區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所以，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單一，經濟基礎薄弱，目前，尚有8.24萬貧困人口未解決溫飽，是國列、省列貧困縣之一。麻尼寺溝鄉位于臨夏縣最西端，鄉自然生態條件在臨夏縣處中下之列。

在調查中，許多的婦女也談到：“前幾年其他的地方搞蔬菜大棚的時候，我們縣上的干部到我們鄉上，要我們蓋大棚，種反季節菜，我們按照鄉上的干部說的蓋了蔬菜大棚，種上了要求的菜，菜也長出來了，最后還是也罷了。我們地方涼，等到我們的大棚菜長好了能賣的時候，熱地方上的菜全上市了，便宜得很，我們的大棚菜就貴得沒人買，大棚種蔬菜在我們這個地方做不成。”從這個個案就反映出自然生態條件差的不足，就直接導致許多的反貧困措施的失敗。

臨夏縣作為國列、省列少數民族貧困縣，自然生態條件不佳，是個靠天吃飯的農業大縣，人口大縣。調查地麻尼寺溝鄉全鄉耕地總面積20 187畝，其中山地15 083畝，占耕地面積74.7%，人均耕地1.01畝，并且由于人口變動，有些貧困戶人均只有半畝地，甚至更少（在調查中有一家8口人只有3畝地），人多地少。而且縣境內礦產資源匱乏，調查地除了一些小規模的水電廠和磚瓦廠可以為一些婦女提供打零工的就業機會外，基本沒有工業產業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和崗位。在調查中一些婦女認為她們貧困的原因有：“我們地方人多地少，地方上沒有廠子，下面有些磚瓦廠，媳婦們可以出去干些活，我們這兒沒有出活的地方，我們這個地方媳婦們除了干些體力活外，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出產，除了河里的沙子可以賣，再沒東西；我們這兒也沒有企業，人們就種些莊稼，地少得很。我們媳婦們出不去，男人們夏天挖些冬蟲夏草，冬天就坐在家里；政府什么幫助也沒有；我們這兒的人思想封閉，不開放。所以就是受窮?！?。所以，這種自然生態的缺陷，使縣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水平低下，縣窮民貧是基本縣情。

1.2 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

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不平衡。人口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人口中，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人口特征的分布狀況，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城鄉結構和社會結構［1］。在此，研究者對甘肅省全省和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中的年齡結構（自然結構）、文化教育結構（社會結構）的數據做個比較。

從（表1）可以分析出，臨夏縣麻尼寺溝鄉人口結構和全省的人口結構比較有以下的特點：該地區人口再生產類型還處于轉變過程之中，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未來一個時期人口增長的勢頭仍然強勁。勞動力增長快對貧困問題發生的影響主要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長給土地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土地嚴重超載,提供出來的食品分配到每個村民手中越來越少,從而導致生活水平低下。在調查中，研究者深切地感受到，調查地區代際年齡差小，一般女孩子在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就出嫁，在二十歲幾就已經是好幾個孩子的母親了。當大城市一些三十五六歲的女性為自己的學業、事業積極努力的時候，這些農村早婚的回族婦女卻扮演著奶奶或者外婆的角色。在訪談中，研究者問一位三十五歲的婦女是否愿意參加掃盲班學習文化或參加培訓外出打工時，她則回答：“我都是當奶奶的人，我已經老了，學文化個人（自己）學了，學了也沒有用。我也不參加培訓，我出去打工，丈夫和兒子不同意，就是他們同意，放著他們男人們不出去，我一個老奶奶出去，人們笑話死呢！”

調查地區群眾文化構成水平低，群眾的文化素質制約著地區的發展。麻尼寺溝鄉總戶數總人口18 845人中，六周歲以上人口數為17 284人，其中識字人數為6 356，占總人數的37%，不識字人數為10 928人，占總人數的63%，其中15歲以上不識字人數為9 200人；六周歲以上人口中沒有上過學的有10 909人，占總人口的63%，掃盲班82人，小學文化程度5 252人，占總人口的30%，初中814人，占總人口的5%，高中和中專218人，占人口總數的1%，大專以上的只有9人；在我們調查的50位樣本中，只有1個高中生（還是從甘肅靜寧嫁過來的媳婦），一個初中生，五個小學三四年級文化，其余的都是文盲。這樣的文化教育狀況，真是讓研究者痛心，也讓我們對她們反貧困前景堪憂！許多婦女認為貧困原因：“我們這里的人書念的少，給公家干事的人少，我們體力勞動的多，腦力勞動的少?！睂ε越逃龁栴}，調查地區的人們普遍的觀念和行為：“尕妮哈（姑娘）遲早是人家的人，讓姑娘念幾年書，睜睜眼睛就行了?！蹦馨压媚锼瓦M學校的大門已經是有責任的家長了。義務教育法在這兒形同虛設，這兒的女性重蹈著出生、被撫養（養活）、出嫁、為人母的單線生活。她們走不出大溝，即使走出去大溝，她們也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世界。

由于沒有基本的文化，調查地區的相關文化素質很低。在調查樣本中，沒有一位婦女參與過鄉上舉辦的技能培訓（地膜種植技術、裁縫技術等）。有一位婦女曾經辦了一個小規模的養雞場，但最終由于不懂技術等原因，養雞場也中途夭折。婦女們目前壯膽能做的事就是家庭育肥牛、羊，她們認為這個項目自己有能力作好。有一位家庭條件較好的婦女想利用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辦個地毯加工作坊，后來她只能對謀劃望而卻步了。一是自己沒有文化，擔心沒能力聯絡銷售門路，二是地毯加工也是個技術活，當地豐富的婦女勞動力沒有文化，拿不下這樣的活。所以，文化素質低這個根本的原因，不僅讓當地婦女走不出大溝，甚至制約著婦女們在本地的發展。

1.3 反貧困和發展的保障――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

中國傳統上是個農業國家，中國以為標志，啟動了現代化，開始了社會轉型的過程，并一步步走向現代化。我國已故現代化理論大家羅榮渠認為，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工業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3］。反貧困理論中的資源貧乏說認為國家片面采取以工業化發展為重點的模式是貧困的根源。認為國家普遍把資本、資源集中于城市工業,忽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造成農業資源貧乏,加劇了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是農村持續貧困的直接原因。我國就是走了這樣的道路，所以，近年來我國的“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尤其突出。所以，地處西北一隅的臨夏縣也逃脫不了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由于東西部自然地理環境和位置的差異，原有經濟基礎的不同，國家預算內投資的地區傾斜差異和給予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地區大量優惠政策等因素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東西部地區在制度演進上的差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西部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制度結構也不能持續演進［4］。所以，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使西部反貧困問題進入了一個不良循環之中。而處于這個體制之中的西部農村（包括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的發展不可避免體現著西部后進的發展軌跡。

中國的扶貧運動是由政府直接主導的，尤其是中央政府更是承擔了最主要的責任，它通過巨額的資金投入、強有力的行政干預和廣泛的社會動員等來實施著扶貧計劃。例如：對口支援，先進扶助落后等。在扶貧的內容方面，從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種養業生產，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到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衛生扶貧、生活救助，等等，扶貧運動幾乎涉及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貧困人口生活的各個方面。政府扶貧中強調開發式扶貧等。中國的扶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但扶貧的局限性致使無法根本解決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例如：西部貧困人口基數巨大，政府的投入是杯水車薪而已。而且在中國的扶貧實踐中，程序的官僚化、工作人員能力的局限性及相關機制的不健全，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造成了損害。許多的扶貧是輸血性扶貧，而不是造血性扶貧，這樣的結果就是根本無法根治西部農村的貧困問題，通過一些措施扶貧了的貧困人口很快就由于各種原因而返貧。

1.4 反貧困和發展的環境――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

自然生態條件差、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國家發展和職能的失衡是造成西部農村男女貧困現狀的共同原因，而平等性別意識的缺失則是西部回族婦女反貧困和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研究者在調研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文化貧困”、“觀念貧困”、“生活方式貧困”等現象在當地回族婦女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對走出去就業，許多的當地婦女談到：“外面，媳婦們出不去，媳婦們要在家里照顧老人和孩子，要做莊稼，就是媳婦們要出去，家里的也不允許媳婦們一個人出去，教門上也不合適。除非男人出去時媳婦跟上，做個飯。要是個人自己出去，男人們腿子打斷地哩，家里還不要，娘家也回不去。” 當地婦女被動沿襲著早婚早育的習俗，承擔著傳宗接代任務，沒有自我意識地過著制造貧困的生活方式。

在整體貧困的大背景下，當地回族婦女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擔憂。由于歧視性的性別觀念、性別分工、性別關系和傳統習俗的影響和制約，她們的家務勞動不僅得不到承認和肯定，而且也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生產勞動所得。當地回族婦女對家庭里僅有的一點兒財產的擁有權、支配權和繼承權的喪失，在家庭和社區決策與管理中的低參與程度不僅潛移默化地影響回族婦女參與家庭建設及社會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且進一步強化了其自抑、自卑、自我封閉、依附被動等消極性格特征。這從她們的自稱與他稱中可見一斑：當地農村回族婦女一般婚前自稱“某某的女子”或“某某的妹妹”，婚后一般自稱“某某家里的”或“某某屋里的”，年歲大了以后又自稱“某某（兒子姓名）的媽”；別人一般也這樣稱呼她們。她們甚至對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的身份不能確認，當有人在門外問話“家里有人嗎？”她們普遍的回答是“沒人”。事實上，當地回族社區現行的充滿歧視與偏見的性別原則早已深深內化為回族女性自身思想觀念的一部分，構成她們自我覺醒，積極進取的內在障礙。而認識與克服這種阻力的難度，不亞于來自男性社會的壓力，甚至超過了男性社會對女性的壓制與歧視，因而更具限制性。

2.對策建議

2.1 因地制宜地發展反貧困經濟項目，將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反貧困要求納入到具體的項目規劃和實施中

以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為例，雖然該地地勢較高，無霜期短，積溫不足，不利于農作物生長，也不適宜大棚蔬菜的種植。但該地植被較好，境內有三岔坪、石門灘等自然旅游景點， 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空氣清新，風景怡人。有遠近聞名的五山池，海拔4250米，大旱不減，大澇不溢，為當地一大奇觀，是發展旅游的好地方。老鴉關河流經該鄉，水能資源豐富，而且山泉處處可見，有發展高寒陰濕地區冷水魚養殖項目的基礎條件。所以，我們在具體的地區反貧困的思路上，避開發展的不良因素，挖掘發展的有利因素。在具體的發展項目中，把婦女的反貧困要求考慮進去。例如，在臨夏縣麻尼寺溝鄉發展農家樂、旅游業、養殖業等項目時，婦女就可以避免和傳統文化進行激烈沖突，就地發揮女性的特長，積極參與反貧困的發展項目。

2.2 確保完成義務教育，開展多種技能培訓，加強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的自身能力素質提升

針對反貧困和發展的主體――人口（勞動力）結構不平衡，尤其是婦女文化素質低下的問題，研究者認為大力普及和發展教育是唯一的出路。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教育，首先真正要普及義務教育。在普及義務教育中要加強《義務教育法》的法律神圣性和執行嚴肅性，將《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嚴格貫徹到教育部門、基層政府和村民的認識和行動中去，保證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義務教育的有效完成；其次，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應加大對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實用技藝的培訓，而這種實用技藝應該和當地的發展項目相聯系。如當地發展農家樂，就應該培訓一些餐飲、服務方面的實用技術，使她們能夠通過技藝進行反貧困；還有，研究者認為應該通過修改民族地區自治法相關條例，提高男女初婚的年齡，這樣就可以減少早婚、早育，增加代際年齡差，使西北農村回族婦女更多地投入到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建設中，而不是過早地承擔母親和奶奶的角色。

2.3 進一步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改善國家扶貧工作的水平和效率

我國逐步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和對“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逐步在縮小國家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差距。而且國家把目前中國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問題也置于影響中國整體發展的戰略問題，所以，國家社會經濟的總體協調發展是促進西北農村發展的基礎。

而在國家的具體的扶貧工作中，在加大政府的投入的同時，應開拓其他的投入渠道，如：國內外的民間組織、企業等。精簡目前的扶貧機構和工作程序，提高扶貧工作人員能力和對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把扶貧資金最大化地使用在扶貧事業中。在扶貧性質上提倡造血性扶貧。

2.4 培育西北農村回族婦女的社會性別意識，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因此西北農村回族社區婦女反貧困工作的首要任務是解放思想，讓該社區回族婦女的人格與精神“站立”起來。具體作好社會性別培訓工作，讓當地回族群眾真正認識到現存的性別意識、性別分工和性別關系并不是男女生理特點所決定的，是可以改變的。在此基礎上，讓當地回族群眾，尤其回族婦女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回族傳統文化賦予她們的神圣權利以及如何運用這些權利。逐步培養其積極向上的人格特質和自主、自立、自強、自信的精神。

基金項目：論文為200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農村回族婦女反貧困問題及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佟新.人口社會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資料來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甘肅公報和臨夏回族自治州手工匯總主要數據。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宋志國，肖岳峰.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J］，經濟師，2004，（06）.

［作者簡介］馬東平（1973-），女，回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副研究員，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