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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生態;面板數據;實證評估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對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起著重要的“杠桿效應”和“中樞效應”。而金融市場量的擴張和質的改善離不開其所處環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態就成為金融市場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就西部地區而言,金融生態的改善不僅可以優化西部金融體系的籌資用資功能、資產流動與重組功能、企業融資的風險約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進西部地區的資本形成,緩解西部地區發展的資金約束,改善西部產業結構,從而進一步提高西部企業在規模經濟、產業結構、技術層次、內部運行機制等方面的發展水平。
本文首先擬對金融生態水平的衡量建立評估指標體系,然后對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區的金融生態狀況進行面板數據分析,最后對西部地區金融生態水平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2.文獻回顧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態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來自于金融現實的發展,隨著全球范圍內經濟貨幣金融化的迅猛發展,國內外學術界對金融生態理論日益關注,在這一理論的形成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成果。
2.1 西方學者對金融生態理論形成的貢獻
金融生態是一個仿生概念,它的理論來源是生態經濟學。英國生態學家A.G.Tansley于1935年生態系統學,極大地豐富了生態學的內容,為后來生態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自然科學方面的理論基礎. 20世紀20年代中期,美國科學家Mekenzie首次把首次把植物生態的概念與動物生態學的概念運用到人類群落和社會的研究,提出了經濟生態學的名詞,主張經濟分析不能不考慮生態學過程。在此基礎上,美國經濟學家Kenneth.Boulding在其重要論文《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正式提出了生態經濟學的概念[2]。
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Ronal McKinnon和Edward S?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3],其主導思想是取消政府對金融系統的一切干預和管制,讓貨幣金融系統按照市場機制自發運行。金融深化理論糾正了傳統經濟理論中對貨幣金融因素的忽視,更加注重金融系統的內在機制運行,從而形成了金融生態學的萌芽。
20世紀末, 演化經濟學獲得了里程碑式的發展。演化經濟學把經濟系統的演化看作一個漸進的變化和發展過程, 認為選擇機制是演化機制的一個關鍵性部分[4]。金融體系作為經濟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也會經歷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優化的演進過程。不斷深化的生態經濟學為我們從生態角度透視金融環境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
2.2 國內學者對金融生態理論的研究成果
胡章宏(1998)采用系統論的研究方法, 將金融體系視為有機系統, 提出了金融質性發展和良性發展的概念。這些觀點跳出了傳統經濟學對金融內生發展研究的理論范式, 開始用系統學的觀點審視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并注意到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從而為金融生態環境理論的提出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目標指引。白欽先教授(2001)較早注意到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業發展的約束作用, 首先提出 “金融生態環境”這一概念。他當時所刻畫的金融生態環境, 是特定的金融生態環境以其環境容量和 “凈化”能力對經濟活動會產生的約束性影響。蘭州大學高新才教授(2004)針對西部落后地區如何謀求經濟發展,如何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的問題,提出營造良好金融生態環境的問題[5]。
2004年11月,央行行長周小川博士在經濟學50 人論壇上將生態學概念系統地引申到金融領域,強調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考察金融發展問題,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等改進金融生態環境的途徑來支持和推動整個金融系統的改革和發展[6]。隨后,其他學者也進行了相應的研究,蘇寧(2005)研究認為, 金融生態是一個比喻, 它不是指金融業內部的運作, 而是借用生態學的概念, 來比喻金融業運部環境。韓平(2005)認為, 金融生態是指影響金融業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因素的總和。徐諾金(2005)把金融生態概括為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 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 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 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
通過比較以上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差異和所考察對象空間緯度和時間跨度的不同,其對金融生態的研究側重點也不盡相同??傮w而言,筆者認為,目前的學術界對金融生態理論的研究還有以下三點不足之處:一是缺乏對金融生態水平的評估指標的研究;二是對金融生態的定量化實證研究不足;三是對金融生態的作進一步的區域化考察較少。正是本著彌補上述不足,本文試圖結合西部十二省區的面板數據,對西部地區的金融生態水平進行定量化的實證研究。
3.金融生態水平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
金融生態是一個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它由許多子系統構成。各個子系統均從不同方面對金融市場中的經濟主體產生影響。一般而言,這些子系統包括經濟發展水平、金融市場孕育水平、法制健全水平、信用體系建設水平、市場服務和監管水平等五大部分。
為了方便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我們將本著數據的可得性、易量化性和簡潔性等原則來選取相關的評估指標。本文中,筆者選取金融生態系統內的五大部分共16個評估指標來衡量某一區域的金融生態水平。具體指標如下:
3.1 經濟發展水平指標
①GDP增長率
②金融業投資比例=金融業投資額/全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額
3.2 金融市場孕育水平指標
①經濟的貨幣化程度=M2/GDP
②金融業內主要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
③金融從業率=金融業從業人數/全部就業人數
④本地金融機構資金流入與流出狀況
3.3 法制健全水平指標
①金融案件結案率=金融案件結案數量/金融案件案發數量
②金融相關法律法規出臺數量
③金融交易規范化程度
3.4 信用體系建設水平指標
①金融市場交易主體誠信意識、誠信文化的文明程度
②本地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比例=本地不良貸款額/全國不良貸款總額
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④本地間接融資比例=本地貸款總額/全國國內貸款總額
3.5 市場服務和監管水平指標
①金融中介總數量(包括會計和律師事務所、仲裁機構、信用擔保和資信評估機構)
②政府相關部門的行政效率和監管效率
③金融機構風險控制機制和市場退出機制的完善
當然,經濟體系內還有其他指標對金融生態系統起著作用,但是考慮到建立模型的需要和指標的重要程度,其他因素不予考察。盡管上述各項指標可以很好的在總體上反映某一區域的金融生態水平,但是對其中的一些難以量化但是對金融生態有著重要影響的指標,如金融交易規范化程度、政府相關部門的行政效率和監管效率等,我們在建立模型時對其進行虛擬變量的等級量化。還有一些可以量化但是數據卻很難獲得的指標,如金融案件結案率、金融中介總數量等,我們將其進行剔除。這不會對整個評估體系產生根本上的影響。簡化后的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圖1 修正后的金融生態評估指標體系
4.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4.1 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
我們對西部金融生態的研究使之所以選用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為影響金融生態的因素非常多,再加上數據的限制,我們無法將有關變量納入到計量經濟模型中來,而Panel Data可以很好的避免造成遺漏變量所導致的誤差(omitted variable bias)[7]。
在模型中,我們把西部金融生態的狀況作為模型的因變量,用Y表示,將其劃分為三個等級:較差、一般和良好。同樣,我們也把法制健全水平和市場服務監管水平兩個虛擬變量指標劃分為上面的三個等級。金融生態的各個評估指標:GDP增長率、金融業投資比、經濟貨幣化程度、金融從業率法制健全水平、企業資產負債率、本地市場主體間接融資比、市場服務監管水平等分別用GDP、INVEST、MONEY、JOB、LAW、DEBT、LOAN、SERVICE來表示。從而,根據經濟理論和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我們建立如下的初始計量經濟模型:
其中,Y、LAW、SERVICE都是虛擬變量,它們的取值如下:
Y、LAW、SERVICE = 1 較差2 一般3良好
4.2 模型框架的說明和數據的來源
模型(1)中μit表示隨時間變化,不可觀測到的因素對金融生態水平的影響,也即隨即擾動項。αi 則表示在時間上恒定的條件下,不可觀測到的因素對金融生態水平的影響。根據Panel Data的相關理論,αi假設的不同,初始模型(1)又可分為混合估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三種情況。如果各個截面的αi 都相等為α0,模型(1)為混合估計模型;如果αi 與其他自變量存在相關性,即Cov(Xitj, αi )≠0,t=1,2,...T,j=1,2,...K。則模型(1)為固定效應模型;反之,如果αi 與其他自變量不存在相關性,模型則為隨機效應模型。由于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估計方法和估計值,我們首先應用統計結果作Hausman檢驗,來確定應該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然后,再應用相關的F統計量檢驗,來分析混合估計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8]。
數據來源:根據1997~2005各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測算得出。部分數據根據各省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測算得出。
注:MONEY=M2/GDP指標中的各省份的M2數據較難獲得,這里用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來代替。為了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性,JOB指標中的金融從業人員數量用各年末金融業從業職工數量來表示。同時為了更好地衡量各地的信用狀況,DEBT指標用“三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來表示。
為了使模型更具一般性和代表性,也為了便于比較,我們在選取西部十二省數據的基礎上,又選取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個金融生態較好的東部地區作為樣本數據。本文所選用的數據大部分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為了保證各年省級層面數據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和準確性,我們對相關指標數據作了變通處理,但這并不影響對評估指標的解釋能力。對于模型中虛擬變量具體值的選取,我們是根據相關材料和各省份具體的經濟表現而確定的。表1提供了樣本中各省份的自變量平均值(mean)的時序變動情況。
4.3 估計結果和模型檢驗
我們對模型(1)分別進行了混合估計模型估計;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和隨機效應模型估計。具體估計結果見表2.
針對上表中的三個模型的分析結果,我們首先進行Hausman檢驗。利用Eviews5.1可以直接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Hausman統計量H=34.758364 >x20.01(8)=20.09。所以模型存在固定效應,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其實在Panel data分析中,隨機效應模型是針對當個體成員單位是隨機地抽自一個很大的總體時來考察總體的情況而設立的,由于本文是考察全部西部十二省的金融生態狀況,所以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再來比較混合估計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的情況。我們根據F統計量的取值來分析:
F=[(SSEr-SSEu)/(T+k-2)]/[ SSEu/(NT-T-k)] (2)
其中,SSEr,SSEu分別表示混合估計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的殘差平方和(Sum squared resid)。N為截面數,T為年數,K為解釋變量。根據面板數據的分析結果知:SSEr=14.0057,SSEu=3.142874,帶入(2)式可得,統計量F=27.18983725 >F0.01(8,118)=2.66。所以拒絕原假設,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們最終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作為我們分析的依據,著重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測度西部各省份的金融生態水平。
5.西部地區金融生態水平的評估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水平實現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時在資本市場的建設與完善、金融制度的創新、金融環境的改善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西部各省區的金融生態水平到底在什么樣的水平上?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西部地區金融生態建設的差距又在哪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可以得出西部地區未來進一步加強金融生態水平建設的著力點。本文將根據前文中論述的金融生態評估指標體系,利用西部各省區在1998~2006年的評估指標的平均值來,測度各省區的金融生態水平,然后我們再進行各省區的比較分析。
從上表可以看出,重慶、四川、陜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態水平Y值介于2和3之間,說明這三個省份的金融生態狀況比較良好。2007年第三屆中國金融(專家)年會將西安評價為西部金融生態城市高速發展的引擎[9]。另外,2007年重慶市政府提出要用13年時間把重慶打造成西部金融中心[10]。本文的數據比較好的支持了這兩種觀點。甘肅、內蒙古、廣西、新疆的金融生態水平Y介于1和2之間,但接近于2,說明金融生態狀況正由一般向良好發展,具有很好的發展潛力。而寧夏、云南、貴州、青海、幾省的金融生態指標值Y較接近于1。這些省份的金融生態狀況不容樂觀,必須予以重視,應大力加強金融生態水平的構建與優化。從固定效應模型的系數值和西部金融生態的差距來看,西部地區金融生態水平建設應該從以下兩點加以考慮:一是要大力強化法制健全水平的建設,因為法制水平的作用在模型中表現特別突出,同時也是西部金融生態水平的軟肋。二是要優化本地區的信用體系水平,加強金融市場的中介服務建設,以吸引金融人才和金融資本的大量進入。三是要著力培育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深化度,特別是要加強資本市場的建設,注意用金融的杠桿作用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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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金融大典[EB/OL]. news.省略/zhuanti/2007032201.
[10]重慶金融宏圖:13年建成西部金融中心[N].第一財經日報,2007.4.9.
[作者簡介]寧文娟(1982- ),女,西北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現代西方金融發展理論、西方金融結構理論。
韓占兵(1982- ), 男, 西北工業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現代西方金融發展理論、西部產業發展研究、西方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