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發展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經濟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管理；組織；創新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管理創新和技術進步可以說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兩個基本動力源。隨著知識社會的到來，知識將成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點的生產要素，而對知識的管理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和提高組織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對組織而言，知識和信息正在取代資本和能源成為最主要的資源，知識經濟迫切要求管理創新。適應此要求，近幾年來，一種新的企業管理理念——知識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國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斷完善。其中心內容便是通過知識共享、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應變和創新能力。知識管理的實施在于建立激勵雇員參與知識共享的機制，設立知識總監，培養組織創新和集體創造力?？偨Y和研究知識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經驗將有利于我國企業管理的創新，有利于引導我國企業步入知識經濟時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識管理？一個定義說：“知識管理是當企業面對日益增長著的非連續性的環境變化時，針對組織的適應性、組織的生存及組織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種迎合性措施。本質上，它嵌涵了組織的發展過程，并尋求將信息技術所提供的對數據和信息的處理能力以及人的發明和創新能力這兩者進行有機的結合?！惫P者認為，知識管理雖然廣泛運用于企業管理的實踐，但作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質的公共管理同樣也面臨著知識管理的問題。對于公共部門而言，知識管理的目標與核心就是通過提高人的發明和創新能力來實現組織創新。

知識管理為組織實現顯性和隱性知識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徑。顯性知識易于整理和進行計算機存儲，而隱性知識是則難以掌握，它集中存儲在雇員的腦海里，是雇員所取得經驗的體現。知識型組織能夠對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應、明智地運用內部資源并預測外部環境的發展方向及其變化。雖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組織的發展方向和領導方式，但是其潛在回報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識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區分開來。制定一個有效的信息管理戰略并不意味著實現了知識管理，這正如不能單純從一個組織的設備硬件層面來衡量其辦公自動化水平一樣。要想在知識經濟中求得生存，就必須把信息與信息、信息與人、信息與過程聯系起來，以進行大量創新。庫珀認為：“正是由于信息與人類認知能力的結合才導致了知識的產生。它是一個運用信息創造某種行為對象的過程。這正是知識管理的目標?！睂嵭杏行еR管理所要求的遠不止僅僅擁有合適的軟件系統和充分的培訓。它要求組織的領導層把集體知識共享和創新視為贏得競爭優勢的支柱。如果組織中的雇員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隱瞞信息，如果組織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為了鼓勵保密而非信息公開共享，那么這將對組織構成巨大的挑戰。相比之下，知識管理要求雇員共同分享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并且要求管理層對那些做到這一點的人予以鼓勵。許多成功的知識型組織都建立了對積極參與知識鏈的雇員進行獎勵的激勵機制。庫珀解釋說：“雇員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識，而是因為他們具有不斷創新和創造新的有用知識的能力?！币源擞^點來分析現在某些獵頭公司的做法，他們追尋的目標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經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識”，而不看重其創新能力。這是一種短視行為。

任何組織要在知識經濟中求得生存，就必須把信息與信息、信息與人、信息與過程聯系起來，以進行大量創新。但決不能將知識管理簡單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關系體現在：信息管理是知識管理的基礎，知識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與發展。信息管理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它把信息作為資源從技術、組織、人力三種因素的結合中進行管理，則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的新事物。美國1979年《文書削減法》最先提出聯邦政府的信息管理問題，并在聯邦機構中設立政府信息主管。企業的信息管理則是在8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并在企業首席執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業信息主管（CIO）的職位。其后，信息管理經歷了實物管理、技術管理、資源管理三個時期。按照美國學者馬夏德（D.A.Marchand）與霍頓（F.W.Horton）的劃分，信息管理的發展有五個階段：物的控制、自動化技術的管理、信息資源的管理、商業競爭分析與智能、知識的管理。由此可見，知識管理在歷史上曾被當作信息管理的一個階段。近年來，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管理實踐的發展，知識管理逐漸從信息管理中獨立出來，從而形成一個嶄新的管理領域。此時，知識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內含和外延?？梢哉f，知識管理的主要內容是對人的管理。知識作為認知過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際交流的互動過程中才能創新。知識管理要求把信息與信息、信息與活動、信息與人連結起來，實現知識（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知識）共享，運用集體的智慧和創新能力，以贏得競爭優勢。從信息管理到知識管理的轉化，是管理理論與實踐中“以人為本”的管理主線進一步體現。知識管理有助于信息處理能力與員工創新能力相互結合，進而增強企業或其他組織的應變能力和預見能力。發達國家的先進企業還在首席執行官與信息主管之間設立了知識主管（CKO）的新職位，并作了適當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點放在技術和信息的開發利用上，知識主管則把工作重點放在推動創新和培育集體創造力上。

二、知識管理的目標是創新

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進。這一切都改變著社會、經濟和文化，也改變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

在知識社會，創新對企業的重要性遠勝過原料與廠房。美國微軟公司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產品”。1997年3月3日美國《財富》雜志定期評出美國最受推崇的企業，創新精神正是其評選標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管理的目標和任務就必然體現為提高組織的應變和創新能力。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已有的知識要素與/或新的知識要素的新組合，它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彼得·德魯克則將“創新”概念推廣到管理，提出“社會創新”概念，認為創新就是賦予資源以新的創造財富能力的行為。OECD1996年發表了《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強調指出了以往的創新都集中于投入—產出分析中，那是一種靜態的線型模型，而在當今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即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系統的平穩運作依賴于知識流的流動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強調“國家創新系統是政府、企業、大學、研究院所、中介機構等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會和經濟目標，通過建設性地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機構網絡，其主要活動是啟發、引進、創造與擴散新技術，創新是這個系統變化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創新主要體現為不同參與者和機構之間一系列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即知識的流動。知識流動的類型有：人力資源流；機構鏈；產業群；創新公司行為。知識管理正是要確保知識流動渠道的通暢。

知識管理、創新行為都不單純是一種技術過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創新總要依靠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對于政府而言，要為創造良好的新環境發揮重要作用。企業要在競爭中獲勝，則必須不斷改變自己的戰略策略以適應迅速變化的外部環境。這一切都離不開知識管理，因為其實質就在于充分發揮人文因素的積極作用。

知識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資源。在當今的許多行業例如金融服務、咨詢和計算機軟件等部門，知識正在作為創造價值的必要前提而發揮作用。然而許多企業并不善于管理知識。具體表現在：有的企業低估了產生和獲取知識的價值，失去或放棄己經擁有的知識產權，有的管理措施阻礙了知識的交流及共享，對已有知識的使用和二次開發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業在吃了不重視知識管理的苦頭之后，對知識創造價值的巨大潛力的認識逐步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企業已經開始實施知識管理計劃，將知識列為一種資源納入管理體系。

以知識的視角，組織可被看成是一個對知識進行整合的機構。人類的全部生產力都離不開知識，機器只不過是知識的體現而已。因此，要真正實現知識管理，首先必須實現觀念的創新。即將傳統的工業管理觀轉變為現代的知識管理觀。

工業管理觀與知識管理觀的主要區別如下：

1、用知識的觀點看組織，就會把人們看作是收益的創造者，其首要任務是把知識轉化為無形的結構，而在工業時代的組織內，人們時常是被更為簡單的看作是生產成本和生產要素。2、在知識組織內部，學習的目的是創造新的資本和程序，而不僅僅是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

3、在知識組織內部，生產流程是由觀念驅動，并且有時是混沌不明的，這與工業時代生產流程中嚴格的前后次序和機器驅動形成鮮明的對比。

4、工業時代的收益遞減規律讓位于知識遞增規律，工業組織中的規模經濟（economicsofscale）讓位于知識組織中的視界經濟（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權力基礎取決于他們知識的相對水平，而不是他們在組織中的等級職位。信息流的傳遞是通過可以分享信息的網絡，而不是通過組織的等級機構。在現在的企業管理制度下，各部門都保有自己的知識并需要發展知識，但是并沒有一個合適的知識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層次的協調機制，知識管理的內容日益復雜化和重要化，導致公司高層管理者產生了設立CKO職位的動機。為了搞好企業的知識管理，CKO應運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譯作“首席知識官”或“知識總監”，是企業專職負責提出、推進和協調各種知識管理計劃或方案的企業高級管理職位。其具體的職責包括：

1、創設知識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識管理要求CKO就知識（包括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等）的分類基于知識的工作體系、與知識密集型業務相關的管理過程保護知識和防止外溢等問題從組織機制和技術手段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2、協調部門之間的知識管理，知識管理不是企業某個部門獨立行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過企業整個部門之間的共同行為來協調控制。CKO對要獲得的知識知識的開發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識的交流和共事等問題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決辦法。這項工作的基礎是信息技術。具體工作有建立知識目錄、開發知識共享的群件，或建設企業內部網，再造知識密集型管理過程等。

3、營造知識創新和交流的內部環境。CKO要在企業內部營造一個適合知識創新與交流的環境，如提供各種便利機會使得平時接觸不多、但是對某一方面有共同興趣的人們能夠通過會議、社團活動等方式相互溝通。相當多的知識是通過適當的、非正式的交流環境得到的，尤其是隱性知識，因此有CKO指出知識管理工作“20%是技術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說，CKO作為環境營造者的角色要比他們在技術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識外溢。企業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機構、供應商以及客戶之間共享知識同樣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對企業競爭優勢也有重要影響。對于那些有知識資本形成意識的企業來說，防止知識外溢已成為一大問題。

西方企業高度重視知識管理工作獨立設置與“首席經營官”（COO）、“首席財務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識官”（CKO），這足以證明西方企業對于知識管理的高度重視，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技術創新是企業前進的不竭動力。國有企業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要始終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視對知識的開發和利用，注意發展并保護好自主知識產權，把經濟增長的方式真正轉移到領先科學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三、知識管理的兩種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識管理的兩種策略，即法典編輯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謂編輯策略是指知識與知識開發者的剝離，以達到知識獨立于特定的個體或組織的目的；而后知識再經仔細地提取進而匯編成法典關存儲于數據庫中，以供人們隨時反復調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業知識中心的主任拉爾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編輯策略：在剔除掉客戶敏感信息后，通過將文檔中零碎的關鍵知識，如面談指導、工作日程和市場劃分分析等加以匯總并儲存在電子知識庫中從而創造出“知識客體”。這種方法使許多人可以搜尋和提取經過編輯的知識，而無需與最初的開發者接觸。這就開辟了知識的反復使用，促進了企業的成長。

人格化策略指知識與其開發者緊密地聯貫在一起，知識主要通過直接的面對面的接觸來進行共享。計算機在這類組織中的目的是幫助人們更好地溝通知識，而不是儲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頓咨詢集團和麥肯錫公司致力于個體間的對話，而不是數據庫中的知識客體。在這些公司中，知識并未被編成法典、知識是在運用頭腦風暴法的研討會中和一對一的交談中發生轉移的。為了使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這樣的公司都重金注資于建立人員網絡系統。知識不僅僅通過面對面的方式，還通過電話、電子郵件和視頻會議等形式進行共享。

遵循法典編輯策略的公司依賴的是“反復使用的經濟學”。一旦知識資產，如軟件編碼或手冊開發出來，且每次使用時又無需大的修改的話，就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反復多次地使用。

與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賴的是“知識經濟學”的邏輯。戰略咨詢公司向客戶提供的建議是那些豐富的、難以言表的知識。共享深層次知識的活動是極花時間的、昂貴的和緩慢的，而且不能夠被系統化，因而效率較低。

若想正確地選擇知識管理策略，主管或經理必須先回答如下問題：（1）為什么客戶會購買本公司的產品和服務而不是向競爭者購買？（2）客戶期望從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蘊藏于本公司的知識如何能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在明確了這些問題之后，應進一步考慮如下問題：1．公司提供的是標準化的產品還是用戶化的產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導知識管理策略就應是法典編輯策略；如果是后者，則人格化策略更為有效。

2．公司擁有的是成熟的還是新穎的產品？如果企業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產品，那么企業將從反復使用的模型中獲得豐厚的回報，例如微軟的產品；反之，如何擁有的是新穎的產品，則對知識進行管理時應以人格化策略為主。

3．公司的員工在解決問題時依賴的是明確的還是難以言表的知識？明確的知識是可以被編輯的，如簡單地軟件代碼和市場數據。當公司的員工依靠明確的知識去完成工作時，人-文檔的方法最有意義；而難于言表的知識由于很難以書面形式表達出來，是通過個體經驗獲得的，包括科學知識經驗，操作性的“Know-How”（知識如何），對行業的洞察力，商業判斷和技術經驗等。對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選擇。

4．兩種知識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業開發多元化經營和知識的商品化，知識管理策略的選擇有時變得十分復雜。兩種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單位彼此獨立運作。例如，在通用汽車公司，小轎車部與財務部沒多大關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單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體化的企業，則需選擇一種作為主導策略，以另一種作為輔助。至于何者為主，何者為輔則取決于公司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方式、企業的經濟狀況及企業所雇傭的人。正如一些咨詢公司所發現的：強化錯誤的策略或試圖同時使用兩種策略，將會迅速地損害本企業；80/20法則是實際決定主輔關系的一個有益參考。

知識管理兩種策略的差異如下表：

人格化策略

競爭性策略

通過反復使用已編成法典的知識來提供高質量的、可靠的和快速的信息系統實施

通過溝通不同專家關于高水平策略問題的知識經驗來提供創造性的、經過嚴密分析的建議

經濟模型

1.反復使用的經濟學

2.在知識資本上進行一次性投資，而后多次反復使用

3.使用高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大型團體

4.集中注意力于產生較大的整體收入

1.專家經濟學

2.為針對用戶的獨特問題而擬定的高度用戶化的解決方案收取高額費用

3.使用低助手/合伙人比率的小團隊

4、集中注意力于維持較高的利潤率

知識管理

策略

1.人-文檔

2.開發可以編輯、存儲、傳播和允許知識反復使用的電子文檔系統

1.人-人

2.開發連接人們的網絡系統以便共享難以言表的知識

信息技術

在信息技術上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旨在通過可以反復使用的、已編成法典的知識來將人們連接起來

在信息技術上進行適度規模的投資，旨在促進難以言表知識的交流與商談

人力資源

1.雇傭那些能較好地適應知識反復使用和方案實施的新科大學畢業生

2.以小組為單位通過計算機進行遠程培訓

3.獎勵那些使用文檔數據庫和為文檔數據庫做貢獻的人

1.雇傭喜歡問題解決和能忍受模糊性的工商管理碩士

2.通過一對一的指導方式進行人員培訓

3.獎勵那些與他人直接共享知識的人

范例

1.安德森咨詢公司

2.Ernst&Young公司

3.德爾公司

·麥肯錫公司

·Bain公司

·惠普公司

[參考文獻]

[1]卷首語．與“狼”共舞管理制勝[J]．管理科學，2000，（4）：1-1．

[2]維高．知識的革命[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20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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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杰．知識管理的策略[J]．IT經理世界，2000，（2）：48-50．

篇(2)

中國的情況不像埃及那樣嚴重，但在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脫節方面，非常類似。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城市高等教育大擴張，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都能容易地進入高等教育系統，但同時因為教育的產業化.國家又沒有比較好的針對農村人口的教育政策，很多農村學生沒有財力進入高教系統。這樣就產生了很多負面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結果。

首先是文憑“含金量”減少。因為高教的大擴張，得到高等教育文憑的人越來越多，但文憑的附加值則越來越小，甚至是負面的?，F在，高中生的工作被大學生搶走，太學生的工作被碩士生搶走，而碩士生的工作被博士生搶走。在中國還得加上博士生的工作被博士后搶走。這樣的情況可以概括為“高文憑，低就業”。其實，這種情況還好。更為重要的是，大學生不能找到有用的工作。一方面是企業找不到有用的人才，而自詡為國家培養人才的高等教育系統，其畢業生則找不到工作，導致大量大學生失業或者大面積的就業不足。

再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中，來自農村的人口越來越少。這不僅僅是因為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公，農村學生不能接受和城市學生同等的教育;更是因為價格越來越高的高等教育，把那些學業優秀的農村學生排擠在體制之外。這不僅在加深著中國社會的不公平性，也經常使得這個被排擠的社會群體越來越具有政治性。

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這里的原因很復雜，但有幾個因素非常顯然。

首先是高等教育決策者對人力資源投資的片面理解或者錯誤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多的教育投入并不是從經濟、社會、技術的發展來考量的，而是從政治穩定的角度。高教的擴張從哪里來？一是產業化，就是從社會獲取大量的財力。在很多地方，大學已經成為大學就職者“尋租”的工具，也就是盈利的工具。二是最便宜的投資，就是開辦那些投入少而產出大的學科，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培養出大量的只有“說話”，能力而沒有“動手”能力的學生，導致了上面所說的“學無所用”的局面。

其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協調出了大問題。高教改革由教育部負責，但沒有和其他部門緊密協調。高教系統實際上變成為一個沒有和社會經濟發展部門相關的獨立的實體。在成功的國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須和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人才并非抽象，而必須為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但在中國，教育系統更多是屬于政治范疇，屬于思想控制系統。

在另一端。也是因為高教和社會經濟發展脫節，高教教員生產出大量但處于知識鏈條底端的知識（論文），正如農民工大規模生產著低附加值的工業產品，教授、學者數量急劇增加，他們的產量也在增加。但是，高教系統所重視的只是一個數量，而非質量。搞“科研”就像搞群眾運動，科研資源極其分散，不能有效集中，也不能有效吸引人才。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的人才培養演變成為實際層面的人才的“低質量化”。

在考慮中國的教育往何處走的時候，人們不得不總結以往的經驗和國際經驗。教育改革必須培養有用的人才，而非空洞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高教改革如果再繼續在原來的道路上滑行，前面可能是死胡同。教育改革可能要“復辟”，要回歸到改革以前的體制，即重視技術教育。很多三本甚至二本的大學（編按：收錄高中考試成績排后的第二批本科及第_一批本科的院校）應當重新回歸成為學院和技術學校。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大批技術和技能學校，學無所用的現象還會繼續下去。高教系統所培養的學無所用的人才越多，產業升級就越困難，政府治理能力就越差，社會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就越高。

作者 鄭永年

篇(3)

關鍵詞：農村 財政分配 經濟發展

引言

農村財政分配格局主要有縣鄉兩級財政分配格局，它是農村地區財政分配的局勢和態勢。農村財政分配格局涉及到財政職能、財政體制、財政政策、支出結構等許多方面，它在整個農村和縣域經濟發展中既有基礎性的作用，也是統籌城鄉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的著力點。

一、當前農村財政分配格局村在的問題

目前，我們研究農村財政分配格局的原因在于農村財政分配格局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存在諸多不適應性，影響到國家支惠農政策的貫徹實施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整個農村社會經濟分配。存在的問題可以簡單歸結為四個方面：

1、農村政府和財政職能定位不清楚。長期以來，農村改革發展存在缺乏長遠戰略定位和總體宏觀規劃問題，缺乏創性和活力，致使農村地區政府和財政職能定位缺乏明確的目標和思路。

2、農村政府之間事權配置不合理。我國農村財政分配格局脫胎于改革開放前依靠農村自籌財力支持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各級財政往往只考慮各自的財政收支平衡，這種不合理的事權配置和農村地區發展的落后導致了縣鄉兩級財政資源緊缺，收支矛盾尖銳。分稅制后依然未能改變這種不合理的事權配置模式，使得縣鄉財政多產生一些不規范行為，損害大片農民的利益。

3、縣鄉財力難以保證政府發揮職能能用。由于財權和財力集中在上級政府，農村地區由于財力匱乏，使得農村財政分配格局出現退化和混亂，只能夠利用有限的資金有限保障政權運轉和公教人員的工資，而無力對農村的基礎設施進行改善，致使城鄉發展差距加大。

4、民生基本制度建設和投入機制有待完善。改革開放后，政府對于農村地區民生保障長期投入不足，致使農村民生保障陷入困境。近幾年，雖然政府在改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促進農民增收方面推出了以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但這與農村現實發展要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亟需加快構建農村各項保障民生的基本制度和政府資金投入機制，構筑新的農村發展分配格局。

二、農村財政分配的主要內容和原則

當前農村財政分配的主要內容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農民以及經濟發展等各類分配關系，提高農村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促進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實施原則上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1、將農村財政分配格局置于目前城鄉一體化統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財政政策和管理體制的制定和調整應該轉變思維和理念，以科學發展為理論指導，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和全面可持續發展。

2、將農村財政分配格局置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循環體系中。財政是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物質保障，財政分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村財政分配格局應該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循環體系之中定位和施政，而不能固步自封，割裂財政分配和弄滾發展的關系。

3、農村財政分配格局應該以人為本，民生優先，遵循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農村財力有限，因而必須優化支出結構，科學安排各種需求，優先解決民生保障問題，解決農民的切實困難，維護社會穩定和良好秩序，在此基礎上再統籌考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問題以及農村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問題。

三、調整農村財政分配格局，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1、明確縣級政府財政轄區責任，完善縣鄉財政體制，提高農村政府服務水平。將縣鄉政府職能統籌考慮，縣級政府實行總負責，鄉級政府則重點在協助和落實縣級政府的政策上，做到合理分配縣鄉之間的公共支出責任，此外還應調整鄉級政府的職能，完善縣鄉事權劃分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

2、完善管理機制，創新支持方式，確保財政資金合理有效使用。為了確保有限的資金能夠發揮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必須推進基層預算管理改革，完善財政管理機制，同時科學選擇財政支農的方式，提高資金分配使用的效益。

3、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和農村人口合理轉移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村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村出現了越來越多閑置的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應該加大對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引導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地區轉移，有效利用農村閑置勞動力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政策措施上政府可以加大對工業園區建設的優惠和支持，鼓勵地方優勢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同時加大配套服務也和民生設施建設的力度。

4、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必須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根據縣鄉公共需求的不同制定各自的管理表準，實行差別管理。在目前縣鄉財政緊缺的情況下，應該按照公共服務據鄧華的要求，研究界定縣級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具體內容和標準，然后依照這些標準確定各縣的財力需求。

四、結論

總上所述，農村財政分配格局的建立和調整關系到城鄉統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們遵循農村財政分配的原則，調整目前農村財政分配格局，使之適應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敬松.統籌城鄉發展 改進財政政策.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

[2]張曉麗.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財政對策研究[碩士論文].山西財經大學，2010

篇(4)

論文關鍵詞：河南,區域經濟,職業教育,協調發展

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離不開人的活動和影響。河南省是全國第一人口大省，如何以省情為出發點，將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順利推動河南省由農業大省向經濟強省轉型，這已是擺在河南人面前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在這項戰略任務的完成中，職業教育的地位十分突出，這是由于：一方面，職業教育根據區域內產業調整方向、技術發展趨勢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潛能，培養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勞動力群體，并在協調區域內經濟、推動產業升級、統籌城鄉發展、增加勞動力就業、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創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積極發揮著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結構中的產業結構、勞動力結構、技術結構以及經濟效益等又決定和制約著職業教育的層次結構、質量以及發展速度。

一、河南省區域經濟發展概況

1.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河南全省人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富民強省為目標，搶抓發展機遇，成功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大省向全國重要的經濟大省、新興工業大省和有影響的文化大省的重大轉變，創造了河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與輝煌。從改革開放之初全省GDP總量162.92億元到1991年跨上千億元臺階，從2000年突破5000億元再到2005年突破1萬億元大關，2010年則有望進一步突破2萬億元大關。在全國各省市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9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居中西部地區首位。30年來全省GDP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長，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4個百分點。以下是近五年來河南省主要經濟指標情況：

表12005-2009年河南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統計

年份

GDP

增長率（%）

人均GDP

2005

10535.20億元

14.1%

11236元

2006

12464.09億元

14.1%

13279元

2007

15058.07億元

14.4%

16060元

2008

18407.78億元

12.1%

19593元

2009

19367.28億元

篇(5)

[論文摘要]廣義發經濟學是現展經濟學的宏觀拓展，它擴充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它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僅研究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更重要的是，將整個人類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納入研究范圍，廣義發展論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個因素是如何內生作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

1廣義發展論的定義及其涵義

廣義發展論是運用多學科分析方法，以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是相對于僅以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發展經濟學而言的。廣義發展論及其核心理論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階段發展經濟學的綜合發展理論框架的雛形。

一般來說，人們將所有國家按照發展程度區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國家、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考慮到持續變化的過程，將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和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與發展經濟學一貫只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其研究對象不同，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包括不同發展程度的所有國家。之所以這樣界定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主要有兩個原因：

(1)發展不只是工業化，不單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發達國家也還有繼續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增長和發展的雙重任務(其中的最不發達國家面臨啟動、增長和發展的三重任務)，而發達國家在實現了經濟增長后，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長中遺留的社會問題，還直接面臨著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所有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發達與不發達只是相對而言，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永恒的主題。

(2)自發展經濟學誕生以來，盡管許多發展經濟學家企圖找到適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理論，但這些理論都無法概括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差異，迄今為止建立經濟發展理論的努力尚未獲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論模式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放棄了對一般理論的探討轉向“類型學”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轉向強調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作分組或國別的研究，企圖使發展經濟學再具活力。國別研究雖然是一般經濟發展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但以國情特殊而否定一般發展理論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國別研究畢竟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性理論，發展經濟學始終未從總體上揭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談不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

因此，發展經濟學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國別研究，因為只有在對各種類型的發展中國家做了系統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從中提煉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要回歸到發展經濟學的主旨上來，要以探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為己任。這樣，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就必須包括所有的國家。

這個意義上是廣義的。

2廣義發展論的理論結構

2.1發展一般問題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的程度加深了，人們所關注的僅僅是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加關注世界經濟總體發展狀況。而現有的狹義發展經濟學只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缺乏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經回答不了現實提出的新問題，因此，發展經濟學必須開辟一個宏觀的研究領域—廣義發展論，專門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關系，使人們對經濟發展過程的本質有個總的概念。

廣義發展論將文化、制度和政策視為發展的內生因素。即在發展過程中，政策對發展起著最直接的作用，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進行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政策偏好，最終決定了經濟發展收益的歸屬，從而制度也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則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變遷起著推動作用，因而，文化是發展的又一重要變量。那么，可以把發展簡單地表示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數：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內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內生化”，認為文化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中產生最深刻的內生因素。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ose.B)認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個民族(種族)在歷史長河中逐步積淀而形成的，其形成過程可以歸納為：遠古的生活環境所形成的行為偏好一長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種標準—標準逐漸被群體所認同一最終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說文化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深刻的內生因素，是因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隱蔽性和超越性，所謂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經形成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除非當經濟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模式才會出現明顯的變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會長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傳統；所謂隱蔽性，是指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深厚的、滲透到大眾生活中的無意識的層面，較之經濟、政治結構具有更大的韌性，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所謂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層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價值取向。它是大眾所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標準，它不僅改變個人的發展，而且改變整個民族的發展進程。一種文化的價值觀是否鼓勵獲取財富的經濟行為、對個人財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財富，更確切地說，是否把財富用于生產性的投資，都對經濟發展起著抑制或促進作用；2、商業進取精神。這是發展商品經濟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對財富的向往(對財富的向往程度取決于財富所帶來的邊際滿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動性和冒險精神。其中，冒險精神指的是愿意改變個人的職業，這意味著可能背井離鄉，但發展往往需要這樣的流動；當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影響制度層面間接地決定經濟發展，它起作用的載體是“文化經濟人”。經濟學從人性的角度將經濟行為主體定義為“經濟人”，但事實上，一切行為主體及其執行經濟行為都是在特定的社會人文環境下進行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人”實際上應是“文化經濟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應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決定廣義發展論是否具有社會功用的關鍵，這個模式的意義不僅在于闡釋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者相互作用的機理，主要在于它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可運用性。我用“誘導發展”這個概念來表示模式的操作過程。簡單地說，“誘導發展”就是對模式地逆向運作，有兩種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變遷－文化整合－文化變遷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變觀念－文化變遷。第一種運作方式是通過政策選擇推動制度變遷，從而追使傳統(上接第35頁)文化、觀念發生變化，從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促進經濟發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層面，而是通過制度這一中間層，因此是漸進式變遷；第二種運作方式是政策選擇直接作用于經濟行為主體，由于經濟行為主體使文化發生作用的載體，其思想觀念的變化最終將導致文化變遷卜克因素，從而利于經濟發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載體，使文化遭到直接，劇烈的沖擊，因而是突發式的變遷。這兩種運作方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政策選擇首先作用的層面。對于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來說，使用第一種誘導發展方式較好，因為這樣可以避免文化層面直接遭受沖擊，以漸進的方式進行變革可以減小變革成本。而對子歷史并不悠長的國家，直接使文化發生變遷，一不僅加速了變革進程，而且也使變革以較小的成本進行，因此，第二種誘導發展方式更適合。

4廣義發展論的意義

篇(6)

[關鍵詞] 建筑陶瓷產業 可持續發展 系統 因果關系

2007年，廣東佛山大規模的建筑陶瓷產業（下文簡稱建陶產業）轉移引起了業界與學界的關注：隨著佛山建陶企業的發展和擴張，產能不斷提高，而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也更加突出，即建陶產業發展和資源環境承載力之間的矛盾凸現。目前，我國建陶產業的最大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實現產業、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系統之間的協調。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是使建陶產品的生產與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盡可能降低資源投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把對環境的危害限制在社會可容忍的范圍內的生產發展，實現資源――產業發展――環境的三系統協調發展。建陶產業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需要借助系統學的分析工具才能較全面地揭示可持續發展內涵。

本文嘗試結合建陶產業及其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構建陶瓷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框架，并基于該框架對各系統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解析，以期有助于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模式及推進對策措施的選擇。

一、建筑陶瓷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解構

建陶產業具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產業特性。建陶產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與環境資源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與否。建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要圍繞建陶產業本身、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而展開的，這是建陶產業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鑒于其污染密集產業特性，其中環境的保護是難點與關鍵，環境保護需要重點解決的是降低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

圖1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框架

1.建陶產業子系統。建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首先體現在建陶產業自身系統的可持續性。見圖1，圖中建陶產業子系統不僅包括建陶產業本身，還包括關聯產業系統，事實上這里的建陶產業是大產業概念。因為，只有建陶產業鏈上各個關聯環節的企業實現了可持續，整個產業才可能實現可持續性。作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建陶產業，除原料的耗竭外，其生產過程能耗高，還帶來了環境污染的副作用。這種負面影響使建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更為迫切，且更為困難。一方面是產業生存發展需要資源投入，但產生環境污染；另一方面是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降低投入、減少污染，實現經濟、產業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建陶產業的持續性發展就直接表現為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含能源）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如何尋求新的可替代資源（含能源）、如何降低環境污染、如何延長建陶企業的生命周期。這既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持、也需要企業觀念的轉變和管理的完善，更需要社會經濟子系統、資源環境子系統的協調發展，形成建陶產業與資源、環境之間的良性補償互動機制。

2.建陶產業與社會經濟子系統。建陶產業與居民生活和國民經濟體系密切相關：從居民生活來說，裝修材料中的地磚、面磚、衛生潔具等都來自建陶產業；從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房地產業、建筑業來說，建陶產業為它們提供所需的墻面磚、瓦等材料。中國處于高速發展時期，住房需求和房地產業投資呈現出強勁的增長趨勢，新能源、建材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層出不窮。經濟發展一方面給建陶產業帶來了發展契機，也為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源的再生、環境的保障提供了科學技術和物質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也通過經濟系統和關聯產業子系統直接和間接導致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帶來資源承載力和環境承載力下降的后果。

3.建陶產業和資源環境子系統。建陶產業的生產一方面需要從資源環境子系統中獲取資源（含能源）投入生產，降低資源承載力；另一方面生產過程的產生的廢物會給資源環境子系統帶來污染，降低環境承載力。從傳統經濟學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分析可以看出：長期來看，生產可能性邊界會左下移，即使是相同的環境質量，經濟產出都將下降；或者反過來說，相同的經濟產出需要更多的環境投入。這也解釋了建陶產業子系統和資源環境系統的相互關系。因此，建陶產業的發展程度受到環境和資源承載力水平的制約，對資源環境的過度奪取一旦超過一定的允許閾值，不僅使資源環境超負荷，也會縮小建陶產業的生存發展空間，這不利于建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4.各系統目標的矛盾統一。在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和子系統中，不同系統的發展目標有差異。對于和會經濟子系統而言，發展的目標是經濟總量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建陶產業子系統而言，發展目標是建陶及關聯企業的發展壯大，經濟利益的增加；對于資源環境系統而言，發展目標是各子系統共同實現的，主要為企業投入產出率的上升、新能源和替代資源的開發利用，環境質量的改善和環境承載力的增強。社會經濟子系統和建陶產業子系統發展目標的實現會給資源環境系統帶來副作用，以犧牲資源環境承載力來實現目標。而資源環境系統的發展目標是資源、環境承載力的保障和提升。因此各系統的發展目標之間存在矛盾。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就是要實現三個系統之間的相互協調，從而達到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的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

二、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因果關系

為了更好地了解建陶產業與經濟子系統、資源環境子系統的關系，從中找出影響和制約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下面我們將通過建陶產業、經濟、資源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圖來反映三系統之間的關系。

圖2 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之產業―經濟―資源環境因果關系圖

見圖2，圖中表示出以下因果關系：

1.社會經濟發展推動建陶關聯產業和建陶產業發展，關聯產業的發展與建陶產品的需求之間正向關聯，同時社會經濟發展還會帶動全社會各領域對建陶產品的需求增加，引起建陶產品的短缺，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2.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建陶產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建陶產業上、中、下游各環節投資加大，實現建陶產品供給，從而減少建陶產品短缺，滿足需求；另一方面加大對建陶產品的進口，也引起建陶產品短缺的減少，滿足需求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3.建陶產業投資的增加使得建陶產業的生產能力增加，生產能力增加后將直接導致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增加，影響經濟的發展。

4.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后，降低資源和環境容量，從而降低資源承載力和環境承載力，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

5.資源、環境承載力的降低將制約建陶產業的生存發展空間，最后導致建陶產業發展受限，進而影響社會經濟發展。

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達到的基本目標是在經濟允許的前提下，建立一個既滿足社會經濟和建陶產業協調發展，又必須考慮環境承載力和資源承載力的機制。因此，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決策必須考慮以下關鍵點：

一是，建陶產業的短缺總量＝建陶供給總量＋建陶進口量－建陶需求總量－建陶出口總量－替代產品的開發利用。這個數值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或者恰好等于零（供求均衡，偶然情況）。這個數值如果為負，說明供不應求，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消費者的福利，這就需要加大對建陶產業的投資；另一方面，如果建陶產業的短缺為正數，說明供過于求，則應該考慮減少對建陶產業的投資。

二是，鑒于建陶產業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產業特性，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難點和關鍵是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問題。這可以通過資源和環境承載力來監控建陶產業對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同時應該注意，可持續發展不是在問題嚴重后再推進，而應該在經濟運行的每個環節、每個領域的持續性推進的過程，可以通過推進技術創新來降低能耗和污染，也可以通過政府管制來限制建陶產業的發展，不過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當然，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不是固化的，從短期來看，這種承載力有限，但從長期來看，它隨著經濟技術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不過產業發展對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的負面影響與承載力的上升速度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應該在當代就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預防機制，以逐步實現產業、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三、小結

從上文的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解構及因果關系解析來看，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建陶產業本身、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鑒于其污染密集產業特性，其中環境的保護（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降低）是難點與關鍵。而對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系統因果關系的解析我們認為：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達到的基本目標是在經濟允許的前提下，建立一個既滿足社會經濟和建陶產業協調發展，又必須考慮環境承載力和資源承載力的機制。因此，建陶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決策必須考慮以下關鍵：一是，市場的供求平衡；二是環境的保護。

建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應當是對資源長期合理高效開發的發展，是企業與自然環境、經濟社會協調進步的發展，是為國民經濟、地方經濟持續做貢獻的發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發展。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向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還需要尋求合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預防機制，制定切實可行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輔以一系列經濟政策、法律法規予以支撐等等，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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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牛文元:持續發展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7]洪銀興主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篇(7)

【論文摘要】長期以來,關于政府財政與科技、教育之間的關系,在我國財政經濟理論的研究中有失偏頗,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沒有廓清。本文從政府財政的角度來分析研究政府財政與科技、教育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探討振興政府財政的可行途徑。

長期以來，關于政府財政與科技、教育之間的關系，在我國財政經濟理論的研究中有失偏頗，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沒有廓清。本文從政府財政的角度來分析研究政府財政與科技、教育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探討振興政府財政的可行途徑。

一、政府財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經濟基礎”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強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障是現代科技、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決科技、教育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換言之，是否應該由政府來承擔促進科技進步和發展教育所需資源的供給責任，這決定于科技、教育事業活動的社會經濟屬性。從公共財政原理上講，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顯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業活動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有效提供，即無法通過市場來完全有效解決發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質基礎問題。因此，政府從財力和財政稅收政策上給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業順利發展的主要經濟基礎。

從科學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據有關專家估計，自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廣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結果。這一數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觀上，科技對于經濟增長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觀領域，科技能夠給投資于科技的各微觀主體帶來巨額的利益。這似乎已經表明，市場能夠有效地解決科學技術進步問題。然而進一步地分析卻不難發現，雖然私人部門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動一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性因素。

第一，雖然科學技術可以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創造巨額的物質財富，但現代科學技術的開發與研究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群體活動，在科技發展中的許多領域，私人部門往往不愿意參與或缺乏足夠的投資積極性，從而需要政府財政扮演主要“角色”。這突出表現在:其一，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由于基礎科學是應用科學研究的基礎，沒有扎實的基礎科學作為前提，應用科學研究就難以為繼。因而基礎科學研究是一國科技發展的“基石”。但基礎科學研究成果無法直接轉化為商品，可以說是一項很難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工作。因而其發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財力只能由政府財政來提供。其二，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應用科研項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學科交叉的基礎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開發周期長，需要巨額的投資，而且投資風險較大。私人部門往往因考慮投資回報率和投資風險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對于這類科學技術的發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財政與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門雖有一定的積極性，也難于保證能有足夠的投人。

第二，科學技術是一項智力活動成果，不僅其本身具有明顯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進步對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將大大增加，如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為了當代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科學技術具有很強的外溢效應，科學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收益與其成本往往難于直接對稱起來;而且，從產權角度上講，科學技術成果的產權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個人通過學習或其它途徑獲得了同樣的知識，他也同樣會得到一樣的技術和生產出同樣的產品。發展科技事業是一項系統工程，良好的外部環境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優化這一外部環境的所需資金，只能由政府財政來解決。因此，無論是從提高科學研究工作效率，還是從保護科技成果的產權方面來看，政府財政也是一國科技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從教育發展的角度來看，政府財政更是教育發展的經濟基礎。這是因為，現有的理論研究已經證明，一方面，雖然教育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但卻具有極大的溢出效應，從而離不開政府財政的投資;另一方面，政府對教育這種“人力資本”的支出進行資助有利于改善社會公平。

不僅如此，從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政府財政作為教育發展的經濟基礎，除了改善公平和解決其外部效應外，還主要表現為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公共需要。因為，第一，現代社會已經開始進人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掌握和創新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因而國民素質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作用更為重要。這就是說，在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雖然可以內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來說，教育已不再簡單地表現為一種個人需要，已經成為了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種基本公共需要。從而使得為教育發展提供資金成為了政府財政的一項基本職責。第二，更進一步講，從科技進步與教育之間的關系方面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通過科學研究來實現的;而科學研究是一種智力活動，它是以掌握現有科學技術成果為前提條件的，掌握現有科學技術成果的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這就是說，科技與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輔相存的。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必須有一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一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必將帶來其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毫無疑問，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和高度發達的教育體系，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必備條件和其是否進人知識經濟社會的基本衡量標志。因此，政府財政為教育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也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現代社會政府財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財政發展史已經證明，政府財政總是根植于相應的經濟基礎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下，政府財政的經濟基礎，乃至財政制度安排和財政收支結構都是不同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總體上已經先后完成了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目前正向知識經濟時展。與此相適應，政府財政的經濟基礎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演變而變化。

1、科技、教育將成為現代政府財政的主要依托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結果

自70年代以來，科技進步日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開始變成現實。今天的世界，知識經濟撲面而來，人類社會正經歷著自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以來的第三次巨大轉型。

世界的競爭已經成為以經濟為基礎，以科技特別是高科技為先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因此，調整政府財政經濟發展思路，將振興政府財政的思路建立在發展科技與教育的基礎之上，是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

因為，這種從后工業社會逐步發展起來的知識經濟，是一種明顯區別于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新型經濟，這種區別突出表現在產業支柱的變化方面。與以農業或工業為基礎的農業經濟或工業經濟不同，知識經濟是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的經濟。其基本特征是其資源配置以智力資源、無形資產為第一要素;其生產是以將高科技作為其資源依托的高技術產業為支柱;其消費是以高技術產品和通過信息產生的新知識為主?，F代經濟的這一發展趨勢的財政意義在于:從財政收人方面來看，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融合必將催生高新技術與高新產品，這些高新技術和高新產品又會構筑“新型行業”和“支柱產業”，從而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提供充足的財源。因而，建立起強大的系統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學研究體系，以保持科學技術的強有力的發展趨勢，是實現現代政府財政良性循環的必然選擇。從財政支出方面來看，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經濟發展必須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和良好的科技發展環境。由于人力資源和良好的科技發展環境的獲得，是以加大對人的知識化投資，加快對人的知識化和以管理制度為主的科學研究環境建設為前提的。因此，發展多結構、多層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階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培養出一大批高度專業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營造出一個科技發展所需的良好環境，就是現代政府財政以科技、教育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現。這就如同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社會的政府財政是建立在農業和工業經濟基礎之上一樣，現代政府財政也必然是以科學技術和教育作為其主要依托。

2、將科技、教育作為政府財政的主要依托已為我國正反兩方面的發展經驗所證明

我國正反兩方面的經濟發展經驗已經證明，科學技術和教育是現代社會發展經濟和健全政府財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開放以前，在我國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雖然我國的科技、教育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走的仍然是一種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濫用的基礎之上的工業化發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學技術和教育為基礎來實現財政經濟發展目標的。在時期，還出現了輕視知識、排斥科技的嚴重破壞科技教育的現象。從而使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建設既沒有考慮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沒有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加大以人力資源的開發與投資為中心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力度和實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結果是我國的工業化程度雖然在不斷提高，但經濟運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與世界經濟特別是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很大，從而使我國政府財政的經濟基礎相對比較脆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僅十分重視發展科技、教育，而且通過大量引進先進技術改造傳統工業，發展新興產業。這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增強了后勁，也為財政收人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已經占工業總產值的巧%，新產品稅利已占工業稅利的10%。1994年以來，我國財政每年新增財政收人在1000億元以上，其中新興產業和新產品開發所提供的稅收占較大比重。

/P>上述分析已經表明，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看，科學技術和教育的發展對于政府財政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我國在世紀交替時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業化的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的任務，使政府財政擺脫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徑就只能是發展科技、教育事業。

總之，我國財政經濟的持續增長，離不開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又離不開政府財力和財政稅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財政與科技教育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三、發展科技、教育事業，振興政府財政

當前，我國雖然已經明確提出了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科技、教育發展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與世界先進水平之間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據原電子工業部估計，在代表一個國家科技發展水平之一的電子技術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方面，我國的集成電路的水平與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國技術出口在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勞動力素質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占該年齡組的比重，現階段約3%，而發達國家這一比重高出我國10—20倍，美國達到80%，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達到了30%，目前我國每萬人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為巧0余人，而美國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為700多人，聯邦德國1987年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方面，我國也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和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仍然較低。

這些差距一方面說明我國通過發展科技、教育來促進財政經濟的振興尚有較大的空間;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要實現科教興國戰略目標、完成振興政府財政的任務還十分艱巨。

如何發展我國科技、教育事業，以達到振興政府財政的目的，從財政角度來看，主要要從如下兩個方面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