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精神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建筑精神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漢字；去漢字化；再漢字化；漢字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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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這個題目以“普通語言學”的眼光審視，暗含著一個“制度陷阱”，因為它預設了漢字的文化屬性，而文字的定義――依西方文化的教誨――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內涵。手頭一本已經翻爛了的倫敦應用科學出版社《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譯本）對文字的定義是：“用慣用的、可見的符號或字符在物體表面把語言記錄下來的過程或結果?！币簿褪钦f，文字的存在價值僅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個冰冷的定義讓中國人顯然很不舒服，它和我們傳統語文對漢字的溫暖感受――“咬文嚼字”、“龍飛鳳舞”乃至“字里乾坤”――距離太遠了！抽出我們的《辭海》，看看它對文字的定義：“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擴大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用的文化工具，對人類的文明起很大的促進作用?！边@就在西方語境中盡可能照顧了中國人獨有的漢字感覺。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首先是因為漢字字形有豐富的古代文明內涵。且不說漢字構形映射物質文明的林林總總，即在思想，如《左傳》“止戈為武”，《韓非子》“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字形的分析總是一種理論的闡釋，人文的視角。姜亮夫先生說得好：“整個漢字的精神，是從人（更確切一點說，是人的身體全部）出發的。一切物質的存在，是從人的眼所見，耳所聞、手所觸、鼻所嗅、舌所嘗出的（而尤以‘見’為重要）?！嬕粋€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輕重為判。牛羊虎以頭，人所易知也；龍鳳最詳，人所崇敬也?？傊?，它是從人看事物，從人的官能看事物?！盵1]69我們可以說漢字的解析從一開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義，而不僅僅是純語言學的意義。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又因為漢字構形體現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結構規則甚至帶有文化元編碼性質，這種元編碼成為中國人各種文化行為的精神理據。漢字在表意的過程中，自覺地對事象進行分析，根據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組合，設計漢字的結構。每一個字的構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者說是造字者對事象內在邏輯的一種理解，而這種樣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為基礎的。也說是說，漢字的孳乳，是一個由“一”到“二”的過程，由單體到合體的過程，這正體貼了漢民族“物生有兩”、“二氣感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文化心理。

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意象使漢字具有卓越的組義性。萊布尼茨曾說漢語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世界夢寐以求的組義語言，而這一特點離不開表意漢字的創造。在漢語發展中大量的詞語組合來自漢字書面語的創新，由此大大豐富了漢語書面詞匯。組義使得漢字具有了超越口語的強大的語言功能。饒宗頤曾說：“漢人是用文字來控制語言，不像蘇美爾等民族，一行文字語言化，結局是文字反為語言所吞沒?！盵2]183他說的正是漢字極富想象力且靈活多變的組義性。難怪有人說漢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漢字可以無限地組合，而拼音文字則是“雕版印刷”了。比較一下“鼻炎”與“rhinitis”，我們就可以體會組義的長處。《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準備上醫學院了，卻站在介紹課程的公告欄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個將要上大學的人，對要學的專業居然“一字不識”，這樣的情節在中國人聽來匪夷所思。

漢字成為一種文化，更在于漢字的區別性很強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語言”作用，維系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漢字的這一獨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索緒爾晚年在病榻上學習漢字，明白了“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的詞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盵3]51漢字對漢語“言語異聲”的表達進行觀念整合，達到“多元統一”。這樣一種“調洽殊方，溝貫異代”（錢穆語）的功能，堪稱“天下主義”！一位日本友人說，外國人講日語，哪怕再流暢，日本人也能發現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國大地，中國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為她是香港人或臺灣人；而在南方，人們則以為她是維族人。中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整合性，在這位日本人看來，與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語。（當然，漢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義是不一樣的。）漢字的觀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極富包容性的諧音將漢語各方言文化的異質性在維護其“言語異聲”差別性的同時織入統一的文化經緯，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極富想象力的意象將統一的文化觀念傳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質文化的規范和力量。由此我們可知，漢字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是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正如柏楊所說：“中華字像一條看不見的魔線一樣，把言語不同，風俗習慣不同，血統不同的人民的心聲，縫在一起，成為一種自覺的中國人?！盵4]472

與漢字的觀念整合性相聯系的，是漢字的諧音性使地方戲曲有了生存空間。漢字的觀念整合走意會的路徑，不涉音軌，客觀上宕開了方音藝術的生存天地。在漢字的語音包容下，漢語各方言區草根性的戲文唱腔與官話標準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相安無事，中國幾百種地方戲曲源遠流長，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難以想象的異彩多姿。漢字保護了方言文化生態多樣性，也就保護了中國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認同和家園意識。當然，這種保護是有代價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戲曲，不再具有漢字的書寫性，從而不再在中華“雅文化”或者說主流文化中具有話語權。

漢字作為一種文化，在漢民族獨特的文學樣式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這里，與其說是漢字記錄了漢文學，毋寧說是漢字創造了漢文學的樣式。在文字產生前的遠古時代，文化的傳承憑記憶而口耳相傳。為便于記誦，韻文形式的歌舞成為一種“講史”的儀式。聞一多解釋“詩言志”之古義即一種歷史敘事。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韻文史”漸漸不堪記憶和敘事之重負，西方產生了散文化的敘事詩，而中國卻是詩歌在與散文的“混戰”中“大權旁落”，淡出講史的領域，反過來強化其詩。在這一過程中，漢字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復旦大學的張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頗有見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決定一種詩的存在方式?！币环矫妫芭c西方文字相比，中國文字具有單音的特點。單音易于詞句整齊劃一。‘我去君來’，‘桃紅柳綠’，稍有比較，即成排偶。而意義排偶與聲音對仗是律詩的基本特征?！蔽鞣剿囆g雖然也強調對稱，但“音義對稱在英文中是極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單復音錯雜?！绷硪环矫?，“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嚴密，不如中文字句構造可以自由伸縮顛倒，使句子對得工整?！睆埿抡J為，“中國文字這種高度凝聚力，對短小的抒情能勝任，而對需要鋪張展開描述的敘事卻反而顯得太凝重與累贅。所以中國詩向來注重含蓄。所謂練字、詩眼，其實質就是詩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盵5]在復旦大學的“語言與文化”課上，一位2003級新聞系同學對漢語是什么的回答，此時聽來更有體會：漢語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漢宮秋月；是珠落玉盤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門，“吹”、“綠”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詩經》，魂兮歸來的《楚辭》；是千古絕唱的詩詞曲賦，是功垂青史的《四庫全書》……

漢字何以成為一種文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漢字記載了浩瀚的歷史文獻，漢字形成了獨特的書法和篆刻藝術，漢字具有很強的民間游戲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們用新的視角審視這個歷久常新的問題，我們就會從中找到中西語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學術的根本分野。此時，我們完全可以重新為漢字定義：漢字是漢民族思維和交際最重要的書面符號系統。

二、從去漢字化到再漢字化

中國獨特的人文傳統有三個通融性：

其一是小學（語言文字學）與經學的通融。許慎強調想接緒歷史傳統、讀懂儒家典籍，就必須對漢字的形音義關系進行正本清源，字義明乃經義明，小學明乃經學明，強調漢字是“經藝之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說文解字序》）許慎的“本立而道生”實際上借助字學（小學）建立了經學與識古（史學）之間的同構關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帶來的歷史認同危機。經學建立的記載闡釋歷史的模式得以延續。

其二是經學內部表現為文史哲的通融。蘇軾說：“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保ㄋ胃鹆⒎健俄嵳Z陽秋》）在我們看來，這“意”，就是漢字元編碼為傳統文史哲提供了統一的思想資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經學家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經、史之所以相通，實際上基于漢字的表意思維或元編碼：表意漢字既是一種對事實的照錄（“史”的方式），又是一種對世界的形象表達（“文”的方式），還是一種對現實獨特的認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實為漢字表意性元編碼的體現。

其三是小學內部表現為語言與文字、書寫文本與非書寫文本的通融。我們分別表述為字詞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詞通融：漢字傾向于使自身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符號來記錄漢語的語符（語素或詞），這要求漢字保持一個有意義的形體、一個音節、一個詞義三位一體。這種對應使得漢字的字義與詞義、字形與詞形之間難分難舍，呈現一種跨界、整體通融性，體現了漢字與漢語獨特的既分離又統一的張力關系。再看名物通融：從言文關系看，漢字代表的是一個語言概念單位，而從名物關系看，漢字對應的則是一個現實物，這就要求漢字對現實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繪畫性特征。如“仙”這個簡化字，字面義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達某個現實物的。漢字的這種意象性打通了書寫與繪畫、書寫與物象的界線。這種書寫與非書寫之間的越界，進一步造就了漢字書法、文人畫這樣的書寫編碼與非書寫圖像編碼相通融的文化景觀。

這三個通融顯示了漢字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說明漢字不僅是漢文化的載體和存在基礎，也是中國語文得以建構的基本條件。

中國語言學的科學主義轉型主要發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時期。該思潮引進了西方語言中心主義的立場，把文字看作是單純的記錄口語、承載語言的科學工具，因此將是否有效地記錄語言和口語看作是文字優劣的唯一標準。根據此標準，遠離口語的漢字成為五四先驅們的眾矢之的。廢除漢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話文， 進而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顛覆，這成為“五四”時代的主流思潮。我們將這種思潮稱之為“去漢字化”運動。此后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去漢字化”一直是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八十年代起，去漢字化所造成的傳統斷層越來越受到關注和批評。不斷有學者強調寫意的漢字與寫音的字母之間的文化差異，認為漢字是獨立于漢語的符號系統，要求對漢語、漢字文化特性重新評估，提出藝術、文學創作的“字思維”或漢字書寫原則，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于“寫”和“說”、“字”和“詞”。對去漢字化和全盤西化的批判，越來越表現出回歸漢字的情緒，“再漢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語言學，是“再漢字化”思潮的先聲。文化語言學把語言學看作是一種人學，把漢語言文字看作漢文化存在和建構的基本條件。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中以陳望道、張世祿、郭紹虞等前輩學者為代表的本土學派的研究傳統的繼續，文化語言學強調漢字漢語獨特的人文精神，強調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漢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漢語，尤其注重漢語中的語文精神即漢字所負載的傳統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紹虞是最早提出漢語的字本位性的學者，文化語言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并在進入21世紀后逐漸匯通中國社會科學諸領域，進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設兩大主題。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評五四以來漢語研究的西方語本位立場[6]，五四以來現代漢語研究是“印歐語的眼光”[7]，將“五四”以來的歸結為“去漢字化運動”[8]，五四以來中國學術在西方文論面前患了“失語癥”[9]，五四白話文運動過于強調語言的斷裂性，要對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走向進行重估[10]，反思現當代文學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對八九十年代出現的以漢字本位為特征的“母語寫作”思潮進行總結[12]，《詩探索》從1995年第2期起開辟專欄，發表了大量有關“字思維”的文章。有論者認為，關于母語思維與寫作的討論，“將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前一次可能扭轉今后中華文化乾坤的大討論?！?/p>

文化建設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強調漢字對漢語的影響及漢語的字本位性質，提出文化語言學理論、漢字人文精神論（申小龍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語言理論（徐通鏘1992、1998，蘇新春1994，潘文國2002）；提出或倡導文學的“字思維”原則（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漢字書寫的“春秋筆法”是中國學術的話語模式（曹順慶1997）；中國經學是“書寫中心主義”（楊乃喬1998）；提出以漢字和漢語的融合為特征的“語文思維”概念（劉曉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于“寫”和“說”、“字”和“詞”（葉秀山1991）；提出漢字是華夏文明的內在形式，強調漢字與漢語的關系既是漢語的最基本問題，也是漢文化的基本問題（孟華2004）。

“再漢字化”思潮或中國學術的“漢字轉向”的核心問題是漢字與漢語、漢字與漢文化的關系以及漢字在這種關系中的本位性。

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學術轉型都是圍繞漢字問題展開的，抓住這一點，中國學術和中國思想史的許多根本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國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學術界普遍將文字看作是語言的工具，文字學甚至不是語言學內部的獨立學科。國內學術界自五四以來引進了一種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文字學立場，將漢字處理為記錄漢語的工具，漢字的性質取決于它所記錄的漢語的性質，漢字獨立的符號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嚴重忽視。重新評估漢語言文化的漢字性問題就是文化語言學的“再漢字化”立場。它不是簡單地對傳統語文學的肯定和回歸，而是要求重新估價漢字在漢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實現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差別化和對話：一方面使自己成為西方學術的一個有積極建設意義的“他者”，同時又使西方學術成為中國學術的積極發現者。因此，中國學術二十一世紀面臨一個“漢字轉向”的問題：漢語和漢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漢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這是中國學術，包括漢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存在的基本條件。這種“再漢字化”立場，是中國文化語言學為世界學術所貢獻出的最為獨特的東方理論視角。

“再漢字化”轉向，也順應了世界學術的大趨勢。當代世界學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轉向，一是語言學轉向、二是文字學或圖像轉向。

所謂語言學轉向，主要表現在文史哲諸人文領域開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條件是建立在語言的可能性基礎上的，文學、史學、哲學都開始關注語言問題，并從語言學那里吸取方法論立場。復旦大學的文化語言學在八十年代舉起了中國學術語言學轉向的大旗，其語言文化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界、文學界等人文學科領域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所謂的文字學轉向，一般認為肇始于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他的“文字”概念是廣義的，泛指一切視象符號，如圖像、雕塑、表演、音樂、建筑、儀式等等，當然也包括漢字、拉丁字母這樣的狹義文字。德里達的基本觀點是，現實、知識、真理和歷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礎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慮自己研究對象的存在條件時，由對其語言性的思考再進一步轉向對語言、文字、圖像三者關系性的思考。因為現實、歷史和知識不僅僅是以語言為存在條件的，文字、圖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讀圖時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漢字是一種極為獨特的符號系統，它處在語言和圖像中間的樞紐位置，它既具有圖像符號的視覺思維特性，又具有語言之書寫符號的口語精神。中國文化的漢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圖像思維，又抑制了漢語方言的話語精神，漢字自身替代了圖像、話語，成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學、知識、思維、現實存在的最基本條件。這就是漢字的“本位性”問題。該問題構成了中國學術、中國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問題，學術界和文化界對該問題的覺醒和重新闡釋，這就是“漢字轉向”或“再漢字化”。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引領中國上個世紀末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學轉向”的旗幟，這是時代所賦予的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再漢字化提出的漢字文化的新視角，基于這樣一種學術理念：語言（言）、文字（文）和視象符號（象）三者構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條件。中國語言、學術、文化的基本問題是一個漢字的問題，即以漢字為樞紐，在言、文、象三者的對立統一關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個要素，并將這種以漢字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離又統一看作是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條件。它要求我們沖破傳統學科分治的壁壘，在一個大漢字文化觀的格局下進行學術研究。這種學術立場也可叫做“新語文”主義。

以“再漢字化”為宗旨的漢字文化新視角研究，具體圍繞五個基本主題：

第一，漢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漢字的語言性研究。

第三，漢字的符號性研究。

第四，漢字書面語研究，具體分為三個層次：

（1）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歷史發展研究。

（2）現代漢字書面語的文化特性研究。

（3）現代漢字書面語的網絡形態研究。

漢字文化新視角的研究，預示著中國語言文化研究在一個世紀的“去漢字化”的歷程之后，將要實現“再漢字化”的世紀轉向。這一轉向的本質就是在中國文化的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重新確認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遠大前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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