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教育差異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東西方教育差異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建筑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產生的，它是經濟、技術、藝術、哲學、歷史等的綜合體。人類建造房子，避免了風吹雨淋，人類建造了房子，人類有了安定的居所，房子又為人提供了安全屏障。有了穩定安全的場所，人類就可以從事一些更文明的事情了。隨著文明的進步，建筑更多不但體現了它的實用性，還體現出了它的藝術性。世界各地的建筑樣式、風格不盡相同，這些都是因為世界各地的風土文化的差異造成的。什么樣的文化必然產生什么樣風格的建筑。本文就文化習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進行了淺析。 

 

建筑藝術是風土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東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國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風俗文化是特定社會文化區域內歷代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或規范。風俗的多樣化，是以習慣上，人們往往將由自然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為規范差異，稱之為“風”；而將由社會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行為規則的不同，稱之為“俗”。 

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正恰當的反映了風俗因地而異的特點。風俗是一種社會傳統，某些當時流行的時尚、習俗、久而久之的變遷，原有風俗中的不適宜部分，也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風俗由于一種歷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對社會成員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行為制約作用。風俗是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基礎和補充部分。風俗文化的差異性，必然導致不同風俗文化下的人們思想產生差異，這是人們認識不統一，意見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在不同的文化風俗下，人們的價值觀，審美觀會不同，這也必然會導致藝術作品的不同風格。建筑不僅作為一個為人們擋風遮雨，為人們提供溫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們的依賴，它還作為一項極具欣賞價值藝術作品而受到人們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風俗下的建筑風格不盡相同 

東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國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幾千年來，中國人長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無形中在國民意識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論。中庸，仁恕的道德規范始終主導著中國人的建筑理念。很多優秀的個性特點得不到充分發揮，更多的民族創新得不到真正的張揚展現，這就形成了以皇家園林與宗廟寺院建筑為主的比較單一的建筑格局。而在這一點上，歐洲國家的建筑比我們豐富的多。歐洲人性格自由奔放，個性突出。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體現的尤為盡致。中國的建筑的主要特點是以磚木材料為主，四合院封閉式的群體空間格局，體現了中華民族深沉內斂的文化底蘊。中國建筑的風格，從古代到近代并沒有太大變化，因為我們保守的文化底蘊。我們的建筑更著重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價值和儒教思想相統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磚石為主，整體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結構體系，所以相比較我們中國的建筑，它的壽命比較長。另外在建筑設計空間上看，西方的設計理念主要以開放的單體空間格局向高空發展，這是與我們的建筑空間很大的區別。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亞大教堂都很好的體現了歐洲人開放張揚的性格和科學民主的精神。東西方建筑的差別主要體現了東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別，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共同造就了東西方人們在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審美觀念上的不同。 

二、東西方建筑風格趨于一致化，是世界風俗文化交流，相互滲入的結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風格基本趨于一致，但不會相同。材質都盡可能采用磚石，水泥，混凝土結構。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質量的考慮。但就現在建筑伍德藝術風格上，東西方的融合較為深入。我國很多的優秀建筑設計師，梁思成，貝津銘等，他們都非常虛心的吸收東西方建筑藝術的精髓，都是將東西方建筑藝術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設計的馬賽公寓，丹下健三設計的代代木國立室內綜合體育館，貝津銘的香山飯店。這些現代建筑的瑰寶，無一不體現了東西方藝術的糅合。它們都不是單一體現東方或西方的風俗文化，建筑風格。而是基于東西方建筑風格藝術的精髓，又經過大師們的創新發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話?，F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各地風俗還是各異，但不同文化風俗下的人們之間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國傳統的含蓄，中庸建筑風格，也在西方建筑風格，風俗文化的影響下，漸漸變得開放，流暢，風格也趨于多樣化，藝術欣賞價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風俗下的建筑藝術的設計需要更多的包容與謙虛 

歷代以來，不同文化風俗下的人們很容易產生矛盾。一是因為各自利益的驅動，二是因為各地風俗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們對事物認識的差別，價值觀，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們的意見產生分歧。隨著歷史的發展，各民族進一步融合。這在我國歷史上體現的尤為明顯，也更易為我們理解。民族的融合，促進了風俗文化的融合與同化，進而價值觀，文化理念趨于統一。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建筑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審美范疇，和人類民族融合的進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勢所趨，在不同文化風俗下，我們建筑藝術要取得杰出的創舉，必須做到百花齊放，兼容并包。必須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納不同的建筑風格，多一點謙虛，虛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藝術去學習，取長補短，優化我們的作品。 

由于時代的發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頻繁，交流內容的廣泛化，當代建筑風格相差越來越小。建筑風格是人們審美意識的體現，是人的能動性的表現。分析不同文化風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通過比較很容易的出來。我國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遺址，遺跡存在，風格迥異。即使當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雖然各地建筑風格趨于多樣化，同化。但仍能體現出不同文化風俗下，不同的風格。各種風格都有其優缺點，去劣存優，取長補短，是我們當代建筑設計工作者應孜孜以求的。 

參考文獻 

[1]程宏,王燁.文化習俗對建筑藝術設計的影響[j].時代文學，2009(10)． 

[2]陸元鼎.中國傳統民居研究二十年[j].古建園林技術，2003(4)． 

[3]劉玉超,羅大為.建筑藝術與生活[j].民營科技，2010(1)． 

篇(2)

論文摘要：語言與文化緊密相聯，外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導入和文化意識的培養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從文化的內涵，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探討了外語教學中文化意識培養的重要性。并以新課程下高中英語教學為例，提出了解決以往教學中文化意識欠缺的策略。

語言源于文化，并且和文化緊密相聯。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Sapir在《language》一書中就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語言和文化這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交際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外語教學中文化內容的導人和文化意識的培養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就高中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意識作一探索。

1.文化的內涵

文化在廣義上可以指人類精神和物質生產的總和，在狹義上指人類精神產品的總和;就不同國家和社會文化的差異性而言，文化乃指某一特定人群中人們行為和認知方式的模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體現在人們的社會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相互關系等。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外語教學所研究的文化，相對來說是一種狹義文化。

2.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語言是文化的符號。人類文化世界的建構和運作正是通過語言的命名活動和語言的制約作用得以實現的。語言又是文化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語言對于表達人類復雜抽象的概念范疇是必不可少的。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系，是我們理解外語教學中文化意識的培養的基礎和前提。20世紀60年代著名的語言學家拉多在他的《語言教學:科學的方法》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到語言?！?/p>

3.教學的誤區

中國文化和英語文化屬于不同的文化傳統，語言又屬于不同的語系，因此我們缺乏歐美國家所擁有的語言環境。況且，中國和英語國家在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歷史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差異。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經常會遇到很多因文化差異引起的障礙。因此，學生對英語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取決于語言水平的高低，還取決于他們對文章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知識的掌握情況。在英語教學中融人文化意識，有利于學生正確理解和使用英語，加深對本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并培養世界意識。

由于我們對文化的認識不夠，跨文化意識薄弱，對語言和文化的關系處理不當，英語教學中出現了嚴重的文化意識欠缺的現象。英語文化意識在我國英語教學中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大多數學校還是薄弱環節。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原本就很容易引起文化障礙，制約跨文化交際的成功進行。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在英語教學中，往往只重視學生語言知識的學習，輕視語言能力的培養，外語教學的目的被認為是讓學生背熟語法規則，然后按照背熟了的語法規則做題，得高分，很少思考為什么要學這門語言，怎樣才算學好了這門語言。英語教學一直忽視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教師把重點只放在語言知識的傳授上，沒有對文化知識給予同樣的重視，用這種教學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因對西方文化知之甚少，不能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活動。因此，在外語教學中，文化教學一定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放在重要的位置。教師應努力使學生深刻理解并掌握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掃除因這種差異而引起的文化障礙，進而達到成功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境界。

4.解決問題的思路和策略

4.1挖掘教材中的文化信息

新課程普通高中英語課本，采用結構功能的編寫體系，圍繞中外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名人傳記、傳統節日、衛生與體育等16個話題選編語言材料，語言真實自然、形式多樣，活潑新穎，所涉及的話題貼近生活實際，緊跟時代的步伐，如旅游、體育、航天技術、環境保護、交友、集郵愛好、影視等;閱讀課文涉及題材廣泛，反映了英語國家歷史和地理、風土人情、名人傳記、新聞出版、戲劇、文學、音樂等。這些題材和話題很容易激起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關注未來、關注社會，增進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全面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從而提高學生對目的語的理解能力。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內涵，有意識地結合語言教學向學生傳授英語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學、藝術、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社會文化知識，不斷增進學生對東西方國家國情的對比和了解，增強學生對兩種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和世界意識，準確而得體地運用英語交際，提高他們的文化素養和語言能力。如在教Good Manners時，讓學生通過閱讀了解西方餐桌禮儀，并引導學生進行辯論，論題是’’Western tablemanners is better than Chinese table manners"。雙方辯手各舉一方餐桌禮儀之優處，或宣揚，或反駁，氣氛熱烈。其實禮儀本無優劣，只是通過這一活動引導學生了解東西方餐飲文化的異同，教育學生要人鄉隨俗，樹立文化平等觀，注重禮儀，做一個有修養的人。又如”Disneyland""A Freedom Fighter""Charlie Chaplin""Abraham Lincoln”等人物傳記反映了美國自主、獨立、崇尚個人奮斗的主流文化;"A Taleof Two Cities""The Necklace""The Merchant of Venice’，等反映了西方國家的價值取向，以及西方人瞻矚金錢的價值觀念。

4.2詞匯教學中的文化滲透

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成分，也是文化負載量最大的部分。所以在平時的教學中應注意介紹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幫助學生理解詞語并正確運用詞語。英語詞匯的文化內涵是經過長期積淀而成的。一些很有文化內涵的成語、慣用語、諺語、理語和格言等都來自于成語典故、神話傳說、文學名著，教師在詞匯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為學生介紹其背景知識，讓學生理解其深刻內涵。如Shylock(夏洛克)是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個人物，作為典故比喻那些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而Solomon所羅門)比喻非凡的智慧，出自《圣經》的傳說。又如，to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鐵盧之戰)，指十九世紀初，拿破侖稱雄歐洲一時，最后戰敗于比利時的滑鐵盧。這一詞語被人們用來比喻“慘遭失敗”。再如peasant(農民)一詞，在漢語中是中性詞，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卻有某種反面的、消極的意味，指“沒有多少文化的人”，在西方稱農民為farmer。又如Love me ，love my dog(愛屋及烏)，在漢語中，狗含有貶義，而在英語中狗是寵物。因此，在詞匯教學中必須結合有關的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讓學生了解其中的文化內涵。 4.3開發校本課程，系統介紹西方文化

新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而校本課程正是實施這一理念和教學目標的重要手段。學生渴望更多、更系統地了解西方文化，因此，英語教師可摸準學生的興趣所在，結合教材內容，編寫《學點英文諺語了解西方文化》、《中學生英美概論》、《知多少》、《你喜歡的英文歌曲》、《西方節日文化》等學生感興趣的校本教材。使學生更全面、深人地了解目的語文化。

4.4利用多種媒體資源培養學生英語文化綜合素養

語言習得理論告訴我們，語言自然習得的過程是無意識的，是潛移默化的。英語的學習也一樣。由于電視、多媒體等能創設仿真的英語交際情景，在課堂中適當地引人這些媒體所提供的地道活潑的英語素材，能使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感悟地道的英語文化，從而提高英語的實際運用能力。引導學生課外自主地借助電視、網絡等學習英語，擴大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拓寬視野，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為發展跨地域文化的交際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礎。教師應指導學生利用現有的英語教學資源，如:(1)英語影視節目(2)英語教學網站(3)各類多媒體英語教學光盤(4)英語教學的報刊雜志等拓寬英語知識面，提高語音素質、豐富英語文化，有效提高英語綜合文化素養和實際應用能力。

4.5創設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

文化意識的培養是一項綜合性的工程，教師不僅要在課堂上結合教材設置情景，進行跨文化知識的介紹，也要在課外最大限度地創設英語文化氛圍，使學生更好地體會中西方文化差異。通過課堂內外的各項活動，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的敏感和意識，提高他們對語言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具體做法如下:

4.5.1開辦英語角，由外語老師與學生交流。有條件的話也可請外教或外國朋友與學生進行直接對話。

4.5.2開設研究性課程，以跨文化研究為主題，系統地傳授英美文化知識。教師可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小課題，如:“美國的飲食文化”、“英國的婚俗”等。學生通過查閱資料、觀看電影和錄像、請教專家等方式進行研究、調查和分析，并最終寫出報告。這樣的課程學習在拓展學生的英語知識的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的創新和協作能力。

4.5.3利用西方的一些重要節日，如圣誕節、萬圣節等舉行英語晚會，舉辦英語知識競賽，使學生了解西方的節日文化，了解西方習俗。在活動中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5.正確理解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關系

怎樣看待自己的文化和人家的文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教學中教師應幫助學生樹立文化平等觀和語言平等觀?！皼Q不能認為哪一方的文化更好，語言更美?！?王宗炎)同時，幫助學生認識到要正確地理解外語并恰當、得體地使用外語，不僅取決于對外國文化的了解和理解程度，而且取決于對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差異的了解程度。因此，了解、熟悉本國文化有利于外語學習。并通過跨文化教育培養學生傳播中外文化的使命感和文化融合意識。

篇(3)

關鍵詞：間距；張力；比較文學；變異學

一、“間距”的提出

法國著名學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開的“思想與方法：全球化時代中西對話的可能，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會議①上，提出了“間距”理論。朱利安教授在《間距與之間：如何在當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時下流行的“差異”概念所引起的弊端，從而提出與之相反的“間距”（écart）概念。他嘗試以“間距”打開“之間”，并以“之間”為工具，重建自我與他者對話交流的可能。這一途徑可歸結為：通過構建外在他者，從而達到解構目標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異”與“間距”的區別何在？簡而言之，“差異”是以認同為前提和導向，帶有主觀價值判斷的概念，而“間距”則主張拉開對話兩者的距離，尊重雙方的獨立性，采取的是不帶偏見的超然立場。差異是一個認同的概念；我們在觀察到這一點的同時也注意到一個與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認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認同（l’identité）事實上至少用三種方式圍繞著差異：一，認同在差異的上游，并且暗示差異；二，在差異制造期間，認同與差異構成對峙的一組；三，在差異的下游，認同是差異要達到的目的。 因為差異首先就暗示一種更普遍的認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就這么說吧：一種共同類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內部差異則顯示為一種特殊性。那么，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它一開始就給出，是我們一開頭就知道的，正如我們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開端，特別是那些這么長久以來在語言上和歷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國與歐洲之間，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

顯然，“間距”是一個理論新詞，筆者認為新詞往往意味著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為何提出“間距”這一新概念？我認為恰恰是反思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弊病而提出來的。近百年來學界研究東西方文化比較或對話時一直存在著激烈的中西之爭，有主張中體西用，有提倡洋為中用，更有鼓吹中國全盤西化，等等說法不一而足。然而，爭辯的結果卻是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都沒用了。朱利安在研究東西方文化對話時也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讀不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步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 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國概念的過程中，各種文獻文本都同一化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異性思想在這種轉述過程中不斷失落，也使得中國文論已愈來愈難為今人所理解。比如“風骨”概念，時至今日，學習古代文論的人甚至相關的專家學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學的陳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龍風骨群說辨疑》一文中梳理了當代百余篇研究“風骨”的學術論文，清理學術界關于“風骨”的解釋，最后對“風骨”二字卻仍不得要義，只能無奈地說，干脆請《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字彥和）自己站出來講清楚，究竟什么是“風骨”：“請彥和回來示觀，以破迷惑而廣知見。”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尷尬的情況，根源便在于東西方文化對話中，人們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視西方概念為普適性楷模，例如闡釋“風骨”，往往用西方文論的概念“內容/形式”、或“風格”等等，而忽略東方文化或中國話語的獨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論話語靠攏。在這樣以西釋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國話語的“異質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識的結論。例如：素有國學大師之稱的王國維，用叔本華的生命悲劇意識哲學解釋《紅樓夢評論》，得出《紅樓夢》一書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然而他又認為中國文化整體精神是樂天的，是沒有悲劇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無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導出《紅樓夢》是“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結論 。顯然，這個結論實際上完全是謬論！植根于中華文化的《紅樓夢》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怎么可能成為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天外飛來峰？更有甚者，、朱光潛等學者認為中國藝術的“神廟里沒有悲劇之神的祭壇” ，如果說中國完全沒有悲劇，那怎么解釋《趙氏孤兒》這部連西方人都承認是悲劇的元雜??？這些尷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為普適性范式來分析中國文學得出的荒謬的結論。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間距”代替有同一化導向的“差異”概念，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對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這是很有見地的創新性的提法。

類似的，在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學科理論也都是從求同性出發的，視相同性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以法國學派為首的影響研究注重事實的聯系，實質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響研究，它僅僅關注同源性文學的關系。以美國學派為首的平行研究雖然突破了影響研究僅注重事實聯系的局限，提倡跨學科研究，拓寬了比較文學的比較領域，卻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學比較，相對忽略了異質文明文學間的比較。無論是影響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蘇學派的類型研究，所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都強調共同性，同源性或類同性成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基礎。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理論缺陷就在于：幾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較中的異質性問題。通常，沒有學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人，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比較文學是既求同又求異的，比較就是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種直覺，實際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異。不管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礎都是“求同”，是求異中之同。具體來說，影響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淵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類同性”，即不同國家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類同性。對于不同國家文學的差異，歐美學者不是沒有看到，也不可能沒有看到，因為這是一個僅憑常識和直覺就能夠意識到的問題；但是從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歐美學者認為，差異性是沒有可比性的，對差異性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巴登斯貝格所說：“因為事實上，任何實際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種從屬的關系”，“正如同一位十八世紀大膽的生物學家把一朵花與一個昆蟲之間的形象和色彩進行精巧比較那樣。”韋斯坦因也認為，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文學不可相比較，他說：“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也就是說，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文學才能進行比較。但是，對于比較文學理論而言，這種“求同”的理論模式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因為在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著許多異質性因素，其變異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類同性”的因素。

中國比較文學發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較方法。錢鐘書先生雖然認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但其東西文明文學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這一相同性上。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評了錢鐘書。他指出：“他（錢鍾書）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方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p>

對同一性的側重造成了比較文學的一種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過求同性的比較弄清東方或中國文論話語，卻越是讀不懂，中國文學在這種比較中面目其越來越模糊。同時，這種片面求同、不看差異的觀點也導致比較實踐中出現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淺度比附?！伴g距”概念的提出是對這種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為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啟發出一個新思維、新角度。中國學者習慣套用西方理論，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相結合而盲目地套用，這么做是會出現問題的。我們在引進西方理論的時候，不應該把它當作絕對的真理，而應該注意它的異質性。我們知道，跨越異質文明對于不同文明有著互相補充、互為參照的現實意義，所以突出異質性，有利于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們建構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這也是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最終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如上分析，“間距”是基于對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那么，它又是從何而來？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臘哲學的，他將中國作為與希臘拉開距離的觀察點，采取一種遠離而又不斷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斷言，“間距”概念是深受中國文化啟發而來的。他指出：“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保ā肚f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時眼中無全牛，只看到各關節間的間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間，也因此即便“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這便是間距存在的方便。

也許中國的另一說法更直觀地體現間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保ā墩撜Z·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國和諧觀念的重要闡釋，孔子將其應用于人際關系中，是指君子與人相處要保持距離，思想上不盲從，才能達到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如若只是一味跟風，最終只能淪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謂“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獨立姿態，是有差別、多樣性的統一，惟有拉開間距的思想才不會在對話中被對方淹沒，所以“和”區別于泯滅了間距、差別性的“同”。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別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論，而要有自己獨立的姿態，必須與他人保持距離。中國古代文論呈現與西方文論相當不同的異質性特征，它從知識譜系和知識展開等方面都全然異于西方的理論式話語。然而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學界以科學的名義對中國文論話語系統進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邏輯性、理論性、系統性的西式理論方式詮釋、規范中國具有體驗性、品味式的文論話語，結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國范式，造成了中國文學文論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斷裂和失語。失語的同時，中國文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蘊含多義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沒有間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終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觀念更早出現于《國語·鄭語》中——“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由此可見，“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滯的和，而是有著豐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豐長功能的和，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說的“有生產力的”（productif）是間距的本性。因為有了間距，有了差別，所以思想不會在對話中被淹沒，對話的兩者間的張力也才得以突顯，進一步，間距的孕育新本質也才能得以實現。

事實上，人類文明史上很多有創造性的東西都是在間距形成張力以后創造出來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產物，東漢末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這一異質文明國度的傳播過程中，中印文明的間距促使佛教在這兩者的張力間不斷自我更新，慢慢中國化，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流派——禪宗。不僅如此，佛教還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歷史、哲學、倫理道德、語言、詞匯、音樂、舞蹈、繪畫、建筑、雕塑、天文、醫學、科技以及民俗民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質等世俗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和積極作用。佛教更是為中國文學帶來了許多從所未有的新東西——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素材、新的創作手法。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張力中新生的，體現了在保持間距的對話中張力帶來的豐富的文化創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與中國文明間的交流無可辯駁地體現了間距和張力的創造性。只有拉開距離形成張力，文明間的交流才更能迸發出創造的火花，否則便會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滅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觀之，“間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實生物”。

三、變異學與間距

在全球化語境下，全世界學者都不得不面對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較文學學科還停留在以同一性為基礎的理論階段。實際上，文學在如今跨國、跨語言、跨學科甚至跨文明的流傳影響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影響研究注重同一影響的一面，而忽視接受變異的一面；平行研究則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學的異質性，導致“異質性的失落”。不論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無法滿足當今比較文學的發展需求，時代在呼吁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國學派在提倡跨異質文明比較的實踐中提出了變異學理論，這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對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圍。

弗朗索瓦·于連認為，文明的異質性非常重要，“這是一個要害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薄爸袊糯枷胝谥饾u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在中國古文中，引發思考的往往是詞與詞之間的相關性、對稱性、網絡性，是它們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視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所以，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是要從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出發，在與西方的對話中，堅持一個自身的基本話語規范和價值立場，不能盲目用“比較”一詞來否定文明之間的異質性。而于連的整個思想體系也就是圍繞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差異性”與“無關性”來展開的，也可以說是用“差異”來進行比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較中主動求“異”，通過“異”的比較來還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態，讓這些獨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話語規則來言說，繼而進行優勢互補、對話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s’homogénéiser）的同時也不停地異質化（s’hétérogénéiser）；在趨向統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時也不斷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趨向融合與順應（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時也不停地標示自身的特色，去認同而再認同（de se démarquer， de se désidentifier et de se réidentifier）；在趨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時也不斷地讓異議發揮作用（d’ê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這就是為何文化肯定是復數的，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不過是其典范例子，我們今天要一起思索這兩種文化的面對面。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為了避免張冠李戴的錯誤和差不多的領會；也為了避免使我們相信我們通過現在的標準化語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們以為從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語，卻繼續傳遞著分歧的含義。因為我們沒知覺到這種情況，所以它更加危險。唯有付上這樣的代價，才可能進行一場在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真正的“間談”?！?/p>

變異學是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中呈現出的變異狀態與異質性的研究，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相互闡發中出現的變異狀態的研究。主要從跨國、跨語際、跨文明文化和文學的他國化等幾個層面進行，通過研究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時呈現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的規律。因此，文學的差異性存在樣態成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一個新的重要理論轉折。

從以上對變異學的簡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間距思維在變異學中的體現。首先，變異學跟間距一樣，超越了以往比較研究求同的思維，解決了跨文明比較的合法性，兩者反思的基礎都是同一性（類同性）；其次，變異學要求比較雙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個性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與復雜性，這同時也是保持間距對話的前提要求；實際上也是一種“間談”，是注重異質性的“間距”；最后，間距要求主體走出自己所屬的文化圈，從不帶主觀傾向地對此加以觀察發現，避免種族中心論。同樣的，變異學一開始也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既不是東方問題也不是西方問題，更不存在東方學者站在東方的立場糾正反駁西方的問題，變異學思考的是整個比較文學學科原有理論所具有的缺憾，并試圖加以解決。

因此，變異學的態度其實也是一種間距態度，比較的雙方在保持間距的同時，通過不斷對話交融，然后逐漸形成新的東西。上文所舉的禪宗例子，用變異學的理論解釋便是一種“文學他國化”的現象。禪宗是外來的印度文化與本土中國文化相融匯以后所產生的文化新枝，這種異質文明的接觸與碰撞，使佛教在歷史上日益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相適應、結合，形成為獨具本地區特色的佛教禪宗，表現出有別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特征。同時佛教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文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兩書皆以佛教思想詮釋他們的文藝批評理論；《詩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緣于佛教思想。禪宗更是把批評重點從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和把握轉向為對主觀心靈世界的感悟，南宋嚴羽作《滄浪詩話》便是運用禪宗的頓悟之說提出“詩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說。 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往往能夠激活沖突雙方文化的內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下進入亢奮的狀態，從而激發出無限的創造力。差異學同間距觀一樣，在以“和而不同”為目的的同時又“和實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變異學雖然重新為東西方文學的比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異也具有可比性。但變異學強調的異質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類同性的文學現象之間找出異質性和變異性。禪宗與佛教盡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頭的印度佛教。變異學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對象之間找到類同性然后才能進一步研究變異性，并闡釋類同性背后的差異及其深層文化機制。也即是說，差異學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不僅包括異質性、變異性，也包括同源性、類同性，這點是區別于不承認一個預設共同價值追求的間距觀。間距觀認為不存在一個既定的普遍認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異概念，它所訴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異性，它基本不做比較，而是通過一個獨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這也是間距與變異學的分野之處。

四、結語

有間距才能有張力。有張力的存在，才會有真正的既有獨立品德，從而才能有所創新。雙峰對峙，風景才好。當然，一個新詞的提出總會引起學術的爭議，關于“間距”的概念內涵、名稱合法性及間距的角度等問題都有待學者們進行進一步探討。但新詞往往意味著新方法，間距對于同一性的警惕，對于獨立的異質性價值的重視，不僅是對當前全球化語境下對話原則的探討與思索，也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對變異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在變異學與間距觀之間有著許多異曲同工的訴求，但也存在著一定的視野分歧。不論是間距觀還是變異學，都還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西方學者常常發明新詞，正是因為新詞中有新方法、新觀點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學術才能常辯常新、保持活力。筆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間距”理論。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大招標項目：“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12JZD016）

作者簡介：曹順慶，四川大學杰出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

篇(4)

論文摘 要:英語聽力是英語學習者習得第二種語言的過程中重要的環節之一，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從影響英語聽力理解的諸多因素出發，著重分析了文化背景知識差異對我院中高職生英語聽力理解的影響，最后提出幾點可以提高中高職生英語聽力水平的方法。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漸頻繁，英語聽力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在我國英語教學中，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英語聽力教學方面還相對薄弱，效果不太好，學生的聽力水平亟待提高。我院中高職生英語基礎相對較薄弱，聽力的提高顯得尤為重要，為此筆者根據幾年的實踐經驗，提出了一些措施，期望對英語聽力教學水平的提高有所幫助。

1 制約聽力提高的因素

1.1 忽視聽力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工具，然而在我國，長期以來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學生普遍存在聽說能力嚴重低于讀寫能力，很多人都是“啞巴英語”，與外界溝通的聽說能力極差。聽力是人們語言交際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學習語言的重要途徑。聽的過程是捕捉、理解信息的過程，是聽者運用記憶中的知識和經驗對語言信息進行判斷和推理的過程。而我院的學生聽力方面極其薄弱，中高職學生詞匯量少、基礎差，再加上中學時基本上沒有聽力課，種種因素的影響，導致他們幾乎不具備聽英語的能力，以致英語四六級的過級率極其低。

1.2 聽力教學枯燥乏味，難以激發學生興趣

英語聽力課教學中，教師應該指導學生掌握一些必要的聽力技巧。中高職學生一方面反應課堂枯燥無趣，類似于填鴨式的應試教學，另一方面本身基礎就薄弱，最后甚至有時學生對聽力課有了逆反情緒，這在學習中成了最大的絆腳石。因此，教學中對學生加以適當引導，加強趣味性教授，便能極大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聽力的學習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文化差異對英語聽力的影響

(1)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詞具有不同的意義。在實際交際中，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思維廣度、文化背景和語言習慣去理解別人所說的話。不了解中西文化、社會風俗等方面的差異，就會造成語言理解上乃至行為上的障礙，這一點在聽力過程中表現的尤為突出。中國和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風俗習慣。例如:英語中有很多類似的詞，如:chicken-hearted(比喻缺乏勇氣的，膽小的人)并非“雞心”;“lucky dog”(幸運兒)而非幸運的狗。

(2)對話在英語聽力材料中占有相當的比例。而在對話方面，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方面的不同，使人們在話題的選擇、問候方式、道別方式、稱呼語等多個方面都存在差異。這些對話看似簡單，卻反映了一個民族文化的許多層面。如果學生不注意這些方面的差異就會使他們在遇到這些聽力材料理解時作出錯誤的回答或選擇。比如:中西方人們見面打招呼的方式就反映著不問的文化背景。我們中國人見面喜歡說:“吃飯了嗎?”“您這是去哪兒呀?”等等;西方人則通常把談論天氣作為問候的方式，這也反映了他們比較尊重個人隱私，不愿意與關系一般的人談論這方面的問題。

3 提高中高職生英語聽力的途徑

(1)日常教學中，要結合教學內容，適時地把課本所學的知識與社會生活進行聯系，激發中高職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信心，提高對學習和生活的認識;注重關注中西方文化差異，增強文化意識，為學生的聽力理解提供知識經驗的準備。語言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西方公共場所的女士優先的優雅風范;西方倡導的個人奮斗、自強獨立的價值觀;中西方對贊同和否定的表達方式折射出的思維方式等。

(2)鼓勵中高職學生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豐富生活經驗，指導學生閱讀世界名著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并利用電腦等手段增長文化知識。利用多媒體，指導學生看涉及外國生活的影視內容，使學生了解英語國家的風俗、文化，為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進行知識經驗的積累。

(3)了解風俗習慣的不同，中國的傳統節日，基本都是封建社會時期形成流傳下來的，因此，許多節日無不以家族、家庭內部活動為中心。一群陌生人在一起狂歡，那是不可理解的。西方的節日就不同了，更多地是表現出人們的互動性、參與性、狂歡性、以自我為中心，崇尚個性張揚，比如感恩節、圣誕節、情人節……莫不如此。這與中國節日的家族性正好相反。因此，了解西方的節日對于更好的理解會話有很大的幫助。

(4)結合英語影視片，英語影視片是對語言文化的最直觀、最生動的展示。它通過視、聽兩種途徑將國外的風土人情，人物的言行舉止、生活環境、衣食住行等方面展示出來，有助于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也可以培養中高職學生邊觀看邊學習異域文化的意識和能力。

4 結語

綜上所述，影響中高職生聽力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而在英語聽力課堂教學中注重文化知識的傳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聽力課堂教學來啟發學生的文化認知能力，使文化規范的教學與語言技能的培養同步進行，以提高學生聽力理解的水平。相信只要我們運用科學的教學方法，輔以合理的教學手段，一定會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不斷的提高我院中高職生的英語聽力能力。

參考文獻

[1] 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2] 胡文仲.英語教與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3] 黃國營.英語教育學[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4] 張若蘭.英漢習語的特點及其文化差異[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2).

[5] 李冬梅.近十年來國內英語聽力理解研究述評[J].外語界，2002(2).

[6] 劉紹龍.背景知識與聽力策略[J].現代英語，1996(2).

篇(5)

2008年4月18~21日，由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3屆亞太地區道德教育網絡(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APNME)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大會吸引了來自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菲律賓、尼泊爾、中國等國家和地區公民與道德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的近40余位知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大會共收到學術論文及摘要近50余篇。本次大會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成功召開，也必將成為本年度中國公民與道德教育領域與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學術事件。

20世紀以來，以西方的研究為主體，公民、道德與價值教育研究領域“見證”了許多重要而杰出的理論流派的不斷涌現。在全球化背景的強勁沖擊下，這些理論開始向整個世界的教育實踐領域傳播。但這種公民與道德教育領域內的“全球化”趨勢，正在引起一些教育理論者們的關注與擔憂。人們注意到這一發展過程中的許多具體的問題，例如，這些趨于“全球化”的理論到底該如何適應本土化的語境?本土實踐該如何甄別與選擇這些理論?選擇的標準又是什么?等等?；趯@些問題的考慮，本次研討會將大會主題確定為：“全球化時代公民與道德教育的本土選擇”。

大會開幕式由本次大會主席、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檀傳寶教授主持并致歡迎辭。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就10多個相關主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探討。這些主題基本涵蓋了公民與道德教育領域內的熱點問題及其最新進展。例如，公民身份的界定與認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普世原則與價值的多元化、公正倫理與美德倫理、道德認知與道德發展、腦科學及其在德育領域中的應用、儒家倫理與道德教育、道德情感與關懷倫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或愛國主義教育等，以及人權教育、價值教育、法制教育、公民身份的話語研究、德育的專業化、行動研究、德育課程與德育范式的變革等。

從研討會的過程來看，無論是大會的主旨演講．還是各個專題中代表們的主題報告或發言．都激起了許多精彩的互動與熱烈的討論。

在會議閉幕式上，本領域內專業學術期刊英國《道德教育雜志》(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常務主編莫妮卡·泰勒(Monica Taylor)女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總結性講話，她對會議的順利舉辦表示了祝賀，并給予了積極評價。大會最終決定，下屆研討會將移師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舉行。

全球公民及亞太民族一國家的公民身份的認同之間的矛盾、德育理論的實踐轉化與模式、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轉型社會中公民與人權教育的本土選擇等主題．成為了與會代表們集中關注和交鋒的焦點。下面僅從公民身份與本土認同、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以及公民教育與中國選擇等3個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討會中一些重要的報告及會議討論的熱點問題進行簡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與本土認同。

國際公民教育領域的知名學者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侯·斯塔克(Hugh Starkey)博士與香港教育學 院 李 榮 安 (Lee Wing-on)教授分別為大會作了題為《公民身份與人權教育：普遍原則的本土化應用》(Citizenship and Httman Rights Education：Applying Universal Principles to Local Contexts)與《 亞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亞洲人的認同 ?》(Reflection on Asian Citizenship: What are Asianand What are Not?)的主旨報告。斯塔克博士認為，人權是公民與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過程中正義與和平得以實現和保障的基礎，這一理念破除了人權為西方專有的迷信。他提出了兩種可以“本土化”的人權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論包括學校教育本身都應該關注人權原則在本土語境中的應用問題與機遇的結論。

李榮安教授則從比較的角度，對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論與實踐范式，進行了深入的揭示與剖析。他主要選取了如下一些案例進行了具體的評述與分析：韓國公民身份教育語境轉換中的主體觀；香港與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國大陸地區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義向政治民族主義的轉型；香港政治上積極取向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現象以及亞洲不同國家與地區推動公民教育的終生學習功能發展的努力。通過這些個案，他概括出了關于亞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與結構特征：即無論是東亞地區的“強國家”與政治體制傳統、民族一國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現的關于公民身份與公民教育的折衷主義理念以及亞洲公民身份的流動性與不可預見性等基本趨勢與本質特征，還是區域內各國或地區的不同的具體實踐模式等，都對廣義的公民教育的學術話語與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貢獻。

(2)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多利·漢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教育學院的王曉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研究方面，為我們展示了女性學者在這一重要領域的獨到洞察力與最新進展。

漢考克女士的演講主題是《美德規劃》(Th Virtues Project)。她運用一種批判的視角對當前“風行”于世界各個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實踐進行了反思。新美德規劃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區．當時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抑制來自北美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各種暴力現象，及其對家庭與兒童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兩年之后，這種教育理念便開始迅速傳播到了其他國家。當時，前后約有20多個國家與地區開始在學校教育與課堂教學中嘗試規劃實施自己的美德規劃或項目，教師們也明顯表示出了對美德規劃的興趣與熱情。時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經遍及全球90多個國家的家庭、商業與社區教育規劃中。廣泛傳播的現實說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階層教育者對其固有的濃厚興趣，以及學校與教師們正向的實證反饋等因素，均絕對性地壓倒了本應在新美德規劃實施之前就該有的理性的哲學思考與反思。漢考克女士提出，我們應該沿著著名哲學家泰勒(Chades Taylor)教授的“解釋性人文科學觀”道路繼續走下去，對新美德規劃進行較為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應該從兩個方面切入，其一是對于作為學校品格教育計劃之美德規劃的描述與解釋，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敘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對學校美德規劃的實踐理論進行清楚的闡釋。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就有可能從多個層面，為我們描繪出新美德規劃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 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與漢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學的王曉蕾鼓授則從微觀的角度，為道德發展研究提供了—個新穎而獨到的視角。她的演講主題是《錯誤搭配手勢及其在道德發展中的功能》(Using Miamatched HandGestures as Indexes to Promote Moral Develop-merit)。她明確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語中自然產生的錯誤搭配手勢，將為人們確定兒童的道德學習的目標與任務提供有益的幫助，而這一發現也終將“實質性”地推動兒童的道德發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爾伯格理論，按照道德兩難情境中兒童道德推理能力發展的基本原理與路徑，分別對處于柯爾伯格發展階段的“前習俗”與“習俗”階段的120名參加研究的被試兒童進行了實驗與分析。她的實驗表明，錯誤搭配手勢在兒童兩種道德水平的過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橋梁作用。這一“發現”為力圖提高兒童道德發展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中的家長與教師們提供了新的實踐視角。

(3)公民教育與中國選擇。

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與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傳寶教授等，則以大陸學者的視角為我們展示和表達了中國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國語境中的本土化這一重要命題的觀點與聲音。

金生鉉教授的演講主題是《我們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長期以來，公民教育在中國一直沒有被廣泛地意識到和接受，公共教育體系沒有將培養擁有權利、自由與責任的理性公民作為其培養目標，公民教育的系統實踐也遠未實施和展開。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的適切性問題。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與品質的培養、發展和促進方面，公共教育應該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與公民能力等來構建自身的目標與內容。

檀傳寶教授則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個中國學者基于中國背景的三點思考》的論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個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據不同社會的具體實際如何理解和實施公民教育則是—個新問題?；谥袊箨懙纳鐣尘?，他認為公民教育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中國大陸需要勇敢破除對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國公民教育都應當具有各自社會與文化的特質，中國公民教育應當反對簡單的“拿來主義”；學校公民教育應與和諧社會的公民生活建設同步，應當反對狹隘的公民教育課程理念。

新時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認同的轉型、公民教育與品格教育等主題的“復興”等，是當代西方公民與道德教育領域中的熱點，同時也是西方德育理論“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力”，而道德發展理論與美德規劃的巨大影響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證。客觀地來看，這些理論也的確為上個世紀道德教育領域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和創造性的貢獻，而對這些理論的討論熱情也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從本次大會討論的熱點與重點來看，顯然這種關注不應僅僅局限于理論探討，而應該積飯地轉向教育教學的實踐領域．主動地參與實踐，并為具體語境與實踐中出現的、與理論相沖突的現實問題出謀劃策。

篇(6)

論文摘要：語言和文化互為載體，兩者相互滲透。文化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外語教師的重視。外語教師不僅要精通語言知識，還應具備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識。本文分析了文化與外語教學的關系，探討了外語教師文化意識培養的現狀，最終提出了培養和提高文化意識的措施。

文化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外語教師的重視。從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上看，語言是社會的產物，是文化的一部分，語言和文化互相影響，互為條件。因此，語言教學必然包括文化教學。一名合格的英語教師除了必須精通英語。包括語音、語調、語法、詞匯、聽說讀寫的能力，還應具備深厚的文化知識和較強的文化交際能力，用文化語言觀來指導教學活動，在教授語言和培養語言技能的同時，重視傳授文化。現代語言學理論認為:語言的學習包括語言知識學習和非語言知識學習，非語言知識學習即文化背景知識的學習對學習者很重要。語言中的文化教育己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外語教學共同關注的熱點。

1、文化與外語教學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并對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語言是社會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會風俗又都在該民族的語言中表現出來。可以說語言是每個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同時文化構成語言表達的基本內容，它促使了語言的形成，又促進語言的發展與變化。對所學語言的文化背景不甚了解，就會導致在交流時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有時會使交流出現障礙，使交際雙方都十分尷尬。因此，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教學，而應該包括文化教學”這一理念已經成為外語教育界的共識。這就要求教師要在外語教學中，自覺培養和提高自身的文化意識，注意引人文化的概念和思考方式，從而產生優良的教學成果，培養出高素質的學生。

2、外語教師文化意識培養的現狀

目前，我國外語教師文化意識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2.1教師認識的局限。

在我們傳統的外語教學實際中，大多數教師沒有深刻地意識到培養學生文化意識的重要性，文化意識薄弱。一些教師由于受到教學觀念和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很少專門地有意識關注文化教學的內容和方法，沒有像重視語言知識的學習語言技能的培養那樣知識重視文化教育，缺乏傳授文化知識和培養文化意識的自覺意識。

而且，我國的教育體制，仍然是考試制度為主的教學式，仍然處于單純的語言教學狀態。完成教學進度，抓住語言要點，督促學生識記，提高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教學的主旋律。這使得外語老師不同程度的忽視跨文化意識，使得教師在教學時不會或者很少涉及文化方面的內容。

2.2缺乏在目的語國家生活的經歷。

我國目前承擔外語教學的教師們雖然教授外語，但是大多數人沒有在目的語環境生活的切身經歷，缺乏在真實情景獲取相關知識和能力的機會。因此，在教授跨文化背景知識時只能采用文本資料為工具進行教學，過分拘泥于從教科書學到的關于中西文化的差異，把西方社會的某些習慣看得太絕對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對一些習慣缺乏全面了解。

舉一個例子:吃飯誰付錢?我們都知道西方人一般吃飯有各付各錢的習慣，這是眾所周知的AA制，由受這一“常識”的影響，有些教師認為，任何情況下都應遵循AA制。實際上，在西方社會，朋友間請客吃飯，誰付飯錢并不能一刀切，也要視情況而定。因為沒有切身的體驗，這種膚淺的了解就在所難免了。

2.3對英語國家價值觀不確定。

外語教師對英語國家價值觀的判斷出現明顯的困惑。一個簡單的例子:熱情好客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之一，中國人送客時一般都要陪客人走上一段路程才向客人道別分手;而在英美等國很少有這種情況，在家門口道別是最常見的禮節，絲毫無怠慢、失禮之嫌。再舉一個例子:朋友病了，你該怎么做?在中國，我們一般要買點水果，禮品等去探望以表示關心;而在西方，人們認為探望病人，打電話詢問病情都會影響病人的休息，他們會“do nothing"。但多數外語教師不了解這種差異。這種情況如果不是切身體會，的確難以把握細節。

3、外語教師文化意識培養的措施

3.1文化知識的構建。

外語教師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綜合文化素養，豐富外語國家文化背景知識。首先要掌握普遍文化知識，即文化的基本概念、構成、特點及其對社會和個人的作用。要大量接觸目的語文化，廣泛地閱讀社會語言學、語用學和跨文化交際方面的書籍，盡可能地熟悉目的語國家的歷史、地理、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和思維觀念等。其次，要加強祖國文化的修養。中西并重，才能更好地了解所在地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差異，即了解目的文化、本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群體的特點和彼此之間的異同?？刹扇《喾N形式，如假期集訓，網上學習等形式，開展跨文化系列講座，盡量做到全面、客觀、系統。

3.2文化能力的培養。

建立外語骨干教師國外培訓基地，為外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增強其國際性素質和跨文化能力，更新教師的教學理念和知識結構。也可以利用外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外語新聞、外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這樣可以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將語言學習與文化學習有機結合，通過教學材料的選用，有意識既注意語言能力的提高，又關注文化能力的培養。將自己的文化體驗與教學內容結合起來。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領會、掌握，更易促進文化能力的培養。

3.3文化意識的產生和應用。

自己作為一名現代外語教師，要有提高教師的文化敏感性和文化教學的意識。要意識到提高自身文化素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有意識地豐富自身外語國家文化知識，提高自身傳授英語國家文化知識的能力。要經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和跨文化交際的經歷，愿意去了解不同文化。并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主動進行交流，有意識地進行文化教學。通過各種方式和活動在教學中滲透文化意識。

篇(7)

從研討會的過程來看，無論是大會的主旨演講．還是各個專題中代表們的主題報告或發言．都激起了許多精彩的互動與熱烈的討論。

在會議閉幕式上，本領域內專業學術期刊英國《道德教育雜志》(JournalofMoralEducation)常務主編莫妮卡·泰勒(MonicaTaylor)女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總結性講話，她對會議的順利舉辦表示了祝賀，并給予了積極評價。大會最終決定，下屆研討會將移師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舉行。

全球公民及亞太民族一國家的公民身份的認同之間的矛盾、德育理論的實踐轉化與模式、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轉型社會中公民與人權教育的本土選擇等主題．成為了與會代表們集中關注和交鋒的焦點。下面僅從公民身份與本土認同、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以及公民教育與中國選擇等3個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討會中一些重要的報告及會議討論的熱點問題進行簡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與本土認同。

國際公民教育領域的知名學者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侯·斯塔克(HughStarkey)博士與香港教育學院李榮安(LeeWing-on)教授分別為大會作了題為《公民身份與人權教育：普遍原則的本土化應用》(CitizenshipandHttmanRightsEducation：ApplyingUniversalPrinciplestoLocalContexts)與《亞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亞洲人的認同?》(ReflectiononAsianCitizenship:WhatareAsianandWhatareNot?)的主旨報告。斯塔克博士認為，人權是公民與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過程中正義與和平得以實現和保障的基礎，這一理念破除了人權為西方專有的迷信。他提出了兩種可以“本土化”的人權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論包括學校教育本身都應該關注人權原則在本土語境中的應用問題與機遇的結論。

李榮安教授則從比較的角度，對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論與實踐范式，進行了深入的揭示與剖析。他主要選取了如下一些案例進行了具體的評述與分析：韓國公民身份教育語境轉換中的主體觀；香港與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國大陸地區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義向政治民族主義的轉型；香港政治上積極取向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現象以及亞洲不同國家與地區推動公民教育的終生學習功能發展的努力。通過這些個案，他概括出了關于亞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與結構特征：即無論是東亞地區的“強國家”與政治體制傳統、民族一國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現的關于公民身份與公民教育的折衷主義理念以及亞洲公民身份的流動性與不可預見性等基本趨勢與本質特征，還是區域內各國或地區的不同的具體實踐模式等，都對廣義的公民教育的學術話語與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貢獻。

(2)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

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UniversityofTechnology)的多利·漢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與美國佩斯大學(PaceUniversity)教育學院的王曉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與道德發展研究方面，為我們展示了女性學者在這一重要領域的獨到洞察力與最新進展。

漢考克女士的演講主題是《美德規劃》(ThVirtuesProject)。她運用一種批判的視角對當前“風行”于世界各個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實踐進行了反思。新美德規劃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區．當時的初衷主要是為了抑制來自北美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各種暴力現象，及其對家庭與兒童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兩年之后，這種教育理念便開始迅速傳播到了其他國家。當時，前后約有20多個國家與地區開始在學校教育與課堂教學中嘗試規劃實施自己的美德規劃或項目，教師們也明顯表示出了對美德規劃的興趣與熱情。時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經遍及全球90多個國家的家庭、商業與社區教育規劃中。廣泛傳播的現實說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階層教育者對其固有的濃厚興趣，以及學校與教師們正向的實證反饋等因素，均絕對性地壓倒了本應在新美德規劃實施之前就該有的理性的哲學思考與反思。漢考克女士提出，我們應該沿著著名哲學家泰勒(ChadesTaylor)教授的“解釋性人文科學觀”道路繼續走下去，對新美德規劃進行較為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應該從兩個方面切入，其一是對于作為學校品格教育計劃之美德規劃的描述與解釋，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敘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對學校美德規劃的實踐理論進行清楚的闡釋。這兩種方式的結合就有可能從多個層面，為我們描繪出新美德規劃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與漢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學的王曉蕾鼓授則從微觀的角度，為道德發展研究提供了—個新穎而獨到的視角。她的演講主題是《錯誤搭配手勢及其在道德發展中的功能》(UsingMiamatchedHandGesturesasIndexestoPromoteMoralDevelop-merit)。她明確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語中自然產生的錯誤搭配手勢，將為人們確定兒童的道德學習的目標與任務提供有益的幫助，而這一發現也終將“實質性”地推動兒童的道德發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爾伯格理論，按照道德兩難情境中兒童道德推理能力發展的基本原理與路徑，分別對處于柯爾伯格發展階段的“前習俗”與“習俗”階段的120名參加研究的被試兒童進行了實驗與分析。她的實驗表明，錯誤搭配手勢在兒童兩種道德水平的過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橋梁作用。這一“發現”為力圖提高兒童道德發展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中的家長與教師們提供了新的實踐視角。

(3)公民教育與中國選擇。

南京師范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與北京師范大學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傳寶教授等，則以大陸學者的視角為我們展示和表達了中國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國語境中的本土化這一重要命題的觀點與聲音。

金生鉉教授的演講主題是《我們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長期以來，公民教育在中國一直沒有被廣泛地意識到和接受，公共教育體系沒有將培養擁有權利、自由與責任的理性公民作為其培養目標，公民教育的系統實踐也遠未實施和展開。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的適切性問題。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與品質的培養、發展和促進方面，公共教育應該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與公民能力等來構建自身的目標與內容。

檀傳寶教授則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個中國學者基于中國背景的三點思考》的論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個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依據不同社會的具體實際如何理解和實施公民教育則是—個新問題?；谥袊箨懙纳鐣尘?，他認為公民教育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中國大陸需要勇敢破除對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國公民教育都應當具有各自社會與文化的特質，中國公民教育應當反對簡單的“拿來主義”；學校公民教育應與和諧社會的公民生活建設同步，應當反對狹隘的公民教育課程理念。

新時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認同的轉型、公民教育與品格教育等主題的“復興”等，是當代西方公民與道德教育領域中的熱點，同時也是西方德育理論“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力”，而道德發展理論與美德規劃的巨大影響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證?？陀^地來看，這些理論也的確為上個世紀道德教育領域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和創造性的貢獻，而對這些理論的討論熱情也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從本次大會討論的熱點與重點來看，顯然這種關注不應僅僅局限于理論探討，而應該積飯地轉向教育教學的實踐領域．主動地參與實踐，并為具體語境與實踐中出現的、與理論相沖突的現實問題出謀劃策。

近些年來，亞太地區尤其是以中國為主要構成的新的經濟力量的崛起，使得世界關注的目光聚集在了這一地區。當前，這種關注的范圍，顯然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領域。特別是當亞太地區獨特的文化、價值觀乃至政治理念等“遭遇”到以西方理念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趨勢時，一些突出的新問題與矛盾就自然顯現出來，如東西方對于個人價值與公共或集體價值的認識“落差”等。從這一角度出發，“亞太地區道德教育網絡”(APNME)及其會議的發起與召開的價值，就不僅僅局限在向世界展示與分享亞太地區公民與道德教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和深度進展方面。該網絡與會議本身，實際上已經向我們傳遞了較為明確與深遠的學科發展取向：即關注亞太與本土、關注東西方語境的差異特征等，必將成為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本學科發展的重點與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