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備貨幣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儲備貨幣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一是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三是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儲備貨幣發行國(26個以上)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我們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見，“完全可兌換”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值得置疑。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每年均列出世界儲備貨幣的構成，自歐元創立以來，《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約占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所以，“廣泛的接受性”的標準也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

(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梢姡鹑谑袌龅拈_放程度并非必要條件。

(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963～1975年問，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從現實中歸納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

以上我們通過比較日元成為儲備貨幣時的條件否定了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那么，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到底需要哪些條件呢?比較日元形成儲備貨幣的過程，本文認為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需要下述五個并不很難達到的條件。

(一)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持有這種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一必要條件。

(二)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與交易成本有關。一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貿易或資本項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國與中國有巨額貿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貿易資本流動)，該國外匯儲備支付的大部分將用于中國，如果該國儲備當局不儲備人民幣(假定人民幣能用于貿易結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該國的交易將面臨兩重匯率風險，即人民幣和美元兩種匯率風險——有些時候，這兩種風險可能是疊加的。而如果該國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則減少了一重風險，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對于日本和韓國(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均為中國)，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將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定中國是某一個實行釘住美元制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該國家的外匯市場上就會有大量的人民幣交易，當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時，美元的匯率可能沒有變化，因而為數不多的與美國貿易的進出口商沒有匯率風險，而絕大多數進出口商因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面臨匯率風險，從而使這種釘住失去了意義(釘住制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多數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或稱交易成本)。顯然，這個國家至少應該將人民幣當作其釘住貨幣的一種(要釘住，就必須先儲備，否則外匯管理當局就無法操作，從而使釘住變成空話)。而如果這個國家將人民幣當作釘住貨幣，當人民幣升值時，它就不必對美元升值，從而使外匯市場上的操作變得更簡單(減少交易成本)。可見，一國貨幣成為關鍵貨幣的關鍵是它的貿易(國際交易)規模，如果它的貿易規模足夠大，就會有較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當這些貿易伙伴與該國的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時，釘住這種貨幣就順理成章，儲備貨幣自然形成。

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出現的前幾位國際貨幣發行國——德國、日本和法國，其世界貿易額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見，雖然交易規模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貿易規模更具決定性意義。

(三)允許境外非居民用本幣存款賬戶結算一種貨幣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但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也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另一個條件是：允許非居民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賬戶(而不是現金)。如果上述(一)和(二)兩個必要條件已經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這種貨幣賬戶結算，必然導致這種貨幣的大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發行國就沒有理由不對儲備這種貨幣的中央銀行或相關機構提供清算服務。另外，前面我們提到，在日元成為儲備貨幣的早期，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儲備化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應該強調的是，這一條件與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性并不是完全相關的。從貨幣兌換的主體劃分，自由兌換可分為四種，一是對本國居民的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二是對本國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三是對境外非居民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四是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上述分析表明，在這四個自由中只要實現了一、三兩個，對于一個貿易大國，其儲備貨幣的形成條件就已經足夠了。日本早在1960年實現了第三種自由，但第一種自由卻是在1964年才實現，第二種在1980年才開始實施，而第四種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實行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出口總值在世界居前列(經濟大國)，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則其放開非居民的本幣貿易賬戶就是放開了短期資本，而放開了短期資本就陷人了三難困境(trilemma)：失去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大國的貨幣要想成為儲備貨幣，它的匯率必須浮動，否則它的貨幣政策遲早會受到資本流動的制約。進一步，我們能不能說，實行浮動匯率是一種貨幣儲備化的必要條件呢?就目前來看，所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匯率都是浮動的。橫截面的歸納似乎是正確的，但從歷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德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儲備貨幣，然而它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的中心儲備貨幣地位也是始于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和克魯格曼的“三難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將第四個必要條件限定為：在牙買加體系下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必須對主要儲備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浮動。這個命題不僅符合上述兩個理論，而且也舉不出反例。

(五)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馬克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貨幣存在著長期升值的趨勢(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種趨勢給貨幣的持有者帶來了收益，因此，人們愿意持有這兩種貨幣?？梢姡L期的升值趨勢對貨幣儲備化過程的重大意義；而反過來，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貨幣是因為貶值而變為儲備貨幣。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一種貨幣成長為儲備貨幣的第五個必要條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須保持長期對外升值趨勢或保持較強的穩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準備狀況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是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象征，而且還有鑄幣稅的收益。然而根據上述分析可知，一種貨幣能不能形成國際儲備貨幣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貨幣發行國有沒有能力提供儲備貨幣。一國只有允許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才能成為儲備貨幣，而讓非居民持有本幣賬戶就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短期資本市場，從而使該國將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所以，一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經受住短期資本的沖擊是它能不能形成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根據克魯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這種沖擊，一個小國可以實行貨幣局制(實際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而一個大國則只能浮動匯率。所以，開放本幣存款賬戶和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個大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兩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是非貨幣發行國政府是否愿意持有這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儲備貨幣，但最終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還取決于他國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國政府能否接受又取決于發行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即政治經濟穩定、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和貨幣具有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三個條件。

人民幣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又如何?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考查。

(一)政治經濟形勢穩定歷經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動蕩，19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危機沖擊，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向穩定點靠近；一系列體制的悄悄變革，使政治體制和經濟運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結構；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權穩定性得到了進一步保證。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人擔心中國近期的政治經濟穩定性。這一條件為人民幣演化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人民幣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礎從1978—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從206．4億美元增加到14221．2億美元，翻了69倍。盡管我國目前的綜合實力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經是世界第五經濟大國和第三貿易大國了，近幾年，我國進出口增長速度驚人，2003～2005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分別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達23．4％，表明全年增長速度不會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長，不久將競爭第二貿易大國。此外，目前我國已經成為11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蒙古、馬達加斯加、貝寧、臺灣和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中有5個實行釘住匯率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世界外匯儲備大國。另外，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與泰國在2000年曾達成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一旦這些協議執行，人民幣將自動成為儲備貨幣。

(三)逐步升值的匯率演化盡管中國經濟發動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幣開始升值卻是從1994年開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匯率并軌的超調結果，接踵而來的是1997～2000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這一時期，由于對人民幣的擔心而出現了大量資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不僅保持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的穩定，而且因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貨幣普遍貶值，使人民幣相對升值。2003年中國經濟在脫離了低迷之后呈現出繁榮，人民幣預期的突然轉向使其名義匯率升值壓力突顯，從此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都進入了逐步升值的軌道。近十年來，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迅速普及，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命題，只要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過程不完結，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就不會完結。

通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外國政府接受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因此，只要我國政府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人民幣將迅速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政府不可能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結算。因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2005年經常賬戶順差和直接投資賬戶順差就達2000多億美元，如果我國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外國的進口商為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必將對中國進口企業提出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而中國出口商為了避免使用外匯而遭受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也必將同意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當然是中國多數出口將不使用外匯。假定有一半出口額用人民幣結算，一年就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再增加3500多億美元。因為非居民的人民幣存款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資本賬戶上，也就是我國出現了大批的短期資本流入。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2．6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過5500億(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見，我國不能放開非居民的人民幣賬戶(因而導致人民幣不能成為儲備貨幣)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存在著短期資本——外匯儲備——貨幣政策三者的聯動關系。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解除這種聯動關系的方法只能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在貨幣制度上還不具備提供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條件。

四、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路徑預測

近年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政策發展國際貿易，逐步實現了貿易額的世界前列地位，為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可當人民幣臨近國際儲備貨幣的門口時，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擺脫這個陷阱，它必須乘上“浮動匯率”這個電梯，從陷阱里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的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目前由許多研究機構測算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匯率立即由市場自行決定，則市場價格必升至5．4以下，調整幅度將超過36％。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這是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浮動(完全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一年多以來人民幣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經升值了4．8％。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外匯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儲備化的過程中各種必要條件之間的鉗制關系的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還需5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購買力平價所確定的匯率。也就是說，從2005至2012年人民幣將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并逐步對美元升值，最終逼近購買力平價，并逐步擴大浮動的區間，為完全浮動創造條件；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試行市場定價；再經過2年左右的試驗，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和熟練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可能成為20個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一旦中國開放非居民的人民幣轉賬結算，這些貿易伙伴國會主動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占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將迅速上升，在五年內(2020年)達到3％(排在日元之后)。當然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時間可能會更短一些。

綜上所述，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并非遙不可及，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多數條件，少則6年，多則10年，“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就會變為現實。

篇(2)

2008金融危機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定的,而當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篇(3)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 外匯儲備； 美元困境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從2006 年起，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繼2009年4月突破2萬億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突破3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然而當前中國這一巨額的外匯儲備并沒有為中國政府、央行及各界帶來喜悅，相反卻給我國帶來諸多困擾。從國內來看，外匯儲備的巨額擴張大大增加了對其持有的成本，并易引發通貨膨脹以及貨幣政策失靈。從國際角度來看，當前我國外匯儲備資產主要是以金融資產為主，而在金融資產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日益顯露，美元霸權仍為其主要特征。為擺脫危機，美國實施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債務規模急劇膨脹，這在幫助其經濟走出衰退的同時，亦導致美元不斷貶值，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面臨很大的縮水風險。本文在此背景之下，從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的角度剖析了中國外匯儲備過度增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均衡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最根本原因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由于現行的牙買加體系并沒有擺脫“特里芬兩難”，單一美元本位這一主要特征決定了其固有的非均衡性缺陷，且直接導致本位貨幣國家――美國與非本位貨幣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世界經濟失衡。

（一）單一美元本位的不均衡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仍以美國為中心，美元是本位貨幣，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處于主導地位，國家對美元形成高度依賴，致使美國經濟狀況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非常大。但是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美元仍面臨著“特里芬難題”：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對外經濟規模擴大導致持有的美元增加，這就要求美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來實現，其結果是美國大量輸出美元，美元貶值；另一方面，作為國際貨幣又要維持幣值穩定，因而美國并不能持續逆差，這使美元陷入了兩難境地。但是在現行的牙買加體系下，美聯儲擁有國際貨幣的發行權，并且發行不受約束，僅需服務于美國國內的經濟需求，這造成本位貨幣國家與非本位貨幣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尤其在決定美元供給和貨幣政策時，并沒有充分考慮美元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平衡關系，導致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金融市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穩定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二）匯率制度的不均衡

國際匯率制度失衡亦是國際貨幣體系內在不穩定性的表現。隨著牙買加體系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浮動匯率制代替了固定匯率制，少數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實行獨立浮動匯率。發達國家在此過程中憑借其經濟發展優勢，使匯率制度與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保持一致，并進一步通過匯率調整掌握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國際競爭力調整的主動權，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性與依賴性，不得不實行帶有固定性質的釘住匯率制度，釘住美元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這顯然會加劇其國內外經濟的失衡，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得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陷入被動，也加大了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可能性。在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下，美、日、歐等主要貨幣國家的匯率波動，極易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利。

（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不均衡

當前，各國政府仍然面臨著國際收支調節問題。按照國際金融理論，一國國際收支均衡應該是維持與該國宏觀經濟相適應的合理的經常賬戶余額。為此，政府有必要使用支出增減等宏觀經濟政策來使國際收支保持合理的結構。而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后，各國因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實施的逆差調節機制亦有所不同。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儲備不足，在其經常項目出現長期逆差時，只能通過暫時性的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很難通過匯率調整或緊縮國內經濟來進行調節。與此同時，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則可以長期吸引短期資金的流入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同時大量輸出美元。當其外債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過大的償債壓力會引發貨幣貶值。國際收支逆差調節的不對稱性使資金在全球的流動出現扭曲，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對大量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監控和管理的有效機制，資本大規模頻繁無序流動必然會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導致發展中國家政府失去對本國金融的控制力，造成這些國家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

（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職能的不均衡

IMF自成立以來，在加強國際貨幣合作，穩定匯率以及促進國際收支調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隨著世界經濟與國際貨幣和金融形勢的發展，IMF的某些職能已越發顯示出其不均衡性，這主要表現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在IMF領導權中占主導地位，而IMF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載體之一，并未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IMF中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格局，不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而不易維護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同時也暴露出IMF應對金融危機的缺陷，其金融援救屬于事后調節，先前缺乏一種有效的預警監控機制，無法有效地監督成員國的經濟政策，進而維持國際金融秩序。IMF往往以美國等大出資國的利益為衡量標準去考慮和制定政策，以它們的金融制度去度量其他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又沒有發言權，所以IMF形同虛設，也缺乏足夠的財力來為國際范圍內流動不足的國家提供貸款，無法有效地履行充當國際最終貸款者的職能。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困境”

國際貨幣體系的非均衡性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大影響。當前中國高度融入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新興發展中大國，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主導下，近幾年連年實現雙順差、高儲蓄，進而導致巨額外匯儲備。盡管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在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防范國際金融風險等方面會起到積極作用，但是高額的外匯儲備一直是被視為“雙刃劍”，大幅增加的同時會給國內外經濟造成很多負面影響。

（一）中國外匯儲備的發展概況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外匯儲備的發展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上世紀80年代末以前，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很少，大部分年份外匯儲備余額不超過50億美元。90年代初期，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外匯儲備有了一定積累，1990年年底外匯儲備規模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隨后我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這帶來了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1996年外匯儲備規模首次突破1 000億美元。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貿易順差及外商直接投資也相應增長，國際收支連年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我國外匯儲備開始進入大幅度增長階段。從2006 年起，中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繼2009年4月突破2萬億美元之后，2011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突破3萬億美元（如圖1所示），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的1/3。

（二）中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困境”

與中國的“雙順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連續出現“雙赤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相繼出臺了包括7 000億美元金融援助計劃在內的經濟刺激方案；同時，美聯儲于2009年3月大舉收購美國國債，實行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幫助本國經濟走出衰退的同時，亦導致政府債務規模急劇膨脹，美元不斷貶值。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此舉必然通過利率和匯率的波動，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和進出口貿易，從而影響到其他國家經濟，中國未能幸免。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失衡的國際貨幣體系，而增加的外匯儲備又反過來受制于美元，面臨縮水的風險，同時對國內經濟也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產縮水。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其絕對比重仍然較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據，2011年第2季度，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比例依然高達60%。目前，我國擁有約3.2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資產，其中主要以金融資產為主，而在金融資產中又以美國國債為主，占了1/3左右。我國從2008年9月開始首度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第一大海外持有國。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報告（TIC）顯示，截止2011年9月份，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規?？傆?1 483億美元，從近幾年變化趨勢來看，總體上有減持趨勢，但變化并不明顯，如圖2所示。2011年8月6日標普將美國長期信用評級由“AAA”降至“AA+”，評級展望負面，中國將因此面臨外匯儲備縮水風險。

2．金融安全。一國外匯儲備增加意味著在外匯市場上，對外匯的供給大于需求，而對本幣需求大于供給，因而本國貨幣相應升值，外國貨幣相應貶值。因此，在持續的貿易順差及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人民幣面臨很大的升值壓力。自1994年1月到2011年10月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幅度達到34%，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則基本一路走低，如圖3所示。

人民幣與美元的這種相對變化趨勢吸引了國際熱錢的大量涌入，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10 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2003-2010年，我國經濟總體呈現高速發展勢頭，人民幣升值預期進一步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我國近3 000億美元。熱錢的大量流入會直接沖擊我國的金融體系，從而威脅國家的金融安全。由于我國金融市場還存在一些漏洞，如金融制度尚不健全、金融政策尚不完善以及金融市場尚不完整等，熱錢的進入一方面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增加了國內金融市場風險；另一方面，熱錢的大進大出對我國的經濟穩定與安全亦造成嚴重威脅。

3．通脹壓力。外匯儲備的較快增長意味著外匯占款在較快增加，央行為了進行外匯沖銷而投放大量基礎貨幣，相當于向市場投放了與之相等的人民幣。截止2011年10月，我國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現行匯率換算就有20.75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到市場，這意味著貨幣供給量大幅度增加，國內物價不斷上漲，自2009年以來消費價格指數一路攀升，如圖4所示；同時，基礎貨幣增加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推高了我國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吸引了大量國際游資的進入，從而繼續推高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形成惡性通脹。為避免通貨膨脹，央行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政策，這又會吸引更多的國外資金流入，結匯后又會形成更多的基礎貨幣投放，通貨膨脹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4．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為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防止因大量購買外匯而引發資產泡沫，中央銀行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來對沖增發的貨幣量。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在高速增加，加大了通貨膨脹壓力，使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與獨立性削弱，并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使央行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主要對沖工具包括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再貸款與再貼現等，2006年以來央行多次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但是這一政策工具反應比較靈敏，對經濟的影響較大，不易經常和輕易采用。另外，央行在對沖操作中也可能采取公開市場操作，發行央行票據，這雖然沖銷了部分過剩的流動性、緊縮了銀根，但同時又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進一步刺激了投機性外匯的流入。因此，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以及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央行的沖銷成本越來越高，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越來越弱。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前已述及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度增長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不無關系，因此為減輕外匯儲備過度增長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中國首先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參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極其漫長、復雜的過程，“特里芬兩難”使得任何一國的貨幣在充當唯一的國際貨幣時處于兩難境地。因此，中國應該倡導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為此，中國應從參與區域貨幣合作做起，積極參與東亞金融合作，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以改革當前美元一家獨大的不合理貨幣體系。在此過程中，中國應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國，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互換，完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從而削弱美元在進出口貿易中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進一步深化國內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國內資本市場，階段性地實現人民幣邁向區域性貨幣的目標。

（二）完善對外經貿戰略，改善國際收支平衡

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來自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其中經常項目順差的產生是粗放型的，主要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但是能耗較高。因此，應當促進加工貿易盡快轉型升級，對高耗能、低層次的加工貿易規模加以控制，抑制其順差的增長；同時適時擴大進口，以改善國際收支平衡。這在降低外匯儲備增速的同時，還可以緩和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是適應我國經濟拉動內需、促進經濟轉型的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在資本項目順差方面，應當提高實施“引進來、走出去”對外發展戰略的水平，更好的實現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出去”；同時逐步放松資本項目的管制，鼓勵居民對外投資，提供用匯便利。

（三）優化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單一，美元資產占相當大的比重。前已述及持有的美國國債占我國外匯儲備總量的1/3左右，其中的中長期債易受美國通貨膨脹、美元貶值等的影響，存在較大風險。為了防范匯率風險，我國應該根據國際收支的具體情況以及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變化，逐步削減外儲中的美元占比，適當增加歐元、日元等幣種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并根據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金融狀況以及本國對外貿易和金融支付需要，及時調整和重新安排儲備幣種結構，實施外匯儲備幣種的多元化。與此同時，適當增加黃金儲備、石油、有色金屬等戰略性能源儲備和糧棉油等重要商品儲備。高速發展的經濟對各種基礎資源需求巨大，隨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的逐漸緊缺，保障能源供應已是一國經濟發展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在大宗商品價格較低的時期，可以適當利用外匯儲備分批次購買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同時，結合國內擴大內需的需要，亦可將儲備資產投資于基礎設施、先進設備制造和技術等領域，以進一步緩解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

（四）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發揮匯率對調節國際收支的積極作用。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序推進，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全球經濟逐步復蘇，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經濟運行已趨于平穩，有必要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放寬人民幣的浮動空間，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這不僅可以降低公眾對匯率失調的心理預期，而且可以增強匯率對外部經濟失衡的調節能力，匯率的雙向自由波動也有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防范風險的能力，并且能夠抑制套匯型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中央銀行有選擇性的干預，在不同階段可以設定一定的目標區間，只有當匯率超出這個目標波動區間時才進行干預，進而減少貿易順差到外匯儲備的直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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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llar Trap” of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Under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MENG Xiu-hui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篇(4)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息：他希望結束美元時代。這不是恐嚇，周小川嚴肅地提議用一種儲備貨幣來抗衡美元的地位。他的觀點值得一聽。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亞洲新興市場的經濟體接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不要耗盡外匯儲備。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中國也積累了巨額的外匯資產，用來應對未來的緊急情況。

然而，中國積累了太多美元計價的證券，使自己對美國的風險敞口過高。當美國政府將國內經濟需要擺在債權人利益之前，中國方面擔心，未來可能的通脹會使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正如周小川所說，可以通過進一步擴大發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來創立一種超級儲備貨幣(特別提款權是IMF的內部儲備資產)。要使這一設想成為現實并讓更多國家接受，他建議拓寬特別提款權的用途，將收支盈余國家的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加上其他必要的改革措施，這一計劃也將授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大的權力，使之行動更加靈活。不錯的建議。

中國資金流向西部，

即使你經常關注中國的新聞，也有可能沒聽說過重慶。這個迅速發展的直轄市位于揚子江畔，人口3200萬。作為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和物流基地，重慶標榜自己是“中國西部的通路”。該城70％的人口是農民。盡管保持著增長的態勢，但重慶市的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的水平。然而，重慶和很多規模較小的內陸城市卻是中國經濟復蘇的希望所在。這種變化來自于政府的決定：中國政府將重慶視為實現“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中心地區，意將中國未來的發展由沿海轉向廣闊的內陸。

目前，伴隨著沿海出口模式的受阻，北京方面已經具有全力推動該戰略的資本。政府計劃提高大部分位于內陸的75億農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終將他們轉化為消費者。中國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家電下鄉”活動，向廣大農村地區折價銷售電視、手機和電腦等家用電器，甚至還向更新農業交通工具的農民提供財政補貼。同時，重慶和其他內陸地區正興建新購物中心、電影院等設施。

中國的經濟刺激方案初見曙光?

中國有句諺語：“眾人抬柴火焰高。”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七十年來最為嚴重的危機當中，每個國家都應出一份力，重新點燃全球需求的火焰。中國經濟的刺激方案總量雖比去年十一月宣布的要少，但仍居世界首位。作為GDP的一部分，美國預算赤字將是中國的四倍，但并不意味著它的需求刺激更大。

然而，由于許多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將由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操辦，并由銀行提供資金支持，中國經濟刺激的真正效果可能會下降。王濤(音譯)預計，新的基礎設施投資、減稅政策、消費補貼以及對醫療保險投入等中央政府的經濟刺激投入將達到09年GDP的3％。再加上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支出，總計可能會達到GDP的5％。

中國對鐵路、公路、電網的投資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2007―2009年前兩個月，實際固定投資總額比上一年增長30％，鐵路方面的投資更是提高了三倍。外界一直批評中國的刺激方案以投資為主，而非消費，但是對中國來說，這是短期之內促進需求最行之有效的方案。

新的購物強國

中國2月份的貿易盈余急劇下滑，工業生產降至新低，電子產品消費顯著放緩。伴隨著工廠關閉，數百萬人已逃離深圳和其他東部城市。聽到這幾則新聞，客戶們紛紛發送電子郵件，要我對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在內的“金磚四國”的發展前景做出最新預測。每個人都想知道這是否意味著被我們稱為“金磚”的夢想已瀕臨破滅。

答案很簡單：不是那么回事。我幾年前曾預測，“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5年超越西方七國集團，現在我相信這種轉變速度將更快――到2027年即可變為現實。讓我們看看對四國中規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中國所做的悲觀預言吧。那些預言者沒有提到，中國2月零售額增幅上升到15％，迅速回落的零售價則大大提高了民眾的實際收入。

政府正通過基礎設施投入刺激消費，北京方面已宣布了一項擴大醫療保險涵蓋范圍的重大計劃，這有可能使中國人積攢的巨額存款最終得到釋放。2008年，中國的股票市場跌幅超過60％，在11月到達谷底。自中國宣布了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后，股市比去年11月的最低點已上升了30％多，令已縮水50％的美國股票市場相形見絀。

產能過剩令中國進退兩難

部分企業高管和經濟學家表示，中國政府在經濟上的巨額投資可能會加劇從鋼鐵到石化等各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鑒于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重要性，閑置工廠的增加可能會加劇世界范圍的競爭壓力――隨著中國的工廠將過剩的產品銷往海外，從而引發貿易爭端。美國和歐洲鋼鐵企業已經在考慮實施進口限制。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說，中國現在已經在經受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困擾?，F在增加投資，僅僅為了讓一些企業維持下去，這有可能威脅到未來多年的產業基礎。他表示，中國有關部門看起來低估了產能過剩的嚴重性，部分原因是他們太專注于促進經濟在短期內增長。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也是第三大汽車生產國。鋼鐵、汽車和其他工業產品的供應量超過了國內和國外的需求。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截至本月，中國約有30％的鋁材、20％的水泥和平板玻璃，以及70％的半導體生產是閑置的。中國政府推出的人民幣4萬億元投資計劃試圖解決部分產能過剩問題。通過增加公共工程的建設，政府可以增加對鋼鐵等產品的需求，進而降低閑置產能。不過，由于政策制定者也放寬了銀行貸款，并批準石化廠等大型項目的建設，刺激計劃最終可能會造成產能增加。

中國和白俄羅斯將互換

價值200億人民幣的貨幣

中國中央銀行和白俄羅斯中央銀行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在三年內互相交換價值200億人民幣(折合8萬億白俄羅斯盧布)的貨幣，這將使中自兩國貿易結算結束使用美元或歐元，而采用本國貨幣。

白俄羅斯國家中央銀行行長德拉日多夫在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協議簽署的最終目的是兩國結束使用第三方貨幣來進行兩國商業往來的結算，為此我們將和中國交換貨幣，此舉將大大刺激兩國間的貿易和投資。德拉日多夫行長還表示稱，中自兩國將繼續簽署相關協議，使得白俄羅斯方獲得的人民幣能夠納入白俄央行的銀根儲備系統。

目前白俄羅斯國內外匯儲備僅為38億美元，中自兩國貨幣交換總額達到白俄外匯儲備的近80％。去年12月中國與韓國簽署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而這也是央行自此次金融危機以來首次與其他央行簽署的本幣互換協議。而后，央行于今年1月20日與2月9日，又分別與香港地區和馬來西亞國民銀行簽署了額度為2000億元、8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中國納米技術大步邁進

從食品、服裝到藥品和軍事領域，納米技術擁有改變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各個生活層面的潛力。作為一項以原子標度發展新型材料的科技，中國注定將占據納米技術最大的市場份額。

中國在該技術領域的投入已經超過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從1999年起，中國每年投入到納米研發的資金都以每年超過20％的增幅遞增。而政府宣布的400億英鎊經濟刺激計劃將進一步提升中國的研發費用，其中120億英鎊將投入到該領域?！罢w的趨勢不可逆轉，”英國皇家學會科學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威爾斯頓說，“無論是在研發和投資，還是在表現活躍的科學家方面，或者是論文和專利方面，中國都緊跟著最發達的國家?！?/p>

如今中國發表的納米技術論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南部的深圳，納米技術工廠蓬勃興起，生產的產品包括吸收廢氣的路面材料和可監控健康狀況的納米制衣。“納米技術的應用領域無限廣闊，”威爾斯頓說，“中國之所以致力于該領域的研究發展是因為它更接近市場。”

中國延遲實行IT強制公開制度，日美歐仍表示強烈擔心

中國政府表示將延遲實行強制企業向政府公開信息科技(IT)產品機密信息的相關制度。此舉出臺背景是因新制度會泄漏企業的機密信息，而受日美歐等強烈批評。但由于強制公開制度本身并未被取消，且其具體條款會做如何調整尚不明確，各國警戒感仍未緩解。

篇(5)

幸運的是，美國國會證明了邱吉爾的話是對的：“我們相信美國人總是能做出正確的決定――在他們用盡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辦法之后?！泵绹鴩鴷诿媾R違約的最后一刻同意提高債務上限。

獨立風險分析師克里斯?維倫（Chris Whalen）作出了精明評論：美國債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利差現在是68個基點，相當于BBB級債券，而不是AAA級。會計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評估存在差異。黃金價格仍在上升，日元和瑞士法郎面臨著升值壓力。金融市場的表現和政治家們講述的故事并不相同。

這些波動呈現出一個基本態勢。儲備貨幣中央銀行努力通過印發鈔票來復蘇經濟，而這些國家的政府正在盡力控制不斷增加的債務負擔，近期經濟增長的預期在不斷下降。事實上，就算沒有魯比尼預言的另一場“完美風暴”那么嚴重，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滯脹風險仍在向著大于50％的概率攀升。

發達國家已經滑向所謂的日本式流動性陷阱。這一流動性陷阱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當利率低至零時，財政支出和流動性注入措施已無法復蘇經濟。嚴格來說，流動性陷阱發生在貨幣政策失效的時候。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這一陷阱進行過最多的研究，2008年12月，他在論文《流動性陷阱中的最優貨幣政策》（Optimal Fiscal Policy in a Liquidity Trap）中建議，“當經濟處于流動性陷阱時，政府支出應該擴張到恢復完全就業的水平?！?/p>

問題在于現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經達到了財政擴張的上限，而且貨幣政策似乎不起作用，接下來該怎么辦？

有充分證據表明，發達國家政府已經達到它們的債務限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財政數據顯示，全球政府債務凈額總值從2007年的21.9萬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34.4萬億美元，增加了57個百分點。到2016年，這個數字可能再增加40個百分點，達到48.1萬億美元，以極快的速度在十年內翻一番。當然，這主要源于發達國家債務的上升，其債務占到所有債務的86％。

金融市場越來越擔憂美聯儲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從2006年底的8550億美元翻了兩番，到2011年5月底達到了2.8萬億美元。傳統經濟學仍將政府行為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它忘記了中央銀行在承擔不良資產或擔保銀行系統時的貨幣創造同樣是準財政行為。這意味著政府印發貨幣和中央銀行印發貨幣沒有本質的區別。

換句話說，在計算政府債務時也應該加上中央銀行債務。這帶來的真正問題在于，如果中央銀行同樣擔保影子銀行系統，那么隱性國家債務也得包括影子銀行負債。當然，你可以論證最近的金融和監管改革有可能降低影子銀行破產的可能性。但至今為止，影子銀行負債仍未被計入發達國家的貨幣統計數據，甚至《巴塞爾協議III》中的計量方法也沒有特別將其包括進來。我們至少知道，影子銀行的風險不為零。

以上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全球金融系統風險仍在不斷上升，尤其是來自線下項目負債的風險。以傳統的全球金融負債計量為例，根據IMF數據，2002年至2009年間，傳統金融資產的全球總量（即銀行資產、股市資本總額和債券市場規模）從GDP的467％下降到418％。大部分原因是股市價值的縮水。

但衍生品市場的情況如何？在同一時期內，衍生品市場的估計價值從GDP的4.6倍上升到了10.6倍。盡管一些金融工程師會質疑名義價值衡量的不是真實風險而是杠桿率，因為從金融衍生品的市值總值看，在過去七年，風險從GDP的19.9％上升到了37.3％。

新興市場是否有增長的希望呢？中國、印度和巴西市場都呈現出過熱的跡象，對增長減緩的預期占主導。新興市場的中央銀行已開始收緊債務并提高利率，同時這些國家匯率的名義值和實際值都在上升。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確保了這種情形的發生。因此，他們必須放慢經濟速度，防止通脹率上升。

篇(6)

關鍵詞：PBL教學法；設計核心問題；開展小組討論；國際金融

作者簡介：孫伍琴（1962―），女，浙江寧波人，寧波大學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理論與金融投資。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5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3-127-02

《國際金融》是我國金融學專業的經典課程，是學生由學科基礎平臺課程學習轉向專業基礎平臺課程學習的橋梁，在金融學本科專業課程中具有基礎、核心課程地位。但在學習過程中，大多數學生的感受是：“難”――學生尚沒有建立金融學科的知識框架，不好理解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匯率決定、貨幣危機等知識；“雜”――涉及內容包羅萬象，如國際收支、外匯與匯率、國際貨幣體系等；“遠”――大量內容都屬于宏觀現象，距離實際生活較遠，學生缺乏感性認識；“熱”――匯率、金融危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內容都是經濟熱點，學界、業界爭論不一，且又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節的重點。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掌握本課程的框架與邏輯，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主動性，本課程嘗試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探索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簡寫為PBL）教學法，即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習。

一、PBL教學法的內涵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簡寫為PBL）教學法，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的教學方法，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通過課堂講授和小組討論，使學生獲得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技能，從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PBL教學法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醫學院的綜合課程教育，后來擴展到包括教育學院、商學院、工程學院的教學改革中，現已成為國際上較為流行的教學方法。

PBL教學法的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以問題為學習的起點；二是問題沒有固定的解決方法和過程；三是鼓勵小組合作學習和自主學習；四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職責是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五是強調自我評價和小組評價。

不難理解，面對我國“以教師為主體，以講課為中心，采取大班全程灌輸，學生始終處于消極被動地位”的教學現狀，引入PBL教學法有利于貫徹以人為本的現代教學理念，促使教學過程完成以下替代：以學生為中心替代以教師為中心，以重能力培養替代重知識傳授，以小組討論和教師指導式教學方法替代傳統的課堂講授，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

二、PBL教學法在《國際金融》中的應用

針對《國際金融》基礎、核心課程地位和“難”、“雜”、“遠”和“熱”等特點，嘗試的PBL教學法包括三個環節：一是設計核心問題；二是建立學習小組；三是開展小組討論。

1.設計核心問題

設計核心問題的目的在于為學生搭起課程的知識架構和內在聯系，便于自主學習。《國際金融》旨在研究一國如何同時實現內外部均衡，其內在的知識路線可圖示如下：

由上述知識路線可知，《國際金融》的內在邏輯可歸納為：以國際收支為切入點、匯率為核心、國際協調為條件，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包括國際收支、外匯與匯率制度、內外均衡及其調節、國際資本流動與危機以及國際協調與合作等五大知識模塊。為此，在教學過程中，運用PBL教學法，設計了三大核心問題：（1）國際收支及其平衡；（2）外匯與匯率管理制度；（3）經濟全球化下金融危機與治理。

2.建立學習小組

建立學習小組的目的在于引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收集、分析相關資料，以感受和體驗知識的生產過程，從而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學習小組要求自愿組合，每組5人左右，確定1名組長。根據課程設計的核心問題，小組成員合作查閱資料、撰寫小論文、制作PPT、參與課堂交流。

3.開展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圍繞核心問題展開。在課堂交流過程中，又將所有的小組分為發言小組和質疑小組。發言小組推薦一位同學先發言，小組其他成員作補充或總結；隨機抽取質疑小組的同學進行提問或點評。每次課堂討論結束后，由老師對討論主題內容、討論情況作點評和總結，各小組分別作出自評和互評。

三、《國際金融》PBL教學法實施效果

PBL教學法強調以問題為中心，以學生為中心。通過運用PBL教學法，《國際金融》教學改革的創新與特色有三：

一是通過設計核心問題為同學搭起了《國際金融》課程的知識架構和內在聯系。如開放經濟必然產生對外收入和支出國際收支和國際收支平衡表國際收支平衡與不平衡狀況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會與內部均衡發生矛盾和沖突需要通過調節以期同時實現內外均衡……，從而啟發同學去感悟《國際金融》中因開放經濟引起的內外矛盾等難以理解的內容，利于解決《國際金融》“難”的問題；利用《國際金融》的內在邏輯，幫助學生理清內外均衡、內外均衡需要利用匯率作為調節手段、內外均衡的實現需要國際協調與合作等知識模塊之間的聯系，從而讓學生體會到內容龐雜的《國際金融》其實有跡可循，利于解決《國際金融》“雜”的問題。

二是通過學生自己收集、分析相關資料以感受和體驗知識的生產過程，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學習能力。以分析比較各國國際收支及其實現途徑為例，一方面通過小組合作學習，要求學生了解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特征、動態變化趨勢及其綜合平衡實現模式；另一方面通過小組交流，還要求學生去認識和思考不同國家國際收支特征與該國實體經濟（資源稟賦變化、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戰略等）之間的關聯、儲備貨幣國與非儲備貨幣國之間的資金融通關系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收支結構的福利意義等等。這一過程不同于傳統教學法那樣，在課堂上向學生灌輸系統、連貫、完整的“絕對理論”，而是通過“問題”促使學生去閱讀大量的課外資料，啟發學生去思考本門課程的相關問題，進而通過交流與討論，鼓勵學生創造性地提出問題、闡述自己的見解和理由，最終理解和解決問題。小組合作學習一方面鼓勵學生去關心、理解大量離實際生活較遠的宏觀貨幣金融問題，利于化解《國際金融》“遠”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交流與討論，使學生也關注到了國際經濟領域的熱點問題及其各國的應對策略，從而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利于體會《國際金融》“熱”的問題。

三是通過建立學習小組和開展小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小組中的每一同學一開始對同一問題的看法不一，從而解決問題的路徑也不同。在準備小組作業過程中，小組成員先要進行大量的閱讀，并通過多次研討形成共識。在小組討論過程中，小組成員必須群策群力，互相配合。

當然，由于中國學生長期習慣于以上課聽課記筆記、下課自己看書復習為途徑的個體學習，而要求他們以小組為單位開展合作學習，一下子還不是很適應，主要表現在很多應該由小組成員共同討論完成的學習環節，事實上落實到了個別同學身上，即存在“搭便車”現象。但要相信：學生正處于學習的好時光，且可塑性大，只要引導得當，并且給予鼓勵，PBL教學法將促使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真正實現“互動式教學”。

參考文獻：

[1]江捷.美國大學的“自由學習”及其啟示[J].教學研究,2011,（06）: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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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走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