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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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國,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于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蕩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F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經濟論文,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期刊網。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二、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中國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2.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經濟論文,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3.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縮小的跡象。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同時,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灰色收入'規模急劇擴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粗略估計為5.4萬億元。與2005年相比,三年內增長了近1倍,遠高于GDP增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選擇
1.加快四個轉變經濟論文,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皇莾灮枨蠼Y構。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期刊網。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莾灮赝度虢Y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并進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四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2.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經濟論文,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3.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焖俪鞘谢瘯沓鞘腥丝诘难杆僭鲩L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4.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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