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制度論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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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鹞茨塬@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F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偟膩砜?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F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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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爸腥酥修k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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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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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祁祥.空賬和轉型成本——中國養老保險改革的效應分析[J].經濟研究,2001,(5).

[5]龔秀全,黃勝開.論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籌資形式的改革[J].社會保障制度(人大復印資料),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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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2)

一、發展軌跡

本文所指養老保險是德國的法定養老保險，其目標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養老金水平與繳費工資與繳費年限相聯系，目前的繳費率大概是月工資的20％(雇員和雇主均負擔20％)，繳納年限一般情況下為45年，截至2002年底，已有5142.4萬人參加法定養老保險，養老金領取人數有1767.8萬人。下面，讓我們沿著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軌跡，來更全面地了解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從1889年《養老保險法》建立以來，一些關鍵的年份和重要的改革如下：

1957年，從基金積累制改為現收現付制，建立動態養老保險調整機制；1972年，主要是擴大了被保險人的范圍；1992年，養老金的調整依據改為可供支配的凈工資收入的增幅；1999年，在養老金計算公式中增加了人口發展因子，使人口老齡化的負擔能公平地分攤到保險費繳納者和養老金領取者身上；2001年，降低福利標準、延長退休年齡、提高繳費比例和降低“視同繳費年限”等；2003年和2005年進行了組織機構的改革，主要是自治機構的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宏觀來看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演變，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發展主線：

1.籌資模式：從完全積累到現收現付。從1957年開始，基金積累制向現收現付制轉變，到1969年徹底實現。現收現付制模式一直保持到現在。

2.內容設計：越來越多樣性和個性化.盡量滿足不同個體的需要，賦予個體一定的選擇權，目前養老金種類可分為：因年老支付的養老金(常規養老金、長期養老金、婦女養老金和礦工養老金等)；因工作能力減退而支付的養老金(嚴重殘疾、喪失工作能力或無勞動能力者養老金、失業者養老金等)；因死亡支付的養老金(鰥寡養老金、教育養老金和孤兒養老金等)。

3.福利水平：先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從1957年到1989年32次的養老金調整使實際養老金比最初提高了2.3倍；19世紀初推行養老保險體制時，法定的退休年齡是70歲，而那時的平均壽命只有45歲，近些年，德國人的實際退休年齡是60歲，但平均壽命則已達到80歲。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近些年福利水平有下降趨勢。如從1992年起，60歲和63歲的退休年齡將提高到標準退休年齡65歲；視同繳費年限降低(如過去受教育年限也可視為繳費年限，最長可以13年，現在只有7年)，從2001年起降低養老金水平(替代率將從70％降為2020年的46％)。

4.監管機制：自治性越來越強。在養老保險領域，遵循國家立法和國家自治相結合的原則。經選舉產生的雇員和雇主代表對養老保險實行自治管理。自治結構是游離于政府之外的，所有這些機構共同構成了德國養老保險機關聯合會(VDR)。這種將政府從直接的管理責任中脫離出來的自治管理模式還形成了有效的、內外結合的監督體系：外部監督機構是政府，內部監督機構是自治機構，從而有力地保障養老保險制度的日常運行。自治組織的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變得越來越強大。

二、現實依托

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將公正與互助、公開性、多樣性和效率結合起來，是德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運行的根本目的。制度主要依托如下現實因素：

(一)制度形成和存在的總體依據——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的國家性質和完善的法律體系

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1款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國家。依據福利國家原則，養老保險是應由國家承擔的一項主要任務。福利國家原則規定國家具有負責社會福利的職能，但不對國家應如何完成此項職能做出具體規定。這是民主原則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的體現，這也賦予了政府對實現公正的路徑進行選擇的自由。

自德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以來，公正就在其中占有優先地位，這種優先地位是由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社會法典第1卷總則和社會法典第4卷通則對社會保險作了原則規定，第6卷對養老保險制度作了更為詳盡的規定，還有各州的立法以及聯邦法院的規定。另外，還有完備的司法制度，德國憲法規定，任何權利受到損害的公民都可以訴諸司法機構，對社會保險問題，由社會法庭首先負責。

(二)現收現付的資金運作模式依舊——對社會公平的不懈追求

由于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競爭加劇，在從現收現付走向基金積累的國際趨勢下(智利完全私有化的養老保險改革自不必說，就算福利國家櫥窗之稱的“瑞典”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國家英國，也都紛紛走上了更有效率的“基金積累”道路)，德國是仍然保持著更能促進社會公平的現收現付模式的少數國家之一。一方面是改革難度大的客觀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公平最大限度和執著追求的主觀結果。最大限度的公平實際上也是德國社會保險制度堅持不懈的追求。

(三)多樣化的制度設計和自治管理機構——國家對公民權利的最大維護和對民主、自由的最大保障

自由和平等歷來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多樣化的制度設計給了社會成員一定的選擇空間和自由，體現了德國重視社會成員的個性化需求，尊重自由的文化。

德國允許社會保險實行自治管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險可以隨意發展，但至少說明了國家在履行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在盡力保障了個人和企業的自由權，其實這得益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社會保險中，立法者在盡力創造這樣一種法律框架，即能使人們盡量自己負責解決自己的事情，政府沒有興趣以一種的方式規定所有的細節。因此，在這種角色定位下，國家就沒有必要經營所有的社會保險機構。這一點也是前面所述民主和福利的聯邦國家的典型體現。

(四)改革舉步為艱——福利剛性、政治作用和強大的工會力量

為了增強制度的適應性，德國政府雖然在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不斷調整，但大都是小修小補，可就是這些對于社會制度來說根本稱不上改革、屬于很正常的“調整”，如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而相繼延長退休年齡等，都遇到強大的社會阻力?？梢哉f，在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舉步為維。除了在任何國家都起作用的“福利剛性”和“政治作用”不可忽視外，強大的工會力量是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德國工會聯盟(DGB)目前有1000多萬個會員(即單個的工會)，工會的目標是改善雇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代表雇員的社會經濟利益參與社會保險的自治管理、對社會政策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工會在意識形態上又是中立的，獨立于任何政黨，可見，他們對雇員福利的保護是持久和穩定的。因此，強大的工會一直在維護勞動者福利和權益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構成德國養老保險改革的一個主要阻力。

三、現狀評論

但現在的制度是否能帶來最優的社會效果，在了解了制度現狀和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后，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的評論，這才能達到進行國際借鑒的真正目的。在這里，主要參考著名社會保障專家鄭功成教授在其所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一書中提出的指標(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制度的適應性和制度的可持續性等)來對其進行評論。

(一)公平的價值取向值得肯定

雖然近些年養老保險金水平有所下降，但從總體來看，其人性化的、寬松的制度設計和全面覆蓋的立法原則等，都說明了其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其為保持福利水平所做的各種努力都基于其對公平的不懈追求。這一點不僅能從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內容可以看出，還能從1990年東西德合并時，面對東德制度不一致且西德保障水平高于東德的情況，德國政府決定將原西德的社會保險制度模式完全移植到東德的轉型方案中看出。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社會保險制度轉型的責任分擔，明顯地符合增進社會公平與國家認同的價值追求。盡管現在對于德國的轉型方案還不能簡單地予以評判，因為現在轉型還沒有最后完成，但其中所包含的對公平的追求與向往，以及國家認同等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二)對公平的不懈追求并沒有阻止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德國，雖然主觀上有追求公平的強烈愿望，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導致制度負擔異常沉重，目前，制度負擔比例(繳費人數/領取人數)是2.3∶1，生育率降低又使這一形勢雪上加霜，預計20年后這一比例將下降到1.3∶1，而依據“代際協議”的現收現付制只有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才能正常的運轉(一般至少要大于3∶1)。而與此同時，在德國，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還未真正形成，實際上直到2001年政府才推出里斯特養老金，才開始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在這種形勢下，養老金水平下降是必然的，這也是近來改革的動向之一。從實際運行結果來看也是如此。據德國2005年8月2日《明鏡周刊》報道，2004年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在合同期內付清所有保險費而提前結清的養老保險費高達126億元，比2003年高出2億歐元。由于提前退出了法定養老保險，60％的未來退休人員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生活標準，近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將面臨老年貧困的威脅。

(三)增強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改變養老保險制度經濟不可持續的局面

一項制度只有適應所處時代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項因素，才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近些年來，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已面臨很大壓力。養老保險金支出在德國一直是支出規模最大的福利項目，1990年，法定養老保險支出2000億馬克，幾乎占社會福利費用的30％，國民生產總值的9％。在轉型后，壓力更加沉重。在2002年，即兩德統一10年之后，以工資為繳費基礎的社會保險和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社會福利支出的相加總額約合德國GDP的1/3，全德領取退休金和社會救濟的人口接近工資收入人口，德國財政支出的62％都用來償還債務和社會福利，龐大的社會保險賬戶出現虧空，德國聯邦政府債務也因此連年超過3％(占GDP比例)的警戒線。雖然德國政府也采取了多種“增收減支”措施，如從2001年逐漸延長退休年齡，到2011年，開始把退休年齡延長到67歲；逐步提高繳費比例，從現在的19.5％提高為2030年的22％；逐漸降低養老金水平，但替代率將從現在的53％降為2020年的46％，再進而降為2003年的43％。從這幾年的實際運行狀況看，由于沒有從根本上和結構上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取而代之的各種“小修小補”的調整政策并沒有改善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性。由于過于寬松的規定和多項選擇的自由，雖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但平均實際退休年齡僅60歲，“早退”現象非常嚴重。因此，提高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必然帶來較高適應性的結果。另外，經濟上的不可持續還表現在經濟缺乏活力，由于習慣于德國過去的高福利，社會成員已形成惰性和過于依賴社會福利的情況，近些年福利水平的降低也沒有激勵他們的工作熱情，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消極，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依靠領取失業金度日，這使長期以來由于產品成本太高、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德國經濟很難擺脫不景氣的狀態。

四、若干啟示

通過對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其中既有值得學習的經驗，也有引以為戒的教訓。

(一)經驗

盡管在實踐運行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一定程度上，德國作為福利國家的典型和資深代表，還是提供給我們一個追求公平、法制完善和管理透明、規范的養老保險制度典范。

1.公平的理念。平等與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德國在社會政策中貫徹的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的理念，是與整個人類發展相一致的，其對社會公平的執著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2.完善的法律。這是養老保險制度運行走上規范、高效的重要保證，許多國家成功的社會保險運行實踐都說明了這一點。法律的完善不僅僅體現在法律的齊全上，還體現在對法律的穩定性和動態性保持一個合理的度上。如在德國，僅2001年到2005年期間，政府就曾對多項條款進行了幾十次的微調，而整體的管理原則又得以保持。

3.自治的管理。自治管理是一種透明、民主和有效率的社會保險管理模式，一方面自治管理可以充分吸收社會力量，直接減輕政府的管理責任；另一方面，賦予了勞動者、企業和工會參與管理的權利，是對勞動者保險權益的最大尊重；而且，自治管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責，保證制度運行的效率。

4.茁壯的工會。與過于強大的德國工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工會組織太不完善。作為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保險制度，往往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其制度的出臺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團相互較量的結果.如果沒有工會這樣的組織與企業、政府等其他利益組織形成力量的牽制和制衡，勞動者的權益是很難保障的，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社會轉型期就更是如此。

(二)教訓

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模式選擇、水平確定上，要吸收以下教訓：

1.養老保險是多個系統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單個因素的獨立作用，偏執于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不顧其他，制度的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綜合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等多項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因素對制度所起的決定作用或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對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是必要的。

篇(3)

關鍵詞：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中國；借鑒

Abstract：Sincein1961whenJapanesenationalannuitysystemwasbuilt，thepeasantshavebeenincludedinendowmentinsurancesystem.Japanrealizednationalannuity，andturnednationalannuityintothecommonpartofeverykindofpension，andsolvestheproblemoftheindependenceofeverykindofpension，andthenhasvertic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multiple-pillars.Currently，Chinafacesthesocialproblemssuchaspopulationaging，urbanization，thebiggapbetweentheurbanandtheruralareasandsoon，whichissimilartothesituationofJapanin1961，thus，theexperienceintheprocessoffoundingandreformingthe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JapanhasenlightenmentonChina.

Keywords：Japan；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China；experience

一、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成——國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1959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國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階層之外的農民、個體營業者(20歲以上、60歲以下)等強制性的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中，1961年繳費型的國民年金正式實施，進入了“國民皆年金”的時代。

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齡65歲以上的，均可領取國民年金(基礎養老金)。在初期，采取了“10年年金”“5年年金”過渡性舉措，使該制度逐步走向成熟，1986年進入全支付階段。免費享受國民年金的對象主要是年齡已經60歲以上，或者屬于生活保護的低收入無繳納能力者，個人提出并經嚴格審查后，可免費享受國民養老金保險，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間的養老金僅有原水平的1/3。

二、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過程——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成

(一)農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期，為了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農業勞動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開始實施。該法鼓勵農民離開土地，但農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則,完全尊重農民個人意愿，農民因進城或老齡因素(65周歲以上)轉讓經營權后，在支付其國民年金的基礎上，進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國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補充，財政補助的比例根據參保者的年齡及參保年限實行不同的補助標準。加入農業者年金必須滿足以下3個要件：(1)年齡在20-55歲之間；(2)具有一定規模以上土地的名義權；(3)必須是國民年金的加入者。從實際加入情況來看，1973年實際加入者為105萬人，1975年最高峰時達到116萬人，以后開始減少。[1]

(二)公共年金一體化的形成——1985年對國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

1973-1978年的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由10%的增長率跌落至1974年的負增長。農村大量勞動力涌入城市，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導致了以農村人口為對象的國民年金參保者人數急劇下降。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構造，各類繳費和發放年金的標準不統一，在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現象，引發了新的社會的不公平感。另外人口迅速的老齡化、少子化，導致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倍增，養老金的支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75年的9.4%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2]養老金收支不平衡，行業分立型的保險制度出現了難以支撐的局面。

1984年，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實施公共年金一體化，1985年日本修改了《國民年金法》，規定參加厚生年金、共濟年金的工薪階層及沒有參加養老保險制度的工薪階層的配偶、20歲以上的學生等也必須參加國民年金，從而形成了雙層關聯結構的年金制度，把普遍型的國民年金和職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地結合起來，并解決了離婚、配偶喪失獲得養老金的機會。作為第一支柱的國民年金成為任何老人均有權分享的基礎年金，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確保1人1份同額養老保險。

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全民保險制度從一開始形成了二重構造的模式，國民年金是基礎養老金，受雇傭者階層不僅有厚生年金，而且有國民年金作為基礎，雙層構造模式對以后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隨著日本實現了“全體國民皆保險”、“全體國民皆年金”，下一步的任務主要是解決養老保險層次復雜、相互分立的問題。

新設立了老齡基礎養老金，它以老人生活最低標準設立養老金額，實行統一的繳納標準和定額支付標準，每個國民只要繳費25年，65歲后都可以享受的年金制度。

(三)國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

為了緩解不同參保者間的差距，1991年，日本制定了《國民年金基金法》向不滿足于第一層次基礎養老金(國民年金)的農民、自營業者提供更高層次的養老保險。1995年國民年金的支付標準為65000日元，按日本的生活水平，這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3]該制度規定凡滿20周歲以上60周歲以下的農民、自營業者均可自愿參加，按月繳納定額的“附加保險費”，65周歲后，在享受國民年金的同時，還可獲得“附加養老金”。該制度還規定免費參加國民養老金保險費者和加入農民年金者，中途不得退出，不能再參加國民養老基金。國民年金基金的支付年限按參保人交納保險費的年限而定，加入的年齡越晚，每月交納的保險費越多。國民年金基金對高收入的農民、自營業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因為它既可以用來養老又可享受到參加民間私營的生命保險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稅政策。

(四)2004年國民年金財政收支平衡的改革

從2004年開始，通過一系列年金課稅制度的改革，國家財政提高了對國民年金的負擔比例。規定：從2004年開始增收年金稅;從2005年開始增收個人所得稅;從2007年開始增收消費稅。通過征稅的方式來擴大國家財政的收入，到2009年使國庫負擔基礎養老金的比例從1/3逐漸上升到1/2。同時控制國民年金的個人繳費過快增長，從2005年4月開始在13300日元的基礎上每年增加280日元，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2004年價格)。為了確保養老金財務收支長期平衡，改變以往的只根據工資增長率、物價指數來確定養老金給付水平，而且參照參保率和平均壽命程度(浮動調整率)來對給付水平進行調整。國民年金至少5年進行一次繳費率核算，若人口結構或經濟發展情況與事先預測的不符，就要對繳費率進行小幅調整，以確保收支平衡。

三、日本養老保險制度尚待解決的問題

(一)實行現收現付制代際負擔不公平

日本的公共養老金計劃采取的是現收現付制,而且替代率比較高?，F收現付制通過代際轉移、以支定收、收入均等化來實現人人平等,并且能夠實現代際之間和同一代人之間收入的再分配。養老金和工資一樣，都對產出有要求權，所以，采取哪種融資的模式(現收現付或積累制)就存在著廣泛的爭議。然而，支付當前和未來待遇的能力是產出的核心問題(Barr,Nicholas.2001)。[4]1966年，亨利·艾倫在薩繆爾森“生物收益率”基礎上指出：只有當人口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之和大于市場利息率時，現收現付式養老保險制度才是可取的。在這種情況下，現收現付式養老制度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5]現收現付制度財務平衡的公式是：C=B×D，C代表繳費率，B代表替代率，D代表贍養率，當人口老齡化(贍養率)提高時，要保持住替代率，只有提高繳費率。繳費率的提高使社會財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現有的老年人傾斜，而現在承受很重繳費負擔的勞動者進入老年后，將享受不到與上一代人同等的養老待遇，代際之間資金缺口的彌補最終還要依賴財政的轉移支付。

(二)國民年金的空洞化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步入90年代以后，又出現了長期蕭條與回升乏力，居民收入降低、財政收入減少使保障費財源日顯不足。失業者、需要社會救助的貧困者負擔不起或拖欠養老保險費用，養老金財務危機影響一些青年人、農民和個體工商戶加入養老保險的信心，他們對現收現付制度代際負擔義務不公平感到不滿。2001年度國民養老金保險費欠繳率達29.1%，為1961年開始建立國民養老保險制度以來的最高水平。[6]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支出不斷擴大，并且勞動年齡段人口比例下降，繳費的基數不斷縮小，養老金空洞化現象日趨嚴重。

(三)日本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和城鄉養老保險水平差異大

二戰后，隨著農村年輕的勞動力開始大量流向城市，留下的僅是年老的父母，尤其是邊遠地區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60年代農村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農村的老齡化進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雖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階層之外的農民、個體營業者(20歲以上、60歲以下)等強制性的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中，但是除了國民年金外，農村與城市在其他項目的養老保險在保費負擔和保障水平之間存在著一些差異。如農民加入的基礎養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滿65歲時可領取的養老金人均最高限額僅每月6.7萬日元,而工薪階層加入的其他5種養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為18.6萬日元,是農民養老金金額的三倍多。[7]

四、日本的經驗對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的啟發

(一)在推進農村養老保險過程中應立法先行

戰后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及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過程，也是相關法規不斷完備、充實的過程。從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和發展不難看出，在《國民年金法》基礎上進行了不斷的修改和完善，為政府依法給農民提供養老保險服務提供了依據。我國應整體規劃，盡早出臺類似與日本《國民年金法》的《社會保險法》，從法律上確認城鄉全體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會保險權益，堅持普遍性和區別性原則相結合。確保社會全體成員的社會保障基本權利，確立統一的社會保險法制精神、原則、待遇等，如規定不同地區，不同保險項目、不同職業者的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賬戶)應全國統一，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地具體情況規定各自的個人賬戶的繳費水平。在統一的《社會保險法》基礎上，因地制宜的設計不同的補充法律、法規，以形成多層次法律體系。

(二)突出政府在推進農村養老保險過程中主導性的作用

以農民為主要對象的日本國民年金制度是國家(政府)對每位國民的基本生活給予的公平的保障，體現了國家在推進農村養老保險過程中主導性的作用，國家財政一開始負擔基本養老金費用的1/3，2004年在財政日益緊張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還是決定到2009年使國庫負擔基礎養老金的比例從1/3逐漸上升到1/2。不管是在經濟起步階段就制定“全民皆保險”計劃，還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國家對基本養老金責任來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設計都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因為發展中國家往往在經濟起飛階段，往往錯誤的將其理解為加大財政負擔或把其看作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國際社會保障協會顧問詹金斯(Jenkins,Michel)曾指出，“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非工薪職員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在此之前農村的農業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非正規行業的勞動者不能得到社會保障的有效保護事例有很多，尤其是發展中國家”。[8]當然我們也應汲取日本“負”面的教訓，在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初期，不應設置過高水準的養老保險制度。

(三)建立全民性的基礎養老保險制度

建立全國性的農村養老保險必須由制度層面推進到操作層面。我們是否可以借鑒日本的國民年金制度規定，凡20歲以上的國民均須加入并享受國民基礎年金，形成了全國統一的、覆蓋范圍廣泛的、強制性的、共通的第一層次養老保險。實現上述的目標關鍵是要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社會統籌資金的問題，把社會統籌賬戶作為不同人群、不同層次保險模式的共同部分，從而實現1人1份同額養老保險。

應當承認我們與日本的養老保險制度不處在同一個層次上，日本現在的養老保險的主體部分是厚生年金，但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制定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目標對我們同樣具有適用性。第一，首先解決無養老保險者的問題，向其提供公共年金。第二，在實現了“全體國民皆年金”后，逐步解決養老保險層次復雜、相互分立的問題，使各種制度由分散逐步走向統一。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實際是“個人養老儲蓄計劃”)的“過度模式”轉化為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社會統籌賬戶)。建立類似于日本全民皆保險的國民年金(基礎養老保險)，而應首先解決社會統籌賬戶資金問題，中央、省、市、縣各級財政負擔基礎養老金的1/3，財政繳納部分全部進入社會統籌賬戶，為職業(純留地)農民、農民工以及被征地農民、鄉鎮企業農民職工等建立統一的社會統籌賬戶，改革現行企業職工、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金制度，在擴大覆蓋面的同時，就可以考慮適當調低目前社會統籌20%左右的繳費率。統一所有參保者的社會統籌賬戶，中央和省級政府對農民參保的補貼應當全國統一。

(四)建立立體化、多支柱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世界銀行把原來推崇的多支柱從三支柱擴大到多達五個支柱，并認為所有的養老金制度原則上都必須建立基本的養老保險制度，使其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貧困的支柱。低收入國家的經驗使我們注意到，必須建立基本支柱或零支柱(非繳費型給付)的全民養老金或社會養老金(RobertHolzman,2005)。[9]例如目前日本有免繳國民年金保險費者400萬人，約占第1號被保險者的20%。國民的基本養老金制度應由繳納型和免費繳納型組成，針對農村中沒有能力者(五保戶老人、殘疾者)，建立類似于日本免費繳納的基礎性養老金制。坂脇昭吉認為公共年金特別是國民基礎年金，其目的就是減少國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賴。[10]建立類似與日本農村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第一層次為強制性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為職業(純留地)農民、農民工以及被征地農民、鄉鎮企業農民職工等建立統一的社會統籌賬戶。

在解決了無養老保險者的問題后逐步解決養老保險層次復雜、相互分立的問題。條件成熟時把農村養老保險的社會統籌賬戶作為企業職工、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各類養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從而形成了雙層關聯結構的保險制度，把普遍型的社會統籌賬戶和職域型的各類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地結合起來。第二層次是農民個人根據個人的土地經營、收入等情況自愿參加國民個人儲蓄養老計劃(附加養老金)，將其作為強制性國民基本養老金制度的補充。中央和省級政府對農民參保者應當實行全國統一補貼，在國民儲蓄養老的補貼標準上，各地市級、鄉鎮政府、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因地制宜。第三層次為自助的商業保險，滿足富裕農民更高的需求。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實現從分散到統一，再到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也是我國所要追求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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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obertHolzman，RichardHinz.Old-AgeIncomeSupportintheCentury：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onPensionSystemsandReform[R].TheWorldBank，2005：5.

篇(4)

一、發展軌跡

本文所指養老保險是德國的法定養老保險，其目標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養老金水平與繳費工資與繳費年限相聯系，目前的繳費率大概是月工資的20％(雇員和雇主均負擔20％)，繳納年限一般情況下為45年，截至2002年底，已有5142.4萬人參加法定養老保險，養老金領取人數有1767.8萬人。下面，讓我們沿著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軌跡，來更全面地了解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

從1889年《養老保險法》建立以來，一些關鍵的年份和重要的改革如下：

1957年，從基金積累制改為現收現付制，建立動態養老保險調整機制；1972年，主要是擴大了被保險人的范圍；1992年，養老金的調整依據改為可供支配的凈工資收入的增幅；1999年，在養老金計算公式中增加了人口發展因子，使人口老齡化的負擔能公平地分攤到保險費繳納者和養老金領取者身上；2001年，降低福利標準、延長退休年齡、提高繳費比例和降低“視同繳費年限”等；2003年和2005年進行了組織機構的改革，主要是自治機構的合并，以降低管理成本。

宏觀來看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演變，可以總結出以下幾條發展主線：

1.籌資模式：從完全積累到現收現付。從1957年開始，基金積累制向現收現付制轉變，到1969年徹底實現?，F收現付制模式一直保持到現在。

2.內容設計：越來越多樣性和個性化.盡量滿足不同個體的需要，賦予個體一定的選擇權，目前養老金種類可分為：因年老支付的養老金(常規養老金、長期養老金、婦女養老金和礦工養老金等)；因工作能力減退而支付的養老金(嚴重殘疾、喪失工作能力或無勞動能力者養老金、失業者養老金等)；因死亡支付的養老金(鰥寡養老金、教育養老金和孤兒養老金等)。

3.福利水平：先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從1957年到1989年32次的養老金調整使實際養老金比最初提高了2.3倍；19世紀初推行養老保險體制時，法定的退休年齡是70歲，而那時的平均壽命只有45歲，近些年，德國人的實際退休年齡是60歲，但平均壽命則已達到80歲。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近些年福利水平有下降趨勢。如從1992年起，60歲和63歲的退休年齡將提高到標準退休年齡65歲；視同繳費年限降低(如過去受教育年限也可視為繳費年限，最長可以13年，現在只有7年)，從2001年起降低養老金水平(替代率將從70％降為2020年的46％)。

4.監管機制：自治性越來越強。在養老保險領域，遵循國家立法和國家自治相結合的原則。經選舉產生的雇員和雇主代表對養老保險實行自治管理。自治結構是游離于政府之外的，所有這些機構共同構成了德國養老保險機關聯合會(VDR)。這種將政府從直接的管理責任中脫離出來的自治管理模式還形成了有效的、內外結合的監督體系：外部監督機構是政府，內部監督機構是自治機構，從而有力地保障養老保險制度的日常運行。自治組織的管理能力也是在不斷的實踐中變得越來越強大。

二、現實依托

可以看出，最大限度的將公正與互助、公開性、多樣性和效率結合起來，是德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運行的根本目的。制度主要依托如下現實因素：

(一)制度形成和存在的總體依據——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的國家性質和完善的法律體系

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1款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的和福利的聯邦制國家。依據福利國家原則，養老保險是應由國家承擔的一項主要任務。福利國家原則規定國家具有負責社會福利的職能，但不對國家應如何完成此項職能做出具體規定。這是民主原則在社會保險制度中的體現，這也賦予了政府對實現公正的路徑進行選擇的自由。

自德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以來，公正就在其中占有優先地位，這種優先地位是由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社會法典第1卷總則和社會法典第4卷通則對社會保險作了原則規定，第6卷對養老保險制度作了更為詳盡的規定，還有各州的立法以及聯邦法院的規定。另外，還有完備的司法制度，德國憲法規定，任何權利受到損害的公民都可以訴諸司法機構，對社會保險問題，由社會法庭首先負責。

(二)現收現付的資金運作模式依舊——對社會公平的不懈追求

由于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競爭加劇，在從現收現付走向基金積累的國際趨勢下(智利完全私有化的養老保險改革自不必說，就算福利國家櫥窗之稱的“瑞典”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保障的福利國家英國，也都紛紛走上了更有效率的“基金積累”道路)，德國是仍然保持著更能促進社會公平的現收現付模式的少數國家之一。一方面是改革難度大的客觀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公平最大限度和執著追求的主觀結果。最大限度的公平實際上也是德國社會保險制度堅持不懈的追求。

(三)多樣化的制度設計和自治管理機構——國家對公民權利的最大維護和對民主、自由的最大保障

自由和平等歷來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多樣化的制度設計給了社會成員一定的選擇空間和自由，體現了德國重視社會成員的個性化需求，尊重自由的文化。

德國允許社會保險實行自治管理，雖然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險可以隨意發展，但至少說明了國家在履行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的同時，在盡力保障了個人和企業的自由權，其實這得益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社會保險中，立法者在盡力創造這樣一種法律框架，即能使人們盡量自己負責解決自己的事情，政府沒有興趣以一種的方式規定所有的細節。因此，在這種角色定位下，國家就沒有必要經營所有的社會保險機構。這一點也是前面所述民主和福利的聯邦國家的典型體現。

(四)改革舉步為艱——福利剛性、政治作用和強大的工會力量

為了增強制度的適應性，德國政府雖然在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不斷調整，但大都是小修小補，可就是這些對于社會制度來說根本稱不上改革、屬于很正常的“調整”，如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而相繼延長退休年齡等，都遇到強大的社會阻力?？梢哉f，在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舉步為維。除了在任何國家都起作用的“福利剛性”和“政治作用”不可忽視外，強大的工會力量是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德國工會聯盟(DGB)目前有1000多萬個會員(即單個的工會)，工會的目標是改善雇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代表雇員的社會經濟利益參與社會保險的自治管理、對社會政策問題發表意見，而且工會在意識形態上又是中立的，獨立于任何政黨，可見，他們對雇員福利的保護是持久和穩定的。因此，強大的工會一直在維護勞動者福利和權益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構成德國養老保險改革的一個主要阻力。

三、現狀評論

但現在的制度是否能帶來最優的社會效果，在了解了制度現狀和其存在的社會基礎后，有必要對其進行全面的評論，這才能達到進行國際借鑒的真正目的。在這里，主要參考著名社會保障專家鄭功成教授在其所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一書中提出的指標(價值取向與建制理念、制度的適應性和制度的可持續性等)來對其進行評論。

(一)公平的價值取向值得肯定

雖然近些年養老保險金水平有所下降，但從總體來看，其人性化的、寬松的制度設計和全面覆蓋的立法原則等，都說明了其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其為保持福利水平所做的各種努力都基于其對公平的不懈追求。這一點不僅能從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內容可以看出，還能從1990年東西德合并時，面對東德制度不一致且西德保障水平高于東德的情況，德國政府決定將原西德的社會保險制度模式完全移植到東德的轉型方案中看出。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社會保險制度轉型的責任分擔，明顯地符合增進社會公平與國家認同的價值追求。盡管現在對于德國的轉型方案還不能簡單地予以評判，因為現在轉型還沒有最后完成，但其中所包含的對公平的追求與向往，以及國家認同等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二)對公平的不懈追求并沒有阻止福利水平的下降

在德國，雖然主觀上有追求公平的強烈愿望，但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導致制度負擔異常沉重，目前，制度負擔比例(繳費人數/領取人數)是2.3∶1，生育率降低又使這一形勢雪上加霜，預計20年后這一比例將下降到1.3∶1，而依據“代際協議”的現收現付制只有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才能正常的運轉(一般至少要大于3∶1)。而與此同時，在德國，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還未真正形成，實際上直到2001年政府才推出里斯特養老金，才開始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在這種形勢下，養老金水平下降是必然的，這也是近來改革的動向之一。從實際運行結果來看也是如此。據德國2005年8月2日《明鏡周刊》報道，2004年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在合同期內付清所有保險費而提前結清的養老保險費高達126億元，比2003年高出2億歐元。由于提前退出了法定養老保險，60％的未來退休人員不得不大幅度降低生活標準，近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將面臨老年貧困的威脅。

(三)增強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改變養老保險制度經濟不可持續的局面

一項制度只有適應所處時代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項因素，才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近些年來，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已面臨很大壓力。養老保險金支出在德國一直是支出規模最大的福利項目，1990年，法定養老保險支出2000億馬克，幾乎占社會福利費用的30％，國民生產總值的9％。在轉型后，壓力更加沉重。在2002年，即兩德統一10年之后，以工資為繳費基礎的社會保險和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社會福利支出的相加總額約合德國GDP的1/3，全德領取退休金和社會救濟的人口接近工資收入人口，德國財政支出的62％都用來償還債務和社會福利，龐大的社會保險賬戶出現虧空，德國聯邦政府債務也因此連年超過3％(占GDP比例)的警戒線。雖然德國政府也采取了多種“增收減支”措施，如從2001年逐漸延長退休年齡，到2011年，開始把退休年齡延長到67歲；逐步提高繳費比例，從現在的19.5％提高為2030年的22％；逐漸降低養老金水平，但替代率將從現在的53％降為2020年的46％，再進而降為2003年的43％。從這幾年的實際運行狀況看，由于沒有從根本上和結構上改革養老保險制度，取而代之的各種“小修小補”的調整政策并沒有改善制度經濟的不可持續性。由于過于寬松的規定和多項選擇的自由，雖然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但平均實際退休年齡僅60歲，“早退”現象非常嚴重。因此，提高適應性的努力并沒有必然帶來較高適應性的結果。另外，經濟上的不可持續還表現在經濟缺乏活力，由于習慣于德國過去的高福利，社會成員已形成惰性和過于依賴社會福利的情況，近些年福利水平的降低也沒有激勵他們的工作熱情，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消極，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依靠領取失業金度日，這使長期以來由于產品成本太高、國際競爭力下降的德國經濟很難擺脫不景氣的狀態。

四、若干啟示

通過對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其中既有值得學習的經驗，也有引以為戒的教訓。

(一)經驗

盡管在實踐運行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一定程度上，德國作為福利國家的典型和資深代表，還是提供給我們一個追求公平、法制完善和管理透明、規范的養老保險制度典范。

1.公平的理念。平等與幸福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德國在社會政策中貫徹的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的理念，是與整個人類發展相一致的，其對社會公平的執著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2.完善的法律。這是養老保險制度運行走上規范、高效的重要保證，許多國家成功的社會保險運行實踐都說明了這一點。法律的完善不僅僅體現在法律的齊全上，還體現在對法律的穩定性和動態性保持一個合理的度上。如在德國，僅2001年到2005年期間，政府就曾對多項條款進行了幾十次的微調，而整體的管理原則又得以保持。

3.自治的管理。自治管理是一種透明、民主和有效率的社會保險管理模式，一方面自治管理可以充分吸收社會力量，直接減輕政府的管理責任；另一方面，賦予了勞動者、企業和工會參與管理的權利，是對勞動者保險權益的最大尊重；而且，自治管理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責，保證制度運行的效率。

4.茁壯的工會。與過于強大的德國工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工會組織太不完善。作為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保險制度，往往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其制度的出臺也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團相互較量的結果.如果沒有工會這樣的組織與企業、政府等其他利益組織形成力量的牽制和制衡，勞動者的權益是很難保障的，在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社會轉型期就更是如此。

(二)教訓

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模式選擇、水平確定上，要吸收以下教訓：

1.養老保險是多個系統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單個因素的獨立作用，偏執于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不顧其他，制度的發展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要綜合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歷史等多項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因素對制度所起的決定作用或影響程度也是不同的，對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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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權；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一、產權理論與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產權現狀

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馬克思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的關系而是指由物存在及關于它們自身使用而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是一系列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從產權定義我們可以看出，養老保險制度的產權能幫助我們界定個人在養老過程中的責任、成本和收益。

根據產權理論，產權可以分為：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和共（公）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p>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金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從產權視角看，養老保險的統籌賬戶應該屬于所有參保人的共有財產，屬于共（公）有產權；養老保險中個人賬戶部分屬于私有財產，是私有產權；養老保險中的國有產權指的是全國社?；鹬杏糜陴B老的部分，這主要由中央財政或轉讓國有資產而來，是國家的重要儲備和戰略資源。

根據產權理論，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其經濟效率是有差異的。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視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他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時，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由于成本過高而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現“搭便車”行為。

當前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嚴重的產權問題，首先是產權界定不清晰，沒有明確界定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責任和范圍外邊界，造成大量養老基金的流失和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其次，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其實，事實上財政基金部分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這個權力，這還不明晰，以及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該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還不明確。再次，個人賬戶的產權歸屬也不明確，國家一直沒有理清養老基金的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因此人問題一直是一個致命問題。

二、不清晰的產權權利對中國養老保險的影響

當前中國采取的是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部分屬于被保險人的共有產權，而個人賬戶部分是個人的私有產權。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私有產權承認和維護，但是在具體權利的界定上還不是很完善和精確，這對我國養老保險產生了不利影響。

1.制度設計中的產權模糊問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雖然明確了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基金相結合的模式，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擔的原則已經確立，但是各方的具體責任劃分并不明晰，責任分擔處于模糊狀態；同時，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這兩者之間的產權主次關系也沒有明確。這就意味著管理層并不清楚要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到底是以社會統籌（現收現付）的共有產權為主，還是以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私有產權為主。這種制度設計上的模糊，不利于制度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還會帶來嚴重的“空賬”問題。

2.個人賬戶產權不明問題。個人賬戶作為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儲蓄，其積累的資金本質上是繳費者的私人財產，對其享有完全產權。作為其權利的自然延伸，繳費者個人在繳費期內享有其個人賬戶資金的自由轉移的權力，通過選擇較高管理水平的經營者投資運營，以獲得較高的收益，實現個人財產的收益權。一般來說，個人是其私有財產最好的看守者，在繳費者對其個人賬戶基金享有完整的產權時，個人有足夠強的風險意識和強烈的動機去關心資金的使用情況。但在目前的制度基礎上，由于政府的強制性使個人賬戶基金的產權受限，激勵機制受到損害。特別是在政府承擔起對養老金的運營時，個人普遍存在“搭便車”的心理，沒有較強的動機去關心自己資金的使用情況，更由于現有制度框架內，獲取資金經營狀況的信息成本很大，導致繳費者個人基本上放棄了這一動機。而個人賬戶基金所有者權力的缺位，使得政府不具備足夠的責任心來管理好這筆基金，往往把個人賬戶資金作為一種廉價的資本來源，用于平衡政府財政預算、補償政府的債務和行政支出等。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已嚴重威脅到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基礎，個人賬戶基金產權的不完整已使得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處于一種無效率運行的狀態。

3.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問題。不清晰的產權使得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存在基金大量被挪用、流失、浪費、貶值的現象。2006年底國家審計署公布了29個省區市、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金審計結果顯示，71億違規養老基金被審出。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占用養老基金現象嚴重。如河南新密市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637萬元存入兩家城市信用社，由于2002年11月信用社撤銷，資金面臨損失。2006年初，廣州市社保局稱，廣州曾有9億元養老金被挪用，其中5.7億已無法追回。有些行業主管部門存在截留社保費的問題。如建行貴州省分行與工行貴州省分行少申報繳費基數，在征得貴州省社保局的同意后，對已提取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6422.64萬元予以截留。

三、中國現行產權制度的變遷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分析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是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的。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是以國有產權為特征的。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政府和企業職能的重新定位，199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立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個人積累制轉變的改革模式。當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轉變時，“新人”不再負責“老人”和“中人”養老金的供應，政府此時承擔起了兌現“老人”和“中人”領取養老金權利的責任，從而出現一種隱性債務，這種債務過去隱藏在現收現付制下，體制的轉軌才使其顯性化。《決定》雖然對“老人”和“中人”的退休待遇如何確定有了規定，但并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政策，也沒有建立起與隱性債務相對應的基金積累。在養老保險改革實踐中，政府采取向“新人”和“中人”的個人賬戶透支的辦法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造成個人賬戶空賬現象嚴重。從1995年社保制度改革開始至2004年底，中國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累計已達7400億元，而且每年還會以1000多億元的速度增加，社會養老保險體制仍在現收現付制的老路上運行，并沒有實現部分個人積累制的改革目標。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首先，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保障制度缺乏信任，部分積累制有名無實，養老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其二，國家作為養老保險最后的支付者。如果空賬問題解決不好，最終將轉化為巨大的財政負擔，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其三，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隱性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出現嚴重的支付危機，影響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主要兩個產權因素影響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一個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之間的共有產權和私人產權之間的產權界定問題，另一個是共有產權和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產權保護問題。所以，我們可以從制度建設和法律規范來協調，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我國養老保險制度中存在的產權不明晰主要原因是現行統賬結合模式沒有對政府、企業和個人責任予以清晰的界定，這就需要進行立法，通過法律明確規定政府企業責任，解決制度設計中的模糊問題。同時盡快將社保基金管理條例納入立法日程，禁止基金被占用和挪用。清晰的產權是解決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的根本途徑。

2.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和提高其運營效率。作者認為，應該同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個人賬戶一樣，政府應明確個人賬戶產權歸屬個人，任何部門不得挪用擠占。另一方面，對于個人賬戶基金必須從社會統籌賬戶中分離出來，個人除了在繳費期內不得提前支取外，對其享有完全的產權以及擁有廣泛的個人賬戶基金投資選擇權，亦即有權選擇競爭性的基金管理公司為其投資經營，以獲取高投資回報。

3.在清晰界定產權的同時，注重產權的保護。中國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克服了單一的現收現付制以及完全基金積累制度的缺點和不足，是一種創新。但是從歷史角度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連貫的問題，一味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產權，忽略了其他相應的制度建設，沒有達到設想的目標。所以，國家在政策上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對產權的保護和維護，妥善解決轉軌過程中的隱性債務，做實個人賬戶，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度的長處，避免其缺點和不足，從而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壓力。

總之，從產權角度上講，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形式和內容上完美結合根本上需要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對社會統籌的共有產權與個人賬戶私人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來解決，而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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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以土地換社保分類分層管理和諧社會

一、我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現狀

（一）農民工與社會養老保險

在中國現代社會學辭典上，“農民工”是指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傭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其特征是持農村戶口但在城市、鄉鎮企業工作，同時還沒有放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但以務工所得為主要謀生手段。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查分析，每3個產業工人中就有2個來自農村，大量進城農民工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興力量。同時進城農民工的勞動保障問題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之音。

有些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區率先對此進行了桕關探索，形成了上海和廣東兩個模式。上海模式最大特點是設專門機構管理，農民工不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只做養老補貼。農民工連續繳主費滿1年可獲得1份老年補貼憑證。廣東模式是將農民工直接納入現行城市職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這兩種模式因地制宜，有力地保證了當地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但這兩種模式也都各自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上海模式的養老補貼待遇偏低，其額度現為本人實際繳費基數的74%，難以有效防范老年風險，廣東模式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費率高、轉移困難等制度設計也不盡合理。研究相應對策，探索適應農民工特點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新模式勢在必行。

（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存在“一低一高”現象

從全國來看，這一制度在實際運行中發展緩慢，主要體現為“一低—高”現象且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低、退保率高。從參保到退保，億萬農民工在社會養老保險面前表現出的無奈與矛盾，為中國年輕而龐大的社會保障體制出了—道難題。

（三）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一低一高”問題的負面影響

社會養老保險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參保率低、退保率高現象使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進程嚴重滯后，使占城市勞動力三分之二的農民工不能被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所覆蓋，造成很多負面影響。首先，農民工絕大部分從事的是城市人不肯干或不屑干的工作，沒有相應的社會養老保險，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為未來養老生活積蓄，這樣容易使農民工的生活陷入困境。其次，由于農民工“又窮又臟”和缺少文化得不到社會保障的市民待遇，他們普遍受城里人歧視，這就使一些農民工產生一種反城市、的心理，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再次，由于城市沒有為農民工提供社會養老保險，所以當他們年老失去勞動能力時，他們只能選擇回鄉靠土地養老，城市化由此緩慢。第四，城市社會保障的安全網不能惠及農民工，而農村的土地又具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因此，農民工不愿將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轉讓，不利于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不利于農業經營方式的改善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一低一高”的原因

農民工在城鎮用人單位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從制度上講是沒有障礙的。但“一低一高”現象在各地都比較嚴重，大量農民工還沒有被納入到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分析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工自身的原因

1、農民工就業不穩定、流動性大。調查表明每4位農民工中每年大約會有l位轉換打工地區，由于國家尚未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后沒有辦法轉移、保持社會養老保險關系，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即使在輾轉各地務工期間按規定繳費，晚年卻還是與養老保險無緣。因此，少數參保的農民工在離開打工城市時也紛紛選擇退保。

2、農民工工資較低、經濟拮據。工資低、收入少，使得農民工“望保興嘆”。大量農民工只能從事勞動密集型的簡單勞動，從而工資收入大大低于流入地區的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維持城市生活己捉襟見肘，繳納社會養老保險費更是難以承受的負擔。90%以上農民工根本就沒能力購買社會養老保險。

3、農民工文化素質不高，對養老保險認識不足。據廣州地區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對社會養老保險有所了解的不到20%，即使是這部分人也普遍感到社會養老保險離他們很遙遠，可望而不可及。因此，當調查中要求農民工在“企業為自己每月增發100元工資”和“企業為自己每月多繳納200元社會養老保險費”中進行選擇時，7396的農民工選擇了增發100元工資?？梢娹r民工普遍懷有“天邊的鳳凰不如到手的麻雀”以及入袋為安的短視心理，從而在主觀上忽視社會養老保險。

（二）一些企業拒絕為農民工辦理參保

企業經營者認為，為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會加重企業負擔，往往違反規定不予參保。近年來，農民工退保率不斷升高，企業經營者普遍認為，如果農民工“退保”，可以得到個人帳戶中的11%作為一次性給付，而剩下的15%并不退還給企業，而是變成社會統籌基金。因此，企業干脆拒絕為農民工辦理社會養老保險關系，這也是農民工參保率低的一個原因。

（三）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是“一低一高”現象的一個制度層面的原因。現有的戶籍制度一直是阻礙農民工真正融入所在城市的根本所在，使得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的回流反映出他們在城市處于漂泊狀態，其身在城市而戶口在農村，他們隨時可以回鄉務農，伴隨著回鄉的是拒絕參?；蛲吮?，直接導致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出現“一低一高”現象。

（四）土地具有社會保障功能

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是“一低一高”現象的另一個制度層面的原因。土地具有兩種基本功能：一是其生產功能；二是土地作為不動產的財富功能。在我國現階段，土地除了上述兩種功能外，還承擔著農村的社會保障功能。為此，當農民工所在企業不為他們辦理社會養老保險時，他們不愿冒失去工作的風險而提出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要求。當農民工失去城市工作的時候，承包的土地可以作為農民從事非農就業的退路，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因此而減弱。

（五）現行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不合理

社會養老保險之所以不能激起農民工的興趣，關鍵是現行制度與農民工特點不相適應。這種不適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政策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農民工即使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也很難享受老有所養的待遇。勢必使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陷入困難。

2、對社會養老保險繳費率偏高的有關規定也給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帶來較大的困難。所以相對于農民工的低收入來說，較高的費率也造成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低下。

3、累計繳費15年的門檻難以逾越。累計繳費年限滿15年的，可按規定領取基本養老金。由于農民工普遍從事的工作一般屬于勞動密集型，常常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當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他們在城市里再找工作就非常困難，所以他們的實際繳費年限很難達到15年，所謂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待遇只能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三、完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安排

（一）出臺有關強制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

把農民工真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必須通過立法來強制執行。同時，還應出臺相關限制或取消農民工退保的政策。當農民工離開參保地返鄉時，本人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的，暫時封存其個人帳戶，保留其保險關系，待其達到最低領取養老金年齡時，其戶籍所在地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帳戶余額及對應的基礎性養老金權益和基金轉移至本人戶籍所在地。到時仍未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將個人帳戶余額一次性退還本人。

（二）改革戶籍管理制度

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工能夠突破戶籍制度障礙，實現由“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理所當然的將他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享受社會養老保險待遇。

（三）以土地換社保

對轉讓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工，可直接參加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并根據農村土地使用權轉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為一定年限的個人帳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工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社會養老保障的平穩過渡。對土地使用權置換出的保障資金，直接進入農民工的個人帳戶，增加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的積累。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

（四）合理設計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1、對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分類分層管理。將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及城鎮職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區分開，尋找出一條有別于二者的適合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1）將在正規部門就業、建立勞動關系，或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的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市養老保險，同時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使穩定就業的農民工能夠享受其待遇。（2）對簽訂短期合同的農民工，則可以設計一種過渡性的方案。①社會養老保險先建個人賬戶、不建社會統籌，帳戶權益可累積計算，便于跨地區轉移，適應農民工頻繁流動需要不斷轉移和接續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的情況。②兼顧農民工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采取與城市職工有別的，與他們的低繳費年限桕應的“低年限低保障”的低保政策。③合理調整費率和繳費基數，但也注意不能太低，因為會因收益少而降低農民工參保的熱情。

2、未來建立全國統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想。全國按統一的政策搞社會養老保險，建立方便合理的社會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辦理隨身流動養老保險卡，卡號可以為其身份證號碼。對于農民工來說，只需隨身攜帶一張如銀行卡般的保險卡，農民工不論轉移到什么地方，其個人賬戶都跟隨他一起流動。

（五）加大社會養老保險宣傳力度

要在農民工中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喚醒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意識，引導他們增強法制觀念，學會利用法律、通過合法渠道維護自身權益。也要教育雇主明確對農民工的保險責任。只有農民工自己覺醒了，雇主的責任明確了，加上國家的積極扶持與引導，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事業才有可能真正健康地發展。

篇(7)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化

一、引言

農民工是從農民中率先分化出來，與土地保持著一定經濟聯系、從事非農業生產和經營、以工資收入為基本生活來源，并具有非城鎮居民身份的非農化從業人員，是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形成的特殊社會群體。從人員構成來看，目前我國的農民工主要包括進城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其中，進城農民工約8600萬人，鄉鎮企業職工約12800萬人。

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目的在于通過提供一個有別于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制度安排，逐步將農民工平穩地納入社會保險制度體系，為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建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優化城鄉結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制度保證，是推進城鄉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重大舉措。以現代社會保險制度代替傳統的土地保障，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有助于城鄉精神文明建設和城鄉社會穩定，是先進文化發展的必然方向。根據農民工亦工亦農、工作流動性大、收入不穩定且偏低等特點，創造性的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險制度，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是最大限度的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滿足農民工利益要求的具體體現。與此同時，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也是建立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內在要求。

（二）推進城鎮化的需要

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開始放棄農業生產活動，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一些人也不再具備從事農業勞動的意識和技能。

據王奮宇等人對北京、珠海、無錫三個城市農村流動人口即農民工的典型調查顯示：已經有19%的農民工沒有土地，完全放棄了對土地的依存；有46.8%的農民工即使沒有失去土地承包權也會繼續在外務工，也準備放棄對土地的依存；16.5%的農民工處于不確定狀態，只有17.7%的農民工會選擇回家務農。這就說明，有近70%的農民工已經做出了城鎮化選擇，若為其提供社會保障或提供一定的經濟補償，做出城鎮化選擇的比例還會大幅度提高。

正由于農民工沒有納入社會保險體系，在面臨失業、工傷、疾病、年老喪失勞工能力等問題時，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農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從事農業生產，加重農村失業和其他社會問題，并延緩城鎮化進程。因此，將土地保障作為農民工的最后避難所，已面臨各方面挑戰，而建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則是推進城鎮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證，也是順應城鎮化發展趨勢的戰略舉措。

（三）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

從土地的承載能力及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角度而言，我國現有農村土地難以為包括現有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農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無法保障全體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實施城鎮化戰略，減少農民，使大批農村勞動力主動放棄土地這一根本依托而走進城鎮、走進工廠，通過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促進農民工率先完成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現代社會保障的過度，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有利于加快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進程，為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創造寬松的環境。

（四）經濟條件基本成熟

農民工一般有相對穩定和高于農業人口的工薪收入，具備了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可能性。而且，進城農民工與其建立勞動關系的企事業單位一般都已經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社會保險有較高的認識。

從鄉鎮企業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鄉鎮企業已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許多鄉鎮企業在具備了一定實力后，也已著手考慮職工福利與保障問題，根據本地、本企業的實際制定了一些具體的保障措施，如對本企業職工建房、看病、子女上學等給予了一定數額的補助；對于在本企業工作達到一定年限，進入退休年齡的職工一次性或分月發放一定數額的退休金，或由企業出資為職工購買一定標準的商業養老保險，等等。這些措施對于保障本企業職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較好的作用，然而由于其主要是在企業的范圍內，因而只能稱為企業福利，而非社會保險。但這些現象說明，許多鄉鎮企業已經具備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條件和愿望。缺少的是社會保險的制度安排，而將鄉鎮企業職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將給鄉鎮企業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提供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也可以為其實施產權制度等改革創造寬松的環境。

（五）政府的基本職責

目前，我國政府的工作重點已經開始由經濟建設轉向以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的制度建設。制度建設，特別是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引起社會各個層面的密切關注，僅財政投入每年就達到數百億元（2001年為508億元）。但這是政府沒有及時承擔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責任而不得不承擔財政責任的必然結果。農民工處于城鎮化的最前沿，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險制度成本越早越低，若等到農民工成為我國城鎮人口主體再建立社會保險（2012年農民工可能達到1.6億人），其社會保險制度成本將更高。

三、完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安排

（一）出臺有關強制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

把農民工真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必須通過立法來強制執行。同時，還應出臺相關限制或取消農民工退保的政策。當農民工離開參保地返鄉時，本人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的，暫時封存其個人賬戶，保留其保險關系，待其達到最低領取養老金年齡時，其戶籍所在地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賬戶余額及對應的基礎性養老金權益和基金轉移至本人戶籍所在地。到時仍未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將個人賬戶余額一次性退還本人。

（二）改革戶籍制度，放松對戶口的管制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按照戶籍來劃分人與人之間界限，造成了進城務工人員在城市里務工而不能享有同城鎮職工一樣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不利于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長期的戶籍制度不利于勞動力的流動，不能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阻礙經濟發展。要實現由“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進入城市的門檻應該降低，只要進城務工人員在所在城市具備一定的物業等資產，就可以申請加入所在城區。

（三）實施土地換保障，適當扶持農民工就業和參加社會養老保險

轉讓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工，可直接參加養老保險，并根據農村土地使用權轉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為5年以上的個人賬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工從傳統土地保障到養老保險的平穩過渡。對土地使用權置換出的土地換保障資金，直接進入農民工的個人賬戶，既可增加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積累，又可促進農村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加快城鎮化進程。

（四）優先發展醫療和工傷保險

城市農民工目前最害怕的是生病和受傷。看病貴、住院貴、工傷沒有醫療保障是困擾城市農民工的大問題。因此，目前城市農民工最需要的是醫療和工傷保險。

建立和完善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應立足現實需要，分清輕重緩急，優先發展醫療和工傷保險。要結合城市農民工特點，綜合考慮需要和可能，適當調整現行保障制度，要避免不切實際的大而全，要減輕繳費負擔，簡化辦理手續，適當降低醫保起付線標準。

日前通過的《深圳市勞務工醫療保險暫行辦法》就受到了城市農民工和用人單位的普遍歡迎。該《辦法》規定，勞務工只要每月繳納4元錢，就可既保門診費用，又保住院費用。這種“低交費，廣覆蓋，保基本”的“深圳模式”無疑值得各地借鑒。

（五）逐步推進，將社會養老保險費改為社會養老保險稅

開征養老保險稅替代現行的繳費制度，把養老保險費以法定稅賦形式固定下來。征稅的籌集方式是養老保險制度走向法制化的表現，現行的征繳社會養老保險費的辦法是行政化工作方式的體現，不是依法治理。

采取征稅的方式籌資，更具有強制性和規范性，可以減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這樣一方面可以增加征收的力度，為社會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打下基礎；另一方面社會養老保險費以國稅形式征收，便于全國統一管理，有利于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同時能夠保證企業主組織廣大農民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按企業規模和招收農民工數量征收養老保險稅，能促使企業主無條件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并且做到企業公平負擔，有利于公平競爭，有利于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四、結論

農民工是一個權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弱勢群體。只有給農民工以穩定的、可預期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才能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中的核心內容和生命工程，21世紀我國社會保障的重點就是要解決養老問題。轉型期分析構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的途徑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措施。如何具體又徹底解決廣大農民的養老問題，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來說還是一個未解的重大課題，還需要繼續進行研究、探索和指導。還需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努力，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發揮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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