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制度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公共財政制度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國有資本會計;財政總預算會計;分立

中圖分類號:F23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我國財政肩負著社會經濟管理和國有資本管理的雙重職能,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相互混雜的情況,導致財政性資金和經營性資金使用中常出現“越位”與“缺位”現象,由此帶來了國有資本管理效率低下、國有資產流失、競爭力差等一系列問題。究其原因,在于政府缺乏把國有資本作為特殊的資產、真正的資本來運營的意識,沒有建立一種由系統財務理論支持的穩固的資本管理體制,因而不能使國有資本充分展現其資本的天然屬性。因此,要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就必須適應公共財政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將國有資本徹底從公共財政的管理范疇中分離出來,還原國有資本的各種本質屬性,建立起與公共財政制度相適應的,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各種功能的國有資本管理新體制,從財務核算角度就是要建立一種與財政總預算會計相分立的國有資本會計體系。

一、國有資本會計與財政總預算會計分立的理論必要性

(一)從二者的含義來看。國有資本會計作為一個新生概念,是最近由一些學者提出的,是一個有關國有資本運營情況的信息系統,旨在向對國有資本具有產權所有關系的有關各方(如國資委)傳遞能反映國家財務活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等國有資本循環過程的國有資本經營業績的經濟信息。其目標在于加強國有資本的核算和監督,更好地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具有明顯的價值性。財政總預算會計是指各級政府財政部門核算、反映、監督政府預算執行和各項財政性資金活動的專業會計。由于財政總預算會計具有操作主體的政府性、核算范圍的宏觀性和核算內容的綜合性特點,從總體意義上講,它具有社會總會計的特點,社會性特點明顯。

(二)從二者的核算對象來看。國有資本會計的核算對象是國有資本,它是指國有資產中經營性的那部分,是國家從各種渠道籌集來的資本,從本質上看,國有資本是一種資本,具備資本的一般習性,即價值性、增值性、流動性,其用途是用于以國家為投資主體的投資,具體包括由國有股權所產生的上繳利潤、撥付的財政資金、募集的民間資金、貸款等。與非經營性國有資產相比,它更多體現的是資本的盈利性。財政總預算會計的核算對象是各項財政性資金,它不僅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還包括與國家財政有關系的企業、事業和行政單位的貨幣收支。財政資金是一個國家社會資金的主導,它對社會資金的運作有巨大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它不以盈利為目的,追求的是資金使用的社會效益。

(三)從二者所屬的系統來看。財政總預算會計屬于公共財政系統,國有資本會計屬于國家財務系統,公共財政與國家財務是兩個本質不同的系統。財政系統的運轉主體是國家權力機關、軍隊、政府及職能部門等行政、事業組織,其基本職責是履行黨政對經濟、政治、社會的管理職能,維護經濟、政治、社會的秩序,發展社會事業,財政系統的運轉以國家財政預算資金為基礎,追求資金籌集、使用的社會效益;財務系統的運轉主體是企業(營利組織),其基本職責是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財務系統的運轉以經營預算資本為基礎,追求資本的增值,追求資本運轉的經濟效益。

國有資本與財政資金的運轉規律不同,運轉目的不同,資金來源與使用渠道不同,國有資本財務體系與國家公共財政體系是各司其職的兩個系統,因此,國有資本會計具有從財政總預算會計中分離出來單獨進行核算的理論必要性。

二、國有資本會計與財政總預算會計分立的現實必要性

我國國家財務從財政母體中分離出來獨立運轉早已在理論界達成共識,并在實踐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一)以出資人制度為核心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建立。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進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務院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國資委作為政府特設的相對獨立機構,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負責國有資產、國有資本的財務管理。各級國資委的成立,從體制上確定和加強了所有者或出資人的職能。國資委的成立,使得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得到統一,同時責任和義務予以明確。國資委加強了對所屬企業的業績考核、產權轉讓和投融資決策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國有企業“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況?？梢?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正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以出資人制度為核心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已初步建立。雖然在運行中出現了一些不足,但它毫無疑問為我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健全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我們進一步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央企分紅、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試行。2007年9月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并從當年開始對部分央企進行試點分紅:2007年進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試點,收取部分企業2006年實現的國有資本收益;中央本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從2008年開始實施,2008年收取實施范圍內企業2007年實現的國有資本收益。這表明國有企業利潤獨享的時代行將終結,表明國家對國有資本經營的管理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兑庖姟分袑匈Y本經營預算的編制提出了三大原則,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政府公共預算要相對獨立、相互銜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政府公共預算分別編制,既保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完整性和相對獨立性,又要與政府公共預算相互銜接。

這一系列的政策實施表明,政府已經意識到國有資本單獨核算的重要性,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對國家財務活動和國有資本使用加以核算和監督,從會計層面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同時要注意,從財政預算中分離出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雖屬于財務預算,但與一般工業企業的財務預算并不相同,其屬于宏觀財務的范疇,反映整個國有經濟的資本投入與收益活動狀況,所以我們需要建立單獨的國有資本會計核算體系。

三、國有資本會計與財政總預算會計分立的意義

(一)有利于國家宏觀體制改革成果的落實。國有資本會計從財政總預算會計中分離出來后,國家財務就有了獨立的會計支撐,這標志著國家財務與國家財政在核算體系上分離開來,獲得了獨立,原先國家財務與國家財政在建制上的相互獨立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國家財務與國家財政在賬務上徹底分家,使國家財務成為一個可以獨立運轉的經濟系統,財政性資金和國有資本配置的核算和監督問題得到解決。當國有資本會計從財政總預算會計中分離出來以后,彌補了財政總預算會計原有的缺陷,防止了國有資本的流失,保障了國有資本的順暢流轉。另外,將國有資本會計從財政總預算會計中分離出去,無疑是在給財政總預算會計“減肥”,財政總預算會計的任務更加明確、效率更高,因此財政總預算會計和國有資本會計的效率都得到了提高,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財政性資金和國有資本的使用效率。

(二)有利于為政府對國有資本的決策和評價提供有用信息。通過單獨設立國有資本會計,集中核算國有資本的運營狀況,尤其是對國有資本收益與再投資活動加強管理,有助于在預算制度方面將政府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所擁有的權力與作為行政管理者所擁有的行政權力相分離,實現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從計劃、行政管理為主向市場化運作的產權運營為主的轉變,有助于各級政府加強對國有資產經營狀況的考核和對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工作,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對國有資產實行資本經營,促進國有資產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充分流動與優化組合,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發揮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骨干作用。

綜上所述,國有資本會計與財政總預算會計相分立已經具備了理論基礎和現實條件,這一分立對于國家宏觀體制改革成果的落實和提高國有資本管理信息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國有資本會計的核算對象與財政總預算會計的核算對象并不是完全不相關的,二者具有一定的聯系:國有資本與公共財政資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國有資本收益的一部分作為稅收向財政部門繳納,使一部分財務收入轉化為財政資金;另一方面一部分財政投資所形成的經營性資產由財政劃轉國有資本管理部門進行資本營運,這就使一部分財政投資轉化為國有資本財務資金。因此,在建立國有資本會計的過程中要妥善處理二者的關系。

(作者單位:1.山東農業大學經管學院;2.山東行政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郭復初,吳樹暢.建立“兩級三層”新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構想[J].財會通訊,2003.6.

[2]宗承剛,董雪艷.國有資本會計研究[J].生產力研究,2009.1.

[3]李世聰.關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若干問題的探討[J].會計之友,2008.6.

篇(2)

關鍵詞：稅收本質；制度分析；公共財政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4-0032-05

一、稅收與產權間的本質聯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在以交易費用概念為發端的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中，產權理論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為產權理論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費用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初始產權的不同界定決定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表明，排他性產權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護是實現市場交易進而增進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為主題的經濟學將視角由單純的資源配置層面深入到產權制度層面。在科斯奠基性論文之后，德姆塞茨、張五常、阿爾欽等進一步發展了產權理論。使得產權學派的研究更趨于精細化，在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但諾思教授則獨辟蹊徑，不僅在長期經濟史考察基礎上突出了產權結構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產權與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進一步地將經濟學對產權制度的關注引人到對國家及其財政制度關注上。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著在物上的產權的交易，但產權本質上作為一項排他性權利，需要強制力來予以保證實施。由于國家在強制力上具有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能比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以更低成本實現產權的界定、保護與實施。因此從效率角度看，國家就天然合理地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并使得國家與產權之間具有了內在聯系：一方面，離開國家我們無法理解產權，畢竟如果沒有國家法律的界定與強制力的保護，產權就是一句空話；另一方面，離開產權，我們也無法理解國家，畢竟國家的法律和權力就是旨在社會范圍內界定和實施一套權利規則。因此，諾思認為，由于國家與產權的內在聯系，國家可視為“為獲取收入而以一組被稱之為保護與公正的服務作交換”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國家界定、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筆者認為，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從未對稅收本質予以明確概括過，但這一論述鮮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稅收本質觀，即從規范意義上來說，稅收本質上應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

新制度經濟學這一稅收本質觀既表明了稅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又劃定了其合法性范圍。由于國家憑其暴力潛能的優勢介入產權時能有效降低產權保護和實施的成本，因而國家征稅有其合理性基礎，而稅收則來源于政府――這一人與人交易所產生的合作剩余?？继睾陀葌悘臒o國家的自然狀態到市民社會下國家這一思想實驗即證明了這點。反之。如果國家獲取收入時不是基于保護產權而是剝奪侵犯產權，那這樣名義上的稅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所認為的“只要承認，法律――政府的管理結構――具有生產力，那么就得承認國家有權從經濟中取得部分有價值的產出。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護所有權并使契約付諸實施，那么國家也就無權來分享總收入”。由此來看，稅收關系著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間的界限，其與產權問的本質聯系體現在：一方面，征稅作為一個資源由私人產權轉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只有稅收明確了產權才能明確。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所以也只有產權明確了，稅收才能明確。

二、現有稅收本質觀之不足：制度視角的重新審視

對于稅收本質，長期以來在財稅學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我國傳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礎上公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但從制度視角來考察，兩種稅收本質觀都尚存不足。

我國傳統財政理論沿襲了國家分配論關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析思路，明確表達了其稅收本質觀“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同時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間具有本質聯系，而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則是稅收本質屬性的具體表現。但筆者認為，從制度視角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學將稅收本質定義為“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存在較大缺陷，尤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缺陷就更為明顯了。我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之間并無本質聯系。國家征稅固然要靠政治權力，但靠政治權力而獲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稅收，諸如沒收財產、通貨膨脹等都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地獲取的收入。即使對其屬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無法與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的罰款收入相區別，因為后者在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的同時也另具有依據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單方面強調政治權力僅能將稅收與公債、收費等財政收入形式相區別，但卻并不足以真正認識稅收本質。我認為，如果離開私人產權是很難真正認識稅收本質及其契約關系的，因為在私人產權不能確立或受侵犯下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便難以確立。若單純強調政治權力性，則可能導致并非保護而是侵犯產權的國家行為，并由此帶來國家依政治權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

公共財政理論則承襲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主題的分析視角，建立了以公共產品論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近十幾年來，經過我國學者的不斷闡釋和倡導，公共財政理論作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其稅收本質觀的理論邏輯日益清晰。即“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價格”。應當承認，從資源配置視角看，把稅收定義為公共產品價格有其合理性，特別在市場經濟下更具有其積極意義。但從制度視角來看，這一對稅收本質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從制度視角看，并不存在公共產品和直接意義上的公共利益。盡管公共財政論列舉了路燈、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所謂“公共產品”，但從公共選擇的制度過程來看，任何一項支出議案都不可能獲得一致同意，在多數票規則下就必然產生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甚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制，由此帶來相應的受益方和受損方。部分人不僅被迫強制消費某種所謂的公共產品甚至還要為此而納稅。產生私人產品市場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費和付費上的強制

性問題。(2)按公共財政論的稅收本質分析，公共產品稅收價格在實質上形成了類似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我認為，政府作為事實上的壟斷組織，其壟斷定價總是在競爭價格和邊際成本之上的，公共產品價格定義未能揭示出國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實，因此實際上并不存在類似于競爭性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3)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按傳統公共財政論對公共產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車的存在使得市場無法提供公共產品而應通過政府征稅來提供。但隨著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過調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產品概念的燈塔在英國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給。而近年來對公共產品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實驗經濟學的大量研究更是顯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區、非營利組織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產品。由此表明，政府稅收與公共產品間并無本質聯系，將稅收本質界定為公共產品的價格也有失偏頗。

三、新型稅收本質觀的歷史實證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稅收與政治權力、公共產品間均不存在本質聯系，而與私人產權間具有本質聯系，稅收在實質上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制度分析視角得出的這一新型稅收本質觀，其理論結論是能得到歷史實證支持的。

考察西方發展史可以發現，凡在私人產權能得以確立的歷史階段就存在稅收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稅收關系，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十分明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 (1)產權一稅收關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商品貨幣經濟自發萌芽生成的這一階段，城邦國家財政制度和私人產權制度間內在聯系已開始萌芽生成。特別是古希臘時期的梭倫改革以及古羅馬時期的羅馬法，標志著城邦國家(或共和國)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人產權制度并予以保護實施。這一時期，就同時產生了對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場稅和財產稅，而奴隸因既沒有自身勞動力產權更沒有財產權，故沒有被征稅的資格。㈣(2)不存在產權一稅收關系的中世紀時期。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莊園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經濟組織和最基礎的制度結構，此時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權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勞動力所有權，由此產生的是農奴與其莊園領主間圍繞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關系。由于產權的不存在性且此時國家并不介入私人產權安排，所以這一期間并不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國家稅收。國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其自身領地收入，其不僅不對農民直接征稅，而且對其諸侯領主也只依封君封臣關系而享受一些貢納。(3)產權一稅收關系擴展的市場經濟初期。中世紀之后的歐洲在貿易發展與莊園制瓦解的基礎上，產權制度與稅收制度間的內在關系越來越明顯。這一時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產權逐漸形成，而這離不開國家的努力，各新興民族國家則致力于擴張市場和提權保護。其目的是向以商業資本為代表的新興財富征稅。在此期間確立了包括商品稅、財產稅在內的現代稅收制度，甚至隨有限責任公司這一新型產權形式的出現而開征了所得稅。(4)產權一稅收關系穩固的市場經濟成熟期。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國家和產權間的關系是單方面控制關系，即國家既可能出于長期稅收利益而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租金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尤其當國家面臨即時財政壓力時更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國在歷經道路不同的財政立憲變革之后，在較為有效地保護產權基礎上限制住了國家攫取租金的行為并同時賦予了稅收合法性基礎，從而為市場經濟的真正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性制度結構。

雖然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與西方社會有很大差異，但回顧我國經濟社會史同樣可以發現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凡在排他性私人產權難以確立的時期，也就難以存在明確清晰的稅收關系，反之則反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自然經濟時期的古代社會。在我國古代社會，國家及其法制從未承擔起私人產權界定和實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產權也從未出現。㈣如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對其所有制性質雖存在學術爭議，但一般認為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排他性產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下國家仍然是終極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國有制。在沒有私人產權及國家不介入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就沒有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其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租稅難分。我在中國財稅史中能找到這么幾句啼笑皆非的話“《廣雅》：賦，稅也”、“《說文》：稅，租也”、“《說文》：租，田賦也”、“《廣雅》：租，稅也”。(2)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確立了全面公有制的產權結構。在排他性要素產權不存在的情況下，也不存在明確的稅收關系?？梢钥吹?，這一時期國家主要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而獲取收入，稅制曾高度簡化至名義上只存在工商稅這一稅種，但這一稅種在實質上也并無存在意義。因為此時作為國有產權主體的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潤上繳還是稅收只具管理上的意義，此時稅利之分在本質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沒必要區分的。(3)轉軌與市場經濟時期。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開始，在以國家主動放權讓利為起點下，市場化改革過程就是一個排他性產權日益形成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并越來越多地從私人產權而非國有經濟中獲取收入的過程。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已日益明顯，尤其是2004年的私產人憲，在立憲層面上明確了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

四、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明確從產權界定和保護出發來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

經過長期的理論爭鳴，目前我國財政理論界對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已基本取得共識，實踐中也早已確立構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改革目標，但在公共財政及其公共性內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經濟學資源配置的視角，主流觀點是從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來定位公共財政。但從制度視角來看，市場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資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權利配置，排他性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交易的前提與基礎。而國家則在其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護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而只有產權通過立憲層面對政府權力施以硬性約束時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有利于在制度層面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沒有私人領域就沒有公共領域，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公共財政以市場經濟為基點，而市場經濟以產權為基石，產權則系于財政立憲，這應是我國公共財政構建的實質內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闡釋我國稅收法治的根本內涵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是法治財政，

這些都已是基本共識。但對于稅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稅收征納關系法治的功能層面上，而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則能從立憲層面上闡釋稅收法治的深層內涵，即要從個人權利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制約上來闡釋稅收法治問題。我認為，從產權一稅收本質聯系出發，征稅的過程就是一個私人產權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納稅人作為一個整體，在征納關系上與國家間形成委托關系，其之所以同意將私人產權讓渡為公共收入，是為了換取國家的保護和公正。按照現念，這種保護包括財產權、生命和自由，從而產生一個建立在個人產權(權利)交易基礎上的公共權力。因此，在征稅權力關系上體現的是立憲層面的社會契約關系，并在此契約下形成征納雙方平等的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由此構成了稅收法治的元規則，而各項稅收法治的具體規則則奠基于其上，涵蓋了稅收法定主義和受公眾規范約束的預算全過程，也由此才能對國家權力和國家單方面獲取租金的行為作出約束和限制，從而奠定財稅法治的基點。

(三)有利于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更是當前時期稅務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納稅人權利等問題上得到了較多討論。而我認為。新型稅收本質觀從公民權利本位出發有利于在理論源頭上進一步明確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當我們明確從私人產權界定、保護和實施角度來看待稅收本質的時候，可以看到，一方面個人權利(包括產權)需要國家權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則就沒有產權也不存在市場交易；而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來源于稅收并從屬于個人權利，私人產權開辟了私人領域進而在立憲層面上界定了公共領域和政府權力的合法性范圍。由此可以認為，包括產權在內的公民個人權利具有本源性的終極意義，而國家權力及其征稅權在立憲層面上受限于私人產權，其不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產權，而且必須以公民產權的保護為前提和基礎，以實現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為目的和方向。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公民權利觀構成了國家理財治稅的權力基礎和合法性范圍。

(四)有利于構建和諧稅收的制度環境

篇(3)

論文關鍵詞：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梢?，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谏鐣纠砟詈鸵巹t，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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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軼蓉.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政府創新[J]. 理論導刊，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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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戰略管理;政府采購;采購模式;采購門檻

政府采購因其在社會的經濟活動中規模龐大,對國民經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向來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我們很有必要從公共部門戰略管理的視角來對我國政府采購的模式及其相關的內容進行探討,將政府采購公共財政的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探索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政府采購模式。

一、政府采購與戰略管理政府采購制度

最早形成于18世紀中葉,以美國1761年頒布的《聯邦采購法》為標志,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而我國政府采購的起源,根據財政部的說法,“其制度建設和試點推進的工作,應該寫作論文是從1995年上海市對財政專項安排的設備購置,采用政府采購員的辦法時開始的?！盵1]24200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將政府采購定義為:“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2]由于政府采購本身所具有采購資金來源的公共性,采購范圍的廣泛性,采購規模巨大,采購的政策性、非營利性和采購管理的公開性等特征,其操作效果如何,會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產生深遠的影響。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我國已向亞太經合組織承諾于2020年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作為一國在市場經濟中最大買主的政府,其行為就不僅會對本國的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影響到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走向。因此非常有必要從一個動態的、全局的、長遠的、持續的角度來看待我國的政府采購,而戰略管理恰恰符合了這樣的要求。戰略管理這一概念最初來源于私營企業部門,美國學者安索夫(AlfredChandler)1962年發表專著《戰略與結構》,成為現代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起點[3]12。

此后,許多學者積極參與戰略理論的研究,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國內著名學者周敬偉教授認為:“戰略管理是組織確定其使命,根據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設定組織的戰略目標,為保證目標的正確落實和實現進行謀劃,并依靠組織內部能力將這種謀劃和決策付諸實施,在實施過程中進行控制的一個動態管理過程?！盵4]75公共部門的戰略管理始于20世紀80年代,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允許對環境進行考察,以選擇通過一定的付出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目標。波齊曼和斯特勞斯曼在《公共管理戰略》一書中認為公共部門戰略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關注長期;將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戰略管·65·理和計劃并不是自行貫徹的;采取一種外部觀點,強調不是去適應環境,而是期待和塑造組織的變遷。公共部門由于環境因素、交易因素、組織內部運作方式的不同,戰略管理的作用與私營部門相比,更具有長遠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因此就更有必要分析和指導政府采購這種涉及范圍廣、牽扯利益多、持續時間長的政府行為。

二、戰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

(一)政府采購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購的模式作為實施政府采購的組織管理形式,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第七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實行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原則,集中采購的范圍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購項目確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購模式有集中采購、分散采購與兩者相結合這三種。集中采購模式是指本級政府的采購均由一個專門從事采購的部門負責,不允許單位自行采購。其采購的過程為:使用單位向財政主管部門上報采購計劃,待采購計劃被批準后由政府采購部門負責安排采購,采購項目結束后由使用單位進行驗收,采購資金由財政部門直接向供應商、承包商支付[1]24。實行集中采購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購的規模效應,減少采購的中間環節,提高政府采購資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和政府采購目標的實現。

目前國際上采用集中采購的國家有美國、阿根廷等。分散采購模式是指各使用單位自行進行的政府采購的模式。其過程是由使用單位向財政部門上報采購預算計劃,獲得批準后由使用單位按政府采購的原則自行采購。分散采購最大的優點是靈活,使用單位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確定采購的物品,尤其是適用于緊急狀態下的政府采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處。國際上只有英國、日本等少數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這種模式。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購由一個部門統一負責,一部分采購由各個需求單位自行負責的采購模式。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這種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趨勢,是以公共投資為主,便于避免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而一般的小規模政府消費品的采購則是以分散采購的方式,便于發揮其靈活性。這種模式不是對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簡單折衷,而是集它們的優勢于一身,但其本質還是集中采購。

(二)戰略管理思維下的政府采購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門必須以戰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職能、角色、地位、組織結構和與社會的關系,確定組織面臨的環境和組織發展的長遠目標,提高自身競爭力。而政府采購作為公共組織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交換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門的整個運作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戰略管理視角下的政府采購要求將政府采購的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關于政府采購的戰略計劃不是自行貫徹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種外部觀點;對于政府采購不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是要積極地塑造組織的變遷,在變化的環境中擁有主動權,同時由于公共部門的特殊性,還要充分考慮到政治權威的影響。戰略管理有一個基本性的要求即給組織正確的定位,以面對未來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具體到政府采購上,既要給政府采購一個戰略定位,使其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公共財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務社會,同時又要增強公共組織抵御社會不確定風險的能力。因此必須用戰略的思維來考察政府采購的內外部環境,用系統的方法審視環境變化與組織的長期情況。綜上所述,分散采購模式達不到政府采購戰略思維的要求,因其沒有統一的規劃,采購單位分散,不能從戰略上進行統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購又不適合我國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地區差異巨大的現實國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以集中采購為主,分散采購為輔,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采購模式,既能夠從戰略管理思維下進行操作,又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實際操作中對于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這種模式,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

所謂采購門檻,是指政府采購達到一定規模后,必須由政府進行統一招標采購的最低限額。在國際上,采用結合采購模式的國家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設定采購門檻,門檻高的分散采購的成分多一些,門檻低的集中采購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國各地之間的財政狀況及經濟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加之我國的政府采購還處在起步階段,現行的政府采購法沒有對采購門檻作統一的要求。但是從戰略管理的角度來看,對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因為它關系到國家通過政府采購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程度。采購門檻的恰當設定,能使得國家通過對政府采購·66·肖偉公共部門戰略管理視角下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這一公共資金的支出,對整個社會經濟運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而且還能夠從全局宏觀的角度來對國民經濟進行戰略調控,增強國家在經濟領域抵御國內外不確定因素的能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另外,也應該從各個行業長期的發展狀況來對采購門檻進行劃分,對于國民經濟中新興的、具有遠大發展潛力的行業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行業,在設置采購門檻時應該區別對待,有所偏差。同樣地在采購過程中,高價值、高風險的采購項目由采購部門專業化、技術精湛的采購人員進行操作會更加經濟有效;低價值、低風險的常規采購,通?？梢杂刹少弳挝蛔孕胁僮?這樣既保證了高價值、高風險商品的質量,又能夠保證其他商品的采購速度和靈活性。其實,“采購門檻”的設定,在本質上是對政府采購權力的劃分。不同采購門檻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各級采購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絕對的集中采購和絕對的分散采購都是不合適的。所以,恰當的采購門檻的設定,對于預防政府采購過程中的腐敗和實現各級采購部門權力的劃分,從而調動各個采購部門的積極性,實現公共財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積極意義。

三、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的優點一般情況下,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采購模式,通?？梢垣@得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雙重效益,集中采購有利于制定和實施統一的采購政策,培養更多技能精湛、知識全面的采購人員;分散采購則靈活性更高,采購速度更快。

以戰略管理的思維分析這兩種相結合的采購模式,其意義更為長遠,具體表現如下:

1.相結合采購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當前的財政政策,有效地節約財政資金,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國現行的財政制度中,對建設性支出和對資金消費使用的監督管理尚無明確規定,而政府采購制度的實施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采購門檻的科學設定,對財政中建設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能夠在不同模式下進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過實施政府采購制度,財政部門從資金的分配到消費,實行全方位的監督,增加了政府采購的透明度,保證質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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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地區經濟差異；財政政策

一、地區經濟差異的現狀描述

地區①經濟差異是指一定時期內各地區間人均意義上的經濟發展水平非均等化的現象。我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工業化進程以來，地區政策幾經變化，從強調均衡發展，到60、70年代搞工廠內遷和“三線”建設，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實施地區不平衡發展戰略，從總體上講，地區經濟差異呈擴大之勢。

（一）地區經濟差異衡量指標的選擇

盡管有人認為GDP的增長并不一定能帶來社會財富的增長，對GDP的追求會因注重短期目標而犧牲長期利益，而且追求總量的增長往往會忽視結構的平衡，但一個地區發展水平的高低，最終體現在綜合產出水平或產出效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當中（張慕萍、程建國，2000）。論文百事通多年來的研究表明，用人均GDP對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排序，與同年份用多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排定的順序基本一致（周志文，2002）。此外，要縮小地區經濟差異，落后地區必須要有一定量的GDP增長。因此，本文仍主要采用人均GDP？作為衡量地區經濟差異的主要指標。

（二）地區經濟差異的衡量

1.人均GDP.我們主要用2002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均GDP來衡量地區之間的差異水平。2002年，除之外的30個省市區，東部11省市人均GDP為14080元，而中西部地區20省市區人均GDP僅6268元，前者是后者的2.25倍。其中，人均GDP最高的是上海，為33284.92元，最低的是貴州，人均GDP僅3075.32元，上海是貴州的10.7倍。②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用標準差和變異系數來衡量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

2.標準差及變異系數。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及其變化可以用人均GDP計算的標準差和加權變異系數來反映（見表1）。

從反映地區間發展水平絕對差距的標準差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區的經濟差距很大，并且逐漸擴大。從反映地區問發展水平相對差距的加權變異系數來看，除個別年份有波動外，也是一直呈擴大趨勢。無論是人們的主觀感受還是實際的數據分析結果都表明，我國的地區差距在擴大。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導致了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地區發展差距與不平衡矛盾的加深，不僅影響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而且還會引發社會動蕩。

因此，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政府財政安排影響區域經濟差異的機制

財政對區域經濟差異的調節，主要是通過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因素的作用來進行的。因此，簡要分析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和財政制度對這些因素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一般來說，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投資、勞動和技術進步。

1.投資。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有關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50％以上。我國過去25年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增加、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促成的，投資增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1980年接近30％，2002年突破40％，2003年達43％（許小年，2004.），因而投資增加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2.人力資本的貢獻。經濟增長實際上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和升級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能否步入高級化良性發展軌道，關鍵在于它是否擁有足夠有技術創新能力的人力資源和運用新技術的人力資源，也即是否具有足夠的科學家、工程師等高級人才資源。世界銀行專家的研究表明，增加教育投資，從而使勞動力受教育的平均時間增加一年，GDP就會增長9％。舒爾茨在《人力資本投資》一書中強調：“改進窮人福利的關鍵因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質量，提高知識水平?！蔽覈陙淼摹翱兹笘|南飛”現象就與東西部地區發展的差距有著必然的聯系。

3.技術進步。對技術進步，索羅的定義是“生產函數任意一種形式移動的簡稱”，“經濟的加速或減速、勞動力教育質量的改進、各種各樣移動生產函數的因素都可以歸人技術進步之中”?？系吕锇鸭夹g進步歸結為“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里的技術進步包括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丹尼森用知識進步來代替技術進步因素，主要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技術知識的擴散和技術發明應用時間的縮短等。由于技術進步的定義和計量方法不同，人們對技術進步所起作用大小的測算值也不相同，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已經被人們普遍認識。

另外，制度變革對經濟增長也有很大的影響，這里不做討論（除財政制度外）。

（二）財政安排影響區域經濟差異的機制

政府可以通過不同區域間財政收支的變化，或制定不同的鼓勵、限制政策，影響各區域的投資、人員流動以及技術進步，從而對區域經濟差異的發展趨勢進行調節。

1.對投資的影響。財政可以通過兩條途徑對區域投資產生影響：一是直接對某區域進行投資或是對特定區域的產品進行政府采購，從而促進該區域的經濟增長，或是通過對基礎設施投資、改善投資環境來帶動私人投資；二是運用財政手段如稅收優惠等影響資本收益率，從而實現物質資本的區際流動，如對借入資金成本的扣除、對利潤再投資免稅或退稅以及加速折舊等。另外，區域性的稅收減免也會增加減免區域的投資。

2.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一般認為，在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對勞動力流動影響的主要因素是收入的高低和公共服務的好壞。例如，對某些區域的個人所得實行減免，在稅前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在該區域從業的個人會獲得較高的收益率。

在我國區域收入差距較大的情況下，稅收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不是很大。在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服務的提供對勞動力的流動會有很大的影響。在人員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存在的不同財政支出方案會產生服務供應上的跨轄區的競爭（Tiebout，1956），出現Tiebout所說的“用腳投票”。

公共服務供應水平較高，可以成為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負熵流。因此，各財政轄區公共服務供應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的吸引力。

3.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技術的引進、技術的開發與應用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尤其是基礎性研究，其外溢性較大，只能由國家進行投資。技術的開發與研究的風險也很大，財政的大力支持有助于技術進步。為此，我國有了技術開發費用的加計扣除、技術轉讓所得稅收和減免等規定。

（三）財政分權與區域經濟差異

財政體制本身對區域經濟差異也有一定的影響，財政分權固化了地區財政的不平衡。地區間財政不平衡既是區域經濟差異的一種表現，也是區域經濟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分稅制下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富裕地區。我國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稅收返還在轉移支付中占主導地位，但它們是以稅收來源地為基礎，因而有利于發達地區。從2001年各地人均財政收入看，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上海是的14.53倍。從財政支出來看，差別雖沒有收入那樣大，但上海（最高）仍然是河南（最低）的8.24倍。④這一方面說明不同地區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差別很大，財政競爭能力不同；另一方面也說明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可以減少地區間財力的不平衡。

（四）財政競爭引發地區差異的進一步擴大

地方財政的競爭表現為稅收的競爭和公共服務的競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稅收競爭，當時，地方政府名義的征稅權力很小，但實際的權力（稅收管理上的自由裁量權）卻廣泛存在。有些地方在商品市場建設方面，采用低稅招商，以較低的稅率吸引更多的稅基，其結果是，那些有效運用稅收競爭策略的地方，經濟得到了發展，其稅收總量并沒有因此下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執行的是公共財政職能，主要提供公共服務。

地方政府在稅收競爭的基礎上，又力圖通過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來吸引外來資源，擴大稅基，從而使地方財政競爭逐步從單純的稅收競爭轉向稅收競爭與支出競爭并存。發達地區由于有足夠的財力提供較好的公共服務，因而有利于人才的吸引，而落后地區資金匱乏，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人才流失嚴重，從而也就失去了迅速發展的唯一可依賴的基礎。所以說，財政競爭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三、縮小地區經濟差異的財政建議

地區間的差異最終使得中西部落后地區由于人均收入、支出水平低下，沒有支付能力承接東部發達地區轉移的傳統產業，阻礙了發達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加之落后地區缺乏新經濟實力，沒有能力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超越，因而地區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由于“市場的作用傾向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間的差別”（周起業，2000），因此，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必須借助于政府的力量。

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促進地區協調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大問題。要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形成東西互動、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所謂地區間協調發展，是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距應逐步縮小，至少應把地區間差距擴大的幅度控制在社會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圍內（魏后凱，1995），其實質是如何促使落后地區比發達地區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政府在促進地區均衡發展時進行必要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在這里分為中央政府和次中央政府（在我國省、市、縣、鄉四級中，統稱地方政府）。在我國，有一級政府，就相應有一級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負責本地區的發展。顯然，地區間的協調發展只能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財政方面講，主要是如何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通過財政對落后地區的“搏動”，提高落后地區的自身經濟發展能力。

（一）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資金的能力，加大對落后區域的財政投資

目前，區域經濟差異的擴大部分是由于20世紀80年代中央政府政策傾斜造成的。到90年代，中央政府進行了政策調整，實施了協調發展的戰略，但由于財政分散，中央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從經濟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調動資金。因此，財力分散是縮小地區差距最大的制度障礙。近年來，中央集中的財政收入較高，但多數通過稅收返還給了地方，地方支出占整個財政收入的70％。因此，必須改變目前過度分權的財政體制，以增強中央政府自身的財政汲取能力（王紹光，1997）。這一方面要求基層稅務機關加強征管，實現依法治稅，④提高稅收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適度集中財權，特別是提高中央政府從富裕地區汲取資金的能力。建議對流人富裕地區就業的人員（包括已就業的人員）開征落后地區發展稅，或者將發達地區的個人所得稅與落后地區分享，以解決落后地區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

（二）完善轉移支付，實現各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

無論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如何，中央政府都應保證所有的公民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這是實施轉移支付的一個理由。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投資項目的優先選擇上存在矛盾時，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保證國家的整體利益。因此，應改變目前稅收返還按收入來源地進行，專項撥款僅僅是作為地方政府執行中央政府命令的費用補償，即因政策變化而對預算狀況有不利影響進行的專項補償，實行公式化、透明化的轉移支付制度，為貧困地區雪中送炭。雖然基本的公共服務水平在各地不可能統一，但至少應制定一個最低標準。

（三）注重落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

注重落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為落后地區的發展培養人才，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的前提。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夯實基礎教育；二是注重職業教育；三是提升高等教育層次。教育是具有很強外部性的產業，政府應作為落后地區教育的主要舉辦者，提供教育基礎設施。另外，根據高等教育對一個地區企業有正相關影響的研究結果，中央政府可以有選擇地將國家出資辦學的高校設立在落后地區，以解除外來人才子女教育的后顧之憂，大大增強落后地區對人才的吸引力。

（四）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至少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有合理的投向；二是資金要到位，防止財政資金的擠占和挪用。我國多年的實踐證明，資金投于西部地區的效率明顯低于東部地區，因此，財政資金投向中西部，從效率的角度講，應選擇那些能增強其自身發展能力的項目，如基礎設施、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因為只有當落后地區的勞動力素質普遍提高、投資環境得到改善后，落后地區的吸引力才會提高，才有希望進入良性發展軌道。當然，還需要加強對財政資金運用的監督，避免貪污、擠占、挪用或在項目上弄虛作假，并對違法使用財政資金者嚴肅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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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戰略管理;政府采購;采購模式;采購門檻

政府采購因其在社會的經濟活動中規模龐大,對國民經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向來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我們很有必要從公共部門戰略管理的視角來對我國政府采購的模式及其相關的內容進行探討,將政府采購公共財政的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探索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政府采購模式。

一、政府采購與戰略管理政府采購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紀中葉,以美國1761年頒布的《聯邦采購法》為標志,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而我國政府采購的起源,根據財政部的說法,“其制度建設和試點推進的工作,應該論文是從1995年上海市對財政專項安排的設備購置,采用政府采購員的辦法時開始的。”[1]24200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將政府采購定義為:“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購買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2]由于政府采購本身所具有采購資金來源的公共性,采購范圍的廣泛性,采購規模巨大,采購的政策性、非營利性和采購管理的公開性等特征,其操作效果如何,會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產生深遠的影響。加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我國已向亞太經合組織承諾于2020年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作為一國在市場經濟中最大買主的政府,其行為就不僅會對本國的經濟產生影響,而且會影響到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走向。因此非常有必要從一個動態的、全局的、長遠的、持續的角度來看待我國的政府采購,而戰略管理恰恰符合了這樣的要求。戰略管理這一概念最初來源于私營企業部門,美國學者安索夫(AlfredChandler)1962年發表專著《戰略與結構》,成為現代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起點[3]12。此后,許多學者積極參與戰略理論的研究,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國內著名學者周敬偉教授認為:“戰略管理是組織確定其使命,根據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設定組織的戰略目標,為保證目標的正確落實和實現進行謀劃,并依靠組織內部能力將這種謀劃和決策付諸實施,在實施過程中進行控制的一個動態管理過程?！盵4]75公共部門的戰略管理始于20世紀80年代,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強調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允許對環境進行考察,以選擇通過一定的付出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目標。波齊曼和斯特勞斯曼在《公共管理戰略》一書中認為公共部門戰略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關注長期;將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戰略管·65·理和計劃并不是自行貫徹的;采取一種外部觀點,強調不是去適應環境,而是期待和塑造組織的變遷。公共部門由于環境因素、交易因素、組織內部運作方式的不同,戰略管理的作用與私營部門相比,更具有長遠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因此就更有必要分析和指導政府采購這種涉及范圍廣、牽扯利益多、持續時間長的政府行為。

二、戰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一)政府采購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購的模式作為實施政府采購的組織管理形式,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第七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實行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原則,集中采購的范圍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購項目確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購模式有集中采購、分散采購與兩者相結合這三種。集中采購模式是指本級政府的采購均由一個專門從事采購的部門負責,不允許單位自行采購。其采購的過程為:使用單位向財政主管部門上報采購計劃,待采購計劃被批準后由政府采購部門負責安排采購,采購項目結束后由使用單位進行驗收,采購資金由財政部門直接向供應商、承包商支付[1]24。實行集中采購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購的規模效應,減少采購的中間環節,提高政府采購資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和政府采購目標的實現。目前國際上采用集中采購的國家有美國、阿根廷等。分散采購模式是指各使用單位自行進行的政府采購的模式。其過程是由使用單位向財政部門上報采購預算計劃,獲得批準后由使用單位按政府采購的原則自行采購。分散采購最大的優點是靈活,使用單位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確定采購的物品,尤其是適用于緊急狀態下的政府采購,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處。國際上只有英國、日本等少數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這種模式。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購由一個部門統一負責,一部分采購由各個需求單位自行負責的采購模式。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這種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趨勢,是以公共投資為主,便于避免重復建設造成的浪費;而一般的小規模政府消費品的采購則是以分散采購的方式,便于發揮其靈活性。這種模式不是對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簡單折衷,而是集它們的優勢于一身,但其本質還是集中采購。(二)戰略管理思維下的政府采購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門必須以戰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職能、角色、地位、組織結構和與社會的關系,確定組織面臨的環境和組織發展的長遠目標,提高自身競爭力。而政府采購作為公共組織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交換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門的整個運作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戰略管理視角下的政府采購要求將政府采購的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整合成一個連貫的層級,認識到關于政府采購的戰略計劃不是自行貫徹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種外部觀點;對于政府采購不是被動地適應環境,而是要積極地塑造組織的變遷,在變化的環境中擁有主動權,同時由于公共部門的特殊性,還要充分考慮到政治權威的影響。戰略管理有一個基本性的要求即給組織正確的定位,以面對未來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具體到政府采購上,既要給政府采購一個戰略定位,使其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公共財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務社會,同時又要增強公共組織抵御社會不確定風險的能力。因此必須用戰略的思維來考察政府采購的內外部環境,用系統的方法審視環境變化與組織的長期情況。綜上所述,分散采購模式達不到政府采購戰略思維的要求,因其沒有統一的規劃,采購單位分散,不能從戰略上進行統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購又不適合我國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地區差異巨大的現實國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以集中采購為主,分散采購為輔,是一種比較理想的采購模式,既能夠從戰略管理思維下進行操作,又符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實際操作中對于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相結合的這種模式,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所謂采購門檻,是指政府采購達到一定規模后,必須由政府進行統一招標采購的最低限額。在國際上,采用結合采購模式的國家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設定采購門檻,門檻高的分散采購的成分多一些,門檻低的集中采購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國各地之間的財政狀況及經濟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加之我國的政府采購還處在起步階段,現行的政府采購法沒有對采購門檻作統一的要求。但是從戰略管理的角度來看,對采購門檻的設定十分重要,因為它關系到國家通過政府采購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程度。采購門檻的恰當設定,能使得國家通過對政府采購·66·肖偉公共部門戰略管理視角下政府采購模式的探討這一公共資金的支出,對整個社會經濟運行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而且還能夠從全局宏觀的角度來對國民經濟進行戰略調控,增強國家在經濟領域抵御國內外不確定因素的能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另外,也應該從各個行業長期的發展狀況來對采購門檻進行劃分,對于國民經濟中新興的、具有遠大發展潛力的行業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行業,在設置采購門檻時應該區別對待,有所偏差。同樣地在采購過程中,高價值、高風險的采購項目由采購部門專業化、技術精湛的采購人員進行操作會更加經濟有效;低價值、低風險的常規采購,通?？梢杂刹少弳挝蛔孕胁僮?這樣既保證了高價值、高風險商品的質量,又能夠保證其他商品的采購速度和靈活性。其實,“采購門檻”的設定,在本質上是對政府采購權力的劃分。不同采購門檻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各級采購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絕對的集中采購和絕對的分散采購都是不合適的。所以,恰當的采購門檻的設定,對于預防政府采購過程中的腐敗和實現各級采購部門權力的劃分,從而調動各個采購部門的積極性,實現公共財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積極意義。

三、集中采購與分散采購相結合模式的優點一般情況下,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采購模式,通?？梢垣@得集中采購和分散采購的雙重效益,集中采購有利于制定和實施統一的采購政策,培養更多技能精湛、知識全面的采購人員;分散采購則靈活性更高,采購速度更快。以戰略管理的思維分析這兩種相結合的采購模式,其意義更為長遠,具體表現如下:1.相結合采購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當前的財政政策,有效地節約財政資金,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國現行的財政制度中,對建設性支出和對資金消費使用的監督管理尚無明確規定,而政府采購制度的實施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采購門檻的科學設定,對財政中建設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能夠在不同模式下進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過實施政府采購制度,財政部門從資金的分配到消費,實行全方位的監督,增加了政府采購的透明度,保證質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2.建立恰當的政府采購制度是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能夠調節社會供求總量,實現社會總供給的平衡,并且能夠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促進經濟的協調、均衡發展,保護民族工業,支持國有經濟的發展。政府采購制度實質上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不僅作用于微觀的經濟領域,調節部分商品和勞務的供給和需求,而且作用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進而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同時,針對近年來許多單位部門分散采購時的短期行為造成我國許多商品盲目進口,從而對我國的民族工業造成很大沖擊的現實問題,以集中為主的結合采購模式,能夠有效地改變這一局面,促進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3.建立相結合的采購模式,有利于我國經濟走向世界,進一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實現與國際接軌。我們和國際接軌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保護國內市場,更重要的是能夠利用國際市場。我國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加快健全政府采購制度是我國經濟融入世界貿易的迫切需要。政府在以集中采購為主的模式下,在采購的過程中能夠協調統一,在以買方為主的對外經濟中擁有較大的自,同時還能夠激發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促進國內企業的發展壯大,提高其競爭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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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論文摘要:在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條件下，中國財政對農業投資的目標與農戶理性經濟行為不兼容，財政支農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影響財政支農政策效果。為改善財政支農效果，必須優化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結構，改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的環境。

一、問題提出:財政對農業投資效益的反思

    財政對農業投資在世界各國具有普遍性，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獨特的地位、作用和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穩定農業生產，保證糧食安全，保護生態環境，增加農民收入，促進社會公平等。財政支農政策目標體系內部各項目標之間關系較為復雜，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優化財政支農政策，協調財政政策目標，對于提高財政支農績效，促進“三農”問題解決和城鄉和諧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長，財政對農業的投人總量也逐年增長，但其占財政支出總量的比重卻在降低。從絕對量來看，財政對農業投人從1978年的150. 66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 97億元，增長了20. 1倍，而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13. 43%下降到7. 85 % 。與此同時，從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產值、主要糧食產量和農民純收人增加的各項目標和各項目標協調程度來看，效果均還有較大改善空間。

    已有的關于財政支農績效的實證研究都是檢驗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和結構對農業產值、農民收入和主要糧食產量的影響。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就業領域擴大和農民收人來源的多元化，應該用財政支農支出和農民收入的產業結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和主要糧食產量等的影響來衡量。為此，利用1978一2007年財政支農資金總量和結構數據以及農民收人產業結構等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和主要糧食產量作實證分析，以真實反應財政支農資金的績效，揭示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問題，尤其是通過分析財政支農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微觀主體行為模式對財政支農績效的影響，為提高財政支農績效提供理論支撐。

    從影響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財政支出來看，財政支農支出每增加1億元，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增加0. 61億元;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占總收人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農民第一產業收入減少2615. 75億元。主要糧食產量和財政收人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有顯著影響，但主要糧食產量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彈性系數很小為0. 035，即主要糧食產量增加1億公斤，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僅增加0. 035億元。財政支農支出對滯后一期農民第一產業收人的彈性系數為0. 75，即財政支農支出每增加1億元，農民下一年第一產業收人增加0. 75億元。農民收人結構對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沒有顯著性影響。

    從影響主要糧食產量的財政支出因素來看，財政支農支出絕對額對主要糧食產量沒有顯著影響;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比重提高對主要糧食產量有顯著負面影響，即農民第一產業收人比重提高導致主要糧食產量大幅度減少。

    從以上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農支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第一產業收人，但對增加主要糧食產量的效果并不明顯，農產品產量增加對農民第一產業收入增長的作用非常有限。財政支農效果有待改善，支農政策目標系統內容各子目標兼容性較差，主要體現在農民第一產業收人增加和主要糧食產量增加之間的關系不密切。

二、財政支農微觀基礎和政策傳導機制

    農戶是農村的生產經營主體，是財政支農政策的微觀基礎和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反應模式直接影響財政支農資金運行的效果。研究我國特殊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背景下的農戶行為目標、約束和模式是深人理解財政支農政策績效的重要突破口。

    從財政支農政策目標看，宏觀上包括增加農產品產量，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距，保護生態環境等。財政支農政策應該為農戶經濟行為提供穩定的、目標明確的、預期穩定的導向，要盡量減少政策目標間的沖突，增強協調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戶是農業和農村資源配置的主體，是財政支農政策落實的主體，其經濟行為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反應方式直接影響著政策的效果。

    農戶是我國農村經濟的微觀基礎。受要素察賦結構等因素影響，小農經濟是我國農村家庭經營的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民商品意識逐漸增強，家庭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戶的非農化經營不斷發展，甚至成為家庭的主要收人來源。但是，傳統農業內部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分散經營仍然是我國農村家庭經濟的主要特征，所以，農戶經營行為必然包含著傳統農業中農戶經濟行為與整體經濟市場化的矛盾，以致影響財政支農支出政策的效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戶理性經濟行為模式表現為在制度和要素約束下追求家庭收人最大化。在行為目標上，農戶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為主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函數包括收人、穩定、尊重等，由于收人以外變量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或者是收人的函數，追求收入增加成為農戶的主要經濟行為目標。在約束條件上，包括外在于家庭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社會保障、要素流動、產權保護等制度和家庭可支配的資金、勞動力、技術、土地等實體要素。行為模式是在服從市場經濟邏輯的條件下，適應、利用外部條件，合理配置家庭資源，實現家庭效用(主要是經濟收人)最大化。

    作為傳統農戶經濟行為最為重要的外部條件—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從公共財政角度看，具體表現為，城鄉二元的公共品和基礎設施供給制度和機制，包括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等農村公共服務和生產生活用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這直接約束了農戶的經濟行為，導致獨特的經濟行為模式，影響財政支農政策的效果，具體體現在:

    第一，財政支農的宏觀目標與農戶經濟行為的微觀目標不兼容，是財政支農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從農戶家庭效用函數與財政支農目標的關系來看，農戶收人最大化目標與財政支農目標是兼容的，即財政支農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能夠通過農戶追求家庭收人增加目標的行為得到實現。但農民增收目標與農產品供給增加目標存在不協調。受政府農業投人等政策影響，我國農業內部農戶的農業生產方式仍然是以傳統手段為主，這導致農業、工商業和農業內部不同生產領域較大的比較經濟效益差別，導致農業生產行為的扭曲。在農戶經濟活動中，農業、非農業構成其經濟活動集。增加糧食產量是增加農戶收人途徑之一，但從事工商業活動的要素收益率遠遠超過傳統農業，且風險較低，包括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在內的傳統農業內部，傳統種植業收益率最低，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在內的種植業中，傳統糧食作物經濟效益又最低。因此，從追求經濟效益目標出發，傳統農業中的農戶在要素約束允許的條件下將偏離增加農產品供給的目標，這導致農戶增加收人目標與增加糧食產量的財政支農政策目標不兼容和沖突。

    第二，增加收人和農產品供給增加目標的經濟執行主體錯位。農戶要素察賦與其經濟行為的產業、行業選擇密切相關，不同經濟領域對主體要素數量和質量要求不同，理性的農戶都根據家庭要素察賦選擇綜合收益率高的經濟領域。一般地，資金充足，文化水平高，經營管理能力強的農戶選擇要素收益率高的工商業為其主要經濟活動;資金實力弱，文化水平較低，經營管理能力差的農戶被迫選擇收益率低、經營風險較小的傳統農業，尤其是傳統糧食種植業。前者有利于收人增加，不利于農產品供給增加;后者有利于農產品供給增加，但不利于收人增加。因此，財政支農增加農產品供給和增加農民收人的目標實現主體分離，影響目標的實現。

    突破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財政支農目標和農戶經濟目標沖突的出路在于農業現代化?，F代農業采取新的、高效率生產方式，生產高附加值的、高收人需求彈性的農產品，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益率高，能夠實現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增加和農業生態環境改善的和諧統一，即既有利于財政支農目標達到，也有利于農戶收人增加和家庭效用增加，使財政政策有堅實的微觀主體基礎，政策傳導機制順暢。

    第三，財政農業投資與農業現代化要求錯位，不利于傳統的農業現代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要求勞動者知識技能、生產工具、生產對象、生產方式等諸要素整體協調和層次的提升，任何一個方面的落后都將制約農業現代化進程。從農業生產的要素構成來看，勞動力、土地、勞動工具、農產品品種、基礎設施、技術等要素的有機協調，才能有利于農產品的產量增加，以及其質量和效益的提高。農戶從農產品產出增加到收人增加之間還必須經受市場的考驗，即完成從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到銷售，或者從生產、加工、運輸到銷售的全過程。事實上，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傳統農業經濟內部，傳統種植技術不能適應農產品新品種的要求，氣候等自然條件受控性差，農業自然風險大;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制度不完善，農業經營市場風險大等制約著農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要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實現農產品產量增加和農民收人增加的統一，財政必須有所作為，如通過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整治土地，改良土壤，改變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的被動服從局面，降低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增加農業科研投人，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增強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研究開發、推廣先進適用機械設備，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民的文化技術水平;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和市場風險等等。以上措施的綜合配套是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實現傳統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

    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是農業走出傳統農業困境的重要前提。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不僅影響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收人的增加，也影響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

    由此可見，一定規模的財政農業投資和投資結構的合理化是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農產品產量增加、質量提高和農業經濟效益提高的重要條件，是實現傳統農業現代化，縮小農業與現代工商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構建和諧經濟社會關系的基礎。

    三、提高財政對農業投入效益的對策

    理論上，要提高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績效必須使財政投人方式與農戶理性經濟行為相協調，財政支農目標與農戶經濟行為目標相兼容，促使農戶增加對農業的投人，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事實上，我國財政對農業投入與農戶經濟投入的互補性較差，不能產生協同效應，這是財政農業投人績效不理想的根本原因。提高財政支農績效必須改變不合理的財政支農投人規模、結構和機制，使財政支農投人能夠適應、引導農戶經濟行為，促使農民收人增加、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生態改善。

    第一，增加財政支農的資金投人力度。財政支農資金總量投人增加是結構優化的前提，只有在投人總量增加的前提下，投人結構才能得到有效的調整和優化。根據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規律，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社會，農業投資比較率這一指標值應該接近1?？墒牵覈倪@一指標值還不到0. 2。當前，我國已經開始進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階段，應該通過完善財政支農制度，強化財政支農政策執行，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的增長速度不低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逐步提高財政投資比較率和財政支農資金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改變農村公共品供給嚴重短缺的局面。這是從根本上改造傳統農業、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增強農產品供給能力、增加農民收人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