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傳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正如理查特·奧曼所言：最常見的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這個群體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社會的利益或者人類的利益。①換言之，最常見的廣告意識形態策略，就是說明廣告角色的利益（廣告主的利益）怎樣“真的”大體上等同于廣告受眾的利益乃至社會或人類的利益。本文試從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和廣告受眾的假想主體化來探討廣告頗為“成功”的意識形態策略。

廣告言說的意識形態化：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意識形態的界定游離于兩種意見之間。其一，一種某個階級特有的信仰系統；其二，一種可能以真實的或科學的知識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統，即偽思想和偽意識。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則認為，意識形態不存在真實與否，他將其定義為“個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現實環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再現”。②以此來認識廣告意識形態不無道理，因為看似虛擬的廣告世界中充斥著“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且在此基礎上，廣告意識形態更有其獨特性。

廣告在它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未像現在這樣進入商品使用價值之外的現實世界：功成名就、下崗待業、奮斗拼搏、甜蜜愛情，入世、申奧、伊拉克戰爭、文體賽事，廣告為每一件產品都粘上了通向現實世界的無數鏈接，廣告的觸角已深入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當然，在廣告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并不同于阿爾都塞的相關本義，他認為意識形態是無意識的，而廣告意識形態所提煉或創設的這種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則是完全有意識的，有著其明確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禮送健康”的新觀念時，目的直指“收禮只收XXX”；它在兒子因疏忽了對父母的照顧而心懷歉疚時，借小孫女之口點題：小“為什么不給爺爺奶奶買XXX？”這種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說出的話猶如道德拷問，質問著對父母的不夠孝順，但如此大的道德問題最后只輕輕落在了：未買XX口服液。那么根據廣告邏輯，其隱含主題則是：買了XX口服液=孝順父母。該命題似無不妥，作為受眾而言，自然不會對一則廣告的思維和推理是否合乎邏輯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為現代人指出了一條對老人表示關愛和孝心的途徑——購買保健品。這一點非常體貼地為忙忙碌碌無暇顧及老父老母而心懷歉疚的現代人找到了一條快捷方便的彌補方式。而另外一些廣告則假托老人之口，從老人的角度回應了上述命題：“收禮只收XXX”，進一步證實了該命題的合理性和正確性。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實場景：商家在商場醒目處陳設著保健品專柜，促銷員的推薦進一步印證著消費者腦中的上述命題，于是，手拎包裝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幾乎成了一道流動的風景。正如阿爾都塞所認為的那樣，社會個體覺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現實，但實際上，他的意識由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所限定，在這一系列思想體系和再現體系中，廣告意識形態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廣告占據一個能指，亦即占據一個詞，這個詞與廣告所促銷的物體并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關系，但卻被附加到那物體上，產品本身并非首要的興趣所在，必須在該產品上嫁接一套與該產品沒有聯系的意義，才能把它賣掉。③而現實世界則在廣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間中的能指，它們被廣告商們憑興致任意地附著在商品上，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豐富、泛濫的意義使得平庸的商品閃耀著炫目的光彩，而這些外在的東西由于是從傳統美德和現代時尚中精選出來的而極大地迎合了受眾。由于這層普遍存在著的與現實世界的想象性關系，使現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質產品的同時還享受著被賦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廣告場景就這樣在現實世界中被皆大歡喜地呈現。

廣告受眾的主體化：一種無實質的構想主體

廣告場景在現實世界中的呈現還有賴于現代廣告的另一策略：把廣告受眾建構為主體。作為一種日趨圓熟的攻心術，現代廣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廣告主客體的界限，在把消費者作為廣告對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過廣告中的種種代言行為和技巧，讓“受眾化”的廣告角色通過自我言說的方式來最大程度上影響和掌控受眾的心理和行為。

廣告畫面中的言說者不再僅僅是籠統的、不明社會角色的漂亮演員或不食人間煙火的美麗尤物，而是通過他們的衣著、道具、場景，以及他們在廣告中的言說方式被賦予了各種身份，諸如工人、農民、教師、攝影師等職業，子女、戀人、成功白領、家庭主婦等社會角色。加上大量非職業（或非著名）演員的啟用，他們普通的長相、自然或生澀的表演使身負多重社會角色的受眾不自覺地從廣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廣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對號入座。

某一護膚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電視廣告中展示了演員、小學教師、攝影記者、年輕工人，他們的言說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媽等各種社會群體，廣告角色衣著普通，長相平凡，以及在演員化妝間、工廠換衣間、小學校園等普通場合中平民化的言談舉止，一切都在昭示著受眾：“他們”就是你們，你們就是“他們”。

在另一則洗衣粉廣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婦”們則成為了主角，廣告采用街頭或入戶隨機采訪的形式，選擇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字幕顯示）采訪家庭主婦，她們帶著地方口音的普通話，并不流利、似無臺詞準備的語言表述，在鏡頭前略顯拘謹的體態，更在直接地告訴受眾：“她”就是你們中的一員，沒準“她”還是你的親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們特意選用的演員，而是我們在街頭采訪或入戶采訪中的巧遇；她們是在代表你們說話，并非公司在自賣自夸。

當然，廣告中還有大量的臉蛋是大眾耳熟能詳的，但即使是這些星光燦爛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層平民化的外衣，他們與我們一樣，有煩惱和不滿，他們（她們）頭發枯黃干澀，歲月的流逝把皺紋、白發和疾病留給了他們，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盡孝，他們面臨著工作和學業的壓力、成功的希冀、失敗的苦惱、人際關系的復雜等種種人間喜怒哀樂，如同我們每個人，使我們感同身受。

于是，消費者從被言說的對象似乎變成了言說者，既為客體又身兼主體，他的一直處于純粹的被說教者位置而產生的逆反甚至敵對心理漸漸消融，他們漸漸開始堅信：廣告是與己相關的而不是強權的“他者”了。

廣告似乎在構筑一種“源自生活”又美妙無比的“現實世界”，從而讓受眾進一步確證其在廣告情境中的主體意識。一種奇特的邏輯產生了：電視廣告通過把廣告主體構建為一個處于“現實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費者”，而使得作為消費者的廣告受眾扮演了兩種角色——廣告話語的主體和客體，恰如由廣告商和廣告主導演的受眾的“自言自語”。在此，讓·波德里亞一針見血地指出：由于受眾既被構建為客體又被構建為主體，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臨著主置的不可能性，即主體根本上的無實質性。④

這種“無實質性”的主體，恰似廣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費者的形象和外殼，而被填充進廣告主所構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廣告主體”的各種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規律性的共性：一個有足夠收入能自由選購產品的“主體”，一個有某種“需求”但不知如何滿足的“主體”，一個消費了該產品而獲得魅力或極大滿足的“主體”。這樣構造的主體并非沒有契合人性，在馬斯洛看來，人是不停地產生需要又不斷地滿足需求的動物，人在滿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歸屬和愛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愛和愛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歸屬某一群體和被群體接納和承認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滿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實現的需要，希望事業有成，渴望成功。顯然，廣告深諳如何激發人的潛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決之道：消費某產品。當然，如此簡捷的解決之道在經過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飾之后并不顯得單調乏味和可笑。因為在廣告中，消費“主體”不僅在消費產品，更在享受著由此而帶來的種種精神滿足：親情、友情、戀情；孝心、愛心、誠心；成功、光榮、豪情。這有賴于廣告中被依附在產品上的豐富“意義”，當大眾在認可這些意義而消費產品或接納該“意義”時，廣告的意識形態便產生了，廣告角色（廣告主）的利益就這樣變成了社會大眾的利益。

注釋：

篇(2)

論文關鍵詞：文化德育文化傳播

一、文化和文化傳播

什么是文化?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的問題，就象錢鐘書老先生說的那樣：“文化到底是什么?本來還清楚呢，你一問倒糊涂了!”目前，學術界關于文化的定義有幾百個之多，這說明，在每一個學者心日當中，都有一個他們自己認為正確的文化定義。我國學者在使用文化概念時，主要有“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兩大維度。廣義文化指的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傊?，不論是“廣義文化”還是“狹義文化”，都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成果。

文化不僅需要創造，還需要傳播。任何文化的發明創造，都凝結著人類巨大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如果我們把它看作為私有財產藏匿起來，那它的價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文化的價值，只有在傳播中才能體現；也就是說，人類不僅要創造文化，還需要傳播，讓更多的人分享它，實現它的價值。即文化是傳播的產物，文化只有在傳播中才能體現其價值。由此可見，文化與傳播是互動的、一體的。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沒有文化的傳播和沒有傳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傳播指的是文化從一社會到另一社會、從一區域到另一區域以及從一群體到另一群體的互動現象。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構成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交融實現文化的傳播。文化交流的過程，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文化傳播的過程也是人們共享文化的過程，是社會價值觀念、道德規范不斷被傳送、強化和使人們接受的過程。

文化傳播離不開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文化傳播方式是人們通過一定的方式傳遞知識、信息、觀念、情感或信仰，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社會交往活動。它指的是文化傳播中的具體方式和行為。文化傳播的方式有很多，語言是人類早期用來交流思想、情感。相互理解的主要方式；然后是書籍；接著是廣播、電話、電影、電視、報紙、雜志以及網絡等現代傳播工具。文化傳播手段是指文化傳播總要通過一定的媒介來實現，這些傳播媒介，就是文化傳播手段。文化傳播手段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口語、文字、印刷、電子和網絡等發展階段。

二、文化傳播與德育

一般說來，德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傳習一定的社會意識、社會規范，形成受教育者一定品德的活動。具體說來，德育是教育根據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發展的規律，在教育者施教傳道和受教育者受教修養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將一定社會或階級的思想政治準則和法紀道德規范轉化為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法紀、道德品質的活動。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的德育就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傳播文化的社會活動。文化傳播豐富了德育的內容、開闊了德育工作的視野，增強了德育的感染力，推動著德育現代化的發展。

(一)文化傳播開闊了德育的新視野

魯潔老師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很少自覺地在文化層面上來思考道德教育問題，這實際上限制了我們對道德教育的全面認識與理解。我們應該把包括德育在內的整個教育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把它放入文化學的視野加以審視和剖析。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拓寬了我們對于教育包括德育現象理論認識，使我們得以更為充分地把握其內在規律，更加自覺地全面發揮它的功能。

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超越地域和國界的信息傳播交往空間，內容極為豐富，實現了全球信息資源的綜合利用與共享?？梢赃@樣說，人們通過這些文化傳播方式獲取知識，了解國際社會動態，發表議論，交流思想等，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已成為人們開拓新視野的主要工具。第一、它們使信息實現了跨時空、跨國家、跨民族的大交流，它們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更利于人們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文化擴散到世界各地，從而體現出其自身的價值；第二、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更有利于人們創造性思維的發揮；第三、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科技含量較高，它使人們意識到腦力勞動和創造性勞動的重要性，從而有利于激活人們的創新意識。

隨著文化傳播的發展，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的使用，讓我們應改變過去傳統的工作方式，采取新的對策，充分利用它們的特點，使我們德育的視野越來越寬廣。

(二)文化傳播開辟了德育的新渠道

文化傳播開闊了信息共享空間和渠道，使人們可以及時獲取所需信息。人們利用那些先進的文化傳播方式和手段，使那些本來枯燥無味的內容，經過加工制作成為形象逼真、趣味生動的內容使學生在娛樂中受到教育。其中，網絡給大家提供了一個虛擬的人際交流環境，大家在這個環境中交流時既不存在空間的隔閡問題，也不存在交流者的身份、地位、職業和年齡問題，相互之間也無須見面，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家的思想顧慮和心理戒備，縮小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大家可以在其中推心置腹的討論問題。人們可以利用網絡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有針對性地正確的思想信息來教育與引導大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從而為我們的德育工作開辟了新渠道。

篇(3)

論文關鍵詞:古箏民族樂器跨文化傳播

大約從東漢起，箏就傳人了貴州高原。這是中原封建統治王朝政治勢力向貴州地區擴張后漢文化向邊緣地區傳播的結果。但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箏并未扎根于貴州少數民族文化土壤中，成為民族樂器大家族中的一員。從傳播學角度說，這是一種無效傳播。

文化在不同文化體系間的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民族是一種文化群體，因此跨文化傳播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某種文化的跨民族傳播?？缥幕瘋鞑シ譃橛幸鈧鞑ズ蜔o意傳播等形式，從傳播結果看則可分為有效傳播和無效傳播兩種。有意傳播是一種有意識的目的性很強的傳播，無意傳播是一種雖然傳播者沒有傳播意圖，但由于某種原因，傳播者與被傳播者發生接觸，被傳播者吸收了傳播者的文化，使文化傳播在無意中發生效果的一種傳播。有效傳播指所傳播的文化被對方接受，成為對方文化的組成部分，而無效傳播則指雖然有傳播行為或不同文化體系的人群發生接觸，但一方的文化未對另一方發生影響、被對方接受的傳播。

古箏未能成為貴州少數民族樂器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是跨文化傳播無效的一個典型案例。對此進行深人分析研究，對進行有效的跨文化傳播，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什么古箏沒有成為貴州少數民族樂器?過去，學術界沒有人對此做過分析。在本文中，筆者試作初步的探討。

上世紀70年代開始，貴州境內陸續發掘出了與箏有關的文化遺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貴州黔西縣境內東漢墓中發掘出一尊撫箏俑，高11.2厘米，身穿右枉長袍，箏橫置于雙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撫箏狀，陰線刻畫出衣紋及弦(見《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頁)。1975年，在興仁縣雨樟區交樂鄉的漢墓中發掘出了一尊撫箏陶俑，頭著巾嘖，身著右枉寬袖服，內著圓領衫，高鼻大嘴，唇上留著短胡須上身微傾，雙膝并跪，身前置一箏，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著地，左臂前伸，右臂內曲，以掌沿及中指、無名指、小指觸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圓形撥弦弄琴，聆聽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彈奏的音樂聲中(見《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頁)。1991年12月，在貴州仁懷河馬東漢磚室墓中發掘出的“仁懷撫箏俑和聽琴俑”，由灰砂紅陶塑燒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寬25.5厘米，頭著嘖，身穿寬袖長袍，盤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雙手撫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另一尊聽琴俑高24厘米，寬17厘米，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傾，頭向右斜，凝神屏息，側耳聆聽，顯出一副神態祥和的樣子，仿佛被悠揚的琴聲打動(見《貴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懷合馬東漢磚石墓清理簡報》，顧新民執筆)。貴州黔西文史館收藏的“黔西托箏俑”是一位雙手托箏的少女將箏高舉過頭，或彈奏，或獻給地方。貴州赫章縣可樂鄉出土的搖錢樹纏枝右下角的鏤空花撫琴圖，從線的形狀看，可能是古箏。古箏與古琴外形有著明顯的區別:1.古箏底板平，而面板較拱，形成較大的共鳴腔;而古琴的面板較平，共鳴箱較小。2.古箏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則沒有后梁。箏與琴還有很多不同，茲不贅述。古箏并非貴州的“土特產”。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急就篇》(三):“竿瑟莖侯琴筑箏?！弊?“箏，亦小瑟類也，本十二弦，今則十三?！睗h應邵《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蛟磺孛商袼?。”按;涼州在今甘肅一帶。公元前121年，漢武帝開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武威，即武功軍威之意，因此而得名。當時武威郡下屬姑減、張掖、武威、休屠、次、鶯鳥、撲、溫圍、蒼松、宣圍10個縣，治所在故減。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為13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部刺史”。武威郡屬涼州刺史部，涼州之名自此始。意為“地處西方，常寒涼也”。三國魏黃初元年(220)，魏文帝置涼州，一直到西晉，姑減均為涼州治所。東晉，十六國時期，前涼、后涼、南涼、北涼及唐初的大涼，都曾建都于此。并州在今山西境內，古屬冀州之域，虞舜以冀州南北太遠，分置并州。應邵曰:“地在兩谷之間，故曰并州。”夏仍為冀州地，周曰并州。《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蔽曰昭余祁，曰淖沱、嘔夷;浸曰沫、易。”據《輿地廣記》載，周并州包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內蒙部分地區。

上述記載表明，古箏在漢代就已廣泛流行于今甘肅、山西一帶，其產生的時間還可上溯。據文獻記載，古箏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樂操土風，而以占德，柑擊彈箏，本秦聲也，西睡最尚”這句話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睡之時，箏就用來作為占卜、伴唱的常見樂器，為秦人所崇尚。到了漢代，古箏被納人宮廷作為宮廷樂器，古箏曲也成為宮廷中演奏的樂器，在宮廷樂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皆有用箏的歷史。東漢文人中贊揚古箏的作品也不鮮見，如古辭《善哉行》中有“以何忘優，彈箏酒歌”。張衡的《南都賦》中“彈箏吹笙，更為新聲?！焙铊谒摹豆~賦》中說“享祀祖先，酬醉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于箏者矣。”

古文獻對古箏所謂“五弦筑身”的描述，“筑”通“竹”，是說箏是一種用竹制作的有五根弦的樂器。它的形制和流行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從黃帝時代生產出來的第一代音樂—樂舞開始，樂器作為音樂表達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樂形態的發展變化中，器樂逐漸從三位一體的歌舞樂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在華夏大地幾千年的音樂發展史上，先民發明了數以千計的樂器種類。伴隨著先民在音樂活動中對音色和音樂表現力的追求，這些種類紛繁、豐富多彩的樂器不斷優勝劣汰。古箏這種源于“大竹筒”制作的五弦彈撥樂器，經受了大浪淘沙，不斷地進行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最終以其優美的音色和豐富的表現力獨樹一幟。到了隋唐時代，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的空前繁榮，音樂文化呈現出光輝燦爛的景象。此時的古箏(近代以前稱秦箏)，在中原地區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出現了“本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白居易《鄧舫張穩落第詩》)的繁榮局面。其實，這并非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數百年間，從古箏的產生到逐步發展，已為這一繁榮景象奠定了基礎。

流行于中原一帶的古箏隨著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勢力的擴張向各地傳播。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出土的漢墓中發掘出來的撫箏俑，說明至遲從漢代開始，古箏這種樂器就隨著漢朝的軍隊和官吏到了今貴州一帶。

貴州自古以來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首先，封建統治王朝對少數民族的軍事征伐。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史上的統治者對貴州這個地處偏遠的“荊蠻”之地曾有過幾次征伐?！督癖局駮o年》說:“(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氏羌來賓?！薄兑椎丶葷氛f:“(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說:“貞王勿乎婦好往伐鬼方?！边@些都是明證。今貴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封時，建古樣柯國(春秋時期的貴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曾言:“南至吳、越、巴、群柯……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薄?管子·小匡)》史載，楚頃襄王時，派莊躊西征，夜郎戰敗迎降。

其次，為了加強中原封建王朝對貴州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統治者施行“募豪民田南夷”的屯田制度，大量漢族官吏、軍隊和民眾不斷向貴州遷徙。秦代，秦始皇為削弱并消滅地方割據勢力，建立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曾遷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漢武帝開通西南夷后基本將貴州地區納人了漢朝的行政管理范圍。為利于全國的統一，他對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略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史記·西南夷列傳》)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遷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貴州。為加強中央與西南地區的聯系，他開辟交通，設置郵亭，進人夜郎地區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賜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孫世襲。這些遷人的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其中自然包含了樂器—箏。

藝術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之所以有了現實生活中的古箏，才有了民間制陶藝人的反映古箏彈奏的陶工藝品。在縱橫幾百公里的漢墓中貴州各縣發掘出反映古箏題材的陶藝作品，也說明當時古箏被帶到貴州后，流行地域相當廣。殉葬物件一般應是死者生前喜愛之物，與死者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不太可能隨其進人墓葬。以此推測，以古箏作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愛彈奏古箏的人。音樂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功用有很大的廣延性，統治階級把它作為道德教化、政治馴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為修心養性的必備之物，民間百姓用來從事風俗活動，作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樂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馴化的功用。自莊躊王滇，到秦及西漢在貴州地區設置郡縣，開發西南，華夏文化的主流，便隨著秦漢的大一統態勢和一批批漢人的遷徙而逐漸向全國滲透，貴州也不例外。此時的古箏，已不是雛形時期那種“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種構造較為復雜、表現力較為豐富并被朝野廣泛采用的樂器?！傲T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在開發邊疆，經營西南，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對西南地區實行統治時，那些按照皇權意圖遷居到貴州的“使者”，自然不會將古箏這一令朝野人士青睞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閣。

古箏被帶到今貴州地區后，似乎并未被少數民族吸收。從出土地點看，古箏分布地區主要居民為少數民族，如布依族、彝族、訖佬族、苗族等。這些都是貴州的世居少數民族。根據漢文獻記載，貴州歷史上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夷多漢少”，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占貴州總人口的多數，這種情況到清代才逐步改變。在這塊土地上，各民族雖也曾發生過紛爭，但總體上是和平相處的。由于民族間的交往，文化也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音樂文化也是這樣。比如，AJr:吶、簫、笛、饒、錢、二胡等樂器在各民族中皆流行，銅鼓、月琴也在部分民族中同時流行。但是，貴州各民族樂器中，惟獨沒有古箏。到目前為止，也尚未發現漢文獻或少數民族文獻對各少數民族使用古箏的記載。這說明，古箏雖然早就傳人貴州一帶，但似乎并未對貴州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產生影響。從貴州各縣出土的表現彈奏古箏的陶傭的服飾看，均為漢代中原一帶服飾。比如男子頭上著岐，身著寬松的袍。嘖是一種包頭巾，初為民間所服，至西漢末上下通行。《急就篇》(二):“冠嘖答簧結發紐。”注:“債者韜發之巾，所以整靖發也?！睗h代的男子大多穿寬松的袍服。這些情況表明，古箏使用者并非當地少數民族，而是從中原進人貴州的人士。

為什么古箏沒有被少數民族群眾吸收，從而成為少數民族樂器中的組成部分?筆者在此試作分析。

首先，古箏“身份高貴”，而民族和階級壁壘使其難以成為少數民族廣大普通民眾享用的樂器。

古箏作為一種古老樂器，戰國時期就己盛行于“秦”地。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李斯列傳·諫逐客書》中，述及秦國樂舞的一段說:“夫擊甕，叩擊、彈箏、搏脾，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擊、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箏乃“真秦之聲也”，因此歷來就有“秦箏”之名。文中值得我們推敲的地方，就是“擊甕、叩擊”與“鄭衛桑間”對舉，而“彈箏、搏辭”又與“韶虞、武象”對舉，以及接下去的“今棄叩擊、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這樣的文字。在這里，作者的對舉顯然不是為了文采，它反映的是“樂”與“舞”的形式和內容，所謂“鄭衛之音”，就是“桑間淮上”，指的是鄭國和衛國的民間音樂，由此可見“叩擊、擊甕”乃是秦國當時的民間音樂，“韶虞，，即“韶簫”，也就是孔子聽了后贊之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據說此樂為大虞所作。這音樂顯然不是民間音樂，而是宮廷音樂。由此可見，至遲于贏政當政之時，秦國已用“韶簫”替代了箏，可見箏原屬于秦國宮廷所用的樂器。到了漢代，也是主要的宮廷樂器。

當中原王朝的軍隊、官吏以及中原漢民來到今貴州一帶少數民族地區后，從民族關系看，“華夷”之辨的民族觀使他們不能平等地對待少數民族。在他們看來，少數民族不過是一些尚未開化的野蠻人，而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懷著歧視和防范心理，這些進人貴州地區的中原人就與各少數民族民眾有了很深的隔閡，不可能打成一片，他們帶來的古箏也就難以被當地少數民族接近和接受了。

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中原封建王朝也通過拉攏少數民族上層的方式以達到“以夷治夷”的目的，比如漢武帝對夜郎侯多同就采取“喻以威德，略為置吏，使其子為令”的策略。但從中原封建王朝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整個都屬于被征服者、被統治者，少數民族上層對于少數民族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這雙重的階級差異，也構成了古箏在少數民族中傳播的深深鴻溝。

其次，古箏形制不利于它在少數民族中生根發芽。

篇(4)

誠然，中國在實施對外漢語教學中不斷的文化因素的融入，客觀上生成了民族軟實力構建的一條路徑，但這條路徑的實質性建樹，還有待于對外漢語教學中現實若干文化傳播困境的突破。這些困境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文化教學目標遭遇困境?；仡檶ν鉂h語教學的三個發展階段，雖然文化因素被不斷引入，也有學者呼吁對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雙重重視，但在具體的教學中，主要目標依然主要著眼語言的工具性。建國初期到1978年時期旨在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語言技能，這是單一的語言培訓；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期旨在培養學生的漢語交際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關注了影響語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主要是為了解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語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見，所有時期的著眼點依舊是語言，即便人們意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種文化不是游離于語言教學的總目的———交際，了解和熟悉所學語言國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順暢地進行交際，而非其他?！笔聦嵣?，將文化教學限定在訓練語言技能的范疇之內，固然可以培養學生的漢語運用能力，然而若僅僅出于工具理性的實用思考，不僅會削弱語言教學所應具備的人文關懷教學功能，而且無法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更會在今天的國際背景中喪失以語言推廣承載文化傳播的戰略意義。

第二，文化教學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紀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較為主動地導入對外漢語教學，因此，就面對涉及語言交際中文化影響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而言，人們因其誕生時間過短而來不及基于充足經驗清晰界定應突出的表述內容，即人們無法較好地給跨文化交際能力下定義，無法較好確認其內涵，無法較好明晰其培養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學科性質，沒有一套一成不變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由此帶來的結果，便是相關的文化教學表述更多只能作為一個新觀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論層面。而更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競爭日益白熱以及對中國威脅憂心忡忡的國際形勢，外國媒體便可借中國“文化教學表述不清”之題發揮，有意指責中國的真實目的僅僅在于文化擴張，從而在抵制中國對外傳播文化操作上“師出有名”。

二、基于中華民族軟實力構建的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對策

第一，以對外漢語教學雙重目標突破現有的單一目標。對外漢語教學的“語言傳播”和“文化傳播”并重的雙重目標，強調對外漢語工作者既要注意語言本身的教授，更要著眼隱藏在語言教學背后的文化價值。當前的對外漢語教學過于重視語言的工具屬性，而未來的對外漢語教學應在以培養語言能力為基礎的同時，凸顯其促進文化交流的深層內涵。一方面，文化傳播的目的性（人類的文化傳播是在一定意識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動）、媒介性（文化傳播需要通過某種媒介）、交互性（主體與客體之間通過交流共享信息）、創造性（在文化傳播過程中通過信息加工處理進行創新）、永恒性（文化傳播跨域時間、空間界限）這五大屬性決定了語言作為其不可分離的媒介和符號。另一方面，作為產生教學的原動力的文化傳承需要，決定了教學的根本目的便是執行文化推廣的任務，具體就對外漢語教學而言，對外漢語工作者需要自覺并自信地透過教學手段推廣中國文化，從而最終促進中國軟實力的增強。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學表述突破“文化霸權論”以及“文化”?！拔幕詸嗾撌呛笾趁窭碚撝械囊恢?，有兩種情況：一是在被殖民國家取得獨立后，原宗主國試圖在文化上對原被殖民國家施加影響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原宗主國試圖將自己的文化強加給對方?！睂τ凇拔幕詸嗾摗钡木柚饕嬖谟谠馐苓^殖民的眾多發展中國家，這也便決定了它們對于外來文化存在著一種本能的排斥。具體就中國而言，因為曾經作為東亞朝貢體系核心而無法否認中華文化強烈的影響能力，中國今天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播便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文化霸權，因此便更需要在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過程中，清晰表明我們的目的是讓世界了解中國、提升中國形象而非意圖在文化上統治別國。另一方面，面對部分“中國崛起威脅世界”西方理論相伴生的“中國文化”，我們需要在以大國心態從容平和應對的同時，盡可能通過明晰文化教學表述來削弱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疑慮，進而避免越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卻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國的本末倒置現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內容定位和新穎的教學手段應用促進對外漢語教學實踐。類似于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詞匯、漢字、語法等語言要素，文化要素也應該確立相應具體的內容定位。具體就內容選擇而言，“首先應基于教育哲學視角，選定的課程資源要有利于實現教育的理想和辦學的宗旨，反映社會的發展需要和進步方向；其次應基于學習理論的視角，讓選定的課程資源與學生學習的內部條件相一致，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滿足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發展要求；最后應基于教學理論視角，讓選定的課程資源與教師教育教學修養的顯示水平相適應”。進一步而言，我們需要有針對性地客觀選取有價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反映中國國情的特色藝術文化、影響語言運用的文化。與此同時，就教學手段的創新而言，我們應該采用有利于強調文化感悟的體驗式教學、有利于文化間平等交流的對話教學、有利于縮小不同文化間差異的對比教學等模式，讓文化教學更為有趣的同時也更容易達到傳播的目標。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論邏輯指定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戰略?！叭虻胤交崩碚撚闪_伯森教授提出，該理論認為“全球”與“地方”不斷互動，“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處于彼此互補、相互合作、交叉滲透的狀態，該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日本動畫產業的外銷出口，而若從文化層面來思考日本動漫企業的營銷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圍的思想和產品與地方環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強勁生命力的結論?；谏鲜隼碚撨壿?，中國在推行對外漢語教育時，亦應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風貌在理解異質教育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吸收其他國家的相關成功經驗，改革和塑造我們自己的對外教育體系，具體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種讓別人能夠接受的方式講好別人愿意接受甚至認同的“中國好文化”。

三、結語

篇(5)

耐克《恐懼斗室》廣告只是近幾年一系列“問題性洋廣告”中的一個。此前，“豐田霸道”廣告和立邦漆廣告都因其帶有“侮辱性”色彩而引起軒然大波。

2003年12月初，《汽車之友》雜志刊登一則日本豐田公司廣告：一輛“霸道”汽車停在兩只石獅之前，一只石獅抬起右爪做敬禮狀，另一只石獅向下俯首，配圖廣告語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廣告背景看上去像是盧溝橋，石獅也疑似盧溝橋上的石獅。這則廣告播出不久，觀眾聲討聲四起。

無獨有偶。2004年9月的《國際廣告》雜志刊登了一則立邦漆廣告，畫面為中國古典式亭子，亭子的兩根立柱上各盤繞一條龍，左立柱色彩黯淡，一條龍緊緊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鮮，但龍卻蜷縮一團跌落到地上。其含義是：右立柱因為涂抹了立邦漆，連龍都滑落下來。

最終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耐克、豐田公司、盛世長城廣告公司和《汽車之友》雜志先后向消費者道歉。

問題性洋廣告中的文化沖突

跨文化交流與傳播是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相互交流傳遞信息的一種情境。由于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經歷和假定的差異，都會使交流異常艱難，有時甚至根本無法開展。要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流，不僅要諳熟本國的文化規則，還要了解消費國度的文化規則。知道這些規則，你才能夠適當地控制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對方的期望。①

一般來說，跨國公司或國際性廣告公司在進行跨文化廣告傳播活動中多采取“創意標準化，表現當地化”的做法。分析國內各媒體已播發的洋廣告，大致可分為原版廣告和改進版廣告兩種文本。

1、原版廣告

這類廣告是僅將商品生產國的原版廣告做語言文字翻譯，創意、圖象、音樂等要素基本保持不變。這樣做不僅保持了廣告的原汁原味，也充分體現了商品生產地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特質。這種設定和轉換簡單，但更需借助消費國文化建構。

2、本土化改進版廣告

這類廣告是公司總部根據對消費國的市場特點和消費文化的解讀，委托當地廣告公司設計出一種廣告的模式，最終由兩者根據當地的情況制作出本土化的廣告。這類廣告也包括將廣告設計、制作、服務機構延伸到其他國家、在他國建立分支機構的跨國廣告公司制作的廣告。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亞洲區十強賽期間，在中國各地電視臺上播出的阿迪達斯公司的廣告中，畫面是兩支由世界各國明星組成的足球隊在進行激烈比賽，最后射門的任務是由中國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實，在不同的國家播出的這則廣告，都是由該國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射門動作的，而其余的廣告畫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這種本土化的廣告無疑拉近了與消費者的距離。

廣告的作用主要是凸顯產品品質、吸引購買者的注意力。眾所周知，廣告是對生活的一種戲劇化“講述”，它通過一些符號的組合，啟發受眾進行聯想，從而達到推銷商品的目的。其實在商業社會，廣告創意求新求變無可厚非，但是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傳播行為應入鄉隨俗，照顧本地受眾心理，不能違道德、民族精神及人倫常理。如果忽視廣告的社會性和它在不同語境下的文化涵義，就會產生文化上的沖突或文化逆差，產生負面作用，甚至是災難性后果。

考察和分析問題性洋廣告事件連連發生的原因，可以發現這些洋廣告的突出問題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不符合廣告國社會道德規范

跨文化廣告傳播中，廣告主或廣告策劃制作者首先應受到廣告消費國相應的倫理道德規范的約束，廣告傳遞的內容以及所采用的形式要符合倫理道德標準，否則將給消費國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2004年8月，耐克曾經被迫撤銷其在澳大利亞播出的一則電視廣告，廣告中描繪幾個少女試著討好一名男性網球教練，當地群眾抗議該片有涉及戀童癖的嫌疑。而耐克在700多個巴士站張貼的“詹姆斯和涂鴉”廣告在新加坡這個極其講求衛生的國家也激起了公眾的反感。

在我國，廣告傳播要求從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高度來認識，要從有利于凈化社會環境、有益于人們的身心健康的標準來衡量，要求廣告的語言、畫面、圖像、文字等表現要素健康、高雅，擯棄一切低俗的東西。鑒于此，有些廣告表現是不宜在我國播放的。②如在對將國旗設計成圖案“穿”在身上這一點上，西方文化和亞洲（特別是東亞）文化有極大的差別。美國國旗向來是時尚促銷者愛用的符號。麥當娜能穿著紅色內褲、軍靴，披著美國國旗，在“RocktheVote”宣傳片中呼吁美國人關心國事去投選。但在亞洲國家，如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七條規定：廣告不得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皣焓菄业南笳?，必須莊重及尊重的對待。任何商業的用途，包括在廣告、印刷品上的使用，印成時尚裝飾等都不允許。任何字樣、圖案都不得疊印在國旗上。③

二、不適應廣告國文化背景和特征

不同的地區、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這里的文化指人類所創造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國家、民族所體現的文化特征、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價值觀念會有差異。④跨國公司進行跨文化廣告傳播，就必須要照顧到民族情緒，一定要結合一個國家的習俗、民情和習慣，這也是與當地消費者保持良好溝通的前提。否則商品在跨文化傳播中將受到致命的打擊。

從立邦漆這個廣告策劃的本意來講，也許很有創意，但它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不應當拿龍來作文章。因為龍是中國的象征，中國人自譽為龍的傳人。拿中華民族象征的東西來做廣告，甚至滑落成一堆，將其任意解構，自然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文化往往具有多重含義?！鞍缘馈钡膹V告通過戲劇性的、夸張的手法，讓石獅子向豐田汽車致敬，強化了“霸道”這個品牌的霸氣，試圖塑造一個強勢的產品形象，但恰恰相反，它引發了另外一種不安的聯想：石獅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古老符號，讓石獅子向日本的汽車致敬，意味著要中國文化向日本的商業文明俯首稱臣！而石獅子又很容易讓人想到盧溝橋，于是，霸道的廣告就這樣被“解讀”，從而激發了廣泛的憤怒情緒。在一些亞洲國家中，百姓對日本曾給他們帶來的痛苦是一個至今還沒解開的結，這一點跨國公司和廣告傳播者不應該忽視。豐田霸道廣告失敗的原因正是設計者忽略了這個“語境”，幾年前轟動一時的趙薇“軍旗裝事件”也是如此。[page_break]樹立跨文化廣告傳播的責任意識

對廣告國本土文化的不尊重僅僅是跨文化廣告傳播受到批評的一個方面，事實上作為不同語境下的文化對話方式，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有人指出，跨國公司及其廣告運動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能將西方人的價值觀，以更有效的方式到達他們新的發展中國家的觀眾。入侵者穿過了別的國家的文化鏈，將自己的看法強加于入侵地，抑制了被侵略國的創造力并邊緣化他們的文化。

文化對話是在文化發展的既定格局中展開的。文化發展狀態的不同，必然導致在文化對話中的強弱關系結構?？萍嫉陌l展和資本的全球性流動為廣告跨國傳播提供了載體、工具、渠道和資金，文化全球化的理念和實踐營造了廣告跨國傳播的總體文化氛圍，而廣告跨國傳播又能通過無孔不入的信號輕而易舉地將各種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連結在傳媒系統中，并通過多重傳播與接受，將不同的思想、價值、判斷重新整合為類象化的模式和價值認同，使世界趨于模式化、類象化，進而對文化全球化推波助瀾。作為跨文化傳播表征之一的跨國廣告文化，更集中體現了這一復雜的文化現象。

在跨國傳播和文化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中，決非相互平等的融合與交流，始終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和非對稱關系。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與差距，國家之間完全平等的對話并不可能，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顯現著一種不平等關系，制造了一種特殊的知識話語權利，并在以經濟和政治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進程中愈演愈烈?？鐕鴤鞑ブ械膹V告作為一種文化，它畢竟不是像可口可樂、麥當勞一樣的簡單功能的消費品，而是負載了一種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圖景的文化載體，在一定意義上不乏文化滲透傾向和攻擊性。這主要是由其傳播的內容所體現的：其一，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階段，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大眾消費社會，培育了與這種社會經濟發展形式相適應的消費主義的商業文化，并通過廣告、運用媒體將這種理念潮水般向發展中國家傾銷。其二，發達國家在傾銷商業文化的同時也在改變輸入國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態，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節奏和生活態度，甚至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以達到文化滲透與拆解作用。

只有在文化對話的關系結構中置入平等關系，尊重并制約對話，文化對話才是可能的。因而，在全球化語境中，面對西方世界的文化強勢或霸權，中國廣告界和媒介的確需要具有一種自覺的獨立性。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本質的前提下，擴大中國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和話語權。通過和國際社會的廣泛交流和對話，使得中國的文化達到與其他文化平等對話的境地，借此對西方學界、實務界的固有思維定式產生影響和啟迪，最終達到消解西方文化霸權和歧視之目的，從而在交流雙方的文化共性和個性中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中國加入WTO后，廣告市場已面臨更大開放，隨著外資對中國經濟活動的介入程度與日俱增，外資的商品、服務、理念的推銷廣度和深度必將增大。在洋廣告越來越多大趨勢下，“問題洋廣告”勢必隨之增加。現在，世界500強中的企業，已有近400家進入中國，在世界名牌排名前25位的品牌如“可口可樂”、“IBM”、“微軟”、“耐克”等等，從產品到廣告，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如果監管部門不能更有效地進行監管，“問題洋廣告”還會出現。

那么該如何杜絕問題性洋廣告的再次發生呢？從技術層面上來說，對洋廣告內容的審核應通過兩種形式來實現，即自律和他律。所謂自律就是自我審查，而他律則是在播出后政府有關部門對其依法進行處罰和管理。我們這里強調的跨文化廣告傳播中社會責任和道德，主體主要有兩個，一個就是跨國公司，另一個就是廣告公司。當然，僅靠跨國公司或廣告公司自律是不現實的，還應該形成良好的社會監督機制，規范產品市場和廣告市場，及時發現和處理跨國公司廣告宣傳中的一些違規或有違社會道德規范的做法。廣告播出機構在投放洋廣告之前都要進行一次“災難核對”，促使廣告對他們制作或傳播的信息內容負起更多的責任。據悉，廣電總局將開始著手制定電視廣告的審查標準，以杜絕有不良內容、不良含意的廣告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只有這樣，才能規范和引導跨國廣告行業在法律框架下合理、有序、健康地發展。

注釋：

①［英］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②陳絢：《跨文化廣告傳播中的社會責任和道德》，《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2期。

篇(6)

關鍵詞文化跨文化傳播中國西部傳播媒介

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的一體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雙重作用，長期被國內外感覺充滿神秘的中國西部已經張開了迎接外來文化的雙臂，邁開了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雙腳。尤其是中央政府確立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西部的對外開放和與各種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相對于內地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言，中國西部的經濟、文化發展速度緩慢，封閉性、保守性更強。盡管在歷史上以絲綢之路為紐帶的西部文化曾經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傳播過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但自唐代以后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內移，西部社會發展進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時期，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國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確立。”①自然狀況不斷惡化的西部地區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視。加之海上交通的發達，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轉向東南沿海，在東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業城市“成為具有全國意義或地區意義的經濟中心”，②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的出發點由陸路轉向海路，肆虐的風沙、茫茫的戈壁和緩慢的駝隊已經無法同現代的堅船利炮相抗衡。絲綢之路成了一條被廢棄的老路，人們已經很少提起它。關注西部的人越來越少，廣大西部內陸地區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來。以后，國家曾經有過幾次對西部的關注，并形成了一定的聲勢。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60-70年代的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都有成千上萬的“文化人”進入了西部。不論他們當時是因為何種原因來到西部的，客觀上他們都將同時代的外界文明帶入了西部，對西部傳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沖擊。隨著這些人的流動和媒體對他們的關注，也將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東西帶給了內地、帶給了世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幾次內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區的“突進”都有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甚至是特定的軍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權利的干預下強行完成的文化交流過程，對身在其中的人們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行為。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歡送大會上家長和兒女抱頭痛哭的場面至今在許多人腦海中記憶猶新，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個人，這樣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參與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只是為了完成政治的任務，并沒有主動的文化傳播意識，也缺乏進步文化面對落后文化時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說。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還有一點以先進文化影響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的“上山下鄉”則是讓其中的大多數人心懷被改造的自卑心理進入西部的。他們是被“改造”的對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對象，無論事實上他們所攜帶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進步之處，也無法在那種環境中發揮進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被落后文化所影響、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當他們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進步文化環境時卻感到了諸多的不適應和不理解。盡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種原因對這幾次內地人員和文化向西部的進入發表了許多的溢美、肯定之詞，但留在事件親歷者心中的傷痕和遺留下來的諸多歷史問題無可辯駁地反映了這種人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文化交流活動的失敗。

對于西部地區眾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在外來人口剛剛進入時確實有過一些新奇、興奮，在外來人的身上、口中，他們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豐富多彩。在連刷牙這樣最普通的現代生活知識都令他們感到不可理解的時代，外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價值體系等都同他們祖祖輩輩延續的傳統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強烈的不平衡。絕大多數百姓面對外來人時根本沒有充當“教育者”的自覺意識，所有的只是自慚形穢。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外來人”都來自“大地方”，來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環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為某種特殊的原因迫使這些人暫時受點苦而已，最終這些人還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無論是物質的東西還是精神的東西，凡是“外來人”帶來的東西都令他們羨慕，都成了他們追求的具體目標，而這些感覺卻同當時社會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是尖銳對立的。在外來人的影響下，這些連溫飽都還沒有解決的“教育者”很快意識到，“外來人”到自己的家鄉來是被迫“受苦”的，是不應該的。他們早已習慣了的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應該強加于外來人，何況這種落后的生活也不應該繼續伴隨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現的現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應該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嚴酷的自然和社會現實隨時提醒他們，這種生活對他們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對落后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兩種文化、兩種生活之間的反差在極為貧困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環境中是無法協調和統一的。所以，當政治形勢變化，外來人先后離開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來文化在西部曾經激起的漣漪又歸于平靜，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軌道。20多年以后，當年的許多知識青年回到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時驚訝地發現，同20年前相比，這兒的生活形態和文化氛圍并無根本性的變化，西部文化仍然極為艱難又極為頑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軌道上緩慢地行走。[page_break]當然，歷史不會永遠停留在某一點上，時、空的轉換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變化終于在20世紀的80年代以來顯現了威力。從時間的長度說，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發的社會變化、文化變換卻是以前幾十年、幾百年都無法比擬的。在這20多年中外來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沖撞、融合、同化，大規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會推向現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說，在西部的許多地方，人們真正認識外域文明、接受外來文化，是在最近的這一次文化交流過程中。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外來文化的進入，之所以十分順利，并對西部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篇(7)

文化不僅僅是表現在課堂上，更包羅在世間萬物、眾生百相之中，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民間生活中洋溢出的民俗藝術強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源于生活的實踐認知強化訓練，能夠促使中國文化更為深刻地徘徊于在學生腦海中。比如，最為常見的“紅白二事”，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教師可以帶領學生觀摩一場中式婚禮，讓學生感受中國傳統婚禮的喜慶，分享新人與眾親友的幸福，近距離的觀察婚禮習俗，譬如中國新娘因何禮服均為艷麗大紅色，一對新人因何要下跪向雙方父母敬酒，喜宴因何要以派發喜糖作為禮物，婚禮結束后因何要集體鬧洞房，等等。如此一場婚禮便已包含著眾多中國傳統元素于其中，學生親臨婚禮現場能夠切實感受到中國文化，比課堂上沉悶地講解傳統婚俗文化所起到的成效要更為直接、更有效。因此，適當、合理的安排開展一些民間生活實踐活動，對學生中國文化的習得大有裨益。

2、儒道思想承載文化素養，普及傳統文化基礎

文化蘊意自是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凡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經驗、感知、科學、技術、理論以及財產、制度、教育、語言、文字等，都屬于文化現象。有如道家思能大至宇宙觀、時空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如儒家觀念小到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語言方式、等級觀念、角色地位、道德規范、價值標準，等等，都歸屬文化范疇。作為語言傳播的使者，對外漢語教師也承載著文化傳播的使命和重擔。每一種語言都是民族長期傳承下來的，并非孤立無援，其承載著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余，同時也是傳播文化的重要途徑。因此，為促進我國文化能夠更好地傳播，首要提高自身文化素養，夯實文化傳播基礎，亦要對傳統儒道文化有所了解，諸類文化均有所涉，才能將這些文化通過語言教學傳播給外國學生。

3、文化專題展示民間習俗，推動民俗文化傳播

文化專題展示就是將文化元素集合成一個專題，集中講解，能夠實現其文化觸角延伸到更多、更廣的領域。對此，教師可以選取書中涉及的文化部分，或者“另辟蹊徑”挑選其他關乎文化的內容制成資料，進行系統介紹與展示。譬如將中國的數字文化和西方的數字文化交叉對比“，6”有六六順之寓意，“8”有發財之寓意，所以中國人喜歡選擇日期數字顯示為“6”或“8”日子舉辦婚禮，而忌諱“3”、“4”這一與“生、死”同音的數字，使學生從新奇感中學會中國不同習俗中的不同思維方法，以及漢族文化的獨特與深遠。

4、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