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史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思想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該著既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又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其理論意義有：（1）探討了政府審計思想與民主法治的關系，研究審計民主和審計法治的關系，民主審計和依法審計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加深人們對民主法治和政府審計思想關系的認識，有助于人們進一步認識審計的本質，從而豐富政府審計理論。（2）以民主法治的視角對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從而可以豐富我國審計思想史，尤其是民國審計思想史的研究。其現實意義有：（1）審計是民主法治的工具，借鑒民國時期的審計民主和審計法治思想，為我所用，改革審計制度和發展審計事業，可以更好地發揮審計的監督作用，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從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發展。（2）審計機構和人員的權力來自人民，它們本身也需要監督。借鑒民國時期民主審計和依法審計思想，可以更好地促進我國審計機構本身落實民主和法治的理念。

該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研究方法。作者對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邏輯分析建立在對這一時期審計活動或審計事件歷史過程的考察之上，把“民主法治”這一邏輯主線的分析貫穿于整個政府審計思想中。（2）系統研究法。作者把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看作一個系統，研究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以及政府審計思想內部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認為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系統包括審計立法思想、審計組織體制思想、監審合一思想、審計人員職業化思想、軍費審計思想、審計會議思想和審計公告思想這7個子系統，這7個子系統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3）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該著主要運用哲學、政治學、法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政府審計思想，例如，運用經濟學的委托理論，分析民國時期的監審合一思想，把經濟學的成本理論融入到政治學和法學中，提出民主法治成本的概念。

該著的創新點主要有：（1）觀點新：一是提出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二是提出近代政府審計是民主法治的工具。（2）角度新：以民主法治的視角對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以往對民國審計思想的研究有兩個角度：一是從個體角度，例如，趙友良的《潘序倫的會計審計思想》及《中國近代會計審計史》（此文研究王王景芳和蔣明祺的審計思想）；二是以歷史分期的角度，例如，郭華平的《中國審計理論發展體系研究》一文。（3）發現和收集新的材料。作者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收集了民國時期各種期刊上的有關審計研究的論文以及相當的審計學著作和審計檔案，所搜集的材料比前人有很大的擴展。

該著不以史論史，做到了審計史研究與當代政府審計改革相結合。作者在分析民國時期七大政府審計思想時，進一步研究這些審計思想對我國當代政府審計改革的借鑒。

民國時期政府審計立法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豐富憲法中的審計條款，明確審計機關的報告關系和報告時間，增加審計人員任職的規定；二是增加《審計法》中的事前審計權和強化獲取協助權以及明確相關負責人的連帶責任；三是增加現行《審計法》中審計人員的任職資格、回避原則、保護措施和限制兼職。

民國時期政府組織體制思想對當代審計改革有兩種可以借鑒的思路：一是保持目前審計組織體制的基礎上，作適當的補充和完善：健全審計向人大報告制度、加強審計與監察兩個部門的配合、加強上級審計組織對下級審計組織的領導，減少地方審計組織層次；二是分“三步走”改革目前審計組織體制：第一步，建立審計垂直組織體制；第二步，推進大部制改革，合并監察部和審計署成立監審部；第三步，改行政型審計體制為立法型審計體制，在人大下設立監審委員會，加強對“一府兩院”、預決算監督。

民國時期的監審合一思想對當今的借鑒有：一是要適當減少監督機構；二是實行監審合一，即合并監察部和審計署。

民國審計人員職業化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是建立與完善以下制度：政府審計職業準入、政府審計職業宣誓與教育訓練、政府審計職業人員運用與流轉、政府審計職業考核與獎懲、政府審計職業保障等制度。

民國時期軍費審計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提高軍費審計的組織獨立；二是對軍費實行事前審計和稽察。

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會議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規定重要審計事務必須經過審計會議決定；二是完善審計會議的具體程序；三是公開審計會議的內容。

民國政府審計公告思想對當代的借鑒有：一是增加審計公告的及時性；二是擴大審計公告的范圍；三是增強審計公告的透明度。

作者能夠客觀地評價民國時期政府審計思想，認為它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又存在著局限性。其局限性體現在政府審計職權不足、審計經費沒有保障，限制了政府審計的效果。同時，由于受其他監督系統的制約、腐敗的政治環境、長期的戰爭、民眾民主意識的淡薄等原因，民國政府審計思想在實踐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都側重于對審計史的研究，很少從審計思想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審計史不同于審計思想史，審計史側重于具體審計活動，審計事件的研究，審計活動的開展離不開一定的審計思想為指導，審計思想史研究的就是這些審計活動、審計事件所體現的思想。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是“以史為鑒”，而“以史為鑒”的關鍵是要歸納出歷史活動和事件中所體現的思想，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單純的歷史性描述。該著廣泛占有當時反映政府審計思想的材料，從審計活動、著作、論文、審計法規、審計制度、審計公報、政府公報以及審計檔案等，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綜合、推理、歸納，從中提煉出民國時期的政府審計思想，做到了恩格斯曾經提出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痹撝谡撌鰧徲嬎枷霑r，大量引用史料原文，并在附錄部分收集了大量的民國審計法規，體現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也使該著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篇(2)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盏恼撌觯说睦娴男纬墒且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盵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盵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盵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坝愑?，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啊睹魇贰吩疲骸ㄠ嵑痛牐┦走_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盵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宦官鄭和幾次出使。”[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盵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昂裢怼钡暮}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斑@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盵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盵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盵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眳⒁姴堂辣搿⒗钿?、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眳⒁娙f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币浴睹魇贰肪?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币遭o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币渣S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币圆堂辣搿⒗钿?、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篇(3)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短旃ら_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萍冀涣魇费芯勘砻鳎褐袊糯⒗畤?、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科理論發展，都是從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體系而隨著研究實踐的逐步豐富與提高而發展出系統的、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在國內較早從事專題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歷史的積淀，理應對其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與總結——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學科的術語、概念；學科理論的提升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體系完善、結構嚴謹的科學技術史的二級學科。

當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轉向，是以內史研究之成熟為基礎或前提的。隨著國內科技史研究之內史研究的日趨成熟，我國的科技史研究應走出內史研究的門檻，從社會學、哲學的角度看科技的發展，通過考察科技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等外在因素的關系，從而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作為國內科技史研究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須勇敢地邁出這一步。因為科技史研究從內史向外史的轉變，不僅僅是科技史研究對象的演化與擴展，更是研究思路與視角的重大轉換。

篇(4)

關鍵詞： 《水經注》 酈學 研究綜述

在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水經》是我國第一部專記河道水系的地理學著作。北魏酈道元有效地充實了這部書，其注文不僅在文字數量上遠超原書，而且在內容上也擺脫《水經》格局而自成體系。其因突出的價值和特色，引來歷代學者的研究和探討。

對《水經注》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自九零年以來出版的《水經注》新版本及研究專著有14部，發表的相關論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學、歷史學、文學、考據學等多個學科，還包括對《水經注》版本、《水經注》體例、歷代酈學家治酈過程、回歸原典等問題的探討，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補缺。筆者現茲及所見，擇要作一綜述。

一、《水經注》版本與專著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專著，最應介紹的就是陳橋驛的著作。陳先生出身酈學世家，從事《水經注》校釋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經注校釋》是他畢生研究酈學厚積薄發的成果。該書以武英殿本為底本，參校各種《水經注》版本33種，地方志120余種，其他文獻近300種，其中包括殘宋本《水經注》等一批不易獲見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說是“《水經注》眾多校釋版本中繼往開來、承先啟后之作”［1］，該書問世后，在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評論文章也不斷問世。周筱云在《酈學研究的新成果――評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浙江學報》，1999年06期）中高度贊揚了《水經注校釋》在版本?？?、歷史地理學上的成績，及在校記中對地名差異的重視和每卷卷末的《釋》，同時也指出該書沒有索引極大程度上降低了實用價值?！端涀⑿ＷC》則繼承了《水經注校釋》的優良學術品質，并增補了近代酈學研究成果及中外學術成果，是研究《水經注》不可多得的佳本。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水經注校證》也不例外。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4月）擇出該書標點錯誤二十余條，頗有補益之效。王先謙先生的《合校水經注》則是便于一般讀者使用的版本，該書影印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合校水經注》，彌補了1985年巴蜀書社以新化三味書室的翻刻本為底本，而沒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遺憾。但其沒有對校像殘宋本和《永樂大典》本等早期傳本，頗以為憾。

《酈道元評傳》、《水經注研究四集》、《酈學札記》、《水經注圖》、《水經注論叢》等則是陳橋驛先生近二十年來的《水經注》研究專著，分別從不同側面記述了作者的酈學成果?！夺B道元評傳》從酈道元所處時代及其家世出發，在《水經注》中尋索酈氏業績，同時也闡發了《水經注》中的愛國主義情懷。該書末附有按筆畫編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極為便利?！夺B學札記》則匯集了陳先生多年的酈學心得。《水經注圖》分為圖本和文本兩冊，?？弊⑨專钊霚\出，精思密致，經緯厘然?！端涀⒄搮病穭t精選了以往四集酈學論文中側重版本知識和酈學家兩方面的部分成果結集出版。此外陳先生還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論文問世，如《〈水經注〉版本和?？钡难芯俊罚ê贾輲煼秾W校學報，2000年01期）使讀者對《水經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背晒辛饲宄恼J識。

此外，《水經注全譯》、《水經注選譯》、《水經注選評》使得《水經注》的可讀性大大增強，起到了普及讀物的作用?！端涀⑥r桑輯要》、《圖解水經注》、《〈水經注〉與北魏史學》則從農桑、地理、史學的不同的角度對《水經注》進行了解讀。

二、考證與詮釋

因為時代、版本、傳抄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水經注》原書引用前代的典籍數量巨大，稍有不慎，就會發生差錯。陳橋驛《〈水經注〉之誤》（《中國地名》，2001年04期）從河流水道方面列舉了《水經注》中以黃河河源錯誤為代表的河流記載之誤，并闡述了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金文明《〈水經注〉標點差錯舉偶》（《編輯學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文教資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04期）對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標點問題及錯誤予以分析考證。王勇《〈水經注疏〉校讀札記（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楊守敬〈水經注疏〉糾謬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04期）分別糾正了《水經注》中有關文字和澧水縣的錯誤。楊世燦《楊守敬〈水經注疏〉稿本辨偽》（《三峽大學學報》，1995年04期）對諸稿本源流及關系進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礎上澄清了酈學研究中所謂“謄清正本”之訛。

關于《水經注》中河流的考證也一直是學術的熱點。鮑善淳《〈水經注〉“亂流”考釋》（《古漢語研究》，2001年03期）、劉茂真《〈水經注〉記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頭和流向有謬誤》（《廣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鐘《〈水經注〉所載土家族地區若干歷史水文地理問題考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06期）、張曉東《〈水經注〉所載漕運史與運河史資料及問題考述》（《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06期）、朱士光《論〈水經注〉對（溱）水之誤注兼論〈水經注〉研究的幾個問題》（《史學集刊》，2009年01期）、羅平《〈水經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陽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過史料的考證，指出了《水經注》中詞匯、水文記載等的相關問題或存在的謬誤。

三、歷史地理學研究

《水經注》是一部包羅廣泛的歷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為綱的地理著作，它對歷史人文地理及歷史自然地理的記載歷來受到酈學家的重視。劉不朽《〈水經注?三峽〉之歷史地理、人文地理價值》（《中國三峽建設》，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經注〉中的三國經濟地理》（《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劉景純《〈水經注〉流域地理的發現與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鳴《〈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討論》（《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3月）、劉景純的《〈水經注?漳水〉記載的區域山水地理》（《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別從不同流域、不同時間、不同角度論證了《水經注》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地理、歷史價值，一些文章頗有見地，如《〈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地理問題討論》討論了五個歷史地理問題，其中重點探討了黃河銀川平原段不同時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謂“東枝”實為人工灌渠。

劉景純《〈水經注〉祠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叢刊》，2000年04期）則對《水經注》所載近二百個詞廟作了研究，從而對《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祠廟解釋作了進一步說明。陳隆文《〈水經注〉與祖國江河的生態危機》（《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徐中原、王鳳《酈道元〈水經注〉生態思想管窺》（《江南大學學報》，2010年04期）均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水經注》中表達的生態保護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態危機。

四、語言及文學價值

范文瀾先生說“《水經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敘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2］對水經注的文學價值作了很高的評價。

王東的《〈水經注〉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2005年02期）、《〈水經注〉詞匯性質淺論》（《唐都學刊》，2006年09期）、《試論〈水經注〉在中古漢語詞匯史研究上的語料價值》（《燕山大學學報》2010年03期）幾篇論文從漢語詞匯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經注》中的詞匯系統，為我們了解南北朝時期北方語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參考。方向東教授的《〈水經注〉詞語舉隅》（《語文研究》，2002年04期）、鮑善淳《〈水經注〉詞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3年02期）則就《水經注》中幾個多次出現而又意義較為特殊的詞語作出深層次的考釋，補充修訂大型辭書及現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誤。

羅明月與王東的《〈水經注〉地名反映的詞匯現象》（《學術探索》，2006年03期）、趙永慧《〈水經注〉地名詞語淺析》（《渤海大學學報》，2011年03期）、劉建《〈水經注〉復音形容詞研究》（《重慶師范大學優秀碩士論文》，2011年）等分別從《水經注》中的地名詞語、方位詞、復音形容詞入手，歸納中古時期漢語詞匯發展的諸多特點。同時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語法特征，如劉光明《〈水經注〉“是”字判斷句考察》（《池州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張延俊《〈水經注〉引文被動式語料研究》（《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11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陳橋驛《〈水經注〉和它的文學價值》（《古典文學知識》，1994年03期）、錢光華《〈水經注〉的文學價值》（《治淮》1997年12期）、張濤、羅明月《〈水經注〉的語言藝術》（《南都學壇》，2006年11期）、黃華南《〈水經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韶關學院學報》，2006年07期）、張鵬飛《片言只字妙絕古今――〈水經注〉山水文學價值探析》（《船山學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贊揚了《水經注》的文學價值。高建新《論〈水經注〉對中國山水文學的獨特貢獻》（《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03期）則站在歷史的高度，頌揚了《水經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緊密結合的寫作觀，并認為其直接導啟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記。

五、概述類

對于“酈學”這樣一門宏博之學，做總體研究確屬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陳橋驛《〈水經注〉概論》（《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則憑借深厚的酈學功底，深入簡出地介紹了《水經注》的撰述與流傳、酈學的形成等情況。《酈學札記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02期）則通過對《水經注》若干名本?？贝螖?、《水經注疏》初稿、《水經注圖》、方志等七個不同方面展開對《水經注》的論述。

酈學的不斷發展，研究資料的不斷涌現，也促使一些綜述文章的出現。陳橋驛《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之總成績》（《中華文史論叢》53輯，1995年）賡續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全面總結了民國以來八十余年酈學的成就，堪稱經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來〈水經注〉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紀以來〈水經注〉研究綜述》（《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8年09期）等文章則關注了不同時期的酈學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文章專著層出不窮，數量大、范圍廣，上文提到的五個方面并不能將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從新角度闡釋《水經注》中所蘊含的價值。

張鵬飛《〈水經注〉引〈詩〉考》（《文史博覽》，2006年09期）對酈道元引《詩》的獨到之處作了闡述和討論。鐘少華《電腦與考據學與〈水經注〉》（《博覽群書》，2009年08期）論述了電腦考據帶給《水經注》的便利與變革。李艷鳳、王嘉川《回歸原典：學術批評的必要與必須――由〈水經注〉引發的一場學術爭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09期）以《水經注》“萬城”之說而引發的千年聚訟為例，嚴肅指出回歸原典，重讀原典的必要與必須。嚴燕子的《〈水經注〉案與現代思想史上兩條道路的爭論――重訂〈水經注〉案的學術動機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對晚年重新考證趙戴相襲案的學術動機的探討。

基于以上介紹，筆者認為近二十年來《水經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較豐碩的，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見解。版本與專著方面，盡管由于歷代學者的努力，已難以出現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經注校釋》、《水經注校證》這樣的優秀作品問世，不能不說是酈學界的一大喜事?？甲C與詮釋、歷史地理學研究、語言及文學價值、概論等方面的文章也層出不窮，有不少的考證文章來論述《水經注》存在的問題，非常值得提倡。《水經注》在語言及文學價值、編目特點、回歸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補缺。除此以外，《水經注》的生態意識也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重視，這對我們今天的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些表明，《水經注》研究正日趨完善，其空白與疏漏也在不斷減少。然而，如果從更為深刻而立體的層面對《水經注》進行闡釋，那么將會有更加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的去開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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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課是我國高等院校學生的必修課，但其教學效果一直不理想，影響因素包括多方面，如教學內容、教材問題、教學方法問題、考試方式等，在這所有因素中，筆者認為，第一線教師隊伍的建設是最關鍵的。作為教學活動的實施者，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起著主導作用，教師的自身素質與教學方法直接影響著理論課的教學效果。教師只有從自身做起，不斷提高自身的素養與教學水平，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理論課教育的目的才會實現。

一、理工科院校理論教育有其自身特點

教育教學理念要求貫徹以學生為本的思想，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做“因材施教”，提高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首先應該深入地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理論課教育教學一定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如果培養學生像工業化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實施馬克思理論教育首先應該了解學生的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與綜合院校學生的共同點 目前無論是理工科院校還是綜合性院校，學生對理論課的認識都存有偏見。理論課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觸到馬克思理論課之前，很多學生已經產生了先人為主的抵觸情緒，把理論課等同于純粹的政治說教或空洞理論的述說，認為這門課程應該是無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加劇的競爭，還有一部分學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從實用的立場出發認為理論課與以后畢業找工作、個人發展關系不大，從開始就沒打算認真對待這門課程，為了在未來的擇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些學生對自己的專業學習抓得較緊，而不注重理論的學習。

2．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應把握的自身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對馬克思理論課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點。長久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文理嚴重分科的教育體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設置以理工科為主，相應地，課程設置也以理工科課程為主。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人文修養，雖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藝術門類中開設選修課，但從總體而言學生對人文科學的接觸是有限的，選修課的設置不能完全滿足學生對人文教育的需求。理論課作為理工科院校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學生會自然而然地會把這門課作為開闊人文視野的窗口，把自己對人文知識的渴望寄托在理論課上，希望通過這些課程了解更多的現實與歷史問題。這樣，學生就會對理論課抱著看似矛盾的態度：希望與失望并存，對馬克思理論課即抵觸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開展人文學科的教學，教學方式有其自身特點。理工科的學生有別于綜合院校的學生，在學習方法上，他們往往不能把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加以區別對待。理工科院校的學生把大部分的學習時間花費在做題目或做實驗上，而做題目或作實驗都要求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久而久之學生在思維方式上就會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會試圖尋求固定答案，用“對”或“錯”、“是”或“非”來評價所遇到的問題。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學生就會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理論課，很多情況下并不是能簡單地用“對”或“錯”來作出評價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重視人文學科區別于其他知識性學科的特點，把理論教育同自然科學的知識教育和技術教育區別對待。教師應該積極對待學生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適時、恰當地引導，把他們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引導出來，培養他們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對開闊學生的思路和對他們未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會受益匪淺的。

二、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學重在提高學生興趣

在我國高校開設理論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學方法，生硬地把馬克思理論課當成“填鴨”式的說教灌輸給學生，這勢必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法調動起來，就會采取缺課、逃課等方式消極對抗，教師只好用點名、缺勤者給予扣分的方式予以處罰。這種教學方式是無法實現理論進學生頭腦目的的，教師只有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了解理工科大學生的興趣所在，才能提高馬克思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通過教學實踐我們得知，幾乎沒有學生喜歡純粹理論性的說教，大多數學生對理論課提出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論聯系現實，二是要求理論結合歷史。

1．課堂中把理論恰當、緊密地和現實聯系在一起會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論聯系“現實”主要指兩方面的現實：社會現實和學生的現實生活。

(1)學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關注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學生幾乎整天沉迷于題海中，對外面世界和現實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少，但是大學生主體是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學生會強烈地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這樣，教師就需要了解學生的熱點難點問題，把現實中學生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理論結合起來，并作出恰當的評述，特別是為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提供方法論的指導。經驗證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如果能夠這樣做，學生是需要的、歡迎的。(2)學生希望通過理論學習來解決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及他們的未來相關甚密的問題。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價值觀普遍迷失的時期，學生自身存在的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對學習生活和人生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理論課教師如果能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而不是去講空話敷衍了事，學生就不會再說這是一門“沒有用”的課程了。事實表明，當代大學生對理論不存在天然的隔閡，關鍵在我們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課堂中把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很受學生歡迎 所有重大理論觀點、重要論斷的產生都要其歷史脈絡，理論也有自身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它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相對匱乏，教師應該充實進理論發展史的有關內容，使學生知曉思維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了解理論的發展，把哲學課的講授放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予以把握，這樣呈現給學生的就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活生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另外，教師還應進一步做到史論結合，引導學生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對史實作出分析，對理論形成的歷史作出評價，這樣不但會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會提高他們對理論本身的興趣。

3．要做到聯系現實和理論并結合史實必然要訴諸于案例 教學目前我國教育界對案例教學法的運用還沒有形成統一、一致的觀點，反對案例教學法的觀點認為案例教學法會導致理論庸俗化、會淡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性。盡管對案例教學法的使用存在著異議，但是案例教學法在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學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師如果一味地給學生灌輸純粹的理論，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感到頭痛的，倒不如通過生動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還可以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師運用案例教學法并不是為了迎合學生、取悅學生，而是通過案例教學法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思考。事實上，能否恰當地運用案例、從案例人手解析理論恰恰是一個教師教學能力與自身素質的體現。 轉貼于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師開展案例教學的實效性

一名優秀的教師，其基本素質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教師只有從考察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總結教學的經驗和技巧，提高教學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學的實效性。案例教學法要求教師既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又要具備堅實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背景。

1．教師應該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 理論課是一門全校公共課，其工作特點決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復性。同樣一節課要在不同的班級講，在不同的學年輪番講，這種授課形式容易使教師產生惰性，把講課完全當成了一種重復性的簡單勞動，有的教師講了一輩子理論課，對每一屆學生所講的內容幾乎是大同小異，甚至快退休了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1)教師應該關注現實的社會問題，把學生關心、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即時變成案例，成為當時馬克恩主義理論課教學內容，這是克服當前大學生馬克思理論教育脫離學生思想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教師應對現實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做出反應，編選資料及時運用于當前教學。這樣的教學目標本身就對教師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需要教師努力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去支撐高水平的教學，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學理論去講解，才能說服學生、打動學生，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理論進學生頭腦的目的。(2)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培養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關懷，有針對性的選編案例。在我國，在專才教育體制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自身的發展乃至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單純科學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學生形成唯科學主義的信念，而隨著科技深深介入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科學本身在這個時代的正當性問題已經成為人們不得不反思的問題。教師應該聯系理論恰當引入案例，引導學生全方位地開展關于科學的反思和理解，使學生更為深入地思考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課堂上，我們節選英國BBC紀錄片《愛因斯坦三部曲》給學生放映，并針對片中內容提出問題引發學生討論。通過討論進一步引發學生的深入思考，使他們切身體會一個偉大科學家的人文關懷，正如愛因斯坦本人在對加州理工學院的講話中所說的：“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于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2．教師應該拓展人文社科知識 在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教學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學。從教學方式上看，文科專業課教學要求“?！倍凹殹保碚撜n教學適宜“泛”而“博”。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更好地運用案例教學法，教師應該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了解各種社會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學術前沿和學術動態發展情況，在理論層面上應該盡可能地“廣”，這樣在教學中才會有“底氣”，才能夠提出思想深刻、內容生動的案例。為此，要求教師在知識儲備上應該具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歷史，就無法洞悉思想的本質，就提不出有說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當代各種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種學術思想，不能對各種思潮作出評介，就只能是就“書本”，講“書本”，把理論作為單純的知識傳授。以哲學為例，首先教師應熟悉哲學史的相關內容，把馬克思哲學具體原理和哲學史結合起來講解。比如講唯物辯證法，可以從介紹哲學史上關于辯證法理論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臘的芝諾悖論、智者學派的二難推理“半費之訟”、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等。通過對哲學史的回顧，不但會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會引發他們課外進一步學習的興趣。另外，教師還應加強西方哲學的修養，了解當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思潮，加強和西方哲學的“對話”。在講授哲學時，可以適當介紹一些西方哲學家的基本思想，提取與哲學相關的理論甚至對立的觀點引發學生的思考，這對豐富學生的人文知識，啟發學生智慧是有幫助的。有人視對立的理論如洪水猛獸，唯恐對立觀點的介紹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叛逆。實際上這樣的憂慮大可不必，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并非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介紹不同的觀點，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進一步深化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只要教師能夠作出恰當的引導，西方理論的介紹不但不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反感，反而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是有益的。

3．教師應該加強自身的自然科學知識素養 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師，除了拓展自己的社會科學視野外，還應該加強自然科學知識素養。面對受專業知識訓練的理工科大學生，教師如果能夠把自然科學的知識融人案例教學中，如大家所關注的科學史或者科學思想發展邏輯行程和歷史行程中的相關內容選編為案便。這樣不但會加深學生對理論本身的理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他們學習本專業的科學理論也是有益的。

選取科學史中的材料作為案例，需要針對不同專業學生，適當調整授課內容。大多數理論課教師都有這樣的體會，對同樣一節課的內容，不同專業學生的反應差別很大。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背景是不同的，教師應該針對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對授課內容作適當調整，選取不同的案例，增強與學生專業學習的結合。比如在講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關系問題的時候，對生物系的學生，以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發現生物進化論作為案例；對化學系的學生，以弗萊明偶然發現青霉素、倫琴偶然發現x射線為案例；對數學系的學生，以牛頓與萊布尼茨同時發現微積分案例。在教學實踐中對于上述教學方式，各系學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取得了較好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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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傳播學中國化；傳播理論；在地經驗；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國傳播學的系統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間，華人學者著眼于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與當代現實，發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傳播現象與觀念，意圖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這在中文新聞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被稱為“傳播學中國化”“傳播學本土化”或“傳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華人學者就圍繞“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開論爭，贊成與反對對立，實踐與反思并存，爭鳴之聲至今不絕，這使其成為中文傳播研究中幾乎最具影響力的議題，也是中國傳播學30年來苦苦摸索以求發展突破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傳播學的中國化

早在1977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已提倡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遺產。首次論及“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及其內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的創立者余也魯。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一次“中國傳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他認為，“文化與傳統若不同，作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傳的觀念、原則、型式也隨之而異。因此，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實際中應該可以找到中國的傳播理論?！庇嗍喜粌H從議題設置上旗幟鮮明地倡導中國化的傳播理論與范式，并且進一步探索它的取徑與步驟，就如何在中國歷史與傳統中探尋傳播理論提出了“十二個入口”。〔1〕余也魯的呼吁成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先導。在大陸，“傳播學中國化”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西方傳播學研究座談會，會議形成了對待這一外來學科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要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2〕，該會議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依據。

1993年，在廈門大學召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題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哲學、歷史、語言、民俗、人類學、經濟等多個領域中的傳播現象，會后出版了《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1994），這一標題意味著，中國學界開始正式有組織地展開中國傳播學的本土研究。同一時間在廈門，還舉辦了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正式提出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3〕這一系列傳播學會議對“傳播學中國化”議題的確立有倡導和推動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這種學術努力的成果。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1988）是國內第一本傳播學中國化的專著。此后，中文傳播學界陸續出版了一批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著述，專著如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0）、關紹箕《中國傳播理論》（1994）、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1997）、張立偉《心有靈犀：儒學傳播謀略與現代溝通》（1998）、李敬一《中國傳播史論》（2003）及金冠軍、戴元光主編《中國傳播思想史》（2005）等；論文如陳力丹《論孔子的傳播思想》、黃星民《禮樂傳播初探》、邵培仁《論中國古代受眾的信息接受特色》、何慶良《先秦諸子對傳播功能的認識與應用》等。這些研究基本屬于余也魯提倡的研究路徑： “回到過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傳播觀念，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傳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偏重于傳播理論的中國化。此外，“傳播學中國化”還有另一種路徑：“著眼當下”，借鑒西方傳播理論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針對當代社會改革發展中的傳播問題提出新觀點，這種研究更關注傳播應用的中國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傳播學界更是不勝枚舉。

簡言之，“傳播學中國化”是華人學者倡導的從傳播視角研究中國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歷史及其思想觀念，一方面“將中國歷史和傳統中所出現的傳的現象、事件、思想進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尋求特殊性，并提煉出來，作成規律、原則，甚至理論”〔4〕，另一方面借鑒西方理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傳播活動展開研究，提供傳播策略，解決傳播問題，并在此過程中探索新的傳播理論。前者以古代中國為主，后者以現代中國為主，在兩者基礎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傳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論范式，彰顯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顧理論的普遍性，以期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

二、“中國化”：合法性與可能性之辯

“傳播學中國化”在提出后，并未獲得國內學界的一致認同，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命題的合法性與可能性提出了質疑與反思。

20世紀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過分強調其特殊性，把傳播學僅僅視為一種方法，僅局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未免有些片面和狹隘〔5〕，持類似看法的還有陳力丹，他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性的一面，“某學就是某學，一定要某國的什么學，其實很難成學?！灰撕唵蔚貙⒀芯恐袊鴼v史與現實中的傳播觀點，視為是傳播學的‘本土化’”〔6〕，這兩位學者是對“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質疑。然而，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非客觀規律，無論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傳播語境、傳播主體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傳播載體等與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筆者更同意李金銓的觀點：“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7〕換言之，在傳播學的西學東漸中，源自西方脈絡的傳播理論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現代化理論”以及受其影響的國際傳播學經典之作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以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模式強加于中東等第三世界國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諸多批判。祝建華也以自己的研究經驗證明，西方傳播研究中的受眾和效果理論，對于個人主義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會或許并不構成太大問題，但是對于研究中國的受眾及效果卻有“隔靴搔癢”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政經體制和媒介環境。因此，與西方傳播理論一樣，中國的傳播經驗及其模式觀念無疑也具有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傳播學的中國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學術意義。

對社會科學理論持普遍性的觀點，不僅容易忽視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加之西方理論不可否認的強勢地位，使一些學者對中國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產生疑慮。如李彬曾指出，傳播學中國化面臨著西方霸權的困境，當人們從傳統文化中總結傳播學的本土特色時，實際上早有一個“固定的范式與框架預先設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卻無一例外地屬于舶來品”，這時“以獨立獨行相標舉的本土化，本質上也許恰恰顯示出西方話語的支配性?！薄?〕確如李彬所言，傳播學從概念術語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國傳播研究為宗，中國傳播研究無論方法還是理論都隨著美國式傳播研究亦步亦趨，不乏以西方理論設定中國的傳播議題，或以國內的傳播現象附會西方的理論概念，實乃削中國實情之足以適西方理論之履。因此李彬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卻不能因噎廢食。真正的“中國化”，是從具體國情出發，將中國社會的傳播經驗擺在首位，直面當代中國社會變革與傳媒變遷中的真問題，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思考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探索契合傳播實情的學術語言與研究典范。如上述《無形的網絡》即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獨特的語言文字與非語言傳播媒介、家族、社團等社會組織及其傳播方式、政治體系及其傳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傳播觀念，并從傳播視角總結了三種社會化傳播結構：“生命〔生活〕―傳播結構”“社會―傳播結構”“歷史―傳播結構”，勾勒出一幅較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傳播的立體圖式〔10〕，在西方傳播經驗之外展示了新的傳播模式，而并無對西方傳播概念與理論生搬硬套的痕跡，諸如此類的研究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徑。

三、全球在地化：從在地經驗到全球理論

在上文中，無論是傳播學中國化產生的緣由背景，還是圍繞該議題展開的討論爭議，實際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生產的問題，或曰特殊性與普遍性、在地化與全球化的辯證關系。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的年會上，中文傳播研究學會組織了一場“中文傳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顧”的專題討論。會議組織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議書中總結了中文傳播研究的問題：“隨著中文傳播學術圈的擴展，人們對其在國際傳播學界中的地位及貢獻的不滿也與日俱增。有學者在質問西方理論對中文傳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學者則批評中文傳播研究缺乏理論性。問題是，我們還將偏安于國際學術界的邊緣地帶多久？”〔11〕邊緣化是當代中文傳播研究的學術境地，也是傳播學中國化所面臨的學術語境。因此引出的問題是，地處邊緣的傳播學中國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生產？兩者的關系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識生產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由各種基于在地經驗的研究構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傳播學而言，全球化在本質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由于學術霸權而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然而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理論仍是一種地方性理論，其解釋的有效性和適用性需要在理論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經驗的驗證。二是具有更廣涵蓋力和解釋力的全球性傳播理論，這是傳播研究中的高階創新。它必須基于地方性理論之間的比較，在互動對話中抽象出更宏觀的理論范疇及體系。對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關系探討，主要在這兩層涵義中展開。

首先，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趨勢下，作為在地經驗研究的中國傳播學，不再可能如中國傳統學術一般閉門造車、自說自話，它與西方傳播理論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理論話語；相反，歐美傳播研究作為當前該領域的主流，應作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參考資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展開。這種吸收不是簡單地以西方理論觀照中國現實，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決中國傳播問題，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關的社會與傳播理論，學習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意識、思路和方法論意識，以之來活絡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現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從具體傳播經驗而非西方理論預設出發直面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才能得出歷史契合性的傳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論建構，從某個角度，它們又能與西方傳播理論形成有效的比較，才有可能“最終創造出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的傳播學”?！?2〕筆者以為，對西方理論的化用不著痕跡、潤物無聲，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由于傳播學的中國化過于強調的是一個‘化’字，也就是化他為我，或者僅僅是把他人的東西改造成我們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這就很容易把思維的重點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國文化土壤和現實基礎的原創性追求?！薄?3〕一方面，這是將理論手段當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創無疑是傳播學中國化的終極目標，但在學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創并不意味著由于“影響的焦慮”而排斥他者、自我獨創，而是轉益多師，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銓所言，“先要鉆進去學人家的東西，然后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14〕，否則“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又如何可能？從現實的角度，中國傳播學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譯介、研究和自創的歷程，原創本就是基于譯介學習、研究應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傳播研究的中國化雖然基于地方經驗，但無法擺脫先在的西方傳播理論的影響而單獨發生，只有自覺置身于全球知識生產場域中，不斷接受內外的激發和挑戰，才能持續發展并具有跨文化對話的全球性意義。

其次更重要的是，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進一步關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論升華。以往的學界討論和實踐主要注重內向的自我研究與理論建構，在方法論上缺乏與西方理論比較對話的全球視野。這首先取徑于“文化間際的交互參引”〔15〕，基于第一層關系，中西方傳播經驗與理論構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互映，由中國化而來的傳播概念、方法與理論，一方面用來彰顯民族特色，同時也用來“攻錯”，即“兩個文化之間在相關領域上有所對應，但是對應之間是不一致的，這種差異可以提供相互觀看的斜角，也就是透過他者文化與母文化的不一致，產生母文化的問題意識，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必須成為思考的對象，并藉著他文化的錯位觀點，對母文化的物象化過程進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機制”?！?6〕“攻錯”是母文化與他者文化相互間的過程，一方面深化對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雙方在“錯位觀點”的燭照下進一步存異而求同。這在當前傳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學術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觸不可及，但像比較文學等其他比較研究一樣，在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對比攻錯是可行的，正如錢鐘書先生對中學的研究始終在與西學的比較與發明中，差異性和共同性并舉。與之同理，提倡“傳播學中國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傳播的獨特現象與規律，但并不意味著強調特殊性而忽視進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圖從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中文傳播的現象出發，探究重大的傳播問題及其內在理路，隨著抽象思維拾級而上，自然到達理論的層面取精用宏，此時或者形成原創性的理論與西方平等對話，或者在與西方理論的互映中探求聯系、互補融通，從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傳播學中國化”只是中文傳播研究的起點，方向是國際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經驗充實傳播理論庫的普遍性，與西方理論展開平等比較與對話。只不過這是在地化與全球化辯證關系的終極目標，在當代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尚無研究真正達到這一層面。

四、結語

傳播學的中國化，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識傳播自西向東、由中心向邊緣的走向，加之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義和學術自主意識不言而喻，其中焦慮與自信并存；另一邊，則是英國學者詹姆斯?科倫（James Curran）等呼吁的傳播理論要“非西方化”。〔17〕在這種你情我愿中，傳播學中國化成為中文傳播研究從地方走向全球，從追隨西方亦步亦趨到以我為基自主對話的重要路徑，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意識。在當代中文傳播學界，香港一些學者已經在上述第二層關系中展開耕耘和嘗試突破；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則傾向于向內看，主要致力于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的傳播現象與理論，試圖建構契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的傳播理論體系，而對當代中國傳播的研究多為歸納與提出觀點，尚未形成獨特的研究范式和傳播理論，整體上仍處于第一層關系中。因此，未來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一方面繼續致力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論視野，將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具體經驗中抽象出理論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實現在地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統一，實現知識生產的全球在地化，而“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才具有更深層的學術意義。

〔參考文獻〕

〔1〕〔美〕宣偉伯.傳學概論〔M〕.余也魯，譯述.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譯者代序.

〔2〕邵培仁.傳播學導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7：17.

〔3〕明安香.中國新聞年鑒〔M〕.北京：中國新聞年鑒社，1994：141.

〔4〕余也魯.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總結〔C〕//余也魯，鄭學檬.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288-291.

〔5〕徐耀魁.我國傳播學研究的得與失〔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6〕陳力丹.關于傳播學研究的幾點意見〔J〕.國際新聞界，2002（2）.

〔7〕〔14〕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范與認同：一些個人的初步思考〔J〕.傳播研究與實踐，2014，4（1）.

〔8〕祝建華.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J〕.新聞學研究，2001（68）.

〔9〕李彬.反思：傳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J〕.現代傳播，1995（6）.

〔10〕吳予敏.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后記.

〔11〕Wang，G. Chines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Z〕// Panel 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20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2000.

〔12〕鐘元.為“傳播研究中國化”開展協作――兼征稿啟示〔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1）.

〔13〕郝雨.淺論傳播學的中國化與原創性〔J〕.當代傳播，2008（1）.

〔15〕葉啟政.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M〕//鄒川雄，蘇峰山.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