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科學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主與科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體育教師在課程教學中自例信用

我國教育家葉圣陶先生說過一句名言：“教是為了不教?！边@就要求教師把學生塑造成學習主體作為教學的重要目標。因此，體育教師在課程教學實踐中必須重視以下幾點：

（一）教師不僅是知識技能的傳授者，更應是促進者

多少年來，教師的功能就是把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學生。在教學中通過示范、講解、統一練習要求、糾正錯誤動作、統一掌握標準來促使和檢驗學生掌握必要的動作和技能。而新的課程標準要求：首先是建立民主的師生關系，繼而確定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角色的轉變，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潛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和重視學生的情感體驗，教師應突出組織、幫助、鼓勵、引導和促進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運動技能的掌握，從而在實際運用中逐步改善和提高。

（二）教師不應是學生個的約束者，而應是啟迪者

體育與健康教學活動是在一個特定的氣氛和環境中進行的，教學的物理環境、社會環境、心理環境等無時無刻都影響著學生個的各個方面，作為教師，應了解和尊重學生的學習實際，關注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傾聽學生的呼聲，理解學生的需求，并利用教師自身學識、能力、個人魅力等因素，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還要勇于丟下架子，真正走到學生中去，向學生學習，達到生與生、師與生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師生形成“學習共同體”，從而實現體育與健康課程的目標和價值。

二、體育教師的基本素質要求

新的課程標準豐富了課程教學的理念、內容和形式，體育教師更應強化以下幾項基本素質：

（一）語言方面：體育與健康教學過程的特點是需要通過教師的講解、示范或媒體表象，然后學生進行系統練習，通過評價、游戲、競賽等方式檢驗教學效果。語言講解是教學的首要手段，但根據體育與健康教學特點，應力求簡明、清楚、概括性強；教師的語言要有一定的號召力和感染力，要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敢于嘗試練習，勇于參與練習；教師的語言要能向學生傳遞和滲透愛的信息，要讓學生感受到關心和愛護，從而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教師在教學中用清晰的口令引導教學活動和練習過程，能營造生動活潑的教學氣氛，從而高效地實現教學目的。

（二）行為方面：教師在課堂上營造出一種輕松和諧的教學氛圍，并用準確、優美的示范動作，參與到學生練習中去，為學生樹立一個榜樣，身教重于言教，把學生的目光吸引過來，不知不覺地參與到你的教育教學活動中。

（三）儀表方面：包括容貌、姿勢、風度等方面。教學行為要舉止大方，穿戴也應適合體育教學的要求，儀表端莊，而令學生“神往”，既為學生起表率作用，又使學生獲得良好的感悟。

（四）教態方面：教態是教師教學綜合思想素養的體現。如講解是否認真、全面、細致，示范是否準確，有美感，指導是否有耐心、深入、熱情，對學生是否能全面關心愛護，教法是否多樣靈活等，教師的教態要適應新時代中學生的特點。

（五）教風方面：教師不論遇到任何情況，如自身健康原因或因惡劣氣候條件等，均應精神飽滿地上好每一節課，給學生一種健康快樂蓬勃向上的影響力。同時引入競爭意識與團結協作精神，培養學生樹立良好的道德意識與學風。教學活動中應主動耐心地關愛每個學生，讓所有學生一道為他們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點進步而歡呼雀躍。

（六）信息素養方面：教師不僅應會使用多媒體教具為教學服務，使學生樹立用網絡等信息技術獲得體育知識和信息，欣賞體育健康之美的意識，還應逐步提高信息技術與學科教學有機結合的能力，不斷更新知識，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

三、體育教師應不斷總結經驗，認真撰寫論文，努力提高教育教學研究的素養

體育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應不斷總結工作過程中的成敗得失，認真撰寫教學論文，從而不斷提高教科研素養。只有這樣才能：

（一）有利于激發體育教師的工作熱情，鞏固專業思想。從事論文撰寫可使體育教師從“單調乏味”的體育教學和運動訓練中發現新的知識和奧秘，產生新的靈感和創造，充分體驗到探索研究的樂趣，從而激發熱情，堅定信念，牢固確定終身從事體育工作的專業思想。

（二）有利于體育教師不斷學習，更新知識。體育教師為了從事體育論文的撰寫，必須查閱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了解各方面的新信息，因而，撰寫論文是體育教師更新知識的重要方法和途徑之一。

篇(2)

一、大學物理實驗課程地位與作用

大學物理實驗是理工類本科各專業的一門基礎課。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對物理知識、物理思想、物理思路等方面的知識會有較全面的認識掌握，受到必要的實驗技能訓練，為學習專業知識以及從事工程技術工作和科學研究打下良好基礎。大學物理實驗教學應該以提高與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為目的。

二、大學物理實驗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1.學生對大學物理實驗課程認識不足。

大學物理實驗分別在電子系各本科專業、機電系各本科專業、計算機系各本科專業開設。學生的專業背景不同，對所做的物理實驗興趣也不同。不少學生認為大學物理實驗和自己所學專業相差太遠，學了也沒有用，對大學物理實驗不感興趣。不可否認，目前一些學生實用主義思想較為嚴重，對大學物理實驗教學的認識存在誤區。但我們這種教學安排是否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呢?本人認為可以嘗試進行大平臺課程模塊設置的實驗教學方式，結合不同專業開設一些跨學科的綜合實驗項目，在大學物理實驗大平臺下將所有的大學物理實驗項目組成若干個實驗模塊，讓不同學科的學生選擇不同的實驗模塊，滿足不同學科學生的學習需求，滿足個性化教育，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把大學物理實驗與專業有機結合起來，相信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學生理論知識基礎跟不上。

受高考模式的影響，相當一部分學生物理知識薄弱，理論知識基礎跟不上，在預習過程中感覺難度較大，甚至有不少學生抱怨一些物理實驗，做完實驗后仍似懂非懂，不知學了些什么。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人認為可以組織部分教師，對部分物理實驗內容撰寫有關實驗背景、原理、方法的詳細介紹，以網絡課件的形式，提供給學生課前或課后瀏覽，使學生深入理解物理實驗的思想、原理、方法和應用，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和積極性。

三、大學物理實驗教學思考與改革

1.實施開放式的管理、創新性的實驗教學。

傳統的實驗教學模式為：教師指定方式方法，演示實驗過程，學生進行模擬操作。這樣雖然能使學生規范操作，但同時也局限了學生的思維和方法，使學生感到實驗枯燥呆板，缺乏學習激情。所以我們倡導進行創新性的實驗教學。在創新性的實驗教學中首先我們應該實行開放式的管理，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把實驗室和計算機全面開放。實驗室開放不僅是時間空間上的開放，更重要的是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的開放，是觀念意識上的開放。實驗室中應引進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和管理手段，改變以知識傳授為目標的價值取向，樹立以傳播知識和培養能力并重的原則。而在創新性的教學中，“教”應向“學”全面開放，將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實驗教學網絡化和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等方面應加大投入，以加快開放實驗教學的進程，進一步提高物理實驗教學的質量和教學效應，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里獲取更多的知識。此外，在物理實驗中引入計算機輔助是很有必要的?？傊ㄟ^開發式的管理及創新性的教學，能全面地發展學生的主觀能力，全面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2.實行分層次教學。

基于學生認知能力和個人興趣的不同，實驗教學的改革要尊重學生的個體條件，要為學生學習科學實驗方法和技能營造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讓他們在時間、空間、實驗內容和課題上都有較大的選擇性和自由度。這樣能力略低的學生在這里可得到實驗技術的補充，部分愛好物理實驗的學生會有發揮潛力的場所，并獲得結合運用所學知識設計實驗的能力和口頭答辯能力。實行分層次教學，因材施教，有利于全面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3.改革實驗報告的寫作。

傳統的實驗報告有利于進行規范化書寫，但不利于學生科學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我們嘗試了這種做法:對于基礎型實驗，可以使用標準實驗報告紙，上面有分項目提綱，使學生知道實驗論文的大致框架，逐步進入規范論文的寫作；對于綜合型實驗，要求學生把實驗報告當作小論文來做，要求寫成論文式實驗報告；對于設計型實驗，要求學生把報告當做科研立項報告來做，寫成立項申請書和結題報告式的實驗報告。通過這個過程把實驗結果與理論分析結合起來，可以提高學生科學的歸納總結邏輯推導的能力。

四、深化課堂教學改革，提高實驗教學質量

1.加強對全體學生的思想教育。

教師應提高學生對實驗教學重要性的認識，克服“重理論，輕實踐”的思想，讓每一位學生都能上好每一節實驗課，認真地進行操作和訓練，獨立地完成各項實驗任務，不斷在實踐中提高自己的動手能力和操作技能。當然，思想教育不只是輔導員教師的工作，而是我們所有教師的職責，要貫穿于每一個學生和每一堂課中。

2.深化實驗教學改革，創新實驗教學模式。

大學物理實驗教學的改革和創新，是為了適應大學現代教育快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為社會培養更多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要更新思想，改變觀念，破除舊的不適應現代教學要求的教學模式?？梢圆扇∫韵乱恍┐胧?/p>

（1）重視學生的主體作用，以人為本，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觀念和服務思想；在實驗教學的過程中，尊重學生的自由發揮，鼓勵學生自己選擇項目，發揮各自的特長；重視培養學生的“探究”品質，為學生的創新提供廣闊的平臺；提倡討論、兼收并蓄的精神。

（2）修正校內實驗的內容及項目，除必修實驗項目外，應增加選修實驗項目和綜合性、創新性實驗項目。加大探索性、創意性實驗，為創新能力的培養提供良好的環境。在保證基礎實驗項目的前提下，可化分層次，因材施教，強化開放性、設計性，按預備實驗、基礎實驗、課程設計實驗、現代專題實驗等進行分層次教學，突出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

（3）改革傳統的“灌輸式”、“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方法，提倡“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實驗教學中，要營造一個民主、平等的氛圍，力求創造一個輕松、活躍的課堂氣氛，提高學生對實驗的興趣和熱情，變被動為主動。實驗教學中要大力提倡采用現代教育技術，如：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仿真技術、計算機課件制作等，使實驗教學生動活潑，效果逼真。

篇(3)

    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篇(4)

關鍵詞：體育活動風險；參賽風險；風險識別；風險評估；列表排序法

中圖分類號：G8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08)02-0004-03

Abstract: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risk in exercise and sport, and reviews summarily the advance in risk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inally, the advice and opinions on the risk research of exercise and spor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are given.

Key words: risk in exercise and sport; competition risk; 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taxis method

1 關注體育活動風險

我國體育風險研究剛剛起步，沒有多少可供借鑒的文獻資料，開展這方面的創新研究難度很大，需要勇氣和毅力，更需要環境、氛圍和條件。我認為，鼓勵創新，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更應落實到行動中。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應該發揚學術民主，提倡學術自由，需要更多鼓勵與支持。如果在研究初始階段“雞蛋里挑骨頭”的話，很多有創意的研究就會被“扼殺”于萌芽之中。

這幾年，國內體育活動風險研究逐步增多，這是好事，說明大家已經對此有所認識，并開始重視，我們也一直堅持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我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已經有多人完成體育活動風險方面的碩士論文，同時，博士研究生也參與了該領域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與其它社會活動相比，體育活動風險問題是比較突出的。研究體育風險不是趕時髦，更不是換個新名詞，而是體育實踐的呼喚和需要，也是一種學者社會責任的體現。

2 體育活動風險理論與方法

在研究運動員參賽風險過程中，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參賽風險，而要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來，需要先知道什么是風險。盡管對于“風險”概念的解釋有不同的說法，但共同的一點是指不好的或不利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按照邏輯學上的概念界定的“屬加種差”方法，所謂的參賽風險是指運動員參加體育競賽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不好或不利的事件。[1]

以往研究經常講比賽中可能出現什么問題，但基本停留在實踐的層面上，而這類問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歸屬。把這樣的問題用參賽風險一詞來表述，實際上是從風險的視角來審視運動員在比賽中可能遇到的不利事件。這應該說是找到了一個研究的切入點和突破點。

風險管理工作著眼于未來，是將來時，是“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借鑒風險管理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風險識別、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技術，有助于系統、深入地研究比賽中可能發生的這樣或那樣的事件及出現的問題，這在以往的同類研究中是沒有的。實際上，不管研究什么風險問題，都離不開風險管理的三大環節或步驟，也正是這三大環節或步驟讓我們在紛繁復雜、不確定的環境中，提早發現可能的損害或損失，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我不敢談什么研究創新，但起碼在這個問題上，我率先提出了“參賽風險”，也嘗試著建構了運動員參賽風險管理體系。雖然這樣的研究本身可能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但是起碼勇敢地邁出了“一小步”，同時希望看到這一開創性的研究能使這一領域的研究與應用邁出“一大步”。

在研究運動員參賽風險之前，國內體育活動風險研究大多集中在賽事風險與運動員傷害風險上。2003年，由于“非典”問題，原計劃在我國舉辦的女足世界杯改在美國，讓國人首次領略了賽事風險。近年來一些優秀運動員在重大比賽前和比賽中發生的傷殘事件以及學校體育活動中發生的學生猝死事件，使得這樣的問題倍受人們關注。

實際上，體育活動風險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在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和體育鍛煉中到處都存在各種風險。最近幾年，大中小學校里發生的學生在體育活動中受傷和死亡的事件，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此外，在健身房和其它體育活動場所也不時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不幸事件。其實，此類事件決非現在才有，而是一直存在。過去經常聽到學校體育工作提出的口號是：健康第一。我倒是覺得，如果非要找到第一的話，應該是“安全第一”，沒有安全作保障，也就無所謂健康。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中小學體育活動風險問題的研究以及老年人體育鍛煉風險的研究，[2-4]正在進行大學體育活動風險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也即將完成學校體育競賽風險研究。另外，體育旅游風險的研究也在進行中。當然，運動員參賽風險問題還在繼續深入研究中，重點放在運動員參賽心理風險上。下一步我們要拓展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借鑒國外風險認知研究方法[5]，力爭在體育風險認知（The Perception of Risk in Sport）方面取得一些研究進展。

目前，在體育活動風險研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是體育活動風險分類的問題。盡管風險有各種分類方法，但是不等同于體育活動風險就有了合適的分類標準與辦法。具體到不同的體育活動風險研究，必須首先面對和解決風險分類的問題，然后才是風險識別、風險評估與風險應對的問題。

3 體育活動風險研究的方法問題

風險是指未來發生不好事件的概率。它指向于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不是過去和現在。我們可以基于過去發生和現在出現的事件，對未來會發生什么事情做一個基本判斷，但這種判斷的結果只能是一種概率事件，即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風險管理上有一句名言：只要它可能發生，它就一定會發生。今天不發生，遲早有一天會發生。這也正是為什么要進行風險管理研究與應用的意義所在。

現在有的城市天氣預報開始采用概率預報，不再像過去那樣提前告訴你明天下雨還是下雪，而是把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多少告訴你，充分考慮到“天有不測風云”。體育活動風險研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無法預測明天或今后的體育活動中一定會發生什么，但是可以根據以往的歷史資料和目前的數據分析指出未來體育活動中可能或很有可能發生什么、這些風險發生的程度及危害性等。

在體育活動風險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體育活動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方法。盡管許多風險管理著述中都介紹了一些方法，但具體到體育活動的風險研究與應用上能使用的方法還很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借鑒學習基礎上，開發體育活動風險識別與風險評估的專用工具。

在運動員參賽風險研究中，首先在征求專家意見的前提下，構建運動員參賽風險源，并在此基礎上編制出《運動員參賽風險識別表》，用于我國優勢項目高水平運動員參賽風險識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編制《運動員參賽風險識別表》過程中，對以往資料上記載、教練員和運動員口述以及其它研究報告的資料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整理歸納，盡可能囊括運動員在比賽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同時，雖然也知道要囊括運動員參賽的所有風險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要有這樣的想法，并竭盡全力去完善。可以說，運動員參賽風險識別的工作量很大，僅歷年的《新體育》雜志和《中國體育報》就翻閱了兩遍，加上大量體育相關文獻的收集和閱讀，真是費時費力。最初提出的參賽風險條目上千，后經過反復歸納刪減才保留到現在的236條。

在運動員參賽風險研究中，最困難的是如何進行運動員參賽風險評估，一開始計劃采用層次分析法，但是在預試中發現實測難度大，且效果不理想。后來，提出采用帕累托分析，就是先讓教練員回答運動員參賽可能會遇到哪些風險這樣的開放式問題，然后計算項目的頻數和累計百分比，最后找出主要參賽風險。后來的調查數據統計表明，這種評估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科學研究本身也有風險，決不是“旱澇保收”?？紤]到調查對象是國家隊教練員，一旦調查失敗的話，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于是，必須想辦法尋找一種更加簡潔、實用的參賽風險評估的方法。時間過得真快，半年過去了，調查工作還有半個月就要全面開始了，但我的另一種方法還是沒有找到。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更加偶然的機會，剛從網上訂購的一本風險管理的著作啟發了我。這本書提到“列表排序法”[6]正是我這么長時間一直在尋找的評估方法，令我激動不已。于是，我忘記了吃飯和睡覺（現在想來簡直就是廢寢忘食）根據這種方法的思路，編制《運動員參賽風險評估表》，當全部編制完成的時候，離外出測試僅余一天的時間。帶著打印好的調查表，我踏上了飛往南方某地的航班。這個時候，更深刻感受到什么是“車要山前必有路”，同時又不免暗自慶幸。

我們近年來的一些體育活動風險研究大多采用了我上面提到的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的方法，所不同的是根據研究的內容差異重新設計編制各自的風險識別表和風險評估表，效果都還是不錯的。

當然，體育活動風險研究還可以采用其它方法。前面提到的“層次分析”法之所以最后沒有采用，不是方法本身的問題，主要還是考慮到方法的可操作性問題，至少在我研究的這個問題上，它不是最佳的方法。因此，就體育風險研究和應用的方法而言，可供選擇的方法和手段很多，適合你所研究問題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4 體育活動風險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本體育活動風險管理方面的教材，也沒有哪個院校開設“體育活動風險管理”的課程，這方面的學術專著也只有我在2005年出版的那本博士學位論文。令人可喜的是，近5年來在體育活動風險管理方面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數量在逐步增多，特別是圍繞2008年北京奧運會風險問題開展的研究“獨領”，也開始出現國家資助的體育活動風險方面的課題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領域研究論文的質量還有待提高，特別需要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而不是僅僅是停留在簡單方法的介紹或大談意義重要上。鑒于一些研究者自身對風險認識的局限，有些研究在概念界定、分類和研究方法上還存在不少常識性問題。

國外體育活動風險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Herb Appenzeller主編的《體育風險管理：問題與策略》。最新版本是2005年出版的第2版。這本書收錄了近40位作者的43篇論文。這些論文被分成6個部分，包括導論、侵害責任問題、醫療問題、項目和設施管理問題、風險管理關注的事以及風險管理發展趨勢等。[7]

另外，美國John O.Spengler等（2006）撰寫了《體育與娛樂風險管理》一書。全書共分11章，包括下決心管理風險、醫療緊急行動計劃、保護兒童、體育與娛樂中運動熱癥、照明安全、血液病原體、心臟驟停與自動體外除顫器的使用、藥物檢查、裝備、前提、指導與監管、運動場安全以及水上運動安全等。[8]

還有一本書是英國John Severs等（2003）撰寫的《小學體育安全與風險》（教師手冊）。這本書從以下12個方面來闡述：教師與法律、教師與兒童、教師、設備與環境、風險管理原則、體育活動風險管理策略的設計、體操與舞蹈、小器材練習、游戲、追逐活動和接力、競技、戶外和冒險活動、包括游泳和跳水的水上活動等。[9]

在以上3本這方面的學術著作中，大多是突出實際應用部分，理論探討的內容相對較少。實際上，風險管理本身就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就是要幫助人們解決在生產和生活等實踐活動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因此，關注與處理體育活動中的具體問題是體育活動風險學科的重要任務，也是這一學科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動力之所在。

國情的不同使得在體育活動風險研究和應用上也會有很多差異。風險，作為一個新概念，在我國需要有一個接納、認同的過程。體育風險也不例外。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在2002年12月的博士論文開題以及2004年5月博士論文答辯期間，經常遇到那種對待參賽風險“不屑一顧”的態度，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2007年，有關部門為此專門召開了奧運選手參賽風險的研討會。我也被邀請參加國家課題這部分內容的研究。實際上，有關北京奧運會風險管理的論壇早在幾年前就舉行了。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面對的問題還是那個老問題，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體育活動風險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也可以認為是新興的學科，其研究的視角變化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先進了。

2005年11月14日發生在山西沁源的學生在公路跑操出現的特大交通事故震驚全國。我們在隨后的實地走訪中，更加感到加強體育活動風險（特別是學校體育活動風險）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0]

長期以來，在體育活動的宣傳上，一直突出“體育活動有益無害論”，很少，甚至沒有告訴參與者可能出現的風險。在出現重大傷亡事件時，又歸結為個別現象，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采取有效對策，而這種個別現象對于出事的個體來講就是百分之百。這種不符合辯證法的說法與做法流行了很多年。體育活動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體育鍛煉不當，不僅會發生各種傷害事故，而且還會導致死亡。近年來，這方面發生的傷亡事件已經不少了。[11]

因此，作為學校和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有告知的義務和責任，應該把體育活動中可能發生的風險提前告知參與者。告知的方式有很多，國外常見的形式是書面協議。如果大家簽了這個協議，就說明組織者盡到了告知責任，而參與者也愿意接受這種風險。當然，學?；蝮w育活動組織者還要在場地設施和服務方面給予參與體育活動者充足的安全保障，而參與者也應該加強自我保護，避免和減少不利事件的發生。有人擔心，如果提前告知體育活動風險的話，就沒有人敢來上體育課了，把大家都嚇跑了。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從國外的情況看，登山運動是所有項目中死亡率最高的，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勇往直前”地去選擇登山運動。[12]

目前，需要加強體育活動風險的理論研究，開展體育活動風險教育，體育行業要制訂體育風險管理的行動計劃，編制出具體、可操作的工作手冊，而不是上級發一個通知文件，然后下面開會傳達。從體育實踐上講，體育風險管理制度建設在先，然后才是如何防范體育活動風險等操作層面的問題。

展望今后我國體育活動風險研究，還有很多的理論問題亟待解決，如運動項目的風險識別與評估、不同體育教學與健身活動內容的風險分析、不同人群參與體育活動風險管理以及建立體育活動風險管理的常效機制等。

雖然體育活動風險研究在中國剛剛起步，還不能很好地滿足體育實踐的需要，但是發展前景看好。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不僅要有自己的體育風險理論，出版體育活動風險方面的教材和開設體育活動風險管理的課程，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國體育活動風險研究能在理論和實踐上“頂天立地”，更好地為中國的體育和社會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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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0（5）:135-139.

篇(5)

關鍵詞：政府問題；開放性；公共管理時代

一、傳統行政管理與政府問題

在傳統的行政學理論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體。在現代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導地位的主體之一。長期以來，特別是建立在行政行為分析階段的政府理論，對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內部靜態結構上，甚至批評政府組織根本無法適應環境變遷的需要。一些學者在分析政府問題時，對政府組織的靜態形式考慮過多，包括結構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價值判斷等方面，最大的失誤是忽視了運轉起來的政府組織和參與其中活動的人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風氣從古典組織理論時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稱之為“政府組織的靜態研究”。

重新閱讀古典組織理論的經典文獻，我們會獲得新的發現。馬克斯·韋伯官僚制理論設計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權力對行政的控制機制。在他看來，勞動分工、層級節制、職業訓練都是以權力的不可侵犯為基礎，權力的絕對集中才能保證金字塔式的結構穩固存在?！叭魏喂倭胖平M織都力求通過對知識和意圖的保密來增強其專業上的優越地位”。[1]韋伯同時認為，官僚制的技術優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組織，其基本原則實現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協調與控制功能。但事實上官僚組織的理論設計與實踐之間的嚴重脫節，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組織僵化、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理性主義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組織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閉狀態中，并且拒絕民主方法、民主思想的滲透。

馬克斯·韋伯（MaxWeber）在設計組織模型時首先把靜態的規則看成最重要的，強調規則對組織的重要性。其次，把組織結構分層看作是重要的，強調科層與權力、責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強調權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標的精確性。第四，非?？粗毓倭胖泼恳粚蛹壷袀€人的質量——是否是一個具備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在韋伯那里，組織要素的重要性超過要素之間的互動作用。

巴納德的研究重點放在組織結構的邏輯分析上，也是從靜態形式入手分析組織的。他的觀點是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的重要意義是相同的，組織以什么方式、什么狀態產生是判斷組織結構、性質的關鍵，各級組織包括軍事的、宗教的、學術的、企業的都是一個協作的系統，它們都是社會這個大協作系統的某個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協作行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這些不同因素的綜合體。這些協作組織是正式組織，包含協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標和信息聯系。在所有的正式組織中都存在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是保持秩序和一貫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組織是提供活力所必須的。兩者是協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在巴納德的觀點中，協作的重要性顯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對組織性質的認識基礎之上。

同樣，法約爾的研究以企業整體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管理理論是“指有關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認的理論，是經過普遍經驗檢驗并得到論證的一套有關原則、標準、方法、程序等內容的完整體系”，有關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不僅適用于公私企業，也適用于軍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在1916年出版的《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約爾將管理活動分為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職能和十四項管理原則，并進行了相應的分析和討論。五大管理職能和十四項原則的重要性超過其他方面。

1937年，盧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達爾·厄威克（LyndallUrwick）發表《行政科學論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職能，但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在許多讀者內心深處變成了僵化的‘科學原則’?！盵2][P.55]1961年，利格斯發表《公共行政生態學》一文，一定意義上發展了行政生態理論，但他只是把行政行為放在經濟環境的簡單背景上進行剖析，仍舊沒有逃脫組織是一種靜態形式的思維模式。

也許，對于一些細小組織而言，以什么樣的狀態存在并不重要，但對政府組織而言，靜態形式的過多考察明顯地造成了政府組織的封閉性。

與此同時，傳統的行政管理理論和官僚制理論對“行政”與“效率”的理解適應了這種封閉性，并使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毀了一切公共組織可能有的變革思想，雖然后來許多學者對其弊端進行了批評，但官僚制作為一種有效的組織形態依然長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發展中演變成了另一種形態，即作風。作風表現出來的等級森嚴、權力集中、惰性嚴重，沒有進去精神，無效率等方面成為一切不作為的政府組織的病癥，也造成了事實上的政府組織的嚴重封閉狀態。在另一方面，傳統的行政管理理論始終沒能擺脫單一的價值追求，過多地圍繞“行政”與“政治”的關系進行爭論，看重“效率”這一靜態結果，而忽視了對民主、公正、回應性、平等動態價值的考察。同時，強調政府行為與政治行為不可分離，政治對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產出為基礎，這樣，政府的行為就首先是為政治負責而不是為公眾負責，表現出對社會、公眾封閉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問題”的題目下指出威爾遜“要對政治與行政，或政策與行政進行嚴格的區分永遠都是不現實的，而且，美國實行的改革運動并未能實現將政策從行政中分離出來，或是將政治家從行政管理者中獨立出來”恰好證明了這一點。[4][P.46]

政府組織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靜態形式所表現出來的封閉性狀態，“管理職能”一詞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長期被忽視下去。拋開有關的爭論，仔細審視政府組織的運轉運動過程，全面梳理政府的運行軌跡，擯棄影響政府變革與發展的阻力，從一個新的視角全面理解政府組織，我們就會把握住政府的本質特性，促進政府更快、更好地前進。

二、政府的開放性特征

一個完整的社會組織從功能上看，其具備三個方面的特征：其一、資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種分散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資源轉換功能，即促使各種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實現“整體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釋放功能，即通過一定的方式釋放組織的新能量，實現依靠單一資源無法實現的目標。從構成上看，社會組織的構成要素分為靜態要素和動態要素兩部分。靜態要素構成組織的基本形式，動態要素構成組織的運轉過程。靜態要素是隱性的，只有通過動態要素才能體現出來。動態要素是顯性的，只有在靜態要素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政府組織是特殊的組織，其聚集了豐富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資源和掌握著最大的智力資源，通過有效的資源配置，政府組織可以解決其他社會組織無法解決的公共問題，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務，滿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組織中，靜態要素與動態要素的構成極其復雜，動態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組織的多種特性中，開放性最為重要，也就是說政府組織的開放性特征是政府動態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構成要素的本質體現。

政府組織是依靠政治選擇建立起來的，公共權力的分享與公共責任的承擔要求政府必須以開放的方式與外部建立良性的關系。這不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組織自身發展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組織所面臨的外部構成要素歸納為三種協調關系，即：與同一組織的外部單位或該組織的各個部門的協調關系；與獨立組織的協調關系；與新聞媒體和公眾的協調關系。[5]開放性正是實現這種協調的前提。然而，現實中的政府組織忽視了這一點，其基本運轉過程始終處于封閉狀態，因此，必要的協調中總是問題不斷。

一些研究者從古典組織理論的視野出發，把內部因素的互動關系看作政府組織存在的基礎，而另一些學者包括張金鑒先生則從行政生態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動關系看得很重要。在這些研究中，他們看到了內部與外部之間的關系，但對這種關系存在的基礎忽視了，開放性正是這一關系存在的基礎，能夠解決和疏通因內外部關系不暢而造成的行政問題的發生。

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政府組織開放性意義的有力證據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觀點，他從相關文獻中證實組織模型應該有三種流派：封閉模型、開放模型和綜合模型。封閉模型中以韋伯為代表的官僚制理論（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爾布萊斯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論（Genericmanagement）三種最為盛行。開放模型中人際關系學派、新組織發展學派、組織與環境互動學派三種最為盛行。官僚制體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義的，科學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夠服務于人本主義，也能夠服務于其他價值。開放模型與封閉模型根本的差異可歸納為四項感知上的不同：對組織環境的感知、對人性的感知、對組織中操縱理念的感知和對組織在社會的角色和意義的感知。亨利雖然把開放模型的歷史起源追到圣西門和奧古斯特·孔德的寫作年代，并認可了他們“組織本身則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強調自發性組織的價值”的觀點，[2][P.93-127]但組織的開放模型真正得到實踐并不是從理論源頭就開始了。因此，認識到組織的封閉模型與開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進行理論總結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貢獻，也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政府組織的開放性意義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湯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The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書中對開放模型的主要特征進行了表述，也為我們理解開放性提供了參考。開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穩定條件下出現的非常規任務；專門化的知識來完成共同的知識；強調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組織內部的沖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協調而不是由上面來裁決；強調“責任的輪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個人對組織整體的責任感和忠誠感；組織被看成一個流動式的網絡結構（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識能夠位于組織的任何地方；組織中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僅傾向于縱向的而且還傾向于橫向的；互動方式是為了成果和“建議”（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貴族神話”為特征，包含了上下級最明顯的服從關系；強調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務的卓越績效，有時會犧牲對上級的順從；聲譽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組織開放模型的特征是對其開放性的詮釋，作為最大的和影響最為深遠的公共組織—政府的開放性是政府組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直接關系到政府組織的生存狀態。

開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標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標志。作為民主政治中的一種基本理念，它是一種渠道，傳遞民眾和社會對政府的呼聲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動做出積極的回應。作為政府追求的一種價值，它是對政府狀態的描寫，反映了民眾對政府評價和政府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它意味著在政府內部與外部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利于政府機器內在運行和外在運行狀況良好。政府開放性的基本內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與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務，關心政府的每一成員并實行人性化管理，通過民主的渠道樹立政府的威信，通過科學的方法建立政府的信譽，有良好的政風。（2）發展環境優良。政府有能力為自己創造和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并與之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使政治環境寬松，經濟環境良好，社會環境穩定，自然環境優良。（3）政府職能獨立化。政府的基本職能：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職能是政府獨有的。要使政治職能完善，通過民主與法制的手段確保一切民力得到正常發揮。要使經濟職能社會化，通過建立多元的經濟主體使經濟成份的構成多樣。要使文化職能豐富化，文化產品多樣和多層次，真正滿足人民群眾對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會職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種社會保障產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會救濟和健全的社會福利事業。（4）政府行為公開化。通過行政聽政制度、行政采購制度、行政審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指揮、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務進一步公開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級政府財務公開制度和各級官員財產公開制度。（5）行政監督透明化。通過對監督目標的選擇把政府自身監督與其他監督主體共同監督結合起來，公開監督結果，提出改進措施，確保監督效果。

由于政府組織具有主導地位，政府組織的開放性可以產生不凡的意義。在組織之間，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中公平、民主的意義大于效率的意義；組織無等級與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發展與進步先于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工業化模式是先進政治模式的結晶；組織在縱向和橫向方面都表現出網絡的穩固性，信息傳輸渠道暢通，即政府組織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延伸與政府組織的橫向展開、私營部門從大企業集團到家庭作坊式經營的縱向延伸與私營部門的橫向展開、第三部門的不同類型分割等等，構成了整個社會完整的網絡體系，便于各類信息的傳輸、共享。在實現民主行政的進程中，實現從行政聽政到行政財務的全面公開；實現從政府上網到網絡政務的全面公開，公文開放瀏覽，通過網絡虛擬辦公解決實際中效率底下的問題；實現從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轉變；實現政風的根本好轉，建立公務人員平等、自由、民主參與公務的機制。顯然，在這里，政府的開放性有兩重基本價值：一是保證了有效監督機制的運行，通過規制與參與，確立“平行式”監督和“滲透式”監督機制。二是有利于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建立零距離。

政府開放性以政府開放度為標準。衡量政府的開放度主要應該有三個方面的指標：制度開放指標、行為開放指標和開放進展指標。制度開放指標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種可以公開和查閱，有多少種無密級可言，政策和規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場所（包括互聯網）上公布。百分比越大開放度越大。行為開放指標包括政府決策項目的公開數目，行政聽政項目的公開數目和行政聽政次數、人數指標和公眾的評判指數，以及財務公開的數目。

政府開放性也是有限度的。開放性以不影響政府組織存在、不動搖政府組織作用的發揮為前提。無限度的開放性政府會失去社會價值，會導致全社會無政府狀態。有限度的開放性會使政府陷入封閉狀態。因此，強調開放性是強調政府開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無限化。

過去有關開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僅認為是政府組織的一種簡單狀態描述，是有關經濟、法律、政策等各方面的數據，包括技術數據和程序數據的進一步公開、政務信息公開和簡單的行政聽政制度，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隨著政府開放度的加深，開放性的內涵會更加豐富、深刻。

三、開放性與公共管理時代

公共管理時代對政府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內容既不同與古典行政學時期，也不同與新公共管理時期，它要求政府以極度開放的姿態應對一切挑戰。[*]公共管理時代的基本特征是社會化管理趨勢日益明顯，公益物品的供給、公共資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基礎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為核心，政府職能市場化、政府權力分散化、公共服務社會化、政府管理企業化和政府治理，這是傳統狀態下的政府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開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結果，是政府實現善治的開始，也只有在開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務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時代是全球化時代和知識產業興起的時代，開放性適應了這兩大發展趨勢。全球化帶來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價值秩序沖擊著每一個國家，給每一個政府以新的機會、挑戰、權利和責任。只有開放性的政府，才能在這種沖擊下獲得新的機會，在各種挑戰面前解決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依靠政府權力獲得政府利益。知識成為商品和知識產業的興起促使政府間、政府與社會間的互動、協調關系加強。開放性政府就能夠兼收并蓄，接受各類知識，同時使知識轉化成經濟力量。政府也因為獲得了更多的知識而變得文明和守信。這兩大發展趨勢順應了公共管理時代對政府發展環境的要求，也確定了政府必須有的開放性特征。在問題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時代的政府面臨著更多的動態性問題（dynamicquestion）、復雜性問題（complexityquestion）與多樣性問題（diversityquestion），以開放性的姿態解決這些問題是公共管理時代對政府的要求。

開放性能夠解決公共管理時代政府的內部關系問題。政府獲得權力和鞏固權力需要經過一系列艱難的過程和面對各種各樣的關系，政府每一步行動都是各種關系協調、控制與選擇的結果。政府的內部關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關系則是清晰的。在政府內部，政府統治與政府治理的關系、成本與效益的關系、行為與目標的關系、組織與管理者的關系等等方面都表現出極不透明的特點，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難照顧各個方面，利益的侵占與沖突使得政府內部常常出現不應有的爭奪與矛盾斗爭，必要的妥協與退讓很難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與市場可以互補，建立政府生態的平衡運做機制，同時，政府與其他利益團體之間通過談判可以達成一定的協議，通過退讓、妥協達到雙贏。因此，開放性更強調政府內部關系的開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開放與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決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溝通，最終建立“政府內部關系協調，外部關系順暢”的發展模式。

開放性能夠合理地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對國家總權力的分配事實上是由公眾委托的政府來承擔的，政府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擁有最大的公共權力。在整個社會領域，政府作為獨立的社會主體對整個社會事務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動權和支配權。公共選擇理論與委托人理論以經濟領域為例，認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同時需要對方去干預和補救，但這種干預和補救是自愿的還是強迫的？還是外在制度的安排？顯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這種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權力的力量，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政府更有主動權和支配權。在一個封閉的政府里，政府不會自發地讓位于市場的干預，市場也不可能自發地進行干預。一定意義上，市場的干預必須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認可。只有在開放的政府里，政府才會讓位于市場，并安排市場合理干預和補救因政府失靈而造成的損失。政府的開放性越強，開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場補充越充分，干預越有效。因此，開放性是協調政府與市場關系，解決政府與市場矛盾的一劑良藥。在市場提供有效的服務的同時，一個開放的政府懂得自己應該做的和必須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認為的：（1）提供經濟基礎；（2）提供各種公共商品和服務；（3）協調與解決團體沖突；（4）維護競爭；（5）保護自然資源；（6）為個人提供獲得商品和服務的最低條件；（7）保持經濟穩定。[4]這樣，在整個社會生活領域，就會最終建立起一個“政府做，市場也做”的平等發展模式。

開放性解決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問題。在開放理念下，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組織的運行職能即計劃、組織、指揮、協調、總結、預算與人事七個方面必須是開放的，是在公開狀態下進行的，規章制度和文件除過的保密之外，民眾和任何社會團體的閱讀、查詢都是公開的和方便的。同時，政府的基本職能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方面的功能必須開放。政治的開放程度直接關系政治文明、政治穩定和民主價值的實現；經濟功能的實現完全依賴經濟的開放程度；文化的開放與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終完善；而社會功能的開放可以使更多的社會利益群體分擔社會事務，最終減輕政府的負擔。在開放理念下，政府的結構應該是透明的，盡管不同級別的政府組織結構模式不盡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應該清晰的。結構的透明有利于對政府運行成本進行監督，最終建立“透明政府”的結構模式和運行模式。

開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時代公共政策的實質問題。公共管理時代，公共決策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政府為自身發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為社會制定規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使用的規范與制度。政府決策最重要的是堅持民主與科學原則的統一，最廣泛的民主意味著決策過程最大程度的開放，一切科學手段的采用意味著決策的正確率增強和能夠經得起科學的檢驗。開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體現民主的原則，可以充分吸收科學家的意見和采用最科學的辦法進行決策，使決策體現公共價值的實質，即最大化地滿足公共利益和解決公共問題，最終建立“大家決策，大家參與”的科學模式。

開放性確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對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獨霸和支配公共領域的所有事務。開放性是政府作為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最終建立平等的主體關系，同時更好地體現政府民主、回應性、公正、公平的價值。政府必須以行動證明自己是可以承擔和擁有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僅僅以政府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兼顧社會各個團體，特別是不制定歧視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證社會制度的公平與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開放，其他社會組織、包括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也應該適度開放，最終實現“全社會開放”的完整體系。

開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帶來的問題。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務人員依托政府肌體實現個人利益和政府內部部門官僚集團為實現部門利益而產生的自私行為稱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權力異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無效果、行政災害稱為非理。[9]就運行過程分析，自利性和非理的產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閉運轉，公務人員行政行為缺乏監督，搞內部操作造成的惡果。在開放性原則下，不僅可以提高對政府的監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監督公務人員的行為過程，特別是公務人員在公務活動中的行為，同時，依靠開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證一切非理在發生之前就得到遏止，從而減少政府非理下的災害發生，樹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開放性推動了公共管理時代民主化進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礎，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暢通，民主的結果更加有保證。同時，從經濟領域入手改變忽視效率的作風，實現生產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動，按照市場規律配置資源。從政治領域入手完善政府體制，改變政風和黨風，實現政治文明，實現民主科學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從文化領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樹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動中國政府管理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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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enSpecialityoftheGovernment

篇(6)

創新型省份的基本特征，是把自主創新作為發展戰略，不斷加快科技進步與創新，在一些技術、產業領域形成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明顯競爭優勢，科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成為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總體上說，建設創新型省份要與創新型國家的目標任務相銜接，充分考慮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體現“六個更加”的要求。具體來說，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

一是達到定量標準。目前世界上公認的20多個創新型國家，其共同特征是創新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都有明確的定量標準。而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要指標是：到2020年，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達2.5%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在30%以下，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進入世界前5位。因此，科技進步貢獻率、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對外技術依存度等指標達到上述標準，是建設創新型省份的基本定量要求。

二是科技綜合實力和創新能力居全國前列。目前，從各省的區域創新能力評價看，我省處在第二梯隊的前沿，與第一梯隊還有不小的差距。2004年，我省的區域創新能力排全國第5位，但評價的分值為41.19分，比第一梯隊的上海、北京、廣東和江蘇分別要低15、13、8和7分，僅比第6、第7位的山東、天津高1.26和1.58分。因此，建設創新型省份，必須要實現科技綜合實力和創新能力在全國位次的前移。

三是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創新型省份建設，應當有自己的特色和重點。要緊密結合實際，立足現有產業基礎，發揮特色優勢，突出攻關重點，在有的技術領域、產業領域、基礎性研究領域、原始創新領域等與全國有所區別，有所側重。就浙江而言，必須在紡織、服裝、機械、化工等傳統優勢產業的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上形成新的優勢。

二、浙江建設創新型省份的基礎和差距

黨的十六大以后，浙江明確提出建設科技強省的目標，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扎實推進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積極引進大院名校，組織實施重大科技項目，使全省的科技綜合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得到明顯提高?！笆濉逼陂g，全社會科技投入累計超過1000億元，研究開發經費年均增長27%，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23.9%，科技綜合實力和區域創新能力分別居全國第7位和第5位，為創建創新型省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區域創新體系初步形成。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研發能力明顯增強，目前全省共有國家級技術中心16個，省級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375個，省級企業技術中心300個，累計開發省部級以上新產品803個，獲得國家、省部級科技進步獎項560項，發明專利394項。公共基礎、行業和專業、重點區域等三類科技創新平臺基本建成，全省現有省部級重點實驗室、中試基地、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05個，國家重點實驗室9個，國家級生產力促進中心6個，省級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55個。開放型的科技市場體系不斷完善，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中國浙江網上技術市場。加強國內外科技合作，聯合共建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組織實施了一批長三角重大科技攻關項目。

2.科技進步與創新的活力不斷增強。在全國率先開展科研院所改制，鼓勵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支持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兼職創辦科技企業。注重引進國內外大院名校、先進技術和優秀人才，加強科技交流與合作，兼容并包，為我所用。目前浙江已累計引進中科院、清華大學、諾基亞、西門子、印度塔塔等國內外大院名校和大企業共建各類創新載體近300家。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市場競爭力較強的企業。目前，全省擁有中國馳名商標70件，中國名牌產品139件，分別居全國第1位、第2位。

3.高新技術和科技重點項目的帶動作用明顯提高。“十五”時期，圍繞先進制造業基地建設，實施重大科技項目254項，實施火炬計劃項目1200余項；圍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和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組織實施國家級農業科技攻關項目186項、省級農業科技攻關項目620項、省級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星火計劃項目1331項；圍繞生態省建設和發展海洋經濟、循環經濟，組織實施國家科技計劃項目66項、省級重大科技攻關項目129項、省級重點科技項目205項。2005年，全省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超過400億元，比2000年增長1.6倍；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產品銷售收入3817億元，比2000年增長17倍。

4.科技進步與創新的環境進一步改善。各級財政和全社會的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長，2005年全社會和全省各級財政科技投入305億元和44.5億元，分別是2000年的2.9倍和3.18倍。修訂出臺了科學技術進步、專利保護、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科學技術獎勵、企業技術秘密保護等方面的多項法律法規，加強專利行政執法檢查和專項整治，切實推進知識產權開發和保護。重視發揮人才的支撐作用，實施“151人才工程”，培養和引進一大批學術、技術帶頭人。

但是，對照創新型省份的目標要求，我省仍有明顯的差距：一是創新投入不足。研發投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總體偏低，2005年僅為1.08%，仍低于全國1.4%的平均水平。對外技術依存度偏高，技術引進明顯存在重硬件、輕軟件，重引進、輕消化，重模仿、輕創新的問題。目前，對外技術依存度達到63.6%，而全國為50%左右，發達國家多在30%以下。進口技術結構也不盡合理，在大中型技術引進經費支出總額中，以設備為主的合同金額占93%，以技術為主的合同金額不足7%。而日本、韓國技術引進中以硬件為主的只占20%，以軟件為主的占80%。我省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的投入比是1∶0.2，與工業化中期日本、韓國1∶5~8相比差距很大。二是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緊缺。我省高級技術職稱人員占人才總量的3.9%，低于5.6%的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院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人員等高層次領軍人才數量均少于沿海其他省市。全省現有兩院院士25人，分別比上海、江蘇、遼寧、廣東、山東少116、62、28、23和11人，國務院特貼人員2249人，分別比上海、江蘇、遼寧、山東少7751、4751、5117和210人。三是自主知識產權尤其是發明專利不多。我省授權專利總量僅次于廣東，居全國第2位，但其中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居多，發明專利總量僅居全國第7位，發明專利占專利總量的比重僅為5%左右，明顯低于北京35%、上海15%，江蘇9%、山東8%和廣東6.5%的水平。四是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水平和外向度比較低。根據科技部的評價，2004年，我省高新技術產業化指數為27.46%，而全國為43.38%，列全國第13位；2005年，我省高技術產業總產值和出貨值均列全國第7位，人均產出為36.4萬元，低于全國46.1萬元的平均水平。

三、推進創新型省份建設的思路和重點

我省建設創新型省份，總的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全面貫徹中央提出的“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打造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為中心任務，強化自主創新意識，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培養引進創新人才，優化創新發展環境，加快創新型省份建設，讓自主創新成為解決資源要素環境制約的根本途徑，成為促進產業升級、提高企業和產品競爭力的重要支撐，成為推進科技進步、建設科技強省的核心內容，成為抓住戰略機遇期、爭取發展主動權的重大戰略。在具體工作中，要把握好“五條原則”，突出“七個重點”。

“五條原則”：一是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立足產業基礎，發揮特色優勢，突出攻關重點，鼓勵原始創新，大力推進集成創新，重點強化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二是堅持以體制機制創新為動力，充分發揮市場集聚和配置創新資源的基礎作用，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建立健全有利于強化科技創新動力、激勵科技創新主體的體制、機制。三是堅持開放集成，切實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注重引進國內外大院名校、先進技術和優秀人才，加強科技交流與合作，兼容并包，為我所用。四是堅持以人才為本，深入實施人才強省戰略，用事業凝聚人才，用實踐造就人才，用機制激勵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形成創新人才輩出的局面。五是堅持以形成現實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為目的，在加強創新成果轉化上下功夫，解決好科技、經濟兩張皮的問題。

“七個重點”：一是抓好創新主體和創新平臺建設。加快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有重點地培育和引進一批自主創新能力居全國同行前列的重點科研機構，建設一批國家和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和試驗基地。加快建設區域科技創新服務中心，使之成為服務中小企業、提升塊狀經濟和特色產業的重要支撐。進一步完善技術市場體系，辦好網上技術市場，促進技術產權交易。大力發展各類科技中介組織，提升中介服務的專業化、市場化、社會化水平。

二是抓好重點創新工程和“雙千”計劃。突出抓好一批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科技創新項目，力爭取得重點突破，實現技術跨越。主要是組織實施好先進制造業、農業農村、生態省建設、海洋開發、社會發展、現代服務業、基礎研究、軟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等“科技創新”工程。實施重點技術改造項目“雙千”計劃，“十一五”期間每年組織實施1000個左右重點項目，技改總投資超過1000億元。

三是抓好自主品牌建設。把推動技術創新和實施品牌戰略結合起來，積極推進“品牌大省”建設，充分發揮品牌整合要素資源的帶動作用，加快創新成果的產業化，逐步實現由初級簡單生產和貼牌生產為主向自主創新、自有品牌為主轉變，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依托塊狀經濟優勢，積極培育和發展區域品牌，加快塊狀經濟向創新型產業集群的方向發展。努力創建若干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帶動全省企業創新能力、產品檔次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大做強品牌經濟。

四是抓好創新人才隊伍建設。繼續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加快教育結構調整，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培養更具創新能力的人才。高度重視人才引進，積極吸引各類創新人才特別是海外留學人員來浙江工作、為浙江服務。完善人才激勵機制，更好地落實和完善技術要素參與分配的政策，加大科技獎勵力度，充分調動創新人才和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實施“百千萬科技創新人才工程”和“創新領軍人才計劃”，努力建設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力爭到2010年，培養和引進100名創新領軍人才，1000名學術、技術帶頭人，10000名研究開發骨干。

五是抓好知識產權的發展和保護。建立健全現代知識產權制度，鼓勵和引導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力開發、申請、擁有專利技術特別是發明專利和軟件著作權，推進專利技術產業化。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實施技術標準戰略，力爭在一些優勢領域參與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的制定，積極制定反傾銷、反技術壁壘的應對性技術標準，鼓勵企業提高采用國際先進標準的比例，逐步形成先導型的地方標準化體系。

六是抓好體制機制創新。建立健全技術創新機制和現代知識產權制度，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成本，增強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深化高校結構調整和科研體制改革，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建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鼓勵發展民營科研機構以及中外合資合作、外方獨資興辦的科研機構。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科技經費使用結構，提高科技經費的使用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