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代歷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洛陽紙貴，抄書現象，抄書精神

 

成語“洛陽紙貴”是說東晉左思做《三都賦》，由于文章記載全面，文筆優美，人們爭相抄寫，致使京城洛陽紙價上漲，供不應求。這個典故反映了在中國古代，抄寫是一種主要的文化傳播方式。學者抄書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引發了社會的連鎖反應；而在抄寫的過程中，學者也受益匪淺。抄書人的活動與圖書的編輯、出版、發行等環節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分析古籍中關于抄書人的記載，試圖剖析中國古代的抄書現象，揭示其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

晉代抄書現象十分普遍，它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抄書現象及抄書人伴隨著文字的出現產生，戰國晚期，有了明確的抄書人的記錄：“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或傭力寫書”①。張、蘇二人曾受傭于人抄書。產生之初的抄書人，有著幾個鮮明的特點。

首先，抄書人大多是經濟貧困的讀書人，依靠抄書維持生計。而雇主是一些經濟獨立的官僚、學者或其他人，為了讀書、藏書，及在“百家爭鳴”的氛圍中宣傳言論，脫穎而出，雇人抄書。這種雇傭關系的產生是新的生產關系在文化領域的反映，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其次人文歷史論文抄書精神，抄書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才能充當這種既需要體力、更需要智力的“傭工”。再次，抄寫內容是記載“圣人之言”的“天下良書”。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此時儒家思想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第四，抄寫不僅為抄書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為其入仕準備了條件。抄寫絕不是簡單的重復。相對于一般的瀏覽，持續不斷接觸典籍的抄寫活動在加強記憶的基礎上，會給人以新的啟發。蘇、秦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寫員而成為戰國時期自成一家的著名代表人物，與抄書的經歷不無關系。第五，抄書行為貫穿于書籍復制活動的始終，抄書人進行了一些編輯活動。在木簡時代，抄書人除了抄寫圖書，還要編輯、校對、制作、裝幀等，直至一本書完成中國。他們先把抄好的書“編”連成冊，或先編連再抄寫；一邊抄寫一邊校對，發現有錯誤，立即用刀削掉改正；然后制作封面，據記載張、蘇二人“剝樹皮編以為書帙”；隨后在書的背面題寫書名和制作目錄。如今一本書的完成需要多部門緊密配合，雖然那個時代書寫材料或笨重或脆弱，書寫工具也并不完備，抄書量不大，但是，身兼數職地抄書人能夠有條不紊地完成如此復雜的工作，也十分難能可貴。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改進了造紙術，紙張從開始使用至廣泛應用，經歷了一個過程。東漢時期，紙張開始作為書寫、抄寫材料，但仍然主要應用于王公貴族。他們持“縑貴紙賤”的看法，常常是在紙上寫或抄一份，在縑帛上再復制一份。從考古出土實物來看，紙張與帛書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見那時紙張主要是作為縑帛的替代品。三國時期書寫、抄寫材料是紙張、簡牘和縑帛并用。

西漢及東漢前期，古籍中有了一些關于抄書人和抄書現象的記載?！逗鬂h書·桓榮丁鴻列傳》：“（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蛡蛞宰越o，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笜s（約公元前24—17年），抄書時是太學生，后來成為有名的經學大師?！短接[?李合別傳》記：“（李合）常以傭書自給”。西漢李合（生卒年不詳），抄書時也是太學生，后官至太常、司徒?！逗鬂h書?列傳六十六》說：“（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衛颯（約公元前10—60年），抄書時也是太學生，后任桂陽郡太守。《桓子新論》說：東漢高君孟（生卒年不詳）“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人文歷史論文抄書精神，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與產生之初相比，這個時期的抄書人發生了一些變化。在人員構成上，太學生充當了抄書人的“主力軍”。西漢時設置太學，一些家境貧寒的求學者通過抄書，一方面“勤工儉學”，另一方面也積累了知識。他們在抄書中培養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加上強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來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晉代，紙替代了簡牘、縑帛，開始普遍使用。史載，東晉崇德太后令曰：“臨紙悲塞，如何可言。”② 西晉名將劉錕（271—318年）面對圣旨，“伏紙飲淚”。③可見當時紙張成為王公貴族生活中書寫的必需品，就連圣旨也寫在紙張上。鑒于紙作為書寫材料的諸多優點，晉安帝元興二年（403年），權臣桓玄代晉自立，并下令：“古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皆用黃紙代之。”④另外，書寫工具在這一階段也進行了創新。晉代，一種優良的毛筆產生，它的筆頭由紫毫兔毛制成，筆鋒較短，堅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寫。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質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產制作技術已經成熟，《齊民要術》中記錄了我國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國魏時書法家韋誕發明的“一點如漆”的優質人工墨。書寫材料和工具的改進，使抄書人隊伍迅速擴大，抄書現象也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

隨著紙的日益廣泛應用，史籍中關于抄書人的記載越來越多了。《后漢書?班超列傳》：“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為官寫書，受值以養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機構中擔任校書郎，從事抄書，后來官至將軍長史。《拾遺記》記載：王溥（107—125年）“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于洛陽市肆傭書……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他后來官至中壘校尉?！逗鬂h書?文苑列傳第七十下》記載：劉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貧，賣書于市以自資”，他通過抄書、賣書，后來官至尚書郎?！逗鬂h書?列傳六十六》記載：公孫瓚（？—199年），初入太學，“授尚書人文歷史論文抄書精神，寫書自給”，后來官至奮武將軍。《梁書?列傳第二十七》記載：王僧孺（465—522年）“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書生，后來入仕擔任尚書左丞等要職?！稌x書?葛洪傳》和《抱樸子?內篇?雜應》都說：葛洪（284—364年）“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常乏紙，每所寫，反復有字”，后來成為東漢時期有名的方術學家，官至關內侯?！侗笔?列傳第三十二》記載：崔亮(生卒年不詳) “居貧，傭書自業”，他后來官至中書博士?！度龂?吳書?闞澤傳》記載：闞澤(170—243年)：“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后來官至尚書中國?！赌鲜?陶弘景傳》記載：陶弘景（452—539年）“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后來官至孝昌相?！段簳?列傳第四十三》記載：劉芳（北魏）“晝則備書，以自資己，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芳常為諸僧備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后來官職是中書令。《高僧傳?釋僧肇傳》記載：釋僧肇（384—414年）“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及歷觀經史，備盡文籍”，后來成為著名的佛教學者。

這個時期，雖然國家政局動蕩不安，頻繁易主，抄書業繼續向前發展，無論抄書人數量還是自發的行業分工，達到了頂峰。抄書現象所影響的社會領域非常廣泛。抄書業內部分工也更加細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讀書人通過抄書解決了生計問題。因為抄書業在社會領域中地位的提升，除前代一些讀書人借此途徑入仕途，成功名外，也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劉芳等人通過替人抄書致富。像劉芳那樣長期臨寫漢字，成為書法家的抄書人也不少。隨著佛教傳入我國，為了對外傳播宗教，對內保存佛典，抄寫佛經的抄書人越來越多人文歷史論文抄書精神，人稱“生員”。在抄書業發展的各個時期，學者對知識的執著追求是貫穿始終的，這是抄書人產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影響下，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中，抄書人的性質有所不同。“傭力寫書”時期，抄書人擺脫了人身的不自由。而在抄書業的鼎盛期，出現了出售自己所抄之書的抄書人，如上述劉梁等。又如《北齊書?列傳第三十一》記載不遠千里到東魏推銷、“發行”《華林遍略》一書的南朝梁祖珽。

抄書現象與我國文明史相伴相隨，經過抄書人的不斷積累、磨礪，在這一行業形成了獨特的“抄書精神”。在這個抄書人群體里，有載入史冊的“行遇圣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于掌內及股里；夜還，更折竹寫之”⑤的蘇秦、張儀，有“一字當十讀”的高君孟，有為抄書“終夕不寢”的劉芳和“十五年不窺家園”的桓榮……以及不見經傳的抄書人，他們折射出這個人群所特有的對追求知識的謹慎、執著與不倦的精神。“抄書精神”也正是中國古代學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唐代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后，人類由抄寫時代漸漸步入印刷時代。抄書現象零星地存在著，僅僅為了特殊用途，抄書人已經不是時代的主角。然而，抄書人所具備的“抄書精神”卻沉積下來，對社會影響至深。

注釋：

①⑤（晉）王嘉.拾遺記?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②晉書卷八

③晉書卷二十六

④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墨池編卷六

篇(2)

［關鍵詞］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微課；教學

開放大學是以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為依托開展的遠程教育，這種教學方式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師和學生分離，學生隨時隨地都能聽課，沒有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對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微課教學異軍突起，成為遠程教育中一股新興力量，開放大學應與時俱進，積極開展微課教學。

一、開放大學與微課

（一）開放大學的概念

開放大學是國內較早開展遠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屬部門。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為基礎，有兩種教育模式，一種是針對有學歷的，一種是針對沒有學歷背景的。在這些年的實踐中，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這種教學模式有很多優點，對高校教師教學的資源進行優化整合，提高了教學內容的質量，有利于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突破了教學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限制少，教學門檻低，給一些沒有學歷背景的人提供了學習的機會。

（二）微課教學的概念

微課教學是指按照新課標和教學的要求，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記錄教師在課堂教學上針對教學重點、難點的講解，同時還兼有有關課題的教學設計、課程總結以及課后練習等。微課教學內容更加凝練，重點突出。微課教學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給傳統的教學模式以強烈的沖擊，開放大學之于微課教學，開放大學的教學資源中，一些課程知識陳舊、教學觀念落后，無論教學內容還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課教學。開放大學應與時俱進，及時做出調整和改革，重視并引入微課教學。

二、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如何開展微課教學

（一）轉變教學觀念，優化教學模式

從古至今，在傳統的教學觀念里，都是以教師為主導，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教師傳授了什么，學生就接受什么，長此以往，這種教學模式的弊端顯現出來，學生沒有自己發揮想象力的空間，思維發散的能力得不到訓練，缺乏自主學習能力，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個性。隨著教學改革的推進，一種新型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在眾多專家學者中的討論越來越烈。這種教學模式以學生自學、自己探索為主，教師起輔作用，給學生答疑解惑，引導學生去感悟、學習并且總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二）重視教學方法

開放大學屬于高等教育范疇，對漢語言文學的設置要有與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要求教師重視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優化文學內容的選取和設計。針對文學作品的教學設計，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時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為切入點，然后從作品的主題、故事構架、風格以及對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開。最終教師在對這些教學內容進行整合和教學設計的時候，要注重表現形式的豐富性，使整個教學過程不死板，降低學生對知識點掌握的難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充分利用網絡平臺

網絡視頻是微課的核心傳播方式，要求教師做的網絡教學視頻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在講課的過程中，學生以提問的方式與教師進行互動，教師及時答疑解惑。在整個教學結束后，學生自主在視頻下留言，對這節課的評價，指出其優、缺點，學生也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議。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對優點之處，在以后的教學中繼續保持和發揚，對不足之處，要虛心改進。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根據學生的需求改進教學設計，讓教學設計更加科學化和合理化，更能為學生服務好。

三、開放大學開放漢語言文學的意義

開放大學開設漢語言文學的意義要從兩方面進行探討，一方面是對教師，有利于提高教師自身的教學水平，同時也提高了教學質量，與傳統教學相比，最大差異之處在于學生與教師的平等關系，學生可以自由對教師的教學方式進行評價，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進之處，這有利于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對學生，學生提高自主學習能力，積極加入對學習的探討中去，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綜上所述，關于開放大學漢語言專業發展微課教學的設計，符合時代教育發展的潮流，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微課的開展提供了技術支持，讓微課教學的傳播更加廣泛，降低了進入門檻，真正實現了有教無類，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和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參考文獻：

［1］黎加厚.微課的含義與發展［J］.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2013（4）.

［2］吳曉輝.探析微課程在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中應用的意義［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4（13）.

［3］胡鐵生.微課：區域教育信息資源發展趨勢［J］.電化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白芳芳單位：天津廣播電視大學寧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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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文化自覺 海外漢學 中西文化 東方主義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領域，一系列海外漢學的著作被翻譯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漢學的學術著作問世。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深入“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的認識愈來愈深；……或許可以說，這是20年來我國人文科學的學術觀念的最重要的轉變與最重大的提升的標志之一”[1] （P6） 不過應該看到，西方漢學若從16世紀的“傳教士漢學時期”算起已有400年的歷史，若從“游記漢學時期”算起就要更長，而日本漢學（中國學）如果從中國文化的傳入算起則有更長的歷史。因而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研究來看，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仍然不過是剛剛起步，許多問題、許多課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李學勤先生多次呼吁：“國際漢學的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外國漢學家幾百年研究中國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們應當吸收借鑒，但由于語言隔閡，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紹到國內來?！盵2] （序）

那么，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學術路向來把握這門學科呢？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無疑是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我們必須了解漢學在域外發生的文化和學術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下它的價值和影響。反過來說，這種發生在異地，由東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學問對我們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究竟有什么影響？我們應該用什么心態和方法來評價這種學問？如何和這些近在東京遠在巴黎和紐約的外國同行們對話和交流？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搞清這些問題比研究漢學的一個具體問題要重要得多，特別是在漢學研究蓬勃發展的今天，學科對象與學科研究方法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漢學（中國學）

如果將域外漢學（中國學）史作為一個學術的對象來把握，我們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是通過什么途徑傳播到國外的？漢學家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傳到他們手中的？他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的譯本是如何形成的？因為任何一個漢學家，他從事漢學研究的基本條件就是要閱讀中國文化的典籍，無論是原本的中文文獻還是翻譯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傳，構成了域外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礎。正如嚴紹T先生所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基礎性研究，就必須以原典性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典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并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失卻了這一基本，所謂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盵1] （P6）可以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搞清中文文獻在西方的流傳史，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西方漢學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數漢學家研究中國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種西方語言的譯本。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結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漢學家們所得到的翻譯的文本是不同的，這些不同的文本決定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漢學的歷史上對《四書》的翻譯就有羅明堅的譯本，有柏應理的譯本，有衛方濟的譯本，有理雅格的譯本，有衛禮賢的譯本，有陳榮捷的譯本。這些譯本由于時代不同，譯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達的《四書》的含義有著很大的不同。因而，認真摸清中國典籍的外譯是進行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對傳教士的早期拉丁語譯本的梳理和研究，雖然困難很大，但從學術的整體和長遠發展來說，是應該去做的。

如果這樣從學術上掌握漢學的知識來源，我們就必須進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漢學時為什么我們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華傳教士的活動；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費正清認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華的傳教士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因為入華的傳教士實際上是站在一個雙行道上,“他們在向西方傳遞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點”，[3] （P121） 不了解傳教士我們就弄不清他們向西方所介紹的中國形象。

二、從學術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漢學（中國學）的歷史變遷

海外漢學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它作為一個學術的發展，有著自己的學術師承和學術脈絡。我們今天在展開海外漢學的研究時應對各國漢學（中國學）的學術發展史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把握。講到這個問題，首先就涉及到“漢學”和“中國學”的關系。一般來講“漢學”表示對中國古代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國學”表示對近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獻、訓詁，后者注重現實；前者基本上是傳統的人文學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如劉東所說：“漢學一詞在現代亦必衍生出寬窄兩義。廣義上，它可以指稱‘一切在研究中國的學問’。狹義上‘漢學’（Sinology）一詞則與以現代方法研究現代中國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對，僅僅指以傳統方法來考釋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經典文獻的學問”。[4] （P128） 這種劃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對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語言的特質之一就是“約定俗成”，我們不必在學科的名稱上長期爭論。

但這兩種名稱告訴我們，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和研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應該對其學術史的流變和發展有一個了解。對待域外漢學（中國學）僅僅采取一種實用的態度是不行的。“我認為研究國際漢學，應當采取學術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將漢學的遞嬗演變放在社會與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2] （序） 前輩學者已經這樣做了。1949年前對西方漢學通史的研究有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和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歐人漢學之研究》，近年來有了一兩本國別的漢學史著作，影響較大，受到國內外學者好評的是嚴紹T的《日本中國學史》和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何寅與許光華的《國外漢學史》是國內目前較為詳細的漢學的通史性著作，此書有開創學科通史之功。漢學（中國學）史研究的意義在于，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發展在各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有自己的學術傳統，有師承的傳遞和各個學派的特點，如果不了解這個歷史，就無法判定一個漢學家在本國學術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學術思想的來源和背景，很容易鬧出笑話。漢學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漢學（中國學）成果介紹到國內，就必須做深入、細致的國別漢學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再來進行整體的或個別的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定各國的中國學家們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學術譜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們的無知”。[1]（P14） 從西方漢學史來看，如果沒有一個系統而又深入的學術史的梳理，我們就無法解釋“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之間的巨大變化，無法解釋從費正清到柯文這種學術路向的重大轉變，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這種學術轉變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無論是判斷一個漢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還是從整體上理解漢學（中國學）的演變，沒有學術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較文化的視角是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漢學（中國學）雖然其內容是關于中國的，但它是發生在域外，由外國人所做的學問。西方漢學（中國學）其實是西方學術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東方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學術的傳統和規范。這樣漢學和國學之間既有同，也有異。同，表現在內容上，無論是傳統的漢學還是當代的中國學，材料、文獻都是中國的；異，表現在學術規范和方法上，最終還在問題意識上，漢學是從自身的文化發展的需要出發，從一個“他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這樣，在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中就必須從一種跨文化的角度，運用比較文化的方法來分析漢學。許多國內做“國學”研究的學者認識不到這一點，往往將“漢學（中國學）”和他們自己所從事的“國學”相等同，對其“同”的部分大加贊賞，認為有水平，對其“異”的部分則大加批評，對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化和學術的“誤讀”不能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種比較文化的視角，不能運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來對待漢學（中國學）。

母體文化對漢學（中國學）家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有很大的影響。從實證的知識論角度來看，域外漢學并非像賽義德所說的完全是一種“集體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完全影響下，成為一種毫無可信的語言的技巧，一種沒有任何客觀性的知識。就西方漢學（中國學）而言，從16世紀以后，西方人對中國的知識獲得了大踏步的進展?！坝斡洕h學”與“傳教士漢學”的重大區別就在于，后者中傳教士已經開始長期生活在中國，并開始了一種依據基本文獻的真實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記載，一種走馬觀花的研究。傳教士漢學絕不是傳教士們隨意拼湊給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圖畫，他們對中國實際認識的進展，對中國典籍的嫻熟和在翻譯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漢學家也很難和其相比。特別是到“專業漢學”時期，漢學家在知識論上的進展是突飛猛進的，我們只要提一下法國的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就夠了。這點我們在下面論述漢學（中國學）和國學的關系史時會講到。

賽義德在其《東方學》中認為，“每一個歐洲人不管他會對東方發表什么看法，最終都幾乎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一個帝國主義者，一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中心主義者?！盵5] （P260） 由此，西方的整個東方學在知識論上都是意識形態化的，其真實性應受到懷疑。他認為西方的東方學所提供的是“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和帝國主義的定性概念”，東方學的失敗既是學術的失敗，也是人類的失敗。賽義德的觀點顯然不符合西方漢學的實際情況。作為西方知識體系一部分的東方學，在知識的內容上肯定是推動了人類對東方的認識的。這樣說并不是否認西方漢學受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平心而論，賽義德說西方的東方學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海外擴張而形成的，這是對的；說東方學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也是對的。但由此認為西方的東方學“并沒有我們經常設想的那么具有客觀性”的結論則是缺乏具體分析的。賽義德所提供給我們的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評價西方的東方學的方法是對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為不能因西方東方學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就完全否認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觀性”。以傳教士漢學為例，傳教士入華肯定不是為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而是為了“中華歸主”，這種心態對他們的漢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這并不妨礙傳教士的漢學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他們仍然提供給了歐洲一些準確無誤的有關中國的知識。采取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對西方漢學（中國學）中的這兩部分內容進行客觀的分析，哪些是“意識形態”的內容，哪些是“客觀知識”，二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用比較文化的方法來分析漢學（中國學），就是要考察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的漢學（中國學）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語界中展開這種學術研究的，分析他們在具體的文獻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本土學者來說，影響我們的恰恰是方法論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漢學（中國學）中的研究完全歸為“意識形態”而加以批判和拋棄。

如果有了這個觀點，我們就會看到漢學家區別于中國本土的“國學”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們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例如，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對中國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爾干社會學的影響，從而開創了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之先河，對他這種宗教社會學方法論的吸取推動了中國本土的社會學研究。當年楊蟻壬受教于馬伯樂，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會學方法的學者。而中國的宗教學界幾乎沒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馬伯樂已經創立了這種方法，是這兩年才開始注意這種方法的。宗教學界的學者們只不過是將西方的宗教社會學搬來而已，他們今天也仍不知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真正創始人是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社會學和宗教學在對待馬伯樂漢學研究中的方法論的兩種態度，對這兩個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影響。夏志清運用新批評主義的形式主義分析方法，重評中國現代文學史，使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又回到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之中，這種方法極大啟示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中國文學研究中，“20世紀涌現出來的意象研究，新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主題學，文類學，風格學，敘事學，甚至女權主義，混沌理論，文化理論等等，舉凡用之于西方文學研究者，幾乎都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派上用場”。[6] （P11） 新時期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漢學方法論的后塵。

注意其方法論，注意其新的學術視角，運用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隱藏在其“客觀知識”背后的方法論，這正是漢學（中國學）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圍內探討中國文化的影響史

如果說，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是各國東方學的一部分或地區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種學術形態。但漢學作為對中國文化的介紹和研究，同時也在世界各國的思想與文化中產生了影響，各國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也從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悠久的歷史中得到啟示，寫下了各種形式的文字，從而使中國文化走入了各國的思想文化領域。這些人雖然不是漢學家，但他們和中國在思想上和實際上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對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影響的研究也構成了漢學（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和影響是兩個相互關聯而又有所區別的領域。一般而論，傳播史側重于對中國文化的翻譯、介紹和研究，域外的中國形象首先是通過漢學者的研究和介紹才初步建立的。影響史或者說接受史則已經突破學術的層面。因為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個很偏僻的學科，它基本處在主流學術之外，或者處于學術的邊緣。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影響和接受則主要表現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難截然分開，因為一旦中國文化的典籍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的文本，所在國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就可以閱讀，就可以研究。他們不一定是漢學家，但同樣可以做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可能不低于漢學家，特別是在為自己的理論創造時。英國17世紀的學者約翰?韋伯從來沒來過中國，但他所寫的《論之語言可能即為原始語言之歷史論文》是西方第一本關于研究中國語言的專著。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你很難說它是不是漢學著作，但其影響絕不低于任何一本漢學的專著。美國的思想家愛默生、詩人龐德，德國的榮格等都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響史也應成為漢學（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前輩學者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錢鐘書在英國時所寫下的《十六世紀―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陳受頤的《中國文化對十八世紀英國文化的影響》，朱謙之的名著《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法國學者畢諾的《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都是我們在做漢學（中國學）研究時所必讀的書。在這個方面，賽義德的理論給了我們解釋的支點,“東方學現象是整個西方的隱喻或縮影，實際上應該用來代表整個西方”。 這是說西方為了確定自我，拿東方作為非我來做對照。“東方代表著非我，相對這非我，西方才得以確定自己之為自己，所以東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過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給定因素”。從18世紀的中國熱，伏爾泰認為中國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國”，到19世紀中國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爾認為中國是一個只有空間沒有時間的國家，一個停滯的帝國，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國一直是作為西方確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斷的變換者。

漢學（中國學）的魅力不僅在于它的“同”――漢學家們為我們的國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史料，特別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實，它的魅力更在于“異”，在于跨文化間的“誤讀”。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是漢學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華所說：“作為一個比較學者，我對漢學有著一分天然的親近感和學科認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從我踏上比較文學學術之路起，漢學研究就始終伴隨我左右，成為我學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P7）

以上幾點都是從域外的角度來看待漢學（中國學）的，即它發生的歷史，它本身的學術史及它在本國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與價值。但在研究海外漢學（中國學）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維度：漢學（中國學）和國學的關系。這種發生在域外的關于中國的學問和我們本土的中國學術有什么關系呢？它對中國本土學術的發展有什么價值和影響呢？

五、在與國學的互動中把握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

海外漢學（中國學）從其誕生起就同中國學術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特別是西方漢學。在一定意義上，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產生是和西方近現代的漢學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中國近現代學術之建立是中國本土學者與漢學家們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啟，理雅格與王韜，儒蓮與王韜，伯希和與羅振玉，夏德、鋼和泰與，高本漢與趙元任等等……，漢學家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我們還可舉出許多例子，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互為影響，相互推動。鋼和泰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于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于牛津、劍橋，在20世紀20-30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就中國來說，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中國學術逐步地向現代化形態發展。

傅斯年在談到伯希和的學問時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借，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乎?！盵8] （P4） 這說明了當時漢學對中國學人的啟示。實際上近現代以來，中國學術對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強，引起許多學者感興趣，這顯然是受到了西方漢學家的影響。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記中說：“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這里已認識到漢學的特點，以后在與漢學家鋼和泰交往中改變了原來認為漢學家治學“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鋼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評價更說明西方近代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高本漢以治音韻學而著稱。說：“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工夫研究《切韻》，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ā墩Z絲》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300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盵8] （P166） 鑒于西方漢學的這一成就，他號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時再來重新整理國故，便可“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江”。當時西方漢學對中國學界的沖擊非常之大，以致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論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到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8] （P139） 其實中國近代學術研究從傳統的注經轉變為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因素是受啟于海外漢學。陳寅恪任教清華之初，遵循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方法，講授歐洲東方學研究之目錄學。趙元任和李方桂的語言學研究走出了傳統的小學，而采取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漢語言學研究的影響。這說明漢學和我們自己本土的學術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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