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環境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治環境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兩論在對學派稱謂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學術緣起，在學理資源的“認祖歸宗”中進一步厘清了兩者的不同。媒介環境論論者批評媒介生態論者并不是一種對于北美學派的繼承與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環境學）概念之時，就沒有真正地對其進行全面地介紹與闡釋，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媒介生態進行了中國式的闡釋和發揮。其對于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闡述及其在中國的確立，沒有起到真正廓清認識并加以推廣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與發展中，也并未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融通。而媒介環境論本身則是從譯介出發，在對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理論的梳理中確立的學派。媒介環境學派的貢獻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譯介了相關著作，從學派的歷史、理論、應用三個領域，全面地介紹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從而讓學界重新認識了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相關理論。媒介環境學派是正宗的北美學派的中國代言。他們汲取北美學派有益的學術思想，開拓思維，為中國學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與角度。媒介生態論論者早就對自己的學術緣起有清醒的認識，崔保國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痹诤髞砼c媒介環境學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態論論者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是在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學科，并不是對北美MediaEcology的簡單繼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識是原發的，這是中國媒介生態論論者獨樹一幟所在。3.對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對“環境”與“生態”二詞的常規理解與表述中，兩者常常會互為解釋和相互融入，這也是最初造成兩論難以厘清的原因所在。兩論以“環境”與“生態”名號加以區別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號下強調著研究向度上的側重和差異。媒介生態學從一開始就直接汲取生態學原理，將其與傳播學的相關理論結合。從邵培仁早期的相關論文和著作的闡述上來看，媒介生存是中國媒介生態學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處的生存狀態，包括媒介與人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自然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社會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讓中國的媒介能夠熟悉和了解自己所處的媒介生態，進而保存自身并求得發展，是中國媒介生態學派展開理論拓展與研討的動力和起點。在與媒介環境論的爭辯中，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關注媒介在所處生態中如何自處與如何他處的相關策略研究、媒介與社會間的子母系統互動研究，他們提出“這些互動不僅僅有媒介系統的內部要素互動，還有人與媒介、媒介與媒介、媒介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這些紛繁復雜的整體互動關系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的交換、交流與共享，還有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實證研究與調查實驗等方式與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與媒介時間方面進行了相關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拓展大大擴展了中國媒介生態學派關注的領域與范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對于“生態”或者“環境”的闡釋則與媒介生態學不同。在與媒介生態學的爭辯中，媒介環境學派強調指出，媒介本身即構成環境，媒介環境的變化（主要是指媒介技術的變化與提升，使得由媒介構成的環境不斷地發生變化）必將對環境中的人產生影響。因此，媒介變化、媒介所構成的環境及其變化對人產生的種種影響及人在媒介環境中的自處與他處，是媒介環境學越來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們對此深入地分析與探討，力圖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為環境對于環境中的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其現實意義在于讓研究重新回歸到人的邏輯起點，從人的角度去審視所處環境因媒介的衍生與演進帶來的變化，人當如何正視洶涌而來的媒介技術大潮的裹挾與沖擊。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及對當下人類生活的貼近性的闡釋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差異

中國媒介生態論與北美媒介環境論的碰撞，使我們得到了兩種研究范式和方法，這對于拓展學術研究的思路，拓寬研究視野是大有益處的。但有必要從學理上對其差異進一步分析。從詞義上分析，“生態”指主體（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對象）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生態”概念中包括主體，由主體與其生存的環境共同構成，是兩者關系狀態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Haeckel）首次提出這一詞匯時，將其描述為：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媒介生態學這里，主體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與人、媒介與自然環境、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狀態，是研究兩者間的互為與互動，是關系研究；“環境”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外界事物“，環境”概念中不包括主體。在媒介環境學這里，主體指人，媒介是構成主體人所生存的外在環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環境學將媒介作為一個環境構成的要素來研究，研究其在技術的迅猛發展作用下所帶來的環境變化及其對人產生的影響，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無論哪一學派都必然研究媒介與環境，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與自然的三個向度上來觀照兩論之間的差異。

（一）關于媒介與人

媒介環境學重在研究媒介對人的影響，屬于影響研究。他們以媒介技術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從而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結構性的變化入手，試圖辨明這其中隱含的結構，并試著探明這種由媒介變化而導致的環境改變，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緒的影響。波茲曼曾有過如下表述“：媒介環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它試圖說明我們對媒介的預設，試圖發現各種媒介迫使我們扮演的角色，并解釋媒介如何給我們所見所為的東西提供結構”〔7〕。媒介生態學重在研究兩者的關系，是在兩者共在互存的認識下的兩者間性研究。媒介生態學更為關注媒介與社會系統間的互動，它對于人的關注，體現在對于人與媒介間互動的關注。因為在媒介生態學論者看來，人與媒介間的互動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等的相互傳遞、溝通與共享，其中也必然體現出影響與建構的交互性。“媒介生態學是人類在處理‘人—媒介—社會—自然系統’相互關系的生態智慧的結晶。它既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現象和媒介生態規律的漫長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經驗和媒介生態知識的逐步積累和系統建構?！薄?〕媒介生態學中的人僅僅作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系統中的一環，對于其觀察主要體現在對于人與其他范疇發生相互關系時的認識與體悟。媒介生態學所觀照的是作為生態的整體中的人與媒介、自然及社會的關系，而不是以人類為關注焦點展開的研究。

（二）關于媒介與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態

媒介環境學鮮明地提出“媒介即環境，環境即媒介”的觀點。從自然媒介到社會媒介的變遷過程，不難得出如下認識：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中，媒介與自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難分彼此。媒介環境論者發現我們與世界交流的媒介傳播手段，即我們使用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恰恰是參與現實構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構現實的過程中持續地發揮著影響。口語文化的社會、書面文化的社會、印刷文化的社會和電子文化的社會，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為在不同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的參與下各有不同，這種媒介環境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正是結構性的。在觀照媒介與社會的關系時，媒介生態論認為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已然構成一種彼此平等且共生的關系。媒介猶如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和生態系統，從屬于社會生態系統，是其子系統之一，在與其他社會子系統相互作用時，甚至還會與其他子系統產生競爭的關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會大系統中，就要促使自己內外兼修，要適應社會的大生態，還要維系自己內部的小生態，同時還要適應媒介行業內部的中觀生態，試圖在各種關系的適應與掌控中達到生存、平衡與和諧。

（三）關于媒介與自然環境或自然生態

媒介環境學很少討論媒介與自然環境的話題，兩者關系基本不在其關注的題域。但是在媒介環境論者對媒介環境學起源的梳理時，曾經提及對芒福德（LewisMumford）啟發頗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國生物學家、社會學家，也是城市規劃和區域規劃理論先驅之一。他對于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以及人類文化間的相互關系的研究，給了芒福德深刻的影響。他提出的“人類生態”概念，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證明了生物學原理能夠給人類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為媒介環境學公認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論著得以從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入手闡述其對于人和人類文明的影響，從而為媒介環境學的興起奠定基礎。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環境學已經完全進入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在林文剛《媒介環境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一文的結尾處提到“：從媒介環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傳播研究領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現象（如天體或相對論）的規律。媒介環境學者探尋的是人類社會文化,它們牽涉到很多難以捉摸和不可預知的變量（variables），例如各種各樣的人類情緒、感覺以及動機,而這些變量由于時空或背景的遷異而千變萬化。因此,媒介環境學是一個社會文化研究領域?！泵浇樯鷳B學則特別強調媒介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媒介生態論者看來，人與媒介不僅存在于社會系統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統之中，必然會與其產生相互關聯與影響。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點，所在區域的自然狀況是媒介生存與發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條件。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與發展所在地點的自然狀況，并探討自然環境與媒介發展間的關聯而進行。事實上，自然環境狀況與媒介生存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形成有著毋庸置疑的關聯性和必然聯系。這種地理、氣候、歷史、文化間潛在的關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態學對這個領域的關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態學能夠生發出最為直接和切近現實的指導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同一與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在相互碰撞中實際上又相互啟示，從學科研究的同門、學科研究對象的相同與相近來說，兩個學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與融合。

（一）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同一

兩論雖然在差異中各自成長，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顯。其一，兩論汲取的理論資源具有某種程度的同一性。誰也不能否認，20世紀初期技術的迅速進步給環境帶來的后果，對于生態意識的崛起以及在學界也隨之刮起一陣生態學范式及思維方式的旋風所產生的強大推動力。人們開始關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正如媒介環境論者沃爾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對宇宙的整體聯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細的知識，我們的確生活在名副其實的生態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聯系，至少就人類的感知能力而言是這樣的?！薄?0〕無論是媒介生態論者還是媒介環境論者，他們受生態學的影響，都汲取了生態學意義上的“環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養分。媒介生態論者駐足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子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論者則從肯定人在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出發，更為關注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其二，兩論研究目的的同一性。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其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謀求人與其所生存環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動與發展。生態論論者是在承認人與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體而微地關注媒介一方的發生與發展，并對此種狀況進行相應地描述及對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尋求媒介與媒介所在環境的平衡，根本上說是媒介與人生存環境的平衡。媒介環境學則更多地從批判的眼光指出現代社會的媒介本質，越來越多的媒介構成了人生存的環境。媒介構成了人生活的生態。媒介如何構成了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媒介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或者改變了人，人又當如何應對，如何尋找到媒介現實下的人與媒介環境間的平衡。探尋人與媒介間的關系，在批判中尋找人與媒介間的平衡與和諧的良性互動，這正是同一稱謂下的兩論研究的共通之處。

（二）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兩者必然存在著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為研究對象。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都是在媒介發展迅猛的當下，對于媒介的一種關注與研究。兩派都強烈地意識到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彼此之間的這樣一種共生的關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構成中的一部分，是人類交往不可規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間交融互生。媒介生態學對媒介及其生態關系的研究，往往具體而實際，致力于為業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與指導。而媒介環境學對于媒介的研究，則以人為關切對象，致力于媒介技術的宏觀視野，力圖指明媒介技術對于社會文化的重要影響。但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無論是具體而微的媒介，還是線條粗獷的技術分野，媒介始終在兩論共同關注的視野之中。不論是出于傳播研究的考量，還是文化研究的思索，兩論都承認媒介業已成為構建當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對象的同一關注，必然帶來研究內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態環境為研究題域。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環境，是以媒介為中心，媒介所在生態圈層的其他因素的綜合。在媒介生態學的有關研究中，媒介生存脫離不了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外部環境的作用，研究這些外部環境與因素，才能夠為媒介的生存與發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環境學所指向的環境，則直指媒介技術本身?？谡Z、文字、印刷、電子媒介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語）。這種環境論，既提供給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以新的視野，但也并未脫離具體的媒介而成為虛無的想象。媒介環境論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須結合這種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時代、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其他具體因素。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中也必然考慮到媒介與其他文化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構成的生態與媒介間的相互影響。對于共生關系的肯定和強調，正是兩論的共同認識，也必然會因此在研究中出現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與環境的關系。兩論從不同的向度出發，但關注的卻都是媒介與環境間的關系。媒介環境學關注的是媒介形式構成環境，進而構建社會，形成文化，產生影響。如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該書用較大的篇幅闡述了印刷技術媒介產生的時間與背景，及由此產生的印刷文化，并進一步闡釋印刷技術對于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學的影響，從而導引出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存在必然關聯的宏大主題。而媒介生態學也關注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媒介生存的影響，從而實現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許多媒介生態學視角下的對具體媒介及媒介現象的觀察，像《媒介生態學視閾下作為空間的華萊塢電影》《從媒介生態看城市臺民生新聞的困境》等媒介生態學領域的研究往往針對具體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與所在環境間的關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與發展的規律，并提出相應的策略或辦法。顯然，兩論都承認媒介對社會的參與作用，并從媒介的角度重新審視社會與文化，對于政治、經濟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審慎的態度。這種共識指引下的研究，雖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過程中，也必然出現彼此涵容。

四、結語

篇(2)

民辦高校由于辦學體制的不同，缺少政府資金扶持，引進高層次人才較為困難。通常民辦高校輔導員身兼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而多數輔導員專業技能不夠高，無法適應多重角色的職責。在這種形式下，如何加速民辦高校輔導員的自身成長，構建輔導員隊伍內部培養機制就顯得尤其重要，也是所有民辦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

1 我國民辦高校輔導員隊伍的現狀

民辦高校根據國家的政策制訂了一些相應的政策或文件，使得輔導員隊伍建設有所改觀，但從現實情況和已有的文獻研究中可以發現，民辦高校輔導員隊仍存在相應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自身專業性不強、缺少系統的專業學習

在現行的民辦高校輔導員招聘中，往往只對學歷有明確的要求，而對專業并沒有嚴格要求，導致新入職的輔導員對學生工作的特性不夠了解，缺乏教育、管理、心理學等方面的相關知識。而早期的輔導員則以本校的優秀留校生為主，來自于大學的各個專業。這些輔導員很少畢業于思想政治教育類或與學生工作相關專業，導致了民辦高校輔導員隊伍底子薄弱的現狀。

目前民辦高校對于輔導員的專業化培訓，多數仍停留在低層次、無秩序、重數量、輕質量的初級發展階段。培訓內容大多數停留在講座、書本學習等傳統方式上，內容往往也不成體系，請到那個專家就講哪方面內容，沒有針對性，對于輔導員的專業提升效果緩慢。

1.2 角色模糊、分工不明

輔導員具有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既是高校育德工作的專業教師，又是學生的人生導師和知心朋友，既是教育管理者又是學業指導者。但在實際工作中，高校往往忽視了其教師身份，大多數輔導員僅僅被當作行政管理人員，承擔著繁重的綜合工作：心理咨詢、職業規劃、專業學習、日常管理、就業指導、勤工助學及學生黨團建設等工作。

1.3 隊伍不穩定、結構不合理

輔導員隊伍不穩定主要體現在輔導員入職的觀念上，由于上升通道不明顯，且工作繁重，很多民辦高校輔導員將其崗位作為跳板，進入高校后便把心思放在轉教師崗或者進入行政崗，人員流動性較大。由于人員變化快，目前民辦高校輔導員隊伍整體呈年輕化趨勢，難以形成老、中、青，傳、幫、帶的結構。

2 導師制的起源和發展現狀

導師制源于十四世紀牛津大學的本科生導師制，其目的就是想辦法接近學生，積極與之進行思想交流，有效解決他們生活、學習中的問題，滿足其發展過程中的合理需要，使他們順利完成學業。導師制一直是牛津大學最引以為傲的制度之一，六百年來，牛津學子中先后出現了64位諾比爾獎獲得者，30位英國首相，這其中也有受惠于導師制的結果。

導師制進入我國后，大多數高校還是主要應用于青年教師的培養，并成為促進青年教師成長的有效途徑之一。青年教師導師制，主要指學校按照一定的標準和流程，遴選出一批師德高尚，教書育人成績突出，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良好教學效果的名師，發揮“傳、幫、帶”的有效措施，采用結對子的形式進行“幫學”工作，全面提高青年教師的思想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實踐能力，盡快適應教育教學工作，成長為合格乃至優秀的高校教師。

3 民辦高校輔導員導師制成長體系的構建

本文借鑒英國高校導師制成功的經驗和做法，以為輔導員隊伍配設“專業導師”為切入點，對構建輔導員導師制機制做出了研究。以高等教育理論、教師發展理論等為理論基礎，在對輔導員隊伍發展歷史、現狀及未來方向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在我省民辦高校輔導員隊伍中推行“導師制”的具體實施措施。

3.1 專業導師的遴選

在各個專業方向中選評出“經驗型導師”，與其他輔導員形成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定期開展業務指導，答疑解惑，互相研討，共同提高。或是在校內外聘請與學生工作密切相關領域的專家作為導師。導師類型可分為學術型、專業型、思想型導師等。通過選聘各類導師對輔導員進行專項目標培養，做到術業有專攻，打造輔導員隊伍自己的“學科帶頭人”。

3.2 導師制的制度保障

首先，建立完備的導師管理機制。建（下轉第23頁）（上接第32頁）立規范科學的導師人事管理制度，強化過程考核，提升導師責任意識；要考核導師的行為規范、指導能力和工作態度；要綜合考核導師的工作成效，激勵導師隊伍的整體素質提升。

其次，建立質量評估制度?？陀^公平的評估考核機制是輔導員導師制成長體系建設可持續發展的質量保證。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加強過程評估和個性評估，增強評估過程中導師的話語權，使其充分發揮其對輔導員應有的激勵作用。要使評估工作制度化、常規化和公開化，通過完成評估工作達到提升業務能力和指導效果的作用。

最后，建立導師促建制度。在管理體制上要制定行之有效的辦法，吸引優秀?＜彝渡磧詬ǖ莢鋇際Χ游椋輝諦T?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25.html" title="環境論文" target="_blank">環境上?要營造出學術專家爭做輔導員導師氛圍；在職稱評定、崗位提升等個人發展上，向輔導員隊伍傾斜。

3.3 導師制的運行模式

導師負責制定培養方案，定期開展業務指導，答疑解惑，保證輔導員在導師制培養結束后專業素養有明顯的提升。通過構建“一帶一”、“一帶多”的模式，充分發揮導師“傳、幫、帶”作用，通過傳授專業知識，以自己的經驗經歷對輔導員進行幫扶，帶領其快速成長。

3.4 導師制的雙向績效考核，利用PDCA法實行目標管理，通過行為規范、指導能力、工作態度等方面對輔導員及導師進行雙向考核。通過規范考核，激勵導師隊伍的整體素質提高。

篇(3)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進行,它既要適應社會發展又要引領社會發展。在理論的萬花筒中,探求最貼近教育形態的思維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論,是教育理論發展最本真的訴求。在世界范圍內,伴隨著自然、社會與教育生態危機的凸顯,生態學的地位與作用也日漸彰顯。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生態問題,這是人類付出沉重代價后的明智選擇。“可以說,當生態學發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層次時,就已經具有了哲學的性質和資格,它已經形成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視野與思維方式,具有了世界觀、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性質?！雹俜脚d未艾的生態范式將是開拓視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許它的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的形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勞倫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態學(EcologyofEducation)”一詞,并列專章進行討論;20世紀60年代,阿什比用生態學詮釋大學,用生命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突變說”、“遺傳環境論”等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理論;1977年,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出版了《學校生態學》,以研究教育資源分布為主旨;華盛頓大學古德萊德主編的美國教育協會第86期年鑒的主題為“學校革新的生態學”;斯坦福大學的艾斯納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上發表了《教育改革與學校教育生態學》;波特蘭州立大學的鮑爾斯教授等人則多年來堅持研究生態危機給文化、學校的教學、課程等帶來的影響;美國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態學方法讀寫學習研究中心,并將生態學原則解釋為“對于所有有機體和系統的發展提供活力的引導原則”,等等。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教育研究的“生態潮”現象有增無減,近幾年更為興盛。

目前,已出版關于教育生態的專著7部,發表關于教育生態的研究論文2878篇。這些論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觀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環境、學校制度等)和微觀研究(大學學術、課堂教學、課程和教學環境等)。當我們領略教育生態研究的進展時,似乎省察出其邏輯架構上的問題:中國的教育生態學研究還剛剛起步,人們忙于將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運用于對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的分析與研究上,忙于確定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忙于使教育生態學真正成為具有科學性的教育科學的分支學科,卻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條件:生態學對于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研究的適切性確證。這個問題如果在理論上沒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文化學、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之外,獨辟蹊徑的生態學研究將會是多余的;如果這種適切性被確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視角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生態”、“生態學”、“生態觀”的內涵

在某種意義上,學科體系即概念體系,因此,學科話語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間的相互關系后的準確表達,“理解一個概念,把握表達這個概念的詞的含義,至少應了解支配著這些詞的使用的規則,從而把握這個概念在語言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雹谡撟C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態學”的詞義及其使用規則?！吧鷳B學”(Ecology)一詞由希臘文Oikos衍生而來,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務”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則是表示學科及理性之意,后來演變成為“Ecology”?！吧鷳B就像一個家,家是什么?實際上,家始終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幾件家具擺設或者純粹的人口數量總和,顯然,家應該首先是一種關系復合體,蘊涵著深厚的并且難以被我們作知性認識的關系結構?！雹?869年,德國生物學家?？藸柺状翁岢錾鷳B學一詞,并定義為研究有機體彼此之間以及整體與其環境之間交互關系的一門科學。

從一開始,生態學關注的就是“共同體”(Community)、“生態系統”(Ecosystem)和“整體”(Holism)。雖然“生態學”一詞出現較早,但它成為一門初具理論體系的學科,還是20世紀初的事。生態學是在多學科背景下進行跨學科綜合的產物,是交叉學科的一個重要門類———綜合性學科的典型代表。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在其早期的研究過程中就顯示了宏大的綜合特征。它既包含了眾多學科的內容,又與一些基礎學科交叉,同時還大量運用物理、化學、生理、氣象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態系統”這一概念,明確將有機體與其生存的環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然整體,并引入熱力學的能量循環思想對生態系統進行研究。繼他之后,美國學者林德曼提出了營養級位生態金字塔學說。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生態學吸收了“舊三論”和“新三論”等系統科學思想,使其理論更趨合理與完善。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先后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淺層到深層,從以研究生物為主體,以個體、種群、群落為重心的自然科學到以研究人類為主體,以生態系統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滲透和融合,以探討和研究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為己任的方向發展的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實踐的需要,也是學科發展的需要,而轉變的基礎是自然與社會(包括人)有著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理。

有學者認為,目前已經被普遍使用的“生態”概念,一般都具有兩種詞性。一是作為形容詞的“生態”,主要指有利于生物體生存的、對一切生命持續存在有所幫助的,如在生態農業、生態食品、生態住宅、生態社區等詞語中,“生態”即指“生態的”。二是作為名詞的“生態”,指環境總體以及包括人在內的物與物的相互關系,如在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行政生態、文化生態、生態環境、生態保護等詞語中,“生態”即指一種利生性的總體關聯。作為現代漢語的“生態”,一方面始終保持著與生存、生命、生產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具有總體性、整體性和全面性的指稱。④由此可見,生態的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生命的觀點、有機的觀點、自組織的觀點、內在關聯的觀點,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會看做是鮮活的生命體。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機性,有機性的本質就是內在的關聯,“生命有機性”是生態合理性的首要原則。

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

現代學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其發展呈現開放、滲透、融合、共生等特點。在教育研究的實踐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許多教育問題和現象,如教育公平、學校職能、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素質教育等,很難用一元的、單向度的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進行滿意的解釋,也難以用單一的因果關系或矛盾關系的原則進行恰當的解決。論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需探討理論的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和方法論的適切性等三方面的課題。理論的適切性,即在學科既高度綜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構建和確證揭示自然之生態規律的原則與揭示人類之教育規律的原則的價值適切性和現實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和諧社會的構建、建立創新型國家等),如何構建和確證教育與生態的理論合理性和現實適切性;方法論的適切性,即面對世界科學技術中心的轉移,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形成,面對世界教育的巨大發展,面對“知識本位”與“關系本位”,“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價值合理性方法的艱難選擇,面對從“沖突論”向以“和諧論”為哲學基礎的教育理論發展,當代中國的教育應建構怎樣的價值觀,教育研究應實現怎樣的方法論超越。

在這三個課題的研究中,方法論的適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為“方法論研究是應人類認識發展需要新的認識方式而產生的”,⑤方法論的適切,是夯實教育理論之基的關鍵,它為理論的適切性和實踐的適切性提供了必要條件。生態方法論之精髓在于“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在此,筆者將生態的方法論與和諧價值觀通稱為“生態學原則”。揭示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可從下表中得到說明。表中生命的和社會的生態原則分別引用美國學者卡普拉和蘭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教育的生態學原則進行闡釋、比較,可以看出,自然、社會和教育系統有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則,在和諧價值觀的觀照下,生態智慧可以應用于教育研究,生態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形態。

四、生態學研究教育的方法與視角

普通生態學認為,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層次觀。生命物質有從分子到細胞、器官、機體、種群、群落等不同的結構層次。生態學是研究機體層次以上的宏觀層次。第二,整體論。每一高級層次都有其下級層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體特性,這些特性不是低層次單元特性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低層次單元基礎上重新組建時出現的整體涌現性。整體論要求始終把不同層次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態整體來對待,注意其整體的生態特征。第三,系統學說。在生態學中,系統觀點與整體論和層次觀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層次既是一個生態整體,也是一個系統。第四,協同進化說。在自然界中,各種生命層次及各層次的整體特性和系統功能都是生物與環境長期協同進化的產物。⑦

由此,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可歸納為系統觀、平衡觀、動態觀和整體觀四個方面。而生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則主要有實地觀測、受控實驗以及生態學的綜合等方法。實地觀測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對生物與環境關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觀測和原地實驗;受控實驗指在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受控生態實驗系統中,研究單項或多項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對種群或群落影響的方法技術;生態學的綜合方法指對原地觀測或受控生態實驗的大量資料和數據進行綜合歸納分析,表達各種變量之間存在的種種相互關系,反映客觀生態規律性的方法技術,包括資料的歸納和分析、生態學的數值分類和排序以及生態模型與模擬。顯然,這三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學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約性。除了上述具體方法外,生態學研究教育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作為跨學科研究,教育生態學的分析視角(I),既包括普通生態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研究視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特定的研究視角的“集合”(B),即它是兩者研究視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說,針對教育問題的研究,生態學研究教育的分析視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疇是人們在一定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認識客觀事物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水平,一定時期內也能體現事物的基本規律,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使人們認識世界的視野需要不斷拓展,因此,研究視角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和認識水平的提高而變化和豐富。固定不變和不斷發展相統一是正確理解“研究視角”的前提。結合生態學、教育學等學科特性,筆者認為教育問題的生態學研究的分析視角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主體與環境。主體的分析視角是按照主體基本特征(選擇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標準,去認識、整理、要求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動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存在價值,把發展性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本位。環境的分析視角是按照聯系的、優化的、整體涌現性的假設或模式去認識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動與條件之間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以環境為本位,把環境促進學生的發展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

2.遺傳與變異。遺傳與變異是知識傳承和知識創造的兩個基本出發點與本位,與上述分析視角相比,遺傳與變異的分析視角屬于教育生態學特有的一對分析視角。遺傳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邏輯和法則去認識、整理各教育現象和問題。因此,教育活動只有堅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為教育。變異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適應變化、發展求新的觀點或標準去認識、整理和評價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也就是說,它從變異的角度賦予教育現象和問題以意義和價值,并對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定位。由此,對教育創新的現象和問題,其賦予的是意義和價值的優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