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藝術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關于藝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表現思想與主題

在對電影主題思想的表達中，色彩美學更是一項基調性的手段。可以說對于一部優秀電影的主題，我們從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個基調性色彩上就能直觀地感受出來。在姜文的《鬼子來了》一片中，絕大部分的畫面使用黑白色調，其所表達的主題是一段讓人不忍回憶的痛苦歷史，而片尾當男主角的頭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畫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濃烈的紅色基調———這已經不僅僅是導演在控訴，而是將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國家榮辱張揚到了極點。而該片模仿的對象《辛德勒的名單》也采用了類似的手法，表達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猶太人所不愿回憶卻又不能不回憶的過去。《藍風箏》的導演田壯壯則是將藍色定為該片的基調色彩，導演采用藍色濾鏡來拍攝大量的鏡頭，無論天空還是白雪都滲透出一種冷冷的藍色，這與該片冷靜的敘述方式以及主題所表達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與社會達到了高度的一致，從而為該片定下了壓抑和悲憤的基調。

(二)產生象征與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達也有多種多樣的解讀，這也使得色彩美學在電影創作過程當中可以展現出不同的象征意義和暗示。例如在中國，紅色意味著喜慶，白色則總是讓人聯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國家白色更多地意味著純潔，而紅色總是令人想到鮮血和殺戮。著名導演張藝謀的諸多影片中就鮮明地展現了他對紅色的偏好，《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紅色的場景。當然只會是用紅色的張藝謀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對其他顏色的使用也說明了這位大師對于色彩中象征意義的精確掌握:秦王、秦軍和秦宮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僅符合了秦國屬水德尚黑的史實，更是展現了一種冷酷而肅殺的味道，而在對外場景中大量使用黃色———黃沙、黃土，都充分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底蘊，也就是黃色文明，從而進一步引發了觀眾對于本片中這段殺戮戰爭歷史的無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誰說我不在乎》一片中，紅色被大量的使用。無論是來往的車輛還是情人出現的場景中的紅色墻壁，實際上都是一種暗喻。我們通常把夫妻之間出現感情危機的情形稱為“亮紅燈”，而本片正式采用了這樣一種通俗的隱喻說法，以大量的紅色景物來暗示主角夫妻之間出現的感情裂痕，從而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中國家庭里傳統的夫妻責任與新時代的婚姻觀念之間的矛盾，這樣一種表現手法突破了色彩僅僅用來表達電影主題和塑造氛圍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種意義的層面。

二、電影中的色彩美學設計分析

(一)服飾色彩美學

在電影藝術的色彩美學中，服飾色彩的地位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盡管表達色彩的手段多種多樣，但是由于電影中人的大量存在，使得服飾的作用如同電影的靈魂一般不可或缺———盡管有些電影并不以人為主角，比如《帝企鵝日記》和《熊的故事》，但是在大量出現人物的影片中，都無一例外地強調對于服飾色彩的運用。這種手段使得電影的語言更加豐富，同時能向觀眾傳達出更多的語言之外的信息。服飾色彩對人的第一影響首先就是在表達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上，其次服飾色彩還能充分表現人物的個性和內心世界，通過更換不同的服飾可以及時地反映出人物內心的變化，有時候甚至只是一個符號性的配置就能制造出一個強烈的符號來震撼觀眾，這一點從《遠山的呼喚》中那掛滿黃手帕的樹上就能明顯地看出。

(二)以英雄為例探討色彩美學設計

張藝謀的《英雄》對于服飾色彩的把握可以說典范性的。在最初的長空與無名的對決中，二人身著深淺不同的服飾，就體現出了兩人背后不同的政治勢力和國家歸屬;在秦國整齊劃一的黑色服飾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一個冷酷的國家機器以及其背后強大的種群意志;殘劍、飛雪二人以紅色服飾出場則是體現了兩位絕世高手張揚的個性和背負的家仇國恨。當然在影片的結尾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浪潮畢竟沖刷掉了個性的存在，留下的只是無情的黑色，各種鮮明色彩的服飾最終被威嚴的黑色所吞噬，留下的只是靜靜訴說的歷史。總而言之，在英雄一片中，多種色彩的服飾體現了多種人物的心情，其情節也隨著服飾色彩的更迭而不斷地轉折，通過變幻的色彩將各種細節凝聚成一個整體的故事展現給觀眾，這必然會成為一部經典的作品。

三、色彩美學對人內心的感知

(一)心理和色彩美學感知之間的聯系

色彩對于人類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色彩的視覺無疑是不完美的，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需要色彩來點綴和表達。色彩不僅僅是各種波長在人的視網膜錐狀細胞上的刺激，更是通過不同色彩的融合來不斷加深人們對于美的認知，色彩的美學價值至今仍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而不受到色彩種類的限制。對色彩的認知的一個重要提升就是感情到理性的升華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色彩是人們判斷的依據，經由人眼進入到大腦，結合人類所獨有的思想和意識，通過邏輯和分析的方法進行處理，從而使人能夠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尋找到美的規律和真諦，這就是色彩美學的理論和法則，色彩美學就是通過色彩來表達出事物身上美的屬性。色彩美學是電影藝術中重要的表達手段，它能引發人心中潛藏的欲望，也能揭示語言所不能表達的各種細膩的情感，無論是喜悅、冷靜還是絕望，色彩對人的心理總是能夠一覽無余，因此各種對于色彩的運用也是電影大師們樂此不疲地使用的方法，比較典型的就是紅、藍、白三部曲，導演借由法國國旗上的三種顏色來表達人物的感情，并將其作為電影的名稱，這不能不說色彩美學完美地體現了電影藝術對美的認知。

(二)《變形金剛》在使用顏色的時候暗合了人物的心理

在汽車人和霸天虎的標志設計中就體現了明確的反差。汽車人是代表正義的一方，因此多采用亮色作為主調，而霸天虎是邪惡的，因此往往采用暗色作為主調。據統計在汽車人中采用紅色的角色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紅色代表著勇氣和熱情，因而采用紅色的角色往往就是異常英勇的形象———例如擎天柱、鐵皮、變速箱等。變形金剛之所以備受關注，其生動的畫面功不可沒，尤其是在對兩派斗爭的場景上，通過各種火焰以及金屬的撞擊來強烈地刺激著觀眾的視覺，其特效場景中對于顏色的把握也是非常認真的，與剛出場時一身明亮的金屬色相比，在進行完一番激烈的格斗之后主角擎天柱身上的破損和鐵銹色將影片的特效與主題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以畫面感人。

四、結語

篇(2)

社會藝術論文

一、藝術院校德育工作的形勢和任務

根據文化部的關于加強和改進藝術院校德育工作的實施意見中主要內容：藝術院校是培養社會主義文藝專門人才的學校，要重視從自身的行業特點出發，研究文化體制改革和藝術教育自身改革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加強文藝理論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樹立科學、正確的藝術觀，增強社會責任感；要加強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的教育，使青少年學生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要加強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民族優秀道德傳統的教育，使他們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藝術和學習借鑒外國優秀文化藝術成果過程中能正確區分和辨別其中的精華與糟粕，所有這些都是新時期藝術院校德育工作亟需研究和解決的新課題，這也是藝術院校新時期德育工作的重點。

二、高等藝術院校為普及社會藝術教育工作服務的責任與義務

高等藝術院校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部門的任務是科學公證地評價和確認考級者的能力與素質；使廣大的考級者通過學習藝術，懂得藝術理論知識，掌握專業技能，理解藝術內涵，提高藝術表現力。[注釋2]高等藝術院校有責任有義務正確引導學生與家長對學習藝術教育的認識，讓其充分了解藝術對孩子現在和將來的影響。引導家長怎樣為學生正確合理地選擇適合自身孩子的專業，更好地培養孩子的情操；讓高校藝術教育走向大眾，讓百姓了解高校專家講學并非奇門遁甲，糾正社會藝術教育中的不正之風，促進藝術教育系統在正常軌道上良性發展。

三、高等藝術院校社會藝術水平考級中心點評、講座與精品音樂會工作同步并行

（一）點評打分工作

在學習藝術的學生與家長心目中高等藝術院校是他們的夢工廠，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的考官是他們備受尊敬的專家與標桿。他們非常重視每年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考級不僅為學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臺，在初級到高級的考試中學生們也得到了鍛煉，包括臨場發揮和心理素質的鍛煉；而且業余學習藝術的學生通過考級還能得到專業評委的評定，得到評委們給予的綜合認可與鼓勵。如沈陽音樂學院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的打分單分為鍵盤類、聲樂類、管弦器樂類、民族器樂類、舞蹈類、播音主持類等，考官根據學生所報考的規定作品，通過節奏、音準、樂感、禮儀、熟練程度、完整性、流暢性、協調性、基本功等十余項方面進行綜合評價，考官通過每次言簡意賅的點評內容給學生與家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啟發，對學生進一步學習藝術起到了正確的引導與激發作用，為業余學習音樂的學生提供了專家級水平的鑒定。

（二）講座交流工作

高等藝術院校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中心每年應與當地考級機構合作方商榷，為社會學習藝術的學生建立專家講學交流平臺，積極開展藝術教育學習、培訓等工作，為國家選拔培養后備藝術人才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精品音樂會

高等藝術院校的社會藝術水平考級中心每年應組織評選優秀考級學生，組織優秀學生舉辦精品音樂會，為其提供良好的演出鍛煉機會；建立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優秀學生數據庫，為挖掘藝術人才提供推介平臺。

四、高等藝術院校為社會藝術教育工作服務的理念與重要意義

高等藝術院校在不斷更新教學理念、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同時，應以教育服務的角度出發，為社會藝術教學工作做好引導、督促、挖掘藝術人才、培養藝術的后備力量，讓每一位接受藝術教育的學生真正做到學有所愛、學有所通、學有所用、學有所展。為學習藝術的學生接受正規、優質的藝術教育提供良好的教育平臺；積極督促與嚴格要求各地方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合作機構應根據不同學生的特點，科學合理地引導學生學習符合自身特點的專業；做好學生與專業、學生與家長的良好橋梁；讓其了解藝術教育的重要意義與作用。

篇(3)

論文關鍵詞：文學理論教材，反本質主義，主體意識

 

一、從意識形態性到反本質主義：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后，社會現狀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學思潮紛紛涌入，文學理論教材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開這一先河的當屬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以下簡稱以本）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以下簡稱蔡本）。與前期文學理論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學工具論模式，把文學當做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闡釋。但是它們僅僅只強調政治經濟作為文學的反映對象，而沒有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而隨后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以下簡稱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開始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把文學本質界定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認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但童本仍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即沒有跳出本質主義的圈子。新世紀，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發生極大轉變。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以下簡稱南本）、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第三版）》（以下簡稱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學理論》（以下簡稱王本）等教材應時而生。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質主義作為基本思維方式，“標示了現代性語境與后現代性語境之間深刻的分歧與追求目標的斷裂”[1]。南本強調文學與文化的聯系，以此來對本質主義思維進行反思與質疑。陶本最大的特點是將中西文論史上反復涉及的文學理論問題依次展開，最后不給出形而上的定義，培養學生開放的文學觀念。王本則是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文學藝術論文，提出“感興修辭詩學”，認為文學的主導屬性是感性修辭性。

二、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雙重影響，而在這雙重因素中，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才是關鍵。中國學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說，到新時期，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尋根、反思、先鋒、朦朧等等，無不顯示著強大個體的存在。馬原、格非等人的小說，不只是追求敘事方法的轉變，更多的是要“擺脫社會與歷史文化對人的必然性支配，轉而對作為個體的人的‘本真’存在狀態的感知與書寫”[2]。當文學創作日漸突出主體時，文學理論自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當然，國內文學理論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西方文學思潮，從早期盧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到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直至如今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無不對中國文學造成巨大沖擊。

因此，綜上所述，可以說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文學發展的關鍵，也是文學理論發展變化的關鍵。主體意識不強大，文學及文學理論亦不會有質的突破。

三、尊重個體、突顯主體本真存在——文學理論教材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認為“理論是一種方法的選擇和觀念的變化，……理論是隨著客體的變化來深入對象與現實的過程，甚至一個開放的理論是一個接受自身死亡的觀點的理論”[3]。因此，就現有理論來說，它還能在多大程度上闡釋當代人的文化經驗？我們到底該怎么闡釋未來人類文學理論之路？面對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

從九十年代年代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的崛起，到現在大眾文化、網絡文化的興盛，“顯然，‘主義’寫作時代的‘圣像’已經顛覆，‘主義’塑造的文學‘神話’已經破滅，一個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而來的文學自覺時代已經來臨”[4]。文學理論必須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來發展改變自己，這是當今也是將來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由之路。“記住文學是‘人學’文學藝術論文，那么，我們在文藝方面所犯的許多錯誤，所招致的許多不健康的現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學當成種種意識形態，那么文學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就會被當做很正當的道理，而當文學不再以人的主體存在給人以精神享受時，我們又怎能要求這樣的文學有超越現實的表現？

因此，關于文學理論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尋求一個權威的定義，更不需要憑這個定義去解釋別人的定義和其它文學現象。我們需要的只是發揮主觀能動性，探討每一種定義背后的動機和目的，特別是作為教材，目的就是教導學生，而不是束縛學生。“雖然傳統邏輯的‘定義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規定存在者，但這種方法不適用于存在”[6]。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借鑒西方，關鍵都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主體創造性。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理論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點上，只有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整體性解決，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才會“少走彎路亦或避免錯誤”。

參考文獻：

[1]方克強.后現代語境中的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J].文藝理論研究.2004(5):81.

[2]湯奇云.解碼“先鋒小說”[J].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42.

[4]湯奇云.從“主義”寫作到后“主義”寫作——當代文學發展軌跡一瞥[J].天津文學.2010(8):108.

[5]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錢谷融論文學[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

篇(4)

(赤峰學院音樂學院，內蒙古赤峰024000)

【摘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近幾十年來我國小提琴藝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共有近三百余篇論文在我國《上海音樂學院學報》等集中核心音樂期刊上得以發表，這標志著我國在小提琴藝術領域探索的層次與范圍都在不斷擴大，我國小提琴藝術事業相比于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并逐步邁入快速發展時期。但是由于我國小提琴藝術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所以此方面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相對于小提琴教學與演奏較為落后。在我國小提琴藝術發展的歷程中，因為對相關作品產生的背景以及相應歷史情況的重視程度較低，這造成了我國在小提琴作品理論研究較為落后，對我國小提琴藝術的整體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小提琴；藝術理論；改革開放；教學；演奏

20世紀80年代初，當中國小提琴家胡坤首次在西貝柳斯國際小提琴比賽中獲獎時，給世人造成了極大的震驚，因為這是中國小提琴家第一次在世界級的小提琴比賽中獲獎，與此同時，雖然這個成果令世人感到無比震撼，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認為這是極其偶然的現象。不過自從胡坤作為國人的代表首次在世界級小提琴比賽中獲獎，中國小提琴藝術家們接連在國際小提琴比賽中獲獎達幾十次之多，這樣的結果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這也開啟了我國小提琴藝術家們走出國門的道路。今天當我們坐在家里聽到電視里說中國小提琴家在某國際比賽中獲獎，除了發白內心的喜悅之情，已然沒有了驚喜與激動。這就是中國小提琴藝術發展的結果。雖然我們現在不能說我們在小提琴藝術領域有多么顯著的成績，但是我們也不會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看輕，因為我們的成績就擺在那里，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國的小提琴藝術之所以可以取得這么好的成績，這都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使得我國的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已經開始追求精神層面的滿足，結合我國小提琴藝術與國外先進技術與理念的結合，促使了我國小提琴藝術事業的飛速發展，并涌現出多位著名的小提琴家。下面作者根據自身多年的工作經驗對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小提琴藝術理論予以簡要敘述。

一、中國小提琴藝術發展現狀

隨著與國外交流的逐步增加以及我國音樂工作幾十年來的努力，我國小提琴教育家對世界小提琴藝術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的同時，也熟知了西方小提琴演奏的相關訓練方式，并且在實際的運用中有良好的效果。中國也被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教授稱為是世界級的小提琴學校。隨著小提琴藝術在中國的不斷發展，在學習、參考國際小提琴藝術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時，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小提琴藝術。就目前我國的小提琴藝術來講，其主要由中方與西方兩種音樂所組成，主要包含了小提琴教學、表演以及研究等諸多方面。由于我國小提琴研究的特殊性，其研究范圍包括中外多種音樂知識，是一個涵蓋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在最近幾年，由于中國音樂行業的不斷發展，使得中國的音樂水準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對小提琴藝術的研究也達到了鼎盛。

二、1978～2008年三十年間小提琴藝術論文概況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表明，在這三十年間，共有358篇涉及小提琴藝術方面的論文在7本核心音樂期刊上發表：(1)有140余篇論文是涉及演奏會、藝術成就等方面的，在這其中就有40余篇是與馬思聰相關的，體現了他對中國小提琴藝術事業以及中國音樂事業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2)有近80篇論文是涉及小提琴教學以及相關的演奏理論的，其中有6篇論文主要講述了冠軍教授——林耀基所創立的林氏教學法，并對此教學法進行了細致的剖析；(3)有60余篇論文是涉及到小提琴音樂作品方面的，在這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馬思聰的相關音樂創作進行研究；(4)有30余篇是涉及到小提琴比賽的，并且大多數是介紹或專訪國際小提琴大賽參賽者與獲獎者的。

三、對三十年來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缺失的思考

與三十年前相比，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但與此同時，這三十年間也還存在著不小的、值得重視的缺失。與飛速發展的中國小提琴藝術實踐相比，中國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整體處于滯后狀態。這表現為：一方面，有許多成功的實踐還未上升為理論，存在著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空白區；另一方面，已有的理論研究沒有充分發揮出其應有的前瞻性、科學性作用，缺乏對零散化知識的有效整合。在中國小提琴演奏技術堪稱世界一流的今天，仍有種種技巧、內容、形式、藝術等方面的關系和問題，沒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例如：林耀基等重要教育家怎樣充分運用藝術規律、針對不同特點的學生因材施教的教學技巧；中國演奏家演繹西方樂曲時的文化、審美基點；關于專業演奏家、業余愛好者及介于兩者之間的各類音樂教育的培養理念問題；在中國小提琴曲創作中，如何將西方作曲技法與中國民族風格更好地統一的問題等等。這里面，既有關乎中國小提琴藝術發展方略性的問題，也有側重于實踐操作的技術性難題。音樂理論從來不以自身的發展為其目的，而是應當在演奏、作曲等音樂活動之間鋪路搭橋，起到紐帶的作用。音樂表演、教學、創作的實踐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對藝術的思維研究也是一樣不斷發展更迭。我們需要建立高瞻遠矚、正確客觀的音樂藝術思維方式，以完備的理論體系支持和應對動態展開的、豐富多樣的音樂實踐的飛速發展。已有的小提琴藝術理論研究與實踐相脫節的危機關系，其原因一是在于不大受實踐者重視；二是理論研究本身沒有發揮出其充分有效的作用，干預音樂實踐的精神不足。

四、結語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小提琴藝術事業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并得到了國內外權威人士的一致認可，這與改革開放初期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南于我國小提琴藝術發展起步較晚，在小提琴理論研究方面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需要相關音樂工作人員進行進一步完善。在小提琴藝術發展的過程中，將會不斷接受新的挑戰，要使小提琴藝術在挑戰中發展、在挑戰中完善。多年以來，我國小提琴藝術一直希望可以向具有中國特色的小提琴藝術方面發展，雖然我國小提琴藝術起步晚，但是憑借著音樂工作者對小提琴事業執著認真的態度，必定可以將中國特色的文化與音樂融入到小提琴藝術中，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小提琴藝術學派。

篇(5)

一、加強德育隊伍建設，提高德育工作質量。

1、繼續開展“樹黨員先鋒形象、做人民滿意教師”主題實踐活動，學校黨支部堅持按時召開黨會，通過學習，培養了一批入黨積極分子。加強了黨員的先進性教育，幫助黨員提高思想認識，明確努力方向，密切聯系群眾。

2、學校重視對教師的培訓，通過教育理論學習，舉辦專題講座，加強德育科研等形式，不斷提高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質.本年度，我們利用政治學習的機會，組織教師學習了《中小學教師十不準》、《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制定《小學教師行為準則》、學習《義務教育法》.要求教師以身作則,為人師表.每人撰寫6篇學習心得，在每周一學習期間組織觀看師德典范光盤，學習典型事跡，并撰寫心得體會，通過學習提高了教師的德育理論水平。

3、加強以班主任為主體的德育隊伍建設，組織班主任培訓班，學習有關班級管理方面的知識內容，通過學習，更新了教育理念。今年開展了 “文明禮儀”為主題的教育活動，要求師生牢記學校文明禮儀要求并按要求做好，學校、班級組織了豐富多彩的禮儀教育活動。本學年，每位班主任都結合文明禮儀記錄，撰寫了符合班級年齡特點的經驗論文。學校還要求各班每周開展一次有質量的豐富多彩的主題班隊會，同時要樹立“轉化一個后進生比發展一個優生更重要”的教育思想。按時檢查德育工作，對各班黑板報,讀書角,衛生角，通過開學初、期中、期末三次檢查，班主任都能按要求填寫各欄目，中隊活動記錄,活動內容符合學生年齡特點.

二、把課堂教學作為德育工作的主渠道。  

為了提高德育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學校積極改革課堂教學，明確德育教學目標。堅持以思品課為德育主要課程，積極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作為教育手段進行教學。堅持充分發揮學科教學滲透德育的功能，挖掘教材中德育因素，有目的地在學科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教育。每位教師都撰寫了質量較好的德育滲透論文。

三、創設活動載體，寓德育教育于活動之中

1、本年度我們繼續抓好學生的愛國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國防意識，法律意識、環保意識等。  

2、結合重要節慶日、紀念日組織宣傳教育和實踐活動，“九月十日”教師節進行尊師周活動；“十月一日”國慶節，組織歌頌祖國活動。同時繼續開展文明禮貌主題教育活動，引導學生弘揚民族精神，增進愛國情感，提高道德素養。十一月份，我們學校分三個年級組召開了三次養成教育大會，以培養學生良好的衛生習慣、文明習慣、學習習慣、生活習慣等，增強學生的紀律意識、安全意識和責任意識。十二月份，舉行了冬季體育運動會。通過召開體運會，培養了學生團結合作、頑強拼搏、積極向上的精神。2010年三月開展了“獻愛心”活動，為患腸癌的周展望老師捐款2628元。2010年四月十日，舉辦了“加油2010，寶潔百所希望小學快樂體育運動會”。借此東風，號召全校師生以實際行動為2010加油，以優異成績向奧運會獻禮。.五月十九日，我們學校組織開展了“抗震救災，人人有責”活動。我們發動全校師生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向地震遇難同胞默哀活動。在這次賑災活動中，我們學校師生一共捐款8557.5元，是雙溪橋鎮教育界捐款最高的一所學校。六月一日,舉行了歡慶活動，表演了20多個節目。本月，我們學校還參加了咸安區教育局舉辦的“陽光體育活動”。在這些比賽活動中，我們學校獲得了女子跳繩第一名和第四名，獲得剪紙第一名、小制作第二名，小歌手比賽獲得第三名，舞蹈表演獲得第三名。我們張金霞校長的藝術論文獲得了區比賽一等獎，我們的王燕華老師被評為優秀藝術輔導教師。這些豐富多彩的活動，使我們的師生陶冶了品質，鍛煉了能力，積累了知識，開闊了眼界，提高了素養。

3、環保教育：通過宣傳畫、校園廣播積極宣傳環保的重要意義，上好《環境教育》課。我們教育學生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從我做起。組織開展以“愛護家鄉環境，共建美好家園”為主題，開展美化家鄉環境，愛護大自然和生態資源的教育實踐活動。學生和老師一起清掃衛生死角，同時通過世界環保日、植樹節、無煙日等各項活動，使學生樹立了良好的環保意識。

4、繼續發揮紅領巾小記者站、紅領巾廣播站、紅領巾板報作用。宣傳小學生行為規范,小學生文明禮儀.法律知識、自糾自護知識、先進人物事跡等,每月進行一次板報評比，通過評比活動，使板報內容越來越豐富，形式多樣化.并每月由校長、大隊輔導員作行為規范的專題講座.收到了一定的教育效果。

5、抓好養成教育，以創建平安校園為契機，全方位，多渠道，強化了養成教育，本年度，為突出我校的德育主題，我校繼續加強了學生常規養成教育，特別是文明禮貌教育，以新的《中小學生守則》、《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為內容，開展“爭當文明班級”活動，以班級教育、自我教育為主，紅領巾文明監督崗為陣地，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學校繼續強化了“文明班集體”的創建評比活動，通過衛生、守紀、兩操、禮貌、好人好事及愛護公物等內容，每天公布各班得分情況，增強了學生的競爭意識，同時也規范了學生的行為，為創建平安校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

6、心理健康教育

我們加強了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首先組織教師認真學習教育部《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加強輔導員的培訓和業務指導，做到全員、全程、全覆蓋。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堅持以人為本，健全留守、單親、無親學生檔案，做好教育記錄，活動中開展“手拉手，一幫一”， “同在一片藍天下”等獻愛心教育活動，幫助這些學生轉變不良心理，健康成長。

四、切實發揮學校、家校、社會三位一體的德育網絡功能

堅持以學校教育為主體，以社會教育為依據，以家庭教育為基礎，積極開展“三合一”教育活動。班主任通過家訪和電訪的方式與家庭經常聯系，互相反映學生表現情況和提出教育建議，充分發揮家校通、親情電話的作用，幫助老師及時與家庭進行聯系。我們對家長發放有關家教資料，進行科學家教方面的指導，幫助家長掌握與子女溝通的有效方法，提高家教水平。從每月的查閱的情況看，班主任和任課老師都能通過各種渠道，及時地與家長取得聯系，互相了解孩子們在學校、家庭中的表現，互相送上有針對性的建議或意見。為了更多的孩子們在雙休日、長假期間的學習、生活情況，我們還要求班主任進行頻繁的家訪工作，做到時刻關注每一個孩子。

五、用名言警句立德，以榜樣立德。

2010年春，我們的張金霞校長每天都在學校管理專用黑板上寫一則關于立德的名言警句，要求全校師生記錄背誦下來，并且號召師生用名言警句指導行動，還在6月份舉行了立德名言警句競賽活動。今年春季，我們學校的值周領導每天還在學校管理專用黑板上通報表揚好人好事，并號召大家向榜樣看齊，要求師生趕有目標，學有榜樣。

篇(6)

瑪努埃爾?加爾西亞(1805--1906西班牙人)是歐洲19世紀最為典型的美聲唱法的杰出代表。他的學說一直以來被聲樂領域所研究、學習、借鑒和采納。加爾西亞發明了喉鏡，發表了“聲門沖擊”學說，開啟了嗓音研究之門，帶動了發聲機理廣泛深入而科學的研究，被譽為“嗓音科學之父”。

美聲唱法誕生于16世紀，在17世紀時涌現出了五大學派(波隆尼亞學派，那波里學派，羅馬學派，威尼斯學派，米蘭學派)。加爾西亞就是那波里學派的嫡傳弟子，受到那波里學派發聲技巧和歌唱理論的熏陶。18世紀的聲樂工作者們在演唱教學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掌握了美聲歌唱藝術的方法訣竅，并著書立說，對歌唱發聲的方法進行總結。到了18世紀五大學派都已總結了相當成熟的理論，為加爾西亞從事聲樂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料。這些學派的經驗和總結是“聲門沖擊”學說形成的理論基礎。

加爾西亞從小跟隨意大利歌唱家阿普里列和他的父親學習聲樂，后來便在父親的指導下開始教學和嗓音研究。17--19世紀，聲樂工作者們在生理學領域為發聲技術技巧做了大量的探討性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蒙特威爾第(1567--1643)提出了“喉嚨沖擊”說法，1741年，弗蘭確立聲音是由聲帶振動而產生的理論。1755年，貝拉爾在出版的《歌唱藝術》一書中對發聲器官做了大概的說明等。這些生理學方面的探討為加爾西亞“聲門沖擊”學說的問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前人總結的基礎上，加爾西亞認真研究發聲器官的結構及功能，其研究成果即使在現代醫學看來也是非常準確的，一個半世紀以來成為著書者的指南。特別是1854年，加爾西亞發明了喉鏡，借助于喉鏡，他對聲帶發聲情況進行直接觀察，最終促成了“聲門沖擊”學說的誕生。

二、“聲門沖擊”理論

“聲門沖擊”意思是聲門剎那間的閉攏。加爾西亞認為，發聲歌唱“呼吸是基礎，聲門是關鍵”。他的論著《歌唱藝術論文大全》從發聲器官概論、聲音的形成、聲區的劃分、音色的形成、嗓音分類、聲區的統一以及各種技巧的練習方法和練聲曲等方面，非常詳細地闡述了他的一整套學說。這本著作從發表到現在一直被全球的著書者所引用?！奥曢T沖擊”提法是在喉鏡反復觀察聲帶活動實驗的過程中提出的，他的描述為：“在擺好歌唱的姿勢、氣息、口型后，用平靜、徐緩的氣息發一個干凈明亮的a母音。感到聲門處有一個小小的沖擊，但發聲器官的張力和身體其他部分沒有絲毫改變，a母音似乎是正好發自喉嚨深處，聲音出來通暢無阻，聲門沖擊之前聲門似乎暫時閉上了”。“聲門沖擊”實際上包括歌唱起音前的準備狀態和起音瞬間氣息與聲帶相互作用的一個相對完整的發聲過程。加爾西亞用了許多筆墨來描述說明“聲門沖擊”。如：與閉唇準備發出有勁的噴口子音“p”相似，又可與發“卡”(ca)字時軟腭與舌中部相互動作時的比擬，還比喻為“似咳非咳”的喉內感覺正是歌唱時聲門肌肉收縮的感覺?！奥曢T沖擊”是歌唱開始的一剎那，是作為正確完美起音提出的。由于喉頭位置、喉嚨打開、氣息壓力、肌肉調整、腔體通暢、咬字技能等歌唱狀態是與之緊密相聯的，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之理，因而稱為“聲門沖擊”學說。我國聲樂教育家喻宜萱教授在她的論文中寫到：“加爾西亞本人就是依靠喉頭鏡觀察聲帶活動才提出了著名的‘聲門沖擊’學說……，‘聲門沖擊’說法實際是發聲時如何起音的問題……，‘聲門沖擊’方法是發聲器官的一種自然的機能活動，歌唱者需要用意志去控制它?！奔訝栁鱽喌膶W生馬凱西夫婦積極提倡他的“呼吸是基礎，聲門是關鍵”的聲樂理念，宣揚和運用“聲門沖擊”學說。她認為：“‘聲門)中擊’是發聲器官一種自然的動作，這種天生的、自然的動作，在人生下來第一次啼哭時就已學會了，學生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置于意志的控制之下。”

仿生學涉及的領域很廣，人類向大自然學習、向自身學習的地方很多。加爾西亞的偉大之處正是發現了“聲門沖擊”現象，并由此建立了“聲門沖擊”學說?！奥曢T沖擊”現象從聲音效果上來聽是明亮純凈的，是開放的，似乎有點“白”，有點“真”。聲樂是聽覺藝術，是實踐強于理論的，教師的耳朵應該是極其敏銳的，說不清楚時能聽清楚，能唱清楚?！奥曢T沖擊”也很難描述，加爾西亞起先的論述被一些人誤解為喉音，學說建立三十多年后，他在發表的論文《對歌唱的一些體會》中對“聲門沖擊”作了補充說明，特別強調“歌唱家真正的嘴應該在咽喉”。結合加爾西亞在教學上取得的卓越成績，“聲門沖擊”現象逐漸清晰，他的理論最終被聲樂界理解并接受。

三、“貝努力”原理對“聲門沖擊”理論的科學驗證

進入20世紀，隨著科技的發展，測量驗證聲音的儀器和原理相繼涌現，從生理學、物理學、音響學方面對聲音及發聲器官起到了測量和分析的作用，從而解釋清楚了一些聲音現象。范納德于1961年發表的《論歌唱中的貝努力效應》和1964年發表的《聲門沖擊》，就是利用空氣動力學――貝努力原理解釋清楚了人體發聲中的起音原理和聲帶的活動狀況，從而驗證了“聲門沖擊”理論的科學性。

貝努力(Bernoulli)原理是空氣動力學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它的描述是這樣的：假定不可壓縮流體，流體速度增加的同時，流體的壓力或者流體的勢能降低。這個原理是以瑞士數學家貝努力先生的名字命名的，1738年，在他出版的《流體動力學》一書提出了這一原理。

貝努力原理在水利造船、化工、航空等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生活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貝努力效應。找兩個紙條，分別用雙手拿著相互懸空，用嘴從中間吹起，可觀察到兩紙條相互擺動且有靠攏的趨勢。這是氣流通過狹窄通道時速度加快、壓強減少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兩艘同向行駛的船靠近時，兩船之間的水流快，壓強低，外緣水的巨大壓力可以把兩船擠壓到一起，就有相撞的危險。

在發聲歌唱時，聲帶靠得相當近時，空氣通道變窄，同時氣息流過，通過貝努力效應就使他們靠在一起，形成閉合，而氣息的沖力又會將聲帶張開，聲帶如此周而復始地閉合張開，便形成了連續的聲音。如果學聲樂的人明白了這個道理，就相信不應該過分使用肌肉的力量將會更容易。學生中有喉音現象的占整個問題的比例最大，如果意識到聲音當中夾雜著很重的喉音，就應該想想貝努力原理，嘗試從氣息的運用上來調整，以氣息沖擊聲帶的“聲門沖擊”理論做指導。我的導師溫可錚教授大力提倡貝努力效應，不論是上大課講學，還是上小課做示范，這一原理運用得得心應手，也正是這樣的理論與實踐使溫老師的聲音一直都年輕圓潤。

按此原理，顯然，流體在流動中速度增大，壓強就??；速度減少，壓強就增大。我們的聲音，低音、中音和高音的氣流速度都應有相對的安排，從低到高；氣流是從慢到快。在學習聲樂的過程中，有些問題特別是高音問題比較多。如果高音困難或有擠壓喊等現象，可以從氣流的速度上做些調整，氣流速度 快，壓力就小。所以高音時氣流流速應加快，慣性成分增多了，聲音飛起來的輕松感覺就加強了，這樣就形成了聲音越到高音時越有飛翔起來的美感，問題也許就解決了。

四、關于呼吸和喉位

加爾西亞告誡：“沒有掌握控制呼吸的藝術，就不能成為高明的歌唱家。”這充分說明了加爾西亞的“呼吸是基礎”的觀點。他是這樣描述他的呼吸法的：“要做到自如地吸氣，頭部要直，肩腰挺起但不能僵硬，胸部放松，把橫膈膜放下來，但不能用力過猛，用慢而正確的動作把胸挺起，把上腹部之下的腹部縮進，肺部將逐漸擴展直到充滿空氣為止。可以先向下然后向兩側擴充肺的容量，而且可以使它最大限度地擴張，盡量地吸入它所能容納的空氣”。用腹部特別是上腹部收縮的方法，能夠做到對橫膈膜的控制能力，收縮的同時肺部便有了壓力，在有控制的壓力下氣息將會均勻流動，加爾西亞宣稱：“肺部管發聲，聲門管音高”。隨著擴張肺部的力量，柔和有力的氣息將繼續向上使喉嚨打開，進而也打開了口腔。口腔打開主要是上腭向上拾起的動作，在打開口腔的同時喉頭向相反的方向，向下用力和微移。說起喉頭，喉位是歌唱發聲關鍵的一環。運用“聲門沖擊”技巧，喉頭能夠處在適當位置。一首歌的第一聲做到喉頭穩定，一首歌的每一句開頭都尋找喉頭穩定，整首歌曲需要穩定的喉頭連貫下來。所以喉頭位置保持穩定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在演唱高低強弱不同音的過程中，喉頭并不是紋絲不動的，而是在它的活動范圍之內存在著自身的運動?！奥曢T沖擊”方法使喉頭能夠固定在這個恰當的范圍之內。一般初學者或學習不當者，喉頭大多不是壓就是提，或忽上忽下，很難做到正確。溫可錚教授長年研究“聲門沖擊”唱法，對其有很深的體會：“一張嘴隨著吸氣的勁兒喉頭向下用力立即就唱。”這個力的用法，沈湘教授稱它是沉力。沉力和壓力是兩種力，“壓”將使喉嚨發緊，聲音僵化：而“沉”才是正確的，沉能夠起到很好的擋氣作用。更能夠起到穩住喉頭的作用，如果喉頭位置正確，呼吸也就正確了，反之亦是。這一系列的狀態，一連串的反應，將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器官的配合能力，使得聲音明暗相融、飽滿而圓潤。

五、關于咬字

加爾西亞把咬字的方法研究得非常詳細到位，他指出：“清楚的發音動作是咬字清晰的最最必要的因素”。而“聲門沖擊”方法恰恰符合咬字清晰的條件。“聲門沖擊”能夠使喉頭相對穩定，下巴、脖子、喉外肌是相對松弛的，這就有利于咬字器官能夠收集適度力量，這個精巧的力量集中在唇齒舌牙喉上，是帶動歌唱正確運轉的必備條件。如：聲音容易上下伸展開，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氣勢，頂天立地是溫可錚教授經常提醒我的一句話，即咬清了字，又帶動發揮好了聲音。又如：能使上腭抬起，下巴打開，如果咬字器官不能巧妙用力，不能用上正確的力，那下巴、脖子、臉部肌肉將會緊張，將會起到咬字清晰的阻礙作用，這樣不但咬字不能清晰，還使得聲音不能通暢自如，不但失去了優美的咬字，還讓聲音聽起來僵硬笨拙，反過來這也檢驗出了加爾西亞“聲門沖擊”的技巧沒有得到科學地應用。有不少老師總說：“說著唱”就是要求咬字有說的成分。要是領會成按照生活中說話時的咬字就又錯了。咬字究竟怎樣具體的方法才是對的呢?加爾西亞的理論對咬字所包含的成分輔音和元音做了明確的規定：“在歌唱者未能仔細地弄清發出元音和輔音的機能狀態之前，他的咬字是不可能放松和有力量的?！薄耙沟靡ё智逦锥收b時輔音要比說話時發得強，唱歌時更要強些”。“元音唱得圓些，越是唱得高，越增加這種圓潤的色彩”?！翱趦惹皇夜茉?，嘴的前部管輔音”。有力的輔音放在嘴的前部，而元音則是在輔音發出后快速放在腔體里運行，不能緊張但要有些張力。這就是說把字分為二部分，這二部分既有獨立又有聯系，配合得和諧統一就形成了歌唱正確的咬字。沈湘教授說：“我建議大家考慮念字的來源，應該哪兒用勁就用哪兒，不用的別跟著搗亂，如：唱pa(怕)，不能在唱pa之前脖子都緊了，只是唱p(輔音)這一點勁，其他的勁一概不用?！贝蟾艁碚f，在氣息支持下，抬起上腭，打開口腔，字頭輔音咬強有力量，字腹(元音)放松向圓拉。美聲唱法，“聲門沖擊”唱法，語言咬字部分也很重要。但我們學習美聲唱法，對于語言咬字的重視程度比不上發聲呼吸等方面。咬字技巧掌握得好，對整體演唱技能的提高有著出奇的效果。

六、結語

篇(7)

關鍵詞：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鶻；十地菩薩；北涼；西夏；元代

中圖分類號：K87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張大千編號308窟，伯希和編號181窟）位處莫高窟最北端，左與第465窟，右與第463窟相毗鄰，其規模在莫高窟屬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頂，略有尖脊，頂部地仗大部分脫落，僅存東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繪屏風式方格連環畫善財五十三參變，畫面受人為損毀嚴重，多處被切割、刻劃。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墻，向東延長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獨立的兩個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墻，而西南角已蕩然無存，唯地面尚存墻跡。后室繪觀音三十二應化現變。

該窟形制較為反常，前室大，而作為主室的后室反而?。▓D1），有違常制。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學界存在著兩種推論，其一，“推測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來鑿設后室時限于條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從目前窟前崖面現狀看，現在的前室門外鑿崖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頂呈披形，表明原為一個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隨崖體一起坍毀，或許原來是半石崖半木建組構的前室或窟崖，今毀失。今之前室則為原來的主室”[1]。后一種推測得到了考古學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毀之遺跡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張大千的記述及存在的問題

20世紀40年代初，張大千先生曾對莫高窟北區包括第464窟在內的洞窟進行過挖掘，認為第464窟為“西夏、回鶻修”，對窟中內容作了如下敘述：

回鶻佛經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間以回鶻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間以回鶻文字。

南壁，佛經故事，東端上書“唵嘛彌把密吽”印度等四種文字。

北壁，佛經故事，東端上橫書印度等三種文字，下書：“語行無常，是法生滅”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鶻文字：“生滅滅己，寂滅為樂?！?/p>

西夏人畫菩薩，一區。外畫一圓形。西壁正中、上。

觀音、普門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廣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區，龕頂、四面。

又，一區，龕內、藻井。

回鶻人畫菩薩，二區。高三尺四寸，龕門、兩旁。

又上有佛各二區，外畫一圓形，并有回鶻題字。

賢劫千佛，龕門、頂。

回鶻文，兩方，高四尺三寸，廣一尺五寸。剝落，龕內東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龕內東壁上、間以花枝。[3]

張氏所言第464窟為“西夏、回鶻修”的問題比較復雜，將于下文詳述，這里僅就張氏對窟內壁面題字記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東端上書‘唵嘛彌把密吽’印度等四種文字”，由上至下，依次應為用梵文、藏文、回鶻文和漢文書寫的六字真言（圖2）。

其二，前室北壁“東端上橫書印度等三種文字，下書：‘語行無常，是法生滅’、‘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鶻文字：‘生滅滅己，寂滅為樂’”（圖3）。所謂“三種文字”，由上至下，依次為梵文、回鶻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張氏所述有誤，應改為：

其下中間為漢文與八思巴文合璧書寫“唵嘛尼把密吽”右書漢文“語行無常，是法生滅”，左書漢文“生滅滅己，寂滅為樂”。

八思巴文創制于忽必烈時期。忽必烈尊崇藏傳佛教，以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代祖師八思巴為“國師”，命他以藏文字母為基礎創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來流行的回鶻式蒙古文，故稱“蒙古新字”，又稱“蒙古國字”，俗稱“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這種新文字正式頒行全國。八思巴文是一種拼音文字，絕大多數字母仿照藏文體式而呈方形，少數字母采自天城體梵文，還有個別新造字母。這種文字雖作為蒙古國字頒行全國，但未能真正推廣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傳統因素外，主要是因為這種文字字形難以辨識，而且不如回鶻式字母更適用于蒙古語的語言特點，因為蒙古語畢竟和回鶻語一樣，同屬阿爾泰語系，均為黏連語。質言之，八思巴文的創制既不適應社會的需要，也有違民族語文發展的自然規律，因此，盡管八思巴文名為官方文字，但民間依然使用漢字及回鶻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個世紀，便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銷聲匿跡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順序應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書寫混亂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單寫于第1行，另行開首寫倒數第五字dme（彌），然后再寫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說駁議

關于第464窟的時代，學術界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張大千先生即言該窟為“西夏、回鶻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斷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為后室西壁有所謂的“西夏人畫菩薩……觀音、普門品……佛”。此后，學界多認為該窟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謂“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學術界多接受西夏說②。近期，西夏藝術史專家謝繼勝再撰文考證，認為第464窟為西夏窟，并以之為據，證明風格與之相近的第465窟亦為西夏窟[5]。

另一種意見則反對西夏說，如西夏石窟考古專家劉玉權在前期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于1982年完成了對西夏洞窟的分期，從敦煌石窟中分出屬于西夏時期的洞窟88個，其中莫高窟有77個，榆林窟11個，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來，劉先生對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訂，將西夏洞窟分為二期，其中前期65個窟，后期12個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對劉先生分期持有異議的關友惠先生，同樣也將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稱“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說“尚待進一步確定”[10]。

總之，學界對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兩種說法，而以西夏說占主流。那么，西夏說之依據何在？卻一直是個謎，因為從洞窟現存壁畫中除了所謂的具有“西夏特點”的上師蓮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謝繼勝先生以認真負責的態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關人員咨詢，得到了如下結果：

通讀梁[尉英]先生的論文，作者并沒有明確說明第464窟定為西夏窟的依據是什么。主室的壁畫究竟是西夏壁畫還是元代壁畫？筆者在蘭州訪問梁先生時，先生亦語焉不詳。筆者請教敦煌研究院負責清理北區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說第464窟壁畫是否為西夏壁畫他不能斷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時間比畫面題記顯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筆者還就第464窟壁畫請教西夏壁畫研究專家劉玉權先生，劉先生稱早期確認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畫是西夏壁畫仍不清楚，現在的壁畫可能是元代壁畫。[5]70

可見，言第464窟底層壁畫為西夏者眾，但拿出真憑實據者鮮。有鑒于此，謝氏著專文對該窟進行研究，確認該窟為西夏壁窟。遺憾的是，同樣未舉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其主要證據有四，其一為前室南北壁所見兩則來自“大宋”的游人題記。

前室北壁西段題記，刻劃，文曰：“大宋閬州閬中縣錦屏見在西涼府賀家寺住坐游禮到沙州山寺梁師父楊師父等?！雹匍佒蓍佒锌h即今四川閬中市，宋代隸屬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約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題記，刻劃，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縣長安鄉楊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轄赤水縣地當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鄉，同隸成都府路。所以題記中的“府路”應為“成都府路”。

二題記書寫者皆來自今四川省合川縣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現“楊”姓人士，書寫位置分處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對應，開首皆稱“大宋”，很可能為同行者所書。這些題記不僅不支持謝氏所主西夏說，而且可看作謝說的反證。謝氏辯論說：“這些題記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間，很可能是西夏據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據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統年號，但這種過渡時間大約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證就是莫高窟第444窟，當時西夏據有敦煌已10年，但窟內題記仍用中原王朝年號?！盵5]71謝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統治敦煌之說，且不論此說是否可以立足③，單就以“大宋”題記來證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邏輯上就有些不通了。論者或可作如下辯解：西夏于1036年統治敦煌后，勢力尚不穩固，故允許沙州回鶻繼續向宋朝貢，敦煌石窟中出現大宋年號，也是西夏統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說不誤，敢問西夏在敦煌統治尚不穩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會有余力和心思來修建規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論者還可繼續辯解：正是由于西夏統治不穩固，所以對第464窟壁畫的重繪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繪而已。果若如是，那又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戰亂期間虔誠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統治穩固后卻不能繼續，以至于半途而廢呢？不可思議。謝氏所舉證的二題記不僅不支持西夏說，而且會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會視之為西夏未能對敦煌實施有效統治的佐證。

謝氏的第二個論據是第464窟壁畫具有比較典型的藏傳壁畫特點。我們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鶻佛教和漢傳佛教的影響④，故莫高窟、榆林窟、東千佛洞所見早期西夏壁畫不管在題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飾，還是在繪畫技法上，都全面繼承北宋壁畫之余緒，上與曹氏歸義軍所設地方畫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鶻洞窟相銜接，具有嚴謹的寫實作風，但構圖顯得過于程式化，經變故事情節簡略而顯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漸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顯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漸接近黨項族的面部與體質特點，西夏所流行的服飾在壁畫中開始出現。至于藏傳佛教的影響進入洞窟，藏式繪畫開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與藏族盡管早有接觸，但藏傳佛教在西夏流行，則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統治時期（1140—1193）[11]。謝繼勝明確指出：

到12世紀末，西夏人已經完全將藏傳繪畫與本土風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并創造了一種新的樣式，筆者稱之為“西夏藏傳風格”，這種風格的出現標志著西夏具有了可辨識特征的自己的藝術風格。

第464窟壁畫即具有比較典型的筆者所謂的西夏藏傳壁畫特點。[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經具有“西夏藏傳壁畫特點”，自然為12世紀末以后之遺存，而謝氏在同文中又言：“通過對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題記年代的分析確認該窟壁畫繪于西夏前期?！盵5]79到底該窟壁畫屬于前期還是屬于后期呢？顯然自相抵牾。

謝氏確認第464窟為西夏窟之第三個證據為后室南壁所繪上師所戴帽子為寧瑪派的蓮花帽（圖版1），此為其立論的最根本依據。除該窟外，這種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現，幾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漢文刻劃題記：“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戶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畫秘密堂記。”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則為人們對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種稱謂。第19窟題記所謂“秘密堂”，據推測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說不誤，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營建年代即應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萬佛洞、瓜州東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寧夏山嘴溝石窟、寧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師像中，也可以看到這種蓮花帽。但是，這種蓮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為8世紀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師蓮花生所戴之冠，后演變為藏傳佛教寧瑪派的傳統著裝[13]，誠如謝繼勝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樣出現著蓮花冠的上師像”[5]76，不僅元明清代有所見，甚至出現于16世紀尼泊爾的繪畫中，直到今天，寧瑪派上師仍佩戴這一形式的蓮花帽。故這種著蓮花帽上師像的出現，不足以支撐西夏說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為西夏窟的第四個證據是后室窟頂藻井的大日如來像。該窟窟頂繪五方佛，東西南北四披四位如來均為漢地繪畫風格，但中央的大日如來卻為藏傳繪畫風格（圖版2）。這種畫法在西夏繪畫中極為多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藏傳佛教藝術中，這種畫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樣不足以證明西夏說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為西夏窟，還有一個潛在的理由，即該窟有多處西夏文題記。據有關人員調查，窟中現存西夏文題記7則，其中5則用硬物刻劃，二則用粗筆墨寫[14]。一般而言，硬物刻劃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創建者之手，而是后來朝山者的隨意題寫。二則墨書題記，都很簡單，總共只有5個字，顯然亦非創建者所書。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則題記均為“巡禮題款”。這些題記多書寫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與前述“大宋”漢文題記并書，后均為加長的甬道所覆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后室東壁甬道頂部書有梵文六字真言（圖4），讀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見于前室南北二壁），與壁畫渾然一體，屬于同一時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說。

在藏傳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稱作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這神奇的咒語，即可獲得現報，修持方法極簡單易行。14世紀成書的《王統記（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蓮花經》①的基本思想為基礎，對六字真言所體現的觀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攝諸佛密意為其體性，攝八萬四千法門為其心髓，攝五部如來及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為其總持陀羅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樂悉地之基礎。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脫道也。[15]

作者把這六個神奇的字與佛教的“六道”理論結合了起來，認為六字與“六道”有著密切的對應關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羅道斗諍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勞役之苦；“咪”，除餓鬼道饑渴之苦；“吽”，除地獄道寒熱之苦。[15]21

這樣，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幾乎涵蓋了佛教的眾多精義。這種解釋雖有點背離梵文的原始意義，但極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將六字與“六道”巧妙地附會在一起，更容易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對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信眾之外，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現的最早證據，可追溯到吐蕃占領敦煌時期（786—848）。在那個時代書寫的古藏文文獻中，即已發現有用吐蕃文書寫六字真言的情況，如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藏P.T.37、P.T.51等藏文寫卷即是[17]。這些寫卷盡管有的已很殘破，而且寫法也不無差異，但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至遲在8—9世紀時，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現了。此后，隨著藏傳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發展，六字真言也開始逐步流行起來，至于在全國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則應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為數眾多的藏傳佛教畫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無所見，榆林窟第29窟為西夏窟，窟頂藻井井心有墨書梵文六字真言，但為元代之遺墨[19]。說明那個時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與壁畫作于同時，則該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綜合以上各因素，足證西夏說是缺乏根據的，難以成立③。

三 原窟為北涼禪窟

那么，第464窟應創建于何時呢？近期的考古資料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脊刨Y料證明，第464窟原為多室禪窟，前室（即原來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開兩個小禪窟（圖5）[2]54-56。

眾所周知，莫高窟禪窟的開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開窟雖多，但均為功德窟，未見到一所禪窟。

莫高窟現存洞窟中，最早的禪窟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過去將第268窟主室南北側壁的四個小龕分別編為第267、269、270、271窟（圖6）。從整個洞窟結構看，四個小龕均屬第268窟之組成部分，故應視作一個窟來看待。這四個小龕面積很小，“才容膝頭”⑤，是禪室無疑。全窟僅正壁及窟頂有造像，側壁及兩側禪室皆無造像，整體窟室結構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區禪窟與設像處所分離的原則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第270窟暴露出來的層位關系看，這一組窟龕經過了兩次重修，現存第一層是隋畫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畫），第二層是北涼時期（401—439）畫的金剛力士和飛天等，與第268窟西壁下的供養人屬于同層。在北涼畫下有一層白色粉壁，無畫，是證該窟原本即無壁畫，供禪僧坐禪苦修之用[20]。其開鑿時代被定為北朝第一期，即北涼統治敦煌時期（420—442）②。

屬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時期）的禪窟有第487窟。該窟由前室和后室兩部分組成，其中前室現存部分呈橫長方形，從殘存遺跡看，原為面闊三間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壇，南北二側壁各鑿出四個小禪室③。

屬于第三期（即西魏時期）的禪窟有第285窟，堪稱莫高窟禪窟中最為典型者。該窟南北二壁各營建小禪室四個（圖7），該窟北壁東起第一鋪滑黑奴造無量壽佛發愿文的紀年，可以證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統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諸窟小禪室面積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僅能容一人打坐，室內亦無色彩粉飾，僅用泥輕抹而已，禪僧們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無所執著。入靜一無所求，出靜則繞佛壇念佛，故滿室飾彩壁畫，昭示著美妙的極樂世界，通過鮮明的比照使禪機得到進一步升華[22]。而窟內壁畫中的禪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現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現步陟禪定修行階梯，最終獲得阿羅漢果，得到了神變的高僧神僧”[23]。

此外，與之相仿的還有新疆吐魯番吐峪溝北涼第42窟（格倫威德爾編號第4窟）。該窟窟頂呈縱劵頂，平面為長方形，后壁開一禪室，東西兩側壁各開兩禪室（圖8），內繪比丘禪觀圖。值得注意的是，該窟縱劵頂兩側壁有三排比丘禪觀圖。所繪內容和十六國時期流行的禪觀思想息息相關，所依禪經主要有鳩摩羅什譯《禪秘要法經》、《坐禪三昧經》和《禪法要解》④。日本學者山部能宜通過圖像與經典的比對，認為第42窟之壁畫與424年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最為接近，但又不盡相同，應含有中亞地方因素①。若此說成立，那么第42窟之開鑿應在424—460年之間②。

綜觀以上所列禪窟，北魏第487窟與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側壁各開4個小禪室，而北涼第268窟和吐峪溝同時代第42窟則更為接近，各于側壁開2個小禪室，與第464窟所見幾無二致。考慮到隋代以后未見有禪窟開鑿，故可將第464窟始造時代推定在北朝時期，若再考慮其形制特點，似定為北涼窟較為穩妥。

北涼時期，在敦煌禪修的僧人數量應是較多的，僅有第268窟的4個小禪窟顯然不夠用，20世紀末北區的考古發掘告訴我們，莫高窟用于修禪的石窟多在北區。莫高窟北區現有石窟248個（含敦煌研究院編號第461—465窟）其中專供僧人修行習禪用的石窟就有82個，另有5個僧房窟附設禪窟[24]。其中，B125窟為一單禪室窟，樹輪校正年代為420年，被推定為北涼時期[25]。B113為一多禪室窟，形制與吐峪溝石窟第42窟幾乎完全一致，亦當為北涼窟[26]。說明自北涼始，莫高窟北區即為禪僧修行的集中區。

總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開鑿于北涼時期，原為多室禪窟。此后長期被廢棄，及至元代，通往禪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禪室窟遂演變為毗訶羅窟。隨著前室的坍塌，原來的中室變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獻及相關問題

自20世紀初以來，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獻。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經洞之外，以該窟出土文獻最多，故有“第二藏經洞”之稱[27]。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曾造訪該窟，將其編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獻，約有600件左右。他在筆記中寫道：

那里也有漢文、藏文、婆羅謎文和蒙古文的殘卷，同時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殘書。這是一種新奇事。我讓人完成了對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終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紙頁，他們至少屬于4部不同的書籍。[28]

繼伯希和之后，張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進駐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間，曾對北區部分洞窟進行了非科學性挖掘，獲得回鶻文、西夏文、漢文、蒙文等文書百余件，原為張大千個人收藏，后攜往域外，其中相當一部分現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構成了該館收藏敦煌文獻的主體[29]。如編號為180-ィ1“敦煌遺片”一冊共8葉，其內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鶻文和漢文佛典寫本或刻本斷片；編號222-ィ63則為“西夏、回鶻文書斷簡”一冊，共18葉，其中主要是回鶻文文獻；編號183-ィ279為“西夏文斷簡”一冊，有近百文書整葉和殘片，經張大千先生重裱成44葉。在日本藤井有鄰館和瑞典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中，也有一些來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經洞（第17窟）的回鶻文文獻。據研究，這些文獻大多都應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員對該窟進行了系統發掘，又獲得了90余件古代文獻。

第464窟出土文獻經過整理研究，今已大體明確，以印本居多，大多屬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雙層壁畫，底層為西夏畫，外層為元畫。筆者仔細觀察，卻看不出哪個地方有重層壁畫之遺痕。該窟內容復雜，為清楚起見，這里將其分作三個層面來敘述。

其一為第464窟之原始形態，建于北涼，為禪窟。但有無繪畫已看不出，從現存壁面觀察，當時無畫，應為素壁。

其二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設佛床，但塑像今已蕩然無存，唯壁畫保存完好，具有顯密融合的藝術特點，明顯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

其三為前室與甬道。后室甬道原來僅為0.90米左右，后來向東加長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構成一個封閉式方室，然后繪制壁畫。從畫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長部分二側壁與前室南北壁壁畫是渾然一體的，不管是線條、著色還是暈染法以及前室窟頂與甬道頂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無疑完成于同時。

加長甬道以構成獨立的小方室，這種情況在莫高窟極其罕見。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眾所周知，二方室之內各圍一廢棄的小禪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禪室后來成為瘞埋“元代公主”之墓（圖5）。1920年，滯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殘部，曾對該墓進行了盜掘，將其中的珠飾釵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腳，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來，史無明載。在莫高窟北區，用于瘞埋僧人骨灰、遺體和遺骨的瘞窟有25個，其中15個是專門為瘞埋死者而開鑿的瘞窟，另有7個窟是改造原來的禪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顯然屬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464窟規模與通常的瘞窟是不可相提并論的，若沒有特殊且尊貴的地位，是不可能獲此殊榮的，尤其是當時為了掩人耳目，竟對石窟整體結構進行了改造，將原來的甬道加長一倍以上，將公主墓完全隱藏了起來。由是以觀，“元代公主”墓之說當非空穴來風，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貴，隨葬物較多可想而知。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樣形狀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對第464窟進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獲得眾多文物。關于該窟的內容與時代，他作了如下敘述：

過道中每個壁面的裝飾主要由占據了洞窟整個上部的一幅畫組成，它約有3米長，位于a、b之間，被分成由冗長的蒙文引文分隔開的斜長的小畫面，而這些引文一般均寫作紅色，唯有引文開始處得標題系用藍色寫成，所有的題識都寫于黑色底面上。這一切絕會使人產生一種印象，認為它們原來是組成長篇蒙文和藏文寫本的葉子，而那些繪畫則相當于在內部裝飾了夾板的兩個版面的細密畫。有關這種裝飾（它也是過道中和洞子中的裝飾）的時代，我們掌握有如下論據：它覆蓋了一個石灰粉刷層，后者上面就寫滿了西夏文（同時還有藏文和漢文）游人題記。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題記，且題記書寫于壁畫營造之初，從而確定該窟為元代之物。這一斷代是可信的，但必須指明一點，其中的文字為回鶻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鶻文，可能是時間緊迫，加上題記多模糊不清，導致伯希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但這一誤判并不動搖其斷代的根基。

伯氏依題記對石窟的斷代之法為日本學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進一步引申說：

由伯希和圖錄觀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鶻文，并沒有后世不斷添加或涂鴉的痕跡，而是在營造之初與壁畫同時寫上去的。這是不會錯的。有一藏文題銘，觀其與壁畫之關系，倒可定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將第181窟定于西夏時期（并非開鑿），那窟中會存在與壁畫相一致的回鶻文榜題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還應遵從伯希和的推斷，認為是在“蒙古統治時期”的看法是妥當的。[49]

應該說，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據的，遺憾的是，他并未意識到第464窟的壁畫是雙層的，表層為元代，本無異議，但還有底層壁畫。森安為肯定該窟為回鶻窟，為否認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斷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也為蒙元時代回鶻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關鍵還在于窟中的題記，如伯氏所說，這些題記與壁畫形成于同一時間，故題記的釋讀對壁畫的斷代與定性勢必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上文釋讀的三則題記，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薩，九地菩薩雖榜題毀失，但圖像猶在?！斗ㄩT名義集》云：“圣種性有十地菩薩，自此已后是出間圣人之位?！盵40]202從窟中現存遺跡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繪恰為十尊菩薩，合為“十地菩薩”，除現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毀而殘缺，如北壁甬道現存部分呈曲尺形，下邊長2.50米，上邊殘長0.90米（圖版8），就是明顯的例證。

其中，一至五地菩薩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薩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從1908年伯希和所攝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兩個方室當時即已被拆毀[50]，原作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墻壁上的菩薩像也隨之毀于一旦。

依據甬道十地菩薩榜題，結合窟內隨處可見的其他回鶻文題記，勢必需將之與回鶻相聯系?？紤]到前室二壁中的四體六字真言和五體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獻絕大多數為元代之物，可以認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現存壁畫應出自回鶻之手，為元代之畫作。而元代也是回鶻在敦煌比較活躍的時期。

至于畫風問題，因本人對石窟藝術素無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鶻壁畫研究專家劉玉權先生求教。劉先生言：第464窟壁畫明顯不屬于西夏，而有回鶻畫風特點，但由于與他辨識出的23座沙州回鶻洞窟差別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時，將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鶻窟之外。劉玉權當時確認的沙州回鶻洞窟計有23座，分為前后二期，茲引錄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張編53窟）、309窟（張編98窟）和310窟（張編99窟），早在20世紀40年代即已被張大千確定為回鶻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張編172窟）也曾被張大千確定為回鶻窟[3]250-251，但在劉玉權的分期排年中卻被排除在外。劉先生所列第23窟，其時代應在11世紀70年代以前，這時的回鶻完全受漢傳佛教的影響，堪稱漢傳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畫卻不同，后室明顯受到了藏傳佛教的影響，前室與甬道繪畫盡管以漢風為主，無明顯藏傳佛教繪畫特點，但與上述所列第23窟繪畫之畫風亦迥然有別，乃時代變遷與文化變異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磥?，張大千將第464窟定為“回鶻修”當是頗有見地的。除壁畫外，張氏所作結論似乎還肇基于該窟內西夏文、回鶻文題記之眾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說”之非，此不贅述。但其中的回鶻文題記當是與壁畫同時共生的，非后人所題寫，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就這一點言，張氏的結論是頗有見地的。

這里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敦煌偏處西北，何來“元代公主”之葬呢？恐還需從瓜沙地區的統治者——蒙古豳王家族與敦煌石窟的關系中尋找答案。

眾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領敦煌，“隸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設瓜沙二州，隸肅州，歸中央政府管轄，授當地百姓田種、農具。十七年，沙州升格為路，設總管府，統瓜沙二州，直接隸屬于甘肅行中書省。十八年正月，“命肅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愛牙赤所部屯田軍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處。”[55]4年后，以政局不穩，元政府盡徙瓜州居民入肅州，瓜州名存實亡。這一時期，瓜沙之地位漸趨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隨著蒙古大軍的屯駐，局面才得以扭轉?！对贰肪?1載：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睆闹56]

是時，“甘州軍隸諸王出伯”[57]。出伯與其弟哈班均受賜金印，以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軍事統帥重任，節制甘肅行省諸軍。大德八年，“封諸王出伯為威武西寧王，賜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興之初各種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諸王初無位號，僅有六等印紐的賜予，中統以后才開始以國邑之名封號，但仍以六種印紐分等[58]。威武西寧王位列諸王第三等，佩金印駝紐。大德十一年，出伯進封豳王[59]，由三等諸王晉升為一等，佩金印獸紐，由甘州移駐肅州（今甘肅酒泉市），豳王烏魯斯得以正式形成。接著，天歷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為西寧王，佩金印螭紐，位列二等諸王，駐于沙州（甘肅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進封豳王。[60]翌年，西寧王之位由其侄速來蠻繼襲①。元統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襲其舊封為威武西寧王[61]，地位次于西寧王，佩金印駝紐，駐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寬徹于天歷二年八月被封為肅王[60]739，位同豳王，為一等諸王，佩金印獸紐，駐于瓜州（甘肅省瓜州縣）[62]。本文所謂的豳王家族即為豳王、西寧王、威武西寧王和肅王的總稱。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統領鎮戍諸軍，防守西起吐魯番東至吐蕃一線。

蒙古大軍入駐后，瓜沙社會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發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動也在元代晚期漸趨高漲。至順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與其子郭再思、司吏吳才敏、巡檢杜鼎臣等巡禮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紀年題記②。西寧王速來蠻鎮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領王子、王妃、公主、駙馬等誦經奉佛[63]。三年后，速來蠻又主持修復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慶寺[63]112-116。在莫高窟現存的10個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屬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鎮官員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個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統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統治者一樣推崇藏傳佛教，自西夏以來即流行于敦煌的藏傳佛教得以繼續發揚光大，故莫高窟現存的藏傳佛教藝術除去西夏傳下來的漢密畫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風格迥異的金剛乘藏密畫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現存14個元代洞窟中，又以屬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學界認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漲時期”[66]。這種局面的形成，蓋與瓜沙地區統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興佛事有關。對此，筆者擬另文詳述，茲不復贅。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員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顯示的那樣，豳王家族成員有王子、王妃、公主、駙馬等，稱號幾同于中原大汗。說明諸王之女也被稱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為尼的某公主，亡后瘞埋于第464窟。否則，敦煌何來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過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絕不會千里迢迢而遠葬西北邊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鶻與蒙古王室關系密切，回鶻亦都護巴而術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為第五子，享受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鶻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藝者畢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領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兒地征戍事”[69]，與回鶻關系同樣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發現的著名碑刻——漢—回鶻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記錄了豳王家族興修文殊寺的事跡，碑主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卻使用漢文與回鶻文。至正十二年（1352），來自哈密的威武西寧王不顏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題寫的文字也是回鶻文而非蒙古文，均體現了回鶻與豳王家族關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獻差不多均為元代之物，凡紀年明確者，皆屬14世紀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鶻文《吉祥勝樂輪》甚至是奉沙州西寧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寫的[71]。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還有兩首贊美西寧王速來蠻的回鶻文頭韻詩，證實當地回鶻佛教與豳王家族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73]。其出土地點雖不詳，但依早期發現元代回鶻文文獻的情況看，應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時當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營建之高漲期。第464窟由回鶻修復，窟內卻瘞埋著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鶻之修復活動則必與豳王家族息息相關。易言之，豳王家族應為該窟的供養主。

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后室東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側壁之壁畫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況下曾被人粉刷過，覆蓋后題以回鶻文文字（圖版9）。其中，南側滿壁書文字29行，北側第1行文字未及寫完便戛然止筆了，顯然系受外力影響而中斷。何以如此？令人費解，或許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鶻文文字能夠告訴我們原因，遺憾的是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無法辨識了。筆者個人臆測，應為功德記之屬，期待著來日能有辦法釋讀出這些文字，為疑團的解決提供些許信息。

在敦煌石窟營建過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終止的情況時有所見，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戰亂年代更是常見。致其生變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換代始終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況當亦屬同樣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滅亡，但瓜沙二州尚處于蒙古豳王家族統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東段墨書“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證，因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滅亡了，但瓜沙地區仍行用元朝年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馮勝率大軍經略河西，在瓜沙擊敗元朝留守河西軍之殘部。第464窟之修復活動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當與這場變故有關。能夠對我們這一解釋提供佐證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鶻文木活字實物的發現。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獲回鶻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員又發現19枚。這些活字，都為蒙元時代之物①，敦煌回鶻掌握并開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時間，似乎應在12世紀末到13世紀上半葉[75]。第464窟廢棄活字之時代，伯希和推定為1300年左右[76]。這些說明該窟在元代時有可能是一個回鶻刊經場所[28]375。在經歷數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發現如此眾多的木活字實物，說明當時活字印刷的廢棄應是短時間內發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廢棄的，那么活字實物就會自然散亂，而不可能呈現如此集中的狀態。

第464窟前室與甬道壁畫為同時所繪，但后室明顯與之不同，除了線條、著色迥異外，前室所用暈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薩造像所用瀝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繪畫風格論，前室所見善財五十三參變與后室所見觀音三十二應化現變也迥然有別，前者揮毫恣意，大度有力，瀟灑疏朗，頗有大家風范；后者工筆嚴謹，精致細膩，內涵豐富，呈細密之風[1]23。這些都說明，二者非同一時代所畫。前文已論及，后室東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說明該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該窟東壁甬道二側之畫面曾被粉刷過，并覆以回鶻文題記。從壁面的疊壓關系，明顯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結合各種因素，可定后室壁畫當為元代早期之遺存，其壁畫少部分遭到破壞之事，當發生在元朝末期。當時回鶻所覆蓋的畫面尚相當清新，證明二者時代相距不遠，推定為百年以內當不致大誤。

這些因素說明，第464窟前室與甬道是回鶻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進行修復的，確切地說，具體時間當在元朝末期，但不遲于《吉祥勝樂輪》的抄寫年代——1350年。在甬道與前室完工后，回鶻人有意保留了當時保存尚完好的后室，僅對后室東壁甬道二側的墻壁進行了粉刷，準備題寫文字。由于明朝軍隊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題寫工作尚未完畢便草草收場了，該窟遂再度廢棄。

七 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莫高窟第464窟的開鑿是在北涼而非目前流行的說法西夏；原為多禪室窟，后來（很有可能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禪窟甬道被封堵，多禪室窟變成了毗訶羅窟；由于前室坍塌，原來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變為前室和后室結構；后來，回鶻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寧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長了原來通往后室的甬道，構成方室以掩蓋方室內側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據勝光法師譯回鶻文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在甬道南北二壁繪制了十地菩薩像，窟內隨處可見回鶻文題記，可確認前室與甬道現存壁畫當出自回鶻之手，窟內有藏傳佛教風格的六字真言題辭二方，加上洞窟內發現的古代文獻、文物絕大多數均屬元代末期，故而可確認該窟前室與甬道為元代回鶻窟，更確切地說，應為元末的洞窟。后室則為元代早期洞窟。

與第464窟毗鄰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繪畫風格也與其十分近似，故學界通常將以上三窟定為同一或相近時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樣，“是回鶻佛教徒開鑿的”②呢？有待學界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梁尉英.元代早期顯密融匯的藝術——莫高窟第四諸窟的內容和藝術特色[M]//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11.

[2]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4，62，65.

[3]張大千.莫高窟記[M].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628-629.

[4]照那斯圖，楊耐思.八思巴字研究[G]//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374-392.

[5]謝繼勝.莫高窟第465窟壁畫繪于西夏考[J].中國藏學，2003（2）：69-79.

[6]劉玉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G]//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273-318.

[7]劉玉權.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議[J].敦煌研究，1998（3）：1-4.

[8]關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畫裝飾風格及其相關的問題[C]//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11-1141.

[9]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財五十三參變[J].敦煌研究，1996（3）：43.

[1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問題[J].西夏研究，2011（1）：64.

[11]史金波.西夏的藏傳佛教[J].中國藏學，2002（1）：35-37.

[12]劉玉權.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營建年代考論[C]//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130-138.

[13]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3-174.

[14]史金波，白濱.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題記研究[J].考古學報，1982（3）：377.

[15]索南堅贊.王統記[M].劉立千，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0.

[16]L. 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M].Oxford University， 1962.

[17]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10.

[18]楊富學.?？h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研究[G]//大伾文化（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3-184.

[19]霍熙亮，編.榆林窟、西千佛洞內容總錄[M]//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97：260.

[20]賀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與禪觀[J].敦煌學輯刊：第1集，1980：43.

[21]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M]//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81：192.

[22]王書慶，楊富學.敦煌莫高窟禪窟的歷史變遷[G]//中國禪學：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314.

[23]須藤弘敏.禪定比丘圖像與敦煌285窟[C]//陳家紫，譯.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406.

[24]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43，346.

[25]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65.

[26]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12-13.

[27]劉永增.回鶻寫本與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經洞[J].敦煌研究，1988（4）：40-44.

[28]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M].耿昇，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375.

[29]王三慶.日本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寫卷[C]//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79-98.

[30]James Hamilton. 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C]//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 ge der "Annemari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ch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dademie Verlag， 1996：135-145.

[31]莊垣內正弘.ウィ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8212-109について[J].東洋學報：第56卷1期，1974：44-57.

[32]羽田亨.回鶻譯本安慧の俱舍論實義疏[G]//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165.

[33]薩仁高娃，楊富學.敦煌本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研究[J].敦煌研究，2010（1）：117-124.

[34]Georg Kara. 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Gy. Kaldy-nagy （ed.）， Hungaro-Turcica[J]. 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 Budapest， 1976：55.

[35]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1972：456.

[3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第1卷[M].校仲彝，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18.

[37]Jens Wilkens. Das Buch von der Sündentilgung. Teil 1-2， Edition des alttürkischen K anti k1lγuluq Nom Bitig （=BBT XXV）[M]. Brepols， 2007：68.

[38]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M].東京：東京書籍，1981：1186.

[39]C.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γ，Metinve Dizin[M].Ankara，1994：194.

[40]李師政.法門名義集[M]//大正藏：第5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202b.

[41]ジヤツク·ジェス.新出の二大畫幅「華嚴經變相七處九會おょび「華嚴經十地品變相七處九會にっぃて[G]//尾本圭子，譯.ジヤン·フランソヮ·ヤリジヱ，監修，秋山光和，編集.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Collection Pelliot du Musée Guimet：Ⅰ.東京：講談社，1994：56-62.

[42]大正藏：第16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19b-c.

[43]F. W. K. Müller. Uigurica[M]. Berli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13-14.

[44]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5：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1： Vorworte und Erstes bis Drittes Buch[M]. Stuttgart， 2000.

[45]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6：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2： Viertes und Fünftes Buch[M]. Stuttgart， 2002.

[46]C.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 ， Metin ve Dizin[M]. Ankara， 1994：194.

[47]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G]//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105.

[48]劉永增.回鶻寫本與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經洞[J].敦煌研究，1988（4）：44.

[49]森安孝夫.ウィグル語文獻[M]//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74.

[50]Mi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1.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M]. Paris： Libairie Paul Geuthner， 1924： 345.

[51]劉玉權.關于沙州回鶻洞窟的劃分[C]//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文集·石窟考古編.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24.

[52]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75-402.

[53]宋濂，等.元史：卷60[M].北京：中華書局，1976：1450.

[54]宋濂，等.元史：卷100[M].北京：中華書局，1976：2569.

[55]宋濂，等.元史：卷14[M].北京：中華書局，1976：299.

[56]宋濂，等.元史：卷21[M].北京：中華書局，1976：452.

[57]宋濂，等.元史：卷20[M].北京：中華書局，1976：443.

[58]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譜——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ブの比較を通じて——[J].史林：第65卷第l號，1982：37-38.

[59]宋濂，等.元史：卷108[M].北京：中華書局，1976：2738.

[60]宋濂，等.元史：卷33[M].北京：中華書局，1976：745.

[61]宋濂，等.元史：卷38[M].北京：中華書局，1976：822.

[62]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M]//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677-686.

[63]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錄及有關問題（二）[J].敦煌研究（試刊）：第2期.1982：108-112.

[64]史葦湘.關于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M]//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4.

[65]段文杰.榆林窟黨項蒙古政權時期的壁畫藝術[C]//段文杰敦煌藝術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441.

[66]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1997：247.

[67]額爾登泰，烏云達賚，?？?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029.

[68]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22：敕賜乞臺薩里神道碑[M]//大正藏：第4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727c.

[69]屠寄.蒙兀兒史記：卷42：出伯傳[M].北京：中國書店，1984：337.

[70]耿世民，張寶璽.元回鶻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釋[J].考古學報，1986（2）：253-263.

[71]楊富學.回鶻之佛教[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23-124.

[72]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2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40，316.

[73]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G]//言語學研究：第17/18號.1999： 3-4，9-10.

[74]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