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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肅省審計廳農業與資源環境審計處課題組.努力實現資源環境審計突破性發展[EB/OL].[2011-05-24]. .
[6] 黃慧麗.“金磚四國”績效審計比較研究[D].鄭州: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05-01.
摘要:本論文以推進公務卡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為分析對象,并對公務卡推廣應用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介紹,結合實際情況,對公務卡推行過程中的應對機制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 :公務卡制度;問題;對策
公務卡制度執行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運用管理的職能和科學的方法建立推廣體系,完善技術執行制度,卓有成效地開展公務卡制度執行工作。
一、推進公務卡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
公務卡是指中央預算單位工作人員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務支出和財務報銷業務的信用卡。因其使用便捷、透明度高、利于財政資金監管而倍受財政管理部門推崇。公務卡的操作過程可以簡單概括為“銀行授信額度、個人持卡支付、單位報銷還款、財政實施監控”。
(一)推進使用公務卡是提高財政財務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進公務卡支付結算制度改革主要解決的是財務核算中的現金支付結算和報銷問題。作為一種落后的支付結算方式,現金結算報銷不僅效率低,財務人員需要從銀行提取現金再進行支付,大量攜帶使用現金還會帶來很大風險。利用公務卡這種現代支付結算方式,能夠規避現金結算的弊端,提高財政財務管理水平。
(二)推進使用公務卡有利于提高財政財務管理透明度
公務卡報銷還款系統直接與國庫集中支付系統聯網對接,使用公務卡支付結算后,持卡人的每一筆公務支出將全程處于財政監管狀態:一方面,財務人員報銷審核時通過支付結算系統能夠查到每一筆消費的詳細信息,對不符合規定的支出項目不予報銷;另一方面,還款時銀行作為“第三方”對透支額度、用途等實施監管,對不符合公務支出范圍的項目可以不予還款。這種透明的支付方式使“權利在陽光下運行”,在當前推進政務公開的大背景和公布“三公”經費的強呼聲下顯得尤為必要。
(三)推進使用公務卡有利于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使用公務卡結算是在財政授權額度內的透支消費,從刷卡日至還款日最長有56 天的免息期。在這段免息期內,財政預算單位可以通過有效調配資金,最大限度地利用現代金融工具,達到節約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效果。
二、公務卡推廣應用中遇到的問題
(一)公務卡受理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
就目前公務卡使用的狀況來看,公務卡的使用環境還不容樂觀。當持卡人在一些相對落后的地方從事公事活動或者是在從事公事活動的過程中需要繳納路橋費時,往往不能直接刷公務卡,而只能采取傳統的先墊付現金的方式,這對于持卡人來說,無疑增加了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持卡人不會對公務卡的推廣有太高的積極性。
(二)發卡銀行“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
發卡銀行在最開始推廣公務卡時,很是熱情周到,但是隨著公務卡的進一步使用,一些問題也就逐漸浮現出來。首先在辦卡時手續十分的繁瑣,辦卡時限很長,銀行卡的質量也沒能達到人們的要求。其次銀行的后續服務不能令人滿意。銀行方面并沒有設立專門的柜臺去處理公務卡的相關問題,譬如公務卡的注銷、查詢、掛失等等。再次公務卡不符合銀聯的標準,刷卡機不可以聯網通用,這直接影響了持卡人與企業對其的使用。
(三)公務卡使用缺乏有效的執行、監督辦法。
在公務卡使用的過程中,財務部門對其使用軌跡的檢測存在一定的難度。首先在報銷時,一部分持卡人并不會把消費交易憑條(即公務卡簽單)作為憑證之一附在報銷資料上,這將導致會計原始憑證里面沒有公務卡使用記錄。其次公務卡銀行對于個人刷卡消費對賬單也不會特別精確的提供給持卡人單位,對于公務卡使用情況不能及時的追蹤,這也影響了財務部門對公務卡使用的監督。以江蘇省為例,財政部門雖然制訂了公務卡結算財務管理暫行辦法,但尚未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相銜接,致使實際財務工作中只能把公務卡賬戶產生的利息暫作其他收入處理。
三、公務卡推行過程中的應對機制
(一)內部應對機制
1.健全內部財務制度
為了更好的完善公務卡的使用,各預算單位必須采取強硬手段制定剛性措施嚴格規范用卡行為。在內部公務卡報銷財務管理制度的建立上,要從單位的實際情況出發,采取科學高效的方法去加強制度的建立。除此之外,一定要明確報銷的操作程序,嚴格按照程序與規定對公務卡進行報銷。在對現金的管理上要嚴格控制現金提取審批制度和現金使用范圍和額度,在日常的公用支出中必須使用公務卡結算,以便企業內部對公務卡報銷的管理。
2.加強預算單位的財務管理
推行公務卡對預算單位現行財務管理制度、報銷審批程序和會計核算辦法等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對于公務卡的報銷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核,即對持卡人申請報銷的公務支出項目,必須通過一定系統對其進行核對與查詢,在確保持卡人所提供的申請報告符合實際情況后才可以給予報銷。其次對于已經通過審核的公務卡報銷的申請,可以通過財務部門簽署支付指令,直接把錢返還到相關的公務卡里。再次預算單位應該按時的進行報銷還款工作。根據我國財政國庫管理制度要求,結合公務卡可以先消費后還款的特點,報銷還款業務原則上要在“免息還款期”的前三個工作日,由單位財務部門統一辦理。如果確實存在特殊情況,持卡人也可向財務部門申請提前辦理還款工作。
(二)外部應對機制
1.加快配套設施建設,改善受理環境
改善公務卡的使用環境是目前公務卡推行最重要的部分。各銀行應該加大對用卡環境的投入,加大公務卡所能使用的范疇,在一些公務消費比較多的地方增設POS機具以及ATM等,為公務卡使用的便捷性提供條件。
2.加強宣傳,形成共識
目前我國中小、零散商戶主對于刷卡消費并不能完全接受,各銀行機構如果想大力的推行公務卡的使用,就必須把他們作為促進公務卡發展的潛在因素,積極的宣傳刷卡交易的好處,讓商戶轉變傳統的觀念,以主動的姿態去接受刷卡消費,給公務卡的使用創造最便捷的環境。
四、結束語
公務卡制度執行在社會管理中呈現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們不僅要努力做好各項工作,還要與其它方面協調一致、相輔相成,從而使推廣工作不斷得到完善和提高,為公務卡制度執行的順利實施提供可靠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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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白酒正處于深層次結構調整之中,川酒六朵金花遭遇了前所未有挫折,六朵金花價格帶下移,渠道下移,組織結構下移必然給二線川酒品牌帶來一定影響,川酒二線品牌如何應對川酒六朵金花系統性結構下移?區域性白酒逐步構建起龐大的區域壁壘,給二線川酒品牌市場擴張帶來了巨大壓力,川酒二線品牌如何正確處理全國市場布局與大四川基地市場深耕問題?為全面深入理解川酒二線品牌經營戰略與市場操作,我們用專業眼光審視奮進中川酒二線品牌,希望我們的專業思考給二線川酒企業帶來新的視角,幫助二線川酒品牌實現更大商業夢想,為川酒二線品牌品牌價值穩健提升與市場銷售持續增長注入嶄新動力。
1、 豐谷酒業:品牌與技術驅動典范
豐谷酒業無疑是川酒版圖中最大一匹黑馬。2012年度,豐谷酒業全年實現銷售收入30.02億元,同比增長27%,連續第十一年實現高增長,其中以低醉酒度豐谷酒王為主的高端產品貢獻了12.86億元營收,同比增長34.24%,豐谷酒王正在成為豐谷酒業最重要動力引擎,低醉酒度的創造力正在成為豐谷保持“十一連增”的正能量。當前,豐谷酒業無論在營收規模還是贏利能力都當之無愧進入到川酒真正意義上第五位,超越了川酒六朵金花沱牌舍得與全興水井坊,充分展現了二線川酒企業品牌活力與市場動力。
豐谷酒業取得今天市場成就絕對不是偶然的,是豐谷酒業勵精圖治,推陳出新,不斷進取的結果,也是豐谷酒業通過不斷探索,不斷實踐,終于尋找到一條適合川酒二線品牌快速成長道路,豐谷酒業的成功對于川酒二線品牌具有巨大樣板價值。
首先,豐谷酒業是典型技術驅動型增長,特別是發端于2009年濃香型白酒低醉酒度技術研發,給豐谷酒業帶來了巨大商業動力。2013年12月10日,歲末年初,四川豐谷酒業迎來了一批尊貴的客人,來自四川省經信委技術創新處領導以及白酒行業權威專家曾祖訓、胡永松、鐘杰老師等齊聚一堂,對四川綿陽豐谷酒業有限公司承擔的四川省重大產業技術創新項目《低醉酒度優質濃香型白酒生產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進行專家驗收?!兜妥砭贫葍炠|濃香型白酒生產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是豐谷酒業有限責任公司實施的一項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得到了四川省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資金支持,該項目自2009年3月正式啟動到2013年9月順利完成,得到了評委與專家高度認可,項目驗收獲得一致通過,同時,該項目共申報國家發明專利5項(授權3項),獲得實用新型專利2項,發表技術性論文7篇,技術成果十分豐碩; 2001年1月,豐谷酒業開始聯手四川理工學院、西南科技大學聯手,立項“活性優質窖泥關鍵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果”,通過對這項技術長達10年的研究,2012年4月13日四川科學技廳舉行的“‘活性優質窖泥關鍵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項目成果鑒定會”上,該項目成功通過了四川省科學技術成果鑒定;同時,2013年6月25日,豐谷酒業在業內創新推出的“活性優質窖泥關鍵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果榮獲2012年度四川省科技進步獎三等獎。豐谷酒業這種重視基礎技術研究為企業持續發展增添了強勁動力,也給二線川酒企業樹立了榜樣。
其次,豐谷酒業十分重視品牌建設,其品牌資產積累走在了川酒二線品牌前列,豐谷酒業借助品牌擴張動力開疆拓土,逐鹿市場。2008年3月,豐谷酒業榮獲中國馳名商標稱號;2011年4月,豐谷酒業榮獲商務部特許中華老字號;2003年3月,豐谷獲得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中國白酒典型風格金獎”;2011年8月,豐谷酒業獲川酒新金花第一名;此外,豐谷還榮獲四川省眾多品牌榮譽,四川名牌,四川馳名商標,四川品質金獎等等,可以看出,豐谷酒業不僅在技術上實現了巨大突破,在品牌資產積累上也成就斐然。不僅如此,豐谷酒業在品牌塑造上展現了較高專業水準,無論是早期的“讓友情更有情”,還是高端產品品牌豐谷酒王的“豐功偉業穿喉過,杯酒沉浮江山定”均顯示出高超的品牌定位、品牌創意與品牌傳播能力,川酒二線品牌中,很少有企業在專業上超越豐谷酒業,甚至于一部分六朵金花品牌在品牌塑造理念上也應該向豐谷酒業學習。很顯然,豐谷沒有浪費自己獨特的品牌資源,其先后推出的一系列核心產品獲得市場廣泛認同。
第三,豐谷酒業營銷模式經歷過一段時間摸索,最終豐谷酒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營銷模式,贏得了白酒黃金十年。實際上,豐谷酒業先后與國內眾多咨詢公司展開過合作,豐谷酒業自己也經歷過艱難市場探索,最終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資源要求的健康市場拓展模式,贏得了市場主動權。其一,市場戰略選擇。早期豐谷酒業選擇了與名酒一樣市場擴張道路,不斷出擊白酒重度消費市場,豐谷酒業先后在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安徽、京津等白酒消費大省進行市場布局,其對外合作模式也異常靈活,包括門檻、鋪貨政策、廣告支持、人員輔導等等,用盡了不同市場開發方法,但實踐證明,豐谷酒業缺少名酒市場擴張動力。面對殘酷市場現實,豐谷酒業逐步調整市場戰略方向,從過去單一招商合作模式轉型為深耕基地市場模式,用基地市場創造的現金流與利潤反哺省外市場,在現金流與利潤結構上獲得了較好的平衡,事實證明,豐谷酒業深耕基地,布局全國戰略思路獲得了巨大市場成功,豐谷酒業終于從眾多川酒二線品牌中脫穎而出;其二,技術產品化與市場化執行堅決。2010年度,豐谷酒業根據專家技術研究成果迅速推出了豐谷酒業高端產品---豐谷酒王,迅速將豐谷技術成果市場化,取得了巨大市場成功;隨后,為豐滿腰部價格帶,豐谷酒業推出了豐谷特曲年份酒系列,使得豐谷酒業在100—300元價格帶擁有核心產品;同時,豐谷為豐富自身產品線,陸續推出了豐谷清朝系列、老窖系列、星級系列、純釀系列等核心產品,使得豐谷酒業成為在產品線最具競爭力川酒二線品牌;不僅如此,為滿足多元化商業模式需要,豐谷及時推出了百年豐谷、豐谷春、豐谷貢等授權貼牌、買斷品牌,極大地豐富了市場,給豐谷酒業持續健康發展增加了動力。由于有強勁技術支持,豐谷酒業核心產品基本上都獲得了巨大成功,豐谷實現了技術與品牌驅動戰略平衡;其三,組織系統與營銷模式高度匹配,使得豐谷酒業市場效率大幅度提高。面對公司戰略從跑馬圈地到區域精耕變化,豐谷酒業對組織結構進行相應調整,將粗放式市場開發組織調整為區域性精耕組織,滿足公司戰略轉型市場需求。豐谷酒業可能是川酒二線品牌企業中營銷組織最貼近地面一個組織模式,給川酒二線品牌,甚至于對轉型中川酒六朵金花也具備很高借鑒意義。
摘要:政府采購制度是我國財政改革的重大舉措之一,本文在分析了實施政府采購制度所帶來的微觀經濟效益、宏觀經濟效益和巨大的社會效益之后,找出了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提高政府采購效益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政府采購;招標;規模效益
我國自1998年正式推行政府采購制度以來,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采購規模為328億元,2001年為653億元,2002年突破1000億元,采購量在成倍增長,采購節約率為10%~15%.若按10%的節約率計算,2001年到2002年分別節約采購資金為65.3億元和100.0億元。認真做好政府采購效益分析,最大限度的降低采購成本,提高財政收支效率,對我們更好的進行政府采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政府采購的微觀經濟效益
11政府集中統一的規模采購可以產生規模效益,降低采購成本,節約財政資金
由于大批量集中采購吸引廠商直接參與投標,減少了商品的流通環節,從而獲取批零差價優惠和售后服務上的優惠。據統計,政府采購中的批零差價優惠能節約資金10%左右。由于大量的貨物、工程實行政府采購,部門、單位可以減少采購崗位,從而減少部門、單位相應人員的費用支出,實現人、財、物與存量調整節約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政府采購的對象大多是國有資產,通過政府采購和國有資產管理相結合,把需要采購的資產和資產的詳細信息存儲在資產管理的信息庫中,可以有效的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促進國有資產管理。完善的政府采購不僅包括公共物品的采購,而且包括公共物品的存量調整,將辦公用房、辦公設備、辦公用品等公共物品在政府部門間進行余量調劑或資源共享,可以帶來財政資金的節約。實踐表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和政府采購行為的逐步規范化,將逐步促進財政資金的合理分配,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改進采購商品和工程的質量。
12規范的政府采購要求充分競爭,有利于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機制,提高微觀經濟的運行效率
政府的市場行為必將影響整個市場的運行,公開平等的競爭使所有市場主體面臨同樣的競爭環境,規范的政府采購要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和競爭性原則,通過公開招標采購,極大的帶動了供應商的熱情,維護了供應商的利益,在供應商之間展開公平的競爭,有利于激勵企業擺脫過去的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促使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遵循效率原則,實現市場的高效,帶動整個市場經濟的繁榮。
2政府采購的宏觀經濟效益
21發揮財政對國民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作用,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
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政府采購是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對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均有重要的影響,通過調整政府采購總量可以調整社會總需求,進而實現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
政府采購通過對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的吞吐、對國家鼓勵發展產業的商品的大規模采購,采購的數量、品種、頻率和結構,影響到財政效益及相關方面的調整。可以有效調控物價、貫徹執行國家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對產業的發展環境和存在狀況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采購制度能夠通過一定的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調控國民經濟總量和結構。
22建立政府采購制度,可以提高企業素質,保護民族工業,支持國有經濟發展
國家為扶持民族產業的發展,在政府采購中優先購買本國產品,可以有效地保護國內最具競爭和發展潛力的民族工業,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另外,以公開招標方式來確定供應商,引入了競爭機制,對國有企業和民族經濟也會形成一定的壓力,使企業認識到要贏得政府采購市場,必須依靠企業的實力和信譽,促使其面向市場,不斷改進技術和加強管理,進行戰略改進和優化結構,從整體上提高國有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世界各國之所以把《政府采購協議》放在諸多框架協議之外,就是因為政府采購支持民族產業的巨大作用。
23政府采購提高了相關部門的理財水平,有助于集約理財觀念的形成
作為公共財政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行政府采購制度,促進了預算編制與執行、資金撥付、國庫集中支付等相關制度的改革,使財政監督由單純的資金領域延伸到實物領域,健全了財政職能,提高了政府的理財層次和水平。
3政府采購的社會效益
31無可比擬的政治效益
政府采購制度是提高政府采購活動透明度和加強廉政建設的重要措施,其核心是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招標方式進行交易,使政府采購置身于財政、審計、供應商和社會公眾的全方位監督之下,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運作,有效地規范和約束政府的購買行為,最大限度的消除“暗箱操作”和“黑幕交易”存在的條件,積極地從源頭上節制政府采購活動中腐敗滋生的條件,以維護政府信譽和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
32巨大的生態環境效益
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國的生態環境不斷趨于惡化,情況不容樂觀。推行生態環境治理工程采購是增強環保意識,執行環保措施的重要手段。通過政府統一采購符合環保和生態發展要求的產品,為政府引導企業生態環境投資起到政策導向作用,例如,在采購的統一安排中,向生產有利于環保的新產品和運用有利于環保的新工藝廠商傾斜,有效發揮政府采購的生態效益。
33通過政府采購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就業
政府采購在公開招標的過程中,對參與采購競爭的企業采取一定程度的政策傾向,鼓勵向包括殘疾人企業,婦女企業以及少數民族企業在內的特殊企業購買產品,同時通過對企業員工就業情況的審查,對企業在提供就業方面提出一定要求,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可以通過擴大采購規模來刺激投資,增加就業。
4現階段政府采購的效益差距
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但由于實踐經驗不足,受傳統政府支出行為的影響,使得政府采購的實際效益與理論效益還有很大差距。
41政府采購范圍狹窄,規模不足
2002年政府采購總額只占GDP的0.99%,采購的品種也主要限于貨物類,工程類和服務類采購比重很低。參與采購的單位不到應實行政府采購單位總數的一半,政府采購的優勢還沒有被全面認識和充分發揮。
42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滯后,計劃不到位
由于各地政府采購預算的編制尚未作為一項單獨的內容納入財政支出預算范疇,公共支出項目還未細化到政府集中采購目錄,采購工作難以從全局上把握和預見全年政府采購計劃,造成部門預算中政府采購預算概念模糊,預見性差,采購機構重復工作量巨大,規模效應減弱,成本增加。
43政府采購缺乏監督體系,即政府采購缺乏
明確的監督主體、監督客體、監督措施及其制約機制在政府采購制度實施的初期,不少地方將政府采購的管理機構和操作機構職責全部放在采購中心,財政部門參與了政府采購的商業性決策和具體的事務性操作。這種管理部門越位與缺位并存的現狀使得監管無力,管理與操作職能分離的原則流于形式。
5提高政府采購效益的對策
51擴大政府采購范圍,增加集中采購比重
根據國際慣例,政府采購金額一般應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左右,占財政支出的30%左右。2002年中國政府采購金額為127億美元,僅占當年GDP的0.97%,同發達國家相比,比例還很小。所以應進一步提高政府采購機構的管理和操作能力,不斷增加集中采購的比重。
52提高政府采購工作水平
編制政府采購預算,強化預算約束。通過政府采購預算,事先預知全年采購規模,擬定采購計劃,提前了解市場行情,捕捉采購信息,并按采購計劃組織實施,克服目前實際運作中忙于零星采購或無計劃采購的弊端。
將政府采購的計劃編制同國有資產管理結合起來,嚴格按規定對采購計劃進行細化,在編制采購計劃時,認真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以防止發生重復購買,重復建設等浪費資金的情況。
科學設置政府采購機構并建立一支合格的政府采購隊伍。政府采購活動是集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法律性于一身的商務活動,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是采購活動的載體和主體,直接決定著政府采購的效益,同時,其運行經費又屬政府采購固定成本。因此,政府采購機構設置和人員隊伍建設,對政府采購成本效益比有著直接的決定作用。
53建設監督機制,體現“三公”原則
建立政府采購的監督法規體系,按照《政府采購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加強對政府采購的監督檢查工作,建立重點采購環節的日常監督制度,以保證在采購程序中的每一個環節上都有相應的監督措施來保證其客觀公正性。
促進供給側改革的財政政策
折疊降低稅率 供給學派斷言,在經濟增長的自然動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財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長,只能帶來通貨膨脹,而累進的高所得稅率則是窒息經濟增長和抑制生產發展的主要障礙。
供給學派認為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對經濟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如鼓勵人們加班加點,積極經營,推遲退休,縮短待業期,從而提高收入。這樣人們就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于支出,特別是有更多的錢用于儲蓄,而儲蓄與收入刺激相結合,又可以鼓勵投資。在這一點上,正好體現出它與凱恩斯學派認為減稅的作用只在于增加總需求的不同著眼點。供給學派主張,減稅必須按照激勵儲蓄和工作并給投資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設計,主張實行累進稅和公司稅的削減。它與主張對高收入階層增稅而僅僅對低收入階層減稅的自由主義者完全對立。供給學派認為,當高額累進稅率阻止企業家積累財富時,社會遭受的損失遠較稅收為多,它喪失的是企業家發展自己事業時所具有的發明革新、敢冒風險和創新的精神(見供給學派稅收思想)。+
改革福利
供給學派認為,在財政支出方面對經濟增長起窒息作用的是社會福利開支。他們認為所得轉移──福利、社會保險、失業補助等等,對個人進取心的消極影響和高累進所得稅率相同。這是由于救濟金的水平并不比個人從工作中得到的凈所得低多少,在發放救濟、津貼前對申請人作家庭調查以后所公開課征的實際稅率,使領救濟金變成一些人賺取另一些人個人所得的行為。因此這種制度鼓勵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傷的則是積極進取的人。他們認為,美國現行的福利制度在許多場合使靠福利為生的人獲得超過許多辛勤工作者凈所得水平的救濟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將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工人們知道失業救濟金將幫助自己渡過失業期后情愿找季節性工作,而雇主則愿意在淡季辭退工人,因為工人可以領到失業補助。供給學派抨擊美國聯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過時的凱恩斯觀點的體現。它只關心維持個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們是否工作和儲蓄,只要能消費就行。當人們靠領取失業救濟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樣好甚至更好時,這種制度就是完全荒謬的。
實現平衡
供給學派反對赤字財政政策。他們認為,預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剝奪私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場的"擠出效應";或者當政府所發生的虧空是用增加貨幣發行量去彌補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如果說稅收和政府開支等量增加,那么私營企業的積極性受到挫傷又會 使經濟進一步蕭條。他們雖然反對赤字財政,卻不贊成把平衡預算作為實行減稅的前提條件。他們把主張先有財政盈余再實行減稅的人稱為"傳統的預算平衡論者"加以抨擊。他們認為,對付大手大腳花錢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辦法,就是把減稅置于優先地位。供給學派還反對赤字財政造成通貨膨脹的見解。他們指出,通貨膨脹基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不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那么不管預算是否平衡也會發生通貨膨脹。如果財政部向公眾出售自己的全部債券以彌補赤字,那只不過是把等量的私人儲蓄吸收過來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資者從市場上排擠出去肯定不是一種合適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不超額增加貨幣數量,就不會有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改革
■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實踐中應當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財政政策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穩增長與調結構的有機平衡,從而使國民經濟實現中高速可持續發展。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調控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
供給側改革需要積極財政政策予以配合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后一段時期,國民經濟管理重點將向供給管理側重,但這并不是對需求管理的否定。就理論層面來講,供給側與需求側其實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短期內,繁榮與蕭條的更替源于總需求圍繞總供給波動所引起的經濟景氣度的周期性變換;但長期內,經濟增長的恒久動力源自有效供給對有效需求的回應與引導。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二者在具體政策實踐中應協同實施。作為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國財政政策仍有廣闊操作空間并且應積極發揮作用以配合供給側改革。不妨從兩個方面展開釋疑。
一方面,應以需求適度擴張來舒緩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外溢性張力。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其中有世界經濟長周期與我國經濟自身運行周期共同交織的因素,也有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型發展累積下的結構性因素。可以說,經濟結構失衡所引發的潛在總供給弱化是經濟增速下降的根源。“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優化國民經濟供給側的結構、質量與效益,使供給結構有效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完成市場出清,推進經濟轉型升級。但應當注意,首先,目前國民經濟需求側仍較為疲軟(PPI、CPI和PMI等指數走低、產能過剩、市場投資與消費信心不足、出口相對低迷),源于歐文·費雪所謂的“通縮債務效應”——該理論近期被學術界廣泛討論。而宏觀經濟前沿理論中的“薩伊逆否命題”即“持續的短期需求不足必然引致中長期供給能力的削弱,造成潛在增速下滑,引發中長期持續低迷”,更是給當前中國經濟以深刻警示。所以說,要認識到持續性低迷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潛在風險,科學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亟待推出。其次,即使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應用需求適度擴張協同配合。不可否認,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結構性優化調整方案,短期內不可避免地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其間的勞動力失業與再就業、舊業態淘汰與新業態重塑等問題,均要需求管理予以托底。需求管理通常借助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但較之財政政策,我國貨幣政策總量性特征較為突出,而結構性特征仍不甚理想。當下貨幣政策在傳導機制與調控參數等方面仍不順暢;作為調控信號接收端的微觀主體仍未實現優化重構,“僵尸企業”有待清理,剛性兌付與預算軟約束普遍存在,這使得微觀基礎對貨幣調控信號靈敏度缺失。為化解這些梗阻,需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優化貨幣調控的金融生態環境與微觀基礎。眼下若貿然采取大規模貨幣寬松,無疑會形成“大水漫灌”,不但無法有效緩解市場中結構化的流動,而且會干擾市場出清、助漲資產價格泡沫并加大資本外流壓力,甚至可能會給今后幾年埋下新一輪通脹風險,導致結構性矛盾持續固化。因此,以需求適度擴張為結構性優化改革營造穩健宏觀環境的任務也就主要靠財政政策,而貨幣政策需配合財政政策發揮輔助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財政政策的供給效應。凱恩斯主義框架中,財政與貨幣政策被局限于通過相機抉擇來發揮對總需求“逆經濟風向”調節之功。但現實經濟運行中,較之供給效應偏弱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長期內卻能有效發揮供給效應。若將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協調配合,就能產生微觀與中觀層面的效果,改善供給結構與質量,提升經濟運行效率。例如,運用稅收、補給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調動企業與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優化產業和區域結構。微觀與中觀范疇經過有機加總,宏觀層面的供給質量與效率就會得到提高。另外,具有供給效應的財政投資(設備更新、基礎設施與廠房改造、教育投資等)不僅短期內可以拉動需求,而且長遠看亦能形成高效率資本積累,這將優化潛在總供給,為經濟長期增長注入穩健動力。
綜上所述,以積極財政政策(輔之以穩健略偏寬松的貨幣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作為近期宏觀調控理念的明智抉擇。既不搞大規模、低效率強刺激,也要防止結構性改革所引發的經濟順周期收縮,確保為供給側改革提供穩健的宏觀環境,并逐步為其構筑起健康的微觀基礎。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需化解哪些困局
不可否認,過去傳統的財政政策已顯現疲態。近期相關部門雖倡導積極財政政策,但不少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門都處于自發式去杠桿狀態,加之財政收支缺口短期難以彌合等因素的共同疊加,其間產生的對沖效應某種程度上可能弱化財政政策效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需妥善化解以下困局。
第一,財政收入與支出缺口亟待彌合。近年來,因周期性與結構性因素疊加,各地經濟增速呈現回落。與往年比,各級政府收入增速降低,但支出壓力依然高企。據財政部數據,2015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口徑增長5.8%,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口徑增長則為13.17%。在降杠桿動機下,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讓獲得債務收入與預算外收入等渠道被堵死,而新的規范性融資渠道相對有限。地方政府仍承擔著較多事權與支出責任,積極財政政策使其承受更大壓力,出現了地方配套資金空擋現象;地方債務置換只是緩解了部分存量債務的成本壓力,余下11萬億存量債務高額利息支出不容忽視;隨著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社保領域改革,社保支出負擔未來亦會上升。上述因素使得財政收支失衡,對地方財政發力空間構成一定考驗。
第二,傳統財政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果弱化,并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形成了擠壓。過去傳統的低效、重復性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效力日趨衰減,其間引發的產能過剩和資本錯配亦使得資本回報率弱化,并擠壓著全要素生產率。若對投資結構進行考量,通常而言,先進設備投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以房地產等投資標的為主的建筑安裝投資則抑制全要素生產率。2008年以后,我國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快速擴張,累積一定的泡沫,給中小城市房地產市場帶來風險;但設備投資占總投資比例卻呈快速下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和生產效率受到擠壓其來有自。應將財政政策與產業、區域政策協調配合,優化投資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改善投資邊際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從而達到短期內適度擴需求,長期內優化供給質量與結構的效果。
第三,因地方政府原有的考核機制被打破,部分地區出現不適應的現象,削弱了財政政策執行效果。首先,近一段時期,財政項目投資審批力度雖然很大,但資金實際到位率與項目開工率不容樂觀。很多重點項目與民生項目推進遲緩,包括鐵路、高速公路、電網與通訊設施改造、農業基礎設施與危房改造等涉及國家長久發展大計的項目,出現了資金落實不到位現象。其次,與過去相比,2015年我國財政支出增速整體放緩,而地方財政支出回落更為顯著。地方財政存款增速加快,累積了大量固化性資金沉淀。據相關專家測算,近年來政府部門銀行存款以每年約20%速度攀升,占M2比重不斷增加。地方政府因缺乏盤活存量資金的積極性導致大量資金結余。財政資金運作效率低下壓縮了宏觀政策實施空間,拖累了經濟增長。當然,這也與近年來財務監控收緊以及資金管理模式機械有關。中央財政資金在撥付過程中,不同部門之間分配過細且過度強調??顚S?,削弱了資金使用靈活性,導致地方政府對中央下撥資金使用的積極性與能動性下降。
第四,PPP政策實施效果亟待優化。通過創新投融資體制而引入PPP,有助于緩解資金壓力并拓寬投融資渠道,實現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利益共贏。但PPP仍處于探索階段,實際操作中呈現出雷聲大、雨點小特征。國有企業與城司常常充當主力,而政府部門同私人部門之間卻缺乏聯動效應,政府資本仍難以大規模撬動民間資本。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經濟法治化程度不高,政企關系不平等,導致民間資本對合作前景預期不明朗。另一方面,在PPP實施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之間契約關系尚待完善。PPP具有投資大、期限長、收益率較低、流動性弱等特征,包含一定市場風險、項目風險、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但政府與企業在權利義務、風險分擔以及利益補償等方面仍界定不清。在PPP合作中,兩者之間的利益協同機制欠缺影響了社會資本積極性。另外,PPP在實施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例如,因融資平臺被切斷,有些地區以PPP為名,卻采取明股實債與保本回購等行變相融資之實。這不但未能拖動PPP,反而使其聲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優化財政調控的思考
為給供給側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今后需貫徹積極財政政策,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穩增長并駕齊驅。應階段性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全面落實減稅政策,降低實體經濟負擔;營造有助于PPP深化推進的市場環境,積極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重視有效投資;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時代背景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科學發展的積極性。通過多措并舉,確保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實現在短期內提振有效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的目標。為中國經濟中高速發展注入持久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巨艦行穩致遠,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第一,找準舒緩財政資金壓力的著力點,階段性提高赤字率,釋放可用資金空間,為財政政策精準發力創造條件。理論上講,財政政策在實施中面臨著減稅、增支和控制債務三個目標之間的三難困境。在增支及減稅的目標下,為緩解財政壓力,那么提高赤字率就成為彌合收支缺口的必然選擇。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仍有很大延展空間。就赤字而言,當下2.3%赤字率遠低于馬約所設3%紅線;就債務而言,中央政府債務負擔較低,地方債務雖有局部性和區域性風險,但與歐美國家的福利型、消費型債務相比,我國絕大多數的地方債務都有著規??捎^的實物資產作支撐。若再加上政府可調配的其他資源(土地、森林和礦產等),則債務占政府廣義資產的比重就更低。所以說,依靠適度擴大赤字來緩解資金壓力的宏觀策略仍有著廣闊施展空間。如果今后能夠用PPP成功撬動社會資本的話,那么3%左右的赤字率應該就能基本滿足財政資金需要。就政策慣例來說,擴大赤字、增發債務和地方債置換應協同操作。首先,可借助國開行、財政部等部門來發行專項債券或特別國債,并以項目資本投入、股權投資等方式來支持地方重點性基礎設施與民生項目建設,其間適度擴大中央出資比例,緩解地方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其次,應完善地方債務管理與處置機制,加快對余下的11萬億存量地方債置換消化,有效降低債務利息負擔。同時,未來的社保資金支出缺口亦當重視。應合理調整國有資本布局,可以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及收益補進一般預算和養老等社?;痤A算,這將降低社保繳費率,緩解社保資金壓力。當然,對于涉及“五大重點任務”的領域,為配合特別國債和專項債券發行,央行也應及時地定向寬松貨幣以舒緩財政壓力,并化解因結構優化改革所衍生的潛在通縮風險。
第二,積極落實結構性減稅和全面性清費,有效發揮稅收政策的需求效應與供給效應,以短期稅費收入的減少為經濟長期持續發展增加勢能。切實做到降低實體經濟稅收負擔,實現在短期內擴張需求,在長期內激發微觀主體生產積極性,優化國民經濟總供給。第一,在強化頂層設計與全局謀劃前提下,嚴格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并堅決清理不規范的行政收費、基金和加價收入,降低企業運營負擔,提高其生產和創新積極性。同時,需進一步壓縮三公經費和不必要的行政開支,避免“面子工程”等低效投資,為實體經濟減負拓寬空間。第二,加大對企業設備投資與更新改造的稅收優惠,鼓勵對先進設備的采購置換,加速資本折舊,提高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第三,完善對創業、創新等新業態的稅收激勵,取消對重化工業等舊業態投資的稅收優惠。加大對新產品、節能環保等新興經濟模式及其對應消費的稅收支持,減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各環節稅收;按照能耗度、污染度等指標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實施結構性稅率激勵,倒逼舊業態加快技術更新與產業轉型。確保減稅政策在短期內擴大需求,在長期內優化供給結構與質量。
第三,注重財政支出的科學性,提升財政投資效率,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雙重優化。尤其在投資領域,相關部門需重視對投資方向與投資結構的考量,全面體現出政府投資的戰略性、全局性、基礎性與長遠性,有效改善財政資金的邊際產出效率,提升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五大發展理念,今后應將支出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加大對中小城鎮、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棚戶區改造、城市管道、城際交通、水利、電力與通訊設備)以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配合戶籍制度改革,促進人本型城鎮化,向農民發放購房補貼以鼓勵其進城落戶,其間亦能改善民生、釋放消費需求及消化房地產庫存,有效降低市場風險。其二,加大對重大科技創新項目公共投資支出,建立協同式、集群式國家創新系統。政府應出資構建創新性產業集群以整合研發力量,突破微觀個體的創新約束,促進企業間優勢互補與技術擴散;提高對創新驅動的扶持力度,構建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協同式國家創新系統;加大基于質量與效益的戰略性創新投資,搶占新興科技制高點,確保我國對前沿技術的掌控力。其三,加大扶貧支出和各類補短板支出。積極落實精準扶貧,重視對產業扶貧、移民扶貧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領域資金支持,以轉移支付加快貧困階層收入增長,促進國內整體消費需求提升;財政部門也應配合去產能以及清理僵尸企業的任務,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做好勞動力失業保障、轉崗培訓與再就業等社會政策托底工作。另外,在教育、養老、醫療健康、生態保護、國土綠化和高端服務業等涉及民生質量與福利體系建設的領域,也有著廣闊投資空間。最終實現以科學高效的財政支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有效提高供給側的質量,推動我國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與收入結構不斷優化。
第四,營造有助于PPP項目推進的市場環境,充分釋放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的潛力。PPP是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之舉,完善PPP制度是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要手段。今后應通過營造法治化運營環境、確立風險共擔機制、完善契約精神等方式,積極引入社會資本以降低財政資金壓力。首先,積極構建法治化的運營環境,發展平等的政企關系,完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契約精神。中央需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力度,堅決杜絕以PPP為名來為融資平臺實施變相借債融資,從而避免因PPP聲譽受損所造成的融資環境弱化現象。建立地方政府與企業在PPP項目合作中的利益協同機制,制定科學、平等的合作計劃并提前做好風險處理預案,確保在PPP合作中,雙方均能夠按合同規章辦事,有效規避道德風險等后續問題。其次,將一部分有較高收益的項目納入PPP范圍,以提高對民間資本吸引力。同時,在強化風險監管基礎上,通過金融創新發展PPP金融(如資產證券化),解決PPP在前期融資和落地后資本流動性不足以及股權退出問題。最后,因PPP主要集中于基建項目,具有期限長、收益低和流動性弱等特征,政府部門應主動作出承擔一定法律風險、政策風險的合同承諾,確保政企之間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以增強社會資本對PPP項目投資安全感與信任度。
第五,探索構建與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時代背景密切契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貫徹效果。推進央地關系優化重構,使地方政府在制度框架內積極貫徹中央政策要求,使其充分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鑄就中央與地方協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源驅動力。首先,應推進宏觀經濟管理法治化,制定與完善《宏觀調控基本法》。我國宏觀調控僅側重政策實施,在宏調的目標、原則、程序、中央與地方關系等方面立法不足,且過度依賴行政權力,缺乏法律保障與制度建構。這與市場化改革目標不符,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央地博弈和政策自上而下貫徹過程中逐層減弱。推進宏調法治化將在制度層面大幅度增強中央政策的權威性,提高財政政策在基層的執行效率。其次,應優化政績考核機制,對基層政府的科學發展實施正向激勵,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在弱化但不拋棄GDP指標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經濟改革發展與轉型升級成效,強化綠色和民生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指標的考核,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與效益。既要破除“唯GDP主義”,又能激勵地方政府通過科學有效的投資手段促進經濟轉型。另外,在推進反腐和清理灰色收入的基礎上,為行政人員構建更加科學化、陽光化、合法化的收入機制,使其得到與其工作付出相匹配的體面收入。最后,應深化財政體制改革,處理好央地財政關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收入上,構建更加科學的地稅體系,配合“營改增”實施,完善增值稅稅制,增加地方稅收分成比,改善地方收入來源(亦能緩解對土地財政依賴)。在支出上,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更加匹配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及支出責任;在加強法治化監管的前提下,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機制,提高地方政府對資金使用的靈活性與科學性,從而調動其科學化投資的積極性與能動性,盤活財政沉淀資金,提升財政政策執行效率。激勵相容機制的構建是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能否落實到位的關鍵,也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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