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碩士論文精品(七篇)
時間：2022-06-06 15:21:2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美術碩士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高職學院，戶外寫生，教學嘗試
一．戶外寫生在高職學院美術類專業教學中的作用
戶外寫生是藝術類及所有相關專業學院所必修的一門基礎課程。它涵蓋風景色彩寫生、生活速寫、素材收集、攝影、創作練習與構圖練習等。戶外寫生不僅僅是色彩風景寫生課，也不是單純的速寫課，它是學生搜集創作素材的重要手段，是學生獲得創作靈感的重要方式，是理論與實踐、藝術與生活的緊密結合，是培養合格美術人才專業技能不可缺少的實踐環節。不可否認，對藝術創作來說，生活體驗是藝術創作的基礎，是藝術創作的源泉。戶外寫生課，就是引領學生走出課堂，到大自然中去捕捉感覺，去觀察自然，到生活中去感悟生活，為學生以后的藝術創作提供更大的空間，引導學生逐漸走上藝術創作的道路，培養學生在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二．高職學院美術類專業戶外寫生教學的現狀
根據高職學院教學大綱的要求，戶外寫生課程在整個基礎課教學中占有相當的比例，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它一般被安排在一年級下學期，在基礎素描、色彩、設計基礎課程之后，銜接二、三年級的專業課程。以往的戶外寫生課教學主要以色彩風景寫生教學為主要內容，重點研究色彩風景寫生的技能技巧，從而忽略了學生的專業特色，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專業特征不明顯。碩士論文，教學嘗試。筆者認為，作為高職學院的美術類專業，目前我們的戶外寫生課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沿襲原有繪畫專業的教學模式
美術類專業的基礎教學一直以來都是沿用工藝美術教育的模式和體系。所以目前的戶外寫生課程在相當程度上沿用了純繪畫專業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模式。戶外寫生課以風景寫生為主要內容培養學生整體的觀察方法，透視規律的認知，運用色彩色調描繪、塑造形體和進行空間關系表現的訓練，水粉技法的應用訓練，構圖能力的訓練，觀察力和表現力的培養。通過風景寫生的學習，學生掌握風景寫生的基本規律和表現技巧，能夠運用水粉畫的干、濕等畫法，以及不同的色彩與色調塑造、表現各種形體及其空間關系，從而達到訓練學生敏銳的觀察力和捕捉物象的能力；從取景構圖、色彩關系方面訓練學生的繪畫能力。但從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角度來衡量，傳統的風景寫生課不能滿足專業發展的需求，即對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起的作用和效果不大。對于高職學院培養人才的目標來說，美術類專業的戶外寫生課，除了通過傳統的寫生訓練，提高學生對色彩的觀察能力、準確的描繪能力以外，還應加入新的教學內容，更新教學方法，全面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
（二）未能充分體現高職教育的特點
高職學院以培養高技術、高技能、專門職業技能型人才為目標。碩士論文，教學嘗試。高職學院更加注重對學生技能的培養，更注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作為高職學院的美術類專業，我們對學生的培養目標與培養方向和其他學院的美術類專業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戶外寫生課的教學中應突出高職學院的特點，除了教給學生基本的專業知識外，還應著重于對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應從學生具體的專業方向出發，教會學生有取舍地搜集資料，訓練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團結協作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提高學生在實際工作崗位中的實戰能力。
（三）與專業教育結合不夠緊密
我院美術類專業主要包括平面廣告設計、環境藝術設計、動漫藝術設計及影視廣告設計。目前的戶外寫生課教學對于所有專業的學生大多采用的是相同的教學模式，教學內容也基本相同，主要突出的是一般性的寫生問題，諸如風景寫生的基本規律、基本構圖的訓練，與學生所學專業聯系得不夠緊密。這也是大部分高職學院戶外寫生課教學共同存在的一個問題。戶外寫生課以色彩風景教學為主要內容，培養學生面對復雜環境的構圖能力，理解在自然環境中的光與色彩的關系等，主要還是從純繪畫的角度提高學生的色彩繪畫能力。這種教學內容更適宜于專業的藝術學院，對于培養以高技能型人才為目標的高職學院來說，戶外寫生課的教學內容應有所改革，應該把基礎的寫生能力與學生所學的專業方向緊密結合起來，突出戶外寫生課在具體專業中的應用能力。
（四）教學組織形式有待改進
由于主觀和客觀的種種原因，多是沿用原有繪畫專業的一套模式，這樣下去會影響藝術類各專業教學的發展方向，影響基礎課與專業課的正常接軌，學生在兩套觀念前也會不知所措。所以要針對各專業的具體要求，對基礎課程中戶外寫生課訓練進行新的探索，重新定位。在教學觀念、內容、方法及手段上都要突出“專業課程”的內涵。如在學院美術類設計專業的“戶外寫生”專業教學中，就要突出“設計”的內涵。設計教學應強調的重點是創意，創意是設計的靈魂，也是對基礎課教學方向的定位。教學中，通過對視覺語言基本元素的理解，以感性而豐富的客觀物象為出發點，以個人主觀意念為表現目的，使學生盡快地從考前訓練的思維定勢中解脫出來，對色彩進行再認識，養成多方位、多角度的思維習慣，從而達到設計素質教學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創新意識的培養。碩士論文，教學嘗試。
三．美術專業戶外寫生教學的嘗試
我院對藝術系2006、2007、2008級學生的戶外寫生課進行大膽的嘗試，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傳統的戶外寫生課進行改革：
（一）戶外寫生教學方法的定位
戶外寫生在各高職學院的繪畫基礎教學中，已成為重要的基礎訓練課程。戶外寫生課程訓練應有利于學科的發展方向，適應培養現代美術人才的需要。使專業教學更能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更能與社會需要相呼應,以滿足市場對人才的需求。這是各高職學院相關美術系部基礎課教學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
在戶外寫生課教學中，我們應突出高職學院的特點，緊密結合學生的專業特點進行教學。不同專業其教學內容、教學重點也相應地有所側重。如對于設計類專業的戶外寫生課應強調“設計構成”的元素，如形體構成元素，色彩構成元素，這樣就相應地要求設計類專業的學生在寫生過程中，對于畫面的組織和控制要更有理性，更有針對性和目的性地表達對象，這樣學生就能從對自然的模仿中釋放出來。對于色彩風景寫生要以分解色彩的色塊、色點來表現，并且色塊、色點的大小有變化，形式多樣化。碩士論文，教學嘗試。風景速寫，主要以點、線、面的構成形式來表現自然，其用線可以分為豎線、斜線、折線等多種樣式。碩士論文，教學嘗試。如將房子、草垛等概括為點，將田野、天空概括為面，將道路、遠山等概括為線。平面廣告設計專業的戶外寫生課教學應突出裝飾性造型的培養，讓學生逐漸地從光影與空間中走出來，追求平面、簡潔、含蓄、夸張、變形和抽象，強調學生的個性化表達。環境藝術設計專業的戶外寫生課教學中，我們主要培養學生解決用快速的方法記錄和表現的能力。課程以風景寫生為主，調整后以現代建筑風景和特色民俗建筑或室內陳設速寫為主，表現手法上從水粉色彩畫改為水粉、水彩淡彩畫為主，這樣的調整使教學對快速表達能力的培養具有很強的指向性，對素描、透視的課程具有很強的承繼性，對于快速表現技法課程具有很強的支撐性。戶外寫生教學的同時還要吸收新的教學方法、研究新的教學思路、不斷創新，把新的知識和方法貫穿到整個專業教學中去。允許學生在寫生中見仁見智，充分自由地表達想法，開拓他們的思維，培養他們獨特的創造力、豐富的想象力。
（二）戶外寫生的教學準備
一談到戶外寫生，首先要考慮寫生地點的選擇，因為戶外寫生教學是在具體的寫生點進行的，而教學大綱在這方面并無具體規定，又缺乏規范的參照物，戶外寫生中有關地點的選擇、教學的安排，一直都難以規范，易出現隨意性。從美術類各專業特點來考慮，寫生地點應因專業而定，如影視動畫專業寫生練習地，無需追求太多的奇山異水，教學寫生的重點是集貿市場、街頭巷尾、車站碼頭、公園和民俗風情集中點；平面廣告設計專業的教學重點是色彩能力與構成要素及風土人情的訓練和表達；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其教學重點是以表達物體的基本特征、組成內部空間、建筑特色為主，強調形體透視變化規律；而影視廣告專業把重點放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攝影素材的收集上，在戶外寫生過程中，注重不同環境、不同光線的藝術語言表達。
我院藝術系經過實地考察，在福建的武夷山、太姥山、平潭島，江西的婺源、三清山等地長期建立了戶外寫生實踐基地。碩士論文，教學嘗試。這些固定基地的建立，使得教師能更好地引導學生進行寫生，教學也就能進行得更加順利，從而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
（三）完善寫生作品考核標準
在戶外寫生課教學過程中，教師定期對學生作業進行點評。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認識，完成好作業。寫生結束后，各寫生基地要有戶外寫生教學總結，各專業學生舉辦戶外寫生作品展覽。讓學生整理自己所搜集的資料，根據寫生的感受與體會，對所搜集到的資料進行小幅的創作，以展覽的形式向學院匯報戶外寫生的成果，同時教研室要認真組織，嚴格對學生寫生作品進行綜合評定。通過這種形式，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對戶外寫生的思考和認識。同時也是對教學效果的一個檢驗，為戶外寫生教學積累寶貴的經驗。
戶外寫生課是藝術設計專業的基礎課程，高職學院的戶外寫生課要有自己的特點，既包括傳統課程的要求，還應突出職業技能的培養。只有不斷探索新的教學方法與內容，才能在戶外寫生課的教學中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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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地方師范院校音樂藝術碩士培養模式的探索與研究——以重慶師范大學為例
2.回憶我“音樂碩士”的學業歷程
3.音樂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養研究
4.山東省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現狀調查
5.我院首次頒發音樂碩士、學士學位
6.中美音樂教育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比較
7.有關高師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問題的若干思考
8.音樂教育碩士研究生教學模式初探
9.綜合性大學藝術碩士(音樂)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質量之研究
10.音樂學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的現狀與思考
11.上海音樂學院第一個音樂碩士誕生
12.日本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的研究生教育情況
13.關于高師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育規模及質量的探討與思考
14.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師范大學音樂教育碩士培養解析
15.中美德音樂表演專業碩士教育的并置比較
16.臺灣師范大學在職音樂教學碩士培養模式探究
17.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學現狀之反思
18.我國音樂學碩士學位論文使用調查研究方法的分析與反思
19.積極探索 勇于實踐 積聚能量 服務社會——記流行音樂作曲與理論碩士研究生論壇
20.從NBPTS音樂教師專業標準談我國高師音樂教育碩士的培養
21.談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學實踐的創新
22.淺議英國的音樂表演碩士教育
23.音樂教育研究的社會調查方法應用探索——基于108篇碩士學位論文的調查分析
24.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學改革研究
25.音樂專業藝術碩士課程設置量化分析的可行性
26.回憶我“音樂碩士”的學業歷程(上)
27.關于藝術碩士(音樂)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思考
28.談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學實踐的創新
29.2000-2010年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方向碩士畢業論文綜述
30.音樂學碩士學位論文的假劣之風當遏止
31.新疆音樂學碩士點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32.中美藝術管理碩士研究生入學要求比較之思考——以中國音樂學院藝術管理專業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藝術管理專業為例
33.兒童鋼琴音樂在碩士研究生論文中的研究狀況綜述
34.中美音樂學科專業學位碩士培養之比較及思考
35.社會現實下的分享與抗爭——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學、教學與畢業要求
36.音樂碩士研究生擴招現狀與分析
37.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學探索——基于108篇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
38.留美碩士座談音樂治療學
39.論音樂學碩士創新能力的培養機制
40.高師“音樂藝術碩士”(MFA)培養的若干思考
41.民族音樂學方向碩士論文的社會調查方法審視
42.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碩士點介紹
43.簡論加強音樂碩士導師隊伍建設
44.學術的探討 人生的啟迪——王耀華老師一堂普通音樂學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的記錄與感想
45.音樂專業藝術碩士教育教師調查問卷簡析
46.音樂學系92屆碩士研究生通過論文答辯
47.音樂專業藝術碩士教育學生調查問卷簡析
48.普通高校音樂藝術碩士[MFA]培養的定位思考
49.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學習態度調查研究——以音樂舞蹈生為例
50.我國音樂教育碩士培養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策略
51.我國應當設立音樂表演類碩士專業學位
52.音樂治療的臨床操作規律
53.音樂藝術碩士教育研究中的標志性參數
54.論藝術碩士研究生學術活動平臺構建的學科價值與意義——以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學術活動周為例
55.音樂專業藝術碩士課程設置的動態致變因素分析
56.音樂專業藝術碩士舞臺表演實踐的教學保證
57.音樂專業藝術碩士課程設置問卷的調查分析
58.《民族樂器演奏》選修課程在高校音樂學碩士研究生課程中設置的必要性及其意義
59.音樂專業藝術碩士課程設置研究的數學實證
60.音樂學碩士“聲樂教學與研究”方向專業課程改革探析
61.赴美留學生馬淑慧獲音樂教育學碩士學位回國
62.武漢音樂學院2003屆碩士研究生畢業
63.音樂學碩士“聲樂類研究方向”名稱需準確和規范
64.中國音樂學院、中國美術學院獲準開展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工作
65.吉林藝術學院喜獲音樂學、繪畫藝術(油畫版畫)兩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
66.高師音樂學碩士研究生教育課程體系的建構
67.長江師范學院藝術碩士(音樂)學科簡介
68.來自汾河畔的歌聲——中國音樂學院聲樂碩士研究生杜兵印象
69.藝術碩士(音樂)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現狀調查與思考
70.音樂教育學科研究方法現狀分析——基于五所高校碩士學位論文的定量研究
71.音樂類碩士學位論文的定量評估
72.音樂節奏與英語節奏的共性研究
73.聚焦多元選題理念 彰顯傳媒音樂特色——中國傳媒大學2011年音樂學碩士學位論文綜述
74.中西音樂專業藝術碩士教育現狀比較及啟示
75.音樂藝術碩士需提高文學修養
76.思考與實踐——表演方向碩士研究生的西方音樂史教育
77.技巧·修養·境界——音樂“專業碩士”學位教學的三個基本追求
78.對吉林大學音樂專業碩士研究生課程建設的思考
79.從博碩士論文看流行音樂傳播的研究
80.皖西鑼鼓——中國傳統音樂的一支奇葩——讀田耀農先生的碩士論文《皖西鑼鼓研究》
81.高師“音樂藝術碩士”(MFA)培養在課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82.高等師范院校音樂專業碩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社會導師”的可行性研究
83.音樂殿堂里解譯密碼的行者——記徐州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楊健
84.中央音樂學院一九八七年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入學試題
85.《西安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序言
86.大陸電視音樂傳播的價值觀調整
87.音樂和語言神經基礎的重合與分離——基于腦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較
88.以審美為核心的音樂教育改革
89.音樂訓練對認知能力的影響
90.四川音樂學院表演專業首屆碩士研究生舉行畢業音樂會
91.民族音樂學:學術前沿與教學研究——訪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
92.民族器樂演奏專業的就業形勢
93.“普通高校音樂教育專業師資培養模式與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報告
94.國際關系中的音樂與權力
95.關于歌劇《黨的女兒》中音響運用的實踐與探索
96.春花秋實 繼往開來——武漢音樂學院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的發展
97.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導師談研究生教育
98.為了一個承諾,呈一片赤子之心——高佳佳教授
99.聚焦區域音樂文化研究 促進音樂地理理論建設
100.開啟心靈 共筑前沿——訪著名音樂心理學教授周世斌
101.面向移動終端的普通高校音樂教學云平臺構建研究
102.論儀式音樂的系統結構及在傳統音樂中的核心地位
103.音樂與情緒誘發的機制模型
104.中國傳統音樂在高校存在方式的反思
105.北京市音樂旅游資源分布規律研究
106.音樂療法配合長強穴按壓對初產婦產程及分娩結局的影響
107.音樂療法在失語癥康復中的應用
108.美國音樂版權制度轉型經驗的梳解與借鑒
109.音樂干預在癡呆癥患者中的應用研究
110.高師音樂學碩士生課程結構失衡的審視
111.民族音樂學:學術前沿與教學研究——訪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
112.中國當代音樂學家
113.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概況
114.“學生喜歡音樂，不喜歡音樂課”現象之探究
篇(3)
0引言
從18世紀60年代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工業生產方式和工業成果就深刻的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伴隨科技對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調整，越來越多的工業設施、工業設備被淘汰，工業閑置空間成為城市建設面臨的問題，工業廢棄的產生伴隨著昔日繁華的老牌工業區的沒落，同時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包括工廠倒閉等經濟問題、失業率上升等社會問題、城市人口外遷等城市問題、稅收減少等政治問題、工業污染等環境問題，如何處理大量的工業廢棄成為全球各國面臨的一個綜合性難題。尤其在二戰后，工業變革日新月異，工業廢棄的產生以幾何體增加，在處理這些工業廢棄的過程中各國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對工業廢棄的處理經歷了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銷毀、銷毀重建、回收再利用、綜合性開發，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漸漸認識到工業廢棄物是人類社會自身歷史的見證，工業建設過程中的成果與遺存屬于人類歷史遺產的一部分，工業遺產的概念由此而來。
1工業遺產研究成果概述
工業遺產的理論依據是工業考古學，是一門包括調查、考察、記載保護工業遺跡的學科，目的在于從社會史和技術史的角度評價這些遺跡的意義。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日本學者相繼引入工業考古學的概念，并對本國工業遺產展開研究。我國對工業遺產的研究開始于21世紀，2006年國家文物局主辦的中國工業遺產論壇通過了《無錫建議》，標志著中國工業遺產的保護、管理與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伴隨著工業考古學半個世紀的發展，工業遺產的實踐也在不斷推進，相關的學術機構、行業協會、國際組織紛紛成立，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于2003年通過并提交給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下塔吉爾》，明確了工業遺產的定義、內涵、工作原則與技術方式和形態分類，成為目前各國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的指導性章程。工業遺產被定義為：那些在歷史、技術、社會、建筑或科學方面有價值的工業文化遺存組成。它們由建筑物、機械、車間、制造場、工廠、礦場及相關的加工提煉場所、倉庫、店鋪、能源生產和傳輸設施、交通設施所組成，與工業相關聯的社會活動場所，如住宅、宗教禮拜地和教育機構都包含在工業遺產范疇之內。
對工業遺產保護再開發的實踐，主要以四種模式為主：工業博物館保護模式、景觀公園改造模式、藝術創意介入模式和綜合開發模式。
工業博物館保護模式是指將該工業遺產所在建筑、廠區等，再造為同一主題的博物館或美術館，或者把工業區連同周圍的自然環境，建成生態博物館，原工業設備、機器、工具等制品就地展示，如意大利羅馬的蒙特馬爾蒂尼中心博物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
景觀公園模式，指利用原工業遺產與城市記憶的鏈接，保留一定的原有工業設施，在原工業遺產所在地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整理規劃，建立城市公園。
藝術創意介入模式，指利用工業遺產原有的特殊美感和空間特色，如工業設施的歷史斑駁痕跡或工廠建筑寬敞高大的廠房倉庫，把工業遺產改造成為藝術空間，北京798藝術區就是利用大型廠房的包豪斯建筑風格，重新注入藝術功能。
綜合開發模式，往往在一個區域工業遺產的保護再利用中出現，如德國魯爾區的“工業遺產旅游之路”的策劃，把沒落的德國魯爾區改造成為一個區域性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包括亨利鋼鐵廠露天博物館、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奧伯豪森中心購物區，區域內的廢舊鐵路和舊火車車皮成為社區兒童藝術學校的表演場地，焦炭廠被改造成餐廳、兒童游泳池。在工業遺產的實際改造中，往往采用綜合開發模式，涵蓋工業博物館、景觀公園、藝術創意介入等模式。
短短50年間，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粗放到精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與工業遺產相關的法律、制度、組織、學科漸漸建立起來。對工業遺產的觀念也在不斷變化，最開始的時候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目標都是為了解決問題，隨著經驗的積累和觀念的轉變，工業遺產改造的重點變為對遺產的保護和對歷史記憶的保留。
2臺灣地區工業遺產研究概述
工業遺產，臺灣常使用的說法是“產業文化資產”，強調其所具有的價值涵義。臺灣地區大多數工業遺產形成于日治時期，日本占領中國臺灣的50年中，實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把臺灣作為日本的物資補給地，大量搜刮臺灣的鹽、鐵、糖、糧，并由此興建配套的鐵路運輸系統。日本退出臺灣島之后，給臺灣留下了大量的工業遺存，主要以大型廠房、工業設備、鐵路為主。20世紀后期，由于受到國際經濟影響、島內產業結構的更迭和轉型，工業遺存遭到閑置或廢棄。
臺灣地區開展工業遺產保護起步較早，1981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1982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布施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式開啟臺灣的文化資產保護。1998年，臺灣“行政院”成立文化資產委員會，確定工業遺產的內容、分類、范圍，利用工業考古學的方法建立工業遺產調查操作手冊。
在工業遺產評估和調查的基礎上，文建會開展了三個計劃：1998年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2002年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計劃、2002年產業性文化資產保存計劃。
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具體指向鐵道藝術網絡及五大創意文化園區。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是指把閑置的鐵道倉庫作為藝術家的工作坊和藝術展演場所重新規劃，具體包括臺中20號倉庫、嘉義鐵道藝術村、枋寮F3藝文特區、新竹鐵道藝術村、臺東鐵道藝術村、花蓮鐵道文化園區。五大創意文化園區是指，2002年，臺灣文建會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在全臺范圍內選擇了四個閑置酒廠和一個倉庫，具體指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和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產業遺產再利用為創意文化園區，強調的是藝術創作與商業機制的連接。
臺灣早期的工業遺產保護是出于環境整治和日常維護需要，并且以觀光商業利益為重，忽視工業遺產本身的社會文化功能、歷史文化價值。2000年之后，臺灣文化建設委員會開始推行一系列文化資產“再利用”主題活動，特別是1999年臺灣9·21大地震之后，大量古跡和歷史建筑受到很大的破壞，工業遺產再次受到重視。
筆者在臺灣學習期間，重點考察研究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理論與實踐成果，走過臺灣知名與不知名的很多文化創意站點之后，發現臺灣的工業遺產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創意產業多是從工業遺產出發，緣于臺灣歷史古跡的缺乏和工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工業遺存;第二，臺灣鐵路的記憶貫穿整個臺灣當代社會，工業遺產中的大部分資產或直接或間接都會與臺灣鐵路產生聯系，“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阿里山窄軌鐵道”、“鹽鐵專線”、“臺鐵便當”等，從火車站、鐵路線路、鐵路倉庫、鐵路制造廠、鐵路餐飲服務等等，臺灣地區都把其納入文化資產，并進行主題開發、品牌管理，臺灣鐵路不僅從交通地理上串聯全臺灣空間結構，還從文化記憶上搭建臺灣的時間意象。所以對臺灣鐵道文化的研究就擁有了，了解當代臺灣文化的意義。
3臺灣地區鐵道文化再生歷程概述
臺灣鐵路，自1837年劉銘傳建立第一條鐵軌以來，已經有180年的歷史，期間承載客運貨運，對臺灣經濟發展和大眾交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20世紀末，臺灣地區社會結構的改變、大眾運輸系統的進步，都讓百年臺鐵原有的功能逐漸被替代，2005年臺灣高鐵運行之后，臺鐵的實用功能銳減，多條支線凋零直至廢棄。
對于包含臺灣記憶的臺灣鐵路，臺灣地區沒有選擇粗放式的銷毀或丟棄，而是在多方勢力介入臺鐵的留存與保護研究之后，最終確認借由臺鐵原有的功能與條件打造文化藝術觀光路線，讓臺鐵的功能延續，生命力拓展。
3.1大陸對臺灣鐵道文化研究綜述
大陸地區對臺灣工業遺產和臺灣鐵道文化再利用的研究早已有之，多零散見于建筑、城市景觀、工業遺產、旅游開發類的論文期刊。如石穎川的碩士學位論文《對城市工業遺產的人類學思考——西直門火車站的變遷與歷史記憶》(2010年)從社會學角度討論鐵道再利用的必要性;林雙毅的碩士論文《城市鐵路廢棄地景觀更新設計研究》(2013年)中提到臺灣鐵道文化開發。還有一部分論文以某一個鐵道藝術村為案例，從一個角度討論研究，如范麗的碩士論文《旅游開發與既有建筑再利用研究》(2013年)，從改造的背景、策略、使用評價角度研究“臺東鐵道藝術村”;樊麗媚的碩士論文《臺灣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研究》(2013年)通過對臺灣的工業遺產現狀進行普查、分析和總結，提到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并從建筑類型和改造類型分析“臺中20號倉庫”和“嘉義鐵道藝術村”;王蕾霰、周波在論文《臺灣產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實踐研究》(2015年)中詳細討論臺灣對工業遺產再利用的認識和實踐，以“臺東鐵道藝術村”為例，論述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的緣起;趙紅霞的碩士論文《面向文化創意產業的臺灣工業遺產再利用研究》(2015年)從空間結構、建筑類型、改造手法、改造理念等角度分析“臺中20號倉庫”;李星敏的碩士論文《鐵路廢棄地的景觀更新設計對策》(2015年)從景觀更新的角度討論“嘉義鐵道藝術村”。由此可見，把臺灣鐵道文化作為單獨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的論文目前還沒有出現。
3.2臺灣鐵道文化再生實踐
臺灣人的鐵路包含的是濃濃的化不開的世代記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臺鐵衍生出的產業鏈上下游基本上可以涵蓋50%的臺灣文化營造，臺灣人喜歡并擅長開發鐵路文化，例如，制造鐵路用鐵的鐵廠工人，用鐵路部件廢棄物組裝成的裝置擺放在臺北市政府廣場;鐵路運輸過的木材和舊鐵軌為主體建成的“宜蘭羅東林業園區”;鐵路旁邊原來用來存儲貨物的舊倉庫、職工宿舍、辦工場所，改建成藝術園區，如臺中20號倉庫鐵道藝術村、新竹市鐵道藝術區、枋寮F3鐵道藝術村、臺東鐵花村、花蓮鐵道商業街區;臺鐵便當成為一個重要的品牌，鐵路途徑的臺東縣池上地區，為過路的臺鐵旅客準備的池上便當，成為眾多游客的旅行的目的;很多火車站本身就是歷史建筑，由于臺灣地區歷史上被眾多不同的政體治理，期間留下的痕跡，又以火車站的建筑樣式最為明顯，如日本占領時期修建的日式風格明顯的集集火車站、花蓮火車站、平溪線十份車站，巴洛克風格的臺中火車站，原住民元素突出的臺東火車站、臺東海端火車站等等。
3.3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項目
“臺灣鐵道藝術網絡計劃”是臺灣文建會推行的“閑置空間再利用計劃”的重要項目之一。鐵道藝術網絡利用各個火車站閑置的倉庫改造為藝術家創作的工作坊及展演場所，借由此帶動臺灣文化藝術發展。2000年，位于臺中火車站后方的20到26號倉庫成為鐵道藝術網絡的第一個運營點，開放倉庫給藝術家進駐，其中的20號倉庫免費開放給大眾參觀，并同時作為展覽和休憩的場所，之后臺中的鐵道藝術村被稱之為“臺中20號倉庫”。繼臺中的鐵道藝術村之后，陸續完成嘉義、枋寮、新竹、臺東四處鐵道藝術村的建立，2009年又推動花蓮鐵道藝術村的規劃運營，自此臺灣鐵道藝術網絡串聯起由“點”到“面”貫穿整個臺灣鐵道東西南北的藝術創作網絡，并借由此網絡整合臺灣藝術創作活力、地方文化特色、交流互動方式及相關觀光與產業資源。
4結語
250年工業文明歷史在物質和非物質層面都留下了大量的工業遺跡，而工業遺跡所具有的現代氣質恰當的契合著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思，所以社區、社群、記憶、城市意象被帶入到推動現代社會的視野中，臺灣鐵路工業遺產的改造試圖回應社區訴求，首先致力于歷史文化和地理空間合二為一的現代呈現，然后才是對文化發展、產業轉型、經濟提升、環境改善的顯現作用。臺灣工業遺產的改造為大陸提供了一種參考，即“微小敘事”和“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把細微的情感和社區的需要作為從工業遺產到文化發展的立足點，把深入挖掘地方文化，以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呈現，方能讓工業遺產活化再生。
篇(4)
【關鍵詞】需求 調整 整合 挖掘
To readjust curriculum content continuously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mand. Unearthing one’s own potential and making qualified Intellectual
------the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Ma Li
【Abstract】The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needs to readjust curriculum content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mand, the accurate supply-demand relation, unearthing one’s own potential, reorganizing various aspects of resources and making qualified Intellectual.
【Keywords】DemandAdjustmentConformityExcavation
1．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挖掘校內資源，調整課程內容。我校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是從1998年爭取到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兒童文學是其中的一個專業方向。這個方向的研究生培養目標是1998年制定的，即培養社會需要的兒童文學理論人才。其根據是全國專門搞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人才奇缺。比如我省是兒童文學大省，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遼寧兒童文學獲得了跨越式發展，成績斐然，不僅在創作數量上創歷史新高，而且獲獎種類與數量亦是盛況空前。從1987年起至今，遼寧省兒童文學獎共有五種，獲獎人數達160人次以上；覆蓋了國家級獎項十一種，獲獎44項，獲獎人數99人次；獲國際兒童文學獎四項，7人次。遼寧小虎隊堪稱是遼寧兒童文學的一塊品牌，在全國乃至亞洲都有相當的影響。小虎隊的作家隊伍不斷擴大，但是全省搞理論研究的人才少之又少，只有幾個，遠遠不能適應及時進行批評，發揮指導創作的作用。其他省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甚至不如遼寧。為了補充兒童文學批評的理論人才，一些高校開始培養兒童文學碩士生，浙江師范大學還成立兒童文學系，培養兒童文學本科人才。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大不僅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還招收兒童文學博士生。在這種形勢下，應該說我校設置兒童文學方向，培養兒童文學的理論人才，正是應時代之需。
從1998年至今已經過去了十年時間。在這十年中，中國兒童文學和世界兒童文學創作與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都很快。從創作上看，動畫的發展突飛猛進，成為兒童文學創作一個搶眼的亮點?，F在打開電視，兒童最喜歡看的就是動畫，中央電視臺有動畫部，無論是中央一套的“大篷車”節目，還是各省的電視臺都在黃金時段播動畫，西方和日本的動畫遮天蓋地涌向我國。我國也成立了幾個動畫基地，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把動畫當成一個新興的文化產業來做，有越走路越寬的趨勢?，F在意大利要和中國合作，他們看好了中國的市場，韓國利用2006年4月在杭州舉辦國際動畫界和高峰論壇的機會，公開招兵買馬，充實他們的創作班底，以便加入國際動畫的競爭。我們國家的動畫要搞上去，除了要有好的創作隊伍之外，還要有好的評論隊伍?？墒乾F在我們極缺這樣的人才。中國與世界兒童文學的發展向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我們今天培養的兒童文學理論人才必須具有欣賞與批評動畫的能力，以便發揮批評指導創作的作用，來促進我國動畫的發展。動畫批評包括動畫劇本和制作兩方面的批評，以前我們所開的課大都是側重文學文本批評的課程，比如中外兒童文學理論課、世界兒童文學史課、中國兒童文學史課、中外兒童文學作品選讀課等。而關于動畫方面的課沒有專門開過，在動畫制作的評論上涉及美術方面的知識，這是我們搞文學的人所缺乏的。再加上2005年開始，我開始主持2005年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兒童電影的文化內涵與傳播研究”，其中涉及到動畫的研究，為了適應當前兒童文學批評的需要，為了完成好教育部課題，我們開始調整教學計劃，增加動畫欣賞課。
具體做法是，在美術與設計學院董院長和任課教師張君的支持下，從06年11月11日開始，我和學生一起聽美術與設計學院張君老師開設的動畫欣賞課。請張君老師給我們開閱讀書目，我們邊自學、邊聽課，很快彌補了我們這方面知識的不足。以后學生可以通過跨學科選課的方式修學分，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對校內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有利于兒童文學人才的培養。經過學習，研究生趙巖承擔了教育部課題的動畫研究部分的子課題，并以這個子課題作為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經過她的刻苦努力，于2008年6月已經完成子課題的研究任務，完成碩士論文《論新時期國產水墨、剪紙、木偶動畫電影藝術的民族特色》的撰寫，通過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除此，她還在報刊雜志上公開發表關于兒童電影以及動畫評論的論文《兒童電影的新探索》（《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11期）、《民間藝術和傳統藝術對中國動畫片風格的影響》（吉林藝術學院學報《藝術設計》，2007年第6期）。時間表明，我們根據現實的需要和科研的需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培養社會上需要的有用人才的做法是正確的。
2．根據社會需要，發揮自己的潛力，增設新的教學內容。近10年兒童文學創作發展最快的除了動畫以外，還有圖畫書。自從電腦和電視發展起來以后，世界已經進入了讀圖時代?，F在波隆納國際兒童文學創作博覽會上最成氣候的文種就是圖畫書。西方的圖畫書最早始于英國，比如碧麗克斯•波特女士的圖畫書《兔子彼得》就是較早聞名于世的圖畫書。到了20世紀，圖畫書已經成為西方一種流行的兒童文學文種。這里所說的圖畫書不是前一陣子中學生手里傳看的日本漫畫之類的，而是無論就文字文本還是圖畫而言都已十分成熟的精良藝術品，為兒童喜聞樂見。我國臺灣的圖畫書也比較發達。從21世紀初開始，北京與上海的兒童出版社開始運作圖畫書的出版，而其余各省的少兒社以及有關單位大都出版小學生畫報、中學生畫報之類的刊物，比如廣西少兒社、武漢的一個圖書集團都有不同類型的少兒畫報，遼寧也有《小學生畫報》。這些刊物因需求量大，發行量就大，經濟效益好，紅紅火火。有的兒童文學理論家據此預言，說21世紀圖畫書將是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當繪本和圖畫書創作蒸蒸日上的時候，對它們的評論卻跟不上。很少有專業批評的聲音。遼寧少兒社的一個編輯室主任李姊昕說，她們社出的一些兒童讀物（包括圖畫書）沒有人進行理論批評與指導，少年兒童在選擇讀物的時候非常需要有人指導。這就為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問題。繪本或圖畫書是綜合藝術，對它批評同樣需要向動畫那樣，既進行文字文本批評，又進行美術方面的批評，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它的解讀同樣需要專門的閱讀策略。以前我們也沒有這門課。但是社會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它也是兒童文學學科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決定先對現有的課程內容作適當的調整，增加有關繪本欣賞的課程內容。比如在2005年下半年開設的中外兒童文學名著選讀課上，我們就增加了圖畫書閱讀的教學內容，結合閱讀具體的圖畫書，講圖畫書的閱讀策略，學生很感興趣。2006年春季上學期選這個課的學生共39人，有文學院一些專業的研究生，也有外語學院、教育科學學院的研究生。我之所以敢于增加這樣的教學內容，就是因為我于2004年7月－8月在臺東大學講學期間，接觸過他們所里的大量優秀的世界兒童文學圖畫書。我從臺灣回來買了一些圖畫書，在臺灣收集圖畫書閱讀理論的有關資料，看過臺灣兒童文學碩士生關于指導小學生及其他們的家長進行圖畫書閱讀的碩士論文。此外，我校圖書館也備有相當數量的圖畫書。我就在這個基礎上開發自身的潛力來上這個課，效果比較好。我還將進一步積累自己的經驗，不斷完善這部分課程內容。最近幾年，國內的彭懿粗辦了圖畫書閱讀的理論著作，更豐富了我們的教學資料。目前圖畫書在全國推廣的工作意境巍然成風。
篇(5)
關鍵詞：教科書；使用取向；教師專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G4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5）02-0023-13
一、引言：教科書的使用
近年，各國相繼推行課程改革，以切合世界發展的需要。然而，教科書在學校教育過程中，仍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教科書都是教學和學習的最重要素材 （McCutcheon，2002；Westbury，1985；黃顯華、霍秉坤，2005；葉興華，2009）。一般估計，教科書的形式可能會隨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而改變，但仍是難以取代的工具（Foster & Nicholls，2008；陳月茹，2009）。因此，教科書研究一直備受重視（如石鷗，2013；教育研究院，2012）
1992年，Weinbrenner （1992）討論教科書研究時，認為當時教科書研究有三類缺失：1）理論上的缺失s直至現在為止，缺乏詳盡而公認的“教科書理論”。教科書的教導和方法上的功能仍未能充分了解。2）經驗上的缺失s對師生在課堂上或課外應用教科書的情況所知甚少。3）方法上的缺失s在教科書研究的領域中，仍未能設計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發展出一套必要的分類方法。有關教科書之課題復雜，牽涉層面極廣，教科書的研究仍有待繼續開發。然而，經過20年，教科書研究已有一定進展，包括理論上的研究（如范印哲，2003；Pingel，2009；Mikk，2000；藍德順，2006）、實證上的研究（如葉興華，2009；楊國揚，2013；王世偉，2008）、方法上的探討（Nicholls，2003；王玄雅，2005；張芬芬，2012）。
在上述三方面的教科書探討中，實證上的研究特別受關注。近二十多年來，實證研究大致可分兩方面：一是教科書的內涵，它包含多樣而繁雜的內容、無數富有爭論的議題、各式各樣的設計；二是教科書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教師如何使用教科書和影響教師使用教科書的因素（如Sosniak & Stodolsky，1993；Brown & Edelson，2003；Remillard & Bryans，2004；Stein et al.，2007；Llyod，2008；Tarr，2008；洪若烈，2003；葉興華，2009，2012）。關于教科書使用，引起眾多問題。一方面，它被視為是教學的重要的資源；另一面，教師因過度依賴教學指引或教師手冊引發教學和學習的問題。洪若烈（2003，P177-178）認為，依賴教科書從事教學并不足夠，因為沒有教科書可以提供學生學習所需的一切材料，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因此，必須認真探討教科書使用的問題。
本文聚焦探討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情況及問題。首先，本文介紹過去20年教科書使用的研究成果；其次，從上述研究成果中分析教師使用教科書所展現的問題，結癥在于教師過度倚賴教科書；最后，分析解決問題的取向，建議必須關注教師專業發展。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從而理順解決的取向。
二、教科書使用研究綜述
如上所述，中外學者對于教師使用教科書之研究，近年如雨后春筍，數量甚多。研究題目包括教科書使用之情況、教科書之使用模式、影響教師如何教教科書之因素等。本文作者于ERIC、臺灣及香港{1}，檢索“textbook usage”（“教科書使用”）一詞的相關論文，簡單以表列出（參江恬儀，2009；葉興華，2012；楊國揚，2013；Son，2008）（見表1）。
上表（見表1）已展示近年教科書研究的焦點，學者不僅重視教科書內容分析，而且漸趨重視教科書使用的研究。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教科書的使用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分三類使用教科書的取向；另一種是分兩類使用的取向。分三類取向的包括：一是按教科書施教；二是主要按教科書施教，但加入其他教學材料；三是主要按自行編制的教學材料，以教科書輔助。這三類取向的劃分，與鐘啟泉、崔允t（2003，P90）歸納教師使用教材的三種模式相近：1）“教”教材：屬傳統觀點，認為教材就是學科內容；教師側重指導學生學習教材所提供的系統化知識。2）利用教材“教”：教師按自身的實踐與研究，探討學科課程與教材，利用教材作教學資源。3）不使用教材：以教師或教師群體自主編制教材。
另一種教科書使用取向的分為兩類：一是完全依照教科書――教科書是教學的主要或唯一資源；二者是參照教科書――調整教科書內容，教科書只是一種而非全部的教學資源。這些教師并未完全依照課本，而視需要選擇、重新組織以及增加教材內容。對于這兩類教科書使用者，洪若烈（2003，P180）詳細分析兩類使用教科書取向的特點。首先，他認為若教師完全依照教科書，會把教科書視作課程，會完全依照教科書教學，大致遵循下列步驟：1）概覽教科書單元和課次，決定各單元和課次的教學時間；2）掌握教師手冊的教學目標和內容組織；3）運用教師手冊的教學計劃、教學活動和評量；4）使用教師手冊提供的內容和活動，進行教學；5）按教師手冊評量學習效果。按這種教學取向，教師是權威，掌控課堂的教學活動：教師教學內容主要按教科書，學生依教科書學習；教師的教學方法備受限制，通常是閱讀課本與回答問題。課堂內，教師為教學的中心，教科書則為主要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主要是講述和問答。受依賴教科書決定教學內容的影響，大多數教師采取傳統的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注重講述、問答、知識，保證完成教科書的內容，學生較少批判或應用所學知識。
其次，若教師只視教科書為參考工具，會認為教科書的內涵不一定全部重要或有用，會視教科書為教學的有效工具，因而選擇或調整。教師參照教科書的教學形式，多采取下列步驟：1）檢視教科書和教師手冊，選擇列入課堂教學的主題和單元；2）考慮學習者的興趣和能力，刪減或增加單元的內容；3）決定主題和單元的教學次序和時間；4）使用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提供的活動，自行設計教學活動；5）使用其他圖片、影片、幻燈片、錄音帶、圖書資料等教學資源（洪若烈，2003，P181）。
此外，研究顯示教師使用教科書，仍偏重依賴教科書；教科書仍是教師教學最為重要的工具，一般教師仍高度依賴這種教學工具。相對而言，一些國外研究指出，教師并非全部全依教科書教學（如：Stodolsky，1989；Sosniak & Stodolsky，1993）。
三、教科書使用所衍生的問題
一直以來，教科書是課堂教學的主要依據，甚至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全部（洪若烈，2003）。教科書是教師最重視的教學材料，這情況于華人地區更為明顯（Lam & Lidstone，2001）。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提及，內地地理科教師更把教完教科書內容視為教學的目標和專業責任。美國Educatioinal Products Information Exchange （1977）曾進行大型研究，調查12 000位教師的意見，顯示課堂教學活動近90%與教科書有關。該研究發現：1）在課堂中，平均62.5%的教學時間與教科書的架構和序列相近，而且，不同校區也出現相類情形；2）54%教師曾接受使用教科書的培訓，其中25%由出版社提供，15%由學區教育顧問提供，以及14%由其他機構提供；3）教師很少使用其他教學參考資料，只有30%使用本地發展的課業和測驗等教材。Yager（1992）的研究也發現，美國90%以上的老師在90%的教學時間中，都使用教科書教學?？梢?，教科書是重要的教學工具。NCES（2003）研究七個國家和地區的數學課堂的教學情況時，發現各國教師普遍都使用教科書或相關習作紙，如澳洲：91%；捷克：100%；香港：99%；日本：92%；荷蘭：100%；瑞士：95%；美國：98%（NCES，2003，p.114）。楊國揚（2013，P43）研究分析高中教師實際使用審定本教科書之比重，發現考試科目及藝能科目的教師皆在中高依賴度上呈現較高的比例 （見表2）。教科書明顯是教師課堂教學的重要資源；然而，教師依賴教師書則引發連串教學問題，以下分述之。
1. 教科書之習寫與背誦
一般而言，教科書指最有代表性的官方讀本，根據學校課程編寫。因此，學生只要熟讀教科書，便可應付考試。亞洲地區學生較重視考試，容易更注意標準答案。教師于教學時依賴教科書，使學生和教師都重視知識，講求記憶，以應付考試要求。因此，偏重使用教科書課本內容，易于造成習寫和背誦的學習取向。臺灣一項研究顯示，小學學生學習的主要型態，主要是依據課本進行教學活動和習寫習作（柯華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4-17）。葉興華（2011，P64-65）對這種現象分析甚詳：“……教師之所以如此重視教科書內容的習寫與背誦，恐與我國公民中小學長期以來仰賴紙筆測驗有關。為了追求紙筆測驗評分的公平性，測驗題目多以封閉且固定式的答案為主。在此種評量形態下，為了讓學生獲取高分，要求學生背誦教科書內容，習寫習作或不斷練習測驗卷?！彪m然，習寫和背誦是學生學習不可或缺的方法，但著重運用相類方法，則容易使學習流于表面而缺乏理解。
2. 照本宣科
教師偏重使用教科書教學，容易偏好使用講述，甚至照本宣科。葉興華（2009，P294）針對臺灣五位小學教師進行研究，深入了解他們使用教科書的情況。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教科書的方法是講述教科書、針對教科書內容設計問答。柯華葳、幸曼玲、林秀地（1996，P18）也有相類研究結果。他們對小學教師教學深入研究，發現小學課室教學多采講課傳遞教科書內容，提問也主要是復述教科書內容的答案。周祝瑛、陳威任（1996，P20-21）的研究也有相類發現，教師主要以講述教科書為教授課程內容。他們進一步分析講述與考試的關系，認為它直接傳輸內容，有助學生應付考試。然而，這種教學法在高層次思考學習、學習保留、提升學習動機等，均較其他方法遜色（陳健生，2004）。
3. 教科書未能照顧學習差異
教科書為教師、學生、學習提供重要的教學內容；經政府當局審定后，能提供一般教師教學需要。然而，這類教科書難于有多種版本，難于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2-113）曾分析：“……在教科書編寫時，作者和編輯需作出取舍，他們定必以人數最多的中游能力學生組群為編寫對象；故教科書在理念設計上就根本未有顧及最好和最差學生的學習需要?！边@種情況使教科書未能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再者，教師在課堂教學時依賴教科書，更強化了個別學生未受照顧的現象。近年，各地均推行普及教育，不同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性向的學生均聚首于同一課室之中，更容易突顯個別學生的需要。教師依賴教科書，更難于照顧學生的差異。
4. 教科書未能切合教師需要
除教科書學生用書外，教科書還包括教學指引、教師手冊、備課用書、教師專門用書等，這些都有助教師教授課程內容而設計。對于初任教師、不熟悉課本內容的教師等，這些資料能協助教師教學。而且，教學參考資料不僅提供有效教學方法、學習經驗設計、學生學習評估等有詳盡分析，可以協助教師教學前掌握教學的可能情況（葉興華，2011，P64-65）。這種情況，在學生數目較多的課堂，尤為明顯{3}。然而，教學指引建議有時過于理想，不切合課堂內使用（周祝瑛、陳威任，1996，P21；葉興華，2011，P65）。臺灣一項研究顯示，因某些實作型、課程涵蓋眾多專業領域的科目課程（如家政、生活科技、藝術生活、信息科技概論、美術、體育）未依據學科特性作設計，教科書設計無法切合教師教學需要，便會減少教師使用教科書（楊國揚，2013，P77）。
四、教師轉化教科書
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視教科書為唯一的教材，會使教科書成為專擅的工具（tyranny of the textbook）（Jobrack，2012），引發弊端甚多。黃政杰（2003）頗全面地描述這些弊端，包括：教科書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工具；忽視其他多元的教材；教育淪為知識的記憶；忽略知識的分析、應用和評鑒；忽略實踐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教學方法流于講述；評鑒限于狹隘的知識內容；教科書成為教育標竿和教育成就的衡量標準。要解決這些問題，教師是關鍵的人物。誠如Sosniak & Stodolsky （1993，P272）所言：“課程改革遭遇的問題，責任不在教科書；教科書也不必然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教師是教學的經理人，透過傳遞教科書內容，掌握學生進展?？梢?，教師如何使用教科書，影響課程改革的成敗?！苯炭茣鴮佟皶嬲n程”，必須經過教師轉化為運作課程，才能提供學習機會，以成為學生的經驗課程。
一般學者都認為，教師使用教科書是教學中重要課題。教師必須善加運用教科書，但亦應懂轉化教科書內容，以切合學生學習需要。周儀（2002）強調，教師善于解讀和運用教科書，才展示教師從“教材的傳遞者”轉變為“課程的設計者”，以至學生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探究者”。楊國揚（2013）亦認為，教師在教學中是教科書內容忠實的傳遞者，還是把教科書透過教學轉化成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研究者必須深入探討。換言之，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教科書的能力，有助于教師擺脫課程、教科書束縛，從而恢復教師專業自主。目前，內地、臺灣、香港的學校教室中，教師是課堂中的主導者，教科書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最主要的資源；自然而然地，教師如何轉化教科書內容，也是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
談及教師使用教科書的關鍵角色，不少學者著力甚多。Silver（2009，P29）探討數學教學時，認為教師在教材與學生學習之間，經過兩個重要步驟：教師擬定課業（tasks）、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中使用的課業（見圖1）。他強調教師在這兩個步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Remillard（1999，2005）特別強調教師與課程要素之間的關系，包括四項：教師與課程以及教科書之間的關系；脈絡對教師計劃課程（planned curriculum）的影響；課堂中課程受教師本身、學生和脈絡的影響而形成的運作課程（enacted curriculum）。因此，Remillard（2005）建立的基本架構包括教師、課程、教師與課程間的參與關系、計劃課程和運行課程等四個部分，同時突顯脈絡和學生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見圖2）。Remillard（2005）認為，教師在設計“計劃課程”時會展示其調適的能力，又在施行“運作課程”時展示其轉化的能力{4}。
按上述學者的分析，教師于教科書與學生學習之間扮演重要角色，教師把課程計劃及教科書內容加以轉化，以不同方式呈現教學目標或內容，從而協助學生學習。因此，教師對教科書的觀念極為重要。陳柏華（2007）曾整理教師的教材觀，以說明教師具不同觀念會衍生不同使用教科書之模式（見表3）。若教師認為教科書即教學內容，其運用模式會傾向照本宣科；若教師認為教科書是提供學習機會，讓學生思考和建構知識，則運用模式會傾向探究和學生自主。
五、建議：回歸教師專業
毋庸置疑，教科書在學校教學中占著無可取代的地位{5}，誠如石鷗（2011，P362）所言：“除了教科書，人們很難找到其他開啟民智、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徑。外在世界被熟悉與認知，主要是通過教科書。教科書為當時的學生和民眾同外部世界的聯系提供了紐帶，同時也幫助他們形成了對于世界的認識。教科書一課一課，一頁一頁地把這世界從不同角度（歷史、地理、文學等）展示出來。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就是手捧著這些課本成長起來的。”然而，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便會形成未能照顧學生需要、照本宣科、只鼓勵記憶背誦的學習方法等現象。本文作者認為，要解決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必須從教師專業入手，加強他們轉化的能力。
1. 教學要素之論述
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從而理順解決的取向。
（1）教科書與教師教學 要提升教科書的作用，除教科書內容和審定機制外，教科書的應用仍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然而，一直以來，師生在課堂上應用教科書的研究甚少（黃顯華，2005，P187；Weinbrenner，1992），近年逐漸增加，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參：楊國揚，2013；教育研究院，2012）。要處理教師使用教科書問題，應先探討教師和教科書之關系。教師群中對教科書有三類意見（Grant，1987，P7）：
教師甲：我不會用教科書。我準備所有教材，因為我比任何教科書編者更了解我學生的需要。
教師乙：我教學時不能沒有教科書。我視它作處方；若一頁接一頁地教授，準不會出錯。
教師丙：我覺得教科書很有用，我教學時經常使用它，但并非所有時間都用。
Ben-Peretz （1990，p.57）在《教師和課程的相遇：把教師從教科書的專橫統治解放出來》一書中指出，教師處理課程材料時有三種角色。本文作者加以修訂并列述：
1）教師是傳遞課程內概念的人：教材是課程設計者傳遞課程概念的工具，是防范教師（teacher-proof）教學偏離課程的材料。教師的角色只是按本子辦事，照本宣科；教師能否合法地調適，備受爭議。
2）教師是課程實施的主動者：教師在使用教科書的過程中具影響力；因此，課程設計者應采用工作坊（workshop）和培訓把教科書的精神轉給教師，然后讓他們發揮。
3）教師是課程設計者的伙伴：選取和轉化教材于特定的教學情境；因此，無一套預設的特定教材，教師根據教育目的因時制宜地闡釋和調適教材。
Ben-Peretz（1990，P57）強調，她探討教師與課程關系時采第三種角色的視角。黃顯華、霍秉坤（2005，P191）把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模式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是專業型教師：他們由課程設計中選擇適當的概念和技巧，利用教科書和學生一起探討，為學生提供學習經驗。他們雖然不是學科專家，但以專業知識調適教科書的材料。第二類是依賴型教師：他們不重視學生的興趣、疑問和困難；他們最關心學生完成教材的速度，只以學生能記憶教本的內容為評估學生成績的方法，很少評估他們能否理解概念、這些概念和其他學習范疇（包括學生生活面對的問題）的關系。在教學的過程中，他們只關心教科書中一頁、一章、一冊的安排。第一類教師是教科書的主人，第二類則是教科書的奴隸。
Woodward & Elliot（1990）探討教科書應用和教師專業發展時指出：“雖然不是所有教師都依賴教科書，事實上是所有學校內很多教師都有不同程度地采用教科書?！彼S即警告：“教科書的使用或過分使用對教師專業發展不利！”近年，越來越多地區采一綱多本的教科書政策（如內地、臺灣），而且加入大量支持教學的資源。因此，教師選擇的教學材料不限于教科書，也可選擇參考書、測驗卷、多媒體教材、掛畫、地圖、簡報等教學輔助資源。然而，教師如何選擇多元化的教學材料，仍視乎他們的轉化能力。
除轉化教學內容外，教師宜結合多元化的教學法，以增加教科書的效用。比方說，結合講述與討論，藉問題提升學生的記憶力，也可激發學生達致更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Sternberg & Williams，2010）。Sternberg & Williams（2010）提出七種師生互動層次：1）拒絕問題；2）重復問題當做回應；3）承認不知道或直接回應；4）鼓勵學生尋求權威型的答案；5）考慮其他選擇的解釋；6）除解釋外，考慮評估解釋的方法；7）除解釋外，考慮評估解釋方法及后續評估行動。他們認為，教師運用的層次越高，越能鼓勵學生發展認知技能。相類的教學技巧，都有助于教師更有效地使用教科書。
整體而言，教師應視教科書為一種而非唯一的教學資源，增加補充教材；按個人認知轉化教學內容；并結合講述、問答、討論、問題探究等方法，以協助學生既掌握基礎知識，又從事批判思考等高層次的學習。
（2）教科書與學生學習 Ben-Peretz，M. 在《教師和課程的相處：把教師從教科書的專橫統治下解放出來》一書中，設計一套課程分析模型。模型由四個基本度向（dimensions）組成：教材、學習者、脈絡、教師。對“學習者”的說明和各個子度向如下：
1）對學習者的觀念：學習者是否有機會參與主動發現學習？學習者期望從教科書中獲得知識。
2）學習者可獲得發展的機會：教材提供認知能力的發展機會；教材提供情意能力的機會；教材提供心理肌動發展機會。
3）計劃的教學重點：每個學習者是有特殊興趣和需要的個體；學習者被視為一群體的一分子，有共同興趣和需要。
4）風格：學習者被視為可以在不同的學習環境，無論是結構性或非結構性的環境下學習；學習者被視為需要高度結構性的環境下學習。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提出認知理論認為，影響教科書學習成績的因素包括：
1）教科書的特性；
2）學習者所采取的認知策略：學習者用以把課本內的內容放置在腦袋里的方法。這些信息處理的策略不只是指初期所需的注意力和把信息概念化（encoding），而是學習者如何意識和控制自己的思考和學習的元認知（meta-cognition）；
3）在課文中安插一些有關問題，可有效增加注意力和學習時間。引導學習者在閱讀時自行提出有關問題可加強學習效果；
4）選擇性地注意和處理自課本內結構所界定的重要信息。教導學習者找出和應用課本中的內在結構可提高學習效果。
Lonka，Liudflom-Ylanne & Maury（1994）建議此類培訓不應只注重學習策略的表面行為，而應重視引導他們對各種不同學習策略的效果在概念層次上加以理解。Weinstein & Mayer（1985）提出van Dijk & Kintsch（1983）模型和Mayer（1984）模型都可提供此類培訓的概念工具，可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元認知（meta-cognitive）意識。在培訓的過程中，應讓學生面對多種不同的學習情境，并引導學生在需要時修訂其學習策略。
（3）教師和學生的關系 除教師和教科書的關系外，另一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的關系。以下是教師與學生關系的三種教學風格（Grant，1987）：
教師甲：學生是接受安排的；我是教師，是最有學識的。我有責任去決定最佳的教學方法，學生需按指示去學習。
教師乙：我根據教科書和課程綱要所列出的方法教導學生。
教師丙：我嘗試找出最適合學生的方法，且在教學過程中加以運用。在這種教學風格下，我的工作包括：1）估計學生的目的、學習風格、愛好和厭惡、強項和弱項；2）在課程綱要所列目的的基礎上，選擇適當的教法和教材；3）決定如何采用、修訂、取代和不采用教科書提供的方法和內容（黃顯華、霍秉坤，2005，P189-190）。
Barker（1992，P38）認為如能協助學生有效地使用教科書，則能夠提高學習成果。這一策略包括下列程序：
1）閱讀前期：引導學生考察出版時間、目錄、圖、表、字匯表和附錄，教師亦應和學生一起探究書本內容可能出現的偏見。
2）閱讀期：迅速閱讀內容一次，對全書的格式、寫作風格和整體面貌有所了解。在正式閱讀時，理解、聆聽、反應和其他指導的提供都可以誘發學生去理解探究學問的方向。換言之，引導他建構一套思考的框架。
3）閱讀后期：反省性討論，應用性活動，詞匯和概念的建立和發展，與相關的課題作有機的聯系，都有助于課本的理解。
Armbruster & Anderson（1991）指出，大量研究顯示：
1）培養學生利用已有知識以闡釋和記憶教科書的內容；
2）鼓勵學生利用語意建構（semantic mapping）技巧和列寫大綱，建立課本內容間有意義的關系；
3）學生應了解在某時、某地、某原因和方法，應用何種學習教科書的策略。
除培養學生自行掌握學習策略及教學內容外，亦應強調學生相關的經驗。魯潔（2003，P9）曾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教材所給出的話題是不是能調動起兒童已有的經驗和體驗，使他們感到這是一個對他們有意義而不是漠不相關的話題，怎樣讓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中發現問題，怎樣激起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愿望和需要？”本文作者認為，這是所有老師使用教科書時，必須替學生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2. 教師專業能力
毋庸置疑，教師使用教科書的轉化能力，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因此，學者提出改變教師對教科書的觀念及提升他們的轉化能力。洪若烈（2003）認為教師宜建立使用教科書的正確觀念。教科書不是圣經亦非教學的唯一資源。他認為教師必須摒棄只教授教科書內容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觀念。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強調提升教師選用教材的能力十分重要，而且更需按學生情況調適教材。他們列舉教師必須具備的知識和能力：
1）能充分了解學生的特點，包括學習能力、學習態度、學習風格、動機和習慣；
2）能分析和掌握課程的精神、目標以及評核要求；
3）具豐富的教學內容知識，理解學生在學習某些內容、概念或技能中可能出現的學習困難，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教學；
4）掌握豐富的教學知識，能靈活運用各種各樣的教學方法，以達致課程所要求的目標；
5）能按學生的水平和興趣，調適教學目標及要求；
6）能洞察和好好規劃一整個的學期，以致一整個學年的課程，從而按部就班地逐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
7）能利用評估資料改善教學，促進學習（林智中、余玉珍，2013，P117-118）。
葉興華（2011）與林智中、余玉珍（2013）有相近的看法，認為要求教師跳脫教科書自行設計課程，耗費時間，且無必要。然而，教師必須在使用教科書時，除適度增刪外，尚應有效轉化教科書內容，為學生提供有效的學習經驗。他強調要使教師有效使用教科書，更有效的方法應為：培養教師教科書使用的能力，能以課程綱要為基準，學生學習為依歸，增刪、轉化教科書的內容（葉興華，2013，P66）。葉興華v2009，P291-297）曾以課堂觀察研究五位小學教師，發現許多優秀的教師，在掌握教學參考資料后，會結合教科書內容、個人教學經驗、進修所得，從而設計幫助學生學習的運作課程。
在這方面，外國研究可提供更多啟發。不少研究顯示，雖然外國教師仍參考教科書施教，但并非全部教師將教科書視為權威而完全照本宣科。Stodolsky（1989）觀察39個班級的五年級社會科與數學教學，發現教師并非受教科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策略控制。Sosniak & Stodolsky（1993）觀察四位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情形，發展教師并非完全依賴課本，而是選擇、重新組織、補充教材內容。有些教師更根據個人判斷，將他們認為成績稍遜學生單獨抽離出來，以較簡單的課業或閱讀材料代替教科書。Baumann和Heubach（1996）調查研究小學教師使用基本的閱讀教材，發現教師采用部分教師手冊建議的教學活動，同時補充其他教材，以完善教學材料的內容。Grossman & Stodolsky（1995）的研究發現，數學、外語、科學、英文、社會等學科的教師對教學及教材之應用，略有不同。整體而言，數學科老師最遵守課程要求及教科書內容，他們最依知識的序列，最愿意與其他老師共同擬定考試題目，最贊成按學生能力差異分組v見表4）。這顯示美國教師自主度較高，也具專業能力自行決定。
六、結 語
本文探討教師專業在教科書轉化的重要性。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顯示教師專業成長仍有待加強。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的問題，仍需分析教科書、教師、學生、學習等因素之關系。然而，教科書的問題仍應以兩條腳走路，一為改善教科書的質素，一為改善教師使用教科書之能力。誠如張僑平、陳葉祥、黃毅英v2013，P129）強調：“一方面，我們需要課程的設計者v包括教科書的編者）能對學科的發展采取尊重的態度，且能給學科很大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作為課程實施者的教師，要具備能力搭建起學習內容和過程能力之間的橋梁?！碧剖缛Av2010）更直接地談及兩方面缺一不可：“因此除了一方面要求老師在課堂中應進行有意義的教學轉化之外，教科書編輯者與審定者也應各自發揮其專業角色，使得由上至下的各層級轉化皆可以得以實現?！?/p>
注 釋：
{1} 國內論文繁多，且本會議主辦者提及期望更多不同地區之論文，故針對西方、臺灣及香港之論文。
{2} 下述研究回顧，僅為簡述，且只提“教科書使用”相關的結果。
{3} 亞洲地區的班人數較高；一般使用教科書更方便，但亦較難使用師生互動的教學方法。
{4} 應用Remillard（1999，2005）架構的研究很多，如Chau（2014），Brown（2002），Remillard（1999），Remillard & Bryan（2004）.
{5} 教科書在學校教育扮演重要角色，這情況于重視考試的東方社會尤為顯著。本文強調教師在使用教科書時必須具備專業能力，以轉化教科書內容，從而加強學生學習。本文作者認為教科書的素質仍是重要的課題，只是本文不加探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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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譯介出版大陸及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紀60年代后。港臺地區逐漸開始譯介出版大陸及歐美等國學者的畫論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陸學者的一些重要論著，幾乎均有出版，有的甚至后來還被多次再版發行。1964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將黃賓虹、鄧實編選的《美術叢書》1947年全四集增訂本影印出版，同時，又有《百部叢書集成》的編者嚴一萍加入，將《美術叢書》增加至五集，1975年又增加至六集。1967年9月，臺灣中華書局對余紹宋的《畫法要錄》初編二編分別以精裝2冊和平裝4冊的形式做了影印發行。1980年11月。又以平裝二冊的形式再版。進入70年代后，像俞建華的《中國畫論類編》、沈子丞的《歷代論畫名著匯編》、于安瀾的《畫論叢刊》等著作又先后受到重視。1972年，臺北京華書局將俞建華的《中國畫論類編》影印出版，1982年又再次發行：而1975年，華正書局也分別于1975年和1984年影印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畫論類編》。至于沈子丞的《歷代論畫名著匯編》，則分別有臺灣世界書局1974年和1984年影印本。1978年，香港中華書局將于安瀾的《畫論叢刊》翻印出版，風行東南亞各國，1984年，臺灣華正書局也翻印出版了于安瀾的《畫論叢刊》（兩卷本）。1991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了陳傳席的《六朝畫論研究》。
與大陸不同的是，港臺地區的藝術史論學者，多半都有留學或游學歐美的經歷，因此，譯介歐美學者的相關成果不僅增強了彼此間學術聯系，也是對學界學術視野的拓展，從而進一步促進繪畫理論研究。這里姑且擇其要而述之。1982年。臺灣學者姜一涵、張鴻翼選譯卜壽珊《中國文人論畫：從蘇軾到董其昌》書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并以《北宋文人的繪畫觀》為題發表于《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1卷2期：1988年。童元方翻譯了卜壽珊的《山水為題：宋人繪畫所辟的途徑兼論詩與畫的關系》，登載于香港《九州學刊》第2卷第2期：1984年，張保琪翻譯了高居翰的《中國文人畫理論中的儒家因素》，發表于《美術史論叢刊》總第11期。
二、港臺地區的古代畫論研究
與日本、歐美等國及大陸地區一樣，中國港臺地區的畫論研究者多為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人員。像臺灣省立師范學院、東海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都扮演了重要的研究角色。
1.臺灣的畫論研究
（1）溥儒《寒玉堂畫論》《論畫》
被譽為“渡海三杰”之一的畫家溥儒（1896-1963）赴臺后，曾著有《寒玉堂畫論》和《論畫》二書。溥儒出身皇族，有深厚的傳統學養基礎，工詩文，精書畫，又曾飽覽宮內舊藏書畫，無論其創作還是繪畫思想，都對傳統體悟甚深。根據他在《寒玉堂畫論》一書前的自序可知此書寫于1952年9月，所論多為具體的繪畫技法問題，但溥儒行文時，常喜引經據典，觀點也多沿襲古人，謝巍稱其“文字古奧玄虛，乃借論畫發揮”?！罢撚霉P”和“論敷色”兩篇。則有獨到之見解，體現了溥儒個人的獨到認識和感悟。根據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中所述，《寒玉堂畫論》最初發表于1956年6B臺北刊行的《學術季刊》。1966年，安國鈞編選的《寒玉堂畫集》由臺灣中央書局影印出版，該書除了選錄“溥心畬遺作展”（臺中圖書館1964年舉辦）中40幅精品外，還在書后附有《寒玉堂畫論》。1975年，學海出版社輯印《寒玉堂畫論》一書。書后附有溥心畬授徒畫稿十四種，原為其門人胡文琮珍藏。
1958年，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出版了溥儒的手寫本《寒玉堂論書畫?真書獲麟解》（752頁），書中收錄《論書》《論畫》和《獲麟解》三文?！墩摦嫛芬晃膶懹凇逗裉谜摦嫛分?，即1957年中秋，系“經數年深思熟慮而作，乃其繪畫理論之精蘊”。文中對于傳神、寫意、氣韻、筆墨、設色等均有所闡發，更似為闡述畫理之作。1974年，世界書局又進行了再版。
199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詩集》，書中不僅收錄其詩作。還將《寒玉堂畫論》和《寒玉堂書法論》列入其中。而《寒玉堂書法論》。包括“論書體流變”和“論書畫相通”兩篇。實為《寒玉堂論書畫?真書獲麟解》中的“論書”和“論畫”二文。
（2）莊申《論中國山水繪畫的南北分宗》
1959年6月。臺灣中正書局出版了《中國畫史研究》一書，全書收錄了莊申撰寫的13篇畫史研究論文，其中《論中國山水繪畫的南北分宗》一文，后被張連和古原宏伸主編的《文人畫與南北宗論文匯編》收錄。通過剖析董其昌、莫是龍的“南北宗論”的理論缺陷，繼而提出了對中國山水畫的新的分宗法，他認為，中國山水畫可以分為李派、院派、唐宗派和元明派。其中，元明派自“四王”以后“遂分為虞山、婁東二大派，前者宗王原祁，后者宗王暈。其勢至今仍勝于前述三派（指李派、院派、唐宗派）”。
（3）徐復觀《中國藝術的精神》《石濤之一研究》
在臺灣地區，最享譽海內外的成果當屬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的精神》。這部由臺灣中央書局1966年首次刊行的著作共有十章，除了前兩章論述孔子、莊子所代表的藝術精神外，另外八章均是關于古代畫論的探試他認為：“歷史中的大畫家、大畫論家，他們所達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莊學、玄學的境界?！彼€說：“中國藝術精神的自覺，主要是表現在繪畫與文學兩方面。而繪畫又是莊學的‘獨生子’”。這一觀點，固然失之偏頗，卻也體現了它對于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和中國藝術深入而獨到的見解，尤其是他對于歷代畫論的解讀，不僅令人耳目一新，也給人無限啟發。此書后改由臺北學生書局出版，迭經多次再版重印。而在大陸地區，則分別有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版三種。
1968年，臺北學生書局出版了徐復觀《石濤之一研究》一書，他從對“一畫”的解釋入手，在闡釋石濤畫論的同時，也批駁了以往一些有關石濤畫論的錯誤觀點，同時，他還探討了石濤的生年以及其晚年棄僧入道的問題，此書堪稱石濤研究的專論。1973年，臺北學生書局又出了此書的增補版。在將原書中《石濤簡譜》刪掉的同時。又加上了《石濤與問題》。
（4）姜一涵《石濤畫語錄研究》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海內外學者對石濤及其《畫語錄》均給予更多關注的時期。或許是受學界這一研究風向的影響，1964年，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的姜一涵（Chiang I-Han）完成了碩士論文《苦瓜和尚畫語錄研究》，其后，他對于石濤的《畫語錄》用力頗勤，在臺灣《藝壇雜志》連續發表了《苦瓜和尚畫語錄研究》、《苦瓜和尚畫語錄研究》（續一至續十三）、《苦瓜和尚畫語錄研究后記――怎樣閱讀畫語錄》等系列論文。1981年10月，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又將其結集出版，書名為《石濤畫語錄研究》。1982年8月，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又將該書再版發行。在再版“序”中，姜一涵對這些研究中存在的得與失做了檢討。
（5）高木森的畫論研究
曾于20世紀60年代末就讀于臺灣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高木森（Arthur Mu-sen Kao，1942-），70年代后又赴美國堪薩斯大學，師從美國中國美術史泰斗李鑄晉教授學習藝術史，并獲得博士學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國及中國香港、臺灣等地。1982年，他在《美術學報》16期上發表《論氣韻生動》一文，在辨析中外學者對“氣韻生動”釋義的同時。認為“‘氣韻生動’只是六法之一，也許比其他五法重要一點，但絕不是五法精備之后才出現的境界”。至于他所理解的“氣韻生動”。則是“畫家不論是畫人像、動物或鬼神，若能表現豐厚的肉體，使之充滿活潑的生命力。而且使肉體的舉止高雅和諧。便得其法”。至于“氣韻生動”的西文譯法。他贊同艾威廉的譯法，即“Reverberation of the life breath，that is，the creation of movement”，“這個譯文譯成中文便成‘生命氣息之回響，也就是動的顯像’。也許我們可以把它略作修飾使之更近于謝氏原意‘the vital life breath and elegant movement’”。高木森的觀點。角度新穎，有自己的創見。該文后被收入其名著《中國繪畫思想史》第三章中。題目是《畫論的啟蒙――論氣韻生動及其衍化》。而在這部由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高木森側重從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觀照畫論的發展，闡述了從先秦至20世紀的中國繪畫思想歷程。1995年，高木森又在《美育》66期上發表“文人畫理論之集大成――生熟巧拙爭辨識，心性妙理費文章”一文，進一步顯現了他對于明代后期繪畫理論的興趣。該文認為從嘉靖到萬歷時代，正是唯心畫論高漲的時代，而“‘返璞歸真’（回歸真樸的本心――良知）正是此期畫論的重心”。同時，這一時期的“畫論有下列五大要點：唯心論、情趣論、生拙論、興趣論和分宗論。皆帶有濃厚的禪宗色彩，為下一世紀前五十年的人文思想和繪畫奠定堅實的基礎”。到了萬歷和天啟時代，固然是畫論家輩出，但是“這里出現的有趣現象是人們一方面要為文人畫建立正統地位，一方面要加速文人畫的分化”。該文后來則被收入其另一部著作《明山凈水：明畫思想探微》中。本書著重探討了明代繪畫思想的發展過程。
（6）白適銘的《歷代名畫記》研究
1995年。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白適銘（Pai Shih-Ming）完成了碩士論文《張彥遠的成書與士人繪畫觀之形成》，作者“循著《歷代名畫記》的記敘，聯系唐代文化背景和知識分子的境遇，探討了濫觴于晚唐時期的‘士人繪畫觀’的形成過程、精神旨趣。并說明其理論架構”，而經過這一番探討，作者認為?！皬垙┻h作為士人階層之一員，其所著《名畫記》蘊含著新興的‘士人繪畫觀’”。該文后被收入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朵云》雜志“《歷代名畫記》研究”專集。1999年，白適銘又撰寫了《那個時代：圍繞于張彥遠的政治?士人?著作三者之關系》（《s代名畫記》とその時代：張彥遠たぉける政治?士人?著作三者のがりふげべて）。該文發表于《京都大學文學部美學美衍史學研究室研究紀要》20號，體現出了作者對《歷代名畫記》研究的延續性和濃厚興趣。
2.香港的畫論研究
在香港地區，中國古代畫論同樣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關注，這其中，又尤以國學大師饒宗頤和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前講座教授高美慶博士為最。
（1）饒宗頤的畫論研究
作為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年8月9日-）的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都取得顯著成就。在古代畫論方面，雖然所撰寫多為論文，但所涉及的均為畫論中的重要問題，從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到明清文人畫。從書法與繪畫的關系到詩歌、詞與畫論的關聯，他均有所涉獵。
在《札移》一文中，針對前人多注意《歷代名畫記》有關寺觀壁畫中人物、經變部分的記載，他則專注于其中關于山水的記載，“略舉之，加以疏說，以補唐代畫史之不及”，此文曾連載于1987年8月10日和19日的香港《大公報?藝林》版。在1986年所撰寫的《張彥遠論畫分疏密二體》一文中。他提出“從張彥遠的理論，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須從‘用筆’方面著力，這是中國畫的特色”。而在其1988年所撰寫的《從明畫論書風與畫筆的關聯性》一文中。他認為“明代各家。深有悟于書、畫一揆之理，故造詣往往突過前人。此一關捩，至為緊要”。在《詩畫通義》中，他從“神思”、“圖詩”、“氣韻”、“禪關”、“度勢”、“行恕鋇確矯娣直鷴凼雋聳歌與繪畫的關系，不僅如此。在原載于1973年八卷三期《故宮季刊》上的《詞與畫》一文中，他進一步認為，“畫和詞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關系”。因此，“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曲子詞和畫的關聯之突出的地方，畫人如何運用詞意以入畫。畫的原理與技法又如何被詞人加以吸收作為批評的南針”。1975年，他又撰寫了《方以智畫論》一文，對于這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饒宗頤深刻地意識到了其繪畫思想的重要性，他說：“以上若干見解。在明季畫論中應有其獨特重要性，不亞于董（其昌）、莫（是龍）之說。尚有待于抉發耳。”在《龔賢“墨氣說”與董思白之關系》文中，他說：“有人認為半千這種強調黑白明暗的處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鏤刻版畫的影響，卻很難說?！贝送?，他所撰寫的《明季文人與繪畫》《晚明畫家與畫論》等文也均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研究專論。充分體現了這位國學大師對于明清文人畫、遺民畫的真知灼見。成為從事藝術史論相關問題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2）陳仁濤《金匱論畫》
古錢幣收藏陳仁濤（1906-1968）于1946年后移居香港，隨即又開始了書畫收藏，閑暇之余。著有《金匱論畫》《故宮已佚書畫目校注》《金匱藏畫集》《金匱藏畫評釋》《中國畫壇的南宗三祖》等書籍多種。特別是《金匿論畫》（香港東南書局，1956年版）一書，所收均為其鑒余隨筆，包括論畫宗南北、論院派、論文人畫等文，特別是其中的“論畫宗南北”一文，又被收入張連和古原宏伸主編的《文人畫與南北宗論文匯編》一書。文中，陳仁濤在辨析董其昌“南北宗”論的基礎上，進而認為“畫宗南北之說，乃一時之激言，而非千古之定論，尤非玄宰持論之本旨。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以會其通可耳”。
（3）高美慶《石濤畫語錄探源》
篇(7)
[關鍵詞]清代 《紅樓夢》 接受史 女性
[中圖分類號]I207.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與方法，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陸與臺灣在內的中文學術界廣泛流行。此概念雖然是舶來品，但中國古代卻不乏相類的現象。張隆溪在《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發表的論文《詩無達詁》便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對等起來。事實上，錢鍾書的《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也就是將“詩無達詁”與“接受美學”互為闡釋。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學”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與方法，很快就被運用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之中，海峽兩岸紅學界運用此類概念進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見增多。
清代主流社會對《紅樓夢》的接受(下文簡稱為“紅樓接受”)幾乎是與《紅樓夢》的面世同時進行；而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亦是隨之而來。毋庸諱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會相比較，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畢竟沒那么顯著，基本上是集中體現在紅樓題詠方面，其他如紅樓繪畫、續書、戲曲，目前所存者甚為少見。盡管如此，紅樓接受在清代女性社會與文學創作中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然而，或許因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不夠顯著，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一直頗為不活躍，直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海峽兩岸紅學界才不約而同對這一領域展開討論。大體上說，有關討論除了涵蓋面較廣泛的專論外，亦集中在題詠、繪畫、續書、戲曲四個方面。據此，本文擇其間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義的論著不受此時間限制)進行評述，并由此對若干議題作進一步申論。
二、清代女性紅樓接受專論
所謂“專論”，指從較寬泛的角度，對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現象進行專門探討的論文。這類專門討論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論文頗為匱乏，大抵只有如下幾篇。
吳靜盈的《清代閨閣紅學初探――以西林春、周綺為對象》(臺北《文與哲》第6期[2005年])認為，在紅學世界里，以“閨閣”身份體驗紅樓精神并訴諸筆墨者自當不少。因此，該文從閨閣的角度出發。擇取西林春與周綺二才女為對象，探討清代閨秀的閱讀反應。結果顯示，作為滿清貴族的西林春遠比身為漢人文士妻的周綺有更多發揮的空間及女性意識。但同具才女特質的她們，在閱讀紅樓之后，均以其纖敏的心思與審美的眼光締造出迥異于傳統文士的閨閣紅學。吳艷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學創作題材與(紅樓夢)的影響》(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5輯)則認為，清后期之所以成為女性文學史上小說、戲曲和詩詞創作的豐收期，與《紅樓夢》豐富的文本內容有莫大關聯。受到《紅樓夢》創作原則的影響，顧春等女性小說家把藝術創作的鏡頭對準了自己身邊的世界；吳蘭征等女性戲曲家把藝術描寫的重心轉入到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在《紅樓夢》詩性文本及其帶有濃厚女性意識詩詞的影響下，清后期女性詩詞的創作在題材開掘上也取得了諸多進展。詹頌的《論清代女性的(紅樓夢)評論》(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6輯)專注于對清代女性題詠《紅樓夢》的詩詞作品、討論《紅樓夢》的書啟，以及《紅樓夢》續書所作的序等進行研究，探討女性評紅活動的特征及其所論析的問題，并進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紅樓夢》評論是女性文學批評的新創獲。劉舒曼的《應是
上述論文，大抵以“接受”(過程與方式)為聚焦，以文化／歷史為探討場域，將紅學研究與性別研究勾連起來。在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視的情形下，這些論文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與詮釋的議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彌足珍貴；其學術貢獻甚為值得肯定，亦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然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歷史、時代乃至性別的深層意涵，仍有進一步發掘的空間。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在整個紅學研究史中的定位，這些論文亦尚未能給予明確闡述。
三、清代女性紅樓題詠之研究
作為一種傳統的鑒賞和批評形式，紅樓題詠幾乎是伴隨著《紅樓夢》的面世而出現。題詠者上至達官貴人，下至三教九流，幾乎包括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人。所題詠／評論者，既有《紅樓夢》的題旨，更有《紅樓夢》中眾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關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隱考證的范疇。這些題詠之作，可說是詩詞形式的詠紅專論，反映出讀者，批評者的思想意識與批評旨趣，從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時期社會大眾對《紅樓夢》所持的態度和見解；另一方面，歷來眾多的題詠作品也是研究紅樓接受眾多現象的重要資料?！都t樓夢》的題詠之多，亦為其他古典小說所望塵莫及。一粟編《紅樓夢卷》(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版)所收錄的乾隆末年至民國初年題詠之作就有70余人，約上千首。如果把有關《紅樓夢》的續書、戲曲、專書、詩詞等的卷首題詞，以及追和《紅樓夢》原作的詩詞包括在內，其數字更可翻幾倍。由此可見人們以談紅品紅為雅韻的風氣及盛況。
然而，歷來對紅樓題詠進行專題研究的論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對紅學流派作劃分時，往往不將“題詠”視為其中一“派”。近年來，卻出現一些學者對紅樓題詠進行深入探討，并嘗試將之歸類為紅學中一派。如趙建忠的《題詠派紅學的緣起、衍化及價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題詠派作品涉及的紅學文獻及相關資料的辨析》(丹東《遼東學院學報》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著意為紅學“題詠派”正名，強調題詠派在紅學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與意義，因此對早期題詠派的作品進行頗為嚴謹、細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這對讀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詠紅詩對《紅樓夢》接受的時代、歷史及文化的背景與意義，有相當大的幫助。
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頗盛，在現有資料中可知的題詠者有范淑、熊璉、宋鳴瓊、張問端、丁采芝、錢守璞、鄭蘭孫、吳藻、沈善寶、金逸、孫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趙智珠、孫蓀意、汪淑娟、歸真道人、張秀端、周綺、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賢、李娛、扈斯哈里氏、胡壽萱、姜云裳、徐畹蘭、劉玉華、徐意、王紉佩、吳蘭征等，其所題詠、評論者，既有《紅樓夢》的題旨及書中眾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還更涉足繪畫、戲曲等紅樓接受現象的范疇。盡管如此，有關清代女性題詠的相關研究卻甚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題詠的專題論述，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詠紅詩略談》雖謂“略談”，卻頗為精詳，全文長達57頁，以“上”、“中”、“下”分載于三輯《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3輯、1996年第3輯、2003年第4輯)。作者將這類題詠紅樓的詩。歸于“舊紅學”范疇的“題詠派”。認為以詩歌形式論《紅樓夢》，是紅學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作者對清中葉至民國初的紅樓題詠詩進行了頗為全面的鉤沉梳爬并論述分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詠紅詩略談》[下]，以11頁的篇幅，論析了自乾嘉至光緒年間的女性詩人的詠紅詩。這篇長文，無疑為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參考資料，雖然有關清代女性詩人詠紅詩的部分因史料嚴重匱乏而論述較為簡略，但也仍能給人以諸多重要的啟發。鄧丹的《新發現的吳蘭征12首詠紅詩》(北京《紅樓夢學刊》2008年第1輯)著重介紹新發現的清代紅樓戲女作家吳蘭征的12首詠紅詩，認為這些寫于程高本《紅樓夢》問世不久的詩作，除了對小說原著主要人物評論外，還對原著的創作意旨進行思考，是早期閨閣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助于對吳氏紅樓戲《絳蘅秋》的理解與評價。
上述論文基本上皆著眼于對詠紅詩文本的內容分析，未能在社會、文化，乃至性別等意義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發掘與論述。
四、清代女性紅樓繪畫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紅樓夢》程甲本與程乙本便已配有較為粗糙的插圖，稍后面世的幾種評點本也多配有類似的插圖，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評本《紅樓夢》的插圖更有64幅之多。這些《紅樓夢》繪畫，與《紅樓夢》原著的文字相對，可視為是對《紅樓夢》原著的接受。它們既保留了對原著的忠實摹寫，亦體現為對其情節、乃至題旨的二度創作。于是，其本身與原著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豐富、加深了對原著的理解，成為紅學(尤其是紅樓接受)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形象化資料。
王月華的《清代紅樓夢繡像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年碩士論文)、周偉平的《論改琦(紅樓夢圖詠)》(舟山《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紅樓夢圖詠)之研究》(臺北：臺灣師范大學美術學系2004年碩士論文)、黃美惠的《(紅樓夢)繡像圖詠》[上下](臺北《中國語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張雯的《清代楊柳青(紅樓夢)年畫對原著的“誤讀”與“再詮釋”》(北京《榮寶齋》2007年第2期)、葛英穎的《孫溫繪全本(紅樓夢)與同類繪本的比較研究》(長春《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論述，或探討歷史流變，或比較價值影響，或分析藝術成就，皆對清代《紅樓夢》圖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視的貢獻。然而。這些著述對于清代女性的繪畫卻未曾論及。
雖然清代女性的紅樓繪圖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視者。如徐寶篆(1810-1885)的《紅樓夢人物畫》冊頁32幅。徐寶篆，字湘君，號湘雯、武原女史。善繪仕女，衣褶發飾，精細絕倫，作《紅樓夢人物畫》，將《紅樓夢》中賈寶玉及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畫。其夫李修易亦善畫，工山水，間為寶篆所畫美人像補景，為合錦圖。其受業女弟子黃鈺亦有作《紅樓夢畫冊》12幅。
關于徐寶篆及其紅樓繪圖，紅學界尚未能給予充分重視，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時《湘云猶是醉憨眠――記清代女畫家徐湘雯(紅樓夢人物畫)》(北京《紅樓夢研究集刊》第4輯[1980年])為專題討論。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約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紹發現該畫的過程，對徐寶篆及其畫本身的介紹及分析頗為不足。因此，對于徐寶篆及其紅樓繪圖的思考與研究應仍有進一步開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別是其紅樓繪圖與《紅樓夢》文本的關系、在清代《紅樓夢》繪圖史及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關注。
王樹村的《民間珍品――圖說紅樓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版)一書，不僅匯集了大量清代(為主)至民國的紅樓繪圖，還在“序”及“緒言”部分對紅樓繪圖的歷史、種類、特色、意義、價值等進行了頗為全面且深入的論析。全書主體分為“民間年畫”、“詩箋、箋譜”、“彩線刺繡”、“燈屏、窗畫”、“繡像畫譜”、“連環畫冊”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較詳盡的說明介紹，而每一幀畫圖也都有簡略的解說。因此，這部著作是我們在研究清代紅樓繪圖與女性紅樓接受關系時所不可或缺的參考數據。其中“紅樓夢十二金釵”、“黛玉葬花”、“寶釵撲蝶”、“媳姬將軍”、“牡丹亭艷曲警芳心”等繪圖可與女性的紅樓題詠互為發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紡績”更是難得一見的女性紅樓繪圖佳作。
五、清代女性紅樓續書之研究
目前紅學界的主流意見，基本認同《紅樓夢》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續作。所謂“續作”，事實上就是一種對原作的接受而產生的再度創作。換言之，紅樓續書是紅樓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態上最接近“原產品”的“新產品”?！都t樓夢》問世后的二百年間所產生的續書數量驚人，尤以嘉慶初年至光緒二年(1796－1876)的12種續書最為引人矚目。因此，清代紅樓接受研究中，紅樓續書始終是熱點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頗為匱乏，現今存書者大致只有顧太清的《紅樓夢影》?；蛟S正是如此，盡管近年來女性研究興起，海峽兩岸的紅學界對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現象并未能給予重視，有關論述并不多見。
張菊玲的《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紅樓夢影)》(北京《民族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是較早探討清代女性紅樓續書的論文。該文從太清好友沈善寶的序人手分析，認為太清的續書創作是為了打破以往續書與原作本意相悖而失敗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著傳統倫理道德思想進行創作。以大團圓心理續編情節，最終仍難以跟原著相提并論。沈序期許《紅樓夢影》將與《紅樓夢》并傳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實現。但作者也認為《紅樓夢影》的語言精煉純熟，與原著相差無幾，確實如沈序所稱贊的“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續前書，毫無痕跡”。詹頌的《女性的詮釋與重構：太清(紅樓夢影)論》(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1輯)注意到顧太清將小說定位于現實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經驗與上層
社會的閱歷，使她在續寫《紅樓夢》的閨閣生活與大家族日常生活時得心應手；并論及《紅樓夢影》一書對照原作來看，實為作者顧太清以己意對曹雪芹原著的詮釋與重構。這樣一種詮釋與重構集中表現在對賈府命運的安排與人物關系、個性的改造與重塑上。馬靖妮的《淺析(紅樓夢影)的價值》(北京《民族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著意分析《紅樓夢影》所反映的社會學及民俗學價值。認為與原作相比較，該小說既有旗人小說的特點，又不失京味小說的風格；從特定的角度反映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時也開辟了紅學研究、晚清小說研究以及滿族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指出顧太清以女性作家獨特的視角續寫《紅樓夢》，在晚清小說史乃至清代文學史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吳宇娟的《走出傳統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臺中《東海中文學報》2007年第19期)以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王妙如的《女獄花》、邵振華的《俠義佳人》為研究基底，探討晚清女性蛻變的歷程，彰顯晚清女性從傳統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轉化過程。作者認為顧太清是一位漢化極深的滿州貴族婦女，在描繪《紅樓夢影》的女性形象時，都是以賢妻良母為塑造的藍圖。這些敘述無非說明她們適合家庭、適合成為丈夫的賢內助。作者指出，太清對于文本中已婚婦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傳統家庭內妻子／主婦／2親的要求，以作為男權／父權的替補角色，繼而延續男主女從的認知。女性在太清筆下，只能體現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價值與社會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紅樓接受者尤其是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為聚焦點之一，較為深刻地探討了顧太清在對《紅樓夢》的接受以及創作《紅樓夢影》的諸多主客觀因素。但對于當時整個女性文壇以及顧太清與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這些情形對《紅樓夢影》創作的影響關系，仍嫌論述不足。在女性紅樓續書資料嚴重匱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趙建忠發表的《新發現的鐵峰夫人續書
由于《紅樓夢》問世后所產生的續書數量驚人，(男性)主流紅樓續書研究盡管皆頗為全面而有系統，卻極少能聚焦于顧太清的《紅樓夢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創作紅樓續書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應突出其重要性呢?與男性作者的續書關切的焦點是否不同?敘事技巧是否有所區別?此外，小說是敘事文類，比較抒情傳統的詩作更有論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紅樓續書更好地闡述自己的生命情懷?或者詮釋自己對《紅樓夢》原著的見解?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究，或許會有別具意義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紅樓戲曲之研究
所謂紅樓戲曲指改編自《紅樓夢》有關的戲曲及曲藝，包括傳奇、雜劇以及其他類型的曲藝。最早的一出紅樓戲，當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從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紅樓戲曲層出不窮，其劇種之多在古典文學作品中可謂首屈一指。紅樓戲曲在保留原著神韻的基礎上，發揮了戲曲特有的長處，同時也不同程度改變了原著的某些美學特征與表現風格，而原著的美學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戲曲固有的美學觀念。歷來紅樓戲曲甚為學者所重視，上世紀20年代起就開始有學者研究紅樓戲，據胡淳艷《八十年來“紅樓戲”研究述評》(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4輯)介紹，近年來，紅樓戲(尤其是清代紅樓戲)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續發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紅樓戲的研究卻甚為少見。
趙青的《吳蘭征及其(絳蘅秋)探微》(上?！吨形淖詫W指導》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的論文。該文當是改編自作者的碩士論文《清代(紅樓夢)戲曲探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第七章。該文指出，吳蘭征是眾多紅樓戲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獨特的女性視角來解讀《紅樓夢》并融注到她的《絳蘅秋》創作中。作者認為，吳蘭征創作《絳蘅秋》的動機，首先是對他人已有的相關作品不滿意而力求獨出機杼；其次更重要的是為了自述情懷。《絳蘅秋》繼承了《紅樓夢》的主旨――言情記恨，這是吳蘭征對《紅樓夢》的理解與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的論文還有：鄧丹的《三位清代女劇作家生平資料新證》(北京《中國戲劇學院學報》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紹清代女劇作家張令儀、王筠與吳蘭征。其中介紹吳蘭征時，作者運用新發現的吳蘭征《零香集》(與《絳蘅秋》同時付梓)中吳蘭征本人的詩詞雜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親朋師友的評語與悼念文字，對吳蘭征的生平事跡作出更為深入翔實的判析與研究。徐文凱的《論(紅樓夢)的戲曲改編》(北京《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2輯)指出紅樓戲的改編多以寶黛故事為主，對于原著各回情節關目的選擇呈現出驚人的重迭。作者特別指出，清代才女吳蘭征的《絳蘅秋》寫才女黛玉時辭采清麗婉約，寫浪子紈绔時本色活潑，在紅樓戲中亦屬佳作。
此外，葉長海的《明清戲曲與女性角色》(上海《戲劇藝術》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別與戲曲創作》(南京《藝術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國古代女曲家批評實踐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閨閣中多有解人”――(牡丹亭)與明清女讀者》(溫州《溫州大學學報》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論文，關于紅樓戲曲與清代女性相互關系的多方面討論，尤其是其中涉及吳蘭征的部分，對清代女性紅樓戲研究亦頗有參考價值。
七、有關清代女性紅樓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論文，雖然不是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現象作專門討論，但卻在社會、家庭、文化以及性別等角度，為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視野。
嚴明的《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書，從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這一社會層面，對《紅樓夢》的人物與情節，從性別文學的角度加以重新審視，著重探討作者的女性觀，并由各個角度分析小說與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關系。楊平平的《父權社會下的女兒國――(紅樓夢)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師范大學國文學系2005年碩士論文)，探究了《紅樓夢》女性人物婚戀沖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間的互動關系，以了解清代社會婦女的內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別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場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與價值；作者并說明該文的寫作目的即是想借著探討《紅樓夢》的女性人物，來引發社會大眾對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進一步認識與正視，并進而共同思考及改善這些一向被父權社會所忽視的女性議題。吳麗卿的碩士論文《(紅樓夢)的女性認同》(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5年碩士論文)，前兩章以歷史研究法對《紅樓夢》作外緣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來《紅樓夢》主題思想研究的發展、對《紅樓夢》兩性觀的解讀爭議，以及論述《紅樓夢》創作的時代氛圍――包括明清時代的婦女地位與生活、明清的社會思潮、明清時代的婦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紅樓夢》產生的外緣條件。這樣的討論，顯然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大有幫助。歐麗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元襯補之思考模式》(臺北《臺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02年])，通過對寶釵之居處蘅蕪苑以磚瓦之平堅冷硬、山石之封圍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實等特殊的安排，將其成長過程中，由淘氣遂欲之童年面臨失真人禮、化性起偽的轉變加以形象化，進而透過書中李紈、黛玉的模擬，隱喻女性成長過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經歷。再加上脂批點出冷香丸源自太虛幻境，因而與“千紅一窟”等名物具有孿生關系的“冷香丸”同樣也體現出女性悲劇的象征意義。
上述四篇論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從較為寬泛的視野來整理、詮釋、分析《紅樓夢》對女性認同的態度、對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畫、對傳統女性悲慘處境的同情、對女性全方位的肯定與贊揚以及對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響等等。
雖然以上論著與“接受”的關系不那么密切，但卻在關乎性別觀念上從不同方面給我們頗有意義的啟發，一方面，我們不宜簡單化地將《紅樓夢》定位為反對男權、張揚女權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承認《紅樓夢》是傾注全力地表現對女性處于父權社會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對女性高度的尊重與認同。這不免進一步令我們深思，《紅樓夢》在清代女性之間既然流傳極廣，甚至可以斷定女性一直是其積極的閱讀者，那么《紅樓夢》與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種關系?或許我們可以將之推想為“互文性”關系，即《紅樓夢》破除向來歷史都是以男性為書寫中心的觀點，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形象應是在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基礎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讀《紅樓夢》，又反映了女性對該書的強烈接受。由此可見二者的互文關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學的思想意蘊和美學價值，《紅樓夢》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當然，這些論著所討論的范圍，基本上還是囿于《紅樓夢》文本自身，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雖然有所啟示，但直接的幫助畢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的若干議題
由上評述可見，近年來海峽兩岸紅學界大致上都能較為自如地將“接受”、“性別”、“互文”等當代西方理論方法運用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相比之下，臺灣地區紅學界關于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的研究較為冷落，學者的參與遠不及大陸地區。而且，大陸地區紅學界的研究更多呈現為當論與傳統國學相結合的勢態，加上掌握較為豐富多樣的相關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顯豐碩、翔實而深厚。
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海峽兩岸的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研究仍然處于邊緣化狀態，仍留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紅樓接受最突出的現象是題詠，其他如繪畫、戲曲、小說的接受則幾乎呈孤案現象。但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往往輻射，涵蓋／指涉了繪畫、戲曲、小說的接受領域。因此。對清代女性紅樓接受現象的研究，應以題詠為主要的觀照界面，結合其他現象進行互動探討。另外，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相比較，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別等方面所體現的特質／因素或許會更為明顯且復雜。因此，有關研究也應該更多結合這些特質／因素，并且適當運用接受理論、性別理論、互文性批評、跨文化研究等方法進行。具體的研究議題，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進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紅樓題詠的分類及其所透視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紅樓題詠所運用的文類，包括詩、詞、曲、賦、贊等；所觀照的范疇，既有《紅樓夢》的題旨，亦有《紅樓夢》中眾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還不乏關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隱考證等；所指涉的文本類型，包括《紅樓夢》的原著、續書、戲劇、繪畫等。通過上述文本資料與文學現象的梳爬、歸納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歷史傳統、社會習俗、文學修養、美學意趣乃至文化積淀，并可從中透視《紅樓夢》及其接受現象與女性社會演變發展的互動作用及影響關系。與其他文藝形式(如繪畫、戲曲)的結合，是清代女性紅樓題詠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討紅樓題詠時，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義與價值，也要注意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結合所產生的更為廣泛且豐富的文化意涵。
(二)紅樓題詠：女性與男性的視角
紅樓題詠者上至縉紳紈绔、紅樓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樓煙花，幾乎包括了社會上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不同階級或階層者，其視角的差異應在情理之中，然而從男女性別分際而言，亦當有不一樣的視角并從而體現對《紅樓夢》不盡相同的理解與認識。再者，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密切相關，無論是理解、詮釋、批評、乃至再度創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形成對話互動關系。而現實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紅樓夢》題詠又往往是與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對清代女性的紅樓題詠，既要關注題詠者／作品／現象本身，也要關注其與他人／群體／現象的互動關系；既要關注女性之間的互動，更要關注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互動。關注女性之間的互動，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對《紅樓夢》的接受現象及其發展，從中探究清代女性圍繞著《紅樓夢》接受所發生的文學交游與創作；關注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互動，則可在更為寬泛的文化場域，探究邊緣的女性與主流的文士關涉紅樓接受的文學交游與創作。
(三)清代女性的紅樓繪畫與題詠
今存清代才女徐寶篆《紅樓夢人物畫》冊頁32幅，為紅學界所看重。其受業女弟子黃鈺亦曾摹改琦《紅樓夢畫冊》12幅。對讀者而言，這些紅樓人物畫并非是單一的存在，因小說人物的繪畫與其原作有很強的關連性，它對原作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對繪者而言，紅樓繪圖又有其獨立性，因作品包含著畫家的獨到見解。紅樓繪圖通過畫面增強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內容更能直觀地、形象地向讀者反映、傳遞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遠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對紅樓繪畫的題詠也頗為普遍，是清代女性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這些題詠，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層面“還原”紅樓畫的氣韻風貌?！都t樓夢》繪畫(及其題詠)，與《紅樓夢》原著的文字相對，可視為是對《紅樓夢》原著的接受者。它們既保留了對原著的忠實摹寫，亦體現出對其情節、乃至題旨二度創作之處。于是，其本身與原著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豐富、加深了對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許不乏表現出對原著種種的“誤讀”，然而這些“誤讀”，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圖像”與“文字”兩種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創作視角與立場的差異造成。無論如何，皆可視為是接受者對原著的一種“再詮釋”。而《紅樓夢》原著一紅樓繪畫一紅樓繪畫的題詠，又形成一組多重接受對話關系，須細心比對辨析相互間的差異及其意義所在。
(四)清代女性紅樓戲曲的文化學考察
清代女性紅樓戲曲的文化學考察至少可從兩方面展開：1、紅樓戲的改編。清代女性的紅樓戲曲創作，現存只有吳蘭征根據《紅樓夢》改編的傳奇戲《絳蘅秋》。2、清代女性對紅樓戲的題詠頗為興盛。通過這些題詠可探討清代女性的戲曲審美觀念，并以此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對《紅樓夢》戲曲的接受、理解與詮釋，并進而從更為寬泛的社會文化層面，探討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態、習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紅樓戲改編的匱乏與紅樓戲題詠的興盛形成鮮明的反差對比，說明清代女性在文本書寫類型的掌握與運用上，明顯體現出嫻于抒情文類而疏于敘事文類的傳統滯后現象(相比較男性社會小說與戲曲類已有較大發展而言)。這兩方面的表現，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紅樓戲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戲曲接受――包括劇本創作、舞臺藝術、紅樓戲題詠等在內的全方位、系統化大為不同，呈現為明顯的弱勢與失衡。
(五)紅樓續書：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場
據史料所載，鐵峰夫人的《紅樓覺夢》、彭寶姑的《續紅樓夢》、綺云女史的《三婦艷》、顧太清的《紅樓夢影》皆為清代女性的紅樓續書。然而，現今僅存的清代女性紅樓續書惟有顧太清的《紅樓夢影》。有異于眾多男性文人的續書，顧太清的《紅樓夢影》可視為清代女性現實生活的自我寫照，顯見《紅樓夢》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經滲透進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蚩煞催^來看，顧太清的詩詞創作及其生活經歷，與《紅樓夢影》所形成的互文關系，是男性作者所無法擁有的。圍繞著這些女性的紅樓續書的創作過程及其反應，亦可以從不同角度探視《紅樓夢》對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顧太清的《紅樓夢影》不免給當今學界留下更多懸念，諸如：作為女性作者，與男性作者續書的接受立場及關切焦點是否不同?敘事技巧是否有所區別?作為僅存的女性紅樓續書，顧太清《紅樓夢影》的重要性以及價值／缺陷、成就，失誤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續書有何關系?在清代紅樓續書史乃至整個清代紅樓接受史中的作用與地位是什么?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六)清代女性紅樓接受文本的互文現象及其文化意義
清代女性有關《紅樓夢》的題詠、繪畫、戲曲、續書，事實上就是紅樓接受的“后文本”。諸種“后文本”之間及其與“前文本”(《紅樓夢》)之間，莫不存在著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換言之，《紅樓夢》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現的種種文本，無疑就體現著相當明顯的文本互涉現象。《紅樓夢》及其相關的接受與詮釋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樣，都存在著文本與前文本、乃至與非文學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關系。清代女性有關紅樓題詠、繪畫、戲曲、續書等，不僅體現紅樓接受的文學／學術意義，還更體現了當下現實的社會文化意義。換言之，清代女性的紅樓接受廣泛影響／參與了當時女性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構、變化與發展。從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學的角度切入，當能發掘出清代女性社會文化更深層的內涵、價值及意義。因此，上述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關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動對話關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會一文化)，應置于較為寬泛的文化背景之下，與文學藝術、地域／地緣、家庭／家族、婦女教育、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聯系，進行諸類文本互動交集的分析，從而更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對于《紅樓夢》接受的全景式表現及其歷史流變與當下現實交互的文化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