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貿易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出口貿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1資源優勢。安徽省面積約14萬平方公里，平原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31%，丘陵和中低山地占全省總面積的61%，水面和其他用地占8%，地形地貌較為復雜。安徽省承東啟西、連南接北，位居長江三角洲腹地，為承接沿海發達地區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條件。其次，安徽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芝麻生產和芝麻加工提供了足夠的人力資源保障。

1.2種子選育技術優勢。安徽省種植的芝麻品種總體歸為3類，地方品種、引進外省品種和自育品種。近年來，一些高產優勢芝麻品種不斷被挖掘，安徽省自育品種品質也逐漸提升，這是芝麻單產連年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

2安徽省芝麻出口的不利因素

2.1種植面積不斷縮小。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連年減少，而芝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水。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芝麻的種植面積減少到45.67千公頃，占油料作物播種面積的5.4%。

2.2價格高，市場小近年來，由于國內需求的不斷上升，芝麻采購價不斷上升。芝麻的國內價格不斷攀升，以至于芝麻制品的原料成本不斷上揚，許多食品加工廠考慮成本、利潤，不得不調整生產配方，限制芝麻原料的采購。安徽省芝麻產品類型較為豐富。2013年安徽省芝麻創匯約5618萬美元，占全國芝麻出口1/3還強，但經外貿分析網統計發現，安徽省芝麻出口相對集中，近年來主要的芝麻制品出口貿易公司出口到韓國的芝麻及芝麻制品占到90%。

3質量安全問題

近年來，農田中氮肥的使用量在增長，逐漸超出農作物生長最適宜的量，許多農戶不懂種植管理過程中多種營養元素配比平衡，導致氮肥用量過多且不能被農作物完全吸收，不僅使產品質量嚴重受損，而且使得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4對策分析

4.1培育優良良種，改善加工工藝合理密植可以增加單位面積上的株數，擴大芝麻葉充分利用陽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芝麻單位面積產量、含油量。另外，推廣芝麻新品種，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量，提升安徽省芝麻的品質，減少勞動力投入及管理。在加工工藝方面。采取綜合利用，統籌兼顧的方法，不斷創新突破，引進國外先進加工技術與工藝，形成適合自身的一系列先進完善的加工體系。

篇(2)

1、模型與數據筆者初步建立了以對外勞務輸出總量（SE）作為自變量，以出口總額（EX）作為因變量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對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以消除異方差）。所有檢驗與回歸均利用Eviews6.0軟件完成。模型如下：LNEX=β0+β1LNSE+μ0（1）在數據方面，筆者選取河南省2000年至2013年年末在外人員數（單位：人）代表勞務輸出總量作為模型的自變量，其中2005—2013年的數據來源于2007—2014年《河南統計年鑒》，2000—2004年的數據來源于《河南年鑒》；選取了2000—2013年河南省的出口總額（單位，萬元）作為模型的因變量，出口總額的數據均摘自《河南統計年鑒》。

2、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筆者選取學界運用較多的ADF方法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都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都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而變量LNSE和LNEX的二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分別為-3.931043和-3.972618，都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水平-1.977738，說明了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是平穩的，即兩個變量是二階單整變量。為了避免“偽回歸”，我們就不能直接對模型進行OLS回歸，要進一步檢驗二者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

3、數據的協整檢驗因本文中的兩變量都是二階單整的，筆者采取JJ法（Johansen檢驗）檢驗兩變量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拒絕了無協整，接受了最大一個協整的原假設，即兩變量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河南省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總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長期均衡。這和上文敘述的，兩者在2000年以來呈現的相同變化趨勢相照應。

4、OLS回歸協整檢驗表明兩變量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測度，筆者選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2較為接近1，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自變量的T統計值為7.555296，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是顯著的。但是回歸結果的D-W值只有0.707075，說明模型存在正自相關。為了消除正自相關，需要對模型進行簡單修正，經判斷發現此自相關為移動平均型。筆者通過向模型中加入MA項，消除了自相關。修正后模型D-W值為1.885353，自相關已經被消除；可決系數為0.957678，說明加入MA項后，模型的擬合效果得到了進一步改善；修正后的T統計量值為75.42819，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仍是顯著的。LNSE的系數為0.949280，即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引起出口總額同向變動0.949280個百分點，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對出口貿易有明顯的拉動作用。這一結論與經典國際貿易貿易理論堅持的要素流動對貿易具有替代效應的結論明顯不符。

5、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許多經濟變量之間往往存在互相而非單向的影響。格蘭杰因果檢驗就是一種通過考察變量之間在統計上的先導—滯后，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單向還是雙向的方法。筆者參照AIC和SC原則選擇3階為模型的最優滯后階，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檢驗的結果顯示在滯后期為3期時，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格蘭杰因果原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格蘭杰因果原因。但這并不說明對外勞務輸出與出口沒有因果關系，只能說明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先導因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先導因素。即對外勞務輸出的信息效應的發揮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對出口貿易的拉動是滯后的；另一方面，伴隨著出口貿易的增長，需要更多的勞務輸出以承擔貿易輔助工作，同時出口貿易的增長也會使得貿易關系更加活躍和緊密，帶動更多的國際勞務合作與交流。

6、模型的誤差修正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往往更關注實際的經濟變量之間短期的關系和“動態均衡”，而非長期均衡。筆者參照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模型式（1）根據上文的檢驗結果，結合變量的實際經濟意義，按照格蘭杰表述定理，建立了變量的二階非均衡關系式（4），并在對其進行了簡化之后做了OLS回歸。其中ECMt-1和ECMt-2是分別是滯后一期和二期的均衡誤差。模型的R2值僅為0.245354，且各項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修正機制在實證中是不存在的，也更加確認了，LNSE與LNEX之間是一種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在短期內表現并不突出。

二、結論與建議

篇(3)

關鍵詞：出口貿易結構問題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鐕髽I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財務司網站:/#shtml

篇(4)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梢?，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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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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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出口表現發展中國家決定因素

一、引言

2001年世界銀行公布了題為“全球化，增長和貧困：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的報告。該報告中指出，24個發展中國家在不斷融入世界經濟后，其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人均壽命得以增加，教育事業得到發展。除了外國的直接投資，出口是連接這些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通過出口，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企業可以擴大其市場份額并從規模經濟中獲益。本文分為兩部分：首先對有關出口行為決定因素的文獻進行回顧，然后具體解釋出口規模與技術及腦力資本間的聯系。

二、出口的決定因素

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一些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很長時間以來居于主導地位的范例是代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郝克謝爾——俄林模型。該模型指出，由于特定生產要素的豐裕，國家專門生產和出口本國具有相對成本優勢的產品。

盡管上述理論被廣泛用來解釋國家間的貿易形式，同時此理論對于出口的低水平聚集也提供了有效的解釋。除了以往實證研究認為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成本外，規模經濟，完全競爭和技術對于企業和部門來說，決定出口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在下一節對這兩個基本點進行預測。

1.出口規模

傳統理論多集中于對企業規模和貿易間的關系研究。（Bonaccorsi，1992；Berry，1992）。在以往文獻已經證明，商品生產，出口銷售，應對風險能力，有效資金籌集和管理，財務，研發和營銷渠道等方面產生的規模經濟對出口規模產生積極效應。雖然規模優勢可以促進出口，但并不適用于那些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大公司。（Wakelin，1998，第833頁）。

2.研發（R&D），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

研發對于一些專業供應商來說并不是非常必要的，首先，研發對于出口的重要性在不同部門和國家間存在著差異；其次，研發沒有將產品和加工程序的逐步改進考慮在內，所以只能作為衡量技術的一個因素。這種現象主要存在于沒有設立正式研發部門的中小企業（Brouwer&Kleinknecht，1993），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由于技術變化正處于適應狀態，所以研發水平大都比較低（Kumar&Siddharthan，1994）。

技術能力是指可以提高并管理技能變化的技術，管理和組織的能力。此外，高學歷人才具備一定專業能力，如精通外語能力將更易于與外國客戶建立和維持聯系，而后者將有可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在成本劣勢與技術和人力資本優勢間可以存在一定的權衡關系。

三、發展中國家出口行為的全球分析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出口行為對于具有高需求的產品生產是惟一的出路。其實，出口需要結合供應能力及國際營銷渠道等其他因素，同時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在出口行為中的重要性程度。

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談判，以及由布里頓木材機構提出的旨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而進行的自主改革方案，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貿易壁壘不斷下降，盡管這些談判和改革方案改善了市場準入環境，但是有必要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供給能力繼續保持關注。

一般來說，對不同國家的出口行為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在過去的20年內，世界出口增加了將近220%，在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出口增長了720%，而撒哈拉以南國家的出口卻下降了80%（Marcofurgazza，2004）。

世界出口量很少的國家，大都屬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其出口年增長在過去10年均處于負增長狀態。與世界出口大國，如韓國，中國，柬埔寨和越南相比，其年均出口量比后者低15%。因此，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仍然保持相對較低水平，在一些情況下甚至停滯不前。

由于出口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影響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貿易伙伴國市場準入條件相關的外部因素，另一類是與供應情況相關的內部因素。外國市場準入條件，除貿易壁壘（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外，競爭因素也有可能受地理因素的影響，除了受到距離的限制外，限制因素也擴展到影響進口需求的其他因素，如具有購買能力的目的市場。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最近的研究報告中提供了深入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通過提高改善市場準入條件，促進潛在福利和貿易收益。三十年前關貿總協定成員制定的“臨時”措施，即普遍優惠制（普惠制）和類似的非相互的市場準入程序，現已納入多邊貿易談判中，成為發展世界議程的主要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促進措施對于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行為沒有顯著影響（CaglarOzden&EricReinhardt，2004）。

我們應當注意到，在真實的貿易世界中將關稅作為貿易壁壘，從一開始就不具有普遍性。最明顯的問題在于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削減了附加價值，也造成發展中國家出口價格的削減。

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非?？春玫某隹谛袨閿祿瑓s統計顯示出令人失望的下降率。大家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一直進行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間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國家的供應能力完全依靠當地的生產條件，因此影響供給能力的因素包括：有形基礎設施，軟件基礎設施，健全的宏觀調控框架，機構水平，政府政策，以及企業發展。

此外，國外市場準入方面也起到重要影響作用。國外市場準入是指向目標市場銷售商品的自由程度，從而實現銷售。根據國際協會的規定，市場準入受到政治經濟保護主義的約束，國外市場自由度根據“絕對保護主義——絕對自由主義”間的連續區域位置衡量。由于國際上施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措施，導致這種國外市場自由度大大減小。

關稅是一種強加在進口產品上的間接關稅，通過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來減少出口商的競爭力。對于一個經濟運營商而言，關稅在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上對于運輸貨物具有同等影響力，因此，關稅是影響國際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沒有關稅的話，國際價格將會趨同，最終均衡國內和國外市場的價格。

雖然降低關稅一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議程，但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于最不發達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削弱和破壞貿易的關鍵因素。關稅對價格的影響不會限制進口國本身，但它通過影響出口國，導致進口需求停滯，進而造成虛擬過剩需求。由于出口量的減少，出口國國內形成供應過剩，從而引起出口國國內價格比進口國的價格要低得多。

在此背景下，這個詞條被認為是一國進入外國市場的潛能。正因為“外國市場準入”具有比“市場準入”更廣泛的概念，所以在貿易談判（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年）中會經常使用。所以，外國市場準入是決定出口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可以直接聯系貿易伙伴國的特點，比如通過購買能力和人口數量來反映國外市場規模，將運輸費用與其國內的運輸費用成正比。

篇(6)

通過上述理論分析，我們能夠得出結論：我國出口貿易對財政稅收的增加有著很大的貢獻。然而，把理論應用于實踐后的結果是否真的如此，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現實與理論之間是有差別的，在實施過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①國內征稅環節的脫節。以增值稅為例，增值稅取消了減免稅和各種稅收優惠，而是按照嚴格且同意的征收管理制度進行征收，增值稅發票上的征稅率就是實際負擔的稅率，體現了其中性原則，這就使得征稅對象確保能夠在每一個商品流轉環節都能按規定繳納增值稅，然而，我國不同企業不同產品的實際稅收負擔率都在不同程度上與法定的征收率有一定的差距，這是由于增值稅的政策性和管理中存在的包稅、企業欠稅率、先征后返、地方優惠等使得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即使出口的貨物相同，甚至出口貨物是來自于同一地區同一企業的同一產品，也會由于當地稅務機關的管理差異而使得稅收負擔率出現差異，出口貨物在不同地區間也存在差異，加劇了實際稅收的不確定性。

②征退稅信息的不對稱。我國目前還存在著國內征稅與出口退稅相脫節的情況，尤其是在管理方面，應用了“先征稅后退稅的機制”，問題就更加突出。對于從事出口貿易的企業來說，其生產企業與出口企業往往不在同一地區，這就會引起另一個問題，即負責出口退稅的稅務機構和負責國內征稅的稅務機構也不是同地區的機構，其管理之間存在差異，缺乏科技化、信息化的聯絡網絡來傳遞和交流信息，這就造成了征稅和退稅環節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你征你的，我退我的，征退不見面”的現象正是大量騙稅案件得以進行的主要原因。

③出口退稅政策的不穩定。1994年以來，我國出口退稅在制度建設和政策上遇到了難題：在制度建設上，亟待解決“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題；在政策上，是選擇“緩解財政困難”還是選擇“保證出口貿易和退稅支持”，進退兩難，這兩個根本問題嚴重影響了財政目標的實現。為了緩解這一現象，只能從兩個方面出發：一是調低出口退稅率，目的是通過調稅緩解中央財政壓力；二是通過擴大出口貿易來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同時受宏觀經濟的狀況的影響，提高出口退稅率，把退稅率當作財務杠桿來調節稅收。

④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約束。我國對出口退稅的管理實行嚴格的指標管理制度，帶有非常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特點。國家出臺政策，每年的出口退稅額都有一定的限制，主要是根據年初確定的額度進行控制，一旦本年的出口退稅額超過了規定的指標，超過的部分就要結轉到下一年，并實施退稅處理。外貿企業常常不能及時、足額的得到退稅額，引起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長與出口退稅計劃指標管理呈現出越來越不相適應的趨勢。這不僅對企業和國家的資金流動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效應，更加不利于我國外貿出口的擴張，挫傷了出口的積極性。

⑤管理辦法的不統一。我國出口退稅的管理辦法本著“徹底退稅”的總體指導思想，現行的出口退稅有六種具體操作方式，但正是由于具體退稅辦法不同，即使實施“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也會導致退稅程度和具體管理辦法的不同。

⑥退稅清算期規定的不合理。我國海關電子信息缺乏快捷的互動方式，如果出現核對不上的情況，等到接收到回函時，為時已晚，因為出口退稅已經超過清算期?，F行出口貨物退稅清算管理辦法在執行中還存在另一方面的問題，在清算期內，企業出口貨物會因為外商的不誠信或收到貨物后沒有及時付款，而造成出口企業不能及時收回貨款，但是這種問題外管局并不予處理，同樣的，該筆出口貨物的退稅會在一切手續辦好后超過清算期，使企業蒙受損失。我國出口退稅不僅速度太慢，還影響了出口企業的積極性，主要是因為存在上述征稅環節的脫節、信息不對稱、政策不穩定等問題。

二、如何將出口與財政協調兼顧

①繼續實施各種制度和措施支持。有些學者認為出口退稅是國家給企業和地方的優惠政策，其實并不是這樣，恰恰相反，出口退稅本來就是屬于企業和地方的利益，在不違反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國家沒有能夠任意截留和拖欠的權利。由于出口退稅率的上調，即使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我國還是獲得了驚人的出口貿易增長率。加入國際貿易組織以后，我國按照國際準則實行了出口退稅制度，為了促進我國的出口，加強了制度建設，做出了利用出口退稅制度給企業和地區以支持的決策。

②協調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負擔比例。與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上升相反的是，我國財政收入一直偏低，中央面臨著財政弱化的壓力。有些學者認為只要下調出口退稅率或者減少出口退稅額就能夠改善這種狀況，這種觀點太過簡單，實際情況要復雜的多。在實際情況中，要想緩解或者解決擴大出口與財政壓力之間的矛盾，就要進行結構調整，主要包括：出口引起的稅收增長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配以及各稅種對出口的敏感度，還要關注稅收增長與退稅責任的對稱性。增值稅是我國最重要的稅種之一，自實施新稅制以來，中央和地方之間以3:1的比例分享增值稅收入，然而即使增值稅已經成為了一些出口企業主要的退稅款成分，但是中央卻需要全額負擔這種出口退稅的支付責任。這就導致了地方財政享受了四分之一的收益，卻沒有承擔相應的退稅支出，分離了家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所以，地方政府缺乏自覺地監督管理意識，甚至對該地區的出口企業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置之不理。為了解決這種情況，出口退稅應該實行按照3:1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配。

篇(7)

[關鍵詞]出口貿易結構問題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鐕髽I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財務司網站:/#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