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政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為引入預期沖擊的因素參考吳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設置，本文把可預期的沖擊設為4期，即n=4。引入預期沖擊的模型更加符合經濟主體前向預期的決策行為。

（一）貨幣政策我國從1996年以來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為了模擬真實的經濟環境，本文選用貨幣供應量規則表征貨幣政策，參考李成等[17]、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貨幣政策規則設定為。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ξ和π分別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的穩態值。在理性預期行為下，公眾在接受央行公布未來貨幣政策的信息后，相應地調整決策和行為，也即公眾做出了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導的預期，用,jmtjε−來表示這種對貨幣政策預期的沖擊。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對消費、勞動供給、實際貨幣余額持有量、投資、資本存量和債券持有量做出選擇來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現值。家庭提供差異化的勞動，是勞動市場上的壟斷供給者，不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資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調整工資。

（三）廠商廠商包括完全競爭的最終產品廠商和壟斷競爭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最終產品廠商以價格Pi(i)購買中間品Yi(i)生產最終商品Yt，生產函數采用CES函數形式。

二、模型參數校準和貝葉斯估計

（一）數據選取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相適應，選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貨幣供應量M2作為模型中產出Y、消費C、投資I和貨幣供應量M的觀測變量。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為基期進行定基處理。各觀測變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實際值，然后進行季節調整并取對數，運用HP濾波做去除趨勢處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動序列。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參數校準及貝葉斯估計對部分參數根據現有文獻及實際數據進行了校準。取貼現因子β為0.99，折舊率δ為0.025，消費習慣參數h為0.65，消費占比cy和投資占比iy校準為0.359和0.3916，其余參數選擇貝葉斯估計。近年來貝葉斯估計方法被大量用來估計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結合了設定的參數先驗分布p()，與利用卡爾曼濾波從狀態空間方程中計算得到的基于樣本數據的似然值?；贛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馬爾科夫鏈（MCMC）抽樣的方法完成參數估計。預先設定的先驗分布與貝葉斯估計的結果見表1，其中第2、3列為先驗分布類型和均值，參考了國內有關文獻，標準差的先驗分布本文設為逆伽瑪分布（InvGamma），其先驗均值的設定與莊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1。從表1可得，效用函數的參數σ、φ和v的估計值分為0.3947、0.4319和0.4185與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接近；投資調整成本參數φ的估計值為0.2670，稍大于莊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計值為0.7544，與陳師和趙磊[24]的估計結果0.717接近；α的估計值為0.4508，接近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0.42；貨幣政策參數φm、φπ和φy分別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估計結果0.8628、1.2952和1.4348。較大的貨幣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計值表明了央行較強的政策平滑傾向，保持政策的延續性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產出增速反應系數φy的估計值大于通脹預期反映系數φπ，說明比較而言產出的平穩增長受到了更多關注。

（三）模型的適用性分析通過反事實仿真衡量模型的擬合值與實際觀測值得吻合程度。如圖1所示。從圖1可看出，反事實仿真得到的主要經濟變量產出、通脹、消費、投資、勞動和M2的擬合值與實際值幾乎一致，說明我們構建的DSGE模型對我國的經濟現實擬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的經濟問題。

三、動態分析

（一）脈沖響應分析通過脈沖響應分析，考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動態特征。我們僅報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貨幣政策預期沖擊下的脈沖響應圖，如圖2和圖3所示?？梢钥闯鲈谡蜇泿耪哳A期沖擊下產出y、消費c、投資i、就業n和資本k呈同方向波動，單個變量在預期沖擊下都呈駝峰式變動。提前2期和3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脈沖響應圖也類似。并且提前1期的脈沖響應波動幅度相比更大，說明我國短期的貨幣政策預期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國經濟發展變化較快，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較為頻繁，這對公眾的預期行為造成了短視化影響。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過方差分解來考察預期沖擊解釋經濟波動的重要性。表2給出了模型四種預期沖擊解釋主要經濟總量及解釋通脹的無條件方差的貢獻比例。從表2可看出，預期沖擊可以解釋54.2%的產出波動，可解釋56.91%的消費波動、55.38%的投資波動、57.69%的資本存量波動和42.25%的就業波動。從數量上說明了預期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加總的預期沖擊可以解釋超過43%的通脹波動，其中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就可解釋約33%。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可解釋約16%的勞動波動，可解釋小于8%的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梢钥闯鲐泿耪哳A期沖擊對通脹波動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對勞動的波動影響，對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影響較小。

四、結論

篇(2)

根據中央關于畜牧業保險保費補貼的規定，能繁母豬、育肥豬、奶牛、藏系牦牛及藏系羊5種險種的保費補貼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中央財政補貼比例根據地區間財力狀況大致分為東、中、西三地區及中央直屬農墾總局四類；地方財政包括省市縣三級。就5種險種的保費補貼分擔情況，本文選取東部地區的北京、浙江，中部地區的河南、海南和西部地區的陜西、四川與內蒙古等7個省區進行對比。表2可以看出，保費補貼多為中央、省、市、縣四級結構，補貼比例≥70%，農戶自籌保費較少，有利于提高農民參保積極性。在中央財政補貼方面，中西部地區補貼比例高于東部；地方財政補貼方面，財政收入較好的地方政府承擔較多保費，經濟條件較差的地方政府承擔較少保費。除以上5種險種有中央財政補貼外，財政部提供保費補貼的地區可根據本地財力狀況和農業特色，自主選擇其他養殖險種并由地方財政予以支持（表3）。這對于健全畜牧業支持保護體系，創新和改革畜牧業保險制度，推進畜牧業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比較發現，中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政府財政壓力小，畜牧業保險的保費補貼比例普遍在50%左右，其余由龍頭企業或農戶承擔。西部地區則主要依靠政府財政補貼，區別在于陜西省僅有省級財政保費補貼；寧夏的保費補貼則分自治區和市縣兩級，補貼比例達到75%。保費補貼劃分到市縣一級的做法可以降低省級財政保費補貼壓力，提高總體財政補貼比例，減輕農民負擔；但對于部分養殖大縣，具有較強保險需求的同時又相對貧困，財政預算資金不足，客觀上造成部分市縣財政不能及時足額撥付補貼資金的突出問題，影響保險工作的順利開展。

2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

各省區針對不同險種制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與保險費率，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豬險種上，除北京，上海少數發達地區的保險金額達到2000元，其余省區均為1000元，費率為6%，無明顯差異。奶牛的保險金額和保險費率差異較大，費率從4%到8%，保險金額從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區根據奶牛年齡、品種及飼養模式的不同，確定了不同的保險金額。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險金額按奶牛的牛齡及胎次分為兩檔。四川的育肥豬保險費率按規模進行了區別，鼓勵規?；B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風險。新疆參照羊只品種、畜齡、飼養成本、市場價格的70%將保險金額厘定為6個檔次。2.4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內蒙古畜牧業保險險種有能繁母豬、育肥豬、奶牛，均為中央財政保費補貼險種，保險責任范圍如表5所示，在賠付標準上規定能繁母豬和奶牛按保險金額進行賠付；育肥豬按照尸重和出險時當地生豬市場收購價格計算賠償。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對3種險種的保險責任與賠付標準大致類似，北京在能繁母豬的保險責任方面增加了難產；奶牛則針對固定圈舍內死亡或傷殘，經畜牧獸醫鑒定失去產奶能力的奶牛進行賠付，保險責任包括難產死亡或胎產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在賠付標準上，北京市也有創新，若能繁母豬、奶牛死亡，根據實際情況按保險金額的80%進行賠償；奶牛因胎產造成子宮受傷所致傷殘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礎上再減去奶牛殘值。除以上3種險種外，中央財政補貼險種還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肅省和自治區開展。各省區也相繼開展了其他養殖險種，制定了相關的保險責任，如表6所示。肉雞的保險責任范圍大體一致，在賠付標準上，北京按肉雞的飼養日齡成本，江蘇按肉雞尸重計算賠付。2.5風險控制北京、江蘇、浙江、河南及黑龍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農業保險風險模式是目前中國現行的主要農業保險風險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與保險人在賠付責任和風險防范上承擔不同責任，具體如表7所示。在巨災風險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蘇的巨災風險基金制度較為完善，但籌建方式上差別較大。北京按農業增加值1‰計提農業巨災風險準備金并建立再保險巨災分散機制；江蘇則由保險公司和政府分別建立巨災風險基金，構建省市縣三級巨災風險基金制度。對比內蒙古，自2008年開始著手準備巨災風險準備金，實踐中因為種種原因，并未有效落實。

3各省區畜牧業保險的特點總結及啟示

以上從保險品種、補貼政策等7個方面分析了各省區畜牧業保險政策的異同點?；咎攸c如下：在保險險種上，除中央財政補貼險種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繼開展了符合當地養殖條件的保險險種。東部沿海省區多開展水產、家禽保險；中西部地區多開展畜禽保險，對保障養殖戶收入水平，促進當地畜牧業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在保費補貼上，財政保費補貼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的影響，財政補貼具有差異性，西部地區主要依靠政府補貼，對于較貧困的市縣，保費補貼的承擔存在困難。在保險金額上，保險金額多參照投保標的的生理價值確定，北京、黑龍江等省區按品種、規模、生長期將保險金額進行了細分，有利于畜牧業的規范管理和畜牧業保險的持續發展。在保險責任上，保險責任多針對由重大病害、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導致的保險個體死亡。各地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和養殖環境也進行了調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為合理，針對牲畜的經濟價值進行賠付。在風險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蘇等部分省區建立較為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由于農業風險具有高度相關性，易發生農業巨災，各省區應加快大災風險管理機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來，內蒙古政策性畜牧業保險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也面臨保險責任范圍不切實際，產品結構單一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的發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啟示：

（1）政府財政補貼應加大對畜牧業保險產品研發的支持。

保險產品是否符合保險標的的特點，滿足投保人規避風險的需求，直接影響保險制度的有效實施。內蒙古畜牧業保險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豬、育肥豬三個畜種，而在內蒙古畜牧業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綿羊等并沒有保險產品。在養殖過程中這些牲畜同樣面臨諸如病害、自然災害等多重風險。開發研究這些畜種的保險產品，既是完善內蒙古畜牧業保險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內蒙古畜牧業風險規避水平，促進畜牧業健康發展的要求。

（2）根據牲畜養殖特點和經濟價值，調整責任范圍。

目前內蒙古實施的畜牧業保險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價值的死亡保險。保險責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屬于非常發性疾病，而在飼養過程中農戶經常遇到的疾病問題（奶牛養殖中常見的炎、產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應結合實際，了解養殖戶的保險需求，適當保障一些疾病風險和市場風險，提高養殖戶參保的積極性。

（3）進行合理的風險分層，完善巨災風險分散機制。

篇(3)

(一)市場不夠完備，單項政策發揮作用打折

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需要一套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支撐，包括擔保、保險、創投、股權等市場和信息甄別、知識產權評估機制等。在政策層面，需要包括人才、土地、資本、產業、財稅、工商以及知識產權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合。僅依靠財政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而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務市場和其他相關政策的配套支持，會降低財政支持政策的效果，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有序發展。在市場不完備的背景下，財政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這主要是政策之間很難做好協調配合，單項的支持政策較難發揮應有的作用效果。例如，財政貼息制度在缺乏商業銀行主動性意愿的情況下，財政貼息制度的實施效果就并不明顯。此外，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即使財政支持政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了資本支持，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科技型中小企業獲取金融服務也會遇到困難。

(二)缺乏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

目前，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體系并不健全，沒有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特別是能夠直接發放政策性貸款的機構，而僅有的一些政策性擔保機構和政策性產業基金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能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

(三)財政支持體系缺乏通盤考慮，支持針對性不足

我國財政科技支出的結構存在著失衡，針對性不夠，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大，而對公共產品類型的支出則存在很大的不足。這樣的支出結構會造成財政科技支出的針對性不夠，同社會資金投入覆蓋重疊，從而降低了財政科技經費投入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國的股權投資基金的成立屬于各省獨自管轄的領域，但股權投資基金的業務屬于全國甚至全球的，其業務存在集中于一些市場前景好的領域，沒有形成差異化和專業化的業務模式，降低了財政資金整體使用效益。

(四)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的重點選擇有所偏差

目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發展的重點是擔保體系建設和科技信貸，但實際效果不佳。從銀行方面考慮，小額貸款、管理成本和經營風險都較高，經濟效益差。一旦資金面趨緊，首先會縮減科技小額信貸。從政府角度考慮，科技信貸與政策性擔保都需要政府長期給予財政資金支持，其對財政依賴性較大，且越是經濟形勢欠佳，財政收入趨緊時，支出要求卻越高，財政壓力越大。從科技型中小企業角度看，科技信貸抵質押或反擔保物欠缺，可貸款額度小、期限短，通常年內(資金需求時限內)難以有效解決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從擔保機構看，資本金有限，科技企業的反擔保物欠缺、風險收益不對稱，作為主營業務是不可持續的。這些因素決定了科技擔保與信貸在支持科技企業融資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綜合來看，資本市場融資特別是區域性股權資本市場融資，應該是科技金融體系發展的關鍵，也應是財政支持的重點，但目前這方面的相關支持政策不多且力度不大。

(五)財政科技支出的持續性不強和管理不佳

科技創新包括了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等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科技成果轉化。其過程比較長，需要持續性的投入。但財政科技支出往往很難持續發揮作用，其更多的是一次性投入，持續性不強。且對不同階段投入的資金管理不佳，缺乏有效的績效管理?？冃Ч芾砝砟钊狈?，存在重立項、輕績效問題，戰略性綜合性績效評價和機構績效評價開展少，評價結果運用不充分，項目績效評價流于形式等問題。(六)財政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支撐條件投入不夠?？萍冀鹑谑袌霭l展完善需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大量專業的科技項目評估機構等提供支撐，目前我國服務于科技成果定價、評估、轉移的市場、機構等尚不完善。雖然各項專項資金中雖然明確要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和服務機構給予支持，但規定過于原則，也沒有專業化的運行機構，財政對這些支撐科技金融發展的基礎條件投入不足，難以較快速地改善支撐科技金融系統發展的基礎狀況。

二、構建和完善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的對策建議

總的來看，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是基本完善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缺乏政策性機構、市場不完備、統籌考慮不足等，使得該體系還有著調整完善的空間。財政支持是多種支持方式和支持渠道的組合搭配，只有各方方式和渠道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實現良好的政策效應。針對我國的現實情況，應按照風險共擔、服務多元、財務可持續、規則簡化、政策差異化的原則，在政策缺失部分創新供給，逐步完善構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并對原有的支持政策部分，不斷優化完善，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益。具體來說，我們建議從完善組織機構、培養市場主體、建設服務平臺和引導創新服務等四個方面來構建完善我國的財政政策支持體系。

(一)構建完善提供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組織機構

1.支持成立國家級的科技銀行。2009年來，我國各地科技支行、科技分行和科技銀行的相繼出現，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具有重要和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科技銀行都是立足于區域，服務范圍有限，并且科技銀行可能存在服務領域集中的問題。再由于科技銀行始終是商業銀行，即使在有財政資金給予貸款補貼的情況下，基于自利考慮，也不一定愿意給予一些科技企業和科技創新項目貸款。這種情況下，以財政資金出資成立國家級的政策性科技銀行顯得就有必要。國家科技銀行可以在幾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直接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創新項目提供低息貸款、甚至無息貸款;二是為支持科技金融體系建設的項目，如科技型中小企業征信系統、知識產權評估系統構建等提供資金支持;三是能夠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統籌協調全國的科技項目獲取金融支持。國家級的科研銀行在全國開展業務，并在統一的事業部研究安排貸款項目。

2.支持建立在國家層面設立再保險機構。目前我國的科技保險主要立足于區域，服務于區域內的企業。一般來說，同一個區域內會聚集相似的企業，這就造成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同質。如此，風險將會聚集在保險企業方面，保險企業不得不要求較高的保費。鑒此，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國家級的政策性再保險機構，為科技保險提供再保險，分擔保險企業風險，消除保險企業的后顧之憂，推動其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保險服務將十分必要。國家層面的再保險機構，可能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在不同領域進行風險匹配，改變風險結構、化解風險，從而降低科技保險保費，讓科技型中小企業能夠獲取更好相關服務支持。

3.支持建立區域性金融服務機構。大型商業銀行在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方面是有明顯缺陷的，其不如區域性的、專業性的中小金融機構。而在我國，縣域銀行、社區銀行缺失，小額貸款公司在服務科技型企業上專業化程度不夠，科技性專業機構數量又十分有限。在區域性科技金融服務機構建設方面，財政資金大有可為。具體來說，可以通過基建專項支持、參股等形式，充分調動銀行、風投機構、證券公司、擔保公司、行業協會、高科技園區、中介機構以及企業等各方面資源，積極構建區域性的金融機構。

(二)培育金融服務主體，促進多樣性科技金融服務市場發展

1.加大財政獎勵、風險補償等財政扶持政策的力度，提升風險投資機構的市場生存力，鼓勵機構創新，豐富投資者結構?；钴S繁榮的科技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是在市場中必須存在足夠多的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以契合不同融資需求的科技企業。因此，培育和支持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者，提升其市場生存力，擴大投資者范圍，是活躍繁榮科技金融市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進一步通過財政專項資金加大對科技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力度，通過提供包括利差補貼、特殊費用補貼、業務貼息等方式對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商業銀行、創業投資公司、天使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保險公司、擔保機構、金融租賃企業、信托機構、產業投資基金等按照其開展科技金融相關業務的年度規模給予合理的補助，對年度業務增長規模的一定比例給予的適當財政獎勵，風險投資損失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以激勵科技風險投資機構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增強機構自身的市場生存力。鼓勵現有金融機構設立針對科技型企業的專營服務機構，推動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科技擔保公司、科技保險公司等更具專業性的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設立和業務開展，對這些新興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創設與發展給予更為優惠的財政獎勵、風險補償政策。

2.應用財政獎補，培育和發展股權交易市場，特別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國性場外交易市場制度和市場體系。科技金融資本市場是我國構建科技金融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是盤活科技金融資本，活躍科技金融市場的加速器。目前，我國場外股權市場對多數處于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來說，門檻較高，并容納的企業數量有限。進一步推動適應更廣泛科技型企業的場外交易市場(類似美國的信息公告欄市場、粉紅單市場)十分必要。2013年1月16日，全國非上市公司股份交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在京揭牌，預示著非上市公司股份轉讓從小范圍、區域性市場開始走向全國性市場運作。但由于這些市場在建立初期交易的活躍度和規模有限，沒有足額的傭金收入維持市場的存續和發展。因此，在構建初期應從公共產品的角度對培育運營這些市場的實體給予財政補貼和獎勵支持。除了股權交易市場外，為了進一步推動科技金融資本的流通，鼓勵包括科技信貸、科技債券等流通市場的建立。同時鼓勵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的發展，以推動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其他有形和無形資產的交易，從而更好地適應不同財務特征的科技型企業融資需求。對于這些市場的建立，同樣應從公共產品的視角在構建的初期給予財政支持。

3.完善頂層設計，轉型引導基金方式，運用市場化FOF支持創投機構。根據ChinaVenture投中集團統計，2006年至2012年全國各級地方政府成立引導基金近90支、總規模超過450億美元，參股子基金超過200支。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引導基金致力于推動地方創投行業發展及中小企業融資，但隨著VC/PE市場的成熟，引導基金所扮演角色也略顯尷尬。在政府引導逐步讓位于市場配置的趨勢下，政府需要從頂層設計入手，從新給引導基金在中國VC/PE市場中角色進行定位。目前，在眾多政府引導基金中，部分已經開始了市場FOFs嘗試，比如蘇州工業園區引導基金(蘇州創投)、浦東新區引導基金(浦東科投)、成都高新區引導基金(銀科創投)等。在現實實踐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政府要進行大膽的頂層設計，在把握引導基金承擔一定政府引導職能基礎上，放開對引導基金的限制，逐步實現引導基金轉型為市場化FOFs，通過FOF模式支持市場中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通過支持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增長培養市場化的金融服務主體來間接實現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目標。

(三)加快建設各類別、各層次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1.支持建立全國性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交流平臺。目前，在我國科技型企業較為集中，科技金融資源較為集中的部分區域和城市已經建立了推動科技型企業與科技投資者接洽對接的區域性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在公共服務平臺上的集中展示與交流，撮合科技型企業與投資者間投融資意向的達成。這些區域性的公共服務平臺在促進地方科技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效結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這些資源通常是地方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動用區域資源建設而成，難免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我服務意識”，區域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交流機制，限制了科技型企業和投資者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和市場中上進行投融資的雙向選擇，增加的投融資雙方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市場分割行為。因此，有必要動用政府資源從資金、技術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整合分散在各個區域的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全國聯網建立全國性的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平臺，實現資源體系、服務體系、網絡環境三個層面的跨區域整合與互動，為科技企業、金融機構所提供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服務體系，形成全國性的科技企業投融資大平臺、大市場，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科技部、財政部可以為此單獨設立專項資金推動大平臺建設和建設初期的日常維護，待市場形成氣候時，通過會員制收費方式為主并輔以財政補貼解決平臺運營維護資金需求。

2.以政府采購等方式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體系是提升科技金融市場運作效率、增強透明度、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重要基礎。但是，市場化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收費對科技型小微企業而言是一筆不小開支，從而降低了金融資本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可得性”。因此，可以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選擇部分優質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組織，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提供包括財務會計在內的相關科技金融配套服務。這些服務本身又提升了科技型小微企業在金融市場的認可度，從而增加了科技小微企業的獲得融資的可能性，降低融資成本。而政府采購本身也增加了中介組織的收入來源和穩定性，成為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市場的重要力量。目前這種做法在上海等地區已經采用，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3.設立政府專項資金推動全國性科技企業征信體系建設。目前我國權威性的征信體系主要是人民銀行的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登記咨詢系統，其信息量和企業覆蓋范圍遠遠不能滿足科技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大多數科技型小微企業并未納入人行的征信系統，并且人行的征信系統的信息量通常僅局限于一般性的企業財務金融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科技企業融資而言是不足的，例如缺少關于科技企業的技術認證等涉及知識產權的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又恰恰是科技企業融資不可或缺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單獨建立有關科技企業征信系統，這一系統可以在人行信息系統的基礎上獨立出一個子系統，也可以根據科技企業的特點完全獨立開發出一套系統。財政、科技部門應從公共服務的角度設立專項資金對這一全國系統及地方子系統的數據庫建設運營維護以及相關人員培訓和業務開展提供資金支持，并聯合其他部門(稅務、工商等)實現數據信息跨部門、跨區域信息共享機制，以使金融機構能夠更高效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群體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并能持續關注、跟蹤科技企業的發展成長過程。

4.以政策性金融推動科技擔保和保險體系建設?？萍急ｋU與科技擔保體系是我國目前科技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不僅有實力的機構較少，服務能力有限，而且服務的成本也較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動科技保險與擔保體系的發展。通過政策性金融的方式帶動商業金融保險與擔保機構共同服務科技企業是發展壯大科技保險與擔保市場體系的一個有效途徑。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政策性再保險和再擔保機構，為開展科技保險業務的商業性保險機構和科技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提供再保險和再擔保業務，以政府信譽和資金，降低商業保險機構和擔保機構開展科技保險和擔保業務的顧慮，鼓勵商業保險企業為科技企業提供“科技創新險”、“新產品開發險”、“貸款保證保險”等保險品種，不斷豐富間接融資擔保和直接融資擔保服務。

(四)激勵引導開展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

運用政采、補貼、風險補償等多種財政支持方式鼓勵科技金融服務創新?？萍夹推髽I的差異化決定了科技金融服務的多樣性，從而決定了科技金融產品在標準化服務的基礎上又必須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的有機組合滿足科技企業的差異化融資需求，這就要求金融機構不斷推進服務創新。但是，創新必然存在風險，金融機構的創新必然會引發風險損失，較高的創新成本降低金融機構服務科技企業的積極性。因此，從支持科技發展、推動科技金融服務的角度看，政府部門應通過不同方式來支持金融機構的科技金融服務創新行為。

1.改進科技財政支出資金管理，提高支持科技企業資金使用效益。一是在立項環節，引入行業專家篩選和金融機構篩選相結合的機制。在財政支持的科技項目領域立項階段，政府部門組織相關行業專家進行技術篩選，同時引入市場金融機構進行經濟篩選，結合兩者篩選結果，確定立項項目。二是推行財政資金后資助方式。后資助方式對由企業為主承擔，利用其自有資金先行投入，開展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活動，并經省級科技計劃立項，預期可取得經濟效益的科技項目，在項目結束或完成后，經審核、評估或驗收，按一定比例進行相應補助的財政資助方式。三是引入行業自評管理，嚴格產出管理考核。建議利用行業組織，結合高校專家等資源，開展行業內部企業項目自評管理，行業專家對相關企業和項目進行指標考核，考核結果作為財政資金資助項目產出管理的主要依據。

2.規范政府引導基金的政策定位和運作模式，積極培育天使投資。種子期是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最大的階段，也是VC、PE等不愿投資的領域，因此政府需要特別關注這一階段的金融環境和支持環境。在政府引導基金轉型FOF的同時，保留并規范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的運作，通過引導基金來糾正“市場失靈”。政府引導基金應采用預算內資金等資金來源，以事業法人的形式，不應以盈利為目的。嚴格限定政府引導基金所支持項目的政策定位，將其限定在支撐一些早期的、前端的、有市場前景的專利技術，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政府有意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等關鍵領域，或者處于種子期、成長期等早期的創業企業。

3.建立科技型企業融資聯合擔保平臺，并應用財政補貼和獎勵等方式推動銀保聯動和投貸聯保。由于我國擔保行業本身規模偏小、風險收益不匹配、發展不成熟等因素的作用，使傳統的信用擔保不能有效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各地可在借鑒杭州市信用聯合擔保機制探索的基礎上，克服傳統擔保機制的缺陷，成立專門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科技擔保公司，利用政府科技專項提供的政策性擔保資金，通過政、銀、保合作聯動，基于風險和收益的對等原則，創新設計擔保融資品種，在政府、擔保公司和銀行之間實現風險的合理分攤比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低門檻、低成本的擔保融資服務。

4.通過利息補貼、創新獎勵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等金融產品創新?？萍夹椭行∑髽I的集合票據和債券都是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研究探索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是一個金融多樣化的創新方向?？萍夹椭行∑髽I的風險搭配在一個區域內未必能有較好效果，如果能夠考慮將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在全國內搭配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以產業鏈金融為紐帶，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放在其所處的產業鏈中來綜合考量，通過上下游的優質企業的擔保來降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這些顯然都需要金融服務機構大膽創新，提供新的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產品，應用利息補貼、財政獎勵等方式促進金融產品的創新。

5.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將科技企業高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與商業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實施聯動。在政府采購中，需要注意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更好地營造公平公正、競爭有序和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新技術新產品政府采購和推廣應用對于促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的重要作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具體來看，可以探索下列政府采購方式將政府采購同金融服務聯動起來:建立所支持的新技術新產品(服務)應用推廣推薦目錄。目錄應涵蓋國家確定支持發展的行業產品，如環保和資源循環利用產品(含水處理、大氣污染控制、固廢物處理、環境監測等)、新能源及節能減排、醫療衛生(含生物醫藥、醫療器械)、信息通信設備、行業信息化系統等，以及適于部隊采購的產品等。對目錄中產品進行招標，確定提供政府采購的中標科技企業，建立采購企業名錄，將名錄定期向社會。對支持名錄中所列企業的金融機構給予業務補貼等，鼓勵金融服務機構支持名錄企業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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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策的明晰性不僅可使政策在執行中便于操作，而且可以防止政策執行中的投機取巧、唯利是圖者鉆，專穿政策空子。那么，如何進一步提高政策的明晰性，筆者以為首先要在政策的原則上要明確，要明確這項目政策是支持什么，或反對什么，在政策執行側重什么，或可能會存在什么現象等都盡可能明析，只有這樣才能有章可循的、便于操作。

2.完善干部制度的和優化公共政策執行環境

首先，一定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下管一級任免制”、“干部目標責任制”等干部制度，因為這系關一項政策執行的成敗、系關每個干部的切身利益、系關他們工作的積極與主動性。對于干部升遷不僅要考慮所謂“政績”還更應該加強與其的工作責任持鉤，同時也要完成干部的責任制，嚴格執行責任追究制，真正避免異地做官而逃避責任追究現象，強化干部責任與晉級的掛鉤關系。其次，當前優化政策執行環境的重點是政治的現代化、經濟的市場化和行政文化的法治化。在政治現代化方面，我國正處于雙重轉型時期，政治的現代化必須向民主化方向前進。從民主的角度看，公民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他們認識到自己不僅僅是政策執行的客體，更是政策制定的主體，他們開始要求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并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的公民參與是民主程序的核心之一，而且公民正從公共政策的公民參與中接受民主的訓練，這樣的公共政策執行政治環境，有利于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經濟的市場化，是指我國還沒有完全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在這種市場環境下，很多企業利用各種資源來影響地方政府對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的執行，導致了政府為某些強勢企業改變政策，甚至是某些強勢企業違背政策，政府為它袒護的現象，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是對市場的嚴重干擾，因此，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政策執行的市場環境。在行政文化方面，必須建立法治型的行政文化，公民和地方政府官員一方面要依法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要依法推進政策執行。

3.落實和完善各項社會監督制度

就當前來看，我國社會監督制度的缺陷和落實不力等問題都導致政策選擇性執行現象，因此，我們應當采取強而有力措施，來推動社會監督制度有效運行，要真正把督促落到實處，而這些政府政策執行行為的社會監督還需要通過相關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來促進公共政策執行行為的有序、有效開展。在公眾監督方面，要鼓勵和保護公眾監督，現在可以利用微博等媒體來監督公共政策的執行，在公眾監督中一定要保證言論自由，要加強對公眾的人身權利保護，同時要對負責任監督的公眾予以獎勵；在社會團體方面，要加強社會團體的建設，取消對社會團體的雙重管理體制，使社會團體真正的脫離政府，具有獨立超然的地位；在新聞媒體方面，新聞媒體的力量非常強大，可以說是第四種權力，要放松對新聞媒體的規制，讓新聞媒體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只有通過以上措施使異體監督強大起來，這才是解決目前我國公共政策選擇性執行的根本之策。

4.提高政策執行者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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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新技術企業；稅收政策；稅收優惠

高新技術企業是推動經濟增長、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優化經濟結構的主導力量。歐美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體現在前者高新技術大大領先于后者。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催生高新技術企業、激勵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發展，以及幫助高新技術企業降低研發風險，是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創業發展的有效途徑。為此，我國實施了多種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達到推動我國經濟高效增長的目的。

一、稅收政策推動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作用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和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國創新體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稅收是建立創新體系的重要財力基礎和激勵創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僅能夠籌集財政資金，為國家直接支持創新體系提供財力基礎，而且運用稅收政策還可以激勵企業逐漸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力軍。

首先，稅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術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科技創新活動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時還具有高風險性，從事科技創新活動的經濟主體的收益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如果研發成功，技術創新會給企業帶來較高的利潤；但如果研發失敗，企業也有可能因技術創新的失敗而遭受重大損失。因此，對處于經營初創期、更新升級期的企業而言，創新的風險很大，因此需要國家的稅收政策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提高高新技術企業抗風險能力。

其次，技術創新對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從技術創新的過程來看，技術創新始于研究開發而終于市場實現，其中涉及研究設計．研究開發、技術管理與組織、工程設計與制造、市場營銷等一系列活動。在這整個活動中，許多環節都涉及稅收政策，例如工資的扣除標準，固定資產折舊的計算方法，技術創新融資的稅收政策，等等。因此，技術創新對國家的稅收政策具有很強的敏感性。

最后，技術創新的成果具有社會效應和有可能被侵權，需要稅收優惠支持。根據公共財政理論，稅收是為了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要而籌集財政資金，并且用于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茖W技術成果作為一種知識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茖W技術具有非競爭性，它的邊際成本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術創新帶來的好處并不會使他的成本增加?？茖W技術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過一定的稅收政策來糾正市場失靈，通過稅收優惠促使技術創新的外部效應內在化，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二、稅收政策的優惠方式與作用效果分析

為了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稅收法規從多個角度給予企業稅收優惠，從高新技術企業的設立，研發項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轉讓，新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對企業技術創新及高新技術企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稅收支持，其具體的優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業所得稅優惠

稅率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擁有核心知識產權；產品(服務)屬于《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規定的范圍；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高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占企業總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科技人員占企業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于規定比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的其他條件。上述規定突出了國家對技術創新的導向，有利于企業加大力度對高科技人才的重視與引進，也有利于整個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與發展。

扣除優惠。研究開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企業為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50％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上述規定突出了國家對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即企業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業的負擔更輕，從而可促使企業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風險，對企業培養和穩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對創業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創業投資企業主要是將資金投向創業企業，即中小科技企業，待所投資的企業發育成熟后，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獲得資本增值。由于創業企業的成功率很低，導致創業投資企業的風險很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為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以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該規定既是扶持創業投資企業的發展，其實也是在間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受稅收優惠的影響，更多的創業投資企業會集中資金和人力主動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從而極大地調動創業投資企業投資與支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熱情，加大投資與支持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力度。:

減免稅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明確規定，企業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一個納稅年度內，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所得不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免征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上述優惠政策必將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成果轉讓，推進高新技術的產業化。

(二)流轉稅優惠

增值稅優惠。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計算機軟件產品，或將進口軟件進行本地化改造后對外銷售，按法定的稅率征收后，對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科學實驗和教學的進口儀器設備免稅；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行增值稅零稅率政策。另外，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國際上通用的消費型增值稅，增值稅轉型將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高企業生產效益和競爭力，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可見，增值稅在高科技產品的銷售上給予很大的稅收優惠，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篇(6)

作為綜合反映自身財務狀況的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是衡量和判斷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以及對中央銀行財務實力影響程度的重要窗口。隨著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相關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可預計的將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也必將給上述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帶來巨大的影響。本文對美聯儲、日本央行和英格蘭銀行所實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進行了梳理和回顧，簡單總結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產生的影響，并對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的影響進行了探索性分析，以期為人民銀行進一步加強資產負債表的主動管理，前瞻性地做好應對措施提供有益參考。

二、主要經濟體央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回顧

（一）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回顧。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已推出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下簡稱“QE1”）開始于2008年12月，美聯儲在執行期間共購買了1.725萬億美元的資產，包括政府支持企業（包括房利美、房地美和聯邦住房貸款銀行）與房地產有關的直接債務，以及由房利美、房地美和聯邦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所擔保的抵押貸款支持債券（以下簡稱“MBS”），目的在于通過購買問題金融資產，重建金融機構信用，穩定信貸市場。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以下簡稱“QE2”）開始于2010年11月，購買的資產為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目的在于通過增加基礎貨幣投放，解決美國政府的財政危機。自2011年9月起，美聯儲開始執行“扭曲操作”（以下簡稱“OT”），先后買入6670億美元剩余到期時間在6年至30年之間的長期國債，賣出了同等價值剩余到期時間為3年或以下的短期國債，力求壓低長期國債收益率，從而降低與長期利率掛鉤的貸款利率。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下簡稱“QE3”）開始于2012年9月15日，內容為每月采購400億美元的MBS，在此基礎上，2012年12月13日，美聯儲推出第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下簡稱“QE4”），自次月起每月增加采購45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截至目前，隨著美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增強，就業情況好轉，同時量化寬松刺激效應遞減，成本壓力加大，美聯儲正逐步縮減每月購債規模。

（二）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陷入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尤其是2009年GDP出現了5.5%的負增長，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GDP增長新低，日本央行于2008年12月重新啟動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2，提高了每月購買長期國債的規模，并于次月起逐步擴大了購買資產的范圍。2010年10月，日本央行設立資產購買基金，實施了長達31個月的“資產購買計劃”，買斷式購入政府債權、商業票據、公司債券等各類金融資產。此后，日本央行將該計劃總額由初始的35萬億日元先后9次上調至最后的101萬億日元。安倍政府上臺以來，為了擺脫通貨緊縮，日本央行于2013年1月推出了更為激進的“無限期資產買入計劃”，設定通貨膨脹率達到2%的目標條件，宣布自2014年起每月購入13萬億日元的金融資產。2013年4月3日至4日，黑田東彥在擔任日本央行行長后的首次貨幣政策會議上，宣布推出“質化和量化”貨幣寬松政策，一是放棄無擔保同業拆借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工具，改用基礎貨幣政策工具，計劃兩年內將基礎貨幣總量由2013年3月份的134.7萬億日元，至2014年底擴充到270萬億日元。二是增大國債買入額并延長購入國債期限，其中長期國債保有余額每年增加約50萬億日元，同時將保有的國債平均期限由目前的不足3年增加至7年。三是增加對風險較高的股市投資信托（以下簡稱“ETF”）和不動產投資信托（以下簡稱“J-REIT”）的購買，將保有額年均提高1萬億日元和300億日元。

（三）英格蘭銀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2009年1月30日，英國政府宣布授權英格蘭銀行建立“資產購買便利基金”，計劃通過特設機構“英格蘭銀行資產購買便利基金有限公司”3從英格蘭銀行借款購買金融資產。最初確定的可被購買的合格金融資產包括商業票據、公司債券、按信用擔保計劃發行的票據、根據可行的證券化結構創立的辛迪加貸款以及資產支持證券。2009年3月5日，英格蘭銀行被正式授權啟動“資產購買便利”，合格金融資產的范圍擴大至在二級市場交易的政府債券，購買資產的規模確定為750億英鎊。隨后的幾年中，購買資產的規模被先后6次上調至3750億英鎊。根據英格蘭銀行2013年7月16日公布的“資產購買便利基金”情況，該基金當時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全部為政府債券。

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及其退出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一）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資產負債表的變化。

1、證券類資產規模急劇擴大。

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執行期間，購買國債、機構債等證券類資產成為推動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大的主要因素。例如，2008年末，美聯儲僅持有證券類資產5821.89億美元，在總資產規模中的比重為25.92%。經過先后4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截至2013年末，美聯儲累計買入了約3.5萬億美元的證券資產，推動證券類資產規模達到3.95萬億美元，增長近6倍，在總資產規模中的比重達到98.22%。2008財年末，日本央行所持有的國債僅為64.27萬億日元，2013財年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國債規模升至198.34萬億日元，占總資產規模的比重達到82.10%。英格蘭銀行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操作屬于表外業務，不反映于英格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只是將向英格蘭銀行資產購買便利基金有限公司的貸款納入了“其它貸款及墊款”科目核算。在2007財年末時，該科目規模僅0.04億英鎊，至2013財年末已增長至3751.97億英鎊，其中3751.93億英鎊為英格蘭銀行對英格蘭銀行資產購買便利基金有限公司的貸款。假設上述貸款的轉賬與英格蘭銀行資產購買便利基金有限公司購買資產的支付是同時發生的，或者后者緊隨前者，那么截至2013年末英格蘭銀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購買資產的規模占總資產規模的比重達到81.65%。

2、資產負債表結構更加豐富。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法，美聯儲能夠購入的證券僅包括美國國債（包括國庫券、中長期國債和通脹聯結債券）、聯邦機構債和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下簡稱“MBS”），但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前，美聯儲幾乎只購買低風險的美國國債。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末，美聯儲持有7836.19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占當期總資產規模的89.72%，持有的聯邦機構債和MBS可以忽略不計。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美聯儲大量買入了聯邦機構債和MBS，使得兩種資產在總資產規模中的比重達到39.59%，持有的美國國債占總資產規模中的比重下降到58.63%。日本央行在實施第一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為了改善金融機構因資產縮水而惜貸的情況，直接購買金融機構所持有的股票以及資產抵押證券，在資產負債表中首次單獨出現了“作為信托資產持有的股票”和“資產抵押證券”兩個科目。在實施第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為了緩解企業因金融危機導致的籌資難的問題，首次開始購買商業票據、ETF、J-REIT等金融資產，并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向下增加了相應科目進行了單獨列示。美聯儲和日本央行通過采取以上措施，不但在緩解金融機構流動性緊張和惜貸行為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還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相關資產的交易市場，達到了彌補市場流動性、降低風險溢出效應的目的。

3、金融機構存款成為推動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的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之前，美聯儲最主要的負債科目是流通中的貨幣，占總負債規模的90.15%，金融機構存款僅占總負債規模的2.36%。隨著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等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金融機構存款科目由207.67美元增長至約22490.70億美元，增長107倍，在總負債規模中的比重上升至56.66%，成為美聯儲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同期，流通中的貨幣規模僅增長4035.10億美元，增幅50.97%。2007財年至2013財年，金融機構在日本央行的存款規模由14.28萬億日元增長至132.35萬億日元，增長了8.27倍，占總負債增長規模的比重達到108.33%，而同期流通中的貨幣僅增長13.30%，占總資產增長規模的比重為7.95%。2008年2月至2014年2月，金融機構在英格蘭銀行的存款增加了2722.52億英鎊，增幅超過10倍，占同期資產負債表規模增長的比重為71.32%。而流通中的貨幣規模僅增長56.57%，占同期資產負債表規模增長的比重為5.70%。可以看出，上述央行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注入的絕大部分資金并未經過銀行體系轉化為流通中的貨幣，而是被金融機構重新存入央行。這一方面反映了危機期間金融機構對流動性的較高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融機構對私人部門風險的規避。

（二）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展望。

1、縮減證券類資產規模。

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必然需要停止資產采購，但這并不意味著各央行資產負債表上證券類資產的規模立即轉向收縮，因為美聯儲等央行仍在執行再投資政策，即將持有到期的機構債務、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的收益繼續投資于有關證券，同時對到期國債進行展期，這些操作將使得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維持不變。因此，當各央行結束資產購買后，資產負債表規模將進入一段相對平穩的觀察期。如果能夠在一段時期內確認經濟復蘇的形勢得以持續，央行則可以宣布停止再投資政策，此時其證券類資產規模也將隨著所持證券的到期或處置而收縮。但由于美聯儲、日本銀行和英格蘭銀行所持有的金融資產以長期資產為主，若將這些債券持有到期，資產負債表的縮減必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以美聯儲為例，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及扭曲操作，其所持有的證券類資產以長期國債、聯邦機構債和MBS等長期資產為主，短期國債等短期資產的規模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根據2013年8月21日美聯儲持有的資產期限結構數據，未來一年內到期的證券類資產約245億美元，1-5年內到期的證券類資產約6615億美元，5-10年內到期的證券類資產約8746億美元，10年期以上的證券類資產約18204億美元。如果美聯儲自2014年停止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打算將上述證券類資產持有至到期，其資產負債表規模未來5年內僅縮減約17%，未來10年內縮減約38%，仍遠高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如果美聯儲直接出售證券類資產，由于規模巨大，將大幅壓低有關資產的價格，給金融市場和自身財務健康水平帶來一定的沖擊，同時導致長期利率上升，從而抑制投資，不利于經濟企穩復蘇。我們預計美聯儲選擇直接出售證券類資產的可能性較低。美聯儲也可以選擇其它的處理方式，例如，可以選擇執行反向的扭曲操作，即減持長期資產的同時增持短期資產，加快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步伐，同時可降低對市場流動性的沖擊。

2、部分為執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而創設的科目將消失。

例如，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后，日本央行將不再補充購入商業票據、ETF、J-REIT等資產，隨著存量資產的到期，專門為反映上述資產所創設的科目將逐步縮減直至消失。

3、對負債方科目的影響。

在執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各央行主要通過吸收金融機構存款等方式補充資金來源。央行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一方面貨幣市場利率將逐漸回復到正常范圍，央行對超額準備金付息的政策將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隨著實體經濟持續實質性好轉，銀行放貸意愿將會增強。從以上兩個方面看，金融機構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的巨額存款存在流入信貸市場的巨大動力。為防止流動性涌入實體經濟所引發的經濟過熱或通貨膨脹，各央行可能采取執行大規模逆回購、發行央行票據等方式吸收流動性，避免貨幣供應量短期內快速增長，從而引起逆回購、央行票據等科目規模出現一定的增長，對金融機構存款規模的下降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抑制流通中的貨幣規模上升。

4、對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間接影響。

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會降低本國國內的流動性供給，提升各類資產的收益率，帶動本國貨幣升值。由于美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具有較強的影響力，隨著上述貨幣的升值，以其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也可能出現一定的回落。因此，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會對整體經濟金融環境產生較大的影響，進而間接影響央行資產負債表。一是持有的證券類資產的價值可能出現下降。無論央行選擇將證券類資產賣出或者是持有至到期，受到流動性支持下降以及被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壓低的利率水平回升等因素影響，國債、商業票據、MBS等證券類資產的市場價值都將會出現一定的下降壓力，央行將面臨一定的損失風險。二是財政部門存款可能出現一定程度下降。一方面，隨著央行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被壓低的國債利率也將逐漸回歸到正常水平，財政部門的利息支出將會隨之上升?？紤]到美國、日本和英國的政府債務水平、財政赤字水平均相對較高，我們預計國債利率上升將給上述國家的財政支出造成一定壓力。另一方面，流動性規模的縮減以及利率水平的上升將給企業利潤造成一定影響，可能降低企業和個人收入，從而減少財政稅收。但是，由于美國、日本等國家均屬于資源進口國，進口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企業利潤。三是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以日本央行的美元儲備為例，假如日本維持現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當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由于美元流動性的收緊帶動美元升值，將會提高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的吸引力，國際資本會從日本流向美國，造成日元的相對貶值，日本央行的美元儲備將會出現一定的浮盈。同樣，當日本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假如當時美國已經完成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日元流動性的收緊將會帶動日元升值，國際資本會從美國流向日本，造成美元的相對貶值，日本央行的美元儲備將會出現一定的浮虧。

四、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可見，就應對危機而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主動擴大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和改變資產負債表結構，在提供市場流動性、穩定市場信心、防止和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也應注意到，由此項政策所帶來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以及流動性大量投放會造成通貨膨脹壓力等一系列問題，從長期看，該政策必然會隨著經濟的復蘇和信貸信心的恢復而逐步退出。美聯儲、日本央行和英格蘭銀行等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如何完成其資產負債表內龐大的資產和負債消減，逐步將資產負債表的結構恢復至正常，成為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過程中釋放通脹壓力、穩定物價、實現經濟平穩回升的關鍵。這種將資產負債表規模管理、結構管理和風險水平調整相結合，通過靈活、高效的資產負債表管理實現貨幣政策目的的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在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選擇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在資產負債表規模和結構管理中進行了大膽、積極的探索和創新，將MBS、公司債券、股票、投資信托等金融資產納入了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中，直接干預了其所創造的廣義流動性的價格形成機制，成為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失效后，央行開展經濟金融調控的重要政策選擇。我們預計，其中部分工具可能會被作為央行調控經濟的有益補充而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結束后繼續保留。隨著我國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各類證券、債券等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所創造的廣義流動性對人民銀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宏觀經濟金融政策調整所產生的影響日趨明顯。在如何加強對其管理方面我們同樣可以從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的實踐中吸取一定的經驗。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具體執行和操作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央行在如何合理引導社會預期、尋求社會公眾有效配合等方面的經驗同樣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對傳統貨幣政策的大膽創新，其運行機制、功能、影響等并不為公眾所熟知，容易導致高層決策者和社會公眾對政策效果預期產生偏差，使得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適應和配合度較低，從而影響政策工具的實施效果。

篇(7)

（一）數據及來源本部分將選擇我國M2增長率和SHIBOR利率，分別從貨幣供給量角度和利率（價格）角度，作為我國流動性的指標。與之相對應，選取美國基礎貨幣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作為美國貨幣政策指標。數據選取從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的月度數據，涵蓋從危機興起到QE基本退出的時段。我國M2數據來源人民銀行官網，SHIBOR來自于SHI-BOR官網，美國方面數據來源于萬德數據庫。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1.中國和美國的利率變動情況比較從圖1中可以看出，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便開始急劇走低，一直到2008年12月跌入最低點并維持在這個地位。聯邦基金利率的急劇走低是美聯儲對次貸危機發生的基本反映，而其跌入谷底的時間恰好與QE1出臺的時間相吻合，之后的三輪貨幣供給量化寬松政策亦是維持了這個低位基本不變?？梢姷屠适蔷徑獯钨J危機的一大貨幣政策手段。對中國利率而言，1個月期的SHIBOR利率，總體趨勢是波動上升。在2008年底的時候有一個大幅的下降，隨后緩慢上調；至2012年的年中再次跌落，并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隨后在2013年的6月產生了一個最高值，之后便在一個較高位上波動。從總體上看，2008年以來，我國SHIBOR利率情況可分為五大主要區間，2008年8月以前、2008年8月至2010年10月的低迷期、2010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緩慢回升期、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的平穩期以及2013年6月之后的一期。可以看到，SHIBOR利率在2008年的走低與次貸危機加劇的時間重合；2010年后的緩慢回升在美國宣布第二輪QE后產生。最后一期的利率走高在QE4宣布之后幾個月后發生。根據中國流動性變化和美國QE實行情況的重合性來看，美國貨幣政策選擇取向變化對我國流動性是存在影響的。由此可見，SHIBOR變化趨勢與次貸危機的加劇以及QE實施有明顯的關系。2.中國和美國的貨幣供給量變動情況比較根據圖2，可見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基礎貨幣供給量（MB）在持續較快地增長，此歸功于美聯儲在四輪QE中大量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以及國債而放出的流動性。其中有幾個快速增長的時間點，分別是2008年8月、2010年11月和2012年12月。這三個快速增長時期可以從圖2的同比增長率圖中看出，分別是觸底反彈的時間點。而QE2的實施時間在2010年的11月，QE3、QE4的實施時間分別在2012年的9月和12月，正好與MB快速增長的時間點吻合。對中國M2變化而言，2008年以來我國M2量呈持續增長狀態。就增長率而言，在2008年12月左右有一個大幅度的增長，和QE1的實行時間吻合。在這個時間之后，我國M2總體以波動形式緩慢下降。

（三）相關性分析1.中國利率和美國利率聯動的相關關系根據SPSS輸出結果，美國聯邦基準利率與SHIBOR一個月利率的斯皮爾曼相關系數為-0.643，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而SHIBOR的高低可以較好地代表中國流動性情況，高SHIBOR利率會導致較低的流動性。因此，可以初步認為美國貨幣政策會對中國流動性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2.中國M2和美國MB聯動的相關關系根據SPSS輸出結果，美國MB增長率與中國M2增長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51，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即當美國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我國的貨幣供給量也會有所提升，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動性的增加。故而在貨幣角度可以初步認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有一定的影響。通過利率與貨幣供給量兩個角度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初步判斷次貸危機后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我國的流動性產生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影響。接下來將會進一步探究其影響的路徑以及影響的途徑如何。

二、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流動性影響機理

根據上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利率和貨幣供給量兩個角度，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造成影響。在利率層面，美國持續走低的基準利率會導致中美間出現利差和匯差，進而出現資本流動。在貨幣供給量方面，其數量的變動會促進抑或抑制消費，進而影響貿易量；同時也會影響國際間投資，進而使得資本流動產生動蕩；過多的美國MB（與國債的發行）會增加我國的美元外匯占款，增多的外匯占款會直接影響我國流動性。從這兩個角度出發，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流動性影響可以分為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兩大路徑。

（一）資本流動渠道經濟開放促進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其結果是各國的金融聯系也日益緊密，也使金融市場波動的聯動性在不斷增強。美國為應對次貸危機，放寬了貨幣政策———降低利率，增發貨幣，放寬了美國國內的流動性，并從利差、直接投資波及到他國。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后的QE政策增發大量基礎貨幣，降低了聯邦基準利率并維持在一個較低位置，美國與中國的利率差因此拉大。同時，根據匯率決定理論，利率決定匯率，利率降低會產生人民幣升值預期，相比之下，人民幣有效匯率（對于美國）增加。中美利差以及匯差的增加，套利和套匯傾向產生，會直接影響外商投資（即美國對中國的FDI）。隨著經濟開放的推進，對外投資成為資本輸出的重要渠道。美國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國內流動性，加之上述的利差、匯差誘使，各企業公司加大國外市場的投資。而中國作為美國大部分企業分公司、加工生產所在地，被投資的份額亦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并且，當美商投資增加時會增加其他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包括國內與國外，進一步促進資本在我國的流入，從而增加流動性。

（二）貿易渠道流動性影響的貿易渠道傳導主要是通過外在需求的變動表現出來的，具體表現在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順差，直接來源于外匯占款的增加。根據宏觀經濟學基本關系式：Y=C+I+G+（X-IM）一個國家的總產出（Y）等于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與貿易差額（出口X減去進口IM）之和。美國為在次貸危機后提振經濟，在降低利率增加基礎貨幣以刺激消費和投資之余，還需從國際貿易角度增加總產出。如資本渠道所述，美國QE政策降低本國利率，進而使本國有效匯率有下行趨勢，使得本國商品相對國外變得便宜，根據國際貿易理論，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條件傾向于改善。美元有效匯率的降低會使美國貿易條件有改善的傾向。但是由于美元的增發刺激了美國的需求，進而會使進口需求增加，其改變進出口情況的效果有可能會抵消由于美元貶值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凈效應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我國2008年以來對美貿易順差的增長率，雖然存在幾個區間的負向增長，但總體是一個正向的態勢。亦即凈效應為正。中美貿易是中國增加外匯占款（美元為主）的兩大途徑，中美貿易順差增加將會增加我國外匯占款，反之中美貿易順差的減少會減少我國外匯占款，進而影響我國流動性———如果外匯占款增加將會增加我國流動性，反之則會減少我國流動性。

三、美國貨幣政策取向對我國流動性影響程度的實證分析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的流動性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產生影響，并且每個渠道通過各自的中間變量來實現。本部分將采取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的計量方法對該兩渠道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影響程度和強弱，并比較兩個渠道的強弱關系。

（一）變量選擇及處理根據影響途徑的分析，可知美國貨幣政策是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產生影響。在以上相關性分析中，選取了美國MB、聯邦基準利率作為美國貨幣政策的衡量，我國M2和SHI-BOR最為流動性的衡量。在本部分實證中，由于聯邦基準利率在2009年之后一直接近為0的低位，并且總體維持不變，其數據對SVAR模型會有較大影響，故而不選取聯邦利率進行實證，相對應的，SHI-BOR也從因變量中剔除。只從貨幣供給量的角度對兩渠道進行實證。這也與“貨幣供給量化寬松政策”相對應，即是從貨幣角度進行分析。對于資本流動渠道，采用美國基礎貨幣變化率、中美利差、美元有效匯率、FDI（增長率）作為參考指標，其中中美利差、美元有效匯率和FDI是中間變量。這里選擇的是月度數據，由于FDI實際數受到季節性影響較重，需要對其做多月平滑處理，為了保證處理后數據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采用3個月平滑。在貿易渠道，故選取美國MB、美元有效匯率、中美貿易差額（增長率）、中國外匯占款（增長率）作為參考指標，同樣地，中美貿易差額和中國外匯占款是中間變量并作3個月平滑處理。中國流動性方面采用M2增長率作為代表，數據區間為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在經過數據單位根檢驗后，具體指標處理與符號如下。

（二）實證分析從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兩個方面，分別建立五元SVAR模型。建立模型之前，先確定滯后階數，并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1.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AIC、LR等統計量的判斷標準選擇最優滯后期數。（1）資本流動渠道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表4可知，FPE、AIC、SC和HQ統計量顯示的最優階數為2階，而LR統計量推薦的最優滯后階數為4。各判斷準則結果不一致，此處選取多數統計量判斷結果，即2階作為最優階數進行模型擬合。（2）貿易流動渠道模型滯后階數選擇根據表5可知，SC和HQ統計量顯示的最優階數為1階，LR認為6階為最優，而FPE統計量推薦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AIC統計量推薦第7階。各判斷準則結果不一致，此處選取多數統計量判斷結果，即1階作為最優階數進行模型擬合。2.格蘭杰因果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可以用來檢驗某個變量的所有滯后項是否對其他變量的當期值產生影響。根據以上檢驗，從資本流動渠道上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美國MB增長率是我國M2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從貿易渠道上，在統計上說明美國MB增長率對我國M2增長率存在影響。這說明，就M2增長率作為代表來說，美國貨幣政策從資本流動渠道和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變化均存在顯著影響。根據以上檢驗，可以得出與相關性分析一樣的結論，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流動性存在實質性解釋作用，而此影響是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渠道來達成的。3.脈沖響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可以考察模型中給定一個變量的沖擊在一定的連續觀測期內對其他變量的影響。同樣地，根據兩組SVAR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沖擊響應時長設置為10期。（1）美國貨幣政策取向通過資本流動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的沖擊影響由Eview輸出結果，可以看出美國MB增長率對我國M2增長率的沖擊有顯著影響，這與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一致。在受到美國MB單位正向沖擊之后，M2增長率脈沖響應值在第3期較快速上升，至第4期左右達到最高點并開始下降，最后收斂于0。這說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在資本渠道上主要通過增大自身基礎貨幣對我國流動性產生影響。美國基礎貨幣供給量對中美利差的影響，顯示一個明顯的正向響應，在第三期開始有一個比較微弱的負向，最后回歸零值并有少量的正負波動?？傮w為正值，基本與上部分理論分析一致。美元有效匯率在中美利差的一個正向波動后先是有一個負向的變化，在第三期開始轉為正向，并再以正向緩慢收斂到零。由于利率對匯率的影響需要通過市場進行反映，固存在時滯是可以理解的。匯率對FDI的影響先是一個負向，隨后在第五期至第七期變為一個顯著的正向，隨后再次轉為負向并收斂于零。FDI受利率預期和匯率預期影響，需要有一個實質的利率、匯率變動后，人們才會產生套利、套匯傾向，而在此傾向之前受其他因素綜合影響，故可解釋為第五期的正向，而由于此正向效應十分顯著，可以基本證實理論分析所述情形。FDI對M2的影響較為微弱，且效應總體為正。（2）美國貨幣政策取向通過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的沖擊影響根據圖4，雖然可以看到美國基礎貨幣對我國M2的沖擊仍然是存在正向影響，并緩慢收斂于零，但是總體程度較弱。從上圖可知，美國MB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應是美元有效匯率負向響應值，程度較弱并緩慢收斂。這與理論分析相一致：美元基礎貨幣的增發使得美國利率下降，再由匯率決定理論，匯率降低。右上圖表現的是美元有效匯率的一個單位正向變動導致貿易順差微弱的負向響應，這是由于美元貶值導致的貿易條件的暫時改善，但是由于美國需求的增加抵消了這一貿易條件改善的傾向，響應值在第四期開始便收斂于零了。貿易順差對外匯儲備的影響表現為四期以內及其微弱的正向影響；外匯占款對M2總量的影響表現為十分微弱的圍繞零值波動，這與MB表現出的對M2變動的沖擊微弱是相符的。從整體而言，美國貨幣政策通過貿易渠道對我國流動性產生的影響并不顯著。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