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02 22:02:12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留守兒童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采用自行設計的留守兒童營養與發育狀況調查表,由保健醫生通過入戶方式對被調查者進行面對面、一對一的現場調查,并對234名留守兒童進行健康體檢。
1.1調查內容
一是進行留守兒童監護人問卷調查,調查內容為監護人兒童營養知識、態度、行為以及留守兒童不良飲食行為,均由保健醫生詢問后填寫。二是對234名兒童進行體檢并評價其生長發育狀況。
1.2資料
處理全部資料均輸入Epidata數據庫,應用SPSS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1)調查的234名留守兒童中男童130人
女童104人,127名有營養不良與發育遲緩現象,其中52名體重低下,75名發育遲緩。5歲以下留守男童體重低下26人(占20.0%),發育遲緩37人(占28.5%);女童體重低下26人(占25.0%),發育遲緩38人(占36.5%)。
(2)留守兒童監護人營養知識水平與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有關系
監護人中女性居多,文化程度相對低于男性,營養知識水平也較男性低
(3)經統計學分析,留守兒童不良飲食行為與營養不良呈正相關
3討論
3.1留守兒童營養不良原因分析
3.1.1監護人因素
監護人營養知識水平與其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有關系,并對兒童飲食行為習慣有直接影響。監護人營養知識水平越高,兒童挑食、偏食等不良行為越少。
3.1.2家庭經濟因素
家庭收入水平影響兒童活動方式的形成和發展,導致其膳食結構發生變化,對生長發育和健康有直接影響。
3.2加強留守兒童保健服務
3.2.1加強營養知識宣傳
通過宣傳欄、黑板報、入戶宣講、發放小兒膳食營養手冊、定期舉辦營養知識講座、廣播電視教育、就診咨詢、保健服務等多種形式,普及兒童營養知識,對監護人存在的營養知識問題進行針對性解答,加強營養知識科學化、系統化、日常化指導,讓監護人了解如何合理安排兒童飲食種類和數量,保證膳食平衡。
3.2.2積極推廣兒童生長發育監測技術
兒童生長發育監測技術進入家庭是降低兒童營養不良發病率的有效措施,兒童保健工作者向監護人進行兒童生長發育狀況調查,是有效預防、控制兒童營養不良的重要措施之一。
3.2.3開展心理健康教育
1.1對象
采取隨機整群抽樣方法,對湖北省和河北省農村中小學留守兒童81人進行調查,其中男生51人,占63.0%;女生30人,占37.0%。
1.2工具
1.2.1焦慮抑郁量表。
采用青少年自評量表中的焦慮抑郁分量表。要求青少年對自己半年以來的情緒體驗狀況進行報告,采用3級計分,1表示“從不”,2表示“有時”,3表示“經常”。3個項目平均分數越高表明焦慮抑郁水平越高。
1.2.2領悟社會支持量表。
采用領悟社會支持量表(汪向東等,1999),該量表分為家庭內支持和家庭外支持2個維度。共12個題目,采用7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領悟社會支持越高。
1.3數據處理
數據分析采用SPSS20.0進行t檢驗和相關分析。
2.結果
2.1農村留守兒童焦慮抑郁得分女生高于男生
t檢驗表明,農村留守兒童焦慮抑郁得分存在性別差異,男生得分低于女生,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3.00,p<0.01)。其中男生得分平均數和標準差為(0.59±0.48),女生得分平均數和標準差為(0.96±0.62)。
2.2農村留守兒童焦慮抑郁和社會支持顯著負相關
相關分析表明,農村留守兒童焦慮抑郁得分和社會支持得分顯著負相關(r=-0.23,p<0.05)。即農村留守兒童領悟到的社會支持越多,其越少出現焦慮抑郁,社會支持是留守兒童焦慮抑郁的抑制因素。
3.討論
使用EpiData3.0軟件建立數據庫進行數據的錄入,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不同類型兒童孤獨感及社交焦慮狀況按父母不同外出打工情況,將留守兒童分為3組,這3種類型的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比較。由表1可知,不同類型的兒童在孤獨感和社交焦慮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較發現,非留守兒童在孤獨和社交焦慮上的得分均顯著小于留守兒童;說明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和社交焦慮情況明顯;同時母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在孤獨方面的得分顯著高于父親外出的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在社交焦慮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
2.2不同類型兒童孤獨感社交焦慮的相關分析對非留守兒童以及3種不同類型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和社交焦慮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非留守兒童以及3種類型的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和社交焦慮均存在顯著相關(P<0.05),所有接受調查的兒童,其孤獨感和社交焦慮也存在顯著相關(P<0.000),且均為正相關。
3討論
孤獨感是兒童對自己在同伴群體中社交和友誼地位的自我知覺而產生的孤單、寂寞、失落、疏離和不滿的主觀情緒體驗,是一種消極的情緒反應。兒童處于孤獨感的狀態下會有許多消極的情緒體驗,如失敗感、缺乏安全感、不被信任感、甚至是抑郁、焦慮等情緒體驗,如果不能及時得到支持和關注,極易導致自卑、敵對甚至暴力傾向,甚至出現嚴重的人格障礙。而早在1966年由Marks和Gelder首次描述兒童社交焦慮以來,一直未被重視,直到1980年才作為明確的臨床疾病記載在DSM-Ⅲ-R上,所以許多老師,家長,咨詢人員甚至兒科醫師對此病并不熟悉。社交性焦慮障礙的兒童較易慢性化,且有較嚴重的社會功能損害,所以應引起臨床重視。
兒童時期是孩子與父母建立依戀關系,性格建立、習慣養成及人際交往的關鍵時期。留守兒童因父母一方或雙方不在身邊,幼年時期親情的缺失使他們幼小的心靈蒙上了陰影,有些兒童會將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歸結為父母不喜歡自己,并在成長的過程中泛化到其他的生活事件中去,產生較多的認知偏差,從而導致孤獨感和社交焦慮的加深。本研究提示,所有的留守兒童不論孤獨量表還是社交焦慮量表,其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兒童。這說明,兒童時期的成長,父親和母親雙方任何一人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必然會給子女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研究還發現,父親外出母親在身邊的留守兒童,其孤獨感顯著低于母親外出者父親在身邊,而兩者在社交焦慮方面則無顯著差異,并且兩者與父母均外出者相比,孤獨感和社交焦慮均無差異。這反映出,家庭中的支持溫暖主要來源于母親,尤其是在避免孩子孤獨感方面的作用更為突出。由于家庭中父親大多扮演“立規矩,樹底線”的嚴父角色,因此對子女的支持溫暖較母親低。有研究甚至還指出,有的家庭父親不但不能給孩子提供支持溫暖,而且還可能通過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對孩子造成傷害,其狀況反而不如父母均在外打工由祖輩看護的留守兒童。由于農村地區多為三代群居,母親不在身邊的孩子,除父親看護外,可能還會由祖輩共同來承擔看護任務。由于父親較少執行看護,而較多扮演懲罰者角色,所以此類家庭孩子孤獨得分顯著高于母親在身邊的孩子。而父母均外出的家庭,由于祖輩的“隔輩親”習慣,此類留守兒童孤獨感則會降低,因此與母親看護者沒有顯著差異。
由于留守兒童處于長期親情缺失、家庭結構不完整、甚至監護人撫養方式和撫養質量等也發生了改變的家庭環境,使得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一系列諸如教育、心理行為等發展不良的問題。家庭功能障礙是導致留守兒童社交焦慮的重要因素。與非留守家庭相比,無論何種類型的留守家庭,其家庭功能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礙,因此非留守兒童與留守兒童在社交焦慮上差異明顯,而不同類型間的留守兒童,其社交焦慮則大同小異,無顯著差別。
(一)DS村簡介
安徽樅陽DS村位于長江中下游的江淮丘陵,背倚大別山東向余脈,南臨長江。土地以坡地和林地為主,森林覆蓋率高,生態環境“原始”,系國家AA級林業示范村、“全國綠化千佳村”、“中國森林生態網絡工程體系建設樅陽點與示范基地”、“安徽省衛生示范村”、樅陽縣“美好鄉村”建設示范點等。該村經濟多元化,但以打工經濟為主,整體貧富差距不大,社會分層僅僅是“打工”上的差異。DS村基本上是一個單姓自然村組成的行政村,有12個村民組。2011年春節戶籍人口2170人,適齡(16~59歲)勞動力人口1476人(含當兵、上高中、讀大學等89人),異地(縣外)務工男女(農民工)839人,其中第一代農民工(初始務工于分田到戶后,年齡大約在46~59歲26.2%,新生代農民工(初始務工于90年代,年齡大約在30~45歲)41%,第二代農民工(初始務工于21世紀)32.8%。DS村70年代中興辦了一所完小(筆者曾為此校民師),方便了村民的義務教育,所以該村年齡45周歲以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達8.6年。
(二)DS村新生代農民工的分化
據DS村黨委主要負責人介紹,參照馬克斯•韋伯社會分層的“三維”標準尤其是收入這一維度,該村新生代農民工目前已分化為這樣幾個層次的群體:擁有一定資本而自立門戶的工商業者、躋身企業技術與管理的白領和完全依賴打工的受薪者等。也就是說,DS村新生代農民工歷經數年的博弈和修煉已分化為三個層次非常清晰的等級群體。其中,上層有5人,他們或為建筑商或為運輸“寡頭”(經營一定范圍內的內河或公路貨物運輸業務)或為市場及商品批零的老板,他們屬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高”齡者,文化程度也相對較高,執著堅定,善馭市場,尤其是較廣的人脈和較為豐厚的社會資本更是成就他們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他們僅僅是記憶和“標簽化”的農民工;處于中間層即躋身為企業白領階層的有9人,他們在群體結構中居于較高層次,收入也為底層的打工者所欽羨,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更有一技之長,他們分層地位的獲得在于他們的“能力”和“學識”[4],他們努力地擺脫農民工的尷尬,但離“標簽化”的農民工還有距離;其余的都是依賴打工的受薪者,他們少文化乏技能,分化后沉淀在底層,成為農民工的“經典”,他們的務工理想也很簡單,就是多掙錢,然后落葉歸根,并認為是他們這個層次務工者的不二歸宿。
(三)DS村新生代農民工的分化效應
如同宏觀上的社會分化一樣,DS村新生代農民工的分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微觀效應。對此,該村黨委主要負責人作了如下的描述。他說,群體分化后的上層,在城市有較為寬敞的住房,甚至有別墅和私家車,孩子或通過繳納高昂的轉學費或利用關系陸續就讀于名校,妻子或為助手或為家庭主婦;他們回老家省親較少,但很派———對父母出手大方,對同宗尊長也不忘隨禮,若家鄉去人,他們更是像“駐京辦”①一樣熱情,有一位還為家鄉筑水壩捐款10萬元。與“老板”們相比,處于群體分化后中間層的幾位,他們則只能住在單元樓里,妻兒都經歷了“夫妻分居”和“留守兒童”的艱難過渡,妻子還必須繼續工作,孩子也只能上一般公立學校;背負著做“人上人”的愿景,他們工作艱辛,一般在春節時才攜妻兒回家,由于鞏固“白領”位置的沉重,“風光”中盡是疲憊。說到96%以上底層的務工者,該村的黨委主要負責人不無憂郁,他說,由于“先天”的弱勢,絕大多數新生代務工者與第一代沒有二樣,干“錘事”收入少,夫妻勞作,子女也多留守家中,雖有少數人把孩子帶到了務工地就學,但上的是民工子弟學校,而且因為“錢”和教育制度的區域排斥,這些孩子很快又不得不返回到留守兒童的行列。②
(四)小結:新生代農民工分化的討論
由上可見,在整個社會分層結構中,邊緣化的農民工也不斷地從同質性走向了異質性,成為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群體[5]。而就DS村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已形成了極少的城市工商業主、很少的企業“白領”、絕對多的打工受薪者三個層次的蠟燭臺式的分層結構。在DS村新生代農民工中,5人為城市工商業業主,9人為企業“白領”,330人為底層的打工仔,足見農民工分化流動的艱難,“二元”社會制度結構阻滯力量的強大,農民到市民路途的漫長。所以,就其性質來說,盡管分化導致了群體結構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但分化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并沒有因此獲得相應的身份與地位的制度認同,依然是一種內部分化;就其機制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分化依然是內生性的本能選擇和抗爭,分化艱難結果且不確定,但其意義卻大大超越了一些相關農民工的政策預期,也就是說,如果說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是農民到市民的無奈“過渡”,那么農民工的不斷分化流動則是疏浚這一“過渡”通道的重要沖力,即農民工分化越快、流量越大、水平越高則越有助于這一“過渡”里程的縮短。比較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分化流動發生的條件方面尤為值得作進一步的討論。在DS村新生代農民工分化流動發生的條件上,相較于第一代農民工其代際性差異明顯,在“學識”和“能力”等主體性要素相同的同時,個人(或家庭)社會資源、關系網絡和“人脈”等外在因素更可能是新生代農民工分化流動發生的機會和條件。社會結構制度化的板結,阻隔了體制內與體制外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甚至阻斷了任何意義上的社會分化與流動。也就是說,哪怕是群體內的分化和流動,也必須尋求非正常的外在要素的推動,而對于個體來說,這些非正常外在要素的尋求與擁有則是公平顯失制度下的智慧反映。所以,在DS村新生代農民工中,如果說學識和能力等主體性因素是少數人正向流動并躍居較高分層位置的兩翼的話,那么“城市工商業業主”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源和人脈關系則是他們流動上升雄踞頂層的引擎?;蛘哒f,踞于頂層的“城市工商業業主”就是主體性因素與“天時、地利、人和”相融于一體的結果,因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映證了布勞鄧肯的“地位獲取模式”———即越是工業化的(開放)社會,先賦性(外在)因素對個人社會地位獲取的影響就越弱;越是傳統型的(封閉)社會,先賦性因素對個人社會地位獲取的影響就越強的這一推論[6]。
二、DS村留守兒童的“流變”
(一)DS村小學學籍變動信息
就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由于一出校門就踏上了打工的路,所以他們絕大多數是“先立業后成家”。務工的艱辛和城市社會的生活體驗,新生代農民工的生育觀、生育選擇和生育行為因此有了較強的“時代性”,所以他們一般生育兩個孩子或一個孩子(男孩)。家庭規模小了,與此相應的是對孩子學校教育的更加重視———據觀察,有條件的是把孩子轉到城里上學甚而送入“名?!保瑮l件尚欠的則將孩子轉入縣城學?;蚩h內“名校”由夫或妻一方陪讀,后者近年甚至成為趨勢,但它(后者)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留守兒童親子關系的性質。對此,表1“DS小學2005—2011學年度學籍信息統計”可見一“斑”。顯然,DS村小學從2005到2011學年度留守兒童已有26人發生了學籍變動,其中11人轉學到縣外父母務工的城鎮,質變為非留守兒童;3人由流動兒童回歸為留守兒童;17人為縣內陪讀轉學,1人輟學,但它們不是本文所說的“流變”。雖然DS村小學6個學年度里留守兒童發生的正向流變和負向流變加在一起只有14人,但起碼說明了留守兒童的“流變”已經和正在發生。
(二)農民工父母分化故事中留守兒童的流變
留守兒童學籍變動的信息是考察留守兒童流變的核心指標。DS村小學留守兒童的學籍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動,但這種變化流動的機制和條件,這種變化流動的質量水平又是怎樣,等等,這些恰恰是本研究目的之一部分?;诹羰貎和缮谵r民工的事實,筆者便利用度年假逐一訪談了14位學籍變動和6位沒有學籍變動留守兒童的家長,試圖通過他們務工經歷的講述,來厘清留守兒童流變的理路以及變和不變的原因。訪談中,筆者吃驚地發現,發生正向流變留守兒童的家長都相繼位于內部分層結構中的中上層,而發生負向流變和沒有流動的留守兒童的家長則都處于內部分層結構中的下層。由于分層的同質性,所以以下僅僅是4人的“訪談”,他們分布在內部分層結構的3個層次上,即上層A1,中間層B1,下層C1和C2。上、中層訪談輯錄(此處進行了適當的文字處理和人稱轉換)如下:A1:某市糧油批發商。42歲,1992年高考再次敗北后“子承父業”—來到了某市經營糧油零售。由于“巧”得機遇贏得了第一桶金,從此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現在已由一爿零售小店發展成為占某市糧油市場批發的“半壁”(同鄉的評價)。其妻兒5年前進了城,并斥巨資將孩子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學校讀書,努力地實踐著自己的人生夢想。B1:江蘇張家港市某公司的人事主管。據說,DS村在該公司打工的新生代和第二代農民工都是通過他招納的,所以該案主在村里影響較大,其父母也因此贏得了鄉鄰的普遍尊重。該案主高中畢業,文化程度不算高(用高等教育大眾化來衡量),但會“玩事”(方言:善于公關協調),多年前就提升為人事主管。職務提升了,妻兒可以團聚了,但不能滿足孩子就讀于貴族學校的用度,于是只得以孩子就讀于張家港市的一所普通學校來表達“男兒”的抗爭與不屈?;蛟S是鄉土社會“面子”上的顧忌,打工受薪者的訪談相對要困難一點,但對于鄉里鄉親的筆者來說,他們的話匣子一打開,也就滔滔地傾吐著自己的艱辛、酸楚和期盼。為避免因“困難”造成人們對訪談內容真實性的誤讀,所以下面的“故事”將不再是筆者的轉述,而是略有刪節的案主的“自言自語”。C1:小時候不懂事,整天貪耍,念書不發狠,還養成了偷“懶”的德性,生活上有想法但沒有纏勁,所以打工快20年了也沒有什么長進。至于孩子的未來,雖然我時常也用“兒孫自有兒孫?!眮砺楸宰约?,但每每聽到某某某又把妻子孩子帶進了城,心里總不是個味,這時候,我只好用塑料壺裝的酒來澆愁。C2:我不笨,也想通過讀書跳龍門,但命不好。父母雖然一直辛辛苦苦的勞動,但家里依然吃了早飯愁中飯,所以初中一畢業,我就不得不東去打工。為了多掙錢,我差不多玩命了,但這么多年下來也只是掙了個樓房架子。我曾抱著“窮不過三代”的幻想,在兒子7歲那年,我們(其妻子與他同在一個工廠打工)把他接到了身邊,但面對公立學校高額的借讀費和天文數字的“學籍”贊助費,我們只得把兒子送到民工子弟學校。臨時救急的民工子弟學校只能起到老家說的“關關水”的作用,教學質量談不上,①加上打工地點的變動,兒子五年級時我不得不把他送回家,委托孩子的爺爺、奶奶照顧監管。據說,像我這樣“折騰”的在我們村還很有幾家,因為窮人的“心”大致都不差上下———不能把“苦日子”傳給下一代。兒子還算爭氣,回來不久就適應了,現在鎮中心學校讀初二,成績優秀,老師也喜歡,有望考取重點中學的“宏志班”。①
(三)小結:留守兒童流變的討論
可見,不論是在DS小學的學籍檔案中還是在DS村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的故事里,留守兒童正不斷地發生著流變,一些孩子擺脫了留守的厄運與父母團聚,成了城里的孩子,成了城里的學生,甚至成了貴族學校的學生,享受著親情,享受著城里人的制度優越,而更多的孩子則只能在“留守”中度過童年,更有一些孩子從流動被迫回到了留守,使童年的記憶又添不堪回首。留守兒童的這種流變尤其是正向流變的微量化及其流變的方向、質量與水平正是農民工分化的艱難及其分化的質量、水平與層次的反映。也就是說,隨著農民工群體內部結構的層級化,其最直接的次生效應———家小“留守”的命運以及“未來”的預期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在DS村新生代農民工中,處于頂層的城市工商業業主,不僅把家小接進了城,而且把孩子送到了最好的學校,由留守兒童突變為“富二代”;身居第二層次的“白領”們,雖然分化中實現了上向流動,但層次不高,收入還不能完全滿足需要,面對好學校巨額“學籍”贊助費的不可攀越,他們只得把孩子送進一般公立學校來結束“留守”;掙扎于底層的打工仔們,薪資微薄,心有余力不足,他們的孩子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留守”的命運。特別是DS村新生代農民工分化的故事,不僅“寓意”了留守兒童流變的直接機制和條件在于農民工的分化,“寓意”了留守兒童流變的質量和水平與農民工分化所達到的層次與高度的相關,而且“點睛”式地表達了這種相關性建構的內在原因在于農民工父母們不能釋懷的“人上人”的情結和“窮不過三代”人生輪回的寄托。DS村新生代農民工,不論是分化后的城市工商業主、企業白領,還是沉淀于底層的打工仔,他們都是懷揣著“發家致富”的愿景而走上了打工路,都是以“不把苦日子留給下一代”為目的預期而掙扎于商海揮汗于企業,然而,由于機遇、條件以及不可逆轉的“胎生”因素等方面的差異,在他們當中,極少數成了工商企業主,其子女亦伴隨著躍遷而成為貴族或重點學校的學生,實現了留守兒童身份的質變和飛躍;企業白領可能是不甘現實而作出努力最多的一個群體,但由于社會資本的“貧血”和人脈關系的有限,他們攀上了分層結構的中間層,他們的子女甩掉了留守兒童的帽子,但只能就讀于一般學校;而處于底層的打工仔除了力氣,更是一無所有,沒有什么文化,沒有技能,只有弱勢者社會資本的匱乏,他們最質樸的夢想在親子分離的酸楚中成為無奈的嘆息,也有少數人曾抵御不了這種痛苦加劇的折磨,把孩子帶到務工地上學,然而城鄉地區間封閉獨立的升學考試制度的排斥,又使他們不得已把孩子們送回了老家,恢復了孩子留守兒童的“名份”,使夢想變成了一場夢游。另外,面對城鄉地區及不同等級學校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農民工們還以這樣的“共識”回應和強化了自己的人生情懷與寄托,即上了城里的好學校,將來就有把握上名牌大學和好的前途;上了城里的一般學校,有把握上大學,也就有可能吃“藝飯(非辛苦飯)”,而非如父母一樣打工;農村特別是農村一般學校,多數人考不上大學,那將來只能是踏著父母的腳印走老路,艱辛一輩子。總之,留守兒童繼續“留守”與否,或者說,不論是由留守到非留守還是由非留守又返回到留守等等都在于其農民工父母內部分化的參與,即農民工父母分化后上向流動,其子女就會由留守兒童變動為非留守兒童;農民工父母分化后沉在底層,其子女就會逆向流動或固化在留守兒童的位子上。而且,留守兒童正向流動后就讀城市學校層次的選擇也決定于農民工父母分化后所達到的層次與水平,即農民工父母分化后所居的層次越高,其子女就讀城市學校選擇的空間就越大,就讀重點學校的可能性就越大,留守兒童留守經歷的結束也就越徹底利落。
三、總結:留守兒童流變與農民工分化的相關性討論及其他
(一)留守兒童流變與農民工分化的相關性討論
不言而喻,留守兒童是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快速推進而產生的一個連續的農村兒童群體,但現實則是農民職業分化不完全而產生的次生物,即農民工的派生品,與農民工共始終。所以,在差不多所有的留守兒童的經驗研究中都心照不宣地以農民工的存在為其預設前提,雖然有個別學者曾將留守兒童上溯為歷史上異地做官外放等人家的孩子,橫向上拓展到勞動力過剩的東南亞[7],但應者寥寥,因為這種隨意的“黏貼”會使人們將一個現實的問題誤讀為一個“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會招致研究意義的失重。也就是說,留守兒童是一個集次生性、時代性、本土性、規模性等的存在。其中次生性是留守兒童的根本特征,次生性就是指留守兒童是在農民工這個原生組織上生成的,與農民工是一種派生關系,或者說是轉型社會的異常產生了非農非工的“農民工”,與農民工血肉相連的子女因此被迫留守家園成了“留守兒童”,即沒有農民工,就沒有留守兒童。因而,決定于次生性的留守兒童的其他特征與農民工的相關性征亦具有統一性,或者說不論是留守兒童的時代性還是規模性都源自農民工的過渡性和巨大性等。所以,從流變的角度看,結合上文的個案例證,以“次生性”為根本特征的留守兒童的變化流動毫無疑義地仰賴于以“分化”為機制的農民工的分層流動。農民工的分化必然引起留守兒童的流變,農民工分化的速度越快規模越大,留守兒童流變的速度和流量也就越快越大,農民工分化的水平和所達到的分層位置越高,留守兒童的正向流變和流變的質量水平也就越高。即留守兒童的變化流動及其流量、流向、質量水平等在于農民工的分化流動及其規模、分化水平與分層結構位置中的高度等。運用經濟學的存量理論進行考察,留守兒童存量、流量與增量的變化則是農民工存在和農民工分化流動的邏輯的實然的表現。也就是說,如果農民工減少了,那么留守兒童的存量就會對應的減少,留守兒童的流入量也就會對應的變小,留守兒童的增量從而就會下降;如果農民工分化的速度加快了,上向流量增大了,水平提高了,那么留守兒童流變的速度就會對應的加快,正向流變量也就會對應的加大,從留守到非留守的質變水平就會對應的提高并趨于穩定;如果農民工消亡了,即社會結構若能像先發國家那樣徹底地分化與開放,不再產生出農民工這個過渡性的群體,那么留守兒童也就不復產生而成為歷史的典故。但就當下而言,留守兒童正向流變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政策執行的可贖買,如賣戶口、學籍贊助、買房轉戶口等,留守兒童質變為非留守兒童從而成為可能。也就是說,只要農民工在收入為主要標準的內部分化中居于較高的層級,收入積蓄能夠滿足買戶口、學籍贊助或買房轉戶口等的需要,其子女由留守兒童質變為非留守兒童就一定由“應然”成為“實然”。因此,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在制度環境逐步調整改善和城鎮化步伐加快的同時,關鍵是作好農民工這篇大文章,這是留守兒童對農民工的次生關系所決定的。所以,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直接路徑依賴是加快農民工身份的轉化,但如何加快農民工身份的轉化,逐步實現農民職業的一次性轉化,揚湯止沸直至農民工相傳“薪火”的熄滅,筆者在《農村留守兒童的概念界定與相關對策的思考》的一文中已作了詳盡的討論,故不再贅述。
(二)研究的不足
與家長交流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除了通過座談會的方式,我們還應該定期對留守兒童進行家訪。通過家訪了解留守兒童的實際生活和在家的學習情況。在家訪期間,對于孩子在學校的各種表現教師也要及時通報給家長,并針對孩子近期所出現的問題與家長共同商討出教育方案。例如,我班有一位留守兒童,他的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近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學習成績急速下滑??吹竭@種情況我非常焦心,于是我選擇在一個周末的下午對其進行了家訪。在家訪的過程當中我了解到,原來他的爺爺最近去世了,對這名留守兒童的打擊很大,他回去之后整天對著爺爺的遺像發呆,由于悲傷過度也沒有心思學習了。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我與這名留守兒童的奶奶進行了積極的溝通。讓她在家里要盡量給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讓他盡量快樂起來。最終,在這名留守兒童家庭的積極配合下,這名留守兒童很快走出了悲傷,又積極投入到學習中了,本學期末的時候他的學習成績又逐步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從上面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家訪是非常重要的。在家訪的過程當中教師可以更好了解學生,可以與家長進行溝通,可以充分動員家長參與到留守兒童的教育當中。
二、定期讓家長反饋
與家長交流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除了上述兩點,為了更好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教師必須要家長定期對留守兒童在家庭內的生活和學習情況進行反饋。讓教師更加及時了解留守兒童在家庭內的表現,從而對其進行教育。比如,可以通過電話的形式進行反饋,可以通過書信的形式進行反饋等。記得有一次,一位留守兒童的家長非常焦急的給我打來了電話。說自己的孩子每天回家除了基本的吃飯之外就是上網,甚至每天上網到深夜。家里怎么說都沒有用。了解到這名留守兒童的情況并聯系到他最近的在校表現(上課經常睡覺),我急忙和這名留守兒童的家長進行了商談,制定出了教育方案。首先,我和這名留守兒童進行交談,讓他知道長時間上網的危害———影響學習、影響睡眠、影響視力。其次,我要求家長撤掉網線,讓其斷去上網的條件。在家校的積極配合之后,該名學生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又重新恢復了正常的學習狀態。因此,定期讓家長反饋留守兒童在家庭內的表現情況是非常必要的。這樣的做法有利于更好地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
三、總結
1.創設良好的心理環境。留守兒童的心理障礙主要表現為膽怯,因此,教師要以和藹可親的態度接納每個留守兒童,以母親般的胸懷關愛每個留守兒童,善于走近他們,每天與他們談心、對話,讓他們感覺到老師像媽媽,愿意敞開心扉與老師交流。對于一些特不愿意、不敢與人交往的留守兒童,教師應主動地給予他們信任與溫暖,讓他們漸漸地由接受成人到接受同伴。俗話說“環境造就人”,當留守兒童生活在一個寬松、和諧、愉悅、充滿友愛的環境里時,他們自然會高高興興地接受成人和同伴的邀請。
2.創設良好的物質環境。熟悉溫馨的環境會讓人有親切的感覺。我將小班幼兒集體活動長廊的門頭做成城堡的樣式,在長廊頂上掛滿許多漂亮的紅紗,將每個活動室的門頭都裝飾成各種各樣的城堡,如開心城堡、溫馨城堡等,然后請留守兒童從家里帶來一張全家福張貼在活動室一角;或者讓他們帶來喜歡的玩具、圖書等。這樣,孩子一進活動室,就如置身在神秘的王國里,可以無拘無束,心情放松,他們自然會自由自在地交往。
3.采用恰當的方法,給留守兒童充分的自由。我力求創造一個開放、自由的環境,讓留守兒童自由結伴、自由玩耍、自由合作。如,本學期我嘗試讓留守兒童自由選組別、選座位,即引導他們根據自己的意愿和喜好選組別和同桌,如讓他們自主選擇加入蘋果組、草莓組等。還有,就是根據家長的建議以及留守兒童的意愿,讓他們自由選擇和熟悉的鄰居坐在一起,漸漸地他們會選擇有共同愛好的同伴、朋友多的同伴、會幫助自己的同伴坐在一起。這些活動無形中可讓留守兒童體驗到交往能力的樂趣,從而想交往、敢交往、學會了與別人交往。
二、開展各種有特色、有意義的活動,讓留守兒童學會交往
1.組織分享活動,教給留守兒童交往能力的基本方法。分享合作是學習交往能力的重要步驟。為了讓留守兒童感受到在集體生活中與同伴交往的樂趣,教師可根據主題活動的變化,請他們帶上心愛的玩具或喜歡吃的食物到幼兒園來與同伴一起分享。在活動中教師還要仔細觀察留守兒童的表現,鼓勵他們與同伴交往。在活動后,還可請留守兒童講述自己的交往能力過程,如和誰一起玩的、是怎么玩的、把東西給誰吃了、為什么,等等,讓留守兒童交流各自的交往方法,體驗交往能力的樂趣。
2.舉辦豐富多彩的特色活動,增加留守兒童之間交往的機會,讓留守兒童自信起來。如,我班就開展了“寶寶交友會”的活動,通過每個班幼兒、教師的熱情表演,讓留守兒童和其他班的小朋友認識并交往。還有,我們還讓留守兒童經常和中班的小哥哥、小姐姐聯誼,擴大他們的交往范圍。通過多種活動,不斷地給留守兒童提供能夠和同伴、成人主動交往的機會,鍛煉他們的自信心,激發他們的表現欲。
三、家園同步,不斷強化留守兒童的交往能力
1.通過各種渠道,與家長分享有關教育留守兒童的方法和信息。我們會定期張貼家教文章供家長參考;在游戲活動中,發現留守兒童存在的問題,及時與家長交流;會不定期地針對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問題召開“家長會”,與家長們共同交流、討論,共同關注留守兒童的成長。此外,我們還開通了“校信通”,雖然家長不能經常照顧到家里的孩子,但是我們會經常發一些有關留守兒童的在園表現、學習情況等,讓他們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對自己的孩子有所了解。
1.1農村留守兒童的含義
很多研究因為描述的角度不同,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定義不同。綜合眾多研究結論,筆者認為農村留守兒童應定義為:年齡在6~16歲、家庭完整(父母雙方都存在、無離異、分居狀態),但日常生活的監護人不完全或無監護(僅有父母一方或雙無)的農村兒童。
1.2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情況
農村留守兒童生長在農村的家庭環境之中,這是他們家庭情況的共同性,也決定了農村留守兒童家庭環境的相似性,即:父母雙方或一方到城市里打工,而兒童由父母親單方或者祖輩照管。大多數的農村家庭都不是兩代的小家庭,很多家庭中的祖孫三代一起生活。因此,留守兒童的家庭結構較為復雜:首先,單親照管的留守兒童同時接受祖輩教育;其次,雙親都外出的留守兒童可能僅由祖輩照管,有的由于祖輩無力照管,兒童就要自我監護,更有甚者,兒童還要照顧年邁的祖輩。有少部分留守兒童沒有祖輩,被寄養在親屬或者鄰居家里。
1.3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情況
農村小學是承擔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的主要機構,然而,農村小學經費少、師資力量薄弱、教育水平不高,對普通兒童的教育尚且不完善,對無家庭監護的留守兒童的教育更是力不從心;學校教育一般只擔負對兒童進行知識、能力的培養的責任,那么,兒童身心健康的責任則由學校和家庭共同承擔。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特殊性決定了他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存在很大的缺失。
2農村留守兒童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2.1家庭教育缺失導致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落后
眾多研究者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發展情況進行研究和探索,結果認為“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發展落后”,還有研究認為農村留守兒童大多數存在一定心理問題,因此,傾向于將這些兒童歸為“邊緣化的問題兒童”,盡管這個結論受到眾多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質疑,但是,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落后是個不爭的事實。農村留守兒童在道德水平和人際關系發展方面都明顯落后于家庭完整的兒童,責任心、意志力的發展也比較落后,常見的現象是:農村留守兒童常常闖禍,甚至會觸犯法律而并無改過之心,被學校和四鄰評論:“沒有教養”。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落后的狀況與他們的家庭結構不完整和缺失的情況有很大的相關性。兒童心理學驗證,在兒童的心理發展過程中,父母親的教育方式和家庭關愛對兒童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兒童的行為方式、對待事情的態度很多都是從父母身上習得的。很多農村留守兒童是沒有實際上的家庭的,他們無法從父母身上學習正確的行為方式,還可能受到寄養家庭的苛待,很容易產生各種心理問題;還有些農村留守兒童受到父母親一方和祖輩的雙重照管,由于教育方式不同,這些兒童習慣于在家庭教育的夾縫中“獲利”,逐漸形成逆反和自私的心理。
2.2學校教育偏差導致農村留守兒童能力發展落后
農村留守兒童能力發展落后是這部分兒童的主要特征之一,體現在農村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不佳、課堂自律性差、學習缺乏主動性、同伴交往能力差等方面。在農村學校里,普遍存在的問題:學生在課堂上調皮搗蛋,欺負同學,或者對上課學習毫無興趣,整日恍惚,無心學習,也不和同學交流,教師會讓這些學生“請家長到學校來談談”,所得到的回答是“我爸爸媽媽都不在家”。很多學校教育的研究都表明,兒童的知識、能力的水平與學校教育的風格和水平有很大關系,這也是眾多學生家長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好學?!钡脑?。然而,農村小學和中學教育存在種種缺失,使得學校對留守兒童的教育存在偏差:首先,農村學校師資力量薄弱,學校教育本身精力有限,無法對留守兒童進行特別關照;其次,農村教師也是凡人,思想也受到普通家長的特別請求,對普通兒童更為重視,而對留守兒童往往忽視;最后,留守兒童本身的問題使學校對其教育的難度增強,成為眾多教師放棄對這些兒童進行教育的理由。
2.3社會環境復雜導致農村留守兒童安全受到威脅
雖然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和學校負責,但當前復雜的社會環境仍然對留守兒童的教育產生威脅。一方面,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為了家庭經濟的增長,放棄對孩子的管照,同時受到打工所在單位的制約,不能經?;丶艺疹櫤⒆?另一方面,很多社會閑散青年集結成群,也引誘兒童加入不良社會集團。因此,與普通兒童相比,農村留守兒童面臨著更加嚴重的安全問題。除此之外,這些兒童的教育安全更加令人擔心,很多農村留守兒童不受家長的約束,自由安排課余時間,放學之后到處游玩,極容易被社會閑散青年引誘;另外,留守兒童長期缺乏關愛,對不良社會團體所體現的“義氣”所迷惑,認為那就是家庭應有的氣氛,而對不良社會團體的歸屬感更強,從而遠離學校和家庭。
3改善農村留守兒童教育現狀的對策
3.1強化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環境溫暖
完整的家庭環境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極為重要,兒童發展需要有優秀的父母親作為榜樣,而從父母親的教育中獲得關愛,是兒童心理健康發展的保證,因此,為農村留守兒童建立較為完整的家庭環境是改善他們的教育現狀的關鍵。能夠幫助建立完整家庭環境的辦法:第一,即便外出打工、離開孩子的狀況不能馬上改變,外出務工的家長也應該增強與兒童的交流,現代通訊工具十分便捷,家長與孩子通電話、發短信、上網視頻聊天,了解孩子每天的狀況,能夠對孩子的教育起到極大的幫助;第二,建議外出務工的農村家長?;丶铱春⒆?,避免孩子長期處于寄養的狀況;第三,祖輩與父輩應經常交流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使教育觀點和教育方式保持一致;第四,建議農村家長權衡家庭經濟與兒童教育,仔細考量孰輕孰重,重視家庭教育對兒童發展的作用。
3.2加強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環境
建立溫暖、關愛的學校環境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學校教育問題的主要方式,首先,學校應該關注留守兒童的教育狀況,找出這部分兒童的教育缺失之處,并盡量進行彌補;其次,教師應該格外關注留守兒童的學習狀況,不把留守兒童推向“問題兒童”的邊緣,在平等對待留守兒童和普通生的基礎上,對留守兒童展示出更多的耐心和關愛,以彌補他們在家庭教育中關愛缺失的情況;再次,建議學校在針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時候,重視到普通兒童家庭對學校教育的反作用,學校和教師應該適當指導普通兒童的家長教育孩子關心和幫助留守兒童,促使同伴關系和諧,使留守兒童喜歡學校、喜歡同學,能夠在同伴關系中獲得溫暖。
3.3重視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研究和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