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09 17:36:15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財務關系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一、法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聯系
(一)法務會計與財務會計都屬于應用會計學
會計學可分為理論會計學和應用會計學,其中理論會計學包括會計理論、會計史等;應用會計學包括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國際會計、法務會計及成本會計等,可見法務會計作為會計學的一個分支,與財務會計都屬于應用會計學。
(二)財務會計是法務會計產生的前提和基礎
財務會計為信息使用者進行經濟決策服務,法務會計為法律工作者處理法律事項服務,因此它們都屬于會計服務活動,其最終成果(財務報告與專家意見)所依據的事實材料都來自于各項經濟活動。但案件所涉及的財務會計業務通常是由會計事項和會計活動組成,而法務會計活動本身是對案件涉及的會計事項或會計活動進行檢查、驗證和鑒定,并據此作出判斷,發表專家意見,通常是在財務會計工作基礎上開展的。因此,財務會計是法務會計產生的前提和基礎。
二、法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區別
(一)主體不同
財務會計是為某一特定主體(會計實體)服務的,要對特定主體(企業、事業、機關單位等)的經濟過程和結果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法務會計的主體不是單一主體的單一會計,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會計,凡經濟糾紛、訴訟案件中涉及到會計事項的認定、判別,均與法務會計有關。法務會計的空間范圍主要存在于三大領域:一是企業、行政、事業單位;二是社會中介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三是司法機關(檢察、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等)以及政府審計部門、紀檢部門。
(二)職能不同
會計職能是指會計在經濟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財務會計有核算、監督兩項基本職能。核算職能側重對事實的描述,主要是對某一特定主體的經濟活動過程進行確認、計量和記錄,對其結果進行報告。監督職能側重于糾正偏差,主要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要求,對特定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相關會計核算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審查,以達到預期的目的。財務會計的這兩項基本職能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會計核算是會計監督的基礎;而會計監督又是會計核算質量的保障。法務會計職能的作用范圍則遠遠超出了財務會計,不僅局限于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而且在解釋財務問題、強化會計的控制職能、收集會計數據以提供訴訟支持、保護和懲戒會計職業人士以及其他有關人士等方面也能提供信息支持。
(三)目的不同
法務會計與財務會計雖然都有“會計”二字,但二者的目的卻有著天壤之別。財務會計的目的是著重向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提供對經濟決策有用的信息,能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所提供信息具有公開性。而法務會計提供信息的目的在于完成受托責任,它是對經濟活動(或者經濟糾紛)中的法律責任問題進行調查、取證、提出專家性意見,為法庭、仲裁或鑒定機構提供相關證據。會計
(四)內容不同
財務會計的內容是用財務會計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一般會計事項,具體分為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和利潤六大會計要素。法務會計的內容則取決于各國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及法律、法規對經濟活動、經濟行為、財產資源等規定的詳細程度,因此,不同國家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法務會計的內容都有所不同。我國學者對當前法務會計內容的認識較為統一,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稅收理算會計;(2)債權、債務理算會計;(3)保險賠償理算會計;(4)社會公正會計;(5)物價會計;(6)基金會計;(7)司法會計;(8)海損事故理算會計;(9)社會保障會計。
(五)工作程序和方法不同
在工作程序上,財務會計有一套比較科學的、統一的、定型的會計處理程序。財務會計的工作程序即會計循環可概括為七個環節:(1)審核原始憑證,編制記賬憑證;(2)過賬;(3)結賬前賬項調整與結賬分錄;(4)對賬;(5)試算平衡;(6)結賬;(7)編制財務報告。各環節具有連續性和繼起性,且憑證、賬簿、報告的格式、內容、編報程序與要求多由國家統一規定。而法務會計服務對象的復雜性,決定了其工作程序的特殊性,大多是從接受受托責任到事件結束工作報告的報出,不存在會計期間的連續性,更不需要繼起性。一般來說,其工作程序應包括:(1)會見委托人,明確受托責任;(2)初步調查,收集有關資料;對受托任務進行風險評估和預測;(3)制定行動計劃,包括實施的策略、步驟、方案等;(4)獲得證據材料;(5)計算、分析;(6)報告,即將法務會計工作的最終結果以報告的形式系統表達出來。
在工作方法上,財務會計大量使用會計核算方法、會計分析方法。法務會計作為一門復合性學科,不僅使用會計的方法,有時還大量使用審計的方法、統計的方法(如抽樣分析法等)及收集證據的方法等。常見的方法有:審閱查驗法、關聯核對法、座談詢問法、實物勘察法、分析比較法、綜合計算法等。
(六)執業規范不同
實現財務會計目標的關鍵在于保證財務報告的質量,因此需要有專門的會計規范。財務會計人員在處理經濟業務活動的過程中,不僅要遵守《會計法》的有關規定,還要受到統一會計規范(如會計準則、會計制度、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的約束,其中,企業會計準則是國際上通行的一種會計規范形式,我國的企業會計準則分為基本會計準則和具體會計準則。法務會計的執業活動涉及三個規范,即會計準則、法務會計準則和專家證據準則(譚立,2006),前兩者為會計行業規范,后者為法律規范,三者關系密切,又相互區別。法務會計工作就是將會計語言記錄的財會事實翻譯成法律語言表述的案件事實,也就是說財會事實經由法務會計之手以專家意見形式送達法官手中,成為其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在這一過程中,法務會計準則作為會計與法律兩個職業的聯結紐帶,起到了由會計準則通向專家證據規則的橋梁作用。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國、加拿大等少數國家制定了有關法務會計準則外,許多國家的法務會計業務活動都是參照審計準則執行,但制定統一的法務會計準則仍是必然趨勢。只有建立健全法務會計準則,才能使法務會計工作有規可循、有章可依,才能保證執業質量,提升職業信譽,才能實現法務會計準則與法律法規、準則和慣例的聯系和溝通,指引法務會計健康發展。2006年初,我國財政部頒布了1項基本會計準則和38項具體會計準則,這一準則體系已基本上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完成了48項審計準則的制定或修訂工作,標志著我國的企業會計、審計準則體系已基本建設完成,為建立法務會計準則提供了基礎性框架。
(七)報告不同
財務會計報告是企業對外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的財務狀況和某一會計期間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會計信息的文件。法務會計報告是法務會計工作者根據有關的財務會計資料、卷宗材料,以及其他相關的資料等,對案件或糾紛等法律事項所涉及的財務問題進行解釋、說明,并作出專業判斷所形成的一種書面結論性文件。法務會計報告與財務會計報告有十分顯著的區別:
1.用途和使用者不同。財務會計報告的用途在于為投資者、社會公眾、政府機構等利益相關者提供經濟決策所需的相關會計信息;而法務會計報告適用于訴訟實踐,為法律事項承辦人、當事人等提供認定相關財會事實的專家證據。
2.反映的范圍不同。依據“會計主體假設”,財務會計報告所反映的財務事實僅局限于某一會計主體的相關經濟業務;而法務會計報告不存在“會計主體”的限制,它是依照法律事項來劃定空間活動范圍,凡是法律事項涉及的會計事實都必須查清、核實,并向委托人報告。可見,財務會計報告與法務會計報告所反映的事實范圍差異較大。
3.內容和格式不同。財務會計報告包括財務報表及其附注和其他應當在財務會計報告中披露的相關信息和資料。財務報表至少應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權益變動表。常見的財務會計報告是以格式報表為主題,表注及相關信息和資料作為輔助,其中每張報表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而法務會計報告的內容反映了法律事項所涉及范圍的財會事實,通常情況下,法務會計報告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引言、對財務會計資料的分析論證過程和最終的結論等。如果報告人占有資料不充分或資料很少,也可發表“無法作出明確結論”的報告結果。不同經濟糾紛或案件的性質、內容不同,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不完全一致,因此,法務會計報告沒有固定格式,通常是根據不同的業務對象和使用對象,按委托人的要求分別采用不同的格式。
4.時間要求不同。依據“持續經營假設”、“會計分期假設”,財務會計報告作為對企業不斷發生的經濟活動和資金運動的分期綜合反映,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而法務會計是在涉及會計領域的經濟糾紛和訴訟發生時,對財務事項中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解釋與處理,著重于向法庭提供臨時的審計證據。
論文關鍵詞:稅務會計師;認識;作用
隨著社會經濟運行的發展,企業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從企業的前期注冊,到基本建設、至正常的生產周期,人們針對各環節可能發生的風險設置了內控制度來防范,使我們的企業得到有序良性發展,其中涉稅風險已經成為企業涉及經濟業務的重要控制風險。涉稅風險的控制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單獨的個體,他與企業發展的戰略目標密不可分,這就需要我們應該重視與企業發展緊密相連的涉稅工作崗位——稅務會計師,下面我就對稅務會計師的認識和他在企業所起的作用談一下粗淺的認識。
1 財務會計不等同于稅務會計
大家都認同財務會計在企業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感覺財務會計包含或等同于稅務會計,其實不然。稅務會計是以國家現行稅收法令為準繩,在國家現行稅法的范圍內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當財務會計制度與現行稅法的計稅方法、計稅范圍發生矛盾時,稅務會計必須以現行稅收法規為準,進行納稅調整。稅務會計帶有稅務籌劃性,企業通過稅務會計履行納稅義務,從“應交稅費”賬戶上它反映了企業上繳和未繳稅金的數額,未交數額它是體現企業對國家的一筆負債,其金額的大小、滯留企業時間的長短,可以反映企業“無償使用”該資金的能力。因此通過稅務會計的籌劃,正確處理涉稅會計事項,實現企業財務目標。稅務會計還具有協調性和廣泛性,財務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事項及結果,只要與稅法規定不悖,是與稅務會計相同的,只有對不符合稅法規定的,才進行納稅調整,即進行稅務會計處理。在日常工作中每年的所得稅匯算就是一個典型的事項,當財務會計結束了一個會計年度的工作后,就要依照企業所得稅法進行納稅調整,從會計確認的收入、成本、投資收益、營業外支出等都要符合稅法確認的條件,調增或者調減納稅所得額的多少,最后方能確定應納稅所得額,與財務會計得出的利潤總額是不一致的,這就是體現了稅務會計的協調性。廣泛性主要表現在小型企業,他們為了簡化財務核算,在執行企業會計準則、會計制度時,與稅法不同之處直接按稅法規定進行會計核算,其會計可以稱為稅務會計,而不宜稱為財務會計。
2 稅務會計師產生和發展趨勢
企業稅務會計師是在企業從事與稅務相關的會計工作,以保障國家利益和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企業稅務會計專職崗位的會計人員。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現代企業制度的不斷完善,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和債權結構代替了政府投資一統天下的格局,這就要求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規、貨幣政策等手段來實現對企業各項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因此企業如何維護自身的權益,合理合法規避風險,原有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不分的企業會計已不適應企業經濟活動管理的需要,企業稅務會計在企業中獨立就顯的尤為重要。我國會計制度改革與國際會計制度的接軌,財務會計應遵循會計準則與新稅法兩者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一些大型企業或集團,總部都設專業的涉稅職能部門。因此,企業對具有涉稅資質的會計師專業技術人才需求將越來越迫切。
3 稅務會計師通過納稅籌劃實現企業經濟利益
納稅籌劃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運用國家的稅收政策和有關法律規定,對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安排,使企業減輕納稅負擔的一種理財活動。稅務會計師將其所掌握的稅收知識、會計知識、法學知識、財務管理知識等綜合知識運用到日常的經濟活動中,在不違反現行的國家稅收法律、法規,前提下進行納稅籌劃,對各項經濟活動發生之前就把稅收當作一個內在的成本做出考慮,從客觀上為企業提供了納稅義務發生前做出事先安排的可能性,合理合法的減少稅收成本,降低了企業涉稅風險,達到企業總體利益最大化得目的。在日常經濟活動中已經逐步認識到他的重要性,一項經濟業務的發生,我們要提前考慮到他所涉及到的各項稅費,是否可以采取其他稅負偏低的稅種(必須是在稅法許可范圍內),在業務辦理中要考慮保存與稅法要求相關的資料和文件,以便到時享有稅法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稅收抵免項目提供依據,業務完成后要考慮什么時間繳納稅款,盡量滯后支付稅款,以延長稅款在企業停留的時間,但不能逾期繳納。
例如:企業需要購置一套需要安裝的設備,設備購置費為75萬元,安裝調試費15萬元,設備總支出為90萬元。
方案一:依據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設備購置費75萬元,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可抵扣10.90萬元稅款,安裝調試費開勞務發票15萬元,設備入賬價值為80.10萬元,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10.90萬元。
方案二:我們在設備進行招標前就進行納稅籌劃,招標價格含安裝調試費用,并且是增值稅發票一票結算,合同簽訂注明設備達到可使用狀態后交付。依據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設備購置總費用90萬元,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可抵扣13.08萬元稅款,設備入賬價值為76.92萬元,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13.08萬元。
上案例方案二,因事前進行了納稅籌劃,比第一方案多抵扣稅款2.18萬元,減少了企業資金流出,降低了產品成本,提高了競爭力。
4 提高稅務管理,規避涉稅風險是企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當前對企業稅務管理的認識,大致有幾種代表性的觀點:首先是“無關論”這樣的觀點導致了人們對企業稅務管理問題熟視無睹,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和競爭力。其次是“關系論”這種觀點直接導致“人情稅”“關系稅”的屢禁不止,腐敗滋生。再一種是“技巧稅”認為熟練掌握某些偷逃稅或避稅的技巧,只要能達到少繳稅的目的,什么技巧都敢用,不顧法律后果。雖然僥幸過關占了一時的便宜,到后來也有“賠了夫人又折兵”影響企業發展,甚至受到牢獄懲罰。全球跨國知名企業百事可樂(中國)公司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其原因就是:明知進口報稅的商品編碼有誤,卻因為想繼續享受意外得來的低稅率“將錯就錯”,當高管接到法院的傳票追悔莫及?,F代稅收“無限期追蹤制度”及“法人問責制度”使企業高管們越來越認識到稅收管理的重要性。
企業稅務管理是企業在遵守國家稅法,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稅收法規所提供的包括減免稅在內的一切優惠政策,達到少繳稅或遞延繳納稅款,從而降低稅收成本,實現稅收成本最小化的經營管理活動。企業稅務管理的實質是現代企業管理中財務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稅務管理應服從于企業管理的整體發展目標,服從企業管理不同時期的發展需要。廣義上講,企業稅務管理的目標是節約納稅成本,降低納稅風險,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狹義上講企業稅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準確納稅、規避涉稅風險、稅務籌劃三方面內容。
企業稅務管理的具體活動是由企業稅務會計師具體運作的,他在遵循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前提下,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事前謀劃,全過程管理,把納稅意識宣傳到每一個員工心里,而實施全員參與,并且注重成本效益,樹立全局意識和整體觀念。
5 稅務會計師在應對稅務稽查所起的作用
稅務稽查是稅務機關依法對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和其他稅務當事人履行納稅義務、扣繳義務及稅法規定的其他義務等情況進行檢查和處理工作的行政執法行為。稅務稽查分日?;?、專項稽查、和專案稽查。由于稅務會計師熟知稅收法律、法規等專業知識,在日常工作中已經把經濟活動中需要注意的事項,應繳納的稅款,按規章制度要求進行處理完畢,所以應付稅務局的日?;?、稅收專項檢查是胸有成竹的,至于專案檢查,只要我們立足于誠信經營、依法繳納稅款是不用擔心的。
關鍵詞:內涵不變性;外延無關性;完全可替代性;關系論轉向;描述性轉向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4-0003-08
在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對選擇行為的分析中,決策者基于給定的心理法則――偏好關系公理假設――進行判斷和選擇,在資源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統經濟學理論范式隱含了三個基礎性假設:
1.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內涵不變性假設。決策者有預先得到完備界定的選擇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在行為過程中,這些偏好關系只是被顯現出來,但內涵不會發生變化。
2.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外延無關性假設[1-14-21]。當決策者追求主觀效用的最大化時,他是在基于預先給定的選擇集和選擇集上的偏好關系進行理性計算。這意味著,決策者在面臨具體的選擇時,偏好關系與選擇的描述方式無關,也與選擇的引出方式無關。
3.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決策者把給定的資源配置到各種商品組合的過程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無差異曲線給出了資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說明。
在行為經濟學推進的心理現實化過程中,價值載體從狀態量轉為變化量,正統經濟分析中隱含的絕對價值判斷被相對價值判斷所替代,而這一隱含的技術假設既適用于決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論,也適用于非決定性世界的預期效用理論[5]。這個基本原則的轉變,使得行為經濟學對正統經濟學的反對迅速從非決定性世界擴展到了決定性世界,從技術層面擴展到了基礎層面。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隱含的基礎性假設――偏好的內涵不變性假設、外延無關性假設與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與現實的嚴重背離逐漸凸現出來。
一、結構化效應與相對價值判斷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正統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存在一系列與心理現實背離的假設,包括:偏好關系的基準無關性,即財富總量的微幅波動對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偏好關系不受選擇問題表述方式變化的影響(描述不變性假設)。預期效用理論對風險選擇行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統揭示后,在與人類感知系統的類比中,行為經濟學完成了相對價值判斷的系統建構[5-10]。對相對價值判斷更加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構成了結構化效應[11]的實質性內容。
我們先看看幾個結構化效應的行為實驗。
1.亞洲疾病案例[8]。設想美國準備應付將要爆發的一場不同尋常的亞洲疾病,預計將殺死600人。決策者面臨A、B兩個應付該疾病的方案。
(1)積極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
如果方案A被采用,200人將獲救;如果方案B被采用,有1/3的可能,600人都獲救,2/3的可能沒有人獲救。你將選擇哪種方案?實驗表明,絕大多數被試會選擇方案A,表現出風險厭惡。
(2)消極框架下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在兩種表述中被試不同):
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將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用,1/3的可能沒有人會死,2/3的可能600人會死。實驗表明,大多數被試選擇方案B,表現出風險追逐。
注意,僅僅改變對同一個問題的陳述方式,卻引起了偏好逆轉。
2.背景效應(context effct)。在Tversky(1969)的試驗中,許多被試選擇(06,$8)①(03, $18),(1,$4)>(0.6,$8),但是卻選擇了(03,$8)>(1,$4),出現了偏好循環。實驗表明,在第一次、第二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概率比較;而在第三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彩頭。就理性選擇而言,被試應該充分利用概率與彩頭的信息,實現概率與彩頭的平衡。但從試驗結果來看,被試在試驗中大多基于單一屬性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其他屬性的影響,由此導致多維屬性選擇的偏好關系循環②。SimonsonandTversky[13]指出,對某一特定選擇子集的偏好順序常常受選擇子集被置于什么樣的選擇集中的影響,這違背了標準偏好理論的假設――對特定選擇的偏好獨立于不相關選擇的假設。
3.錨定效應(anchoringeffect)。在ArieLy,Lov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試驗中,對被試提出是否 愿意接受以他們的社會安全號后兩位作為購買價格的問題后(無論回答是或否),在對無線鍵盤的定價中,社會安全號后處于00-20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016.09,而處于80-99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855.64。行為實驗表明,由于被試對無線鍵盤的價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與無線鍵盤定價不直接相關的陳述中,被試會形成賴以進行判斷或選擇的基準――就像拋錨形成的基準位置,從而影響了價值判斷。
對上述案例的分析表明,選擇問題被呈現于決策者的方式,將影響決策者對選擇賴以評價的參照系的選擇。在亞洲疾病案例中,兩種陳述給出了不同的參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減去600以后的人口總數作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總數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損失。在背景效應中,不同的選擇背景突出了價值評價的不同維度,實際上改變了選擇被評價的參照系的結構,有的以概率為主,而有的以回報為主。而在錨定效應中,隨機的錨定卻實質性地影響了評價基準的選擇,引起了決策者偏好關系的系統偏移。
結構化效應揭示了偏好對選擇問題呈現方式的依賴性。選擇問題的呈現和決策者認識選擇問題的結構隱含了一個重大的事實,決策者評估和選擇的對象并不是現實世界中自在的客體,而是經由我們的智力轉化并呈現的客體③。因此,決策者在選擇的時候并不同時產生一個關于選擇問題的客觀的、中立的陳述。決策者和選擇問題呈現方式之間的相互影響決定了決策者對選擇問題進行陳述的基本框架。而這個基本框架永遠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它可以將收益結構化為損失,也可以把損失結構化為收益,甚至改變各種因素的相對關系。結構化效應揭示了一個對正統經濟分析的基礎構成重大挑戰的事實,不同的問題呈現方式將為選擇者提供不同的參照系,從而將選擇問題映射為不同的問題。選擇行為與選擇問題的形式、背景高度相關,離開決策者所處的背景,離開選擇問題呈現的具體形式,是無法討論偏好關系和選擇評價的。
由于選擇問題的不同陳述隱含地假設了不同的參照系,決策者在分析選擇問題時,應該首先解決參照系的選擇和轉換問題,才能進行比較。就正如在地球上稱重量與在月亮上稱重量或者在水中與真空中稱重
注解:
① (0.6,$8;0.4,$3)表示結果集為{$8,$3},各結果的發生概率對應為{0.6,0.4}的選擇。當結果。時,簡記為(06.$8)。
② 這與Tversdy(1967a,t967b)對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研究結果相吻合。研究表明,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得到溯支持。作為判斷和選擇的兩個核心變量,概率和效用滿足獨立性,隱含了一層不可忽略的含義:決策者進行概率判斷時,不進行效用判斷,也不考慮效用判斷;反之亦然。這為在不同的背景下突出不同的決策維度提供了可能。
③ 這與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的觀點完全一致。普羅察戈拉由于看到感覺世界不存在永恒性、普遍性而轉向了懷疑論,而行為經濟學家則從沒有一對敵的心理世界轉向了描述性。
量,在對兩個重量進行比較時,必須首先進行引力參數或浮力參數的調整。忽略隱含的參照系假設問題,勢必導致正統經濟分析與行為現實發生系統偏差,在考慮參照系問題后,無論決策者是否采用同樣的參照系,這種偏差都會不復存在,決策者需要討論的是他們該選擇何種參照系,然后才是做何選擇。
二、偏好關系的程序依賴――偏好的引出效應
在早期關于偏好逆轉的研究中,SlovicandLichtensteint[15]較早注意到偏好引出方式對偏好順序的影響,揭示了人們在比較選擇(makinschoice)和匹配定價(settingprice)過程中價值判斷和偏好順序的矛盾:在比較選擇中被偏好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過程中被給予了更低的價格。此后,行為經濟學家陸續進行了一系列的行為實驗研究確認了偏好關系對偏好引出過程的依賴性①。
在中東高速公路方案民意測驗案例12中,方案A(投入11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70人),方案B(投入55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00人)被兩種不同的民調方式進行比較。第一種民調方式是進行直接比較,結果2/3以上的人更加偏好D;第二種民調方式是價值匹配,方案B的投入被隱去了,要求被調查者在方案A基礎上對減少100人員傷亡的方案B所需要的投入進行評價,結果90%以上人的投入估價低于5500萬美元。按照價值匹配的方式,將會有更多的人偏好A。
在隨機世界②的選擇情形中,正統經濟學家遭遇了同樣的偏好逆轉。將P賭局(8/9,4$)和$ 賭局(1/9,$40)按照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采用比較選擇時,71%的被試選擇了P賭局;而在要求被試作為賭局的提供者對兩個賭局進行匹配定價時,67%的被試對S賭局的定價高于P賭局[36]。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90)提供了涉及時間的選擇情形:L(2500$,在5年之后兌現)與S(1600S,在1.5年之后兌現)。當進行比較選擇時,74%的被試選擇了S;而在進行匹配定價時,75%的被試就L給出了更高的現值。
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轉可能被歸于三種原因:標準經濟分析的偏好傳遞性假設,或者標準經濟分析對程序不變性的隱含假設,或者回報安排獨立性假設。為了確定導致發生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Tversky,Slovic,andKahneman[20]進行了實驗研究,研究表明,程序不變性假設是導致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③。這樣,選擇問題的引出過程對偏好順序就有實質性的影響。人們在比較選擇(好比用天平比較兩個物體的重量)時做出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好比用彈簧秤分別稱重)中被賦予更低的價值。這些偏好逆轉對標準的經濟學理論隱含的程序不變性假設提出了嚴重質疑。
為什么人們會高估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而在進行比較選擇時卻選擇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呢?Slovic,Craffin,andTversky[16]基于刺激一反應相容性④概念的擴展提供了解釋,即度量相容性假設⑤:外部刺激對人們判斷選擇的影響力受到其與人們反應模式的相容性的實質影響。當外部刺激與反應模式不相容時,建立對應關系的額外思維操作將削弱其影響力;而人們特有的反應模式則提 供了結構化外部刺激的框架,這使得具有相容性的刺激被突出。我們可以在SmithandWdker(1993)提出的認知勞動理論⑥中看到類似的分析:思維活動就像體力勞動,而人們好逸惡勞,因此不喜歡努
注解:
①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偏好引出方式導致系統偏差的研究――通過正統經濟學預期效用理論內蘊的確定性等值技術確定效用函數。根據預期效用理論,可以采用鏈式確定性等值技術導出效用函數。但是Kannarker(1974;quoted from Camerer,1995)、MeCord andde Neufville(1983;quoted from Camem,1995)、Hersjey and Sehoemake,(1985)發現,使用概率p和確定性等值所導出的效用函數存在系統偏差。
② 中東高速公路案例屑于決策性世界的選擇問題。關于決策世界的分類,參見(馮燮剛、李子奈,005)。
③ 在Tversky,slovic,abd Kahneman(1990)的實驗研究中,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10%的偏好逆轉,而程序不變性則能解釋66%。 Loomes,Starmer,and sugden(1991)則表明,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20%的偏好逆轉,如Loomes and Taylor(1992)則得到了25%的 偏好循環。這樣,不可逆轉性或過程依賴性在偏好逆轉的解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④ 比如一個具有四個燃燒器的爐子,若四個燃燒器按照方陣排列,那么按照方陣對應排列控制按鈕要比按照直線排列控制按鈕要便 于控制(Tveeaky and Thaler,1990)。
⑤ Tverky,Sattath,mdSlovic[21]對比較選擇和價值匹配兩種過程的比較研究中,揭示了比較選擇的字典排序特點:即兩維選擇中更 突出的維度在比較選擇過程中比在匹配過程中產生更大的影響。顯著性效應實際上是度量相容性原理的一個推論:某一維度的權 重將由該維度與反應模式的心理相容性決定。
⑥ 值得注意的是,Camerer對認知勞動理論持謹慎態度。在他看來,把所有的認知過程細節都壓縮到高度概括的“努力”(effort), 是從認知心理學范式(將大腦比作計算機的信息處理范式,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主導心理學范式)向行為主義心理學范式 (將人比作一個刺激一行為反應器,主要研究人對各種刺激的反應,人的大腦被比喻為黑箱,而認知過程的細節則被忽略了)的 倒退(1995)。
力思考。更多的思維努力總是服務于更強的刺激,更大的思維投入將降低反應的可變性。在上述賭局 選擇的案例中,當進行賭局定價時,由于需要確定賭局的現金價值,按照反應模式相容性原理,賭局 的回報維度被突出,而概率維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被突出。而在進行賭局選擇 時,獲得的可能性則由于同樣的原因被強化,因此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被選擇。同樣的原理可 以解釋高速公路建設方案與延時回報選擇案例。
總的來看,這些偏好逆轉以及其背后的反應模式相容性機制是標準經濟分析無法面對,也是無法忽視 的。選擇問題的啟發程序會改變選擇各個維度屬性的權重,這使得“決策者有一個固定的偏好順序”的傳 統假設受到了嚴重質疑。正統經濟分析中程序不變性假設的取消,直接產生了值得深思的結果:偏好的程 序依賴性意味著決策者并沒有事先確定的偏好關系,偏好關系是在問題展開過程中被塑造的。
三、動態演進的偏好――占有效應
行為經濟學對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系統分析,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中關于偏好關系外延無關 性的假定。偏好關系對于選擇問題被呈現的背景框架和呈現過程的依賴,正是偏好關系在特定背景 下、特定過程中被塑造的間接表述。這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有一個預先界定好的選擇 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行為經濟學對占有效應(Endowmenteffect)的研究,則從另一個角度取 消了偏好關系事先得到完備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統經濟學理論中,對給定的商品,決策者的買價和賣價應是同一的。但許多實驗研究表明,在買 價和賣價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環境經濟學家HammackandBrown[6]在上個世紀70年現了買賣價格差 距。他們發現,獵鴨者愿意支付2478以保持某一濕地適于鴨子生存,但卻要求1044$作為放棄該濕地的 補償。Thaler[17]給出了著名的例子:一個消費者以$5單價購買了一箱葡萄酒,幾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 $100單價回購但被其拒絕了,盡管他現在決不會以高于$35的單價購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選擇理論[10]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購入新的葡萄酒的價格在經濟學上被解釋為 葡萄酒的機會成本,而出讓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價格卻不是機會成本,而是讓渡成本(out-of- pocketcost)。前者對應葡萄酒的獲得,后者對應葡萄酒的損失。根據局部選擇理論,消費者將是損失 厭惡的。因此,由于消費者購進葡萄酒后,改變了消費者資源配置的初始狀態,將葡萄酒的增加或減 少轉化為收益或損失的基準發生了變化。與獲得的機會成本相比,放棄的讓渡成本必然被賦予更高的 價值,即放棄帶來的痛苦要大于獲得帶來的快樂,此即占有效應。換句話說,人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 的估值要高于他們不擁有的東西,占有效應將改變人們的喜好。由于讓渡成本和機會成本的不同,占 有效應取消了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無差異曲線的可逆性,這同時意味著兩條無差異曲線可能相交[9]。 Tversky and Kahneman[19]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應的影響形成的基準依賴的偏好結構,并對科斯定 理提出了質疑:即使交易成本為零,由于占有效應,相對其它沒有獲得的物品,人們提高對已經獲得 的物品的評估價值。這樣,資源的最初配置狀態引起經濟主體內在喜好的變化,引起無差異曲線的系 統移動,對資源最終配置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上述案例中,占有效應主要通過改變消費者對占有物的價值評估,而改變了對占有物的偏好, 從而引起消費者對特定商品空間相對偏好關系的變化。
LoewensteinandAdlerL[19]進一步對人們是否能夠預知占有效應對他們自己喜好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研究發現,由于兩方面的原因,人們在預知自己的喜好變化上存在系統偏差。第一,占有效應引起的 喜好變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們無法預期,這阻礙人們從長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了解喜好 是如何變化的;第二,僅當面臨放棄占有物的情形時,人們才會表現出對占有物的迷戀,而獲得和放 棄通常具有時間間隔,人們一般無法獲得迷戀占有物的反饋。對最初評價的遺忘進一步對這種反饋產 生了干擾。這樣,人們在無意識中受到占有效應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自己選擇的陷阱,對自 己選擇的可逆性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選擇問題呈現的特定背景(結構化效應)和特定過程(引出效應) 的不同會引起決策者的偏好關系發生逆轉,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鏡中看到了不同 的影像。決策者經過學習、訓練后,可以讓選擇問題背景隱含的參照系、讓不同的引出過程透明化, 確認哈哈鏡之間的轉化關系,外部環境對決策者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 效應的影響卻是實質性的,它通過改變決策者的資源邊界條件,對決策者選擇用以感知收益和損失、 痛苦和歡樂的參照系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從而改變了決策者的偏好關系。占有效應不像外在的哈哈 鏡,而更像生物體的生長過程,對特定商品的選擇和放棄,就好像生物體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動一 樣,對消費者的內在的偏好關系結構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這樣,預先界定的偏好關系被顯現的內涵不 變性假設遭到了行為現實的根本消解。
這樣,在決策者與其所在的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隨機性的選擇背景和引出過程使決策者暴露在一 個高度不確定的選擇環境中。在隨機性的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作用之下,決策者的現實行為是高 度隨機的。但隨機性的選擇行為卻會產生實際的選擇結果,而實際選擇結果將進一步因占有效應對決 策者的喜好產生實質性影響。這樣,偏好關系不僅是動態演進的,而且完全是一個隨機過程。我們既 沒有預先給定的偏好關系,也無法對動態演進的偏好關系進行預測,人類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們主動 選擇或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在與環境之間的高度隨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被塑造。這樣,占 有效應、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結合,完全取消了正統經濟學的內涵不變性和外延無關性假設,正 統經濟學分析的前提和基礎受到了致命的質疑。
四、經濟資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維會計
在正統經濟分析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這意味著,就決策者千差萬別 的選擇評價或行為描述而言,盡管每一個決策者的主觀感受不同,但卻可以由中性的經濟資源去客觀 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經濟資源提供了一個客觀度量主觀感受的經驗框架。在這個經驗框架下,我們只 需要關注經濟資源的配置情況。描述性轉向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在于揭示了決策者在處理各種交 易活動時的思維會計原理,對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無可辯駁的質疑。
根據Thaler(1999),思維會計(mental accounting)是指個人或家庭為了跟蹤資金流向,控制支 出,而像財務或管理會計那樣,在思維中將個人的財務活動進行記錄、總結、分析和報告的會計活 動。思維會計由三個部分組成:思維會計系統為決策者知覺或經驗事件結果、進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 一收益分析提供基礎;像真實的會計系統一樣,思維會計會將資金的來源和使用進行分類,歸入不同 的思維賬戶;思維會計系統會以不同的頻率評估各種賬戶,使賬戶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以其他 頻率,在較寬或較窄的范圍內進行平衡。對各種交易活動而言,把交易行為歸入思維賬戶的過程,實 際上就是確定該交易行為賴以進行評價的參照系的過程,從而決定了決策者如何把交易行為結構化為 損失或收益,對實際的選擇行為產生實質性影響,
我們看看兩個行為試驗:
1.驅車購物案例[11]
情形1: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25$的襯衣和價值1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分 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去分店購買。
情形2;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5$的襯衣和價值12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2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 分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就地購買。
2.看戲案例[11]
情形1:你購票以后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票丟了。你是重新購票前去,還是放棄? 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了放棄。
情形2:你打算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丟了部分錢(恰好可以買一張戲票)。你是購 票前去,還是放棄?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購票前去。
在看戲案例中,人們在丟失了票的情況下,比在丟失了同樣數額的錢的情況下,更不愿意重新買 票。思維會計原理給出了這樣的解釋,購票支出被歸入看戲思維賬戶之下,丟失票的損失記入了該賬 戶,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沒有歸入相應的賬戶。因此,戲票丟失后,重新買票,則使看戲變得非常 昂貴;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與看戲無關。在驅車購物案例中,購買計算器和襯衣的支出以及驅車 前往成本被分別記人了不同的思維會計賬戶,在第一種情形中,在計算器的思維會計賬戶中,就近購 買計算器價格要高出33%,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交易①;而在第二種情形中,就近購買計算器價格僅僅 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
在上述案例中,消費者的行為與正統經濟分析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正統經濟學范式中,預算 內各種賬戶的錢是完全可替代的,時間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說在任何活動上的時間投入的邊 際價值都應該是相等的。在思維會計分析中,人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腳的。在看戲案 例中,人們丟失了票與丟失了同等數額的錢,卻產生了差異很大的選擇行為,前者不愿意再購票,后 者則愿意。在驅車購物案例中,人們可以為了一件小商品驅車20分鐘以節約5$,但卻不愿意為了 大宗商品驅車20分鐘節約5$。
Camemreld.[3]則在對出租車司機工作時間的研究中發現,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的替代性假設是存在問題的。研究發現,司機們一般根據租車費等設定每天的工作目標,一旦達到目標, 就停止工作,這直接導致他們在生意好的日子里工作時間短,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時間長。這違 背了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關系的標準解釋:薪酬越高,工作時間越長,人們愿意放棄更多 的閑暇。從思維會計的角度來看,出租車司機每日確定目標的工作方式,實際上是一天進行一次思維 會計賬戶的評估。
就思維會計而言,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決策者何時啟用某個賬戶,何時關閉它,即選擇歸并問 題:決策者何時把某一思維會計賬戶中的交易活動進行歸并。經過歸并后的思維會計賬戶的狀態將為 后續交易活動的評價提供參照系,先行選擇的結果由此才會對后續的選擇行為施加影響。與選擇歸并 相關的著名案例來自于股票投資之謎(Mehra,Prescott,1988)。從美國的數據來看,股票投資和國債 投資之間的收益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從1926-1998年的70年間,股票投資的年收益率約為6%, 1926年的10股票投資到1998年變成了1800$;而與此對應,1G的國債投資只能得到15$(一半 被通貨膨脹吃掉了)。風險厭惡并不足以解釋股票投資之謎;BenartziandThaler[3]利用思維會計原理提供了說明。人的風險態度將取決于他們重新設置評價基準的頻率,即他們多么頻繁地重新評估他們 的資產組合②。他們的研究發現,投資者一般每13個月評估:―次他們的資產組合③。這樣,股票投資與債券投資在長期中的巨大差距被忽略掉了,這正是行為經濟學家對股票投資之謎的解答④;
綜合來看,思維會計原理反映了決策者在進行選擇評價時的幾個重要特點:(1)決策者進行選擇評價的參照系是多維參照系,同一個選擇問題的不同方面補歸入了參照系的不同維度,在參照性的不同維度上被結構化為收益和損失。由于參照基準的不同,結構化后的結果不同,不同思維會計賬戶中的經濟資源失去了可替代性。(2)決策者以某種頻率不斷地進行思維會計賬戶的選擇歸并,從而不斷地調整參照系,選擇問題的評價基準因而發生持續的變動。(3)決策者參照系的調整周期是不定的,被特定的情形決定。
在局部選擇理論[16]中,價值載體從正統經濟學的財富狀態量改變為財富變化量,由此引入了一維的參照系。作為行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思維會計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不同過程、不同形式的財富變化量
注解:
① 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mactionutility,被定義為實際支付價格與參考價格(通常價格)的差距)概念,來解釋人們對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對同一物品(比如價值10的啤酒),人們可以接受在高級酒店中的高價(4$),但不會接受在雜貨店中超過2$的高價。
② 注意在局部選擇理論中,由于人們基于一定基準確認收益或損失。與此相伴的必然還有財富狀況評估的頻率,或者決策者評估富狀況的周期。每一次新的評估都將確定新的基準。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基準本身的相對性。按照Thaler(1999)對歸并行為的研究,賭博贏家不會在一天之內根據當天的輸贏調整基準。
③ Benartzi and Thaler關于資關組合評估周期的研究說明什么呢?不是投資者的思維會計法則決定了人們一般會以年為評估周期,而是地球季節變化的周期性,與此相關的人類活動的周期性決定了年度的評估周期。
④ 這種思維會計行為被他們稱為短視的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Kahneman and Lovallo(1993)給出了一個更加一般化的解釋――狹隘的結構化(narrow framing):決策者一次只處理一個問題,而不是把該問題作為一部分納入一個全面的、完整的分析框架。這樣,由于基準置頻率的影響,在長期來看可行的投資策略在短期內卻被忽略了。
所承載的價值并不相同。思維會計實際上是多元的結構化過程①。多元結構化效應對正統經濟學分析是破壞性的,一向被視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貨幣或時間等經濟資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五、結 語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現代風險決策理論是從賭局的邏輯分析上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風險和價值的心理分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現代決策理論所建構的是理想決策者的規范模型,而不是對真實決策者行為的描述[19]。行為經濟學研究在心理現實化方向的深入,逐漸觸及到了正統經濟學的基礎性假設,為我們揭示了偏好關系的動態演進圖像――偏好關系在決策者與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高度隨機的互動過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關系預先得到完備界定并在行為過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為經濟學由此跳出了正統經濟學設定的基本框架,放棄了正統經濟學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
從經濟學及心理學創建以來,學者們關于實體意義的心理基礎一直處于永無休止的爭議之中。在單極化的本質主義思想傳統[5]之下,行為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及心理學一樣,試圖通過心理現實化在決策者一極確定普遍永恒的行為依據。這樣建立的理論,要為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關聯互動的行為現實提供說明,理論解釋與行為現實之間必然產生系統偏差。事實證明,行為經濟學家心理現實化后建立的理論并沒有取得比預期效用理論更加好的行為解釋力[7]。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在描述性轉向的形成過程中,開始遠離不可觀察的心理世界,越來越接近我們生活經驗的現實世界。
雖然行為經濟學放棄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則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為選擇行為終極依據的規范性理想,但他們并沒有真正放棄規范性理想,他們追尋的仍然是某個具備描述的心理法則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轉向后,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完全理性,而轉向了有限理性[12];放棄了事先完備界定心理法則的先驗玄想,而在決策的背景中、過程中去確定。描述性也好,規范性也罷,一顆觀察、判斷、選擇的心,仍然是經濟學微觀理論的基礎。在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中已經清楚地看到,心理現實化和描述性轉向真正指向的并不是心理,而是現實,即行為現實化。經濟學理論在向現實世界開放的過程中,逐漸融入了現實世界,更加深遠的經濟學理論范式變革――關系論轉向[5]已經非常清晰地展現出來:在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互動過程中發生的行為的依據,既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無論是完全理性的自我還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所處的現實世界,更與自我和現實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種結構的本質實體,比如意志、直覺、潛意識、心靈、靈魂、上帝等)無關,而必然在自我和現實世界的關聯互動過程中被確定。 決策者不是設計者,也不是觀察者或自動機或理解者,而是參與者,決策者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互動構成其行為的全部。在關系論轉向后,正統經濟學的微觀心理基礎問題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單極化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下提出的虛假問題,既無法界定,也無須界定,更不必回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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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根據Kahneman and Tversky[17],當面對多屬性的選擇時,決策者會基于多個維度的參照系(multiattribute reference state), 建立多個思維 賬戶(mental account)對選擇的利弊進行多個維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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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Orthodox Microeconomics
FENG Xie - gang, LI Zi - n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jing 10008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