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貿易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功能提升，城市更新，公共空間，黃浦江

國際經驗顯示，濱水地區已經成為國際大都市參與全球競爭、應對城市經濟結構轉型和功能提升的重要戰略空間。黃浦江兩岸地區是指從吳淞口至徐浦大橋，沿江第一條主干道以內區域，規劃控制面積約74平方公里，河道長約42.5公里，岸線長約85公里。自2002年上海啟動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以來，沿江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土地功能置換、濱江環境整治有序推進。當期，隨上海進入建設“四個中心”和城市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作為具備水景、岸線等優勢資源的發展空間，黃浦江兩岸地區將在上海推進結構調整、功能提升、布局優化、環境營造、造福民生的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戰略作用。因此，立足于上海城市轉型和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需求，研究黃浦江兩岸地區的功能提升問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1 城市濱水地區的功能轉型與提升

近幾十年來，濱水地區的開發和再開發成為許多城市應對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和全球競爭的重要手段?；仡櫸鞣桨l達國家濱水區的功能轉變歷程，濱水地區轉型與城市結構調整密切相關。在工業化時期，工業革命為港口城市帶來發展機遇，岸線被港口設施和工業侵占，濱水功能與城市功能被分裂。到20世紀中葉，隨著鐵路取代水運成為主要運輸方式，內河港口的重要性不斷下降，發達國家濱水區由于港口外遷、舊城衰退、水環境污染、功能單一等原因而被廢棄。但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 許多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資源和開放空間越來越少,一度被忽視的城市濱水空間因提供了難得的建設用地，而迎來了再開發的歷史性轉變。以商務和游憩活動來復興城市濱水空間的計劃成為許多城市規劃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像美國的巴爾的摩內港、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內港的開發都是城市濱水空間復興的成功例證。

從國際經驗看，伴隨著濱水空間與城市空間的日益融合，未來城市濱水地區的功能趨于多元化，表現為生態功能、景觀功能、休閑功能、文化功能、商業功能和旅游功能等多重功能的有機融合。

圖-1 國際濱水區的主要功能

2 黃浦江兩岸地區功能轉換的歷程回顧

黃浦江兩岸地區的發展始終和上海城市功能轉變息息相關。上世紀30年代，黃浦江將上海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帶入了世界重要港口城市的行列畢業論文格式，沿江地區貿易業、金融業高度發達。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半個世紀里，黃浦江承擔了上海工業發展的支持功能，兩岸地區出于產業功能的需要，建設了大量的廠房、倉庫和碼頭等生產性設施，為上海確立最大工業城市的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一時期，由于黃浦江沿岸被大量生產功能所占據，導致了濱水空間與城市生活的割裂，使得城市功能難以向江邊延伸，嚴重影響了城市活力和環境品質。

以功能岸海新一輪發展的焦點和地標，上海開始逐步形成了浦東浦西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布局優化和國際航運大型化的發展，黃浦江沿岸原來以工業和碼頭倉儲為主的功能布局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據統計，2001年黃浦江沿線地區港口及其他對外交通用地近5平方公里，沿線工業倉儲用地超過25平方公里，兩者合計超過30平方公里，占據了黃浦江兩岸大量土地和岸線資源。與此同時，隨著浦東的開發與崛起，上海開始逐步形成了浦東浦西齊頭并進、協同發展的空間格局，黃浦江從一條“城區邊緣線”一躍成為連接城市騰飛兩翼的主動脈。為了進一步推動上海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2002年1月上海正式啟動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綜合開發規劃控制范圍從吳淞口至徐浦大橋，涉及浦東、寶山、楊浦、虹口、黃浦、盧灣和徐匯等7個行政區。由此，沿江地區的整體發展戰略初步形成，黃浦江從傳統的生產、航運功能加快向以金融貿易、文化旅游、生態休閑為主的綜合服務型功能轉變。根據《黃浦江兩岸地區規劃優化方案》，黃浦江兩岸地區發展的總體目標是：結合黃浦江兩岸用地調整和功能開發，改善地區自然生態環境，開辟活躍的公共活動岸線，創造具有強烈都市特征的濱水景觀，形成水與綠的南北向濱江景觀帶和休閑旅游帶，是黃浦江成為“人民之江”。

世博會選址在黃浦江沿岸，無疑對推動浦江兩岸地區功能轉換起到了巨大“媒介”作用。以2008年世博園區展館建設和“迎世博600天行動”的開展為標志，圍繞世博會的舉辦，黃浦江兩岸地區整治與開發建設加速。一方面，配合世博園區內主要場館和服務設施的建設，世博會范圍內1萬余戶居民和272家企業完成動遷，世博園區及周邊的江南造船廠、浦鋼集團、耀皮玻璃、龍華機場等大型企業也相繼搬遷，由此推動黃浦江中段和南段的土地置換，為兩岸地區功能重塑和空間再造打下良好基礎。另一方面，以“迎世博600天行動”為契機，完成世博周邊區域、黃浦江水域及兩岸縱深地帶的環境整治美化工作。

總體上，自黃浦江綜合開發以來，沿江地區原有以工業廠房、倉庫碼頭為代表的生產功能不斷向高端商務和休閑文化功能轉變。突出表現為：

（1）生產功能逐步向外轉移。相關統計顯示，自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以來，動遷單位約三千家（不含世博園區），完成土地收儲約600公頃站。其中，浦鋼集團、耀皮公司、龍華機場、上海水泥廠、上海鐵路南浦貨站等大中型企業的搬遷，促進了沿江產業結構和布局的調整，為沿江產業形態向服務經濟轉型騰出了空間。

（2）高端商務功能日漸凸現。2002年以來黃浦江兩岸共完成土地出讓面積約155公頃，服務于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建設，為金融服務業、航運服務業、商貿物流業等服務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供給平臺。

（3）城市復合功能初具雛形。黃浦江公共旅游碼頭功能加速提升，老碼頭等濱江文化休閑項目開始發揮功能，外灘英迪格酒店、外灘源、上海國際航運服務中心、東方體育中心、古民居等一批商業文化功能性項目加速建設或投入運營。

3 黃浦江兩岸地區功能提升的戰略優勢

從“后世博”時期起，上海城市空間結構加速重組，一方面，發展重心由中心城區加快向郊區新城轉移畢業論文格式，試圖打破長期以來的“單核心”城市空間結構；另一方面，中心城區的各區發展重心逐步向濱江地區，憑借因產業結構調整和功能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黃浦江兩岸地區成為上海轉型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其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黃浦江兩岸地區具備多要素有機融合的獨特優勢

黃浦江兩岸地區是城市建成空間與自然空間的交融地帶，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1）擁有獨特的濱水景觀優勢。黃浦江具有自然生態和景觀功能，通過濱水岸線繼承、調整和再生相結合的改造開發，打造連續、可達和高品質的城市濱水公共空間，可形成開闊、舒緩的濱水空間形態，實現水域、人文、建筑和空間的平衡，有利于將黃浦江兩岸打造成為城市的“生態空間”和“門戶”景觀。（2）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黃浦江作為上海的母親河，凝聚著上海近代城市發展的歷史文脈，近代工業文化、航運文化、金融文化、西洋文化、民俗文化等在此繁衍滋生，眾多歷史文化遺存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3）擁有高端的土地經濟價值。黃浦江兩岸地區絕大部分位于中心城區，按照城市級差地租衰減規律，屬于城市地價的峰值區，只有土地利用集約化和單位效益產出很高的經濟單位如金融機構、企業總部、大公司的辦公機構等才適合在此配置?；谶@種獨特地理位置和“稀缺”的資源稟賦條件，濱水區域既能滿足城市自然生態的需求，又具備商務商業、旅游休閑、城市景觀、文化活動等多種職能，使得黃浦江兩岸地區具有重要的地標意義和經濟開發價值，具備了實現生態價值、經濟效益和社會文化效應有機結合的天然優勢。

3.2黃浦江兩岸地區承載著“四個中心”建設的核心功能

黃浦江兩岸地區承載著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核心功能。外灘-陸家嘴地區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核心功能區，以金融服務為核心的高端服務功能已形成高度集聚狀態，集聚了上海3/4以上的金融機構；北外灘地區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核心功能區域，集聚了3000多家航運相關企業，航運功能性機構和要素集中布局，國際航運服務規模和能級得到快速提升。隨著上海“四個中心”建設進入加速提升階段，外灘-陸家嘴、北外灘等重點區域的發展將取得決定性的突破，并帶來以金融、航運、貿易為龍頭的高端商務以及為之配套的其他高端服務業的加快集聚。此外，徐匯濱江、虹口濱江等沿江區域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步伐不斷加速。這些重點功能性區域的發展，將產生巨大的輻射力和帶動力，極大推動黃浦江兩岸地區加速形成以金融、航運、貿易為核心的高端服務功能集聚態勢，進而形成“四個中心”建設與黃浦江兩岸開發互動融合的發展格局。

3.3黃浦江兩岸地區是承接世博后續效應釋放的直接區域

世博園區位于黃浦江兩岸，世博會的成功召開，帶動了黃浦江兩岸地區的開發建設。憑借地理區位便利，在世博后的新一輪發展中，黃浦江兩岸地區將成為接受世博效應輻射的先發地區，世博精神、世博理念、世博經驗的延續以及世博園區后續開發，將引領和帶動黃浦江兩岸的品牌形象、服務功能和國際化程度加快提升。一是世博會展示的綠色低碳理念、人文關懷理念、文化傳承理念等城市發展理念，將在黃浦江兩岸地區開發建設中率先得以實踐，這將極大豐富黃浦江兩岸地區新一輪發展的內涵。二是世博園區的后續開發建設，為黃浦江兩岸地區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極和發展引擎，將極大拉動會展、商貿、旅游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并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外灘金融集聚帶等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形成聯動、呼應、互補的發展態勢，推進黃浦江兩岸地區的產業升級和功能轉型，進而完善上海中心城區服務經濟的空間布局。

4 黃浦江兩岸地區功能提升的價值導向

與西方國家濱水區域的復興再造有所不同，黃浦江兩岸地區的發展不是以復興衰落的城市中心區為主，而是上海響應時代變革、應對全球化競爭、落實國家戰略要求、推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進行的經濟社會轉型、空間形態重構和文化特色重塑等過程在空間上的一種反映。主要表現為黃浦江兩岸地區的發展要與城市發展戰略制定、城市整體結構重構、城市功能轉型以及城市形象特色塑造等戰略性活動相伴而行。

4.1經濟價值：響應上海提升服務經濟能級的需求

建設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是上海城市發展的總體定位。隨著《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意見》的出臺，上海“四個中心”建設進入加速推進期。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成為上海經濟轉型的主要方向。2009年，上海人均GDP達到11563美元，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分別達到59.4%和55.7%。按照OECD的標準，一個經濟體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畢業論文格式，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超過60%，服務業從業人員比重超過60%，則標志著這個經濟體開始邁入服務經濟時代。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上海已經處于經濟形態向服務經濟轉變的重要階段。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推進黃浦江兩岸地區的開發建設和功能轉型，是加快城市轉型發展和功能布局優化的重要戰略舉措。依托豐富的文化、景觀資源和突出的中心區位優勢，發揮外灘-陸家嘴、世博園區的帶動作用，激發城市中心黃金岸線的潛力，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是黃浦江兩岸地區的不二選擇，是對上海“四個中心”建設和推進服務經濟發展的戰略響應。

表-1 上海人均GDP和第三產業發展情況（2005-2009年）

年 份

人均GDP（按美元計算）

（美元）

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

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比重（%）

2005

6413

51.60

55.60

2006

7381

52.10

56.75

2007

8946

54.60

53.51

2008

10815

56.00

55.04

2009

11563

篇(2)

論文內容提要：金融服務外包在全球服務外包浪潮中迅速發展，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印度、愛爾蘭等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浦東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核心功能區，浦東陸家嘴和張江已經形成金融機構前臺服務和后臺服務的集聚效應，浦東應發揮已有優勢，通過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擴大市場準入，加強財政扶持和人才保障，加快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在全球服務外包浪潮中異軍突起。按照國際清算銀行（BIS）所屬的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BCBS）、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IOSCO）和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IAIS）組成的聯合論壇2005年的《金融服務外包》（OutsourcingFinancialServices）報告對金融服務外包所下的定義,金融服務外包是指“受監管實體持續地利用外包服務商（集團內的附屬實體或集團以外的實體）來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擔的業務活動”，即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金融機構，把IT服務、后臺服務和業務流程等非核心業務甚至部分核心業務，以合同形式發包給專業的服務提供商，以提高核心業務的競爭力，降低企業成本，分散經營風險。金融服務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術外包（ITO）和金融業務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術外包，是指金融企業以長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術服務商向金融企業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術服務，主要包括應用軟件開發與服務、嵌入式軟件開發與服務以及其他相關的信息技術服務等。金融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即金融業務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業將非核心業務流程和部分核心業務流程委托給專業服務提供商來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財務技術支持、消費者支持服務、營運流程外包等。從金融服務外包的發展歷程來看，金融服務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長壯大于金融BPO，發展趨勢是金融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主要幫助客戶研發解決方案，并作為企業決策重要依據，鎖定高度專業技能及知識密集型核心業務，包括評估研究、投資研究和技術研究等）。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區的浦東,在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過程中，應當發揮已有的優勢，著眼于發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動上海金融業的發展，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

一、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現狀及趨勢

當前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格局是：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發展迅速，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印度、愛爾蘭等國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

（一）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發展迅速

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是指企業為降低成本,保留核心業務和提高競爭力而將自己的部分業務委托給外國企業的一種商業行為。全球金融服務機構尤其是發達國家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將原來自我承載的業務轉交外包商，國際金融服務外包（離岸外包）迅速發展。據統計，目前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總量為1.2萬億美元，其中輸出境外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量為2100億美元。許多跨國公司試圖通過建立離岸交易及服務中心來提高本機構整體的效率。金融機構除將業務外包給服務商外,也會把一些業務交由海外附屬機構來完成。

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估計:在2004年后的五年內,美國金融服務業將有3560億美元的業務外包到境外。離岸業務將在近幾年內持續增長,到2010年離岸業務市場產值將達到4000億美元,占整個行業總產值的20%。據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調查及預測,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業將擴大信息技術項目的外包業務,金額將從2005年的16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34%。一批世界超級金融機構，包括美國運通、GE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規模地外移了客戶呼叫中心與軟件開發業務。

（二）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

美國、日本和西歐的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商務流程已經實現了標準化，考慮到成本的需求，將其業務流程中非核心的業務外包給國外其他的服務公司運作，通過利用互聯網技術轉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數據處理，進行24小時互動的服務支持，使國外商務公司低成本完成整個商務服務工作，從而使企業資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減少了經營風險，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印度、愛爾蘭等國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

面對蘊含大量商機的金融服務外包離岸外包市場，越來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國家正在成為美歐日金融企業理想的海外轉包地。國際金融服務外包最主要承接國是印度，愛爾蘭等。以印度為例,據有關專家預測，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機構將會向印度輸送超過100萬個后臺與技術工作職位，約占全球金融業職位總數的15%。預計印度的金融服務外包收入將從初期的20多億美元猛升至240億美元。目前，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已經形成以印度市場為核心，同時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新興服務外包市場的整體格局。印度金融服務外包行業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高速發展，年均增長率為56％，2005年總營業額達280億美元，直接從業人員25萬人。2005年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了主題為《離岸業務的行業反饋》的報告,總結了印度金融服務外包迅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其內容主要有:印度企業重視變革管理,由董事會負責制定的外包和離岸業務發展戰略,并有專門機構負責;所有企業都準備有處理突發故的緊急預案,大規模的業務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來減小意外風險;外包業務受到法律的監管并享受到一定的優惠措施;承包企業都通過了英國信息安全標準的認證,采取各種措施保障客戶資料和數據的安全;具有大量說英語的專業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區位優勢,有充足的合格服務供應商和新進入市場的中小企業可供選擇;重視合同和約束;外包業務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勵。

（四）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來，在全球金融服務外包市場體系中，中國正越來越受到世人的矚目，并認為有機會成為繼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務外包中心。畢博管理咨詢公司董事總經理彼得·郝勒維茨就曾認為,到2015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業的中心。因為中、印兩國擁有大量受過良好培訓的外包業務人才,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能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更重要的是,跨國金融機構從其全球化的長遠發展戰略考慮,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市場作為其戰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優勢和制約因素

浦東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核心功能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務業轉移的樂土。浦東陸家嘴和張江已經形成金融機構前臺服務和后臺服務的集聚效應。2007年底陸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機構493家，張江建設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聯、交通銀行、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后臺服務部門，其中銀聯一期全國信息處理中心、交通銀行數據處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險客服中心與后援中心已經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臺服務中心初見成效，浦東有希望在承接國際金融服務外包轉移上搶占先機。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同時積極落實商務部提出發展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落實“千百十工程”的機遇，積極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加大引進跨國公司金融服務機構的力度，加快構筑第三方服務平臺，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將使浦東在提升服務外包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上起到示范帶動作用。目前從綜合環境和產業發展的成熟度而言，浦東擁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

（一）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于2003年3月開發建設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上海市銀行卡產業園，是全國首個以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金融信息服務機構集聚區。基地自建立以來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已成功引進了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系統上海中心、中國銀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國銀聯產業發展基地、中國平安保險全國客戶服務及后援中心、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興業銀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銀行數據處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貨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發和數據處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的戰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輻射全國、面向世界，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前臺服務功能相呼應，重點發展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及金融后臺服務，為金融機構的前臺服務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已集聚了眾多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軟硬件建設齊全，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金融軟件外包服務企業集聚走在全國前列

浦東軟件外包產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上海浦東軟件園作為浦東軟件外包產業發展的國家級產業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軟件外包企業，目前軟件園內已入駐企業294家，包括HP、IBM、畢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軟件、金仕達、新致、中國銀聯等一批國內外大型軟件企業及研發機構。入園企業的業務范圍涵蓋了軟件開發、信息服務、系統集成、電子商務、數據通訊、信息安全、芯片設計、軟件出口、金融證券、醫藥、電信等各個領域，尤其是芯片設計、信息安全、軟件出口、系統集成等已在園區形成產業群落，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金融后臺服務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內已經形成了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集聚，擁有眾多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后臺服務中心或銀行卡業務中心，如中國銀聯、平安保險呼叫中心和營運中心、匯豐數據中心等。同時浦東還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業入駐，落戶在浦東的一些高科技企業也研發出了手機支付功能，并申請了國家專利。浦東新區金融后臺服務部門的集聚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并逐漸吸引了一批專業金融外包服務機構入駐浦東新區，逐漸形成了產業的集聚效應，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營造了良好的產業生態環境。

（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環境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首先，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融前臺建設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為金融后臺服務和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打下良好的基礎。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關于促進上海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將上海建成全球服務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標，并明確提出支持、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以及建設金融后臺服務示范基地的目標。浦東新區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發了《浦東新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其中在對金融信息服務產業的支持方面包括：對引進金融機構總部予以獎勵；新引進金融機構自建辦公房土地出讓金優惠；新引進金融機構購房補貼；對新引進金融機構高管進行補貼；新引進金融機構的稅收補貼；為金融機構高管子女設立“專項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務企業形成地方財力部分予以補貼；中介服務業其利潤形成地方財力部分給予財政補貼等。更為重要的是，浦東新區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準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使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有可能突破現有的政策體制障礙，獲得巨大發展機遇。

當然，浦東在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方面擁有眾多其它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由于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配套條件還不夠完善，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在產業化、市場化、專業化和國際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還面臨一些體制，主要是：金融后臺服務機構法人化市場化存在體制障礙、市場準入的限制、外匯監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發包專業和必要的財稅政策扶持等，需要通過改革創新加以突破。

三、推動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對策措施與政策建議

（一）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

力爭經過5-10年的努力，把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真正發展成浦東現代服務業中的重要支柱產業，為使浦東成為我國金融服務外包創新發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為亞太地區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承包和轉包中心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通過重點引進國內知名金融機構的銀行卡中心、數據處理中心，國際知名金融信息服務企業、跨國銀行的地區數據處理中心，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達到一定規模。

配套建設進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需要的交通設施、通訊系統、產業配套完整的現代化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環境優美、生活設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圍、適合高科技人才生活與發展要求的現代生活社區。

（二）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對策措施

1.建設一個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

根據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趨勢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現狀和優勢，建設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這一基地將具備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產業集聚創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形成國內外金融信息產品的技術創新中心、業務創新中心和運營機制創新中心。

金融后臺服務功能：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后臺核心業務向上海集中，形成國內商業銀行的跨行信息交換中心、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中心，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融前臺服務相呼應，形成完善的金融后臺服務功能。

國際金融服務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歐美為主的國際金融機構數據處理業務的轉移，為上海發展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揮示范作用，促進上海成為國際性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接發包中心。輻射帶動功能：通過整合浦東的金融服務資源，以張江為核心樞紐，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帶動上海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服務外包產業和其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進而推動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升級。

2.搭建一個平臺——金融服務外包專業服務平臺

按照“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專業化服務”的指導方針，搭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平臺。這個公共服務平臺將提供四大服務。

項目服務：主要是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供技術、市場、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服務。

人才服務：適應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對專業性人力資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務平臺，旨在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供人力資源庫。

投融資服務：根據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對資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資平臺，構建由市、區以及張江集團公司共同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解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資金問題，確保重大項目和功能項目的引進。

政策咨詢服務：重點是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業政策、融資政策、財稅政策咨詢服務。同時，制定適應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發展需要的行業技術標準，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務企業的資格審查和信用評級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務商市場準入機制，構建規范的行業發展平臺，促使金融服務外包產業規范健康發展。

3.發展七大類（6+1）業務

根據目前浦東現有的條件和優勢，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應積極發展金融數據處理和災備業務、銀行卡業務、客戶服務、財務和會計服務、營銷服務、營運業務以及研發設計等七大類（6+1）業務。

金融數據處理和災備業務：以中國人民銀行的支付系統災備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為核心，積極引進各大金融機構的災備機構和建設中小金融機構災備共享平臺，發展災備業務；引進國內外重要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系統，發展包括清算、結算、金融基礎數據庫、客戶數據管理中心等業務，發展以數據集中為特征的各類金融機構的信息處理業務等。

銀行卡業務：以中國銀聯銀行卡跨行網絡數據交換中心為核心，引進國內外具有競爭力、名列前茅的銀行卡中心，發展信用卡的流轉業務（收單、信息轉接、資金結算等）和市場拓展業務（發卡、客戶信息管理等）；力爭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銀行卡后臺數據處理中心之一。

客戶服務：客戶服務是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業務之一，是一個低成本、高回報收集客戶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過電話、傳真、E-mail、短信等多種途徑主動為客戶服務；另一方面它在內部管理功能上，通過知識庫管理對金融范圍內的業務、信息、資料、政策等內容進行采集、審核、歸檔、,通過工作流程系統實現包括咨詢、投訴、業務申請、預約、外撥、知識等在內的信息流轉，從而在客戶業務處理、主動式服務、內部管理和整合服務渠道等多個方面得到全面優化。隨著高科技的運用，金融服務外包呼叫中心，將改變傳統的服務方式，引入視頻技術和多媒體技術，實現多媒體綜合服務，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發生質的飛躍。

財務和會計服務：打造金融服務外包財務和會計服務，其目的專注于金融服務的核心資產業務、負債業務、中間業務、資金業務及結算業務處理，兼顧支付控制和風險管理及總賬會計核算。同時，核心平臺提供相應的數據處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財務服務業務管理和服務能力。

營銷服務：建立金融營銷服務是適應現代金融服務外包的需要，是為確保金融營銷工作順利進行和既定營銷目標實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務營銷理念的建立及營銷文化的形成、金融營銷戰略和營銷目標的制定，營銷業務流程的完善與再造、統一的市場定位和營銷策略、差別化的營銷和服務機制、產品創新機制、綜合量化的考核機制、信息共享機制、資源配置機制、風險控制機制等一系列業務。

營運業務：建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營運業務，業務范圍涵蓋金融服務外包業所包涵的核心業務和非核心業務，主要功能是對外承接外包業務，同時將所承接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分拆、集成和轉包。

研發設計：根據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發展變化，不斷設計金融服務的新產品、新服務，以適應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專業化、精細化、多樣化發展的需求。

4.組建金融服務外包聯盟，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

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大力開拓金融服務外包業務，把大量國際金融后臺業務吸引到上海。通過組建金融服務外包聯盟，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內容涵蓋金融數據處理、信用卡數據處理、貸款數據處理、金融數據分析、客服業務以及開展金融服務外包論壇等等，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三）支持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政策建議

根據《財政部商務部關于支持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發展相關財稅政策的意見》、《關于促進上海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上海市促進張江高科技園區發展的若干規定》、《浦東新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十一五”期間張江高科技園區財政扶持經濟發展的暫行辦法》、《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十一五”期間扶持軟件產業發展的實施辦法》等文件，結合張江高科技園區特別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支持基地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定位，著眼于發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支持基地引進發展銀行卡業務、數據業務、客服業務、財務服務業務、銷售業務、營運業務和研發設計業務，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建成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化示范基地,形成產業規模大、競爭優勢強、經濟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產業集群，使之成為國內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主要試驗田和集聚地，成為上海建成亞太地區離岸外包業務承包和轉包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務平臺，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人才服務、政策咨詢、知識產權咨詢服務、項目接發包、投融資等市場化社會化服務，政府對服務平臺建設和營運費用給予資金補貼，對使用平臺服務的企業給予經費補貼。

第三，將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優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即凡入駐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經認定后享受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優惠政策，并進一步營造有利于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第四，擴大市場準入，鼓勵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設立和發展，對從事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國資、外資和民營企業在注冊登記和市場準入上公平對待，給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門可在企業的經營范圍內，寫上“從事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對涉及增值服務的金融信息企業，允許不同所有制企業經營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對外商獨資從事離岸金融外包業務的企業實行備案制或放寬審批權限。

第五，建議將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列入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目錄，同時建議浦東新區政府牽頭，聯系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監管機構，建立金融服務外包行業協會，制訂金融服務外包的行業標準，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健康規范發展。

第六，對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給予財政扶持。對從事金融服務外包的企業經認定后享受財稅優惠政策。對所認定企業的營業收入實行免稅；利潤總額所得稅按照15%的比例征收；對企業的研發經費給予一次性補貼；從事數據中心等金融服務外包企業進口自用設備，免除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第七，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業境外引進高級管理人才和高級技術人才，對其引進的海外高端人才實行安置補貼，同時實行“一次審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對高端人才的個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財力給予獎勵補貼；鼓勵歸國留學人員到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創業，政府在稅收減免、資金扶持方面給予優先考慮。

篇(3)

產業集群是指在某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有交互關聯的企業和相關法人機構，它們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補性相互聯結。產業集群的崛起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產業為創造競爭優勢而形成的產業空間組織形式。而現代服務業是伴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用現代化的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服務方式改造和提升傳統服務業，創造需求，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多層次、知識型的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的國民經濟新領域?，F代服務業產業集群是指現代服務業企業、支撐機構及政府等參與者在地理上圍繞某些產業而集中形成一個網絡，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和商業關系支持各參與方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其內容包括供求關系、共性技術、共同市場導向、共同的勞動力市場和地方性文化等。

現代服務業是連接、融合城市經濟的基礎產業。世界上重要的國際城市都擁有高度發達的現代服務業體系。發展現代服務業，著力提升城市服務能力，可以為建設現代城市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F代服務業促進城市要素、產品和信息的流動，成為各產業關系的重要“劑”。全球最著名的兩個國際化大都市——紐約和倫敦——都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現代服務業集群，推動著城市功能的升級和城市經濟的繁榮。由于城市定位和發展模式的不同，紐約、倫敦兩個大都市現代服務業集群形成的途徑與機制各不相同，發展類型和結構特征也存在差異。

本文主要探討國際化大都市（紐約、倫敦）現代生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和主要特征，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并從微觀視角探討國際大都市現代生產業集群的形成機理。在研究國外現代生產業集群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促進中國大都市現代生產業集群發展的政策性建議。

二、現代服務業集群的興起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產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總趨勢。1980-2000年，全球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3%。其中，主要發達國家達71%，中等收入國家達61%，低收人國家達43%。服務業吸收就業的比重也呈不斷增長趨勢，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比重普遍達70%左右，少數發達國家高達80%以上。在服務業內部，生產比重在加大，主要工業國均達50%以上。隨著城市的發展，各種經濟要素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的發展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也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于城市具有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的特性，能帶來較高的要素收益。城市產業集聚的形成離不開服務業的支持，尤其是生產業的強有力支持，它的完善和發達程度對城市集聚效應的發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大都市通常被作為大多數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的首選地，這不僅是因為大城市具有資本豐富、人才集聚、市場完善的優勢，而且完善和發達的現代服務業體系也是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

在全球范圍內，國際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已經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主要集聚地，以金融和商務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形態構成了城市中心的核心產業。以倫敦為例，20世紀80年代以后，倫敦Canary商務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聞名的銀行總部以及金融和商務產業的集聚地，該地區提供的就業崗位數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9000個增加到2001年的57000個，其中金融和商務服務業對就業崗位的增加量貢獻最大。在紐約曼哈頓，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服務業和商務服務業的就業人數一直占紐約該類就業總數的80%以上。至2001年，曼哈頓集中了紐約金融保險業就業崗位的91%，證券和商品合同就業總量的98%，以及專業和技術服務就業的89%。目前，現代服務業集群主導著國際大都市中央商務區的發展，決定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及其國際競爭力的高低。

一個城市融入全球經濟或者說融人全球城市網絡絕不是一個抽象的過程，它往往會具化到某一個或某幾個特殊的空間，比如紐約與全球金融產業的聯系主要是通過曼哈頓（華爾街）來進行的；倫敦與全球金融產業的聯系也是通過金融城來展開的。因此，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和地方經濟之間所發揮的“界面”功能，其具體的承擔者往往是一個或幾個特定空間內高度集聚的生產業。集群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有效組織形式，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與趨勢。

三、國際化大都市與現代服務業集聚

（一）紐約現代服務業集群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國際中心城市戰略地位的提高以及跨國公司的發展，美國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的趨勢日益明顯，而且大都集中在大都市（見表1）。

20世紀50年代，紐約市政府為了加強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制定了一系列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催生了以金融業為主的現代服務業集群。紐約強化生產業的主導地位，引導服務業產業集群的發展。一方面，紐約依托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實現傳統產業現代化。另一方面，在大力發展電子、通信等高新技術產業的同時強化生產業的主導地位，發展金融、商務服務、交通運輸、文化、教育等行業，使產業呈現多樣化發展和融合性發展態勢。

紐約的生產業高度集中于曼哈頓。曼哈頓是紐約市的中心區，總面積57.91平方公里，占紐約市總面積的7%。目前曼哈頓的經濟增長量占紐約市總經濟增長量的82%，其地產估價約占紐約地產估價總額的53%。曼哈頓中央商務區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90年代達到鼎盛，主要分布在曼哈頓島上的老城(Downtown)、中城(Mid-town)。老城的華爾街CBD金融區集中了大銀行、保險公司、交易所，以及上百家大公司總部和幾十萬就業人口，是世界上就業密度最高的地區。中城是豪華居住區，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建筑都坐落于此，許多非營利的辦公機構（如研究部門、專業團體、政府機構等）都集中在中城。相關的專職事務所（如房地產、廣告業等）和商業服務業也迅速聚集發展起來。

紐約屬于以金融商務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的集群發展模式。紐約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有效地提高了服務產品的供給能力，也刺激了面向全球的市場需求，從而誘導了曼哈頓金融服務業集群的形成。從空間布局看，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貿易集群是大銀行、金融、保險、貿易公司的云集之地。金融服務業在曼哈頓聚集發展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一方面，巨額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不僅投放于曼哈頓的街道和碼頭等基礎設施，而且投放于高級住宅區和辦公大樓，這使得曼哈頓一直保持先進和現代的設施，為現代服務業集群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曼哈頓存在大量提供金融服務和消費金融服務的人群。在曼哈頓的居民中，大多為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他們成為金融服務供求的主要客體。曼哈頓的就業人口又向一些部門集中，以2001年為例，金融保險業就業占了17.27%，信息服務業占了8.35%，零售業占了6.76%，房地產租賃業占3.95%，教育服務業占4%，專業技術服務業占14.37%(見圖1)。就業人口向金融服務業及相關產業集中，反過來又推動著金融服務業不斷發展，從而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服務消費企業在曼哈頓集聚。

（二）倫敦現代服務業集群的發展

金融業的發展對大倫敦地區和英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牽引作用，支撐倫敦成為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倫敦大都市區分為倫敦城、內倫敦和外倫敦地區，倫敦商務區主要集中在倫敦城外和內倫敦西區的西敏寺兩個相對獨立的中心節點區。倫敦金融服務業集群在模式上與紐約存在很大的差異，形成了城市中心、內城區、郊外新興商務區的多點發展模式，而且倫敦金融區發展不僅突出了現代中心城市對管理決策、金融控制和要素集聚的要求，更強調產業集群功能的可持續發展，即強調綜合功能和生態功能。

1．金融服務業集群的發展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良好的外部條件。倫敦是金融服務業非常發達的城市。一些金融服務供求的原則被提出，而且金融業和國際商務活動的活躍最終使倫敦率先成為歐洲的國際金融中心，1870-1914年，倫敦金融中心達到鼎盛，這使倫敦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英國產業結構和產業分布的調整給倫敦金融服務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在英國共有金融服務企業12228家（1997年），其中大倫敦金融區就有5430家，占總數的44.4%。1989年倫敦市總產值中，生產服務業產值比重為40.8%，而以制造業為主體的產品生產與運輸部門（包括部分物流業）的產值比重只有23%，

2．倫敦城市規劃引導金融服務業集群的多點式發展。在倫敦城市規劃中，突出了金融中心的特點，致力于建設能夠集中商貿活動的特別分區。進入20世紀后，制造業的就業與居住人口逐漸外流，倫敦的國際商務機構大量增加，向原有的住宅區方向逐漸擴展，并在西敏寺城區形成了與倫敦城金融中心相對應的以公司總部和專業服務業為主體的商務活動集中區。為了在保護中心區歷史風貌的同時進一步適應商務辦公區的膨脹需求，20世紀70-80年代，倫敦形成了以泰晤士河碼頭區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區，并逐漸成為倫敦第二個中央商務區。這是倫敦金融服務業集群不同于紐約的顯著區別，出現城市中心、內城區、郊外新興商務區的現代服務業集群多點發展的新模式。

3．金融創新成為推動倫敦金融服務業集群發展的不竭動力。倫敦金融服務業集群的規模是非常大的，500多家銀行中（至1991年），外國銀行有470家，擁有的資本總額達1000多億英鎊；800多家保險公司，其中170多家是外國保險公司分支機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保險中心；每年外匯成交總額約3萬億英鎊，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外匯市場，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歐洲美元市場。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倫敦主要是靠金融創新和保險技術創新，以及與金融相關產業的全球標準來維持金融中心的前衛性。在國際金融體系一體化的發展下，金融服務業的功能被日益擴展，金融業作為工業的金融服務者和信貸提供者的傳統角色，已經被擴展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場上的現貨貿易或期貨貿易所替代了。為此，金融創新的發展非常迅猛，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和金融技術不斷出現。在金融服務工具和技術不斷創新的情況下，金融服務業集群發展的內在動力不斷加強。

（三）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模式的比較

通過對紐約、倫敦兩個國際大都市中央商務區內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發達國家這些著名的服務業集群在發展中存在著很多特征。另外，紐約和倫敦這兩個服務業集群在規模、專業化、國際化等方面還有很多類似之處。

1．業務規模很大。紐約曼哈頓面積不足1平方公里的華爾街金融服務業集群，是全球就業密度最高的地區。2005年，紐約三大產業產值構成比為0.2：11.4：88.4，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8.4%。同年，紐約第三產業就業構成中服務業就業比重為89.3%?？梢?，紐約已呈現明顯的服務業占主導的經濟結構。倫敦金融服務業集群也有很大的規模，倫敦金融區的GDP占倫敦GDP的14%，占整個英國GDP的2%，其中倫敦金融和商業服務部門的產出占總產出的40%。

2．具有專業化特色，即服務業集群以某一服務種類為主。如紐約華爾街的金融服務業集群、倫敦城市中心的金融服務業集群等。現代服務業專業化的發展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才，紐約等國際大都市都注重加大對服務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培養，提高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以滿足服務經濟對專業人才的要求。

3．具有國際化特色。不論是紐約還是倫敦，其服務業集群都是高度國際化的，集群中有大量的國外公司人駐。大量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總部的集聚發展，使得總部通過一張由現代電子通信技術和空間旅行路線交織而成的巨大活動網絡，能夠對全球生產進行控制管理，強烈的市場需求誘發有關服務性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從而促使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

4．逐步向多點式方向發展。發達國家服務業集群的布局，最初主要是集聚在城市的中央商務區，之后逐步向中央商務區之外的其他區域發展，形成多點式甚至是網絡式的區位發展模式。

四、現代生產業集群的形成機理

生產業不同于其他非服務類產業的特點在于服務產品具有無形性、同時性、開放性、易逝性和異質性。服務的這些特征，顯示出服務過程對服務產業水平的重要性。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都體現在服務過程之中。因此，服務的質量和差異化更多取決于無形服務過程所蘊含的隱性知識。

隱性知識對生產業來說是最為重要的知識資源，其獲取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二是企業與外部的知識共享，包括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或其他企業甚至其他國家間的知識共享。大量研究表明，知識（包括隱性知識）的價值在于共享，如果不同的部門相互共享各自的經驗和知識，將會產生巨大的效益。由于知識累加的速度日益加快，科學技術朝著綜合化的方向發展，擁有有限資源的企業要提高知識資本化的速度和效率，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經無法滿足知識創新的要求。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許多大公司，其中包括GM，IBM和3M等，它們在新產品開發時都以自我研發為自豪，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現代科學技術開始朝著不斷綜合化和復雜化的方向發展，大多數企業再也無法從其內部創造出它所需要的所有知識。為適應技術變化的要求，企業間建立的以知識為基礎的聯系網絡成為知識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企業與外部環境的聯系已經變成了一種具有建設性意義的活動。這是因為，企業通過與外部環境的廣泛合作，不僅可以獲得企業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等，更主要的是新知識（包括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獲取。

如果一個組織網絡能夠實現團結協作和友好合作，知識資本的存量就會不斷增加，從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這樣的組織必須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如企業間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生產的專業化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良好的創新氛圍等。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之間透過組織結構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設計等機制，以加強三者的資源分享與信息溝通，提高知識資源的運用效率與效能。對于現代生產業來說，由于其隱性知識在整個知識資本中的重要性，以及隱性知識轉化對于各主體間地理接近性的要求，這種“新的合作機構”就會顯示出其中各知識主體間地理上相互靠近的特點。而從內部組織結構和主體關系來看，不同知識主體之間的協同變得非常重要，學術界的研究知識與產業部門的戰略融合在一起相互協調發展，整個組織網絡顯示出顯著的“生態模式”和“網絡關系”。因此，現代生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出于其內在的服務業基本特征和知識共享要求產生了所謂的“新的合作機構”，這就是“現代服務業集群”。國際大都市生產業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對獲取隱性知識的需要，并且期望這種隱性知識最終能夠轉化成企業的持久競爭力。

隱性知識的學習和傳播具有相當的難度，是一種體驗式的學習過程，常常依賴于在特定情境條件下人們之間近距離、面對面地交流。產業集群這種區域企業結構方式為這種隱性知識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而且，由于服務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同時性使這種隱性知識的學習不僅在生產業集群內企業間發生，而且也發生在企業員工與客戶之間。由于集聚效應會吸引大量的消費者，與這些顧客的緊密接觸中所進行的知識交流又成為企業創新的重要來源。反過來，隱性知識的交流又可以成為集群創新機制形成的推動力，集群內企業通過集群的知識溢出效應，改進服務質量，創新服務種類，從而帶來生產業集群從成長期向成熟期過渡。

集群內的知識資本化過程是一個持續不斷創新的過程，因此創新行為的發生和知識具有密切的關系。當代的創新活動是由廠家和用戶在交流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過程中相互作用所推動的。根據知識螺旋模型，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本身就存在內在的互動機制，而這種互動的規模，隨著本體層次的上升而擴大（見圖2）。在國際都市中，無論是金融業集群還是商務業集群，集群內部的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在互相演化過程中實現了自身的進化，并促進整個服務業集群的創新機制，激發新的創新產品和思想，形成不斷循環的自激發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創新能力逐漸成為現代服務業集群整體競爭優勢的源泉。

五、結論及啟示

集群化是國際大都市現代生產業發展的大趨勢，它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功能，成為支撐國際大都市發展和創新的核心要素。本文通過對紐約和倫敦兩個國際大都市生產業集群的考察，發現現代生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高度依賴于城市經濟發展所創造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產業網絡、人才積聚等基礎條件，而且現代服務業集群對外部知識、信息等要素的使用更多，對全球市場的依賴更大。同時，本文還從微觀視角考察了國際大都市現代生產業集群的形成機理，探討了以政府、產業界和學術界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合作研究機構對生產業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集群內部創新系統知識流動與轉化機制。

本文的研究對中國國際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現代生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1)全面推進服務業模式創新與服務產品創新。國內大都市在促進高技術型服務業發展過程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人才優勢，針對服務業發展需要的關鍵技術及關鍵領域，集中力量進行技術攻關。運用高科技手段，創新經營方式，不斷開拓新型服務市場。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的相關政策，加快企業研發中心的設立，提高研發水平，加快生產業發展，促進高端產業集聚發展。(2)積極規劃和適時調控服務業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國內大都市應從生產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建設好諸如總部經濟區、金融區、會展區、旅游基地、物流基地等重點集群，充分發揮服務業的產業聚集效應。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外商管理部門、代表處、技術支持與服務部門、銷售與采購部門及外資銀行分支機構等，努力占據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為服務業集聚創造外部條件。(3)促進服務業空間分布的合理化。國內大都市應通過增強城市副中心的功能來提升中心城的整體實力，進而避免由于城市核心區負荷太大而造成的諸多負面影響。對服務業中的不同行業進行合理空間布局，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互協調。(4)吸引與培養高素質的服務業從業人才。國內大都市要從戰略高度，建立并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加快營造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環境。鼓勵各種智力要素、技術要素參與利益與股權分配。在擴大生產業發展規模的基礎上，大力培養高素質、專業化的服務人才。(5)推進生產業集群融人全球產業價值鏈。服務業集群的發展也必須與全球產業鏈或全球市場的大背景相結合，只有融入更大區域乃至全球產業價值鏈，不斷朝著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攀升，區域產業集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M.E.Porter.ClustersandNewEconomicsofCompeti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8,(11)

[2]MEswaran,A.Kotwal.TheRoleofServiceSectorintheProcessofIndustrialization[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2,(68).

[3]江靜，劉志彪．世界工廠的定位能促進中國生產業發展嗎[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3)．

[4]楊亞琴，．國際大都市現代服務業集群發展的比較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5，(1)．

[5]唐玨嵐，國際化大都市與生產業集聚[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11)．

[6]韓景華．國際大都市服務業發展的經驗及啟示[J]．經濟縱橫，2008，(7)．

[7]E.Helpman,MarcJ.Melitz,R.Yeaple.ExportVersusFDIwithHeterogeneousFirms[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1)．

[8]P.Guerrieri,V.Meliciani.Technologyand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TheInterdependencebetweenManufacturingandProducerServices[J].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05,(16).

篇(4)

關鍵詞：境外戰略投資者；中國銀行業；權益收益率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9－0014－04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facing the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enter into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 listed banks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07,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shares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ROA or ROE is U-shaped. We suggest that compared with adjust the 25% upper level, the bank industry can benefit more from adjusting the 5% lower level.

Key Words: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ors;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ROE

一、理論與文獻綜述

隨著全球金融貿易體系的發展和國內金融業的開放，境外戰略投資者開始逐步進入中國銀行業。從第一階段試探性的參股城市商業銀行，到第二階段積極購入優質股份制銀行股權，到如今全面進入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中國銀行業。而外資機構的進入，是否改善了銀行的效率，其對國內銀行究竟產生了什么影響？面對國外提出的“進一步開放銀行入股比例”的呼聲，管理層應當如何應對？本文通過對已引資銀行的績效分析，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并首次對銀行引資策略的修正進行了探討。

關于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對本國銀行業的影響問題，理論界也一直存在爭議。支持者（Claessens, Demirgüc-Kunt和Huizinga 2001, Demirgüc-Kunt, Levine, and Min 1998, Dages, Goldberg和Kinney 2000, Levin 1996）認為戰略投資者和外資銀行的存在可以在宏觀層面提升金融系統穩定性，從而增強本國金融業抵御風險的能力，通過示范效應為外資流入本國提供渠道，增強市場活力。同時行業競爭還可以促使本土銀行積極進行改革，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經營效率，從而營造更好的儲蓄投資環境，銀行業的多元化也促使管理層提高監管效率，與國際接軌。而從銀行治理的微觀層面來分析，Claessens和Lee（2002）認為引入戰略投資者可以改善銀行的經營行為，對銀行的改革有著重要作用。戰略投資者改善銀行業績主要表現在，首先，海外戰略投資者可以幫助改善銀行經營，例如引入更成熟的風險管理機制和業務流程。此外，新投資者還可以帶來新的人才，提高銀行自身的人力資本（Buch 1997）。其次，本土銀行可能由于固有的制度因素而績效難以提高，例如過多的政府干預，低效的公司治理以及缺乏適當的競爭壓力。Shirley and Walsh（2000）認為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更有效的管理經營和管理團隊，股權的相對分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政府干預的問題。

反對者認為（Litwack 1995，Gros和Steinherr 1997），戰略投資者某些時候并不是金融市場的“穩定器”，在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境外資本的快速撤離會進一步加劇危機的效果，且相比而言，資金撤離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大。關于國內銀行業的研究，董彥嶺（2008）指出中國銀行業的某些戰略投資者實際扮演的是“投機者”的角色，參股中國銀行的資本構成中，李嘉誠基金和美林證券都是具有短期趨利性質的財務投資者。劉煜輝(2006)認為在中國銀行改制過程中，戰略投資者的合作意愿并不強烈，其往往只關注銀行本身的控股權和潛在的轉讓價值，對于銀行的長期建設并不關心。

國內的相關實證研究也同樣存在爭議。郭研（2005）通過分析國內13家銀行1993年到2002年的面板數據，認為外資銀行的進入體現了“競爭效應”和“技術示范效應”，銀行的利潤率、非貸款收益率和費用率均有所下降；而葉欣（2006）分析了1995-2004年的銀行橫截面數據，實證結果顯示外資的進入能夠帶來正的邊際利息和利潤水平，鄭鳴（2007）利用1995-2005年的面板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產生爭議結果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總體時間段差別，由于政策開放的階段性特征，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業也呈現階段性，2002-2005年以及2005年至今，外資銀行的進入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與2002年以前都有較大差別，對銀行業的影響也有所區別。二是樣本選擇的差別，除去樣本銀行的選擇差異以外①，不可忽視的是，深圳發展銀行、民生銀行和興業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均在2004年才引入戰略投資者，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更是在2006年才開始引入外資，“處理組”的變化會導致結論的差異②。

本文借鑒Bonin（2005）和Claessens（2001）的模型框架，以1992-2007年中國14家上市銀行的數據，重點分析了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對于銀行業盈利水平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于中國銀行業的盈利影響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即對資產收益率和股權收益率并不是簡單的正或負的影響，而是呈現二次型特征。這說明盲目引資反而達不到應有的效果，為更好地實現引資的效果，相比擴大25%的“紅線比例”，修改5%的下限比例將更具實際意義。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

（一）樣本與數據

本文的樣本區間為1992-2007年，選取的樣本銀行為中國目前上市的14家商業銀行，其中包括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3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兩家城市商業銀行以及深圳發展銀行等9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選取上市銀行作為樣本的原因是，首先上市銀行與非上市銀行的績效會存在結構性差異（Asokan2006），而績效差異產生的信號傳遞（Signaling）效果也會影響戰略投資者的進入決策，因而可能在回歸中產生有偏的結果。其次上市銀行作為銀行業的第一梯隊，分析結果將更具代表意義，同時財務披露審計標準更為嚴格，相關數據的可得性較高?；貧w分析中銀行層面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全球銀行與金融機構數據庫（Bank Scope Bvd Database），宏觀層面數據來源于萬德數據庫（Wind），同時以《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統計年鑒》作為補充數據來源③。

（二）變量的選取與定義

1.因變量

借鑒Bonin（2005）和Claessens（2001）的研究成果，本文選用資產回報率（ROA）來度量銀行的盈利能力，這也是金融文獻中評估銀行業績運用最廣泛的指標。由于本文選取樣本為上市銀行，我們還選用股東權益收益率（ROE）作為比較指標，ROE是衡量內部財務和經營績效的重要指標，作為判斷上市公司盈利的依據一直受到證券市場各機構的關注。

2.外資進入變量

目前文獻中衡量外資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程度的變量共有兩種。第一種是采用外資機構進入的數目，第二種是采用外資機構進入的資產份額。Claessens（2001）研究發現，當本國銀行對外資進入反應迅速時，用前者作為刻畫外資的進入程度較為合適；如果本國銀行對外資的進入反應較慢，采用后者度量更為合適。本文選擇銀行的資產份額（FOR）作為刻畫變量，主要是由于國內銀行的分支機構覆蓋面較寬，本土客戶群相對穩定，同時經營機制不夠靈活，因此對市場變化反應相對緩慢，這與鄭鳴（2007）的實證檢驗結果是一致的。

3.控制變量

借鑒Bonin（2005）、Claessens（2001）和Berger（2006）研究銀行績效的變量選擇方法，同時考慮到國內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在兩個維度選擇了控制變量：第一類是宏觀經濟的控制變量，包括年度GDP、人民幣匯率（ExR）、通貨膨脹率（IR）和央行法定利差水平（IM）①；第二類是銀行層面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銀行的總資產和銀行的資產負債率。

（三）計量方法與模型設定

本文選取14家上市公司樣本銀行1992-2007年的時序和橫截面數據，由于各銀行開設時間并不統一，因此所得數據是非平衡面板數據②?；貧w分析采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具體選擇的是隨機效應模型③，為避免異方差影響，回歸采用GLS的分析方法。具體的回歸模型如下：

EFi,t=α＋β11FORi,t+β12FOR+xkHk,i,t+δlQk,t+εi,t

其中EFi,t表示第i個銀行第t期的效率變量，包括度量盈利能力的ROA或ROE；FORi,t表示境外投資者t期在第i個銀行的資產持有比例；Hk,i,t表示銀行層面的控制變量；Qk,t表示宏觀層面的控制變量。

三、實證結果與政策建議

表1 外資持股比例對國內銀行業盈利水平影響

注：括號中為回歸變量的穩健t值，***、**和*分別對應1%、5%和10%的置信水平

我們運用Stata9.1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關于模型的選擇問題，我們對回歸模型作了Hausman檢驗，p值顯示接受原假設，即選用隨機效應模型?；貧w結果見表1。

從回歸結果看，境外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中國本土銀行的盈利能力顯著地呈現“U型”關系，即隨著境外投資者比例的上升，本國銀行的盈利能力（無論是以ROA還是ROE為參照指標）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而外資的持股比例的拐點約為11%。這與Kocenda和Svejna（2003）以及Grosfled和Tressel（2001）的研究結果相似。比較國內現有的研究成果，由于郭研（2005）、馮偉（2008）等的文獻中并未引入二次型變量，因此無法作直接的比較分析，但從外資進入程度的描述統計看，本文結論與現有文獻的實證分析結果并無矛盾。2005年外資占樣本銀行的資產比例為6.29%，外資持股比例較低，且一直處于拐點以左，因此從1996年到2005年，外資持股比例的逐年提高，本國銀行盈利能力呈現下降趨勢。

出現“U型”關系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股權結構的原因，在外資持股比例較低的情況下，外資股東搭便車（Free Rider）的行為增加，其對參股銀行的長期經營效率并不關心，同時較低的持股比例也注定了其對銀行的經營行為影響較小。

二是進入時間的原因，本國銀行在引入外資的初期一般不會單純追求資產收益率（ROA）的增加，而是更關心如何提高資產質量，降低貸款損失率，因此會相應提高損失準備或增加股本，這都會造成盈利率的降低。Unite和Sullivan（2003）對新興市場國家銀行業的研究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

為更直觀的分析外資戰略投資者的比例影響，我們將銀行的盈利能力ROA（或ROE）與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用如下曲線表示，根據參股比例的不同，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A：參股比例低于10.6%④。此時，股權改革有一攬子的成本（體制文化變革成本），而同時過低的股權比例無法激發其積極性。戰略投資者或選擇“搭便車”的管理策略，或演變為“戰略投機者”進行短期的套利行為。因此，此種情形實際上是一種“合作不經濟的協同陷阱”。

圖1外資參股比例與銀行ROA關系

B：參股比例位于10.6%～21.3%。此時，戰略投資者擁有了一定的股權比例和話語權，投資管理積極性有了較大提高。其相應的正向影響可以逐漸覆蓋改革成本，這種情形是協同合作的醞釀發展期。

C：參股比例位于21.3%~25%。此時，戰略投資者的積極性得以充分調動，其領先的技術優勢、資金優勢與人力資源優勢所激發的“示范效應”也得以發揮。這是協同合作的蜜月期。

D：參股比例位于25%以上。雖然目前管理層并沒有放松管制“紅線”，但根據模型結果，仍可以認為隨著持股比例的提高，協同效應得到進一步放大。

我們可以看到“10.6%”的參股比例是激發外資戰略投資者的“協同拐點”①，過低的參股比例可能會導致戰略引資的失敗，花旗銀行4.98%參股浦發銀行幾年后又選擇分手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在戰略引資過程中，保持一定的參股比例是促進后續協同的必要條件，而管理層目前的指導性文件中給出的參考比例是5%，我們認為應該適度予以提高。同時，雖然更高的參股比例可以更大的提升銀行盈利能力，但我們并不認同“完全放開銀行準入門檻”的論調。如果僅為了提升盈利能力，而失去銀行控制權是得不償失的行為，過去“用市場換技術”的失敗不能在銀行業再次發生；過大的外資比例還可能存在一定的金融隱患，危害國家的金融安全，畢竟通過戰略引資深化金融體系改革，提升銀行的國際競爭力才是開放的根本目的。

因此，我們認為對于政策的修改，首先應提高戰略投資者的入股下限，而上限的修改要相對謹慎，可適時采用“試點加推廣，從城市商行到股份制銀行再到國有銀行”的模式進行。

四、結論與拓展

上述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國內銀行的盈利指標與外資進入程度的相關性呈現先負后正的U型關系。因此，為避免戰略投資者演變為“戰略投機者”，管理層應當提高戰略投資者的入股下限，避免“用腳投票”的搭便車行為，真正達到“引資又引智”的目的。

從分析方法上看，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雖然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但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進入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有滯后性，銀行治理結構的改善、聲譽的建立和盈利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在注資后能立刻完成，而滯后期的不定性可能會導致結論的偏差。由于目前大量境外戰略投資者進入中國銀行業只有2－3年時間，相關比較分析難以進行，這也是將來需要重點跟蹤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1]Angelo A. Unite, Michael J. Sullivan. “The effect of foreign entr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banking market”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7, 2003, 23232345.

[2] Bonin J P, Hasan I,Wachtel P. “Privatization matters: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2155-2178.

[3] Choi S,Hasan I.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Bank Performance: Korean Experience” [J].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2005, (4).

[4] Clarke R G,Cull R,ShirleyM. “Bank privat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mmary of lessons and finding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5,(29): 1905-1930.

[5]郭妍,張立光.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影響效應的實證研究[J].經濟科學,2002,(2):58-66.

[6]黃憲,熊福平.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業影響的實證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6,(5):21-27.

[7]李曉峰,王維,嚴佳佳.2006 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效率影響的實證分析[J].財經科學,(8):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