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計算機總結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一計算機總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時下的企業，又開始你追我趕地做“加法”，與十年前大搞集團化經營，非常類似。只追求規模，不追求效益與經營質量，不免讓我們這些從業者擔心。企業運作與管理，也是一種“輪回式”的運行，要實現“螺旋式”上升，那才有利于促進社會發展。如果只是簡單的模仿與跟風，那到頭來留給社會與政府的也只是個“空殼兒”。

在十幾年前的那場集團化風波后，很多企業用失敗總結出了“只有走專業化，才能出人頭地”。其實學習老外的戰略管理，專業化與多元化經營，本來就是一種戰略的選擇與決策。決策又是有相對科學的分析法，不管是“PEST 分析模型”，還是“SWOT分析模型”，還是“價值鏈分析模型”，還是“戰略時鐘模型”等，都可以找到類似《計算機指導書》里一樣的步驟。

可發展中的中國社會與企業，決策的藝術性一直很濃。成功，就是神話與傳奇；失敗，也沒有多少人為之惋惜。

多元化經營，沒有市場優勢或技術優勢，本身就會困死娘胎，更何況經濟政策不是非常穩定，那就更加弱不禁風。

大部分企業“跟風”能力很強，創新與鉆研能力薄弱，于是“什么都會一點兒，可什么都不精”。撐門面可以，當“臺柱子”可不行。一遇到激烈的市場競爭，由于資源配置分散性，無法取得差異化與集中化的競爭優勢，剛對弈就會敗下陣來。

循著供應鏈進行擴張，是很多企業成功運作之道。做自己熟悉的事情，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這樣才是有的放矢。

數字營銷，數字社會，指數管理后，政府與企業都在為數據忙碌。有水分也行，喊口號一定要量化的，把目標說的長遠一些，這樣數字就大一些。決策者們，一看數字熱鬧，可年底一計算，入不敷出。

數字的攀比，使得企業迅速“催肥”，博得當地政府一笑。專業化之路，走著、走著就演變成了多元化之路。企業一旦進入了“加法頻道”，開始的容易，“剎車”卻很艱難，結果往往是“費力不討好”。

與其等到胖了再減肥，還不如在平時就保持身材，增加“眼睛看的、心里想的、手寫的”一些東西，提高自身的素質與能力，活得更有自信；多吃素、少吃葷，活得更長久。

越瘦越精神，越瘦越健康！對于已經開始有脂肪肝的人來說，瘦身是多么難得，也是多么期盼，可現實會左右為難。上路了，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壯士也好，神仙也罷，在于經歷而已。

篇(2)

關鍵詞：創新訓練；創新人才；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12-0043-02

“國家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是在原“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基礎上拓展而來的。教育部高教司于2006年11月設立了“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首次在國家層面上直接面向本科生立項，旨在通過創新訓練提高大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培養一批拔尖創新人才。這一計劃于2006年開始在部分高校試點，2011年開始，教育部決定把原來的“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更名為“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把原來的“創新性實驗”一個項目拓展為“創新訓練項目”、“創業訓練項目”、“創業實踐項目”三個項目。

一、國家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的組織形式

國家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下面簡稱“創新計劃”）是面向本科生（1至3年級學生），以學生個人或創新團隊的形式展開的科技立項項目，一個項目一般限3人參加。在導師的指導下，由學生自由選題，自主完成創新性研究項目的設計、準備、實施和項目完成后的總結等一系列工作。創新計劃目前只對部分中央部委所屬高校和地方所屬高校開放。中央部委所屬高校的申請計劃直接向教育部提交，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通過。地方所屬高校需要由省級教育主管部門推薦，向教育部提交申報計劃，再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通過。

二、國家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的目標

教育部最新下發的教高函〔2012〕5號文件明確指出：“通過實施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促進高等學校轉變教育思想觀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強化創新創業能力訓練，增強高校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在創新基礎上的創業能力，培養適應創新型國家建設需要的高水平創新人才”[1]。

三、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的實施與管理

1.提高全體認識，做好宣傳和申報組織工作。各級組織部門要注重引導學生申報項目和參與訓練過程，認真做好項目申報的宣傳發動工作，向學生宣傳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的背景、形式、要求、目的和意義等。在申報項目時，力求學生自愿與選拔相結合，一般要求申請者有較強的創新意識和科研精神，具備從事科學研究的基本素質和能力。組織專家對項目進行評審，擇優錄取，選取創新性強的優秀方案向上級推薦。

2.制定配套管理措施，政策上保駕護航。學校不僅要從政策上大力支持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活動的開展，而且要制定切實可行的管理辦法和配套政策，使大學生創新計劃進入到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為此，可以考慮把創新項目作為選修課程開設，參加項目的學生能由此獲得一定的學分。對于通過創新計劃認定的項目，可替代部分與專業教學相近的實驗或實踐課程學分，通過驗收的項目計算第二課堂學分。此外，學?？芍贫ㄏ鄳脑u獎、評優和免試研究生的優惠、傾斜政策，引導和鼓勵學生多產出創新成果。

3.創造良好外部條件，為創新計劃實施提供物質保障。各高校可以依托學科優勢，建立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相結合的工程創新人才培養新模式。依托國家或省級教學基地、重點實驗教學示范中心、人才培養基地、創新實驗區等等，建立本科教學與學科建設密切結合的教學體系，推進多層次、多途徑的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改革。開放學校創新實踐教學科研基地，實施自主型、開放性的創新實驗教學改革，為學生創新訓練實施提供良好外部條件和物質保障。

4.加強跟蹤管理工作，確保項目的有效實施。對于獲得批準的項目，要狠抓落實，切實執行。把大學生創新計劃項目的中期檢查、終期答辯工作列入到學校本科教學督導的工作計劃。組織專家認真做好項目的中期檢查工作，聽取項目中期匯報，并跟蹤后續工作成果。在進行中期檢查時，特別要注意發現和解決問題。對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如學生在項目進展中碰到困難，更改題目、更換指導教師等，要及時了解并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5.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為創新計劃提供師資保障。鼓勵校內教師，特別是有科研項目和科研實力的教師擔任大學生創新計劃的導師，積極聘請企業導師指導學生的創新訓練和實踐，可以實行雙導師制。定期組織項目指導教師之間的交流，參加全國經驗交流會議，多方接受先進的組織和指導經驗，組建一支穩定的、既有科研項目實踐水平又有指導學生實踐經驗的優秀導師隊伍，為有效實施大學生創新計劃提供可靠的師資保障。

6.營造創新文化氛圍，不斷探索新路子。在校園內營造一種創新文化氛圍，為參加創新項目的學生搭建交流平臺，定期開展交流活動。支持有創新計劃項目的學生參加校內外學術會議，為學生創新提供交流經驗、展示成果和共享資源的機會，探索一套從大學生創新計劃到創新人才培養的新路子。

四、關于創新人才培養的進一步思考

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是國家創新人才培養的一個重要舉措，對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創新人才培養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執行一個項目就能完成的工程，而是需要大學階段一系列的綜合訓練培養才能達到目標。因此，高校應該以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為契機，大力改革教育教學模式，探索創新人才培養的策略。下面我們就創新人才培養問題提出幾點探索性建議：

1.重視基礎教育，謹防拔苗助長。創新人才培養，離不開基礎教育。要特別重視大學數學、英語和計算機三門基礎課程的教學和訓練。由于學生在大一時就可以參加創新訓練計劃項目，很容易導致學生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項目中，導致只重專業、忽視基礎的傾向。如果不及時引導就很容易助長急功近利的風氣，不僅不利于人才的培養，反而容易造成人才的夭折和損失。

2.把創新能力培養的意識滲透到日常教學中去。首先，教師必需牢固樹立創新人才培養理念，建立一套合適的教學模式，把學生引向探究歷程，把創新意識滲透到專業課程的教學中去。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觀察和研究事物，培養思維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敢于質疑，提高學生的探究意識。其次，教師要堅持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把學科前沿的內容不斷地注入教學內容中，把科研過程中的科學精神與研究方法帶入到課程教學中。

3.搭建多種科技競賽平臺，建立團隊式創新活動機制。充分利用各種科技競賽平臺，如“挑戰杯”競賽、電子設計競賽、機械設計競賽等，在科技競賽平臺上，學生通過親身設計、制作和運行各個環節的技能訓練，激活自身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借助各種競賽或創新訓練計劃建立相應的競賽或項目組，通過團隊協作的方式協作完成實際任務。利用學生社團建立各種創新團隊，近年不少高校在這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嘗試，如華中科技大學的dian團隊、聯創團隊等都是十分成功的例子[2]。

4.做好拔尖人才的發現、跟蹤和持續培養工作。對于從各種競賽或項目中脫穎而出的優秀人才要及時發現，跟蹤服務，重點培養。對這些學生可以實行特別的精英培養模式，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的跟蹤培養方案，例如，配備專門的導師、提前進入碩士階段的學習，或提前跟著導師做實際課題等等，讓他們成為更優秀的拔尖人才。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關于做好“本科教學工程”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實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號）.

篇(3)

【關鍵詞】北京大學;E-learning;北大教學網;教學體系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B 【論文編號】1009―8097(2010)08―0005―06

一 信息技術推動各國高校教學改革

在網絡時代里,信息技術不僅是推動高等教育機構變革的重要因素,也是促進各國大學之間優質教育資源共享與國際學術交流的重要工具。進入21世紀之后,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已成為中國研究型大學的首要目標,在此過程中,基于互聯網的信息通訊技術同樣也扮演著關鍵角色。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雷頓•克里斯騰森(Clayton Christensen)[1]曾提出一個名為“顛覆性技術” 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當代信息通訊技術就是這樣一種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它將可能影響研究型大學一切活動的所有方面,如課程教學、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影響到它的組織架構,如學術架構、師資結構、募款捐助和行政管理;甚至還會把這種影響擴展到更加廣泛的整個高等教育領域之中。為了應對各種新挑戰,研究型大學將不得不在諸如教學、研究、服務和管理等方面做出重大轉變。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學者、密歇根大學前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特(James J. Duderstadt)[2]曾敏銳地指出:“信息技術對研究型大學的影響極有可能非常深刻、迅疾和具有突變性――就像它曾經而且還會繼續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及其他社會機構已經產生的巨大影響那樣。研究型大學的領導者必須充分意識到信息技術的顛覆性力量,在凝聚共識和基礎上,形成富有遠見并切實可行的信息化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在未來繼續保持發展和繁榮?！贝撕笮畔⒓夹g在美國高校中的迅速普及應用驗證了他的預言,信息技術確實正在改變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與運作方式――整個校園開始走向數字化時代。

回顧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之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來構建“數字校園”(E-campus),并依托各種技術工具和手段來推動高校的全方位改革,已成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趨勢之一,充分體現了信息時代高校發展的共同特征。其中,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核心職能之一的教學,無論從教學手段,師生交流方式,還是教學組織等方面,都受到ICT的影響。1999年,美國著名的IT咨詢機構Gartner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在高校中的普及應用,利用諸新技術工具所輔助的教學(Technology-enhanced instruction)正在逐漸發展為一種可能給大學教學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新教學組織形式。它不僅能夠方便快捷地實現教學內容的數字化和網絡化,擴大教學信息傳播的空間和范圍,同時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極大地拓展教師與學生交流和溝通的途徑,最大程度地實現師生之間的互動,推動教學過程的組織重心從以教師向學生傾斜,并促進教學內容超越教科書的局限,向基于互聯網的海量資源延伸……盡管從許多方面來說,這種教學方式在目前來看仍然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但從其發展潛力來看,它很有可能成為影響大學教學改革之革命性因素……一言蔽之,這就是E-learning”[3]。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ICT不僅是現代社會之基石,同時更能夠為學校創造新穎及開放的學習環境。在ICT的影響下,學校的教學模式已從傳統‘教師為中心’轉換為‘學習者為中心’;學習的形態已經改變,ICT所扮演的角色愈趨重要,E-learning已成為世界教育發展的潮流與趨勢”[4]。

作為一種建立在ICT基礎之上的教學方式,E-learning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是利用網絡技術來制作、傳遞和管理知識,實現師生互動和教學資源共享的新教學組織形式,其目的在于通過加強知識傳遞的效率、拓展師生互動交流的途徑和方式來實現提高教學效果和質量的目標”[5];也有研究者稱之為“無所不在的學習”(Pervasive learning),認為E-learning可實現“任何地點(Anywhere)均可學習”、“任何時間(Anytime)均可學習”、“任何信息(Any data)皆為學習內容”和“任何設備(Any device)都是學習媒介”[6],極大地拓展了學習之形式與范圍。不過在實際應用中,由于目前各國高校學生仍以全日制在校學習為主,基于互聯網的學習為輔,因此當前高校E-learning的實際應用模式分為多種類型。例如,斯迪芬•文森特•蘭克瑞(Stephan Vincent-Lancrin)[7]認為,高等教育領域內的E-learning可被分為三類 :

輔網絡課程:是指在課堂教學的基礎上,在網上課程提綱和講義,學生通過電子郵件及網上資源的鏈接獲得。這是最簡單的E-learning應用模式,對師生的技術技能要求最低。

混合模式課程:在不改變傳統的面對面課堂教學的情況下,教師將更多的教學內容和活動放在網絡上進行,如教學教義、提問答疑、作業提交和批閱、在線測驗等。學生通過網絡完成課程的學習內容,如在線討論、在線測驗,或網上協作和分組學習等。這是目前高校應用E-learning的主要模式,可以較有效地兼顧面授教學與在線學者的優勢,同時避免其諸多缺陷。

完全在線課程:絕大多數的教學活動都通過網絡來進行,師生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離,學生可以從不同的城市、國家或在不同的時區學學里的課程。這是典型的遠程教育的應用模式,目前在各國高校中主要用于繼續教育或在職培訓等,較少用于全日制學生教學。

調研數據顯示,目前各種形式的E-learning已成為各國高校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高校中,當1999年Gartner第一次關注E-learning時,當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僅有12%的美國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一些電子化的教學輔助工具,到2002年,這一比例則上升到30%;而在2008年的調查報告中,Gartner的研究者發現,“高校教育領域內利用技術來支持教學活動的發展趨勢依然顯著,在過去十年中,完全在線的課程數量繼續保持上升,而同時更令人注目的是,混合式E-learning的增長速度最為迅速”[8]。調查數據顯示,9%的課程通過完全在線的方式(online)來教授,45%的美國高校課程是通過混合式E-learning的方式來實施。預計在未來2-3年內,應用混合式E-learning的課程比例可能達到55%。

在美國的影響下,歐盟于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分別制訂了eEurope 2002、eEurope+、eEurope 2005到i2010 Initiative 計劃,其中皆強調利用ICT來促進教育機構適應社會發展之要求。在2003年12月,歐盟曾專門頒布了“E-learning方案”,提出高等教育機構的E-learning發展規劃:逐漸發展在線學習課程,鼓勵各國院校之間的虛擬流動,并建立歐洲虛擬校園。在此計劃促進下,歐洲大學的E-learning發展迅速。在歐盟的一份研究報告[9](PLS RAMBOLL,2004)中,調查數據顯示,超過50%的受訪大學正在與本國其他大學合作開設E-learning課程,并且合作關系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在這份調查報告中,根據大學E-learning的應用水平,研究者將200所歐盟會員國大學分為四大類,其中E-learning應用較佳的大學比例達到85%。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研究者認為,在E-learning應用模式上,部分大學達到了利用ICT來重新架構和設計課程內容與方式的程度。具體來說,就是將遠程教學與大學實際面授教學相互結合在一起,即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在歐盟諸國之中,英國的高等教育信息化一直名列前茅。英國“高校信息系統協會”(UCISA)2008年的一項針對164所高校的調查數據[10]顯示,在受訪高校中,平均76%的院校已制訂E-learning發展規劃,目的在于“從整體上促進教學質量”和“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UCISA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使用E-learning的高校中,應用比例最高的是混合式E-learning(50%),其次是輔助式E-learning(48%),同步E-learning(完全在線學習)比例則最低(4%)。

在亞洲地區高校中,E-learning應用也同樣進展迅速。2004年2月,“英國經濟學人”(EIU)The 2003 E-learning Readiness Rankings[11]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目前全球至少有60個國家已經開始進行有關E-learning的相關準備工作,各國均將E-learning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關鍵策略。在排名順序中,E-learning準備情況居前三位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分別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這說明,在亞洲的E-learning準備和應用方面,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名列前茅。例如,2007年韓國高校開始“高等教育E-learning行動計劃”,各地區以競爭的方式選擇一所高校作為本地E-learning支持中心,支持中心將配備演播室、教學系統等先進的設備,同時承擔促進地方大學數字化資源建設與共享等任務。截止到2007年,政府已累計投入約87.27億韓元,建立了10個地區中心,涵蓋各地95%的大學和學院[12]。調查數據顯示,韓國國立與私立大學E-learning的利用率已達到了97%;包括淑明女子大學、亞洲大學、世宗大學、中部大學等,有480所研究生院通過信息手段進行授課。同時,作為亞洲地區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國家,新加坡也非常重視E-learning發展。根據新加坡信息技術標準委員會(ITSC)針對中小學、高等學校(IHL)和中級學院(JC)實施的一項E-learning調查[13]顯示,超過80%的師生都在使用E-learning課程內容;2005年,新加坡教育部的教育技術司進行的一項調查[14]數據顯示,75%的學校已開始使用學習管理系統。從生均LMS使用成本來看,都低于20新元。相比于2003年時的50-80新元,已有大幅度下降。新加坡最著名的三所公立大學(NUS,NTU和SMU)都非常重視E-learning之應用。例如,1997年,NUS的教學技術中心(CIT)創建了一套名為“整合式虛擬學習環境(IVLE)”。該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為教師實施E-learning提供一個統一的技術平臺,讓師生通過互聯網來管理和支持教學活動。到了2004年,全校將近有90%的課程運用了edveNTUre 系統平臺,本科生課程的采用率是96%,研究生課程的采用率則是75%。CED的調查數據顯示,87%的學生對于edveNTUre系統及課程表示滿意[15]。

綜上所述,顯而易見,E-learning已成為各國高校近年來教學改革與發展的重點內容,這一點與近年來國際上高等教育信息化和數字化校園建設熱潮之不斷高漲的大背景直接相關,充分展示了信息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

二 北京大學E-learning建設與發展狀況概述

作為國內高?！皠摻ㄊ澜缫涣鞔髮W”計劃之首倡者,北京大學向來重視信息技術之作用,一直走在數字化校園建設的前列。自20世紀90年代建成校園網之后,北大一直在積極探索信息技術在學校管理、科研和教學中諸領域之應用,目前已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校園網絡之一,建成基于目錄服務的校園網用戶管理系統,實現了校園網用戶的統一認證、統一管理和統一計費等。校園網已經通達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校園網上的計算機已超過4.7萬臺。北京大學校園網提供多種接入方式,師生可自由地使用有線、無線、撥號等手段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連入校園網。這些基礎設施為北大全校的教學、科研、管理和社會服務的信息化提供了基礎平臺。

考察北大的E-learning建設狀況,整體來看,作為數字化校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大學的E-learning發展與應用概括地經歷了三個階段:

自主探索階段(1990s-2003):學校無統一的技術平臺,教師根據興趣自主使用,技術工具紛繁多樣,對教師的技術操作要求高,工具主要包括自主建設的課程網站、E-mail、校園BBS、Ftp及各種專業的課件制作軟件等,發展緩慢,全校E-learning課程不足百門。

多平臺共用階段(2004-2007):開始使用課程管理系統(網絡教學平臺),對教師的技能要求有所降低,但全校同時使用多種系統,分屬于不同部門,使用方式和數據不統一,操作方法復雜,很難通過教師培訓向全校推廣。多系統和缺乏統一規劃制約了發展,全校E-learning課程約400余門。

全面推進階段(2008至今):E-learning被列入全校數字化校園建設整體規劃,全校開始使用統一的“北大教學網”作為E-learning平臺,功能較全面,技術門檻大大降低,具有基本信息素養的教師可很快掌握。同時由專門機構負責培訓、推廣和技術支持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全校E-learning建設,目前全校E-learning課程已超過1000門。

概括來看,在2004年之前,北大E-learning主要體現在部分IT技能水平較高的教師開始創建自己的課程網站,并將自己的教學講義、閱讀文獻等內容上傳供學生課后下載學習;同時,也有教師利用北大校園BBS的課程教學版來提問答疑,或者利用E-mail、Ftp等方式來提交作業和交換教學資料等。這一階段北京大學的E-learning主要是教師們自主創建個人的課程網站用于輔助教學,所采用的技術工具和手段也紛繁多樣。當時受校園信息化的整體軟、硬件基礎設施、聯網條件和師生應用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北大E-learning應用仍處于探索階段和自主應用狀況,在全校中應用E-learning的課程總數不超過百門,并且分頁于各個院系,理工科的課程網站要多于文科。

直2004年之后,北京大學開始將E-learning納入數字化校園整體規劃之中。北大信息化建設與管理辦公室制訂和了“北京大學信息化建設規劃及實施方案(2006-2015年)”,其中明確指出,在未來十年內,北京大學將建立起一流、穩定和高效的教學平臺,優化教學過程,使得廣大師生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有效的工作和學習當中,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學質量和效率。通過“綜合教學信息資源庫”的建設,實現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的網上輔助教學;為教師提供有效的網絡備課環境,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為學生提供有效的學習環境,創建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教學基地;對教學的狀況進行有效評估,為實現科學的教學評估和決策提供支持。這可以說是北大E-learning被正式納入學校校園信息化建設的規劃之中。

2004年,北京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以自主開發的網絡教學平臺 啟動了E-learning的應用工作。當時,由于此教學平臺功能的限制,同時還在使用另一個教學平臺用于大學英語教學 。此外,北大的部分院系也根據學科教學特點開始自主開發或利用開源軟件(如Moodle等)建設院系自用的網絡教學平臺(如光華管理學院和教育學院等)。這種各自為政和發散式的E-learning發展策略雖然在建設初期體現出一定優勢,為校內師生使用E-learning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權,降低了建設成本,但隨著應用的不斷深入,這種多平臺同時使用的發展模式則開始逐漸顯示缺陷:一是隨著用戶數的不斷增加,自主開發E-learning平臺的并發用戶數承受能力受到了極大挑戰,系統的穩定性較差;二是各種教學平臺不統一,使用方法不同,教師無所適從;三是隨著E-learning應用的深入,自主開發平臺的功能已無法滿足師生的教學需求,但由于經費和人員等方面的限制,自主開發模式已難以為繼。自2004至2008年期間,北大的E-learning課程僅建設了400余門,明顯落后于北大管理、科研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設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在借鑒國外高校E-learning發展經驗的基礎之上,北京大學開始考慮建設全校統一的E-learning系統,以便為北大E-learning應用提供一個長期而穩定的發展平臺。2008年,學校選擇了Blackboard 8.0作為全校統一的E-learning平臺―“北大教學網” 。此后,北大的E-learning建設進入第三個階段。從技術上來看,北大所采用的Blackboard平臺的核心組件包括三部分:教學管理系統、資源管理系統和社區管理系統。同時,為實現平臺功能的多樣化和適合北大教學的自身特點,北京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以Blackboard為基礎,結合Adobe Rapid E-learning Solution、Apple Podcast Producer、視頻點播系統、課堂反饋系統和課堂自動錄播系統等,共同構成了“北大教學網”的技術框架(見圖1)。

自從采用全校統一的E-learning教學平臺之后,在學校各教學管理部門的積極推動下,北大的E-learning工作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實踐證明,選擇一個恰當的技術平臺是建設和應用E-learning的重要基礎。教學平臺選擇恰當與否將會直接影響到后期的培訓、應用和推廣工作。

三 北京大學E-learning之推廣與發展策略

技術平臺建設僅僅是E-learning應用的開端,后期的應用培訓和技術支持至關重要。為快速而全面地推進北大E-learning發展,北京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制訂了全方位和立體化的E-learning推廣策略,并將之納入到“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之中。具體來講,北京大學推動E-learning的方法和策略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建立一支專業化的技術服務和支持隊伍:集中力量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的教育技術服務隊伍,將現有人員劃分為技術支持、教學應用、推廣培訓三個小組。技術支持小組主要負責平臺的日常維護、網頁設計和媒體制作;教學應用小組專門從事教學設計、課程建設和教學實驗,力圖充分發揮中心的優勢力量,對教師教學設計方面進行指導;而推廣培訓小組則主要負責組織培訓,小組成員采取院系聯絡員制度,通過對學校各院系定期或不定期地發放通知,與院系相關人員積極溝通,了解需求,從而設計符合院系自身特色的培訓規劃方案。同時小組還負責相關宣傳資料的設計與實現等。

第二,以案例課程為基礎,設計了基于北大教學網的Blended Learning教學模式:為使教師們在教學中盡快掌握北大教學網的基本應用模式,現代教育技術中心設計了一個基于北大教學網的混合式學習模式,將傳統的面授課堂教學與E-learning有機結合,供教師們在教學中參考和應用。在此教學模式中,“課前的網上備課、通知預習到課堂面授,再到課后的網上討論、分組協作、網上作業、批閱作業、師生網上交流”的循環模式充分體現出E-learning已成為課堂教學的重要輔助方式。

第三,自主學習與培訓相結合,為師生提供多種形式的培訓服務:為推動北大教學網的實施與推廣,現代教育技術中心展開多種形式的培訓,包括在線自主學習和面對面培訓。每周二和周五分別面向學生、助教和教師展開有針對性的常規性培訓。通過上述這些有針對性的體驗和培訓活動,有效地實現了針對教師、助教和學生三個層面的培訓與指導。

第四,以“教學新思路”項目為抓手,利用案例課程推動全校應用:為促進面授與E-learning相結合的混合式教學新思路的應用與發展,在學校教學主管領導的支持下,北京大學展開了“教學新思路”教改項目的創新與探索,這是北大近年實施的第一個跨學科性的教學改革項目。項目的主要目標是以“北大教學網”的應用為契機,推進北大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改革,促進研究型學習、創新能力培養等方面工作。

第五,多種途徑宣傳北大教學網,樹立E-learning品牌服務形象:為樹立北大教學網在北大師生中的品牌形象,現代教育技術中心門設計了北大教學網的徽標,并精心設計制作了北大教學網宣傳頁、培訓月歷手冊和通知門貼等宣傳品及禮品,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擴大平臺的推廣面和影響力。

第六,利用開放課程促進優質教學資源的交流與共享:當前,開放教育資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已成為發達國家高校資源共享的共同發展趨勢。美國MIT目前已將近2000門課程向全球開放,中國也建成數千門精品課程。目前,通過北大教學網,北京大學已有超過200門的開放課程向全球開放。這對于提高北大的社會聲譽、促進國際交流和國際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正在成為北大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上述多形式和全方位的培訓、推廣和宣傳,北京大學的教學信息化建設開始進入一個快速發展階段。調查數據顯示,截止2010年7月,北大教學網的月平均點擊訪問量已超過30萬人次,活躍課程數也達到2300余門,活躍用戶數達到8000余名,成為北大校內師生登錄最頻繁的系統之一。

四 北京大學E-learning應用效果評估

為全面了解北京大學E-learning應用與推廣狀況,及時了解教師需求與學生反饋,適時調整培訓方案與推廣策略,研究者對全校E-learning推進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在2009-2010年期間共組織和實施了“北大教學網教師應用技能培訓效果調查”、“‘教學新思路’項目滿意度及北大教學網應用效果調查”、“北大教學網學生滿意度調研”和“北大教學網教師接受度調研”4次針對北大師生的調查和訪談。

在教師和助教問卷中,調查數據顯示,56.73%的北大教師和助教認為,之所以使用“北大教學網”作為自己教學的輔助工具,是因為“想嘗試一種新的教學方式”,也有部分教師是因為“想讓自己的教學與眾不同”和“學生們希望在教學中使用E-learning”。同時,88.4%的教師和助教認為,“教學新思路”項目和“北大教學網”這種新工具對于提高教學質量“很有幫助”和“有所幫助”;85.5%的教師和助教認為,參加“教學新思路”項目培訓之后,對自己教學的影響是“很有幫助”和“有所幫助”。對于“北大教學網”中提供的功能,教師感覺最感興趣的功能包括:提交作業(59.6%)、討論板(51.9%)和課程通知(48.0%)。

在學生問卷中,統計數據顯示,學生在北大教學網上的活動內容,比例最高者分別是:下載課件(71.7%)、瀏覽課程內容(52.6%)和提交課程作業(47.1%)。此外,關于學生每周登錄北大教學網的次數及時間,47.7%的同學選擇“每周在5次以下”,19.2%選擇“每周使用6-7次”。同時,另一項數據顯示,該學期北大學生平均每周上網時間為26.1小時,而每周登錄北大教學網時間的平均值為6.47小時,即學生每周在教學網上的時間約占其每周上網時間的四分之一。最后,關于使用“北大教學網”對學生的學習過程的各方面影響問題,多數同學都做出比較積極的評價,在問及“對今后在學習中使用北大教學網的態度”時,62.3%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和非常感興趣。

可以看出,多數北大師生對于在教學網中應用E-learning持支持態度,對于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都產生了較積極的影響,E-learning對于提高教師的教學效率,促進師生之間的交流以及學生的學習興趣,都具有重要和積極影響。

五 結論

經過多年探索,北京大學E-learning探索出了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不僅已成為北大數字化校園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北大的教學質量提高和教學改革產生了推動作用,同時也成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重要內容,推動北大教學信息化的進步。因此,以上述實踐與經驗為基礎,研究者嘗試性提出了一個在研究型大學中建設一個基于E-learning教學新體系的設想。該體系的核心思想是,在研究型大學中,基于E-learning的新教學體系建設是一個涉及技術、制度、政策、經費、服務與科學研究等因素的復雜過程,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協調和發展。具體而言,此教學新體系的建設需要著重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職能之劃分:將E-learning納入校園信息化建設的整體規劃,明確部門職責,強調多部門分工合作協調。從技術上看,E-learning是數字化校園的組成部分,其應用和發展必然受到整個校園信息化軟、硬件設施狀況的制約。否則E-learning孤軍深入則很難取得預期效果。同時,各教學管理部門與教學院系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支持同樣也會影響E-learning之應用。因此,在校內選擇一個專業的機構來具體負責E-learning之建設、培訓與推廣,明確其職能,加強與相關教學管理部門和院系之間的聯系,促進部門之間的相互支持與協調,是建設E-learning教學新體系之基礎。

第二,技術之選擇:E-learning的基礎是技術,強調建設全校統一的技術平臺。一個功能強大、操作方便和符合高校教學特點的課程管理系統(網絡教學平臺)是推動學校E-learning的技術基礎,它能使教師方便快捷地創建課程網站并將之融入到教學過程之中,使E-learning起到降低教學成本和提高教學效率的作用。國內外高校的E-learning經驗表明,全校使用統一的E-learning平臺,統一規劃、培訓和推廣,實際應用效果更好。

第三,服務之強化:為教師提供持續和多樣化的技術支持與培訓服務是推動E-learning的重要保證。作為一種新的教學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教師在使用E-learning時必然需要使用培訓、技術支持和服務,而且這種支持和服務在初期必須是持續不斷的。在支持與培訓服務過程中,專業化的教育技術人員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直接影響著培訓和服務的效果。

第四,科研之促進:廣泛開展基于E-learning的教育技術研究是深入教學信息化建設的必由之路。在研究型大學的教學改革中,基于E-learning的教育技術研究同樣也是推動教改前進和不斷深入的關鍵動力,以科研成果促進教學改革與應用,是在研究型大學中充分體現以研究帶應用,以研究促應用的重要特色。同時,這些教育科研成果的,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體現E-learning職能部門的學術水平,以爭取到更多的建設與發展資源。

參考文獻

[1] Clayton 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M]. Boston, Massachusett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65-66.

[2] James J. Duderstadt, Daniel Ewell Atkins, Douglas E. Van Houwel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echnology 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32-33.

[3] Michael Zastrocky, Ron Yanosky and Marti Harris. 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 Quiet evolution[DB/OL].

[4]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School [DB/OL].

[5] Rosenberg, M. J. E-learning: Strategies for delivering knowledge in the digital age[M]. The M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P.O. Box 182604, Columbus, OH 43272, USA, 2001: 6.

[6] Chadha, G. & Kumail, S. M. N. E-learning: An expression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M]. New Delhi, Tata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2002:11-12

[7] Stéphan V. L. E-learning in Tertiary Education [DB/OL].

[8] Michael Z, Marti H, Jan-Martin L. E-lear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Are We Reaching Maturity? [R]. Industry Research, ID Number: G 00156361, 27 March 2008:11.

[9] PLS RAMBOLL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learning Initiative: Virtual Models of European Universities

[DB/OL].

[10] Tom Browne, Roger Hewitt, Martin Jenkins and Richard Walker, 2008 survey of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UK[DB/OL].

[11]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The 2003 e-readiness rankings [DB/OL].

[12] 李海霞,具滋億.韓國高等教育信息化發展近況及其啟示[J].比較教育研究,2009,(7):30-34.

[13]. Mohammad Iqbal Bashar & Habibullah Khan. E-learning in Singapore: A Brief Assessment[DB/OL].

[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Results of LMS survey 2005 [R].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