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投資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跨國投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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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筆者曾經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是提起跨國投資，然后觀察人們的反映，大多數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什么可口可樂，麥當勞的；提到外資，更多的人關心的是如何引進和利用外資，很少有人將這些同中國的企業聯系到一起。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資金缺乏的確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但殊不知，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全球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和中國加入WTO，贏得了國際化的資源配置環境，大多的中國企業都應該走出國門，為自己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跨國投資是公司為了獲取預期未來收益而將資本投放到國外的活動，是國際貨幣資本和國際產業資本實現跨國流動的一種形式，以資本增殖，生產力提高為目的的國際跨國投資活動是科學進步，國際分工細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投資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跨國投資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大踏步發展，十多年來跨國投資金額超過了10000美元的大觀。在過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國投資保持了極高的增長速度，投資金額從1995年的3311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億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億美元。統計資料顯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總數超過了60000家，擁有30萬個海外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占全世界對外國投資的70%以上，占全世界總產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其余49個是國家，也就是說，有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中等發展中國家。時隔五年，以跨國公司的發展勢頭，不難想象其規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實證明，跨國投資是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對中國企業而言，盡早地加入國際競爭當中，顯得尤為迫切。

按照國際資本輸出的規律，各國吸收國外投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資，對外投資可達到1.44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0.43，而我國目前的比例為1；0.26左右，尚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的1/2多一點。隨著我過綜合國力的不斷加強，工業門類的齊全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交流經驗的大量積累，我國對外投資存在著不可估量的潛力。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并且已經達到快速對外輸出資本的階段。他指出，按照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2000美元，產業結構就應進行調整，把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企業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來獲得更多的利潤。目前中國人均收入雖只有1000美元多一點，但是由于地區差異，上海人均收入已經達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蘇、浙江、廣州等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都遠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國外投資是萬事俱備，只差行動了。

近幾年來，中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緊縮，很多領域存在過剩的生產能力，這就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即產業升級后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和技術的轉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內陸欠發達地區，再就是向國外此產業仍然處于比較優勢的地區，尤其是了解國外市場的企業，向資本缺乏而勞動力密集的地方轉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應該選擇那些市場程度比中國慢半拍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企業一方面有著充足的經驗，一方面對這種轉型中的市場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他將之成為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早半拍”準則。早半拍準則可以在國際貿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說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論（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經濟學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國家之間需求結構相似來解釋工業制成品貿易發展的理論，這對跨國投資同樣適用。林德認為，影響一國需求結構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國的需求結構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國家，其消費偏好和需求結構越相似，產品的相互適應性就越強，貿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其選擇消費品的質量要求也就較低，因為他們要讓有限的收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同時，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掌握生產技術，也只能選擇通用的技術，簡單的資本設備，而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剛好相反。這就給人一種感覺，中國過剩的生產能力最好走這條路。徐滇慶教授根據他的早半拍準則得出結論：中國資本輸出最佳的地區是東歐地區，并切舉了豐佳集團的例子加以說明。其依據是這些地區國內市場化程度，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都遠不如中國，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結構和中國類似。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一、這種理論只能解釋水平上的跨國投資問題，卻忽視了垂直跨國投資問題。二、這種理論只叢經濟發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視了政治等其他的條件。以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為例，其投資環境存在以下的問題：1、法律煩瑣，透明度低，且優惠政策沒有明確的法律保障；2、經濟困難，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期望值較高，反過來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穩定；4、處于美俄爭奪激烈，經濟不穩定，麻煩事多的灰色地區；5、腐敗、、行賄受賄嚴重，投資風險大，成本高，等等。豐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這些一下都抹去。三、這種理論引導的資本流向的產業基本上是一些低級產業，不利也企業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準則倒不如歸結為一種跨國投資戰略，即打發展程度的時間差，利用這種時間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導資本的主要流向。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應樹立多元化的發展觀念，不應該過分依賴一些國家、地區和產業，更不能一哄而上。應該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礎上，對投資市場和產業有所取舍，以發揮資本的最大效用。

實際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歐美發達國家及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才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原因如下：1、這些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政治環境穩定，雖然競爭激烈，但也為投資者提供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這些國家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是我國企業“練兵”和“取經”的最佳場所，能對我國國內企業的質量和水平有所推動和提高；3、這些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產品較新，可以是企業對前沿技術和管理有較快的反應能力，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后起者優勢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提升產業層次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4、歐元美元作為硬通貨，幣值堅挺，匯率風險小而增殖能力強；5、目前歐美國家都實行鼓勵外來投資政策，提供各種低息貸款。另外已有的工業基礎能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產業支持，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調查表明，絕大多數中國資本投向正是這些地區。

解決了區位選擇問題，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樣走出去了。一個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議無外乎考慮企業自身狀況和國外的投資環境。在此問題上，也沒有完全適用的法則，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深練太極之道，將中華武功的精髓思想運用到走出去的戰略中來。

對付強者，避實就虛，攻敵弱點。我國企業與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對比相差懸殊，所以不能硬來，應該采取迂回的策略，發揮靈活的優勢，攻擊敵人薄弱的環節。從大型相關產業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廣自己的國際化品牌。

以己之強攻敵之弱，發揮比較優勢。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依托的跨國經營可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占領國外市場，中國的很多產品（勞密型）占據世界大量的市場分額，甚至引起一些國家的恐慌，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進行內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進而發揮勞動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靜制動，發揮后起者優勢。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比較優勢的戰略適用的是貿易領域，雖然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貿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國低水平的產業結構固化。在現有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與高新技術的結合來提升產業結構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發揮后起者優勢，敵未動我不動，敵動，我動在先。具有選擇的使用國外在付出巨大代價才獲得的支持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科技成果，這樣就可以跳國許多技術發展階段，直接采用新技術甚至在其基礎上進行研發實現企業質的飛躍。如首鋼集團收購美國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獲得了650套設計圖紙，46個設計軟件包，從而增強了首鋼集團設計和制造重型冶金設備能力，擴大了中國鋼鐵工業作為整體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002年9月TCL集團控股的TCL國際通過其全資子公司與德國施耐德達成收購協議，利用巧勁，達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資和銷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個擊破。由于實力不足，我國企業采取全線出擊可能隱含過大的風險，但如果采取各個突破就不會力不從心。海爾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矗立起海爾大廈使美國人開始把HAIER和HIGHER聯系到一起后，與三洋機電成立三洋海爾株式會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難進入的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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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投資理論簡介

（一）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貝格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其主要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產品市場不完全；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二是壟斷優勢：市場壟斷優勢；生產壟斷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國家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導致企業通過跨國投資利用其壟斷優勢；信息與網絡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為后來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但是無法解釋不具有技術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二）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由英國學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學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觀點是：企業內部建立市場，協調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是內部化經營跨越國界的產物。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主要從企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國際客觀的經濟環境。

（三）競爭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是由哈佛大學商學研究院邁克爾波特提出，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模型（又稱鉆石模型）包括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和兩種外部力量。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包括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公司的戰略、組織以及競爭。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國投資企業要具備以下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即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即將企業的資源內部化，以保證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區位優勢即東道國在投資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從比較全面與綜合的角度研究企業跨國投資，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但它仍是一種靜態的、微觀的理論。

（五）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是近年來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由直接誘發要素與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是指投資國和東道國擁有的各類生產要素，間接誘發要素是指生產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環境要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避免了單純研究發達國家的實踐而得出結論的弊端，但是此理論仍然是局限于靜態上的研究，缺少從動態上對跨國投資的發展進行分析。

二、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現狀

（一）跨國投資快速增長。自2002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持續快速增長期，并呈現出不斷加速趨勢，近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8.5%，年同比增長率平均達到43.1%。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該類投資比2007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到559.1億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億美元。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仍有較大增長空間。一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能夠反映該國對外投資相對其經濟的發展水平。2011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2，在金磚四國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國投資目標市場日益廣闊。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地由上世紀80年代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2008年成為一個分水嶺，對亞洲的投資流量占比呈現出明顯的“倒V”型，而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變化趨勢。2008年后，對歐洲的投資增加也比較明顯。

（三）跨國投資行業、領域不斷拓寬。我國企業在各個行業均有投資。從具體產業看，以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主，2011年末這三類產業企業數量分別占30.8%、25.3%和12.5%，合計占境外企業總數的68.6%。我國對外投資已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務業等國家鼓勵的領域。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國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從初期以國有外貿商業公司和工貿公司為主，轉變為目前已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豐富國家投資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資類型。

（五）跨國投資形式日益豐富。我國對外投資從建點、開辦窗口等簡單方式，發展到投資辦廠、資源開發，并開始采用收購兼并、股權置換、境外上市和建立戰略合作聯盟等國際通行的跨國投資方式。尤其是近年來跨國并購投資明顯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較2007年增長了379.4%，隨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億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過250億美元，顯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中國跨境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占全球并購交易案數的份額2008年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一）跨國公司的管理體制不完善。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還屬于起步階段，管理模式還在摸索。管理體制還不穩定，不完善。大部分企業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對境外企業或管得過嚴、干預過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質、具有跨國管理經驗的國際化人才更是匱乏。

（二）東道國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對中國跨國公司形成挑戰。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業打破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把對人的關注作為重要尺度，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當今的跨國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增長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為開展跨國運營的隱形障礙。部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夠強，對當地政治、社會、環境關注不夠 ，也亟須改變。

（三）跨國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跨國企業資金規模小，投資領域、行業比較落后，投資模式比較單一，研究與開發能力較弱，投資結構較差。

四、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策略

（一）政府應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國投資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國投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應高度重視跨國公司的發展，為其進行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與國際市場接軌，調節各類投資主體跨國投資行為、促進跨國投資活動的健康發展。政府應健全跨國投資制度，保護投資主體的利益。督促跨國公司建立內部經營體制，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培養國際化跨國投資專業人才。在中國進行跨國投資的進程中，人才的培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穩定性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通過內部培訓，外部鍛煉，建立多樣化的人才隊伍。設立國際化人才培訓專項基金，匯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訓機構和企業傳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機配合，加強國際化人才培育。

（三）實施發揮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經營戰略。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全球一體化經營是跨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特點，但全球化應該是各國各地區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時，更加重視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要尋找合適的當地人、律師，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商務習俗，注重在經營管理實踐中培養本地管理人員。要進行本地研發，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節約運作成本，研發出有針對性的產品，保持技術優勢。要與本地政府建立雙贏合作關系，與本地企業建立長期誠信的友好合作關系。讓產品滿足當地人的需求，經營方式符合當地的法規習俗，經營目標符合東道國的發展戰略。通過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東道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并強化自身整體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拓展經營領域，更好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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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盧進勇.關于加快發展跨國公司的幾個問題研究[J].國際貿易，20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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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并購 礦產 法律問題

近年來，我國資源類企業海外并購區域更多地選擇了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礦產資源豐富，法律條文健全，這也是吸引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時選擇澳大利亞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在我國正不斷地崛起，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正成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新生力量，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1.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導入

我國某民營企業于2011年初看中澳大利亞某銅礦，準備對其實施并購，目前并購尚未最終完成。現將其投資并購歷程進行剖析。

1.1并購模式選擇

澳大利亞的投資并購模式非常成熟和發達。該民營企業在并購澳大利亞銅礦時，選擇了同時投資上市公司（殼公司）和項目公司（實體公司）的模式。在澳大利亞本土設立一個上市公司（空殼公司），但該公司既沒有營業，也沒有業務和業績，因為還處在勘探階段，股票價格也很低，低至每股1、2角，散戶很少，基本上是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下面設立一個全資子公司，是真正的實體企業，探礦許可證由它去申請（澳大利亞政策比較靈活，母公司也可以聯合進行申請）。投資者一般在選擇投資上市公司時，同時也會投資項目公司，這樣便能在兩個公司都獲得收益。一個是股票的價值，即：股價的波動（資本收益），另一個是礦產的收益。該民營企業采用了資本運作加上實體產業結合的方式進行投資。由于上市公司沒有屬于自身的實質業務，其業務就是營運項目公司，上市公司的所有投資便注入了項目公司。

該民營企業在并購澳大利亞銅礦時，先簽訂了投資并購協議，即框架協議，然后再去做凈值調查。按照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定，國外公司并購澳大利亞上市公司，其股份不能超過20%。但也有特別規定，即：經過股東大會同意和證券交易所認可，并經其備案后，可以超過20%。所以，該民營企業在最初進行并購時，股份僅占到19.9%。但該民營企業最終希望持有33%的股份，剩下的13%的股份將通過期權授予的形式，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購買，但每年購買限額不能超過6%，即：剩下的13%的股份將分成3年，通過期權的方式逐年購買。

在澳大利亞進行礦產資源開發的程序非常規范，探礦經理首先要做可行性研究報告，然后根據當時市場上的金屬價格，得出是否可行的結論?？尚行匝芯繄蟾娣譃槌醪降目尚行詧蟾?、中間的可行性報告和最終形成的銀行可行性報告。銀行可行性報告包括經濟可行性和環境保護可行性（環評），銀行將根據銀行可行性報告進行資金支持。此外，在這方面做假的可能性不大。

投資并購前需要做銀行可行性研究報告。前期僅投入幾百萬元到上市公司，如果可行，再投項目公司；如果不可行，就不投項目公司，這樣損失的只是公司買股票的這部分投資。但如果一開始就投資項目公司，就將白白損失幾千萬元。目前，前期已經投入了2300萬澳元。同時，可行性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主要是做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可行性報告。由專人來做，對樣本框進行分析，進行投入產出分析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環評報告，需花經費去做環評報告。

跨國投資并購，都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政府審批。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審批已經做完。公司正在進行內部審批流程，提前一個月發通知，召開股東大會，需股東大會同意。國內審批需要經過發改委審批、商務局或商務廳審批、外管局審批等程序。目前還未做完。

1.2并購后公司治理結構安排

現有公司有3名董事，打算交割后派一名中國董事；再等投資項目公司銀行出了保函之后再派一名董事。“控制”按有沒有董事席位來算。

2.澳大利亞對外資并購的規制

不管是國內并購還是海外并購，都涉及到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及并購審批問題。澳大利亞是英美法系，意思自治很明顯。它把專門的外資并購立法與特別法相結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外資并購法律體系。

2.1澳大利亞外國并購法的相關規定

澳大利亞規制外資并購行為的專門立法是1975年生效的《外國并購法》（The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Act 1975），該法規定：外資并購需要澳大利亞政府批準。由澳大利亞聯邦財政部負責實施《外國并購法》，并成立一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為其機構，財政部審查跨國并購申請并向財政部提出有關咨詢和建議，但最后批準權屬于聯邦財政部；對跨國并購超過5000萬澳元的交易，并購雙方必須提交有關公司名稱、主要營業場所地址、公司主要經營活動、主要附屬機構和分支機構、最近一年的財務信息、最終并購公司的國籍等材料。

但在特殊的行業，澳大利亞的法律對于外資并購做出了特別的限制，有關這些特別限制體現在一系列的特別法之中。如：澳大利亞對包括石油、天然氣開發、鈾礦及其它礦物的生產開發，規定了股權限制；對于與鈾礦有關的項目，不僅要經政府審批，而且澳大利亞資本要控有75%的股權及控制權；對于與鈾礦無關的其它自然資源項目，澳大利亞本國資本必須參股50%，并在董事會享有50%的表決控制權。

2.2澳大利亞反壟斷法律法規中的收購審查制度

澳大利亞仿效美國反壟斷法，于1974年制定了《商業行為法》。該法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于一身，形成了澳大利亞特有的競爭法模式。按照該法及澳大利亞行業改革和監管的法律規定，外國公司收購澳大利亞公司，根據不同的產業，要遵循不同的規定。對于一般產業，如果收購澳大利亞目標公司的總資產超過500萬澳元或其附屬公司的資產價值超過2000萬澳元，則要事先申請。

澳大利亞在跨國收購審查中采納了綜合審查標準——公共利益或凈利益。這種公共利益或凈利益的審查標準最主要的是：是否有利于在相關市場提高競爭和在經濟方面提高效率和進步。

根據該法及澳大利亞的外國投資并購的一些政策，澳政府對中國投資并購持審慎態度。審查類似備案，律師都是按照操作規定來做，一般按照20%的規定來做，主要是把合資企業摘要（核心條款）拿出來做一個申請報告，提交上去，一般都會批準。

2.3澳大利亞公司法等交易法律規范

對外國公司收購活動進行市場監管的交易法律規范主要涉及《澳大利亞公司法》（2001年修訂）、公司條例及證交所的一些規定。并購時涉及公司治理，如董事任職的規定、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對上市公司收購活動進行直接監管的規范，包括公開信息披露制度、公開要約收購制度、協議收購制度等。

2.4澳大利亞環境保護法的相關規制

環境保護日益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紛紛立法予以規范，各國大都規定有毒物、廢棄物及其他危險物質設置于環境中造成的污染責任由污染源投放者負擔。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需要環境部的環評報告。有了這些環評報告，才會發給采礦許可。

2.5澳大利亞勞工法的相關規制

澳大利亞人力成本特別高，我國該民營企業想派礦產工人進駐，但澳大利亞不允許中國派普通工人過去，且要求中國公民雅思成績達到6分。但可以派管理層，如勘探主管，但不是批量的，也就1-2人，而且不是工作簽證，只是臨時簽證。因此，只能使用當地的工人，人力成本特別高。

2.6澳大利亞土著文化

即相當于從我國的文物局角度來考察。如：開采的礦是一百年前或二百年前的金礦遺址。能不能在那附近開采，需要多少安全距離？必須符合當地的規定，否則就開采不了。

2.7澳大利亞土地法的規定

澳大利亞土地是私有的，要與土地所有人達成協議，可買可租。簽訂采礦租約。承諾出產以后，給土地所有權人多少租金；此外，還有采礦區域必須有安全距離的要求，因為涉及噪聲污染和粉塵污染等。

3.我國民營企業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啟示

從對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的分析，及對澳大利亞外資并購立法狀況的研究，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有關外資并購的規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

在立法理念上，內外有別。澳大利亞對國內收購和跨國收購分別制定了兩套不同的法律和審查部門。有關國內的收購審查由競爭管理當局負責，適用國內的競爭法律，而對跨國收購的審查則由外資管理部門負責，適用外資管理的法律。在立法模式上，采用了專門立法和特別法相結合的方式。在重點規制方面，一是保護某些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領域，二是反對并購可能導致的壟斷行為，進行反壟斷收購審查。在體現執法力度方面，設立了專門的機構——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通過對澳大利亞有關外資并購法律法規的剖析，對我國企業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建議是：

3.1了解澳大利亞外國并購法等相關立法規定

了解澳大利亞外資并購法等有關外資并購的行業準入規定，包括了解澳大利亞對外資開放的領域；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以及禁止外資進入的行業，以免遭受反壟斷收購審查。

了解澳大利亞公司法等有關市場交易的相關法律法規，外資并購的股權比例或資產比例。澳大利亞對于限制外資進入的行業，明確規定了外資的持股比例。在對外資開放的領域內，對外資的投資比例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3.2合理采用投資并購交易結構

我國國內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并購時，有的直接進入項目公司，風險相當大，有可能投資并購幾千萬都成了泡沫。

因此，應該合理采用交易結構。通過對我國某民營企業在澳大利亞并購銅礦案例的分析，筆者以為：不能單純投資項目公司，如果直接投資礦產，風險太大。如果投一部分在母公司上，則風險相對降低，因為股價是變動的，可能有損失，但可以用腳投票，拋售股票。

3.3遵守澳大利亞環境保護法、勞工法等法律法規，注重土著文化

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等國都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勞動者權益保護。因此，我國國內企業在進行跨國收購時，應遵守東道國環境保護法、勞工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注重土著文化。在并購澳大利亞礦產資源時，我國國內企業應作一個徹底的事前環境評估審核。尤其是收購目標為一個生產型企業時，更須注意此程序，以便作為日后主張免責的證據。

基金項目：北京市屬高等學校人才強教深化計劃“中青年骨干人才培養計劃”：“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及東道國法律規制研究”項目，項目號：PHR2011083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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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蔣晉輝.《論我國外資并購法律體系的構建》,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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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年來，我國海外投資事業發展迅猛，加入WTO后，中國企業跨出國門從事海外投資將愈加頻繁，但由于未建立系統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我國的海外投資企業在國外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了保護我國海外投資者在東道國的利益，減少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鼓勵我國企業擴大海外投資，需要在正確認識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性質的基礎上，選擇適合國情的海外投資保險模式，并借鑒國外立法與實踐經驗，建立我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一、中國海外投資及海外投資保護現狀

1979年，中日合資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開辦，建立起中國對外開放以來第一家境外投資的合資企業。到2005年8月底，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已擴展至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477.1億美元。由此可見，我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之一。同時，我國已成為WTO的成員方，這將為更多的外國公司進入中國提供可能，也必將為我國企業到國外投資創造更多機會。然而，我國在海外投資保護方面卻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現階段調整海外投資關系的法律淵源主要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大類。在國內法規范方面，雖然早在1985年我國就制定了目前國內惟一的一部投資保險法—《外國投資保險(政治風險)條例》，但它只是規定可以對外商在華投資的政治風險承保，卻沒有規定可以為國內投資者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保證；在國際法規方面，我國參加的調整海外投資保險的多邊條約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國經批準加入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根據公約設立的多邊投資機構（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yAgency）是一個以承保海外投資政治風險為主要業務的多邊機構。我國對本國投資者的海外投資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可以由MIGA承保，但僅僅依靠MIGA對海外投資提供保險是不充分的。

二、建立中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一）進一步擴大海外投資規模的需要截止2005年8月底，中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已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公司。這些企業的投資由主要集中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逐漸轉向發展中國家未經開發的廣闊市場。由于發展中國家出現政治風險的可能性較大，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缺乏成為我國向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嚴重障礙，因此，為進一步發展我國海外投資，急需建立有關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二）使我國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權利義務對等的需要自1992年至2005年初我國已經簽訂了106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這些協定大多規定了代位權條款。根據代位權條款，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在對本國投資者因東道國的政治風險而遭受的損失負責賠償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償權要求東道國政府進行賠償。在雙邊投資保證協定與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相互配合的機制下，東道國所承擔的對外國投資進行保護的義務很難回避。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論文格式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無法以代位求償人的身份就我國投資者在外國遭受同樣風險的損失行使代位權，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我國投資者并未享有與外國投資者同樣的權利，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我國應盡快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三）與已設立的相應法規相互配合的需要如前所述，中國作為MIGA的成員國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風險。但是，我國投資者利用MIGA分擔政治風險的作用卻是非常有限的。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國應盡快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與MIGA相互配合，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三、中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構想

（一）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立法模式對于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法律模式的選擇，筆者認為：我國應采用混合投資保險模式。第一，主要采取雙邊投資保險制度。首先，我國已具備建立雙邊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現實基礎。中國目前已經簽訂了100多個投資保證協定，并且可以預期今后還將簽訂更多的類似協定。這些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絕大多數都訂有代位權條款，為我國海外投資保險機構行使代位權提供了法定依據。其次，以訂有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承保前提，更有利于盡可能防范投資風險于未然。由于雙邊投資保證協定實質上是雙方政府的承諾，投資東道國在采取非商業風險措施時，必然會考慮其行為所產生的不利后果，從而不會貿然行事，降低或避免了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再次，雙邊投資保險制度對代位求償權以雙邊投資保證條約加以確定。這樣，一旦我國海外投資者在投資東道國受到不法侵害時，我國承保機構即可合法取得代位求償權，將我國國民與東道國的投資爭議從國內法的水平提高到國際法的保護水平，加強了對我國海外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并確保代位求償權的順利實現。第二，也不應以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法定條件。如果代位權的行使只以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前提，勢必不能充分保護我國海外投資及投資利益。筆者認為，我國可以規定一個過渡期，此期間內在國內法上留有一定的余地，采取單邊與雙邊并存的投資保險制度，以擴大投資保證的范圍，最大限度地保護我國海外投資者。

（二）具體內容

1.保險人根據我國的情況，筆者認為，我國宜借鑒政府和國營公司共同實施保險業務的德國模式，采取海外投資保險審批機構和業務經營機構分離制的形式。這種分離制有助于審批機構和經營機構各司其職，各盡所能，避免或減少審批決策與業務經營集中于某一機構所產生的弊端。在具體的機構設置上，可設立一個統一的直屬于國務院的專門性機構—海外投資承保委員會作為海外投資保險審批機構，由商務部、外交部和財政部代表組成，具體負責審批投保申請。經營保險的業務則可由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負責。2001年10月成立的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成立一年后開設了海外投資保險業務，雖然信保的宗旨中沒有明確提出保護海外投資，但是在開辦的投資保險業務中列明了海外投資保險，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和經驗，完全可以勝任海外投資保險業務的經營。

2.合格投資者對于合格投資者，各國海外投資保險法的立法規定各有不同，但都要求投保的投資者和承保機構的所在國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綜合美、日、德三個國家的法律規定，筆者認為：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應當然成為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合格投資者；對于法人和其他經濟組織的資格可借鑒美國相關的立法制度，即采用“資本控制論”來確定。之所以不采用“成立地說”理論，是因為依據“成立地說”無法將雖然是依據中國法律設立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團，但其主要資產卻為外國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團所有的情況排除在合格投資者之外。根據“資本控制論”：對于依本國法律設立的法人、合伙企業或其他社團，本國公司、合伙及其他組織須持有多數股權（資產的51%以上）才能獲得投保資格。對依外國法律設立的本國公司、合伙企業及其他社團，本國公司、合伙及社會團體須持有絕對多數股權（資產的95%以上）才能獲得投保資格。這樣既切實保護了代表我國利益的投資者，又有效避免了魚目混珠的情況。超級秘書網

3.合格投資合格投資的條件和標準在各國不盡相同，但概括起來，合格的投資應符合投資者本國和東道國的利益。美、日、德三國均明文規定：凡是前來申請投保的海外投資，都以東道國已經明確表示同意接納作為可以承保的先決條件。這種規定一方面是對東道國經濟的應有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獲得東道國政府的事先同意和許諾，增強對東道國政府的約束力，以提高當地海外投資的“安全系數”，盡量避免可能產生的糾紛。[6]（P326）關于投資項目，各國一般只限于新的海外投資。所謂“新”的投資，一般指新建企業的投資，但對舊企業的擴大、現代化及發展的新投資，各國一般也將其視同投入新項目的投資，準予投保。為了與國際上一般立法保持一致，又充分考慮到我國海外事業的特殊要求，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合格投資的條件主要應包括以下兩點：（1）必須符合我國的經濟發展利益；（2）要有利于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并且得到東道國批準。投資形式不應加以限制，允許并鼓勵其靈活多樣化。

4.合格東道國對于合格東道國的要求，各國規定不盡一致。鑒于采用混合投資保證模式，對于合格投資的東道國，我國應鼓勵到與我國訂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或共同參加的國際公約的東道國投資。但對于有些國家雖然目前暫時沒有與我國簽訂雙邊投資條約，但是如果該國有較為穩定和開明的法制，有較為優惠的吸引外資的政策，足以令外國投資者有利可圖，或者與我國有著較好的外論文格式交關系，對于以上國家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我國即可依條約、協定或外交關系進行代位索賠，也應認為是合格的東道國。

5.保險范圍各資本輸出國的投資保險機構通常承保三種主要的政治風險，分別是外匯禁兌險、財產征用險和戰爭內亂險。目前，對第四種政治風險即政府違約險，提供擔保的國家還不多。政府違約險，是指東道國政府毀約或違約，使外國投資者得不到救濟或很難行使救濟措施或行使救濟而無效果的風險。《MIGA公約》已將該險別列入機構的承保范圍，但機構畢竟不是全球強制性公約，并不涉及各締約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等問題，不要求各國立法與公約規定保持一致。筆者認為，我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除承保上述三種主要政治風險外，也應承保政府違約險。違約險的“約”是指東道國政府與投資者簽訂的“國家契約”。國家契約爭議的訴訟管轄權時常受“卡爾沃條款”的限制—當東道國政府違約，爭端發生時，東道國要求投資者向當地政府或相關機關尋求救濟，或把“用盡”規則作為將爭議提交國際解決的前提，這不僅費時費力，而且有可能得不到公平的裁決。單獨規定違約險，可以增強投資契約的穩定性，以解除投資者的后顧之憂，從而達到保險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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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論文關鍵詞：跨國公司，通信行業，模式，投資成本

一、跨國公司在華R&D的現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加速，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跨國公司從原本強烈的傳統的國內指向型戰略，轉變為著眼于世界范圍的發展策略。在整個產品生產鏈上，研發-生產-銷售，跨國公司意識到，要想開辟新的市場，在市場份額上爭取更大份額，從而取得更多利潤，研發的投資越來越重要。同時也注意到全球范圍內，人才，科技實力與科研基礎設施的比較優勢，開始在海外投資研究與開發部門，促使了跨國公司的研發活動日益趨向全球化的發展方向。

2010年3月16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介紹說，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投入不斷加大，而且外商投資研發中心的基礎型、創新型本地化研究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作為其亞太區研發總部，甚至升級為全球技術研發中心。據統計，2008年外商投資企業占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R&D經費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19.7%上升至27.2%（年均增長21.2%），擁有的發明專利數占全國的29%，新產品的開發經費、銷售收入和出口額分別占全國的31%、41%和60%。

近日，2010年全球五百強企業排名出爐。這一排名是按市值順序排列，對全球最大公司進行的一次年度“快照”。其中，通信設備制造行業，有五家跨國公司，三星電子、高通、諾基亞、愛立信及摩托羅拉進入五百強。

2010年全球五百強企業排名（數據來自2010年美國《財富》雜志）

二、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投資R&D的動機

跨國公司對海外設立R&D機構，一般從“雙贏”原則出發，因為只有此種模式，設立的機構才能得以可持續發展，才能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一般來說，跨國公司對海外的R&D投資主要有以下投資動機：降低成本，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充分利用研發資源與良好的R&D環境并建立全球研究與開發網絡，獲取先進的技術，占領海外市場，實現跨國公司投資與發展的全球戰略部署等。

跨國公司來華投資R&D動機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1、利用中國廉價的優秀的高科技科研人才，大大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2、實現研究與開發的國際化、當地化，針對中國市場確定研究與開發課題

3、確立在中國的知識產權、知識領域的壟斷地位

4、實現跨國公司對中國投資、產業化經營的部署

可以判斷出，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保持其長遠的投資并不斷擴大，這也與中國本身的條件及跨國公司自身的經營戰略是分不開的。因為中國由始以來，都是一個泱泱大國，擁有960萬千米土地與13億人口；特別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局不斷完善與穩定，經濟實力又大大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費意識不斷增強等，這一系列的大小因素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一個擁有巨大潛力的大市場。中國市場的高速成長與巨大潛力便也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紛紛來我國進行投資。另外，跨國公司對我國投資的增加，同時也是出于其全球戰略性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將中國完全納入全球經濟的生產體系，通過充分發掘中國市場的全球性價值來實現跨國公司全球競爭和戰略目標。

三、跨國公司在華R&D現有的投資模式分析

前文描述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R&D的動機，主要是為了降低研發成本，滿足跨國公司全球化經營戰略的需要，增強產品適應當地市場的能力。目前，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獨資研究中心或技術開發中心。第二種形式是在具體業務部門或合資企業內部設立研發部門。第三種形式是與中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合作成立研究中心。第二第三種投資形式可合稱為合資模式，即可概括為兩大投資模式：合資R&D和獨資R&D。

一般來說，技術密集型行業具有較強的研發創新主動性，需要不斷地研發創新才能使企業保證競爭優勢，從而在市場上占有較大的份額。本章節通過以通信設備制造行業為背景，對兩大跨國巨頭愛立信的獨資模式R&D和北電網絡合資模式R&D為案例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這兩家公司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愛立信及北電網絡在獨資，合資模式上都極具代表性，以及愛立信收購北電網絡案，轉合資為獨資。在接下來都會對其進行分析。

（一）外資獨資在華R&D的模式

在華設立獨立R&D機構的一般為大型跨國公司。作為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的高級形式，獨立R&D機構一方面是跨國公司R&D網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接受跨國公司總部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作為在華的一個分支機構，獨立的R&D機構在華的運作又受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性公司的扶持。因此，與其它形式的R&D投資只注重開發適應中國市場需求的應用型技術不同，獨立R&D機構的R&D活動不只是與跨國公司在華生產活動緊密相連，僅服務于開發中國市場的需要，而是關注R&D投資的各種類型，甚至注重基礎性的研究。即從事超前性技術研究工作，進行知識儲備，直接服務于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目標。

(二)中外合資在華R&D的模式

中外合資在華設立R&D是指在合資企業或業務部門內部設立R&D機構，從事技術的研究和開發。跨國公司在合資企業內部的技術研究與開發通常經過兩個階段:一是將國外成熟技術或產品根據中國市場需求的特點進行技術改進，從事適合于中國市場需求的具體產品的研究和開發。二是在國外提供的設備、技術基礎上研究開發新產品，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這主要是與中國企業合作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新產品。中國部分企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技術自主創新能力，跨國公司為開拓中國市場需要合作伙伴。于是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在技術上面的合作也逐步必起。

（三）中國加入WTO對外資投資不同模式成本的影響

2001年11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政策變化，對很多領域的投資限制放寬甚至取消，強烈刺激了中國進口的需求，減少了外商出口的成本。我國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使中國完全融入國際經濟中，外資對在華投資的信心大增。并且國內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市場容量迅速膨脹。外資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進一步吸引在華投資R&D。

本文關注的通訊設備制造行業，亦收中國加入WTO深刻影響。首先，設備銷售的必須要有技術轉讓這個限制的解除，讓外資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方式具備了十分充足的靈活性；再有電信設備進口關稅的取消，大大縮減了設備進口的成本。這必然促使外資公司重新考慮其在華投資的方式，將投資向研發傾斜從而觸發獨資化。

四、跨國公司在華R&D投資模式的成本分析

研發的投資占一家企業的總投資份額是巨大的，企業為了創新，開發新產品投入到市場中，必須得投資建立及運營研發中心。姚戰琪(2001)在《跨國公司研發投資的經濟學分析》一文中對跨國公司對研發投資的成本巨大而導致的危害進行了簡要分析。可見，研發成本的控制對跨國公司的利潤尤其重要，與如何選擇R&D的投資模式密切相關。

因此企業必須控制研發成本，從而增加企業利潤。外企在華開設研發中心，其主要目的是追求相對于當地國更低的成本。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爭奪大量低成本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降低研發成本；中國的投資環境與關稅也與外企投資R&D的成本息息相關，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加入WTO，在中國的投資環境有了很大改善，在某些領域明顯放松了限制，大大降低了稅收。所以，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模式由此引起的研發成本也是不一樣的；貼近市場，快速響應市場需求，爭奪市場占用率；這點表面上的市場相關的目的，實質上也是出于成本考慮；假設不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企業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理解中國的市場需求，繼而導致產品開發周期變長，從而增加研發費用。所以說，研發貼近市場，歸根到底是為了降低成本。另外，在貼近市場的研發行為中，研發中心的成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研發的質量并在產品維護過程中反映為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影響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的成本因素有四個：

（一）固定人力及設施開銷

在中國，企業在人力及設施的成本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

l固定資產按年提取折舊費

l雇員的薪金

l設備的修理維護費用

l場地，水電等與人員設備數量成線性正比的費用

在所列四項成本中，主要是場地費用和雇員的薪金由于我國是新興市場國家，高素質的勞動力成本明顯低于國外發達資本注意國家；其余兩項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太大差別。

以2009年為例，薪資在全國排名前列的北京IT從業人員平均年薪為81312元人民幣，同年，美國華盛頓IT從業人員平均年薪8.9萬美元，美國加州硅谷技術人員平均年薪更高達9.6萬美元。即使對一個只有1000人以下的中小心研發機構，人力薪資上的成本國內外差異巨大。

根據高力國際發表的環球寫字樓市場2009年中期報告，北京寫字樓租金是260.92元人民幣/月/平方米，紐約寫字樓租金為575.9美元/月/平方米（53.5美元/年/平方英尺）。對比之下，國內外成本差異也是十分巨大。中國在這方面無疑具有優勢。

（二）由于中國投資環境、稅收引起的固定成本

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通信設備行業基本上處于跨國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出于對國內廠商的保護與扶持，國家對外資在銷售及稅收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外資通訊設備制造商為取得向中國銷售設備的許可證以及快速獲得客戶關系，必須在國內合資設立研發中心。企業所得稅方面，外國通訊設備制造商在投資國內后，享有特殊優惠的待遇，即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在加入WTO，外資獲得的稅收優惠逐步回歸25%的正常水平，但隨之而來設備銷售的限制被解除，并且產品進口關稅從13.5%下降為零，徹底試外資在中國的經營環境發生根本轉變，從之前的享受稅收優惠但承受高關稅和貿易壁壘，到后來的不享受優惠但獲得和本土企業平等競爭的機會。

這樣就帶來一個轉變，前期依賴合資方獲取市場資源的需求，隨著經營年限的增長以及營商環境的成熟，此項需求已經不再明顯，隨著這種模式稅收優勢的喪失，必然引發外資對是否繼續合資，是撤資還是轉變為獨資的考慮。

（三）產品開發周期

現代通訊設備制造過程，即需求收集、需求定義、功能定義、總體概要設計、詳細設計、測設以及這些過程，無不集中著大量人員及資源。研發的每一天都是金錢的堆砌。在需求被定義到產品，也是市場被競爭對手擠占的機會逐步增大的過程，所以，研發周期越長，其產生的機會成本就越大。

長期以來，各大通訊設備制造商無不致力于縮短產品開發周期，已期在競爭中獲得成本優勢。例如，北電CDMA部門（后被愛立信收購并持續經營），從2001年時1.5年一個主要版本，發展到2006年1年一個主要版本，再到2009年，將主要版本分解為4個較小版本，每季度一個新版本。此項演進，使得北電CDMA部門即使在互聯網泡沫爆破時期，仍然得以為北電補貼數以億美元計的利潤，并且在愛立信收購北電CDMA部門后第一年就盈利超過愛立信用于收購的投入?？s短研發周期，快速響應客戶需求，是提高產品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四）研發中心能力成熟度

一個產品在后，所付的研發成本投入并不是就此終結，尤其在通訊設備制造行業，研發團隊往往還要負責產品給用戶后的維護工作，同樣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及設備成本。一般說來如果某產品版本開發周期是n年，則此產品從到生命周期終結，要持續2n年，該產品在2n年內的維護成本就和起缺陷率成正比。而某一產品的缺陷率，主要決定性因素是開發該產品時的質量控制體系，但是即使這個體系再嚴密，如果其中的執行人的研發能力及對流程的執行度不成熟，這個體系也不能完全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例如，廣東北電研發中心，2005年剛從北美北電研發中心接手基站軟件開發時，雖然用的質量控制體系與北美無異，但是每千行代碼缺陷率是每千行代碼0.34缺陷，明顯弱于北美的每千行代碼0.07缺陷；經歷幾年的發展，還是在同一質量控制體系下，在2009年每千行代碼缺陷率達到了每千行代碼0.09缺陷。這充分說明了作為質量控制系統關鍵構成部分的人員素質的成熟，是需要時間，需要積累的，其成熟度與其運作這個質量控制體系的時間成正比。

另外，研發中心的成熟度也與其獨立在開發流程中的獨立程度有關。如果一個研發中心掌握了端到端的研發話語權，并且擁有相應關鍵技術崗位，則產品質量會比依賴于母公司提供關鍵技術力量的研發中心要高。

五、合資與獨資投資模式成本比較

投資模式的成本模型可如下設計：

設研發成本為C，固定人力及設施開銷為L，由于投資環境、稅收引起的固定成本為T，開發周期為i，能力成熟度為m，則總體成本為

C=L+T+f1(i)+f2(m)

f1為開發周期長短轉換成本，i越大則f1越大

f2為開發能力成熟度轉換成本，m越大則f2越小。

假設外資企業在華投資R&D，影響其模式選擇的因素有且只有四個：L，T，i和m。

國外獨資，國內合資，國內獨資，由于營商環境，人民生活水平不一，可以預期各項成本也不一致，用1~5作評價，三者之間比較如下（注：所用數字僅作同項目不同模式之比較，表示他們之間的大小關系，不反映具體真實數據）

模式

L

T(入世前)

T’（入世后）

I

m

1國外研發中心

5

7

5

2國內合資

2

3

2

3

1

3國內獨資

3

6

2

2

3

可以看出，

國外研發中心的固定成本是最大的，由于起步早，人員一般較為穩定，其研發成熟度最高；

國內合資研發中心，由于有合資方，固定成本較低；但是研發周期成本會較高，這是由合資公司的性質決定的，每個研發項目經費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公司之間的結算，另外合資公司必須向股東盈利負責，必然會存在較大研發項目開銷，但有本地快速反應優勢；另外，由于合資公司員工福利在合資雙方博弈之下，會被最小化（既外方要縮減成本，中方要盈利，必然導致合資公司員工待遇不及外部的獨資公司或民營強勢企業），導致人員不穩，成熟度不能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由于外方不投放研發鏈上的關鍵部門，即使經過長期成長，其成熟度亦不能達到獨資水平；因此，合資公司成熟度成本會持續偏高。

國內獨資，固定成本會比合資略有增加；開發周期成本可以達到和國外獨資一個水平，并在本土市場開發中占有優勢；成熟度亦會快速接近國外獨資研發中心。

中國投資環境、稅收成本T。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稅收、環境成本普遍處于高水平，在華獨資研發比在華合資研發成本要高；中國加入WTO以后，由于政策調整，在中國投資的稅收、環境成本整體下降，并且外資在華無論是獨資還是合資所要付出的稅收、環境成本相近。對于獨資來說，中國入世后，此類成本大大降低，進而引起R&D獨資模式的增多以及合資R&D“獨資化”的趨勢；國外設立研發中心此類成本為零。

總結如下圖：

六、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專門針對通信行業為研究背景與案例，分析跨國公司在華R&D的現有模式，跨國公司在華建立R&D的成本以及影響成本的因素。

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的成本，這不是一個靜態不變的選擇，而是個動態的活動，根據自身、當地投資環境，政策的發展情況不同而不同。從投資總成本來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中國這片投資熱土上，選擇獨資模式的長期總成本低于合資模式，“獨資化”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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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眼關鍵詞]本土化；影響因素；中國跨國公司

[眼中圖分類號]F2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4-0016-05

盡管本土化在企業跨國經營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廣泛認同，但對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本土化問題的研究卻顯得不足，我國學者對本土化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華本土化戰略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隨著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我國的跨國公司如何更好地融入東道國的環境，如何處理與當地各種利益相關主體的關系，并將其納入自己的全球生產體系，成為我國企業在跨國投資中能否建立競爭優勢和構建起自主全球生產網絡的關鍵。本文將在對本土化的層次、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本土化問題。

一、本土化的三個層次

根據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與當地相關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和對當地經濟、社會環境嵌入程度的不同，本文把本土化分為行為空間的本土化、行為主體的本土化和社會文化的本土化。

第一，行為空間的本土化。行為空間的本土化指企業根據東道國資源特點將各價值鏈環節由母國搬至東道國，在當地設立研發機構、新建工廠進行生產制造以及為更好地迎合東道國消費需求，進行適當的產品外觀、質量、銷售方式和品牌等的調整。在這種本土化中，企業與當地產業網絡、政府、科研機構和其他社會機構之間的聯系很少，經濟和社會關系主要局限于一些原有關系網絡中。

如我國很多企業雖在海外設立了研發機構或者建立了子公司，但這些研發機構和子公司與當地經濟主體間的聯系并不是非常緊密，基本上是在一個封閉的內部網絡中運行。這種情況在投資大陸的臺資企業中也較普遍。臺資企業在中國表現出明顯的復制式跨界遷移特點，臺商把中國臺灣地區在外向型加工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產業網絡和人脈網絡整體移植到了大陸。因為行為空間的本土化缺乏與當地經濟主體間的聯系，只是一種較低程度的本土化，在這種本土化中，企業對東道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融入程度較低。僅依靠行為空間本土化，企業從東道國獲得資源是有限的。

第二，行為主體的本土化。行為主體的本土化指企業通過各種關系紐帶，建立起與當地利益相關主體，包括與東道國政府、本地客戶、供應商、大學和科研機構、各種中介組織，甚至競爭對手等的關系，使它們成為自己的全球生產網絡節點，更多依靠東道國的經濟主體來開展經營活動。并在彼此間長期合作中，逐漸融入到當地的經濟體系中，與各經濟主體形成互動互賴的關系，進而由最初的經濟行為主體發展出社會連接關系，實現對東道國經濟與社會的全面融入，從而達到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構筑本地競爭力的目的。

通過將當地各利益主體納入自己的生產網絡，并與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可以為企業帶來各種效益，包括建立競爭優勢、獲得互補資源、提高學習效益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張家銘和吳翰有（2002）對富士康與昆山本土企業同心電鍍廠的案例研究發現，雙方最初建立在質量、價格、交貨期等合同交易之上的關系，隨著長期合作和彼此了解的不斷加深，逐漸演變成了一種基于默契和信任的生產協力網絡，而這種生產協力網絡大大降低了企業的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富士康通過這種關系使得當地的生產過程更加順暢，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第三，社會文化的本土化。社會文化的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在行為空間或行為主體本土化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人際關系的本土化和對東道國文化的包容、適應和影響，在社會關系、企業文化上更進一步地融入東道國。

社會文化的本土化已經成為影響企業跨國投資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企業通過更多的行為空間和行為主體的本土化來了解和適應東道國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本土化又反過來促進其他本土化活動的開展，達到更好的整合當地資源和實現全球生產網絡構建的戰略目標。隨著跨國投資不再是簡單的產品銷售，而更多是對東道國各種資源的整合和利用，隨著個性化產品和差異性競爭越來越成為企業勝出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的適應和協調在跨國企業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在跨國并購中，文化沖突成為并購失敗的主要殺手之一。

這里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社會文化的本土化不僅是一個對東道國文化的被動適應過程，也是兩種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接受的過程?？鐕髽I也可以主動地以自己母國的文化影響東道國文化。豐田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就在努力使豐田文化適應美國文化環境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使以自我為中心的美國員工理解并接受豐田文化中的一致精神，使得進入美國豐田的美國人逐漸理解和接受了豐田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活動中，一方面在適應和接受中國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影響和改變中國文化。日產自動株式會社在與我國東風公司的合資合作中，在尊重中國文化的同時，實施多元文化戰略，創造了中外合資企業黨建工作的范例。通過這樣一些有別于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的新型跨國企業網絡文化的創造，企業在更好地適應當地文化的同時也加強了作為整體的全球生產網絡的溝通和協調。

二、影響企業本土化行為的主要因素

對企業來說，不管進行哪種層次的本土化，都是希望通過對東道國經濟、社會的融入達到更好的利用和整合當地資源，建立全球競爭優勢的根本目的。影響企業本土化行為的主要因素包括東道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企業自身能力等。

第一，東道國政治環境。企業進入一個國家或地區，首先面對就是政府和各種機構、組織的規章制度的限制、約束，為了滿足各種要求、達到進入東道國和順利進行經營活動的目的，企業必須采取相應的本土化的策略。一些國家政府規定了跨國公司在某些行業的投資中只能采取某種方式，這些制度和規定決定了企業若想在這些國家開展相應活動就必須采取一定程度的行為主體的本土化。如印度政府就對不同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設定了不同持股比例，加拿大的法律則規定不容許外國投資的企業雇傭外國工人，只有極少量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可以來自投資方。這些制度和規定決定了企業若想在這些國家開展相應活動就必須采取一定程度的行為主體的本土化。

此外，在一些政局不很穩定、政治形勢較復雜、腐敗較嚴重，或者種族沖突較嚴重的國家和地區，為了降低經營活動的風險，企業往往選擇更多利用當地合作者開展各種活動和處理與當地政府的關系。

第二，東道國經濟環境。東道國經濟環境對本土化的影響更是決定性的，本土化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利用各國經濟要素，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資源擁有狀況、市場規模、市場發展潛力、競爭狀態、相關產業發展情況、當地供應商及其他合作者的能力等等都直接影響到企業如何在該地區布局價值鏈，如何處理母公司、東道國子公司及當地合作者的關系。

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市場潛力巨大，同時聚集了較多競爭者，企業通常需要更多地針對當地市場開發差異化產品應對競爭，此時企業也會選擇更加全面的本土化，通過更多的行為空間本土化，實行產品改良；進行行為主體本土化，依靠熟悉當地消費特點的本土經濟主體參與產品開發、市場開拓，利用當地原料供應商、產品制造商降低生產和運輸成本，更好地服務當地市場；并且依靠文化本土化來支持上述活動。當然，推行全面本土化的成本也是巨大的，當地供應商的能力、相關配套產業發展狀況等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是否可以在當地布局較完整的生產體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全球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和中國市場地位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中國市場在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凸顯，逐漸成為各國企業爭奪的主戰場，為了應對這一局面，這些跨國公司紛紛調整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加大在華研發機構的投資，增加在中國各項投資活動，力求更大限度地迎合中國市場的需求?？鐕驹谥袊O立的研發機構由1997年之前不足20家增加到2007的1，2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機構有340多家。

因此，企業在東道國的本土化水平需要綜合當地經濟環境，對開展本土化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全面評估再做出正確選擇。

第三，東道國社會文化環境。東道國的社會文化環境對企業本土化策略的選擇也有重要影響。對企業來說，跨國投資需要根據當地社會文化特征做出具體的本土化行為的安排。比如，在一些消費者較保守，對本地品牌有相當高的忠誠度的地區，如日本、德國等，企業一方面需要進行品牌的調整增加當地消費者在心理上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則更多需要在當地尋找合作者，利用它們的渠道資源和品牌打開市場。當企業為了獲得重要的戰略資源，需要進入自己不熟悉的地區時，母國與東道國社會文化環境的差異會影響企業在這些地區經營活動效率，這時也需要更多依靠當地的合作伙伴來幫助自己開展活動。為了順利進入日本，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零售品牌，沃爾瑪在進入日本時選擇了參股日本第三大零售企業——西友百貨的方式。

第四，企業自身能力。因為從企業全球生產網絡構建和全球資源整合的角度來說，本土化已經成為其整合和利用東道國資源的一部分，成為企業補充自身能力不足的一種方式，也是企業利用自身專有能力在東道國與當地合作者進行能力互補和合作的過程，因此，企業自身的專有能力自然影響到跨國經營的本土化戰略。

企業能力的專有水平越高，它在東道國就越能吸引到更多、更優秀的合作者，它們之間也更容易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關系，甚至可能形成當地合作者對跨國企業更多的依賴，這樣可以大大提高企業在東道國建立合作網絡的能力，降低合作成本，提高企業在東道國進行網絡關系本土化的能力和收益，從而促使企業可以更多選擇利用本地經濟主體開展活動。如，秦川機械成功獲得世界頂級機床制造企業——美國UAI公司60%的股權，后者成為秦川集團1/3產品進入北美的重要通道，憑借的就是秦川在國內足夠的市場空間和市場控制力，UAI愿意與秦川合作是因為通過秦川UAI同樣可以開拓其在中國的銷售市場。這樣的雙贏的合作已經成為各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合作伙伴力量發展自己的一種重要手段。

三、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本土化過程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作為后發國家，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能力和經驗都不足，特別是本土化的意識和能力較弱，這已經影響到了我國企業跨國資源整合和全球生產網絡構建效率。除了應根據上述本土化的影響因素合理制定本土化戰略外，對我國企業來說，跨國投資的本土化過程中還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樹立本土化的思想。在全球化時代，只有那些最善于整合和利用全球資源的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作為不具有競爭優勢的后來者，我國企業跨國投資就是為了獲得更多生存空間，為了聯合更多的力量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因此，在東道國我們更應該以一個學習者、服務者和合作者的身份出現。不光要讓當地的消費者接受自己的產品，更要適應它們的需要，調整自己的產品；不但想著進入一個國家，更要想著如何利用東道國經濟主體的專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如何將它們變為自己全球生產網絡的一部分；不但要了解和接受東道國的社會文化，也要在相互融合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傊?，只有當細胞真正被植入體內，成為肌體的一部分才能發揮它最大的作用，企業只有真正融入東道國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其資源，才能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全球企業。

其次，堅持資源共享、互利雙贏。本土化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東道國尋求合適的合作伙伴，并把它們納入自己的全球生產網絡。按照網絡組織理論的觀點，網絡組織通過成員間的緊密聯系、互利合作、資源共享來共同創造超越單個主體價值創造力的網絡租金，而全球生產網絡的構建者則可以在與網絡成員的互利合作中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力量和領導力量，從而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對我國的跨國企業來說，在東道國的經營活動也必須有一種與本土合作者共建網絡的思想，善于尋求彼此的互利合作點，實現資源共享，互通有無。這不僅有助于企業在東道國立足，也有助于通過合作雙方的協同實現競爭優勢的增強。

我們上文所提到的富士康在與同心電鍍廠的合作中注入了自己對產品品質、技術和公司管理上的理念和方法，在提高后者在生產、管理上的能力的同時，也因伙伴生產力的增強實現了自身對各全球頂級客戶貼牌能力的提高，并憑借與大客戶的這種穩定的渠道關系，進一步增強與同心電鍍廠的互賴關系，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借力升級”。我國一些企業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了，跨國投資中構建互利合作的網絡關系非常重要。海爾美國在南卡州建廠，解決了當地大量就業問題，因此獲得了“社區貢獻獎”、“創造就業獎”，得到當地政府各種支持，提升了自己在美國市場的聲譽和競爭力。隨著產品品質和社會貢獻逐漸得到當地認可和稱贊，海爾也贏得了更多與當地經營者的合作。

第三，樹立社會形象，學會推銷自己。企業要在東道國立足，融入東道國的社會文化體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是不可避免的。企業如果善于宣傳自己、推銷自己，善于讓東道國的公眾了解自己和接受自己將極大提高自己在東道國的影響力，對經營活動的開展和競爭優勢的建立都有積極作用?？傮w來說，發展中國家企業產品品牌和跨國企業的知名度在全球市場上都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在東道國樹立企業形象，加強自身宣傳就更有必要。

正如澳大利亞珀斯的公共事務顧問Paul Everhingham所說，“政治家和決策者要顧及公眾的感受，而在公眾眼中，中國是受一個‘中央委員會’掌控的國家?！薄盀榱俗尠拇罄麃喢癖姖M意，中國企業應該表現得更加開放透明，讓民眾了解它們是誰，企業的決策者又是誰，它們為何要進行投資。我們見過不少這樣的例子，中國企業進入澳大利亞市場并以高于市場價格的資金買入資產，這讓許多澳大利亞民眾心生疑惑，不知道它們為何如此急切地要獲得這些資產，收購交易如何安排，完成投資后將如何對企業進行管理，購得資產的長期發展計劃又是怎樣。澳大利亞民眾想要在這些方面獲得中國企業的保證。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他們對此知之甚少?！痹谶@方面，海爾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海爾通過與美國主流文化的代表NBA的合作，運用NBA的平臺，使海爾品牌迅速聚攏了人氣。經過4年的活動，海爾美國官網的頁面訪問量增漲了2，128%，在美國的品牌知名度提升到了37%。同時，海爾還贊助美國的國家公園保護聯盟，向美國的消費者提倡綠色，節能的生活方式。2010年上海世博會，海爾美國又贊助了美國館。這一系列社會、文化的本土化融入使得海爾真正地進入了美國商業網絡，為它樹立國際品牌，構建全球生產網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后，保持本土化的動態適應性。本土化是企業對東道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一種適應，而東道國各種環境因素是不斷變化的，這使得跨國企業的本土化也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當東道國政治、經濟環境改善了，政府提供更加優惠的引資政策、本土供應商能力提高、上下游配套能力增強等等都能使企業通過更多活動空間本土化和交易關系的本土化來提高對東道國的資源整合水平。而競爭對手在東道國經營策略的改變也會使東道國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如果企業不及時進行相應的本土化調整，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的競爭優勢。

德國大眾曾經較早進入中國，并與上汽等組建了上海大眾，在1997年以前，它在中國市場一直處于壟斷地位，這使得大眾很少嘗試了解和適應中國市場，也沒有花大力氣去適應和磨合中德雙方的社會文化差異，長期以來僅生產普通桑塔納一種車型，且直接從國外市場搬過來，并沒有針對中國市場進行改進。1997年以后，隨著通用等一批競爭對手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大眾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被搶占，母公司這才做出相應調整，可就是這樣的延緩，使得遲來的對手獲得了站穩腳步的機會。因此，密切關注東道國環境的變化，并進行本土化戰略的調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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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貿易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個標準的2X2X2的貿易模型，該模型假定其中一國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該國對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設置貿易障礙，從而使該國資本的邊際產量上升，引起外國資本流入。根據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資本要素的增加將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減少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該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量減少，從而資本流入替代了貿易出口。此后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標準的2X2X2模型中假設兩國存在技術差異，導致要素價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國際流動，每個國家都將獲得其出口產品中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根據Rybczynski定理，兩國要素稟賦的變化會促使其出口部門的擴張，從而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

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是建立在商品貿易基礎上的，而服務貿易存在某些與商品貿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國際服務貿易是勞動與貨幣的交換，而不是物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大多同時同地發生，服務不可儲藏；第三，統計方式不同，國際服務貿易在各國國際收支表中統計，而貨物貿易由各國海關統計。盡管服務貿易存在這些與眾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經濟學觀點仍然堅持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于國際服務貿易是有效的。論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進行了一系列服務貿易的實證研究，其主要結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具有重要作用?！盌eardorf1985年在標準的H-O模型框架下，通過改變個別的約束條件成功地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因此在分析跨國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我們仍然沿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純理論方法。

我們分析的起點是假設經濟是完全競爭的，在國際市場上每個國家都是小國，每個國家產品產量的變化不會引起國際市場產品價格的變化，而且假設一國由兩個經濟部門組成，M是制造業或農業部門，S是服務業部門，兩部門都以資本K和勞動L作為要素投入，體現消費者效用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

外資的流入增加了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通常情況下都假定外國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產部門間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們認為跨國投資是與具體的行業相關聯的，也就是說，FDI不會在本國的各行業間自由流動，資本流入之后就鎖定在特定的行業中，這樣的假定對各國生產函數的影響與通常的情況不同。當FDI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對兩部門的生產能力都造成了影響，而當FDI與具體行業相關聯時，只改變該行業的生產能力。

在對跨國投資的特性作出規定之后，我們首先分析外國資本流入發達國家的情形，發達國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用圖1的產品空間來表示該國的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情況。在圖1中，坐標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該國服務業和制造業的產品產量，M[,1]S[,1]是其生產可能性曲線，P[,1]P[,1]′是相對價格曲線，在不存在要素變化的情況下，可知該國在A[,1]點生產，在C[,1]點消費，該國的凈出口量是B[,1]A[,1]?？紤]FDI流入該國，由于其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所以流入的FDI中相當大比例的部分投資于服務業，于是該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務業增產的比例高于制造業。因為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價格曲線的斜率也保持不變，平行外移到P[,2]P[,2]′，此時，該國將在A[,2]點生產，社會無差異曲線是位似的，所以在C[,2]點消費，服務凈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該國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證明在此服務生產的增加大于服務消費的增加，所以，服務凈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說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凈服務出口，增加了該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1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達國家）

其次，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情形，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對而言其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或初級產品產業，此時可以用圖2的產品空間來表示其生產、消費和貿易。在FID流入前，該國的生產和消費點是A[,1]′和C[,1]′，是服務凈進口國，服務凈進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為該國的比較優勢在制造業，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業，這樣，生產可能性曲線從M[,1]′S[,1]′向外移到M[,2]′S[,2]′，而國際市場相對價格不變，FDI流入后生產和消費點分別是A[,2]′和C[,2]′，凈進口量變為B[,2]′C[,2]′，我們發現該國的服務的生產和消費均增加了，可以證明服務消費的增加要大于服務產出的增加，也就是說服務的凈進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該國的服務凈進口量，降低了該國的服務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附圖

圖2FDI流入導致的生產、消費和貿易變化（發展中國家）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在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促進了凈服務出口，擴大了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增加了凈服務進口，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變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從而改變其服務貿易進出口量和比較優勢外，還有別的作用途徑。外資企業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對服務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有明顯的國別傾向。由于東道國對外匯的管制、利潤稅收制度等原因，跨國公司希望將利潤轉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傾向于選擇母公司所在國的服務提供者；與東道國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差別也促使跨國公司更多地傾向于選擇母國的服務供給。但是，這種選擇外國的服務供給的傾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顯著的程度差別，發達國家的服務廠商的國際化水平較高，服務質量較好，企業信用較好。因此，在發達國有境內的跨國公司選擇其母國服務供給的傾向性相對較小；而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水平低，服務質量不理想，而且在語言、文化方面的障礙更大一些，所以在發展中國家境內的跨國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國特別是其母國的服務。由此我們認為，雖然跨國公司在對服務供給選擇上的國別傾向均導致了東道國服務進口的增加，但是，這種效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發達國家較弱，而在發展中國家較強，因此可以認為對發達國家的跨國投資仍然增加了其凈服務出口，增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發展中國有，跨國投資增加凈服務進口的效應更強了，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更小了。

二、計量檢驗

1.數據和基本模型

從上一節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外國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的服務貿易存在重要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極不相同，由于發達國家多數擁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外資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務行業，促進了服務出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順差，增強了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服務業不是其比較優勢，流入的外資投向服務業的比例非常小，從而增加了其服務進口，擴大了服務貿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我們希望使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數據，建立計量模型來檢驗上述結論。

當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需要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作為控制變量，以準確地估計FDI對服務貿易的作用。

在計量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各國的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度量某一行業比較優勢的方法較多，本文選用服務業凈出口與服務業進出口總額的比值SeRNX作為該被解釋變量，各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值均來自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附圖

其中Xs是服務貿易出口值，Ms是服務貿易進口值。

對外資流入用各國的FDI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DP）的比值rFDI來度量，FDI數量來自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GDP數據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會影響服務業的發展，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個人對服務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額也相應提高，較高的服務需求會帶動服務業較快發展，從而建立起在服務業方面的比較優勢，但是另一方面較高的服務需求也意味著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貿易流通度量的比較優勢。這兩方面的作用輕重如何，需要用數據來估計，用各國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對數值lnGDP度量，數據也來自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政策顯然也是對服務貿易產生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服務業部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務行業中的金融、電信、郵政、運輸、教育和研究與開發等部門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所以多數國家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均采取謹慎態度，發展中國家因為其在服務行業不具有優勢，擔心在服務業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對開放本國的服務業市場作出了嚴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因此，政府對服務貿易的管制程度是影響服務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變量。Hoekmon1994年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協定評估》（注：轉引自楊圣明主編：《服務貿易：中國與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種度量各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方法，他將服務業開放分為三類：完全自由化、不開放、其他。每一類分別計數為：1;0;0.5。然后，把《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服務業的155項部門的每一項分為4種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國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個國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談判中對這155個部門的每一種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減讓承諾，這樣總計有620項承諾，根據對每一項減讓承諾的程度按三類計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項分數累計加總，得到一國的總分數，這個總分數即為該國服務業開放程度的度量。我們選用該文中對各國的服務貿易開放程度的估計分數作為變量SeOPEN的數據，這些估計分數是在1994年《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結果的基礎上計算出的，我們用它度量了每個國家1990年至1999年的開放程度。

一國的人口素質，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對服務業的比較優勢顯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質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務質量也就相對較好，有利于建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質高，對服務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會導致對服務進口需求的增加，可見人口素質的高低對服務業優勢也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孰輕孰重，需要實證檢驗。本文用各國15歲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來度量，數據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各國教育和識字統計數據庫。需要注意的是，多數發達國家教育水平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數據，我們用100%來表示這些國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對數值。

另外還有一些變量如文化習俗、自然條件和對研發的投資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服務業比較優勢。但是這些因素大多難以定量，所以在我們計量回歸方程中不包含這些控制變量。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建立基本的計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國別下標，t是時間下標，[,i]表示有一個不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在這個效應中包含了一些回歸方程中不考慮的因素，如各國的文化差異，自然資源等，[,it]是隨機擾動項。

本文選用12個發達國家和11個發展中國家從1990年至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回歸。12個發達國家是：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和新加坡；11個發展中國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墨西哥。

2.回歸結果

這是一個跨國的時間系列模型，這類模型對αi的處理有兩種方法，固定效應(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具體的常數，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視為一組隨機變量，當α[,i]與回歸變量存在相關性時，使用固定效應方法，應用變量的最小二乘回歸(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計跨地區（跨部門）時間系列數據(PanelData)的回歸方法，在此類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區（部門）的差別由回歸方程的常數項表示，這樣相當于對每一個地區（部門）設定了一個變量(DummyVariable)，N個地區就有N個變量，在估計解釋變量系數值的同時，也要估計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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