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入管理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稅收入管理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燃油稅改革的分析

 

自1994年起，人們期待已久的燃油稅改革歷經十四年“千呼萬喚始出來”。這是當前我國稅制改革中繼增值稅轉型改革后出臺的又一項重大舉措，對社會許多行業及人們的生活將產生重大影響，但對委屬企業經濟指標的影響不明顯。

一、 燃油稅改革基本內容

2008年12月18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的通知》。通知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價外征收的公路養路費、航道養護費、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水路運輸管理費、水運客貨運附加費等六項收費，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同時，將價內征收的汽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費稅單位稅額相應提高。

燃油稅改革就是將現有的養路費轉換成燃油稅，實行“捆綁”收費。這種燃油稅制實質上是通過將養路費“捆綁”到油價上，將每輛汽車要交的養路費轉換成稅費，在道路等公共設施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體現了“多用多繳，少用少繳”的公平原則。它利用稅收杠桿引導燃油消費者節能減排，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于國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關于燃油稅的稅負及征收問題

1、燃油稅占汽油零售價34.6%

目前，世界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施燃油稅。美國對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稅，英國稅率是73%項目管理論文，日本稅率是120%，德國稅率是260%，法國稅率是300%。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大體為40%左右，韓國、印度、新加坡、俄羅斯、中國香港和澳門的汽油零售價格中燃油稅所占比重分別為31.5%、52.1%、26.1%、44.2%和39.3%。

我國成品油消費稅改革后，稅在汽油和柴油零售價格中所占比重將分別達到34.6%和30.7%，仍低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

目前我國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兩大集團生產的，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納稅人和稅源相對集中，可以降低征納成本。如果在批發和零售環節征收，核算比較復雜，同時容易造成稅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產環節征收成品油消費稅，還可以促進中央與地方政府理順分配機制。成品油消費稅是從原屬于地方收入的養路費等轉化而來的，改革后先作為中央稅，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將收入分配給地方，有利于進一步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加強監管，保證成品油消費稅收入?？顚Ｓ?。

3、燃油稅從量征收多用多繳

從國際來看，燃油稅的征收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從量征收，二是從價征收。從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來決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繳，如美國、加拿大等國；而從價征收，即以現有成品油價格為基準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據油價變動而浮動，如德國。

這次稅費改革采取從量征收主要是為了形成稅收與油品價格變動沒有直接關系，只與用油量多少直接關聯的機制，而且成品油消費稅從量征收比較簡便站。

三、燃油稅改革對四大行業的影響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將開始實施，對與此相關的汽車運輸、石油化工、汽車、航空航運等四大行業影響各不相同。

1、汽車運輸業：費用明顯降低

燃油稅改革對汽車運輸業而言，將減少公路養路費、公路運

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三項費用支出，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以河北省一輛25噸的貨車為例，每月每噸養路費190元，養路費月支出4750元；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每月1500元左右，三項費用合計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費用7-8萬元。

2、石油化工: 煉油毛利由虧轉盈

由于國家和地方都沒有含稅油的總量數據,石油商通常會減少含稅油量而增加非含稅油量。這樣項目管理論文，本來隨著國際油價的下降而相應下調的國內成品油價格，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保住了原來高價位,燃油稅改后，兩大石油集團業績會比大家預期的要好。同時,推進成品油價改,有利于長期理順價格機制。2009年國內煉油毛利將從-752元/噸上升至68.7元/噸以上，實現扭虧為盈。銀河證券認為,因為燃油稅改革的推出將上調中國石油2009年業績至1.05元，上調中國石化2009年業績預測至0.65元,。

3、汽車業: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個月，國產越野車銷量同比增長39.72%，進口越野車更是增勢迅猛。缺乏稅收等經濟調控手段正是高油價背景下“耗油大車”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稅的推出，行業對于中小排量車型、柴油車型以及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與生產將有所傾斜，也將給一些具有先進動力技術的生產企業帶來空前的機遇。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擁有家庭轎車的私家車主而言，在考慮稅費支出時可以計算稅費平衡點的行駛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標準，每月可減少養路費支出105元，年節約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稅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測算，稅費平衡點為每月行駛1312.5公里，即月行駛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大于養路費;月行駛不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小于養路費，與改革前相比費用減少。

4、航空航運業:直接影響有限

對航運業而言,船舶使用的成品油主要是船用燃料油和柴油。船用燃料油為動力油,而柴油主要用于船舶發電,兩者的比例約為9:1。根據目前情況,船用燃料油征收燃油稅的可能性不大,而柴油由于占比較低,其價格上漲對上公司業績影響不大。

對航空業而言,由于航油不屬于燃油稅征收范圍,故開征燃油稅對航空業沒有影響。考慮到航油占航空公司總成本的比例已高達40％,隨著國內航油價格的下調，將有利于緩解航空公司經營壓力,對航空公司形成利好。

篇(2)

貸款利率既可以影響投機型需求，又能夠影響房地產供給，因此，差別利率政策能夠很好的消減地域差異的阻礙性。一方面，應當秉承刺激西部，抑制東部的原則，對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給與一定的利率優惠政策，擴大該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減輕人們的購房壓力，刺激經濟發展。對于房地產泡沫較為嚴重的東一部地區，則應當嚴格控制貸款利率，同時對于第二套、第三套房屋貸款利率進行差別待遇，控制投機性購房需求。另一方面，應當秉承“扶優限劣”的原則。對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開發項目的貸款利率給與一定的優惠，對于高檔住房建設項目的貸款則嚴格把關，實行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浮。此外，房地產企業一般自由資本較低，在會計核算時，應當能夠將這一問題體現出來。國家應該調整房地產企業的利潤核算方法，對房地產企業實施和其他企業不同的核算方法，差別對待，不以統一調整資本金率的方法襲擊房地產企業。使貨幣政策對房地產企業的約束力有所增強。

2注重差別稅收政策的實施

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財政收入和民生問題的矛盾性，單一的貨幣政策很難對地方政府形成約束機制。現行的則一稅分配制度與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財政指標、房地產商的利息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和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目標性和指向性更為明確。適當的稅收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的管理形式，還可以有效的削減投機型需求。因此，對房地產行業實行多種稅收政策，可以對房地產市場發展狀況起到很好的調控作用。首先，是稅種的差異。在不同的環節調整稅收政策，會帶來不同的作用。增加房地產開發環節的稅收，會增加房地產建設成本，使房地產價格上升。增加房地產交易壞節的稅收，既可能增力[l買方的購買成本，又可能減少賣力一的收益，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要具體分析。增加房地產持有期間的稅收，可以減少利用房地產買賣獲得的收益，抑制投機行為，對房地產價格起到降溫的作用。其次，地域差異對稅收政策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稅種的差異，更注重稅率的差異性。一方面，根據地域的不同實施不同的稅率水平。

西部地區經濟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經濟水平，因此，我們應當對西部地區實施較低的稅率，或者不定期的實施一些優惠稅率，鼓勵資金向西部地區的流入，加強經濟落后地區的資金投入。相反地，我們應當對東部地區實施較高的稅率，抑制熱錢向經濟繁榮地區的流入，抑制通貨膨脹和投機行為的繼續擴大。另一方面，根據地域的不同實施部同類型的稅種，可以對東部地區加收一些房地產限額稅，即當一筆房地產交易的總額超過一定金額時，開始對該交易行為收稅，達到抑制高檔住房、高價住房交易的目的。項目管理論文

3其他差別政策

篇(3)

計劃經濟管理論文3200字（一）：新形勢下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管理目標初探論文

摘要：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在深入發展，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管理對于目標管理也非常看重，因為目標制定對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因此本論文通過結合經濟發展情況和辦公室的特點，在促進辦公室經濟管理的形式下持續發展。

關鍵詞：新形勢；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管理

隨著經濟發展節約用水辦公室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加強改革力度非常重要。對于辦公室來說經濟管理是重要方面，必須結合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經濟形勢和行業的發展傾向，科學合理的對其目標進行制定，保障其健康有序的發展。

一、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管理

第一，其性質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以贏利性為主的企業辦公，主要以盈利和公司發展為主要目的。另一種是是非盈利性的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辦公室，其主要目的則是為廣大群眾進行服務，提高國家職能，因此事業辦公室包含了教育、管理、文化等多個方面，其中產生的費用均由國家撥款，因此其財政收入主要是國家，具有較強依賴性。因此這樣會降低工作人員的效率和積極性，并且財政支出會給國家帶來壓力。但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完善，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也進行相應改變，競爭成為了市場主要形式，所以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工作宗旨應該是更好的為民眾謀福利，這樣才能保障我國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新型經濟管理方式。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對的管理目標在公益事業方面需求增多，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需要加大對辦公室的發展力度來滿足公益事業方面的需求。因此對于非盈利性質辦公室的經濟管理需要在這幾個問題進行討論。（1）非盈利性質辦公室是否應該以績效為主。發達國家的這種辦公室一般會將收支平衡作為第一位進行考慮，收入績效才是其次，也有成本最小化，但是在這些選擇中，不論哪個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收益最大。因此西方國家選擇這種管理目標更能夠實現合理的資源分配。（2）盈利性質的辦公室則是應該以績效成績考慮為主，除了考慮收支平衡問題以外還需要考慮吧用人成本和管理成本等問題，盡可能的對成本管理投出費用降低，實現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獲得收益的最大化，對其資源配置進行合理考慮，這都是盈利性辦公室需要考慮的問題所在。

二、是關于績效問題還是凈收入的問題

第一，績效能夠根據辦公室的管理目標的特點來實現所想要達到的效果。非盈利性辦公室除了重視其本身提供的服務質量和效率還要保證凈收入問題。因此，非盈利性辦公室以績效最大化為管理目標更符合現狀。而我國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財政撥款由原來大多依靠政府到現在資金來源渠道多樣，財政收入、各界捐款、融資都是屬于渠道范圍。同時該類型辦公室還需要根據自身特點對其資金籌集方式好壞考慮，分析不同情況下可能會發生的優缺點和情況，選擇合理妥善的融資渠道，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經濟管理目標就是應該在較低風險下來得到融資支持。

第二，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需要對資金進行合理利用，實現資金合理配置是當前的根本經濟管理目標。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投資包括很多類型，比如投資股權長短、資產的固定型等問題都屬于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但是隨著經濟的強勁發展我國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規模不斷壯大，實力也在增強，投資項目增多，辦公室的工作實力和效率也在增大，利用科研成果進行投資成果顯著。但是談到投資問題不可避免的產生投資成敗問題。所以，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需要本著低風險低成本的投資原則進行，以獲得收益。并且在其發展過程中，主要涉及的是關于資金投放使用問題。不僅是指其所購得的資產還包括股權交易等。而隨著該行業發展腳步的增快，在運營中所產生的所設資金會增加。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制定經濟管理目標不僅能夠為其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對于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發展也起到促進作用，為此如何實現投資的管理效率化成為了面對的一個重大難題。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必須能夠明確其經濟管理目標并且制定相關政策，在保證風險和成本的前提下保證辦公室能獲得巨大效益。

第三，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成本管理是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就以前來講，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對資金主要采用收支管理，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對成本起到控制作用，但是隨著時間增長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因此所謂的經濟成本管理也無法實現。同時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工作環境和具體業務也發生了相應變化，不再只是局限于資金管理，而是以績效經濟為主多勞多得，實現績效增加。同時計劃節用水辦公室需要對成本管理進行強化工作，因為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其績效成績。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成本核算體系，但是改革不斷的深入改變，并且逐步向市場改變，這個問題遲早會得到解決。作為我國的醫療教育繳費方，必須增強自己的消費意識，對節約用水辦公室等收費的合理水平了解和及時關注，同時學校和醫院等都進行了下一步的改革。公眾的輿論監督也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壓力，因此節約用水辦公室必須對活動采取的成本和費用確認，了解出現的問題所在和內容，方便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來降低成本，提好資源利用率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當前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成本管理工作中績效對于市場經濟來說概念較新并且應用廣泛。因此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應該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和特點并且結合成本管理的要求，形成一份完整合理但是考核體系，這個體系之中除了要進行成本的合理預算，還要搜集其中的數據和根本內容，確保核算體系中結果的準確性問題。對于核算體系需要保證嚴謹的態度，該體系的建立不僅能夠減少開支提高工作效率，還能夠進一步發揮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智能要求。促進其積極有效的可持續發展［1］。

第四，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分配目標受其性質影響，由于其屬于非營利性機構，因此進行工作分配時只需要考慮對工作人員的工資分配合理，不需要過多考慮效益成本問題。國外的經濟管理對性質為非盈利性組織的定義為：第一是投資者不能抱有投資回報的心態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二是不能夠進行經濟管理時對利潤分配像其他企業一樣，并且該性質的組織沒有所有者權益類似問題的發生。由于對于經濟管理分配方面的利潤分配問題這種性質的組織并沒有相關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并不能為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來提高相關的建議和借鑒。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經濟管理分配主要是對其辦公室成員和內部人員的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各部門之間相互協調管理。通過調查研究，制定合理方案，及時了解各部門成員的收入情況問題并進行分配，實施合理的分配措施。同時經濟管理要想起到合理的效果還必須對其考核內容和次數進行科學制定，方案要求內容合理才能起到相應效果。但是對于考核管理問題如果次數過多不僅影響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而且也會給考核工作帶來壓力和一系列的相應問題。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為了從根本上實現經濟管理的合理目標，就應該建立相應的合作分配機制，從根本上實現其目標所在，同時還需要對其工作人員的成績進行綜合考核，增強他們的自主積極性實行按勞分配的考核制度，保證分配目標的公正合理性，這樣員工不僅能在工作中不斷的提高自己，而且還能對于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經濟管理工作的開展提高有著巨大作用［2］。

綜上所述，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經濟管理問題對于社會經濟發展來說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計劃節約用水經濟要想實現目標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對其發展前景進行合理規劃，在改變自身的前提下結合經濟發展形勢對其發展目標進行合理規劃，來提高計劃節約用水辦公室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其辦公室的績效問題，使得計劃節約用水去辦公室的發展不僅適應經濟發展形式的要求還能夠保證其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計劃經濟管理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經濟管理合作社制定相應的計劃目標論文

【摘要】社員沒有凝聚力社員大部分是農民，單純樸實，他們的眼光往往都著重于眼前的利益，缺少長遠的計劃和宏觀的觀察力度，并且對于風險的承受力也很低，往往很容易就被眼前的利益驅動。另一方面，在這樣的一個合作組織中，缺乏高素質的管理者，合作社就沒有統一的觀念，沒有統一的價值理念，大家都各自為自己的利益奮斗，人人各有其利，自然無法團結到一起，一旦有利益沖突，很容易就翻臉了，很難能夠冷靜長遠地思考，和諧解決。

【關鍵詞】合作社；管理

我國的合作社多為基層的生產型合作社，但是這些合作社的專業化程度低，往往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生產，像國外的科技園或者農場區，專門生產一種產品，集約化規模生產，形成一種特色，形成一種文化。沒有特色的生產就會混亂，各自生產自己的，也和以前的生產沒有什么兩樣，時間和勞動以及運輸成本都沒法降低，如何取得更好的收益？產業鏈不完善一個完善的產業鏈對于一個合作社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從供應到生產到銷售，整個過程的產業鏈如果配備不完善，原料的供應商分散，銷售市場不穩定不集中，這樣必定會增加運輸成本，生產不集中，生產的成本就會各自增加，成本減不下去，利益也寥寥無幾。

篇(4)

國民經濟相關論文范文一：房地產經濟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摘要：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增長對國民經濟持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其發生較大波動時會致使國民經濟同樣發展較大振幅，所以國家應針對性的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使其在平穩發展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以此保證社會正常發展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中國;國民經濟

前言:

近年來雖然國家對房價進行了適當的控制，但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房地產業一直處于較活躍的狀態，而房地產經濟以房地產業為核心，是與其相關的生產、開發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所產生的經濟關系，是房地產經濟關系與其自身生產力的結合體，由此可見房地產經濟是我國的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其自身波動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必然會產生影響。

一、房地產開發投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開發投資即房地產業所有開發法人單位所投資開發的房屋建筑物、配套基礎服務設施及相關的土地開發工程及土地購置等方面的資金支出，每一方面根據具體的房地產用途及功能又可以細分，目前統計調查法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主要采取的辦法，由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某時間段內社會建造和購置的固定資產超出500萬元以上的費用，所以房地產開發投資是其組成部分，據相關資料顯示1986年至1995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3.2%上升至15.7%，處于快速增長的態勢，1996年至2000年雖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但在短暫下降后仍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恢復至15%，截止2014年其比重一直穩定在17%左右，而其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發展的貢獻率雖在1986年至1996年由7.7%下降至負值，但1996年以后貢獻率迅猛提升，至1999年達歷史最高峰值33.8%，近年來雖受金融危機影響，但仍有快速回轉的趨勢，所以其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間接計算，可以發現其對國民經濟增長也有重要意義[1]。

二、房地產生產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生產主要指房地產業及其相關行業的生產活動，據我國行業分類標準顯示，房地產業主要包括以房地產為對象的開發經營、物業管理、中介、自有經營及特殊房地產五方面主體的生產活動，其每方面又可根據自身的性質及規模進行細分，屬于我國的第三大產業，而房地產生產增加值是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我國居民居住水平的重要標準，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賃住房之間的比率在同一國家不同時期及不同國家同一時期具有較大的差異，所以在針對房地產增長值計算時應結合居民自有住房服務的總產出和其實際的增長值等數據，增長值可直接由參與房地產生產活動的主體的具體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疊加計算獲取，而居民自有住房主要由其虛擬折舊決定，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城鎮住房折舊率在2%左右，農村在3%左右，而經計算可以看出近年來房地產生產增長值一直處于快速提升的狀態，而且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如1978年80億，占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2014年達33299億，占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6.0%，這與市場經濟體制參與居民住房條件消費的經濟體制有必然的關系，如果將1978年以后房地產業生產增加值代入房地產業增長值對經濟增長率的計算公式房地產業不變價增長值/不變價國民生產總值100%，可以發現1979年為1.7%，2000年為2.4%，2014年為4.3%，其整體呈現出穩定的上升趨勢，已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上升的重要動力[2]。而房地產相關產業主要指房地產業發展所需的建筑材料產業，如鋼筋水泥業等;居民住宅性消費，如家電業;居民住宅服務，如物流業、金融業等，據資料顯示，2012年房地產業開發投資拉動相關產業增長值近43840億元，對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近24%，由此可見房地產生產中不論是房地產業自身還是其相關產業的增漲值都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房地產消費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消費即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用房消費及與之相關的服務消費的總和，由于居住環境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房地產消費在居民消費中占有較大份額，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國城鄉新建住房面積不斷增加，例如城鎮新建住房面積1978年改革開放時，其總數量只有3800萬m2，到2000年其總數上升到近5.5億m2，截至2014年以達到36.3億m2，農村新建住房面積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其總數量只有1億m2，到2000年其總數上升到近6.5億m2，截至2014年以達到39.2億m2，1978年，我國人口有近10億，2000年我國人口近13億，2014年我國人口有13.2億，經過計算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人均住房面積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居民住房條件得到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推動國民經濟增長[3]。另外，從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房地產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角度看，居民房地產消費主要包括購房、租房、住房維修、水電煤氣及其他相關支出，據相關資料顯示，2008年至2014年，居民房地產消費在居民總消費中的比重穩定于17%，占支出法國民經濟的6%左右，2008年以后至今，居民房地產消費支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009年4.1%，2010年2.6%，2011年2.8%，2012年3.2%，2013年3.3%，2014年2.9%，由此可見2008年以后我國居民房地產消費支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對比較穩定，如果將房地產開發投資形成的固定資本與房地產消費所創造的經濟值疊加，那么其對國民經濟中增長的貢獻率將更大[4]。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增長對國民經濟持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其發生較大波動時會致使國民經濟同樣發展較大振幅，所以國家應針對性的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使其在平穩發展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以此保證社會正常發展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

參考文獻

1、網絡經濟對國民經濟影響的經濟學分析姜巍浙江大學2003-11-15

2、國民經濟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探析包學雄;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0-15

國民經濟相關論文范文二：國民經濟核算宏觀經濟管理論文

摘要：地區間貨物及服務的流入流出問題是很多的核算人員關注的一個焦點。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計算GDP核算的一個準確性問題。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國民經濟

一、國民經濟核算對宏觀經濟管理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一)國民經濟核算的經濟形勢分析價值

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對國民消費支出的貢獻作用。反映國民消費支出的指標有很多，如居民最終消費占GDP中的比重、勞務支出指標等。這些指標數據可以有效的作為國民消費支出核算的原始數據，有很強的參考價值，能夠很好的反映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另外，消費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費中的構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類的支出份額。有了這種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導居民進行適當的消費支出，從而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穩步增長。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的詳實科學，能夠促進我國的稅務改革，了解當下消費熱點，樹立居民理性科學的消費觀。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管理中居民的儲蓄與投資有很大的貢獻作用。在國民經濟中，投資儲蓄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增加等指標，可以很好的分析當前的各種貨幣供給與需求狀況，了解我國的居民儲蓄在國內儲蓄中的地位，以及儲蓄對投資的貢獻率。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很直觀的了解政府投資與居民投資的比例關系，更科學的實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實際上，儲蓄、投資、稅收是聯系很密切的三個環節，對儲蓄與投資信息的嚴格審讀，有助于稅務部門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除此之外，儲蓄的變化狀況還可以反映我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相關的住房制度和醫療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間，我國城鄉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超過40%、農村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超過120%。

預期心理對消費需求的制約作用是顯而易見，分析其深層次原因：工人就業狀況糟糕、醫療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夠完善導致居民對未來隱憂加劇而讓銀行儲蓄增加。對此，相關的部門對我國的各個體制進行了適度的改革，讓居民放心消費。雖然，我國的社保制度不夠完善，這種局面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畢竟居民的消費心理需求有了適當的提高。國民經濟的核算，可以讓統計部門與政府部門有很好的參考依據，各個職能部門也據此制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從而促進我國居民儲蓄與投資的良性發展。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可以讓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學合理。國民經濟的循環是一個系統而長期的過程，生產只是一個階段，對于最終成果的消費才是目的。不過，成果的消費并不是生產者一個人享有，而是要經過分配與交換的多個環節，才到達消費者手中。而國民經濟的核算就是要對消費品在分配與交換的各個環節進行統計與核算，這其中也包括對最終產品的使用情況。國民經濟的核算可以讓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與科學，提升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收入分配與國民經濟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層展開，有次序的進行。為了讓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學合理，核算的信息應該包含更多的機構部門，應用SNA在核算整個收入分配時，就應該按照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兩個階段進行。在收入分配增長動態分析的基礎上，可以讓宏觀收入分配的結構更好的得到調整，初次分配可以讓收入結構得到很好的轉移，調整個人可支配收入的結構狀況。國民經濟核算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外與對內經濟政策的制定。國民經濟核算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我國在世界上享有的經濟待遇與政治待遇，也就間接的影響到了我國對內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例如，聯合國根據連續六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決定一個國家的會費;世界銀行業根據相應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享受到相應的優惠待遇。所以，國民經濟核算還深層次的影響到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也間接影響到了我國與外國的經濟往來。

(二)國民經濟核算的投入產出分析價值

國民經濟核算對投入產出分析的貢獻很大。也有相應的投入產出方法，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投入產出方法又稱為投入產出分析，以一定的國民經濟產業分類為基礎，結合比例系數與結構分析，從數量上研究經濟系統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最后利用相關的經濟模型來分析國民經濟結構以及原因和影響。投入產出的方法在國民經濟的核算中有一個漫長的歷史。1950年，投入產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議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1968年，SNA就吸納了投入產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產出納入到了整個核算體系。實際上，我國的投入產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歷史了。1974年，我國就編制出了第一張實物性的投入產出表，涵蓋了61種產品。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更是編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產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產出表的編制更是讓投入產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投入產出表考慮了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來源與使用去向，是一種棋盤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投入與產出，同時能夠很準確的表明投入的來源與產出的去向。另外，對于各個部門之間很復雜的技術經濟關系，投入產出表也能夠很好的把握。投入產出表的樣式多樣，分類齊全，結構清晰明了。如實物性與價值型投入產出表，就充分考慮了計量單位的特點，便于審核統計工作。另外，也有根據地域劃分的投入產出表，如全國投入產出表與地方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數據結構表，可以直觀地反應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廣泛應用于經濟分析中。對稱性投入產出表用于預測和制定計劃。因此，被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

(三)國民經濟核算對宏觀經濟效益分析的貢獻價值

宏觀經濟效益能夠很好的反映各個產業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受到行業的高度關注。在當今的經濟發展狀況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經濟的增長，一味追求GDP的量與速度，卻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因為，在宏觀經濟的背景下，國內生產總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會總產出。一定的情況下，GDP的數字越大，就代表這個國家的產品以及服務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國民經濟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識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財富數字的增長來衡量GDP。如果犧牲了環境與浪費掉了大量的資源，雖然換取了經濟財富的增長，GDP指數的上升。但是，GDP并不體現資源的掠奪以及對環境的破壞。實際上，這種GDP的數字是一個虛假的數字，過度的夸大了財富，卻忽視了對成本的折算。鑒于此，一味的追求財富GDP的增長不是一個很明智的辦法，要考慮環境與資源的因素，減去相應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學者提出了綠色GDP這樣一個概念，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這一個綠色GDP概念的產生，是人們思想觀念轉變的結果，也是人們在權衡了環保與經濟發展兩者關系以及利弊后的一個結果。

二、國民經濟核算是宏觀經濟分析及宏觀經濟模型建立的基礎

在宏觀的經濟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統計數據以及模型，而國民經濟核算就可以為這種數理統計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礎。作為基本框架，國民經濟核算確定了很多宏觀經濟統計的基本概念、指標設置以及基本分類。這樣的功能讓經濟統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大大的提高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效率，增強了其應用功能。

三、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科學的制定與檢驗國民經濟的方法

國民經濟計劃涉及到很多的宏觀經濟指標，這些經濟指標所反映的現象，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是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經濟聯系。為了更好的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計劃與規劃的指標數量也必須滿足這種經濟聯系。國民經濟核算的手段非?？茖W，也正反應了這種內在的經濟關系。因而，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科學的制定與檢驗國民經濟的方法。

四、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存在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地區間貨物及服務的流入流出問題是很多的核算人員關注的一個焦點。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計算GDP核算的一個準確性問題。此外，近年來，我國的第三產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統計部門缺乏服務業統計報表制度，統計制度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現在核算的方法單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為缺乏年度財務統計，推算系數使用時間過長。針對流入流出核算等長期估算和推算問題，要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核算人員應該考慮國家各個部門的實際核算狀況，協調好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要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系統的不同，核算實際狀況的差異，自上而下的提出相關的要求。當地的長駐單位要向統計部門提供相關的統計報表與財務指標，解決上級部門的資料供應問題。此外，加強完善服務業的統計工作，高度重視服務業統計中出現的難題。服務業市場增加值核算分為市場產出、自給性產出、非市場產出三個部分。關于市場產出，如金融保險產業，應該建立起它的財務指標統計制度。對于自給性產出和非市場產出，要積極的研究改善統計工作的方法，運用多元化的數據搜集方式，讓數據更好的反映服務業的發展狀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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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反洗錢 監管 研究 

 

隨著反洗錢形勢的發展，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理念逐漸成為反洗錢領域的共識。人總行在2007年11月召開的反洗錢監管座談會上，針對“監管資源有限，監管手段不足”的問題，提出了“要樹立風險為本的監管思想，采取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在2008年初全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工作會議上，對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做出安排部署，提出要加強反洗錢非現場監管，逐步推進非現場監管指標體系建設，建立非現場監管評級機制，確立和完善以洗錢風險管理為中心的反洗錢非現場監管體系。這兩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的研究和實踐在全國范圍內拉開帷幕。經過三年多的探索性研究和實踐，筆者認為，實施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還存在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在理論認識層面，存在片面性和絕對化的傾向。認為風險為本反洗錢監管與規則為本反洗錢監管相對立，風險為本是對規則為本的否定；風險為本的優勢明顯優于規則為本；當前對所有金融機構都應當要求以風險為本開展反洗錢工作。上述認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絕對化傾向。二是在法規制度層面，存在不協調、不適應的問題?！斗聪村X法》頒布實施五年來，人民銀行相繼建立了一整套反洗錢制度和操作規范。這些制度、規范在反洗錢起步階段確實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但隨著反洗錢工作在金融機構的深入開展，反洗錢合規理念普遍被金融機構接受以后，過多的規定、過細的標準客觀上造成了金融機構的過度依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甚至有的制度反而成了金融機構規避責任的依據。目前金融機構存在大量的防御性可疑交易報告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另外，過多的監管要求也加大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給金融機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負擔。這些都是當前反洗錢法規制度滯后于反洗錢形勢發展的現實表現。三是在技術操作層面，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還需加強和改進。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是非現場監管信息資料采集和運用效率不高。風險為本的監管方式是建立在對金融機構的有效評估這一基礎之上。要實現有效評估，就必須建立一套科學的信息采集、加工處理、評估判斷、現場校驗、矯枉評估和做出監管決策等一系列制度和操作程序，疏通數據來源渠道，提高數據采集和運用的電子化水平。但從非現場監管信息系統硬件建設來看，目前通過網絡傳輸信息數據還僅限于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還沒有電子化網絡傳輸信息平臺，而且2010年推廣應用的“反洗錢監管交互平臺”也未與人民銀行支付清算系統及商業銀行電子匯劃系統對接，降低了系統的功能。當前，非現場監管部分工作還處于手工操作階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錯多，影響了非現場監管的效能。另一方面現場檢查的重心還沒有轉移到以風險管理為目標，還是習慣于合規性檢查。比如，在客戶身份識別上還是以檢查靜態的客戶身份要素是否合規為主；在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方面習慣于根據現有制度設定的客觀標準對報告結果進行檢查。這種傳統的檢查方式與引導金融機構以風險管理為核心開展反洗錢工作的要求極不適應。 

 鑒于以上問題，要實現反洗錢監管由規則為本向風險為本轉變，還需從理論認識和實踐操作上加以改進。 

 一、全面認識和正確運用風險為本監管理論 

 當前重要的是處理好風險為本與規則為本的關系。規則為本的反洗錢監管方式是反洗錢處于起步階段比較通行的監管模式。其工作重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規則和各種規定；二是監督檢查各類金融機構執行規定的合規性；三是將不合規處罰作為一種日常機制和主要監管方法。規則為本的監管實際上是一個制定規范—檢查執行—調整規范—再檢查執行的過程。在一國反洗錢制度的初創期，反洗錢工作的機理及價值還未被金融機構所廣泛接受的情況下，以規則為本的監管方式既直接，也富有效率。風險為本的反洗錢監管貫徹以關注洗錢風險為核心，以原則性監管為導向，以非現場監管為主要手段，以現場檢查為必要補充的監管方法。規則為本監管與風險為本監管貫穿著兩種不同的監管理念，但兩種監管方式并非截然對立，水火不容，而是層次遞進，互為補充的關系。強調風險為本的監管,并不意味著放松合規性監管,而是要將著力點放在風險上,注重對風險的早期識別、預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控制和管理,注重對其風險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評價,當然也包括對違規行為的監測和控制能力。

規則為本監管與風險為本監管的區別僅僅是在監管手段、監管理念、監管目標等方面側重點不同而已。為此，在監管實踐中，應立足實際,靈活掌握,根據不同金融機構的特點和內控機制運行情況確定監管重點,如：對反洗錢基礎工作較好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主要實施以原則為導向的風險為本監管；對農村信用社、保險、證券、期貨等反洗錢工作基礎薄弱的機構則主要實施以合規為導向的規則為本監管。同時，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在其內部反洗錢組織架構、內控制度、操作流程等基本達到合規要求后，就應更加注重洗錢風險的防范，建立起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技術支持以及風險管理的方法體系，依據風險的大小來安排相應的資源投入。 

 二、盡快修訂完善相關規章制度，以適應反洗錢發展形勢需要 

 一要進一步擴充洗錢罪的上游犯罪范圍。結合我國實際，吸收借鑒國際社會的先進經驗，修改《刑法》和《反洗錢法》的相應條款，盡可能地將一切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圍之內。二要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業反洗錢制度。在研究、評估各行業洗錢風險的基礎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業的反洗錢規則并分步啟動實施。同時，發揮相關部門和特定非金融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指導行業自律組織制定反洗錢指引，督促行業加強反洗錢自律。三要制定金融機構崗位設置和內控制度建設指引。按照《反洗錢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銀行可以會同其他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依據《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和相關規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強的《金融機構反洗錢崗位設置和內控制度建設指引》及實施細則，指導金融機構合理設置反洗錢工作崗位，完善內控制度建設。四要完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對《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和《支付結算辦法》等配套規章制度進行修訂和完善，明確客戶在辦理大額交易業務時應向金融機構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和因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所承擔的法律責任。 

 三、積極采用可疑交易“主觀”識別標準 

     faft的《四十項建議》在制定可疑交易識別標準時采用的是主觀標準，即規定“如果金融機構懷疑或有理由懷疑某項資金屬于犯罪活動的收益或者與恐怖分子籌資有關，應按照法律或法規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報單位報告”。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反洗錢工作已具備一定基礎，人民銀行應逐步減少可疑交易的客觀標準，強化金融機構的自主識別能力。指導金融機構在客觀指標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逐步實現以主觀分析為主，輔以客觀指標的可疑交易報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報告的情報價值。 

 四、著手建立反洗錢正向激勵機制 

 反洗錢補償與激勵機制的建立可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反洗錢專項基金。該基金有三個主要來源：洗錢罪的罰沒收入、政府財政專項撥款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該基金主要用于獎勵主動提供反洗錢情報和線索的社會公眾。二是建立政府財政分成獎勵制度。對主動提供反洗錢情報和線索的金融機構和工作人員以及積極參與反洗錢偵查、破案工作的有關部門，在破獲洗錢案件并追回贓款之后，由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國家依據貢獻大小給予相應的獎勵。三是對認真履行反洗錢義務的金融機構給予各種政策上扶持和優惠，如市場準入、經營權限、稅收減免或優惠等。 

篇(6)

、活躍市場、增加收入、保障社會穩定及形成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方面都起著難以替代的作用。因此，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都很重視，并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融資體系來幫助中小企業解決其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瓶頸”問題。相比之下，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不夠理想，存在融資困難問題。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結合中小企業的特點，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們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疏通股票融資渠道

股市行情的變動與貨幣政策和真實經濟的關聯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我國股市還僅僅是國有企業分散風險、籌集資金的一條途徑，廣大的中小民營企業則基本被排斥于股票市場之外。在過去“額度管理”的股票發行機制下，廣大中小企業很難從相當緊張的發行額中分得一杯羹，高額的傭金成本和成本也使中小企業望而卻步。因此，要疏通股市渠道，就應在繼續發展主板市場的同時，積極借鑒和吸取西方國家發展股票市場的經驗和教訓，努力營造上市環境，為那些成長性較高，但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不適應主板市場要求的中小企業提供新的融資場所。

二、發展和完善投資基金市場

市場機制能確保資金的高效配置，它通過價格調節使資金直接流向需求者，并在保持流動性的同時，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我國居民儲蓄余額現今已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這預示著我國投資基金市場的發展潛力十分巨大。眾所周知，產業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可以通過市場的有效配置，為廣大中小企業提供急需的資本性融資。其中，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對象，主要是參與市場競爭并已產業化的產業或企業；而風險投資基金則專投于尚未產業化的項目，或者是直接投資于技術人員或企業家，即種子投資。投資基金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上市前的創業投資，特別是商業模型好、技術含量高、成長性強的中小企業，更容易獲得產業投資和風險投資者的青睞。因此，發展和完善投資基金市場，是彌補我國中小企業資本缺口的最佳選擇。

三、規范地方產權交易市場

對于90年代初我國曾出現的某些區域性股票市場，由于市場極不規范，場外交易出現了很多問題，存在很大的市場風險，被國家責令關閉。目前應考慮在清理整頓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實現市場的制度創新，為中小企業的股權交易和融資開辟渠道。

四、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

當前基層銀行不愿積極發放貸款的原因，與我國中小企業信用透明度不高、信貸擔保體系缺乏、信貸風險難以分散和規避有很大關系。通過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服務，是解決中小企業間接融資的重要條件。

1.建立多種形式的擔保機構。目前我國的擔保機構多為政策性的，擔保機構力量較為薄弱，而且各自為戰，不成體系，難以更好發揮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作用。為此，政府應加大對擔保機構的政策支持力度，從市場準入、稅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在資本金的來源方面，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組建多種形式的擔保機構，如商業擔保公司和互助擔?；?，形成以政府為主導、多種形式并存的局面。

2.成立再擔保機構，降低擔保機構風險。建議成立國家和省兩極再擔保機構，分擔擔保機構的業務風險。具體模式是：各種形式的擔保機構直接面向中小企業，為它們提供融資擔保，從銀行獲得信貸支持，同時，擔保機構將所有的擔保業務向省級擔保機構申請再擔保；省級再擔保機構以對區域內的擔保機構提供再擔保為主要業務，同時負責對擔保機構的業務監管和協調等其他事務，省級再擔保機構還可以將其承擔的再擔保業務，拿到國家再擔保機構申請再擔保；國家再擔保機構負責擔保行業法律法規的制定、全國范圍內的擔保業務監管以及最終再擔保。以此形成“一體三層”的擔保體系機構、共同解決困擾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難問題，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3.對中小企業的擔保合同進行保險，以減少和分散貸款風險。保險機構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開發合同擔保保險這一保險項目，為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保險業務。當企業不能還款時，保險公司給予貸款擔保機構或銀行一定的補償，以提高中小企業的信用程度。

五、加強整合，建立銀企之間新型的戰略伙伴關系

所謂銀企之間新型的戰略伙伴關系，是指由銀行過去對企業單純的資金支持，上升為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進行幫助和改進，它是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融合發展的具體表現，其核心內容是銀行與企業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發展中小企業的戰略實施與我國銀行企業化的改革，從根本上決定了銀企之間必須重新整合，盡快建立性的戰略伙伴關系。

從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來看，中小企業要想得到成功發展，離不開政府和銀行的支持。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在這方面已進行了積極的實踐，尤其是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我國應考慮在中小企業中建立結合中國國情的主辦銀行制度，重建銀企關系：

1.賦予銀行更多的權益。

我國目前所實行的主辦銀行制度，與國外相比，在于銀行對企業不控股，只是通過加強信貸管理和改進金融服務方面來建立銀企關系，只規定了銀行的義務和責任，很少提及權益。而且我國《商業銀行法》明確禁止商業銀行對企業持股。根據這一規定，銀行與企業之間缺乏產權聯系基礎，銀行只能作為債權人從外部服務于企業，很難改變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現象。而銀企結合的核心是要實現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相融合，雙方資本互相流動。要實現這一點，一個較好的途徑是銀行實行股份制。在這方面可選擇部分有潛力、成長型好的中小企業進行試點，允許企業與銀行相互持有各自的股份。這樣可以使銀行超越一般債權人的身份，不僅可以促進銀行集團化發展，更是解決現階段銀行不良債權、中小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的一種手段，密切了銀企關系，有利于互相監督。

2.強化銀行服務功能。

首先，要發揮信貸橋梁作用，促使科研單位與中小企業聯姻，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軟投入。銀行在與企業的長期合作期間，與眾多的科研單位建立了良好的伙伴關系。如果能夠發揮信貸橋梁作用，促進和鼓勵科研單位同中小企業建立各種形式的聯合，支持中小企業從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獲得專利產品、科研成果和先進技術，指導中小企業根據自身實際上馬“短、平、快、高、精、尖”項目，將有利于解決中小企業的技術問題，促進新產品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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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p>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盀E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瓱o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以權制權”才是最本質、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保ㄗⅲ毫_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保ㄗⅲ何髅芍骸冬F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皬臍v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保ㄗⅲ褐Z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F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保ㄗⅲ勖溃莨酥骸锻ㄍ壑贰分袊鐣茖W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蛴械匚坏碾A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保ǖ享f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尋租”預設揭示的事實是，尋租活動是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行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概括為三種情況，其別指出：“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保ㄗⅲ簠㈤啞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這一論述，非常恰當地描述出尋租活動對社會經濟形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