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財政支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1財政支出支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現實意義

1.1推動產業穩步發展，提升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

根據現有財政資金和相關扶持政策，能夠使市場更加穩定運行，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使市場企業功能性、經濟性和環保性更強，實現市場產業的優化升級。將產業技術和產業發展模式進行創新，降低能源消耗，將老舊落后的產業進行改革或淘汰，同時提供了更多的市場崗位資源。從而推動市場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實現了經濟的穩定發展，對提升產業的經濟效益和運行質量具有比較明顯的推動作用。

1.2穩固產業收入效益，實現財政經濟的健康運行

產業經濟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市場經濟缺少活躍性會導致產業經濟出現下滑。通過財政支出政策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能夠對產業進行經濟支撐，提升產業的科技含量，加快產能效益，提升發展水平，提高了產業的市場競爭力。財政支出支持產業優化升級，是對產業結構的一種建設行為，通過對產業經濟的帶動，能夠穩固產業收入的經濟效益，從而實現財政經濟與財政收入的健康發展。

1.3優化產業財政支出，提升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價值

目前對產業結構產生影響的財政支出主要有政府性財政支出、行政管理性財政支出、教育科研性財政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性財政支出等。以教育科研性財政支出為例，教育科研性財政支出會直接體現產業技術創新能力，這對于提升產業產能和經濟效益有著積極影響，通過優化升級，能夠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產業生產的主體，推動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實現產業機構的優化升級，突顯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的重要價值。

2財政支出支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實現途徑分析

以目前的發展形式來看，在實現財政支出支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道路上，要在保證傳統產業穩定發展的基礎上，提升對新興產業的財政支出投入力度，這樣才能完成各產業的協同發展，確保市場經濟和社會整體的穩定。

2.1提升財政支出投入力度，建設多元化財政支出支持模式

財政支出支持力度與市場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財政支出支持力度的提升，財政資源得到合理分配，產業投資的力度符合目前市場經濟的發展增速基本情況，對于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根據市場的實際發展情況，使產業模式與市場需求相呼應，以市場導向為基礎，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樣對于提升產業之間的良性競爭，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果會產生積極影響。雖然財政支出支持屬于政府性行為，但是財政資源流入市場后，仍然需要市場自身根據市場經濟環境完成運作。建設多元化財政支出支持模式，能夠將有限的財政資源，發揮出更大的市場價值，實現產業之間的合作發展，這樣能提升財政資金的實際價值。例如對于一些新型能源產業，可以鼓勵實行PPP（政府和社會資本投資）項目模式，從而實現創新多元化的產業投資方式，減小了財政干預對產業結構發展帶來的影響。

2.2明確重點扶持產業，實現各產業之間的共同優化和升級

財政支出支持政策，要明確具體的重點扶持產業，對于一些偏遠地區或重點扶持的產業項目，在財政資金配置上要稍有傾斜。這樣能夠縮短產業之間的發展距離，縮小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之間的差異。政府在進行財政支出支持時，需要明確優勢產業，從而確定相應的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完成這部分產業創新升級。確定需要扶持的產業類型，根據實際情況，可以適當減少傳統產業的財政支出支持，加大對科技科研業、基礎教育和醫療、環保產業、生物制藥、新能源產業、高精尖制造業等產業的扶持力度，這樣能夠盡快實現戰略發展目標，同時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創新能力。在財政支出支持過程中，要防止出現重復性投資或過度投資的問題，實現財政資金的合理分配，保持產業之間的公平競爭，避免出現惡性競爭和惡性發展的問題，從而給市場經濟發展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2.3提升對教育科技的財政支持，提升相關產業的創新能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需要提升勞動力的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這樣對于產業的結構升級與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受教育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技術含量的制約，導致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效果不明顯，發展速度受到一定影響，這種情況比較多的體現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因此，在財政支出支持政策中，可以適當對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中小型企業提升扶持力度，加大多一些高精尖等技術含量較高產業的投資資金，從而提升科學技術、教育知識等資源的快速積累，提升產業的創新能力，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篇(2)

（一）產業結構現狀

1.產值結構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可以反映出工業化的演進階段。本文借鑒該學者的研究對甘肅經濟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從2000年開始，甘肅省第一產業的比重開始低于20%，往后逐年下降；從2000年到2010年，第二產業以及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均在逐步擴大，且第二產業的比重和增速一直大于服務。2014年甘肅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為13.2：42.8：44，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年第二產業比重繼續下降，服務業比重繼續上升。

2.就業結構分析

就業結構是衡量產業結構的重要指標。配第—克拉克定理通過就業結構來判斷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勞動力隨經濟發展轉移的方向為：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再向服務業轉移，與庫滋涅茨的產值變動趨勢一致。根據《甘肅發展年鑒》的數據，甘肅三次產業的從業人員構成從1991年的69.1：15.17：15.72轉變為2015年的58.02：16.10：25.88，甘肅就業人數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結合三次產業的比重，當前甘肅工業化處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第二階段。

（二）產業結構變動分析

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甘肅三次產業的占比，可以將其產業結構演變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0年）是服務業迅速發展時期，第一產業和服務業占比上升，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第二階段（1990-2000年），甘肅第一、第二產業占比下降，服務業占比上升；第三階段（2000-2011年）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后第二產業呈上升趨勢，第一產業比重繼續呈下降趨勢，服務業穩中略降；第四階段（2012-2015年）服務業快速發展，第二產業的占比不斷減少，2014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調整取得初步成效。

（三）甘肅產業結構主要問題

1.經濟總量偏少。甘肅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速在2006-2011年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快發展，GDP年均增長率為10.7%，比全國同期高1.2個百分點。但經濟總量偏少，2015年甘肅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9%，生產總值占全國的1.0%左右。

2.產值結構亟待調整。從2003年起，第一產業對GDP增長率的拉動一直低于1%，第二產業、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這和我國經濟結構大致相同，但服務業的拉動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我國服務業GDP增長首次超過工業，而甘肅是在2014年，產值結構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3.就業結構不合理。根據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對比分析可知，甘肅就業結構不合理性表現為：農業勞動生產力不斷下降，農村滯留大量勞動力；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產值占比不斷提升，但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兩大產業仍存在較大的就業空間；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快于就業結構，不對稱程度不斷加大。4.服務業內部結構發展不均衡。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調整總是從低層次向高層次過渡和轉化，高層次服務業的發展成為衡量地區服務業內部結構合理性的主要指標。批發、零售、餐飲業與交通運輸、倉儲、郵電等傳統部門仍是甘肅服務業的中堅力量；生產型服務業及與知識生產、傳播、消費相關的服務業發展較為緩慢，還沒有成為服務業增長的主體。甘肅服務業內部結構發展不均衡，服務業整體上處于低水平發展階段。

二、甘肅產業結構實證研究

（一）偏離—份額分析法偏離—份額分析法認為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用于分析區域發展差距變動因素的基本方法。分析過程如下：選擇參考區域，一般是國家或者省份，經濟總規模用總產值或者就業人數表示；計算參考區和被研究對象的經濟規模增量和增長率；將被研究區域經濟總量在某一時期的變動分解為份額分量、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分量，從產業結構因素和區位因素兩個方面解釋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

（二）甘肅產業結構分析本文將甘肅三次產業與全國進行對比，比較指標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量和增長率。從總偏離程度來看，除了2001-2005年甘肅與全國的總偏離為87.66，其他各個時期均為負值，從絕對量來看這種偏離近年在增大，這表明1991年以來甘肅產業結構相對于全國相比逐漸處于劣勢地位，這種劣勢還在擴大。橫向來看，“八五”時期（1991-1995年），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分別為-3.35、11.15、-7.59，說明與全國同時期相比，第一產業和服務業的產業結構處于劣勢，第二產業的結構優于全國平均值，三產業競爭力偏離均低于全國；“九五”時期（1996-2000年），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分別為-0.55、-9.16、6.98，說明與全國同時期相比，第一、二產業的結構處于劣勢，而服務業的結構要優于全國平均值；第一產業和服務業的競爭力處于優勢，第二產業的結構與競爭力均比較低，總偏離較小；“十五”時期（2001-2005年），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分別為0.99、-73.3、65.3，說明與全國同時期相比，第一產業和服務業的產業結構處于優勢，第二產業的結構偏離低于全國平均值；三產業競爭力偏離均高于全國，且服務業競爭力偏離的優勢比較明顯；“十一五”時期（2006-2010年），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分別為-32.39、-2.04、-17.25，說明與全國同時期相比，三產業的結構處于劣勢，第二產業的結構高于全國平均值，第一產業和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偏量和競爭力偏量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使得總偏離較低；“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三產業的結構偏離分別為-53.68、-404.24、380.96，說明與全國同時期相比，服務業的結構具有優勢，第一、二產業處于劣勢，第一產業和服務業的競爭力處于優勢，第二產業低于全國平均值；服務業的結構偏量和競爭力偏量均高于全國，使得總偏離較高?？v向來看，甘肅第一產業除1996-2000年間結構偏離為較小正值外，其余階段均為負，表明近年來第一產業比重略高于全國；第二產業除1991-1995年間結構偏離為正值外，其余階段均為負值，而服務業恰恰與其相反，這表明1991年以來，甘肅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服務業的擴張，而導致甘肅產業結構在全國處于劣勢的原因在于第二產業的比重過低；競爭力偏離分量在2006-2010年階段轉為正值，且各個產業競爭力分量均為正值，表明甘肅產業近年來競爭力有所提高，增長主要來源于服務業比重的競爭優勢。

三、甘肅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實現路徑

（一）加快發展生產業科學劃分服務業發展階段，是正確制定政策建議的依據和基礎。長期研究實踐表明，產業系統的發展趨勢與Logistic增長模型描述的規律一致：在有限性資源約束作用下整體呈“S”型。

（二）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企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微觀主體，優化產業結構的關鍵離不開政府。政府要通過政策和戰略制定來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完善的體制機制；加強政府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能力和動力，創造良好的產業結構調整外部環境：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指導和監管能力；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提升企業轉型升級的能力；完善科技、財稅、金融等相關體制。

（三）立足資源優勢，打造特色經濟結構調整要立足資源優勢，打造特色經濟發展之路。甘肅擁有豐富的能源、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和礦產等資源，工業經濟發展具有優勢，為特色產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大力開發特色生物資源、文化旅游資源；推進重點項目、產業聯動項目的建設，實現產業一體化，使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四）構建生態產業體系近年來，國際社會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趨勢不斷增強，產業生態化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甘肅是典型的高碳經濟和高碳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低碳化，就要構建生態化產業體系：運用先進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實現資源的單一開發向非資源和資源雙向開發；重點發展旅游產業、生態農業、環保產業、煤轉油和有色金屬加工業等，建立生態化產業體系；減少生態脆弱地區的占用，以生態化經濟模式推進資源—經濟—生態的良性循環。

（五）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環節。經濟危機往往伴隨著新科技革命的產生，在危機的倒逼機制作用下，全球將進入創新密集的時代。甘肅要加大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輕對低成本資源和高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突出企業主體地位，加快科技創新體系的構建；加強政策支持力度，營造良好的科技創新環境；通過引進人才等多項措施建設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隊伍；推動傳統產業加快升級，發展新型制造業，減輕資源環境壓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作者:金梅 蔣芳 單位:蘭州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蘭州交通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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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福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1－0034－03

一、福建省產業結構變化及現狀

產業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各產業部門間的比例構成和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能源、資源、財富、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的分配形態及其作用的方式。

改革開放30年以來，福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全省經濟運行速度明顯加快，質量明顯改善，整體經濟穩健運行于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與此同時，福建省各產業平穩增長，其中第二產業增長最快，工業和建筑業得到快速發展，第三產業也以相當快的速度增長。從地區生產總值構成來看，十年間，第一產業占比有所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穩步增加，第三產業也有輕微的上調，產業比從2000年的17.0：43.3：39.7發展到2009年的9.7：49.1：41.2，依舊處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的階段。（見表1）

二、福建省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以來，雖然福建省產業結構得到了較大的調整和優化，但是從經濟發展階段要求看，與周邊省份相比福建省現有的產業結構仍然不相適應，存在不少的問題。

（一）農業發展緩慢，農民收入不高，農村結構調整的問題趨于嚴峻

一是第一產業發展緩慢，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仍然偏大。十年間，第一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長，大多數年份產值占全省GDP比重仍然維持在10%以上。二是農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升級相對緩慢。從2000―2009年，農業、林業、牧業、漁業、農林牧漁服務業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三是農業科技含量不高，缺乏先進的農業技術、農業機械、食品加工設備，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不高，農業產業活動單位少，不符合農業產業化發展方向，不適應市場化的要求，阻礙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四是缺乏完善的農產品運銷體系，因而無法建成一個較完善的生產、市場和科技等的信息網絡體系。五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度大，農民沒有足夠的技能得以就業，沒有足夠的資金創業，致使農民增收困難，制約農村經濟發展。

（二）工業發展水平不高，高新技術產業基礎較差，大中型企業發展不足

雖然總體上福建省的工業發展處于一個上升期，但在大多數行業里，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過剩，高附加值、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稀缺或者生產能力嚴重不足，這就影響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從全省輕重工業狀況分析，重工業的比重仍然偏低，傳統輕工業的比重較大。與工業化、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周邊省份相比，工業發展水平仍然處在相對較低的層次上。福建省的重工業比重相對穩定且呈下降趨勢，而周邊省市的重工業比重呈上升趨勢。2003―2007年，江蘇、浙江、上海重工業上升分別為6.1%、4.3%、2.6%，福建省重工業比重僅上升0.4%。

從全省主導產業效應分析，全省機械、電子信息、石化已形成加速發展的態勢，但和周邊省市相比，主導產業不強、比重仍偏低。2005年三大主導產業工業增加值為780億元，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7.2%，占全省GDP比重仍低于10%。同時，全省主導產業規模小、增長速度慢、帶動能力弱的問題仍然存在。

從高新技術發展狀況分析，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緩慢，化工、鋼鐵、有色等高耗能行業仍占有相當比重。當前，福建省高新技術的發展模式在技術上表現為“拿來主義”，沒有很好地把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結合起來，一些重要的原材料生產能力和開發能力不足。同時，由于高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資金投入不夠，致使無法更好創建優質、高技術的企業，導致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小。這一系列問題造成了福建省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高端技術，創造不出高端產品，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出現了福建省的外資北上和南下現象。

（三）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

近年來，福建省把服務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大發展服務業力度，使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有了平穩的增加，超過了“十一五”規劃的10%的增加目標。但與先進省市相比，服務業發展仍然相對滯后。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總體規模小，比重低。2005年福建省服務業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為38.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先進省份更有一定的差距。二是內部結構不盡合理，傳統服務業仍占主導地位。近年來，雖然福建省服務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已形成傳統與新興服務業共同發展的格局，但是商品業、餐飲、交通、郵電、倉儲等傳統服務業仍然占主導地位，而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技服務等新興服務業比重仍較低。如何在繼續發展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加快新型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服務業結構優化升級，仍面臨嚴峻的挑戰。三是生產業發展不足，缺乏競爭的動力和發展活力。

三、福建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本思路和重要舉措

當前，我國正處于由工業化中前期向中后期轉變、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的過渡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處于關鍵時期。為此，福建省也必須適應國際國內新形勢的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本思路

1．堅持科學發展，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探索實現福建快速發展的產業化發展模式。

2．堅持通過推進新型工業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按照產業經濟學的規律，推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和主導產業多元化。

3．堅持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優化升級相結合的原則。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堅持總量調控、優勝劣汰、有進有退、產量置換的原則。對不符合能源消耗、資源消耗、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要求的企業，要采取措施促使其退出市場，并要加強監督。與此同時也要充分利用過剩產能調整的有利時機，將淘汰落后過剩產能與結構調整優化相結合，促進產業內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縱深化發展，實現高加工度化和技術集約化。鼓勵有實力的大型企業以技術、資產和品牌為紐帶實施行業的兼并重組，促進產業集中化。要按照市場原則，加快企業技術進步，提高產業集中度。

4．堅持優勢優先，重點突破的原則。在重點地區、重點產業率先突破，實現產業競爭力的跨越，并帶動和促進其他產業、其他領域和其他地區快速跟進。

5．堅持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原則。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必然要對產能過剩行業進行結構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任務艱巨而復雜，因此要正確處理好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只有以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為出發點，才有利于全社會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

（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措施

1．積極引導產業轉移

承接產業轉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福建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實現追趕跨越式發展的重要舉措和必由路徑。承接產業轉移不能僅僅為了發展某一產業、為了壯大企業、為了承接而承接，而應當深刻分析本地的生產要素和產業條件，找準發展的優勢和突破口，整體規劃，統籌布局，高起點承接產業轉移。

近年來，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出口退稅率低、貿易與技術壁壘制約、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節能減排難度加大等因素的影響，沿海地區部分產業已進入轉出和轉入并存趨勢。而福建內陸地區，尤其閩西、閩北地區憑借儲量豐富、種類繁多的礦藏以及富饒的森林資源和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具備了承接產業的條件。因此，要合理、有序地引導產業要素合理流動。一方面，引導沿海地區承接國際先進制造業的轉移，尤其加強閩臺產業對接。要打破行政區劃，利用兩大三角洲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促進產業鏈跨地區延伸，加強與長、珠三角的產業配套，形成產業的錯位分工，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拓展福建企業發展的空間，擴大產業規模。另一方面，引導福建省內陸地區發揮人力、資源優勢，承接福建沿海地區產業轉移，例如承接沿海地區服裝業和制鞋業得轉移等。

2．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業技術升級

（1）建立多元化的高新技術產業投入體系。從大科技的發展規劃入手，整合各類與科技相關的項目計劃，整合科技資源，加大集成力度，以重大項目為龍頭，實施條塊相結合的項目管理模式。以國家級和升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為載體，加大先進技術自主開發、引進、吸收力度，以重大項目為龍頭，逐步建立企業為主、政府引導、金融支持、風險投資參與的多元化的高新技術產業投入體系。政府要設立專項資金，鼓勵自主創新，要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中心，指定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因素。

（2）利用外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要調整利用外資政策，引導外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另一方面，要積極營造有利于外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綜合環境。這需要大膽進行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努力營造適合于高科技創業型企業發展的外商投資的政策、市場空間；要著重就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政府管理體制、審批程序、競爭體制、產業政策和地位方法等方面進行清理，建立起規范、透明、高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要大力鼓勵外資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升勞動要素與高新技術產業資本的結合能力，從而使高新技術產業建立在傳統產業的基礎之上，依靠傳統產業提供相應的基礎設備和技術力量，緩解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資金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增強風險承受能力，并使高新技術在傳統產業的廣闊領域中培植深厚的根基，建立更多的生長點，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基礎。

3．走新型重化工業化道路，發展重化工業

一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在生產領域要重點推進嵌入式軟件的開發和應用，提升福建省工業機械裝備的智能化、自動化水平，提高其生產效率和附加值；在管理領域要利用信息技術改造企業經營管理模式，重點推進企業資源計劃（ERP），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效率，實現經營管理創新。二是促進重化工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要注重發展機械裝備工業，做到發展能源、原材料產業與發展機械裝備制造業同時并重，要充分利用福建省豐富的資源優勢，發展龍頭產業。

4．大力推進輕紡工業的技術改造與技術升級，增強福建省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市場競爭力

紡織、服裝、鞋革、森工、農產品深加工等是福建省傳統的優勢產業，要加大投入來增加品種、改進質量、防治污染、擴大出口，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優化升級。

5．大力發展生產業，增強服務業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

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的方向，加強分類指導和有效監督，進一步創新、完善服務業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建立公平、平等、規范的行業準入制度。大力發展金融、保險、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務、會計、知識產權、技術、設計、咨詢服務等生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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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in Fujian province

GUAN Xiu-hua

(Economy and finance college,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 The restructuring of industry and optimize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health, Fujian province, Fujian provinc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very important actual significanc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ujian province to analyse and review on the basis of Fujia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ujian province of the basic and importa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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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與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換和升級過程，普遍具有以下特點：（1）在經濟總量中，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相繼成為增長的主導產業。（2）一些高速增長行業相繼出現，帶動經濟持續較快增長。（3）資金技術密集、高附加值的行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使整個經濟向著資源節約和技術、知識密集的方向推進。由于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中國經濟在整體上正向著資源節約型的方向轉變。2000年與1980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6.3倍，而能源消耗僅增長了2.2倍。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耗彈性系數降為0.4。1980年，每萬噸標準煤消耗僅能產出國內生產總值750萬元，到2000年，同樣的能源消耗，能夠產出GDP2182萬元。中國20多年的實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只有著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民經濟才能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有許多有利條件。然而，今后結構優化升級將面臨一些新的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技術約束更加明顯，有些方面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開放帶來的結構升級空間減小。這些因素的出現，表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需要新的思路和戰略。

首先，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前些年，我們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術資源，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由于我們處于科技全球化不斷深化的環境之中，有大量先進技術跨國轉移，跨國公司將許多新技術在其全球生產體系內使用，有些技術還很快向海外企業轉讓?？萍既蚧拱l展中國家通過開放引進技術的空間大大拓展。然而，在大量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沒有能夠同步提升。雖然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但總體上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2004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28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國在關鍵技術上自給率低，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而發達國家都在30%以下，美國和日本則在5%左右。在設備投資中，有60%以上要靠進口來滿足，高科技含量的關鍵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中國的發明專利累計授予量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從1991—2000年，中國累計投入研發經費約為553億美元，僅為美國同期的1／36，約為韓國的1／2。2003年中國研發經費約為190億美元，也僅相當于美國的1／16。

其次，重要資源國內供給壓力加大。目前，中國資源能源消耗仍然偏高，能源供給仍然很緊張，部分地區頻繁出現了供電緊張問題。石油進口大幅上升，2004年，中國進口原油12272萬噸，比2003年增長34.8%，成品油進口3788萬噸，增長34.l%。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能源約束加大。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能源的產出效率顯著低，表現為單位能源消耗生產的GDP較低。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1年，中國每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僅能生產的GDP為1.04美元，同年，日本為8.02美元，美國為4.39美元，阿根廷為4.66美元，巴西為2.75美元，墨西哥為4.09美元，土耳其為2美元。不過，還需要與發展水平大體相同的國家進行比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單位能耗的產出能力明顯不同。2001年，每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產出的GDP，高收入國家為4.82美元，而低收入國家僅僅為0.78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35美元。中國為1.04美元。相同組別的印度，該指標為0.9美元，印尼為0.93美元。這組對比表明：（1）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耗水平基本符合國際比較顯示的一般趨勢，目前的發展水平決定我們處于相對高消耗的發展時期。（2）符合“一般趨勢”表明，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引導，這個趨勢還會持續下去。但中國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現實狀況表明，不能聽任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一定要使經濟增長向著更加節約資源能源和保持生態環境的方向轉變。要打破“一般趨勢”，需要下更大的力氣。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所面臨的國土、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的壓力，不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與我們水平相同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森林占土地總面積的比重，全球平均為29.7%，而中國僅為19.7%。如果按人均水平算，我們還要低得多。人均淡水資源全球平均為8241立方米，中國僅為2257立方米。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油氣、鐵礦、銅礦等資源，國內供給的壓力更大。因此，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加快優化升級，工業化不能進一步轉向資源能源節約型，我們自己和整個世界都難以承受，增長將不可持續。

第三，服務業發展明顯落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偏低。2001年，中國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重為34%，服務業就業占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為28%。與收入水平與中國基本相同的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國服務業產值比重要低19個百分點，在同類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二位；就業比重要低20個百分點，名列倒數第一。考慮到中國服務業統計方面可能存在誤差，即使按調整后的數據，中國服務業比重仍然明顯低于同類國家的水平。服務業發展滯后不僅表現在比重上，而且表現在供給能力和服務質量上。與制造業絕大多數行業和產品供給充裕、質量品種合乎需求、國際競爭力較強的狀況相比，中國有較多服務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都不能滿足需求。目前中國一些供不應求的行業，價格明顯高出國際市場的行業，服務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行業，大多數是服務行業。特別在一些具有壟斷、半壟斷性質的行業中，由于服務產品開發不足，服務價格高，服務質量不穩定等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使大量潛在需求得不到滿足。這種狀況不僅抑制了服務業自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服務業更好地發揮促進各個行業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1）改革滯后的影響。服務業中一些行業特別是一些發展潛力較大的行業存在限制進入和壟斷現象，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和最終需求。（2）就業壓力的影響。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都有安置富余職工的壓力，使本來可以交給專業化服務企業從事的服務活動長期內部化。（3）產業性質定位的影響。對教育、科研、文化、體育等產業，強調準公共服務的性質；對金融、通訊等行業，強調安全性的要求；對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行業，強調其意識形態的功能。重視這些性質和功能是必要的，但同時對它們作為產業的經濟含義和要求重視不夠。（4）低消費率的影響。消費率低必然導致生活業發展緩慢和比重偏低。（5）開放程度較低的影響。對外開放對中國工業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大于對服務業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升了工業比重和降低了服務業的比重。第四，結構優化升級的成本上升。過去多年，我們有明顯的低成本優勢，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但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自然資源在真實成本相對較低的同時，也存在成本扭曲問題。有些地方政府壓低地價，甚至實行零地價；污染企業不支付或少支付治污成本；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勞動條件差、社會保障不健全。這些都進一步壓低了成本，是靠欠賬和透支支持的低成本。這種狀況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最近幾年，中國GDP構成中，勞動報酬約占一半，2003年，這一比重為49.6%。勞動力成本上升即使幅度不大，也將對價格總水平產生明顯影響。此外，嚴格土地管理制度，將糾正以往土地使用中損害農民利益和消費土地資源等嚴重問題，同時也會使地價上升，帶動投資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今后中國經濟增長要解決好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就業壓力。我們在尚有大量農業人口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時候，非農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進入持續升級過程。與前些年的主導產業相比，新的主導產業資金更密集，單位產出使用的勞動力更少，就業的壓力加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就不斷下降，“高增長低就業”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結構優化升級中必須處理好這個問題。

第五，開放帶來的升級空間越來越小。和以前填補空白式的結構升級過程相比，今后通過引進新產業、新產品，繼續提升產業結構的空間縮小。從國外引進更多先進技術的難度也在加大。近些年來，通過技術引進，中國許多產業的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縮小，今后需要引進的許多技術已經不是發達國家的二三流技術，而是真正的前沿技術。掌握這些技術的國外企業從保持自身競爭力的需要考慮，擁有這些技術的西方國家從其戰略圖謀考慮，都對轉移或轉讓前沿技術持更加謹慎的態度。特別在許多尖端科技領域，中國始終面臨技術封鎖局面，如巨型計算機技術、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等技術的進口，一直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嚴格控制。一些軍民兩用性質的技術如微電子電路、集成式半導體產品、計算機軟件、機器人、光學纖維、超導技術等，也經常受到西方國家以軍事安全為借口的輸出干預。

針對中國目前產業結構的狀況，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就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對策措施。主要應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科技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經過多年改革與發展，以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突破口的一些重要條件開始形成：大規模制造能力的形成；配套產業水平提升；企業成為負責任的投資主體；科技投入不斷增加。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因此，中國應當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在一些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的關鍵戰略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會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的重大帶動作用。在這些關鍵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主創新和發展能力，事關中國經濟軍事安全和長期發展潛力，必須制定切實有效的國家技術創新戰略，加大政府的扶持與支持。這是新形勢下國家產業與技術戰略發揮作用的重點領域。傳統產業在較長時期內仍將是國內市場需求量大、國際市場上我們有比較優勢的重要產業，要加快開發能夠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和配套技術。裝備制造業是為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產業，也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們有較大市場空間的主導產業。要以重大工程為依托，推動設備制造業振興。我們自己和國際經驗都證明，以重大工程為依托進行關鍵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研制，目的明確，配套同步，成果直接為重大項目服務。更為重要的是有需求方的約束，其成效是“可檢驗的”，是要拿到市場上去的，能夠有效促進技術創新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此外，還要加大在一些前沿科技領域的跟蹤投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與微系統、新材料與先進制造技術、潔凈與高效能源、海洋技術、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技術等正在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其中可能孕育出引導下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導技術。我們要力爭通過幾年、十幾年的持續努力，在這些新的技術領域中奠定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

第二，增強以我為主綜合、利用全球技術資源的能力。開放條件下的自主創新能力與封閉條件下的自主創新能力的含義大不一樣。在封閉的經濟中，具有自主創新能力，意味著“閉門造車”，從頭開始自主開發所有的技術環節和零部件生產能力。而在開放條件下，技術能力是一個跨越國界的全球性的系統，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從頭開始形成自己的封閉技術體系。開放條件下，自主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技術集成能力，即一個企業能夠有效整合內部外部技術資源的能力。經過多年競爭和積累，國內企業集成國內外技術資源的能力在提高，這是以我為主組合技術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產品的重要基礎。

篇(5)

一、現行稅收政策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現行稅收政策，在實施產業調控時，涉及了生產、分配、消費、投資等各個環節，實施的稅收優惠包含了優惠稅率、加速折舊、稅前列支(扣除)、先征后退(返)、投資抵免、再投資退稅等諸多方式。在稅種的選擇上，所得稅在調節資源流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增值稅和消費稅的調控功能也有所發揮。

1、稅收政策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農業稅收優惠政策，諸如對部分農業生產資料免征增值稅，提高部分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的出口退稅率，對符合條件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免征企業所得稅，等等，尤其是農業稅政策的調整(“十五”時期，我國累計減免農業稅454億元①)，有力地扶持了農業，扶助了農民，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具體表現在：第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糧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總產量和畝產均有較大幅度提高；畜牧業保持了較快增長速度和平穩發展態勢，“十五”時期產值年均增長率超過10％。第二，農業結構調整繼續向縱深推進。農業優質化、區域化、產業化、標準化程度繼續提高，大宗農產品繼續向優勢產區集中。第三，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和應用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業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究取得新進展，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技術、超級稻、矮桿小麥和禽流感疫苗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農業先進適用技術推廣力度加大，重點推廣了一批主導品種和主推技術，全國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到95％?！笆濉逼陂g科技進步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比“九五”期末提高11個百分點。農業裝備水平顯著提高，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36％。第四，農民收入持續增長。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255元，比2000年增加了1002元。農村貧困人口由2000年的3209萬人減少到2005年的2365萬人②。

2、稅收優惠政策推進了企業技術改造、升級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第二產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發展

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為了促進科技進步與創新，我國相繼出臺并實施了一系列持續時間長、適用范圍廣、優惠力度大的稅收扶持政策。這些優惠政策從內容上看，有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有鼓勵企業研發與創新的；有推動科技成果轉讓的；有加快科研機構轉制和非營利性科研機構發展的；有激勵科研人員的；有促進科普事業發展的等等。從涉及的稅種來看，幾乎涵蓋現行稅制的各個稅種。從形式上看，既有間接優惠，如稅前扣除、加速折舊、投資抵免，也有直接優惠，如減免稅，但主要體現為直接減免稅。從期限來看，一些主要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優惠、對技術轉讓的優惠、對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優惠、對促進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的優惠等，自政策出臺之日起一直執行至今，有的已實施了20多年。從優惠力度來看，據不完全統計，“十五”期間，對高新技術企業減免稅收達511億元③。

3、針對資源綜合利用和環境保護的稅收政策，促進了資源有效利用，支持了環保事業的發展

最近幾年，隨著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國出臺了多項具有環保意義的稅收政策，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根據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實行差別稅收政策。如對汽油區分含鉛量確定適用高低不同的消費稅稅率(額)，對低污染排放的機動車減征消費稅，等等。

(2)長期堅持實行鼓勵資源綜合利用的優惠政策。

(3)環保產業所得稅優惠。為了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我國專門編制了《當前國家鼓勵發展的環保產業設備(產品)目錄》，對目錄所公布的8類環保產業設備(產品)可以享受投資抵免、加速折舊或免稅等稅收優惠。

(4)對一些環保技術(如風力發電)、產品(如新型墻體材料)給予投資抵免的優惠政策。

(5)支持環保事業的稅收措施。例如，由國家財政部門撥付事業經費的環保單位自用的房產、土地、車船，免征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環保部門使用的各種灑水車、垃圾車船，環衛部門的路面清掃車、環境監測車，免征車船使用稅。

4、扶持第三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大大加快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步伐

為了支持和鼓勵發展第三產業，我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

(1)可按產業政策在一定期限內減征或免征所得稅，如對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服務于各行業的技術成果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承包取得的技術收入暫免征所得稅；對新辦的獨立核算的從事咨詢業、信息業、技術服務業的企業或經營單位，自開業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稅，等等。

(2)對一些有利于社會穩定、發展的福利單位和教育、衛生部門給予免稅；對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采用低稅率，如交通運輸、郵電通訊、文化體育等。

(3)支持了金融業的發展。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金融、保險、證券業的稅收政策，涉及各類銀行、信用合作社、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金融租賃公司、證券基金管理公司、財務公司、信托投資公司、證券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以及其他經批準從事金融保險業務的機構從事貸款業務、融資租賃、金融商品轉讓、金融經紀業、其他金融業務和各類保險業務及其相關的項目、業務和收入，優惠稅種包括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等。

二、現行稅收政策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的缺陷

諸多稅收政策聚焦產業結構調整目標，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目前面臨的產業結構調整任務還很艱巨，現行稅收政策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

1、現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政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

我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到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逐步讓位于市場，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與此同時，財政領域也正在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框架方向改革。但由于市場對產業結構調整失靈的客觀存在，

支持產業結構調整成為公共財政的應有之義。

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范圍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但是，在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下，地方各級政府都是獨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決策主體，是導致各地爭上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產業規模小，地區產業發展趨同化的根本原因。分散投資一方面形不成規模經營，另一方面造成地區產業發展趨同化。目前國內紡紗、塑料、化肥、鋼鐵、卷煙、化纖、洗衣機、汽車等熱點產品生產企業幾乎每個省市區都有，照相機、電冰箱、洗衣機、錄相機、微波爐、空調器、復印機、彩色電視機、微型電子計算機、汽車、摩托車、中成藥、化學原料藥等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大都低于一半，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產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

并且，目前實行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使地方政府更愿意發展那些見效快的制造業，而不愿意發展基礎產業和需要長期培育的新興產業。在以GDP為主導的政績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更青睞那些資金密集型產業。這有悖于經濟結構調整的初衷。另外，這種體制也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對本地財政收入、就業的考慮，往往會容忍甚至鼓勵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項目。由此可見，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僅動力不足，甚至存在阻力。

2、稅收優惠政策區域導向突出，產業導向薄弱，尤其是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客觀上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偏差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地區傾斜為主，輔之以產業傾斜，交錯使用降低稅率、定期減免稅和再投資退稅等多種優惠手段的稅收優惠體系，對我國引進外資、促進沿海經濟發展進而帶動國有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全球化格局的逐漸形成，這一稅收優惠體系的潛在矛盾和問題也日益顯現。

我國現有的稅收優惠政策有著明顯的區域導向特點，也就是由沿海到內地，稅收優惠程度由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開放區――-其他地區依次遞減，其政策效應是誘導資源向東南沿海和經濟特區及經濟開放區流動。目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的格局已不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尤其是不利于縮小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對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性優惠政策在經濟特區建立之初是必要的，但是，當特區啟動并有了較高程度的發展以后繼續享受優惠政策，對于中西部地區以及欠發達地區來說就有失公平。并且，東部沿海地區經過20多年的發展之后，其基礎設施已經比較發達，形成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在這種條件下，稅收優惠政策的效應也會大打折扣。而與區域導向突出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稅收優惠的產業導向比較薄弱。以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為例，除對投資于農、林、牧、石油、天然氣等少數行業的外資企業給予了一定的稅收優惠鼓勵外，只籠統地鼓勵產品出口企業和先進技術企業，對投向國家重點發展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礎產業的外資企業卻沒有給予應有的稅收優惠。

引進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它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外商在華投資三大產業之間分布結構不盡合理，2005年，第一產業實際使用外資所占的比例僅為1．19％，而第二產業比例為74．09％，第三產業為24．72％，第二產業占很大比重，在第二產業中FDI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表明，三資企業在我國的投資中，輕工業比重為58％，重工業為42％。另外在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中，外資過多地流向商業、房地產、金融保險業利潤較高的行業，2005年這幾個行業在第三產業中實際利用外資所占的比重為48．52％，而流向交通運輸、地質勘探、水利環境和科教文衛部門等部門的就較少，2005年它們的比重為17．79％④。

從外資投向的產業分布來看，外資主要投向了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中的一般加工工業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于處于國民經濟薄弱環節、國家亟需發展的行業，如農業、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則嚴重不足。由此可見，外資的實際產業投向與政府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這與我國涉外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導向有很大關系?，F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尚未與國家產業政策相吻合。如目前行業性稅收優惠主要是圍繞“生產性”而制定的，范圍的界定極為籠統，導致一些屬于“生產性”的但并非屬于國家鼓勵的，而一些傳統意義上屬“非生產性”的卻是國家所鼓勵發展的行業。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這樣的稅收優惠政策誘導下，外商直接投資(FDI)在我國的產業傾斜(投資集中于二產中的工業部門，對一產投資規模很小，對三產的投資比重偏低)表現得愈加突出。相當數量的外商投資集中在投資額小、回收期短、回報率高的輕工、電子等行業，投資結構輕型化、短期化的傾向十分明顯。外商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

總之，區域稅收優惠政策貫徹國家產業政策的特點不明顯。在區域稅收優惠政策實施過程中，沒有區別不同類別的產業和不同規模的項目，也沒有考慮投資周期、利潤水平、風險系數等因素，從而使一些并非先進技術，甚至帶有投機性的中小資本大量涌入，投資規模小、技術含量低、投資周期短、污染嚴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占了相當比重，形成了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初衷相悖。

3、生產型增值稅存在著對產業結構逆向調節的內在機制

目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對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稅款不予抵扣。這種由增值稅計稅規則的內在機制決定了其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存在明顯的制度性缺陷。增值稅納稅人實際稅負的高低取決于所能抵扣進項稅額的多少。生產型增值稅只能就購進的材料消耗部分抵扣稅額，意味著資源消耗型企業的實際稅負較輕，而具有同等獲利能力，但有機構成比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和人力資源投資較大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實際稅負相對較高。越是采用高科技的產業，所能抵扣的進項稅額就越少，實際稅負就越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

(1)由于對固定資產購進價值存在重復征稅，因此，生產型增值稅對國家鼓勵發展的固定資產投資大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不但不能起促進作用，反而會加重這些行業的負擔，從而對產業結構產生了逆向調節。

(2)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就是發展高新技術，這就必須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上有很大的投入，相應地，能抵扣進項稅金的直接材料成本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這必然導致科技含量高、技術先進的企業所承擔的增值稅稅負高于一般的生產加工企業，嚴重影響了企業進行資本積累和技術改造的積極性。正是因為生產型增值稅難以有效均衡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間的實際稅負，從而阻礙技術進步，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產生逆向調節。

4、消費稅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

消費稅是通過征稅對象的選擇，差別稅率的確定來配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和消費政策。我國現行消費稅在配合國家產業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消費稅調節功能多元化，弱化了其對產業升級的作用。我國目前的消費稅承載了太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對產業的激勵或抑制功能弱化。比如，從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年本)》中可以看出，汽車、摩托車屬于我國現階段鼓勵發展的產業，對汽車、摩托車征收消費稅，有延承歷史的因素。在1994年稅制改革時，這兩件耐用消費品在當時的中國都屬于高檔消費品，對其征收消費稅，更多考慮的是調節收入分配。而現在，我國的汽車工業與世界上發達國家比較起步較晚，還屬于迫切需要鼓勵發展的幼稚產業，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以后，國際上質優價廉的汽車產品大量涌入我國，對我國尚不發達的汽車工業產生強大的沖擊。目前對汽車消費征收的消費稅，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產汽車的消費。特別是小轎車進入家庭，是國家鼓勵消費的政策之一。如果繼續對排量較低的小轎車征收消費稅，必將對小轎車進入家庭產生抵觸，也不利于國內汽車工業的產品結構調整。摩托車在1994年的中國也是高檔消費品，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摩托車的大幅度降價，摩托車已不再是高檔消費品了。近幾年來，摩托車的市場已經從城市轉向農村，從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繼續對摩托車征收消費稅，對這個行業的發展非常不利。當然，目前對汽車、摩托車仍然征收消費稅，主要是考慮了財政收入、環保等多種政府目標。

同樣的情況在消費稅稅目中還有，如對部分原材料等生產資料征收消費稅雖然兼顧了消費稅聚財的功能，但不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同時也違背了消費稅的立法精神。大力發展原材料工業，是國家產業政策的內容之一。例如，現行對工業酒精、醫用酒精征收消費稅，這些中間產品本身就不是用于最終消費，而是作為下一個生產環節的原材料，這就違背了消費稅對最終消費品征稅的立法精神。

5、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存在缺陷

(1)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優惠缺乏針對性。首先，優惠政策范圍過窄，沒有隨著經濟發展的狀況及時調整。比如，現行政策規定，只有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的高新企業才能享受所得稅優惠政策，區外高新企業不能享受。這種開發區內外稅收差別待遇，造成高新技術企業紛紛擠進開發區，甚至在開發區內進行假注冊，有悖于促進科技產業發展的初衷；其次，稅收優惠對象針對性不強。以企業為主而不是以具體的項目為對象，一方面使得一些企業的非技術性收入也享受了優惠待遇，造成稅收優惠泛濫；另一方面使得一些經濟主體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項目或行為難以享受稅收優惠，造成政策缺位，最終降低了稅收優惠政策的效果。

(2)制定高新技術稅收優惠政策時以國內需求為主，較少考慮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規則或國際慣例對我國稅收政策的影響。在WTO的眾多協議中，除了原則性的總協議外，對國內稅收優惠影響最大的是《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ASCM)》。協議中將政府補貼分為；禁止性補貼、可控告補貼和不可控告補貼共三種類型，采用交通燈中的“紅燈”、“黃燈”和“綠燈”來描述，簡稱“交通燈”模式。我國高新技術領域的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則有悖于補貼專項性限制原則。如《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軟件和集成電路企業銷售自行開發的軟件產品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3％、集成電路實際稅負超過6％的部分即征即退，進口自用設備等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軟件和集成電路企業的人員工資和培訓費用在企業所得稅前列支等優惠政策。如果上述行業的產品涉及出口，必然會受到黃燈管制。

三、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稅收政策建議

1、逐漸弱化區域優惠政策，代之實行以產業稅收優惠為主導的政策

(1)稅收優惠政策要突出國家產業政策目標。要明確產業發展序列，強化稅收產業政策的產業導向功能，引導資金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因此，稅收優惠政策應當加強對農業、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稅收優惠，縮小稅收優惠政策的梯度差，使全國產業結構趨于合理。

(2)在確定稅收優惠的大方向之后，近期重點要促進區域稅收優惠政策與產業稅收優惠相互協調。對東部沿海各類經濟開放區域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為主確定優惠稅率，下一步應逐步取消對東部地區的區域稅收優惠，鼓勵其向高、精、深方向發展。針對西部礦產資源豐富的優勢，稅收優惠政策應根據國家產業政策，重點鼓勵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和綜合應用，搞好深加工增值，延伸產業鏈，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改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3)深化對外開放，涉外稅收優惠要配合政府引資目標的轉變，由注重外資引進規模轉向重視外資引進質量，有選擇地引進外資項目，減少一般性產業項目的引進，限制高能耗、高耗材、高污染項目的引進，鼓勵外資在華設立研發中心。

2、積極推進企業重組，鼓勵企業做大做強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發展，那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著名品牌，具有競爭優勢的跨國公司，愈來愈成為世界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力量。從我國的情況看，尚沒有形成一批真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跨國公司，在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提高企業規模經濟水平和產業集中度，加快推進企業重組，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形成一大批“經濟航母”。從稅收政策看，相應的應采取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原則，努力推進企業的并購重組。具體而言：

(1)可借鑒西方國家處理企業并購行為中通行的連續性原則，嚴格彌補虧損的條件，這樣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經營。

(2)對于有助于資源配置優化的并購行為，應給予稅收優惠，即允許并購中的虧損額由并購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的所得彌補，從稅收上支持企業發展。

(3)應完善并購過程中的印花稅、房產稅和契稅，適當減免產權轉移過程中的財產稅負，包括：

①對企業并購過程中的產權轉移書據免征印花稅；

②對企業改制過程中重新辦理法人登記的，對改制前已貼花的資金免征印花稅，只就增值部分征稅；

③對企業資產評估增值而新增加的資本公積免征印花稅；

④企業并購過程中房產按照評估后的價值計征房產稅。

在2005年世界500強排名中，我國內地共有15家企業入選，排名靠前是中國石化排第31位。中國石化當年銷售收入為750．77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世界500強排名第一的沃爾瑪公司年銷售收入的26．06％。經過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企業自身的改革，如果未來10年內我國在世界500強的排名中能增加12－15家企業，并有1－2家企業進入前20強的話，就能夠極大地提高我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有利

于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實力。

3、稅收政策要加大對高新技術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技術創新，以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整體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在充分貫徹《國務院關于實施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國發[2006]6號)、《關于企業技術創新有關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號)等有關文件精神的基礎上，建議稅收政策還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傾斜：

(1)進一步建立健全對產業應用研究開發的稅收優惠政策。

研究開發方面的補貼是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所允許的，按照協議規定，國家對基礎性研究的資助不在限制之列，對產業(基礎)研究和研究開發活動不超過合法成本的75％和50％的補貼為不可補貼。應該將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支持定位于產業研究和開發階段，采取撥款和貸款貼息為主、稅收減免為輔相結合的支持政策體系。稅收政策作用的范圍應不限于列入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企業自主開發，而應包括所有行業的企業對高新技術的自主開發，不僅包括高新技術自主開發，還包括這些自主開發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

(2)建立對風險投資的稅收傾斜政策。

①對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投資收入，免征營業稅，并對其長期實行較低的所得稅率。

②對法人投資于風險投資公司獲得的利潤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居民投資于風險投資公司獲得的收入免征或減征個人所得稅，同時，對企業投資高新技術獲得利潤再用于高新技術投資的，不論其經濟性質如何，均退還其用于投資部分利潤所對應的企業所得稅。

③建立科技開發準備金制度，允許企業特別是有科技發展前景的中小企業，按其銷售收入一定比例提取科技開發基金，以彌補科技開發可能造成的損失，并對科技開發基金的用途和管理進行規范，規定準備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更新和技術培訓等與科技進步的方面，對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應補繳稅款并加罰滯納金。

4、進一步完善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經過了高速的增長，2005年對外貿易額達到14219億美元，占當年GDP的比重為62％；世界貿易額排名由1980年的第32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但總體上仍屬于數量擴張型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出口產品普遍存在檔次低、技術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狀況，企業出口的經濟效益不佳，甚至經常發生企業之間低價競銷的矛盾，給國家利益帶來了巨大損失。所以，我國一定要改革外貿體制，完善進出口產品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從出口退稅政策而言，必須充分反映國家宏觀調控意圖，一是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對國家產業政策鼓勵出口的高科技產品，以及部分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予以稅收優惠；二是通過降低直至取消出口退稅率，對高能源、高污染和資源類產品的出口予以限制，從而從機制上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2004年以來，國家加大了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力度，一是降低了出口退稅率，對出口退稅率進行了結構調整；二是加大了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的支持力度，將進口兩稅增量部分首先用于出口退稅；三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四是基本解決了歷史欠退稅問題。2006年9月，國家又大規模地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對1576種的退稅率進行了調整，其中有255類商品取消了出口退稅，有1130類商品降低了出口退稅，有191類商品提高了出口退稅。從調整的情況看，國家鼓勵出口的科技產品、生物醫藥、機械設備等行業，提高了出口退稅率；而對于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一些行業，如煤炭、鋅、錫、鋼材和水泥等行業，取消或下調了出口退稅率。這次調整的導向是十分明顯的，既有利于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又有利于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其政策效應將逐步顯現。下一步，可以更加靈活運用出口退稅工具，充分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

5、科學設計我國的能源稅制，通過稅收手段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單位能耗水平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們認為，目前是從總體上科學規劃我國能源稅制的時候了。設計能源稅制是一項復雜、艱巨而又緊迫的工作，應有計劃、按步驟進行。國家的能源政策一方面鼓勵節能、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求對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加以限制。能源稅制的設定也應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慮，鼓勵與限制并舉，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F階段如何統籌設計我國能源稅制，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改革現行資源稅。一是提高征收標準。我國的資源長期在政府控制下實行低價政策，目前我國的資源稅主要是級差調節性質，未能體現資源本身價值，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此外，適當提高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資源稅率，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的產品課以重稅，從而限制它們的不合理的開采和使用也是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改變資源稅的計稅依據。由現在的按企業產量征收改為按劃分給企業的資源可采儲量征收，促使企業盡量提高資源的回采率。三是調整資源稅的征收辦法。改革現行對原油征收資源稅的計稅辦法，改從量征收為從價征收，使國家能從原油價格上漲中分享部分收益。將稅率與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情況掛鉤，按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指標確定相應的稅收標準，資源開采率越低，環境修復程度越差，資源稅率就越高。

(2)適時開征新的能源稅種。一是盡快開征燃油稅。目前，我國新增石油需求的2／3來自于交通運輸業，我國汽車產業的迅猛增勢讓石油供應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國際經驗表明，高燃油稅政策，一方面通過高油價限制了對石油的過度消費，另一方面，刺激了節能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二是研究開征碳稅。征收碳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鼓勵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從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采取碳稅是一種以價制量的策略，其優點是可以合理反映環境與社會外部成本，具有減少二氧化碳排量的經濟誘因，可促使廠商更新技術，在生產過程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還能夠促進能源系統從高碳排放礦物能源向低碳或非碳能源轉化，也將有利于我國天然氣和核電的發展。

6、對鼓勵、限制、淘汰的產業和產品分別采取不同的稅收政策

要根據國務院關于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促進作用，有利于節約資源、保持環境、產業結構化升級，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予以鼓勵和支持的關鍵技術、裝備及產品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對限制和淘汰類的產業和產品，應充分發揮稅收的制約功能。尤其是對于一些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除采取嚴厲的行政制裁措施之外，應加倍征收流轉稅和所得稅，并建議盡早開征環境稅，同時采取嚴格的稅收管理措施，加大稅收檢查和處罰力度。具體而言，對于國家鼓勵類的產業，主要包括農業、能源、交通、水利、裝備制造業、金融、保險、物流、信息、法律、咨詢服務等，應配合國家的整體產業發展戰略，進一步提高稅收優惠的力度。對于限制類和淘汰類的產業，主要包括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產業，應該在國家全面實行行政、經濟和法律制裁措施的過程中，稅收政策上需要有針對性的出臺相關措施。對于后者，我國尚未獲得比較成功的經驗，我們建議采取強化稅收管理，輔之以提高稅收負擔的辦法，雙管齊下，綜合治理。尤其是在稅收管理上，必須加大日常檢查、專項檢查，提高處罰力度，同時要將相關信息通報政府主管部門，以提高政策合力。

總之，稅收政策應根據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總體目標，更好地綜合運用優惠稅率、加速折舊、稅前列支、投資抵免、再投資退稅等多種方式，不斷改革和完善相關的政策和措施；服從和服務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宏觀戰略，以充分發揮稅收對產業結構的調節作用。

注釋：

①新華社2006年2月27日消息：《“十五”期間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邁出新步伐》。

②農業部：《全國農村和農業經濟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村經濟司：《2005年農村經濟形勢與2006年展望》。

③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全國稅務統計》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篇(6)

關鍵詞：產業結構；優化；需求；供給

區域經濟實力從根本上說是由其產業結構決定的，影響區域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包括地理區位、生產力發展水平、消費水平、人力資本、貨幣資本、科學技術及創新、市場規模、國家或區域經濟政策等，但以上諸多因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一般都是通過需求和供給發生作用。歸納起來，對其有決定作用的因素有以下幾個。

一、需求因素

生產滿足需求，需求促進生產。旺盛的消費需求為區域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為企業的做大做強提供了市場保證。此外，需求結構的變化還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從而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奠定基礎。

(一)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結構。中間需求是各個生產部門對用于再出售而供生產別種產品用的生產資料的需求，比如原材料等的需求。而最終需求就是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并由其最后使用者購買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如個人消費等。在一個經濟區域內，中間需求和最終需求結構決定了生產中間產品的產業和最終產品的產業的比例關系。兩者之間比例變動將會使區域產業結構發生相應變動。

(二)個人消費結構。個人消費結構是個人的基本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恩格爾(1875)認為：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費用所占比例就越大?？梢?，不同的個人消費結構將直接影響區域內消費資料產業部門的發展，并間接影響為消費資料產業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的發展，從而也就影響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動。在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階段，恩格爾系數較大，人們的生活處于溫飽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占主導地位，此時居民儲蓄較少，無力發展資本集約型產業。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需求結構的重點從必需品轉向非必需品，特別是耐用消費品，這種變化拉動了產業結構的變化，要求資本物品的生產也迅速增加。因而，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中心的生產轉向以設備、耐用消費品制造為中心的基礎工業和重加工業的生產。在這一階段，農業、輕工業的充分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過剩資金和勞動力，使資源向非必需品生產的轉移成為可能。在高收入階段，物質產品已相當豐富，人們的消費選擇余地大為擴展，人們對精神生活、生活質量和生活環境的要求大大提高，人們的需求趨向多樣化、個性化。為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少品種、大批量的生產方式逐漸被多品種、少批量的生產方式取代。與此相適應，消費者對售前售后服務的要求大為提高，這就促使以信息咨詢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空前發展，使產業結構迅速走向服務化。

(三)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投資和消費的結構，實質上是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在區域經濟中，最終需求中的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會直接引起區域內消費資料的產業同資本資料產業比例關系的變化。正如霍夫曼工業化經驗法則所指出的：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在制造業中占主導地位，而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在制造業中是不發達的；第二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增長快于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增長，但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規模仍然要比資本品工業的生產規模大得多；第三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繼續增長，規模迅速擴大，與消費品工業的生產處于平衡狀態；第四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占主導地位，其規模大于消費品的生產規模，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由此可見，消費和投資比例的變化對產業結構變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區域投資結構。區域內不同方向的投資對改變區域產業結構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創造新的需求投資，將形成新的產業而改變原有的產業結構；對部分產業投資，將推動這些產業比未投資的那部分產業以更快的速度擴大，而影響原有產業結構；對全部產業投資，因投資比例不同，會引起區域內各產業發展程度的差異，從而導致區域產業結構的相應變化。此外，區際投資因素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深遠。區際投資會促使區際進一步融合，區際融合增強更大區域范圍內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的推動作用，使兩者互動頻率和互動力量增強，促進國民經濟整體性的系統協調發展。對外投資會導致本區域產業的對外轉移，外區域的投資則促使區外產業的對內轉移。上述兩種情況的變化都會引起區域內產業結構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外資企業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品種和數量的變化會改變原有的產業結構。二是外資企業中間產品的供應結構和最終產品的銷售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三是外資企業的技術創新間接地影響一國(地區)的產業結構。由于投資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往往采用一定的投資政策，通過調整投資結構，來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

二、供給因素

不同的經濟區域，即使需求因素完全相同，在供給因素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產業結構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區域的資源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區域內產業的發展與變化。供給因素不僅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科學技術，也包括國內外政治、經濟、法律等環境，同時還包括體制和人的思想、觀念等因素。

(一)自然資源。資源稟賦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因素，其對一國的產業形成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總是離不開各種自然條件……外界的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此類自然富源是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般而言，自然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一國農業的發展；地下資源狀況，直接影響采掘工業、燃料動力工業及重工業的結構；經濟作物狀況則影響輕紡工業的結構。因此，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其產業結構或多或少地具有資源開發型的特性，而資源匱乏的區域就不可能形成資源開發型的產業，最多只能形成資源加工型的產業結構。

篇(7)

關鍵詞：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高職教育提升；耦合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2）-06-0070-01

近幾年，高職教育規模迅速擴大，作為高等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類型，已經進入快速發展和穩定成長的階段，高職教育已經成為我國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及普及化的主要力量。我國多數高職院校為普通中職學校升格而成，高職教育目前的發展所依賴的外部環境并不完善，受到傳統辦學理念和模式影響，且存在高職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性，以及其它社會因素的影響，在實際發展中我國高職教育仍然面臨著諸多困境和發展制約，在理論研究中仍有許多方面值得研究和探討。

一、耦合概念及其基本內涵

耦合（coupling）作為工程名詞術語，原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電路元件或電網絡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存在緊密配合與相互影響，并通過相互作用從一側向另一側傳輸能量的現象；概括的說耦合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相互依賴于對方的一個量度。其存在多種耦合方式，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維克（K.E.Weick）提出了松散結合系統理論（Loosely Coupled Systems），他認為組織成員之間相互聯系卻又彼此保持獨立。耦合松散理論和耦合形式之一的非直接耦合（兩個模塊之間沒有直接關系，它們之間的聯系完全是通過主模塊的控制和調用來實現）內涵吻合，引用耦合概念和引申耦合相關理論到經濟產業和教育領域，是指尋找和探索彼此獨立的兩者如何能相互影響與緊密配合并產生最優化組合效應[1]。

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高職教育提升耦合作用機理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高職教育提升耦合發展，是指高職教育以區域經濟發展為依托，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下，合理規劃自身發展戰略的同時又能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互動發展態勢。雖然彼此之間是獨立的，但在耦合理念指引下尋找和探索雙方形成相互促進發展之效應，同時也實現高職教育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等各要素之間協調發展。此外，能把影響兩者耦合發展的負面因素降低到最小化，從而實現兩者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最優期望。基于這個層面的關系，高職教育提升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產生高度耦合作用。它們雖然彼此獨立，但卻相互依賴、互為條件、相互影響和作用，需要協調發展。一方面，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可能脫離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地方高職教育，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不能離開人才培養、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文素質的地方高職教育。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必然要求地方高職教育作出協調發展響應并作為驅動器，不僅高職教育規模需要迅速擴大，而且人才培養規格與質量同步提升。此外，為了能與地方相關產業組成類型、轉型升級以及技術發展需要相適應，高職教育的學科建設、專業建設、課程結構、人才素質結構等內在要素得以提升，使高職教育質量得以提升，學科專業得以拓展，整體得到全面發展[2]。

縱觀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創辦高等職業教育的國家并已經建立了多層次、多種類高等職業教育體系，這些高職院校不僅為美國培養了大批量技術性高技能人才，而且也成為美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加速器[3]。

三、產業結構優化與高職教育提升耦合效應

耦合效應（Coupling Induction），也稱互動效應，聯動效應，在群體心理學中，人們把群體中兩個或以上的個體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從而聯合起來產生增力的現象，稱之為耦合效應，也稱之為互動效應，或聯動效應。由此可見，高職教育提升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只有實現耦合的互動，才能從有效實現高職教育發展與地方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協調發展，從而發揮高職教育對當地經濟建設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4]。具體而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要求高職教育同步協調發展：一是適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求，為其進行人才培養與開發；二是提高產學研結合水平和社會服務質量，加強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技術力量支撐；三是高職教育規模擴大和水平提高同步增長；四是大力開展繼續教育，為企業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平臺，促進人才可持續性發展。最后，高職教育也不可能脫離賴以發展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孤立存在。因此，高職教育的發展和提升和區域經濟發展下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則產生耦合發展效應，而且獨立的雙方又在此效應下對有力推動自身的發展。

通過高職教育提升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耦合作用機理和效應剖析，高職教育以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方式、以提供高質量技術應用型人才的方式、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式、以提高人民文化素質等多種驅動機理，促進地方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滁州作為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為實現發展目標，尤其更為迫切實現高職教育提升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遲早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1]黃家慶廣西沿海地區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耦合發展初探[J].廣西社會科學，2010，（8）：13-16．

[2]周平，陳俊生.地方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思考[J].改革與戰略，2007，23（10）：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