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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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農村論文:緊緊圍繞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努力推進新時期的農村水利工作

摘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

關鍵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農村水利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上午，汪恕誠部長做了一個非常重要、十分深刻的報告，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做好明年和今后的水利工作進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按照會議安排，我就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談幾點認識。

一、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更新和完善水利發展觀念

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針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經驗，為實現國家可持續發展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表明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反映了發展的時代特征和必然趨勢?？茖W發展觀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指針，也是水利改革與發展所必須遵循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全面領會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內涵。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本質，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體現了黨的宗旨和執政理念。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一切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是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統一，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統一。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要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相協調?？沙掷m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水利工作，必須樹立六個觀念：一是以人為本的觀念。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水利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好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水利問題，確保飲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用水安全；二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觀念。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水的關系，充分考慮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承載能力，在水利建設中避免和減少人類活動對水和自然的侵害；三是節約資源的觀念。以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發展循環經濟為目標，樹立節水意識，完善節水機制，建設節水型社會，加強水資源統一管理，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進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四是保護環境的觀念。水是維系良好生態環境的最基本要素，要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加強水資源保護和水環境治理，正確處理水利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維系河流健康生命；五是統籌發展的觀念。根據流域、區域、城鄉和東中西部發展對水利的不同需求，統籌考慮水資源條件、經濟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科學確定水利發展目標、速度、規模和水平，促進水利與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六是改革創新的觀念。深化水利改革，理順體制、創新機制、健全法制，強化水利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高水利依法行政和服務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

98’大水以來，水利改革與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撐和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水利部黨組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水利工作的實際出發，在系統總結多年治水實踐的基礎上，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提出了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的治水新思路。近幾年的實踐表明，這一治水思路貫徹了中央水利工作方針，是科學發展觀在水利工作中的直接體現。

幾年來，各級水利部門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水利改革與發展實現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一是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明顯加快。98年以來，中央共投入水利建設資金2400多億元，年均投入300億元以上。長江干堤加固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取得重大進展，南水北調和治淮建設全面啟動，農村人飲解困、大型灌區節水改造、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和骨干水利樞紐工程建設取得明顯成效，水利信息化和現代化建設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二是水利改革不斷深化。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水利建設管理體制改革、流域管理體制改革、水務管理體制改革、水利投資體制改革、農村水利改革、水價改革全面推進；三是依法治水力度進一步加大。水法規體系和水行政執法體系逐步健全，科學、民主、依法行政能力明顯提高；四是水資源管理得到加強。黃河水資源統一調度，張掖等節水型社會建設試點，黑河、塔里木河綜合治理，引江濟太、引岳濟淀、扎龍濕地補水等取得顯著成效；五是水利規劃和前期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水資源綜合規劃、防洪規劃、水利發展“十一五”規劃、水利專項規劃取得重要成果，重點水利項目的前期工作步伐加快。

但是，從科學發展觀和經濟社會發展對水利的要求來看，水資源承載能力下降，飲水安全問題十分突出，水資源短缺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江河防洪標準偏低，綜合防洪減災體系尚不完善，頻繁的洪澇災害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威脅；水污染問題較為突出，水環境的總體狀況尚未得到根本好轉；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從水利改革與發展自身來看，仍然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對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的認識還不盡一致，貫徹落實的力度還不夠大；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減及安全隱患等問題較為突出，公益性水利工程良性運行維護補償政策尚未到位；水利發展中的體制性和機制性約束尚未消除，水利的社會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加強；水利科技創新和推廣能力較低，水利信息化和現代化建設步伐還需進一步加快；水庫移民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基層水管單位職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亟待改善。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時期。中央對水利工作高度重視，將水利放在基礎設施建設的突出位置，國家由積極的財政政策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后，仍將繼續保持較大的中央水利投資力度，水利面臨著很好的發展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開拓進取，迎難而上，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解決水利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

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確立水利發展目標和任務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總的來說，就是要把握一條主線，突出三個抓手，明確五個目標，構建六大體系。

把握一條主線。就是要在水利工作中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中央水利工作方針，積極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著力解決好水利改革與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全面提高水利服務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

突出三個抓手。一是加快發展。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務。只有加快發展，才能解決好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的水問題，才能提高水利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才能推進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轉變；二是深化改革。改革是發展的動力，也是加快水利發展的根本途徑。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水資源和涉水事務統一管理體制，才能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水利發展機制，才能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水行政管理體系；三是強化管理。管理是提高效益的基礎，也是保證水利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強化管理，才能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才能使水利工程走上良性運行的軌道，才能提高水利管理部門駕馭水利工作的能力。

明確五個目標。一是保障飲水安全。把保障飲水安全、保護人的健康生命作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務和突出重點，提高城鄉供水保障能力，改善供水水質，保護飲用水源，切實解決好農村飲水安全問題；二是保障防洪安全。以大江大河治理為重點，提高重要防洪保護區、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區的防洪減災能力，將洪澇災害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保障糧食安全。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灌區節水改造為重點，提高農田灌排能力和農業用水效率，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抗御水旱災害能力；四是保障經濟用水安全。以水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為重點，滿足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調整和重大戰略布局對水的需求；五是保障生態用水安全。以水資源保護和水環境治理為重點，統籌生活、生產和生態用水，維系河流健康生命，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構建六大體系。一是防洪減災保障體系。堅持給洪水以出路的原則，通過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控制性樞紐、蓄滯洪區建設等工程措施，結合洪水風險管理、洪水預警預報、防洪調度指揮等非工程措施，構建較為完善的江河綜合防洪減災體系；二是供水安全保障體系。堅持節流與開源并舉的原則，通過大力推行節水措施，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過興建南水北調等跨流域和區域調水工程，形成四橫三縱、東西互補、南北互濟的全國水資源配置格局，結合骨干水源工程、各類蓄引提工程建設及非常規水資源利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構建城鄉供水安全保障體系；三是農村水利保障體系。堅持提高綜合生產能力與改善生活條件同步推進的原則，通過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大型排澇泵站更新改造，結合人畜飲水、節水灌溉、雨水集蓄、牧區水利、農村水電等小型水利設施建設，發展有效灌溉面積，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抗災減災能力，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構建農村水利保障體系；四是水環境安全保障體系。堅持保護與治理并重的原則，通過嚴格的水功能區劃管理，實行排污總量控制和水質監測，加強對重要水源地和地下水的保護，逐步恢復和改善水體功能，結合水污染治理，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提高水環境承載能力，構建水環境安全保障體系；五是生態安全保障體系。堅持生態修復與綜合治理相結合的原則，通過坡改梯、淤地壩、小流域綜合治理等措施，結合退耕還林和封禁保護，充分發揮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對重點水土流失區和生態脆弱流域進行綜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構建生態安全保障體系；六是水利現代化保障體系。堅持以信息化促進水利現代化的原則，通過建立水文水資源監測網絡和信息系統、防汛抗旱指揮系統、水資源調度管理系統、水土保持監測和管理信息系統，結合水利科技創新，不斷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推進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構建水利現代化保障體系。

四、抓好各項工作的落實，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要著力做好六項工作。

第一，抓好規劃的制定和前期工作，打造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整體框架。一是制定好水利發展“十一五”規劃。總結“十五”計劃完成情況，分析水利發展面臨形勢，明確水利改革與發展的目標、任務、布局、重點和措施，為“十一五”水利改革與發展提供規劃依據；二是編制好水資源綜合規劃。在水資源調查評價成果的基礎上，做好水資源配置工作，根據流域和區域水資源狀況，科學制定主要江河水資源分配方案，為建立國家水權制度、合理配置和科學管理水資源提供規劃支撐；三是做好防洪規劃的審查報批工作。盡快形成全國和流域防洪規劃成果，為完善綜合防洪減災體系、確立洪水管理制度提供規劃基礎；四是加快重要流域、區域規劃及專項水利規劃的編制，完善水利規劃體系，強化水利規劃的法律地位，抓好各項規劃的實施；五是加快重點水利項目前期工作，為實現水利規劃目標和保持穩定的水利建設規模創造有利條件。

第二，加快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夯實可持續發展水利基礎。一是加快飲水安全工程建設。把保障飲水安全作為水利建設的首要任務，重點解決農村群眾飲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血吸蟲病區等水質不達標和局部地區的飲水困難問題；二是加快以治淮為重點的防洪工程建設。加強蓄滯洪區建設，實施重點河段的堤防建設、河勢控制和清淤疏浚，加大重點海堤建設力度，加強重要跨界河流整治及國土防護，重視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和山洪災害防治；三是加快南水北調等水資源配置工程建設。搞好南水北調工程前期工作，建設甘肅引洮等一批區域性調水工程，積極開發利用雨洪資源和非常規水資源；四是加強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大型灌區續建配套和節水改造，在水土資源條件相對較好的地區，新建一批大型灌區，對大型排澇泵站進行更新改造，發展雨水集蓄利用，加強牧區水利建設；五是加強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和重點水利樞紐建設。盡快完成第一批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務，加快實施第二批除險加固任務。按照水庫建設規劃，加強新建水庫的論證和審批工作，要高度重視和認真做好新建項目的水資源論證和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根據國家有關政策，妥善處理水庫移民安置、征地補償和后期扶持等問題；六是加快水土保持和生態治理。加強小流域綜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態建設，搞好黃河多沙粗沙區淤地壩建設，繼續實施塔里木河、黑河、首都水資源綜合治理；七是加強農村水電和電氣化建設。加快小水電代燃料生態保護工程建設步伐，實施光明工程，解決偏遠地區群眾用電困難；八是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設。繼續建設國家防汛抗旱指揮系統，加強水文水資源監測信息網絡建設，加強重點流域、區域、城市及骨干水利工程的管理信息系統建設。

水利建設要注重向西部地區傾斜，向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傾斜，向老、少、邊、窮地區傾斜。要高度重視和認真做好水利援藏、水利定點扶貧和水利血防等工作。

第三，加快各項水利改革，理順可持續發展水利的體制機制。一是水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流域和區域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體制，進行流域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加快區域水務管理體制改革，對涉水事務實行統一管理；二是水利投融資體制改革。完善以公共財政為主的水利投資體制，拓寬水利投融資渠道，建立穩定的水利投入保障機制，落實好地方配套資金，切實加強水利資金管理；三是水利工程建設和管理體制改革。推行政府投資的非經營性水利項目“代建制”，規范水利建設市場，完善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標投標制、建設監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確保工程安全、資金安全和干部安全。加快水管單位體制改革，建立工程管理和維護的投入機制，落實管護經費，推進管養分離，精簡管理機構，加強經營管理，確保水利工程的良性運行和效益的發揮；四是水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門對水利非經營性國有資產的監管制度，探索準公益性水利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完善水利行政事業性資產管理體制；五是推進農村水利改革。大力推行灌區管理體制改革，鼓勵用水戶參與或直接管理。對農村小型水利設施進行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調動農民參與建設和管理的積極性；六是推進水價改革。建立有利于節水的水價形成機制，全面推行階梯式水價，對不同水源和不同類型用水實行差別水價。在水資源緊缺地區和生態環境惡化地區，要逐步提高水資源費征收標準。

第四，強化涉水事務的社會管理，創新可持續發展水利的管理模式。一是建立洪水管理制度。開展洪水風險分析評價，建立國家洪水影響評價制度，完善蓄滯洪區管理制度，提高蓄滯洪區管理運用調度能力；二是建立國家水權管理制度。抓緊制定國家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實現用水總量控制和用水定額管理，建立水權轉讓制度，培育水市場，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三是建立水資源節約制度。大力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建立以經濟手段為主的節水機制。在農業節水方面，建立先進的灌溉用水制度和城市、工業補償農業節水機制，提高農業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在城市和工業節水方面，完善水資源論證制度，推廣節水技術和器具，提高水的重復利用率；四是建立水資源保護制度。完善水功能區管理制度，確定水域納污能力，建立排污總量控制、入河排污口登記及審批制度，加強重要水功能區和重要入河排污口的監控。

第五，加強水利政策法規建設，為可持續發展水利提供法制保障。抓緊完善《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規，研究制訂水利建設的征地補償、移民安置、生態保護等政策措施，爭取盡早出臺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條例、河道采砂管理條例、新的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加強水政執法體系建設，規范水事行為，提高執法能力。深化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的水平。

在此，我想再重點強調一下移民和生態問題。當前，移民和生態問題已成為事關水利可持續發展的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在水利建設中，要高度重視移民安置和生態保護。根據移民安置環境容量，科學確定移民安置方案，打足移民安置投資概算，保障移民合法權益。要完善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妥善解決水庫移民遺留問題，改善移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移民收入，維護社會穩定。要高度重視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帶來的影響，把保護生態環境、維護河流健康生命作為水利工作的重要理念，新建水利工程要認真做好生態環境影響評價，盡量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已建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具有不利影響的，要在科學論證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決。

第六，加強科技創新和隊伍建設，增強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活力。建立水利科技創新體系，加強科技攻關，抓好水利關鍵技術的研究和推廣，提高水利科技含量和現代化水平。加強水利隊伍建設、思想作風建設和廉政建設，培養高素質水利人才，弘揚“獻身、負責、求實”的水利行業精神，把水利改革與發展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是各級水利部門的重要任務。我們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實踐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與發展，開創水利工作新局面，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新的貢獻。

農業農村論文:淺析“后農業稅時期”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改革與發展

十六屆五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這是落實科學的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消除，解決“三農”問題的任務仍然相當艱巨。近年來開展的農村稅費改革是農村經濟社會領域一場深刻的變革，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果。2005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1958年通過的農業稅條例，中國的農業稅由免征轉為徹底取消。我一直認為，稅費改革的真正內涵不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調整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農業稅是惠民利民的重大舉措，但這只是農村稅費改革邁出的第一步。免征農業稅對于一些農業稅在其財政收入中占比重較大的地區和縣市，無疑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從了解到的一些地區的實際情況看，免征農業稅解決的問題可能沒有引發和凸顯出來的問題多。這也就使得深化農村改革勢在必行，同時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轉換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職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新的契機?，F僅就一些地區免征農業稅后引發和凸顯出來的問題、根源及解決思路提出個人的看法。

一、一些地區免征農業稅后引發和凸顯出來的問題

（一）免征農業稅后，農業稅占財政收入比重較大的地區，在總體財力中，上級補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已從“吃飯財政”淪為名副其實的“要飯財政”。

西北某貧困縣，2002年當年可用財力為13850萬元，其中省補助收入11427萬元，占可用財力的82.5%；2003年當年可用財力14968萬元，其中省補助收入12559萬元，占可用財力的83.9%；2004年當年可用財力17449萬元，省補助收入15734萬元，占可用財力的90.2%；2005年預計當年可用財力10983萬元，省補助收入10529萬元，比重高達 95.9%.該縣34.93萬人，財政供養人口8681人，占全縣人口的2.49%.縣級財政的所有收入遠遠不夠發全縣干部的工資。只能發2-3個月的工資。

該縣2004年財政赤字4869多萬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多萬元的?？?，赤字共6000多萬元。2004年底累積債務達6836萬元。2005年財政的實際支出預計為18928.5萬元，支出的主要部分為：人頭費（9435萬元），公用經費（2664萬元），上年結轉的專項資金（3887萬元），稅費改革的中央轉移支付非支不可的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301萬元）、村社干部報酬（191萬元）、鄉村道路、優撫等（641萬元）；預算執行中要求縣級財政負擔的計劃生育（462.5萬元）、封山育林、救災、低保（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銀行貸款本息、醫療保險等1347萬元。收支缺口預計將達到近8000萬元，還還不算沒有能力執行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配套資金118萬元。

免征農業稅后鄉鎮一級的財政收支情況又怎樣呢？在該縣，鄉鎮一級的地方稅收全部上繳縣級財政，有的鄉鎮一年沒有任何財政收入。鎮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資和辦公經費外，無法再有其他支出。干部工資和正常辦公經費（1人1年600元的標準）完全靠縣財政撥付。這種情況也不僅僅發生在欠發達地區，廣東某鎮，現在鎮政府唯一可支配資金是超生子女社會撫養費20萬元，市政府每月劃撥給鎮辦公經費4000元，鎮級收入大縮水，而各項支出依舊[2].

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現在財政全歸縣，鄉鎮作為一級政府的財政基礎已經喪失殆盡。

（二）、為完成財政收入的任務，彌補收支缺口，地方財政部門加大對行政性收費、罰沒收入等非稅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庫數額，造成了非稅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稅興費”的傾向有所抬頭。

我曾經認為，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這兩個稅種，免除了征稅成本，也就鏟除了“搭車”收費的根基和平臺[3]，現在看來，這種認識過于主觀，對形勢的判斷過于樂觀。財政財政，有“財”才有“政”，為了?！罢?，必須斂錢。稅收收入沒有了，只有在非稅收入上做文章。上述西北地區某縣，在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占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預計占57.7%.

非稅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費單位的費用支出，形成了財政收入數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財力卻上不去的狀況。

收費當中的一種是行政性收費收入中的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性收費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會撫養費，該縣按當地人均純收入比例的30%，一對夫婦雙方連征7年，2000年一個計劃外二孩應繳納社會撫養費5195元，2001年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元，2004年一個計劃外二孩應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增到6388元。2004年該縣全年共收繳社會撫養費40多萬元，但在地區排名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經收上了180多萬元。其中收繳往年拖欠款87萬元，新增58萬元。2005年以前，收繳的社會撫養費10%繳縣計生局，鄉鎮自留90%.2005年后，不再上繳縣，收支兩條線，社會撫養費的47%用于農村獨生子女戶和二女戶的養老保險，20%為辦公費用；30%用于工作人員的獎金和補貼。

中部地區一個縣，2004年一個計劃外二孩最少繳納社會撫養費21900元。據當地的鄉鎮領導講，在實際操作中，社會撫養費并沒有及時全部繳入國庫，坐收坐支現象突出，社會撫養費的最終使用權還是在鄉鎮，其中有鎮村干部的獎金和村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區，將“一事一議”變成固定收費，將“兩工”強行以資代勞，農用車管理、生豬屠宰、農民建房、土葬村民繳納土葬費的罰款等，成為農村“亂收費”的新源頭，“免稅興費”的傾向有所抬頭。

（三）、專項資金被挪用，配套資金無法落實。

有的地方政府連“要飯財政”也維持不下去，最后是擠占挪用專項款，有的縣一年挪用上千萬元專項款來發工資，第二年再用新的專項款來補上，來化解。

項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費用，但屬于“要飯財政”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資金。其結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項目放在不太貧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眾籌，則必然增加群眾負擔；從銀行籌，則形成新的掛帳。

（四）、圍繞農村土地的利益問題成為焦點。

地方財源的枯竭使得各個利益相關方都把目光集中在農村的土地上：農戶通過各種方式來占取宅基地；據國土資源部統計，2004年全國村莊用地2.48億畝，按當年年度農業人口計算，人均村莊用地高達218平方米，約是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面積的2到3倍，比我國城市人均用地面積最高限額還多98平方米。更值得關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補償費作為集體收入的來源，政府來征地，企業通過政府和村來占地。改變土地用途，借“地”生財，是目前許多地方財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絕招。這種行為已經對農村的社會秩序帶來了大的隱患。許多地方頻繁發生圍繞土地出讓金產生的沖突，而矛盾的主要焦點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問題，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發生，必將給社會帶來不安。

（五）、免征農業稅對鄉村治理結構未來的走向形成挑戰，基層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但傳統的管理模式依舊占據統治地位。

在稅費改革前，農業稅和其他收費是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重要紐帶，是政府與農民之間談判的籌碼。但在免征農業稅后，農民不怕干部了，鄉村干部失去了一個社會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鄉鎮干部也不需要為收稅費來求村組干部和農民了，似乎可以不干事了。實際上，鄉鎮和村有適合其規模的該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如果說稅費改革的結果是影響基層政權和基層自治組織的正常運行，該履行的職能不再履行，該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從而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影響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這顯然與稅費改革的初衷相違?，F在的情況是以往傳統的干群關系發生了變化，鄉鎮和村級組織應由統治型的管理模式轉為服務型，可是傳統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機制仍占據主導地位。從上到下，對各級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種經濟指標（GDP增長率、財政稅收任務、招商引資）和社會指標由上而下，層層分解，把完成任務和政績、考核以及經濟收益掛鉤，帶有很強的行政強制性?，F在為構建和諧社會，地方上又把阻止上訪、防止媒體暴光作為第一要務，中國傳統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結構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

二、一些地區免征農業稅后引發和凸顯的問題的根源

出現以上問題的重要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條條”與“塊塊”的關系、中央與地方、地方的上級層次與基層之間的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突出表現為稅收的分享結構嚴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級層次傾斜。

1994年通過分稅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權力的重新劃分，隨著這一改革的推進，大大地解決了改革之初財政分配關系中“兩個比重”過低的問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級的財權和事權劃分的扭曲。總的態勢是財權上收，事權下放。上邊對下邊是光給政策不給錢，基層的財權和事權嚴重不對稱。鄉村公共產品的過度供給（各個垂直部門為做工作、實現政績而布置下來的各項任務）和嚴重短缺（該干的事沒有錢干）并存。各種政府部門由自身的利益驅動，向農民伸手，最終把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觸犯農民的利益，造成農民與集體，農民與地方政府的糾紛，甚至抗爭。

從2003年起，幾個主體稅種實行省、市、縣共享，并且提高了對縣一級的上劃比例?？h級政府從國稅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殖稅從25%降到20%.縣級政府從地稅中得到的分成比例，營業稅從100%降到50%；個人所得稅從50%降到15%；企業所得稅從50%降到15%；城市建設維護稅從70%降到50%，加之取消農業稅，使縣級和鄉鎮的財源更趨薄弱，財政自給能力進一步降低。就目前的財政體制看，已不能被稱作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縣級政府除了營業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外，幾乎是一些沒有什么發展潛力、稅基窄小的稅種，有增長潛力的所得稅，先是被劃為共享稅，現在共享的比例又進一步向縣以上調整?？h及縣以下的財力進一步減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來越多。

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樞紐和聯結點，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平臺和主戰場，它應是最有活力的經濟。但一種幾乎完全依靠上級補助維持運轉的縣域財政，靠擠占項目資金勉強度日的縣域財政，是沒有生命力和發展動力的財政體系，無法為縣域的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起到支撐作用。如果聽任上述趨向發展，這顯然與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思路相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目標也很將難以實現。

（二）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滯后，部門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觀。

迄今為止，我國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中，專項資金占很大比重，市場配置資源的比重在縮小。據從有關部門了解，中國2004年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約1萬億元多一點，其中稅收返還占40%，實際轉移支付約6000億元。在這6000億元當中，專項轉移支付占57%，財力性轉移支付僅占43%；在財力性轉移支付中，一般性轉移支付不到750億元，占財力性轉移支付的29%，僅占實際轉移支付的12%.財力性轉移支付的其余部分用于調整工資補貼，農村稅費改革，以及縣鄉財政補貼、民族地區補貼等。專項轉移支付的支配權掌握在中央各部門手中，一些部、委、辦掌握著大量的專項資金，擁有資源的配置權，而且支配資源的權力越來越大。如：農口投資，都是投到一個縣這一、二千平方公里，但林業部門管林業投資，農業部門管農業投資，水利部門管水利投資，部門利益的影響和條塊分割嚴重，條條專政導致地方事權的分割，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這種體制使得地方上要千方百計來爭取項目。尤其是貧困地區，有項目才能生存。有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沉痛地講，“跑項目的學問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們只有盯著項目，犯錯誤才有條件。沒有項目，我們連犯錯誤的資格都沒有?！?

如果追求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或資源成為許多部門或市場主體的重要目標，而政府部門控制的資源的投放又是“專項性”的，即把這部分專項資金給哪些地區、部門或市場主體的權力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門和一些人的手中，決策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人為的成分，那么，嚴重的設租和尋租行為也將不可避免。專項資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部門腐敗的根源，為毀掉一些干部創造了條件。

（三）免征農業稅后基層政府和村組出現的反自治化傾向強化了傳統的管理模式。

基層政府的走向應是從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轉向有限功能的政府；從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轉向自治程度較高的政府，從統治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為此，深化農村改革就要進行制度創新。但在免征農業稅后，許多鄉鎮和行政村的財政收入沒有了來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級的轉移支付，這反而加重了它們對上級的依賴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村干部的工資改由上面支付后，村干部民選化將變成村干部官僚化。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 “村帳鄉管”，現在則進一步提出“對一般鄉鎮，都要大力推行‘鄉財縣管’財政管理方式”。既然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是“審查和批準本行政區域內的財政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現在由外部的“上級”單位來管理“下級”的財務，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與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舉措，必然強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出在鄉鎮和村這兩級的本級層次上有效制約機制的闕如。

（四）現行的干部考核機制及相應的政績觀阻礙了政府職能的轉換。

同志曾講到，政府要從原來很多情況下直接干預或者直接管理經濟活動跳出來，要完整地認識并掌握政府的四項職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是政府不應直接參與資源的配置，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應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上所起的基礎性作用，著力創造一個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環境。但實際上傳統的政績觀和干部考核機制仍占據主導地位。如東部沿海某省的一個縣級市對鄉鎮書記、鎮長的考核，共100分，分3塊：（1）雙引（引入民間資本、工商資本和外商資本），看固定資產投入，50萬元以上的項目要有4個，其中要有1個項目在100萬元以上。這個指標占40分。（2）農民人均純收入； 占30分。（3）農村勞動力轉移； 占30分。后兩個指標各鄉鎮之間差別不大，關鍵是招商引資，你超額1個，他超2個、3個。最后看加分。尤其外商投資開發農業，比值相當大，一好遮百丑。

傳統的發展觀、政績觀和考核機制相結合，就導致政府直接操縱資源的配置，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和農戶），干了許多不該干的事。19 90年代，政府出臺不少興辦鄉鎮企業的地方政策法規，鼓勵乃至強制基層政府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政績壓力以及財政收入的激勵下，集體企業得到了非常規的發展，導致以后鄉鎮和村負債沉重。近年來，地方政府又為促進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或民營企業的發展，往往采取各種直接的經濟干預手段，如為企業提供廉價的土地；減免稅收；為企業尋找貸款，甚至提供貸款擔保；幫助企業上市，甚至捆綁上市。在抓項目、組織勞務輸出、結構調整等各項工作中，政府的不當干預往往引發各種矛盾。群眾說，“不怕市場不發育，就怕政府亂干預”。

三、 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

解決上述問題的思路是深刻領會總書記“兩個趨向”的重要思想，明確一個前提，落實兩個基點。

（一）明確一個基本前提

即把深化農村改革和深化宏觀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相結合，尤其是著力于中央和省一級的行政管理機構的改革和縣級綜合配套改革，轉換政府的職能，更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協調“條條”與“塊塊”的關系，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級層次與基層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體系。

應加速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堅戰。國家應調整既得利益格局，大幅度地減少專項資金，從源頭上削減中央各部門配置資源的權力，同時建立規范的橫向和縱向財政轉移支付體系。這樣可以減少尋租行為和決策的隨意性，有利于杜絕腐敗，提高經濟效率，真正使財政體制能具有平衡地區間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能力。

政府職能能否改變，要看其行為能否受到有效制約。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則需要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制度創新，改革干部考核機制和選拔任用機制，改變各級政府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下負責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體現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GDP的增長率僅是結果的一個衡量標準，重要的是五個統籌的實現程度，這將最終決定一個地區是否能有一個良好的制度和社會環境，是否能有一種建立在社會公正基礎上的可持續的增長。

（二）落實兩個基點

在深化宏觀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這個大的前提下，農村發展方面一是要建立農村公共財政體系；二是改革與完善鄉村治理結構，在鄉村兩級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農民群眾參與的制衡機制。這應是后農業稅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兩個基點。

為使縣、鄉鎮及村的機構能正常運轉，能履行為農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社會福利的職能，必須有相應的財力作支撐，有一個健全的財政體系為基礎。所需的財力可以通過以下渠道加以充實：

（1）調整分稅制的結構，財政向地方讓利，保證縣及縣以下有一定的稅源；著眼于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開發當地的資源優勢，培植和涵養稅源，逐步增加縣及縣以下的財政收入，形成縣域經濟的良性循環。

（2）增大體制性、制度性的轉移支付，將事權與財權一起下放，使轉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杜絕“上邊點菜，基層買單”的現象。

（3）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財、隨意支配農民土地資源的權力。在嚴格限定國家征地行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農村經營性用地不征為國有，在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前提下，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讓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土地市場平等地進行交易，發展二三產業，從中獲取土地級差收益。

在保證財力的同時，必須加速鄉村治理結構的改革與完善，使資源能有效利用。防止資金的貪污挪用。

（1）在鄉村兩級的議政和行政之間建起一種有效的民主制衡機制。解決“老板（廣大農民群眾）缺位”的問題。可以借鑒有些地方的經驗，做實村民代表大會制度，將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議決機關，而原來的權力機關村委會則成為具體的執行機構，村莊的重大事項由村民代表會議商議決定后，交由村委會實施。這樣，村代表不僅成了聯系村集體和村民的紐帶，而且也是村民參政議政的人。由村代會對執行機構（村委會）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違背民意、權力腐敗等問題的發生，有助于克服村級組織行政化的傾向。如果這種體制能夠成功，就可進一步把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做實，由它來監督和制約鄉鎮政府的決策和行政。只有在鄉村兩級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機制，農村的公共財政體制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農村基層才能真正做到“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章理事”。

（2）在有條件的地方推行農村社區股份合作制，在使村級組織有可用財力的同時，將包括土地增值收益在內的集體資產收益與社區農民的直接利益掛鉤，使農民群眾有激勵去監督資源的使用。

（3） 調整地方各級干部的收入分配結構。

當前，不同地區之間，一個地區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公務員的待遇差別極大，這種扭曲的干部收益分配體制必須改變。在欠發達地區，基層干部待遇低，任務重，財權與事權不對稱，造成鄉鎮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來干，壞人搶著干”。鄉鎮干部可以使用的資源辦好事遠遠不夠，可以控制的資源辦壞事綽綽有余。如果這成為一個趨勢，即正直的人當鄉鎮干部無法維持生計，只得另覓他途，那么就會有人占據鄉鎮干部崗位，以權謀私，這必然造成干群關系的對立和沖突，這就是政權瓦解的潛在危險。有的基層干部反映，項目是從下往上跑，干部是從下往上調。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性因素。如果人人都不愿意去基層，不愿去欠發達地區，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也就難以實現。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改革現行公務員職級工資制，建立國家統一的職務與級別相結合的公務員工資制，這是正確的政策措施。但必須看到，在一些發達的省市已經提出自己的公務員工資制度的背景下，這項政策落實起來將有很大難度。

明確一個大的前提，落實兩個基點，轉換政府職能，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通過調整稅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轉移支付和把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農村，使農村得以具備滿足農民對社會公共事業基本需求的財力；通過改革和完善鄉村治理結構，則使農村的財力能真正為民所用，從而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會福利的差距。這不僅是解決公平問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從近期看，農民不至于因病致貧，因子女上學致貧，可減輕農民負擔，無異于增加農民收入，可以使農民有資金去發展生產，去消費，從而夯實發展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基礎，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從長遠看，能提高農民的人口素質，提升農村人力資本的質量，只有這樣，才能最終解決效率問題，使國民經濟的發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藍圖才能早日實現。

在16屆4中全會上，同志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判斷，此后他又作了進一步闡述：“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則必然要觸動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這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實現。1986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曾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64頁）。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學習小平同志的這段話，感受尤為深刻。

農業農村論文:論加快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推廣農業新科技

[論文關鍵詞]農村建設 農業科技

[論文摘要]加快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推廣農業新科技；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和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建設，農民科技知識的培訓，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加強農村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強農業科技引進力度，農業科技研發投入和農業資源配置調整，才能加快新農村建設。

推廣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本文以個人在農村實際工作經歷認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推廣農業新科技，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農村干部和農民對農業科技的信仰、提高學習和掌握農業科技知識能力，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增加農民收入，才能加快新農村建設。

一、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

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必須認真貫徹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精神和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大會精神，加快農業科研、教育、推廣機構的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和管理創新。深化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與農業的有效結合，有利于農業科技創新，有利于新農村建設的原則，合理配置農業科研機構和高等農業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現有基礎，集中力量從事重大農業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農業科研機構應逐步轉變為科技型企業或企業集團的技術開發機構，建立起分別承擔公益性職能和經營性服務的農技推廣隊伍，逐步形成國家興辦和國家扶持、無償服務與有償服務相結合的新型基層農技推廣體系。

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

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要以實施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重大科學工程為依托，建成國家農業科研基地和產業綜合研究中心，加強農業基礎研究、重大應用技術研究和農業高新技術研究，盡快提高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吸引高層次的外國專家和科技精英開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實力、人才優勢和創新地位。通過學科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調整，建成一支高素質的精干高效的農業科技創新人才隊伍。

三、加強農村干部和農民科學技術的培訓

加強農村干部和農民科學技術的培訓，有關部門要為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供合格的載體。利用農業廣播電視學校、高、中等農業院校、成人院校、農業職業學校、農干校等各級各類農業教育培訓資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齊全、布局合理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和健全的培訓制度，為全面實施各類農民科技培訓工程奠定基礎。

四、加強現有農業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轉化

對一些具有產業化前景的項目要進行工程化開發，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核心，以搶占市場和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為目標。在種子（種苗）、種畜禽、疫苗與獸藥、農藥、肥料、飼料、農產品產后加工和節水灌溉技術及設備等方面，建成規模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企業或企業集團，使其為推動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品種、提高品質、增加效益發揮重要作用。

五、加強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在加強農業技術研究，開發推廣的同時，必須加強農業、農村的資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如農產品下腳料的利用、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開發利用，會造垃圾，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不改善會造成農民生產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強新農村建設，必須加強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

六、加強農業技術的引進力度

按照新的引進原則，以推動農業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化及增強我國農業技術儲備的前沿技術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農產品質量和效益的先進實用技術為主，以促進結構調整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技術為主，加大技術引進力度。以農產品商業化、以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加強工廠化農業為目標，加快農業高新技術及手段的引進，以提高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強科技儲備和發展后勁。

七、加強科技投入和資源配置調整，為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供條件支撐

政府既要加強對農業科教資源的宏觀調控，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采取新的舉措，對現有農業科教資源在重點領域、方向和任務上進行有效配置和系統整合，切實推動農業結構調整。積極引導企業和社會力量投資農業科技產業，鼓勵社會、企業設立農業科技創業基金；爭取金融、保險系統對農業科技投資予以傾斜，放寬農業科技貸款限制，加大農業科技風險投資力度；擴大對外交流與合作，積極爭取和吸引國際組織和國外企業投資我國農業科技、教育和生態環境事業，才能有效地加快新農村建設。

農業農村論文:論現代農村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實施戰略

論文關鍵詞 農村建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推廣；戰略

論文摘要 探討了現代農村建設中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戰略，從加強農技培訓、進行技術組裝、抓好示范典型、加強基礎建設和有效行使政府職能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實施對策。

目前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中存在著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農業科技成果的總量很大，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6 000多項農業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運用于生產，產生實際經濟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在65%～85％之間，而我國僅為30%～40％；世界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60%～80％，而我國只有42％，這說明我國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F代農業的科技推廣不是靠農業技術人員向農民說教，而是通過示范使農民購買作為科技載體的產品（種子、肥料、農藥、農膜等）以及把新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農民依靠多項新技術新產品組裝生產，實現高產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1 開展農技培訓，優化科技成果的轉化

開展農技培訓，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是加強農技培訓中心建設，各市縣要組建一定數量的培訓中心，讓這些培訓中心成為培訓農民學習農業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大學校；二是開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動，分別在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利用農閑時間對農民進行科技培訓，把科技致富能手組織起來，組成科技致富大王講師團到各地進行科技致富宣傳，使農民在親身體驗、現身說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廣綠色證書制度，通過培訓合格后取得農民技術員職稱，使這些農民成為農業生產的技術骨干和轉化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新技術、培育和選用良種、防治病蟲害及技術咨詢的帶頭人；四是實行農民職業規范化教育，以農村職業技術學校、農業廣播學校、實行3+1體制的普通中學和各類技術培訓中心為陣地，對農民進行較系統的培訓，使農民職業教育經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五是結合實施星火計劃培訓人才，優先考慮星火計劃的實施，按計劃要求的內容進行專題講座。

2 進行技術組裝，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綜合效益

技術組裝重點是從2個方面入手。一是圍繞糧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豬）、水產（中小水面）、優勢特產資源和生物技術等重點領域進行攻關，使其形成規模效益。例如在農作物新品種方面，圍繞水稻、大豆、玉米三大優勢作物，產前、產中、產后的一些關鍵技術（如耕作方法、病蟲害防治）開展系列攻關，取得像水稻大棚盤育、水稻育苗床土調酸綜合技術、鹽堿地種稻技術、大豆綜合豐產技術、玉米早熟豐產綜合技術、玉米抗旱保苗技術、玉米大面積機械化綜合高產技術和赤眼蜂、黑光燈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與生產條件相適應的耕作栽培技術以及與病蟲害防治的配套技術。二是合理組裝，全力組織推廣。把各單項技術組裝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加以大力推廣。

3 積極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的輻射源

在農業科技示范工作中，重點抓“三區”建設。一是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在主要產糧區和城市郊區以鄉、鎮為單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農業科技示范園，通過完善組織機構，實事求是地制定切實可行的園區建設發展規劃和與之相配套的優惠政策，積極組織對園區的科技培訓，大力轉化推廣先進成熟的科技成果，強化組織、協調指導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長和發展起來。二是重點建設幾個星火技術密集區。星火技術密集區是科技成果推廣的基地，能夠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樹縣，自建立星火技術密集區以來，連續幾年實施了以轉化推廣玉米豐產、耐密型玉米高產、工業應用的良種玉米栽培、米麥間作及長白雜交瘦肉型新豬種、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養豬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星火計劃項目，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三是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把農業綜合開發科技示范區和農業生態區結合在一起、健全技術體系與技術經濟體系。結果顯示：示范區內農民純收入比輻射圈內的農民同期年平均增長60%；示范區內糧食每年增長1 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產1 050 kg/hm2，提高了60%以上。

4 切實加強基礎建設，疏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渠道

基礎建設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①建立農技推廣組織機構，形成以省為主渠道，以市為重點，以鄉為骨干，以村為基礎，以民間科技組織為補充的農技推廣網絡和以農業站、畜牧站、園藝特產站、農機站、林業站、經營站、水利站等為主體的橫向網絡的農技推廣組織體系。②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搞好農業成果推廣的全程服務，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轉化的有效性，促進科技成果向規模化、產業化方面發展。例如，為了轉化肉食雞高產綜合配套技術這項科技成果，在養雞的重點鄉成立科技服務公司，對養雞行業進行全過程服務，做到“七統一到戶”，即統一貸款到戶、統一送雛到戶、統一送料到戶、統一培訓到戶、統一防疫到戶、統一回收到戶、統一結算到戶。③抓科技情報信息系統建設、舉辦科技成果展示會、召開成果轉化交流會、大力宣傳科技成果等4個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盡快送到農民那里。④從3個渠道促進科技人員與農民的結合。一是以農業科技人員為核心建立農業專業研究會和農民技術協會；二是采取“四包一掛”的形式，即包技術、包產量、包效益、包賠嘗實行責權利掛鉤；三是以省內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為骨干組成的科技服務小分隊，在農業生產的關鍵季節到農村去搞技術講座，現場傳播技術知識。

5 有效行使政府職能，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

5.1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意識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有所作為，地方各級政府要堅持把這項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努力強化決策系統的科技總識。一是成立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領導小組，二是建立科技進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積極選派科技副職。

5.2制定優惠政策

要充分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和科研、推廣單位投身于農村科技事業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地方政府要結合本省本地情況制定各種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

5.3增加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

在增加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投入上，一方面通過立法增加投入，要求各級財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轉化經費；另一方面有關部門每年還需撥出科教興農專項活動經費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廣專項活動經費，用于資助科教興農成果轉化推廣活動。

農業農村論文: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框架研究術——以麗水農村文化信息化為例

論文關鍵詞：農村信息化 文化信息化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 整合框架

論文摘要：從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定義出發，繪制了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框架圖，并在麗水地區農業信息資源整合實踐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環境和各層級結構中涉及的相關內容及技術。

1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定義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是指將與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相關的信息，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通過加工、整理產出具備附加價值的農業信息的過程。然而，由于農業信息資源分散在農業生產、加工、貯運、銷售、消費等眾多環節，涉及自然、社會、經濟三大系統，形成內容上的廣義性和信息整合的復雜性．這給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帶來很大的問題。同時，農業信息主要服務于農民，具有典型的基礎性和公益性，從做好社會公共服務的角度考慮，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必須開放資源，設立機構，制定標準，投入資金，為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提供強有力的支撐。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整體框架如圖1所示。

2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框架圖分析

從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框架的構造來看，農業信息資源整合要依賴于相關法律體系的保護、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建立、信息描述標準的確立和與農業信息收集、加工、處理相關的各部門和機構的緊密配合。所有這些都可以列為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環境范疇。只有這些環境營造好了才能推動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按一定的流程順利開展。至于信息資源整合各層級工作的開展，都與一定的信息技術相關聯。

2．1信息資源整合環境研究

農業信息資源的來源、分布都較廣，而涉農部門和信息機構之間相互聯系的深度不夠，信息安全和信息標準的相對滯后都是導致農業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困難的重要因素。而這些，都可以歸結到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環境問題上來。要處理好由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建構起法律保障、信息安全、信息標準和信息部門都發揮作用的環境．推動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深入開展和農業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

2．1．I法律保障體系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過程中的信息獲取、加工、和使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法律問題?？绮块T之間的聯系很多時候需要通過法律和法規來約束或建立，再加上農業信息分布在各個機構、部門，因而法律保障手段就顯得尤為重要。農業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急需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來明確信息的采集、存儲、加工、傳遞、檢索、分析等應用過程中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信息公開和共建共享方面。信息公開和共建、共享。是現代社會民主與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信息公開的權利主體，政府因其職權而掌握、占有大量農業信息，應該自上而下制定和與農業信息化和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相關的法律法規。從法律上確立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正式身份。政府要讓全社會都看到其對農業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和對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關注，推動各相關部門和機構對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投入和關注。比如麗水農業專家知識系統等重大涉農項目，都由麗水市政府制定下發相關文件和規定。市科技信息中心主持。市級重要機構和部門參與建設，面向全市群體，免費為農戶提供各種農業生產、加工技術和銷售信息。

2．1．2信息安全保障體系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最終目標是投入使用，實現農業信息資源的增值，讓這些信息資源在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的各個環節發揮作用。而在農業信息資源的使用方面。信息的安全是我們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因此，在整個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過程中．建立起堅實的信息安全保護體系是保障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效果和推動農業信息資源投入使用的關鍵。但是信息安全問題的解決涉及到法規、管理、標準技術等方方面面。任何單一層次上的安全措施都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因此，信息安全問題的解決應該站在系統的高度，運用各種先進的安全技術保障用戶在使用過程中設備和數據的安全。

2．1_3信息資源處理機構

農業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是國家的核心任務，對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處理是國家相關信息部門的工作和任務。國家主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宏觀方面給農業信息化提供支撐，推動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和開發利用．信息產業部、涉農部下設的信息部門，聚集了大量信息人才的高校圖書館和信息機構主要負責農業信息資源的采集、加工、整理到最后的投入使用。農業信息資源最后的開發利用成效就要看信息部門的具體工作了。信息處理機構在整個農業信息資源整合中的作用主要通過信息人才來實現。因此，信息處理機構之間的合作對信息人才優勢的發揮和農業信息的處理效果都至關重要。

2．1．4信息標準體系

我國不僅國土遼闊．而且不同區域的氣候差異也大．農業信息資源的采集不可能只選取部分地區．也不可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單一采集方式。為了確保采集到的農業信息資源全面而真實。只有通過自下而上的層層推送信息的方式，將最基本的農業信息和數據以一種統一的標準推送到最近一級的信息部門．再讓這一層級的信息部門將有必要往上推送的信息向上一級傳遞，如此反復。一些政策性和指導性的農業信息則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送達到用戶端，避免信息時效消失。當然，所有這些工作都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用這個標準采集和傳播各種不同的農業數據和信息。避免因標準不統一導致信息無法共享，同時保證農業信息的時效性。

2．2信息資源整合層級研究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由基礎層、數據層、服務層和應用層四層組成[51，不同層級承擔不同的任務，每下一層級都是上一層級的基礎。下面就不同層級涉及到的內容和技術以麗水市農業信息資源整合建設的實踐進行論述。

2．2．1基礎層

基礎層是信息資源整合中基礎的基礎，是信息資源整合的載體，它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人才培養兩個方面。其中，基礎設施包括大型科學儀器裝備、科技數據和文獻資源、信息網絡系統等?；A設施建設包括大型科學儀器裝備的購置和調配、科技數據和文獻資料的積累與管理以及用來提供共享和通訊等功能的信息網絡系統。

2．2．2數據層

數據層主要負責數據的描述和數據格式的轉換、處理，它在整個整合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我們知道．農業信息質量和共享的實現取決于對信息的描述，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不能只停留在對農業信息進行大雜燴式的匯聚，而是應該將采集到的信息資源進行盡可能詳細和標準的描述和揭示，讓用戶可以很容易地了解這個信息的實質和價值?，F在通用的信息描述標準是柏林核心數據(DobmCore)．它是專門針對網絡信息資源的特征而創建的，涵蓋了資源的重要檢索點、輔助檢索點和相關檢索點。而對數據和數據格式的轉換則需要涉及到相關的信息處理技術。通過諸如XML等為主的信息處理技術。實現不同平臺間數據和數據格式的轉換，為信息的共建、共享提供條件和可能。為了響應標準體系的建設內容．在對數據進行描述和數據轉換時，需要采用統一的國際或國內標準。

2．2．3服務層

服務層主要是為用戶提供檢索服務。在眾多的農業信息資源中檢索出用戶需要的信息。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進步和計算機數學算法的完善、提高．使檢索算法越來越完善，檢索方法越來越簡單，檢索精確度越來越高，檢索速度也得到了極大提高。這些對我們進行信息資源的檢索和利用都很重要．但是檢索的智能化才是我們最終追求的目標。因此．在服務層我們要充分利用知識庫的智能檢索、自學方法和推理機方法等現存的智能檢索方法，結合新近的優化技術和檢索標準，提高檢索結果與檢索目標的緊密度，擴大檢索的范圍和檢索的相似度，同時提高檢全率和檢準率。

2．2．4應用層

應用層是信息資源整合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提供信息利用的環節，通過導航、門戶網站的方式向用戶提供簡便、快捷的信息服務。作為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最后一層，它應該承擔一般信息資源整合所沒有承擔的一些責任。比如從農村信息用戶的需求角度和信息素質出發．建立適合農村用戶思維習慣和水平的導航系統和門戶網站：結合各種方式提高農戶對獲取農業信息資源的興趣和能力。比如麗水市專家知識系統建立后，注意采用多種推廣、宣傳方式，擴大農戶對農業專家知識系統的認識范圍．特別是加強農村用戶信息素質培養，再加上簡單、清楚的條目設計，農戶能很方便地在這個系統中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

總之，對農業信息資源整合框架的研究是為了提高農業整合信息的增值效用，提高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農業信息系統的使用，提升農村用戶的信息獲取和信息實踐運用能力。對信息的利用率而言，不僅取決于用戶信息素質的高低．系統的整體構造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一個整合系統投入使用之前，需要多次反復試驗．征求用戶的意見和建議，以用戶的操作和檢索習慣為主要設計原則。一個針對廣大農村用戶需求為主的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系統更應如此。

農業農村論文:試析基于農村文化信息化的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研究

論文關鍵詞：農村信息化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 信息資源整合技術 信息資源整合系統

論文摘要：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而信息獲取卻越來越困難的今天，對信息資源進行整合是信息建設必經的過程。隨著農村信息化進程的加快，對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也提上日程。從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原則出發，以分析信息資源整合的關鍵技術為基礎，重點對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系統功能的實現進行論述。

隨著網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呈海量化增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信息載體和信息傳播方式的多元化趨勢也在擴大，導致信息資源量在越來越龐大的同時，分散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同時網絡上一些時效性、準確性差和冗余重復的垃圾信息也容易讓人們對網絡信息產生焦慮。要想在這浩如煙海的信息資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成了不容易的事情，對于信息素質一般的農戶而言，更是困難。事實上，用戶對信息的要求又必須及時、精準、有效，這就與他們的獲取能力形成了尖銳矛盾，而要解決這種矛盾只能通過對農業信息的整合來化解。

1.農業信息化過程中信息資源整合原則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最終目標是要把盡可能多的分散于各個角落的資源，通過系統的方法，運用信息技術，由信息人員對相關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審核、，最后通過某一媒介或終端達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因此，在進行農業信息資源整合之前，要先弄清楚幾個問題:其一，農業信息資源的使用主體是農民;其二，農民的信息綜合素質相對較低;其三，農民需要正確、有用、及時、全面的農業生產和銷售信息;其四，農民需要在獲取信息的過程中是方便和安全的。由此可知，在對農業信息資源進行加工、整合時，要從用戶自身信息獲取水平和需求出發，遵循一定的原則，才能達到預想中的目的。

1.1標準化、規范化原則

網絡上眾多的信息資源和數據庫中豐富的資源之所以沒法通過某一種方式就可以全部訪問，除了商家不同和費用攻取等問題外，最主要是他們之間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規范，格式、技術接口、輸出標準等方面的不同，都讓我們面對這些豐富的信息資源卻無能為力。信息資源整合就是要通過對信息資源的內容、形式和與其相關的技術進行整合，共用一個統一的標準和規范，在盡可能寬廣的范圍內方便地使用已經進行了二三次整理和加工的信息資源。因此，標準之于信息資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礎。只有依據一定的標準來進行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才能避免因資源重復建設導致的人、財、物的浪費和損失，讓用戶可以方便、優惠地訪問和獲取相關資源。

1.2共建、共享原則

遵循標準化、規范化原則其實也是為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打下基礎。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是為了集中一定范圍內有限的人、財、物對信息資源進行深人加工、整理，但是由于管理體制上存在的條塊分割、管理松散、部門與部門之間溝通不足等問題，讓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面臨很多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政府出面，建立起統一協調的、布局合理的管理體系，加強各相關部門之間的聯系和溝通，為農業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創造條件。

1.3信息安全原則

農業信息資源中的部分數據會涉及到國家秘密、國家安全，需要絕對的安全，但是農業信息資源需要一定程度的開放才能滿足用戶的需要，于是產生了開放與安全的矛盾，因此，我們需要在安全和開放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既要能保證用戶方便地使用這些信息資源，又要保證這些資源處于一個安全的狀態。而保證信息安全可以通過網絡安全區域的劃分、中心數據庫的擺放位置、防火墻的利用、加強內部監控與審核、第三方認證等方法來保證信息的安全。

2.農業信息資源整合中關鍵技術分析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主要目標是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對網絡、數據庫中包含的對農業生產和銷售有指導作用的無序信息資源進行融合、類聚、重組，形成一個新的資源有機整體，保證用戶可以方便、準確、及時地獲取他們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整合技術的進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信息資源整合的步調，需要盡力挖掘新技術服務于信息資源整合和信息利用。

2.1基于XML的數據描述標準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種用于描述數據的標記語言，主要使用文檔類型定義(DTD)或者模式(Schema)來描述數據，與描述頁面的HTML有相似的式。它可以利用We瀏覽器進行數據確認，還具備易于生成數據的優點，囚此，它可以在不同的部門和部門內部方便地進行數據交換和利用。如果制定出XML的標準并廣泛應用的話，那么不僅是企業或部門之間的數據交換變得更容易，而且語音數據和動態圖像數據這些過去數據庫中難以進行處理的數據也能輕松地轉換成數據庫，這對信息資源的管理而言將會前進一大步。再加卜XML獨立于平臺，有利于跨平臺問的信息交流，完全可以充當網際語言，并有希望成為數據和文檔交換的標準機制，它所具備的準確表達信息真實內容的特征，不僅可以降低應用程序的負擔，也使摺能工具的開發更為便捷:

2.2有關Wel的論述

Intentet采用超文本和超媒體的信息組織方式，將信息的鏈接擴展到整個Internet卜，而Web就是一種超文本信息系統，它不僅可以讓文本從一個位置跳到另一個位置，使用戶可以從中獲取更多信息的同時，在主題的選擇上也任意可行。而Web具有的圖形化、易于導航、與平臺無關、分布式、動態和交互式的特性，讓信息資源整合的共享機制建設、適時更新和與用戶互動機制建設等問題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We中的圖形化顯示功能，可以提供將圖形、音頻、視頻信息集合于一體的特性，使農業信息資源整合后為農戶提供一些非常形象、易懂的信息資源的技術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2.3有關Wel> Service的論述

Web Service是由“3C”標準組織定義的，采用XML通過UML來接口和應用綁定的軟件體系結構，這些定義接口可以被其他軟件系統發現，并通過基于XML和IP協議的消息通訊機制集成到不同的應用系統。它是繼Web訪問之后的新一代資源方法，有著更大的靈活性和交互功育掛。

Web Service完個基于XML(可勿展標記語言),XSDXbIL Schema )等獨立于平臺、獨立于軟件供應商的標準，是創建可互操作的、分布式應用程序的新平臺，具有跨平臺的可互操作性能。通過Web Service不僅能跨越不同客戶端和服務器之間的防火墻阻礙而進行正常通信工作，還可以將用不同語言寫成的，運行在不同平臺的各種程序方便地進行集成，為用戶提供一個統一的界面，甚至在軟件和數據重用方面也有所成就。Web Service在允許重用代碼的同時，可以重用代碼背后的數據C當然，Web Service在通過Wel進行互操作或遠程調用時的用處更是顯而易見。

3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系統功能及其實現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就是按照農業信息資源之間的指示關聯，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信息資源的優化重組，形成系統化、摺能化的數字資源體系。當然，在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過程中，需要標準、法律、安全、機構作為支撐，以保證信息資源整合效果和功能的實現。

3.1農業信息資源的發現、采集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運用科學的方法，將大量分散于網絡上的相關信息資源進行篩選、采集。但由于網絡信息資源在豐富多彩的同時，雜亂、無序、冗余的缺點也會顯現出來。為了避免農業信息資源采集與揭示的隨意性、無計劃性和盲目性，采集網絡信息資源也要嚴格執行一定的標準。結合農業信息資源和用戶信息需求的特點，筆者認為對農業信息資源的采集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則: eq \o\ac(,1)1實效性原則。由于網絡信息資源更新過快、鏈接的時效性強等特點，需要對錄人的站點定期進行跟蹤，即時清除陳舊信息和死鏈接，并隨時搜索本學科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動態。②實用性原則。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的主要目標是為用戶提供農業生產和銷售信息的服務。通過對當前國家農業政策、農業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以及農產品需求等信息的搜索、加工、整理，讓用戶在進行農業活動時，跟當前農業的發展和需求形勢緊緊相聯，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減少因信息獲取不全或不正確而導致的經濟損失。③高質原則。農業信息資源的主要用戶—農民的信息獲取素質相對較低，這就需要對農業信息資源進行采集時，遵循高質量的原則，采集一些用戶急需的和有用的信息資源。有效的農業信息資源整合不僅要是該領域全部的信息資源，信息資源的高質量也是關鍵。④內容全面性。農業信息資源整合必須以搜集全面的農業信息資源為原則，不僅要從整體揭示農業發展狀況，還要搜集到具體、全面的農業生產和銷售信息，搜索范圍也要涉及到國內外該領域的各種信息資源，通過網絡數據庫、網上動態信自、網絡出版物、學術會議、相關標準和專利等途徑獲取全面的農業信息。

3.2農業信息資源的描述

農業信息資源整合系統功能實現關鍵的一步就是對所采集的相關信息資源進行深人的加工、整理，重組為優化的信息資源體系，而在這個過程中，數據描述、轉換和處理是重頭戲。尤其是對信息資源的描述，是決定今后共享和數據質量的關鍵，農業信息資源的整合不能僅停留在鏈接一些相關網站的基礎上，還要對這些鏈接的網站類型、內容、特色進行盡可能詳細的描述和揭示。因此。應從資源標引深度和信電記錄的標準化來考慮信點資貌招合的問題。即要遵循一定的數據描述標準和格式，加強信息資源統一描述和標引的建設?，F在國內外通用的網絡信息資源描述方法主要是都柏林核心數據(Dohlin Core )，它是專門針對網絡信息資源的特征而創建的，涵蓋了資源的重要檢索點、輔助檢索點和相關檢索點。當然已經如此完善的Dohlin Core標準中也會有沒有涉及到的內容或我們需要重點提示的內容點，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現實需要加以補充，以求更全面地對資源進行描述。

3.3農業信息資源的

對信息用戶而言，他們所關心的不是信息資源整合的技術問題如何解決，而是這些經過整合的信息資源對他們來說有沒有價值或者這些有價值的信息的獲取方法是不是簡便、快捷，而所有信息用戶最關心的問題只能通過信息資源的和查詢來解決。農業信息資源的系統需要存儲所管理的各個站點的數據，并提供信息、模板制作、系統備份、日志管理及系統的支持文件，存于主服務器上，只有管理員才具備其訪問權限，一般的用戶不能訪問。在信息系統中，要保持界面風格的一致性，系統最好用統一的CSS來定義。同時，為了隨時了解用戶心理，得到信息使用反饋信號，需在系統中設立適時交流、用戶調查和信息內容評介等模塊，借助一些智能化的技術來解決非面對面交流帶來的一些問題。

農業農村論文:淺析農村中職學校農業類專業適應新農村建設人才培養的研究

論文關鍵詞：初中地理　課堂教學　方法改革

論文摘要：中學地理教育在社會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學校中應試教育思想的雙重沖擊下，教學水平處在低谷狀態。初中地理教學是目前中學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環節。在素質教育的新形勢下，筆者認為初中地理教師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課堂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實踐。

農村中等職業學校農業類專業多年來為當地農村培養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業的發展越來越依靠科技進步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在新形勢下如何確定培養目標、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成為職業學校新的課題。

一、農村中職校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入發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但目前來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在專業設置上緊跟社會發展的需求，向第二、三產業方向傾斜，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專業呈現逐漸萎縮的趨勢甚至被裁掉。有的學校雖然保留了部分農業類專業，但學生的目標是升入高等學府繼續深造，將來有利于謀求一個好的職業，沒有把服務農業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標。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農業專業技術人員不足130萬人(包括農民技術員)，與農業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歐美等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己超過千分之四，這與我國農業的基礎地位很不相稱。農業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與培養科技人才過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這樣，很多中職學校仍把重點放在對初中畢業生的培養上，這就加大了培養的局限性，培養的數量捉襟見肘。由于學生的學習動機或者說學習目的的偏離，培養的質量更值得懷疑。

二、農村中職校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優勢

(一)地里位置的優勢。

農村中等職業學校大都地處農業生產前沿，與農業生產能近距離接觸，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職業學校能在第一時間掌握農業生產的動態，可以有目的的進行指導和服務。在遇到農業生產中出現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問題時，可以立即組織有關人員進行綜合治理，還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辦學經驗的優勢。

職業學校基本上是從農業技術中學轉軌而來，有著多年的辦學經驗。在對農業人才培養上，可以采取靈活的辦學模式，既可以培養初中畢業生成為中等職業技術人才，還可以培養生產一線的農民，使其掌握先進的科學生產知識。

(三)師資力盆的優勢。

就目前而言，很多農村職業學校農業類專業教師占專業教師的20-25%，有的學校這個比例還大。他們大都是八十年代為職業學校定向培養的師資力量，對農業生產有著深厚的感情，農業科技知識比較扎實。

三、農村中職校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養目標的重新定位。

針對目前農業發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現狀，職業學校要構建多層次農業科技人才培養體系，其中中等職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定位應該是農村留得住、能創新、有作為的中等專業技術人才。他們不但對所學的專業知識精通，還要熟知相關專業知識，要成為農業生產中的多面手。在實施教學上，要合理安排理論教學內容，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強化實踐性教學?？梢园呀淌野岬教镩g地頭甚至雞舍豬圈，讓學生親自動手去做，從感性認識上強化訓練。與此同時，更新舊觀念，不斷傳播先進的生產、經營、管理知識，使學生置身于農業科技前沿，用先進的知識武裝頭腦。加強學生的繼續教育，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優良品質，鼓勵學生敢于創新，敢于實踐。

農村中職校在培養初中畢業生的同時，還應把培養人才目標對準農業生產一線的農民。這些農民對農業生產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們渴望知識，學習目的明確，針對性強。在職業學校深感農業類專業招生難、在校生少的同時，有一個龐大的農民隊伍急需培訓和學習。他們在農業生產中經常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苦于無門，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請教，職業學校恰恰是為他們解決這些問題的橋梁，完全可以利用專業知識服務農民。

從某種意義上講，職業學校也只有重新對培養目標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在職業學校的辦學過程中，農業類專業逐漸萎縮、招生困難、辦學特色不明顯等都制約了農業類專業的發展，從而失去了農村中職校生存的根基。將培養人才目標定位在農民這個群體上，學校將在農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會使學校煥發出勃勃生機。

(二)培養模式的不斷創新。

職業學校沿襲普通中學的辦學模式顯然背離了職業教育發展的真諦，職業教育不能把學生禁錮在課堂上，不能把學生埋在書本里，實行開放式教學成為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培養目的的定位為多種多樣的培養模式提供了可能。培養在校生時可以采取動態的教學過程，根據不同學生的愛好，讓他們自己制定農業生產的一個小環節，并付諸實施，教師則針對每一個生產環節進行有目的的指導，這樣以來學生就可以通過實踐掌握理論知識。

針對農民的培養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模式進行，農業類專業包涵了農林牧等專業，不同的行業生產也各不相同，比如從事種植生產季節性較強，而從事養殖生產的季節性就差一些。隨著集約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各行業的細化程度也越來越強，這就要求農民培訓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既要從基礎知識上強化，又要在專業技能上提高。從培訓時間上看，種植類專業可以在農閑時集中進行培訓，而養殖類專業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時間進行。從培訓層次上看，可以進行短期培訓，培訓后經考試合格后發培訓證書:可以注冊中職學籍，采取學分制的形式，修滿學分即可畢業，享受中職生待遇;可以參加“一村一名大學生”培養工程，按照中央電大學習包的要求，有步驟、系統地進行學習，最后按課程所修學分畢業。

因此，農村中職校在培養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創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遠，只有采取多種形成是培訓，才會有更多的培養對象，職業教育才有活力。

(三)培養方案的制定。

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確定后，就要制定切實可行的培養方案。培養方案一定要有針對性，既要考慮到農民群體特征，又要考慮到個性發展;既要有穩固的基礎知識，又要有前沿的專業知識。培養方案可以以學習包的形成發給每一個學員，讓他們有目的的去學習，在學習以前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方向的確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農業農村論文:搞好農業綜合開發 促進新農村建設

摘要：文章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出發，以河北省邯鄲市為例分析了我國農業綜合開發的實際情況，認為農業綜合開發體現了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支持力量。農業綜合開發的內容隨農業發展階段變化應有所調整，文章針對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對農業綜合開發工作提出了幾點建議。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 農業綜合開發 農村經濟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我國農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后，黨中央做出的一項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戰略部署。新農村建設將有利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綜合開發是國家支持和保護農業發展，改善農業資源利用狀況、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措施。我們認為，農業綜合開發的根本目標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農業綜合開發的建設內容是新農村建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農村建設中應重視發揮農業綜合開發的重要作用，通過拓展開發領域等手段實現農業綜合開發制度的創新，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農業綜合開發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手段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農業綜合開發的主要目標是在一定的時間里和確定的區域內，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綜合開發的主要內容是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培育農業特色主導產業、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加快農業科技推廣；在綜合開發中要求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由此可見，農業綜合開發與新農村建設緊密相關。農業綜合開發目標的實現過程，也是促進新農村建設目標實現的過程，尤其是農業綜合開發要求同時取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這也正是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必須要實現的。農業綜合開發所包括的土地治理項目、多種經營及龍頭項目、專項科技示范項目等幾類項目的建設將有利于促進農村地區的生產發展和村容整潔、農民的生活寬裕及文化素質的提高，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內容?？傮w來看，農業綜合開發在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已逐步成為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建設，促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財政實力增強的一支生力軍。

（一）加強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增長

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通過農業綜合開發，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逐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的增長。河北省肥鄉縣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在2003年到2004年間，完成土地治理項目總投資291萬元，建設面積5000畝；完成打配機井45眼，鋪設地下防滲管道40公里；增設變壓器6臺，埋設地下低壓電纜20公里；整修道路20公里，植樹6萬株，建涵管100處，改良土壤0.5萬畝，建良種基地0.2萬畝，新建良種倉庫300?、曬場500?；購置農業機械3臺套，良種機械4臺套；推廣新技術2項，培訓1000人次。通過工程建設，項目區土壤得到了改良，水電設施得到了改善，真正做到大地方田化，林路網格化，用電安全化，澆地防滲化，地下電纜和防滲管道成網連片。項目實施后不僅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方便了農民生產，而且降低了生產成本，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項目完成后，肥鄉縣當年新增糧食生產能力94.4萬公斤，新增棉花生產能力9萬公斤，新增農業產值384萬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積0.5萬畝，年節水18.4萬立方米。他們還利用棉花和圓蔥在種植時間和空間具有互補性、技術易學這一特點，把棉蔥間作技術引進到項目區。在不影響棉花生產的同時，間作套種圓蔥，實現畝產圓蔥4000～5000公斤，增收1500元左右，年人均增收280元。

（二）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項目，促進了農民增加收入

在安排農業綜合開發項目時，一般要充分考慮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發展優勢農產品的要求，對能夠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的優勢農產品項目，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優勢農產品的區域布局，充分發揮農業比較優勢，培育優勢農產品，努力把優勢農產品做大做強，穩步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竟爭力。因此，農業綜合開發項目體現了政府的導向，在資金上給予了財政扶持，使項目區的農民和干部開拓了思路，培育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了農民收入的來源渠道。比如河北省魏縣天仙果品批發交易市場是該縣2002年～2004年連續三年立項重點扶持的農業綜合開發產業化經營項目，完成建筑面積17萬平方米，總投資9306萬元，2003年實現交易190萬噸、交易額25億元、產值10238萬元。在該批發交易市場的帶動下，目前魏縣全縣蔬菜果品基地已達到50多萬畝，15萬多農戶戶均增收2500元。

（三）投資生態農業項目建設，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

農業綜合開發具有區域性、綜合性的特點，通過統籌規劃，實行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加強農田林網建設，支持退耕還林還草，開展防沙治沙，治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保護和改善農業生產環境，是促進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河北省邱縣在新馬頭鎮的15個村內建設了2萬畝棉田膜下滴灌高效節水示范工程，該項目總投資793.16萬元，可控2萬畝棉田，畝均投資396.58元。項目實施后，項目區年可節水214.5萬立方米，比常規大水浸灌相比，畝可節水107.25立方米/年，節水率達46.6%，從經濟發展的總體來看，這項節水工程的實施，不但節約了水資源，同時也達到了省電、省工、省時的效果。由于沒有了傳統的土壟溝，還節約了耕地，增加了種植面積。該項技術采用肥水同灌，肥料效益大大增加，土壤板結狀況得到改善。據初步統計，實行棉花膜下滴灌后，畝可增產籽棉50公斤，土地利用率提高4%，畝節電費36元，畝節用工費30元。

（四）投資能源生態項目建設，改善了農民生活環境

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遏制生態惡化趨勢，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是一項十分艱巨而緊迫的任務。近些年來，農業綜合開發對能源生態項目的投資，對于改善農村地區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河北省臨漳縣農村能源生態建設項目是國家立項的農業綜合開發生態類項目，總投資600萬元，建設年限是2002～2003年，分別包括兵馬寨、西五岔口、十里后三村的生態文明村創建和萬畝示范城中的兩個生態豬場的創建。項目新建沼氣池501座，單池年產氣量達640方；改廁302個，廁所使用面積不低于1.5平方米，改圈302個，豬圈使用面積不低于7平方米；硬化道路7000米，改良果園67公頃，新建日光溫室大棚20個；扶持養豬場2個，存欄達到200頭種豬，年產豬仔達到3000頭，科技培訓700人次，技術示范4項，新增科技范平面積68公頃。通過項目建設，項目區年產無公害蔬菜4.8萬公斤，年產無公害果品110萬公斤，年產商品豬8000頭，豬仔3000頭，年產沼氣32萬立方米，總計年新增產值720.8萬元，利稅205.5萬元，農民人均增收195.5元。項目的建設凈化了庭院，美化了街道，形成了較完整的農業生態鏈，提高了農村人居環境質量。

（五）推動了農業科技進步，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農業綜合開發通過不斷提高對科技的投入比重，積極推廣先進適用的農業技術，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強對農民的技術培訓，提高了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河北省廣平縣農開辦在2004年冬季，抓住冬閑的有利時機，積極聘請專業技術人員，組織農民搞技術培訓，完成集中培訓3期，現場培訓7次，印發技術資料2300份，培訓農民2000多人次，使1600多戶農民初步掌握了優質小麥、玉米種植、節水灌溉、無公害蔬菜栽培、金銀花栽培種植、配方施肥等農業實用技術，使項目區基本達到戶均1～2名明白人，進一步提高了農民的素質。

二、對加強農業綜合開發工作的幾點建議

農業綜合開發具有豐富的內涵，建設目標和內容都是多元化的，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隨農業發展階段變化和形勢需要而有所調整。從十六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中關于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論述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已經進入到對農業實施保護政策的階段。在新的農業發展階段，我們應該適時調整農業綜合開發戰略，尤其是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做好農業綜合開發工作。

（一）進一步拓展開發領域，深化農業綜合開發的內涵

農業綜合開發必須把提高農業生產效益、改善農村環境、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業綜合開發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進入新的農業發展階段后，要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同時注意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要把整個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建設與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農民生活環境緊密結合起來；在進行土地治理項目的同時也要注意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統籌考慮農業生產設施與農村生活設施的建設問題；將農業技術推廣與農民文化、技術素養的培育結合起來，提高農民群眾的生產技能和綜合素質。

（二）多渠道多方式籌集資金，增加農業綜合開發投入

目前農業綜合開發實行的是“國家引導、配套投入、民辦公助、滾動發展”的投入政策。但從實際情況看，各地對財政投入特別是對中央財政投入的依賴性較大。面對巨大的農業開發任務和新農村發展要求，僅靠國家財政投入是不夠的，必須調動地方、企業、社會各方面力量的積極性，多渠道多方式籌集資金，增加農業綜合開發投入。尤其是在進行農業產業化項目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對民間資本的引導作用，形成高效的農業綜合開發投融資體制，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探索商業性開發、股份制合作開發、BOT等不同投融資方式，以更好發揮農業綜合開發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三）構筑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基礎平臺，多方面增加農民收入

促進農民收入增加，保證農民生活寬裕是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又是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見》指出 “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業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不僅事關農村社會進步，而且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不僅是個重大經濟問題，而且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币虼?，農業綜合開發要以改善農業基本生產條件為中心，抓住促進種糧農民增收這個重點；同時要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產業協調發展，努力挖掘農民增收的潛力；還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產品轉化增值，延長農民增收的價值鏈。

（四）發展農業高新技術，推進現代農業建設

現代科學技術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動力，已經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農業生產、加工等各個領域。在農業綜合開發項目中，要繼續加大對科技的投入，以提高農業機械化裝備水平、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加大科技投入要圍繞項目區主導產業和優勢產品進行，著重解決科技進步中的關鍵和薄弱環節，重點推廣優良品種以及與優良品種相配套的種養技術特別是節水灌溉技術。結合項目建設，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民的科技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與建設現代農業要求相適應的新型農民。

（五）堅持以人為本，發揮農民在農業綜合開發中的主人翁作用

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要充分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尊重農民群眾的權利，確保農民群眾的基本利益不受損害；要從實際情況出發，符合當地的自然條件和農民群眾生產生活習慣的要求，為農民群眾生產生活提供便利，為形成良好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礎。產業化項目必須是能帶動農民增收的項目，做到國家利益、企業利益和農民利益統籌兼顧。在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管理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農民群眾的自主創新能力，進而引導和發揮農民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的主人翁作用，讓農民群眾真正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體和活力。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不僅能夠提高農業綜合開發工作的效率，也將為引導農民積極參與農村的民主管理創造有利的條件。

農業農村論文:從農村社會文化傳統看當代中國農業的演變

[摘要]如何解讀中國農村社會文化傳統對農業演變的影響？如果僅僅只從“文化背景”的角度，靜態地、平面化地闡釋文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與農業發展二者之間某種必然的動態聯系，即某種動態規律性。本文從“文化結構”這一概念出發，從“文化結構”與“文化功能”關系的角度，將農村文化傳統放入文化結構中去，審視其在當代中國農業演變的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農村社會文化傳統 文化結構 結構功能 農業演變

一、引言

20世紀后半期，中國農業經歷了兩次劇烈的轉折，第一次發生在1949年，運動，使廣大農民“耕有其田”，調動了農民壓抑已久的積極性，農業短期內獲得了快速發展；第二次發生在1978年，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再次將土地使用權還給農民，農民積極性再次被調動起來，農業生產獲得迅猛發展，農民的溫飽問題因此而得到解決。然而我們注意到，第一次大轉折的后期發生了問題才導致了第二次轉折即農村改革的開始，第二次大轉折之后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就是人們關注的中國“三農問題”??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這兩次轉折后期所發生的問題，都與制度相關，性質顯然各不相同，但其問題內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兩次大轉折之間所發生的問題原因與結果將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決策參考。

20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馬克斯·韋伯為我們提出了一種研究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新視角。韋伯畢其一生學術生涯孜孜不倦地尋求一個疑問：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發生在曾經最早孕育過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他的答案是：中國是儒教社會，儒教與資本主義倫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國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致的[1] 。韋伯的理論盡管有很多爭議，但他畢竟從一個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傳統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聯系。按照韋伯的視角，當代中國農業發生的曲折的演變歷史是否與中國農村的文化傳統有某種聯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的農業問題本質上就是農民問題。研究農業，首先必須研究農民。而要研究農民就必須了解農民的文化傳統。在農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聯手將一些符合他們理想的主張，變成“政策”或“制度”，強加于農民，結果由于對農民缺乏了解造成發展規劃的失敗，而他們往往把這種失敗歸因于農民的不合作。事實上，正如美國著名現代問題專家英格爾斯在談到制度在國家間移植時所指出那樣：“如果一個國家缺乏一種賦予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的人手中變成廢紙一堆?！盵2]

既然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對農業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詮釋這種文化傳統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響單獨提出來，甚至提出如何通過影響文化演變來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對于農業學者來說是一種責任。

二、關于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及其作用的解讀

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脫胎于農業社會，蘊含于中國文化傳統之內，其本質是農業文化。在中國，農業文化不僅是農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貫穿和滲透于社會生活各領域，是社會各階層的文化。而在社會日益工業化的今天，作為中國農業文化的發源地－農村和農業文化的主體??農村，更多地保留了農業文化的傳統。今天看來，中國農村文化傳統的集合不僅界定了中國農民與西方農民的區別－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一－個以儒教為主導的倫理社會中；也界定了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的區別??城市社會近代以來經常發生的文化革新運動對儒教傳統文化進行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還界定了農民階層同其他界層的區別??農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農民形成了自身的價值觀念體系。因此，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既內化在農民意識深層，又顯現在社會生活的表層。

中國農村文化傳統的內涵非常寬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傳統質數都能夠對農業演變發生實質性影響。小農意識被認為是中國農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農意識”的核心是保守主義、狹隘功利主義和封閉主義，它是中國農民的精神傳統[3] 。依筆者看來，小農意識并不是正統的意識形態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撐的對象，也不是農民終極的價值目標，它只是一種為達到某種目標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國農民在農業社會制度、技術和資源約束下長期理性選擇行為的結果，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小農意識”也會迅速改變?？纯唇裉熘袊r民，尤其是東部開放地區的農民，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小農意識”在他們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從根本上說，小農意識并不是中國農村社會文化傳統的主體。

中國農村今天所感受作為歷史沉重包袱的還有臣民意識、聽天由命、抱殘守缺、不求進取、封閉意識等等，它們是傳統文化遺存中作用于現實社會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淘汰，自然它們也能不歸入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傳統主體。

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強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勞、勇敢和吃苦耐勞的美德，有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自強精神，這些都是我們民族在誕生階段就逐漸形成，在民族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并且是我們民族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仍然需要的“永恒傳統”。它們是不是中國農村社會文化傳統的主體呢？答案顯然易見，我們只要稍做考察就會發現，這些美好的傳統在其它文明國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國農民所獨有，所以它們不足以界定出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特征。

中國農村傳統文化的主體應該是那些融入中國農民血脈，不可輕易改變的東西如“家庭價值觀”、“家族主義”、“平均思想”、“鄉土關系觀”等等，它們反映了中國農民意識深層的價值取向和在這種價值指導下的行為模式，這樣的文化傳統，即使是在中國最發達最開放的鄉村，我們依然能感受它的強勁生命力。事實證明，能夠對中國農業演變發揮有效作用的文化傳統也是正是它們。

如何解讀中國農村社會文化傳統對農業演變的影響？如果僅僅只從“文化背景”的角度，靜態地、平面化地闡釋文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與農業發展二者之間某種必然的動態聯系，即某種動態規律性。本文從“文化結構”這一概念出發，從“文化結構”與“文化功能”關系的角度，將農村文化傳統放入文化結構中去，審視其在當代中國農業演變的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結構？按照費孝通教授對文化層次的理解，文化包含著三個不同的層次，有器物層次、組織層次和精神層次。在這幾個層次當中，器物即生產工具、生產條件等；組織層次包括政治組織、宗教組織、生產組織、國家機器等等；精神層次主要是指價值觀念的層次[4] 。筆者認為，費教授的文化三層次概念，已經形成了“文化結構”的框架。文化結構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則有優劣之分。文化結構合理，是指其內在組成部分處于協調平衡關系中，內部各質數自洽，在這種結構中，各個組成部分的積極能量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反之，文化結構各部分相互抵觸或排斥，文化質數的負面能量盡性發揮，這種文化結構的功能便處于劣等狀態。由于意識形態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農村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文化結構，農村文化傳統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導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進傳統文化結構自洽使與農業初級合作獲得成功

1949年運動，可以說是開辟了中國農業的新紀元。舊中國地主富農占有土地合并計算大約占全國耕地的60－70%，而他們的人口僅占全國10%上下[5] 。新中國“”將10%的地主富農所占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平等地分配給90%以上的無土地農民家庭，這實際上就是通過分配方式的變革，將改革前多占資源的家庭拉下來，將原來少占或沒有資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資源的占有平均化。這正符合中國廣大農民的思想傳統，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獲得實現，90%的農民的積極性獲得釋放，農業生產短期內迅速發展。1952年農業總產值較1949年增長了48.5%，年平均遞增14.1%；糧食增長44.8%，年平均增長13.1%，是近代農業史上的少有“黃金”期。

事實上，世界上消滅或限制封建地主經濟以實現農業革新有幾種道路可以選擇，一是英國式的道路，消滅農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適應的租佃農場制，讓絕大多數農民成為租佃農場的工人；二是美國式的道路，通過小農經濟兩極分化，小農經營逐漸演變成農場主雇傭工人經營；三是普魯士式道路，讓封建地主經濟通過自身改良來逐漸演變，地主莊園改為雇用工人，按照農場經營方式組織生產。這幾種方式都是西方國家走過的成功道路，但它們在中國卻難以走得通。

中國農村社會中廣泛存在著平均主義思想，這種平均思想是中國農民對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對現實社會不滿的補償心理。中國封建社會土地等財產的擁有權歷來都是與強權聯系在一起的，既不通過世襲，也不通過市場，土地所有權隨著政權的更替而更替，一直處于動態的變化之中。但底層農民始終沒有土地擁有權，農民對這種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覺醒的，歷次農民起義都把“均平”、“均貧富”、“均田”等做為旗幟，反映了農民階層對“平等地權”的向往，在長期的不平等社會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傳統。

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要發展經濟，必須考慮農民的愿望和利益，尋找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積極性的動力源，西方社會所走的上述三條道路中的任何一條，都無法找到這樣的動力源。新中國領導人明智地選擇了將土地平均地分配給廣大農民，這種 “平均地分配”制度，與農民的“平均思想”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從而維護了農村文化結構的自洽性，使結構中這種重要文化質素的能量釋放了出來，形成農業生產的動力。

中國農村社會的家庭價值觀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價值觀是中國先祖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進行理性選擇的結果，并在中華儒學的倡導下，歷經數千年顛撲不破。家庭對于中國社會來說，是社會的構成元素，而家庭對個人而言，則是基本的利益團體，也是必須為之服務的對象。在家庭內部，每個成員都會自覺地努力為家庭爭光，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義務是終身的責任，家庭內部結構穩固。所以，如果將家庭看成一種組織，那么任何其它組織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強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其家庭成員的勞動監督成本幾近為零，這是其它生產組織所不能比擬的，可以說，具有家庭價值觀的中國比具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傳統的西方國家更適宜于農業小生產家庭經營。

后，有些農戶因生產資料不足或缺乏技術，獨立生產出現困難，為了發展生產走“組織起來，互助生產，共同富裕”的道路勢在必行。同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領導人將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國農村的傳統合作形式是以血緣關系的家族和地緣關系的鄰里。這種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上建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具有濃郁東方文化特色的“鄉土關系”。中國的古語“遠親不如近鄰”、同姓之間“500年前是一家”、“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等等，都生動地反映了農村社會“鄉土關系”價值觀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組和初級社，釋放了“鄉土關系”這種農村傳統文化結構中重要質數的能量。

互助組是一種簡單的勞動互助形式。在生產資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經營的基礎上，只是在勞動上實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換工互助，其所得產品歸生產者個人所有；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相互交換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實物或現金的形式給以補償[6] 。

初級社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按勞動和股份進行分配。這時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仍保留私有權，年終按生產資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報酬；全社勞動力統一由社里調配使用，社員按完成勞動日數取得報酬[7] 。

從互助組到初級社，作為農業合作制的初期，農業合作的規模小，合作組織成員基本上是親朋鄰里。這一時期，農民自發地結合起來，或親戚、或鄰居、或關系密切者相聯合，戶數不等，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有牛的幫沒有牛的耕地，有車的幫沒有車的灌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高漲，農業產量顯著增加，出現了“單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現象。這一時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農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為中心，利用鄉土關系進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國農民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念。農業互助合作，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因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存在發揮某種助長作用。

總而言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運動和互助組、初級社的政策導向都沒有對農業傳統文化結構形成強列沖擊，相反，這些措施協調了文化內部結構，促使其內部質素的自洽和統一，使其中所蘊含的積極能量充分釋放，形成了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

四、高級社和制度失敗源于農業組織形式超越了農民傳統價值

然而，新中國并沒有在以農民家庭利益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發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過程中違背合作經濟的原則，做出的政策導向和制度安排與文化傳統嚴重背離。合作經濟快速發成集體經濟??高級社。在高級社里，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全部為合作社所有，總收入中社員消費部分按勞動日分配，徹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 1955年以后，因為強大的政治推動和行政干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互助組由714.7萬個減至85萬個，初級社由63.3萬個減至21.6萬個，而高級社由原來的500個猛增至544000個。1958年“”運動開始后，高級社開始全面升級為，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既是政權組織又是經濟組織。與此同時，將有生命力的家庭勞動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勞動方式視作封建農民家庭經濟或資本主義個體經濟，把它當成落后的、必須加以淘汰的勞動方式，認為家庭勞動具有小生產先天軟弱性，與農業現代化、機械化格格不入，而集體勞動無條件地優越于家庭勞動，勞動規模愈大，社會主義成分愈多，勞動方式愈先進。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農業家庭勞動方式一直處于萎縮和瀕于消亡狀態。為了在器物層次上達成與新的組織形式相一致，同時還引進了大量的大型農業機械，明確要求農業的機械化“四年小解決，七年中解決，十年大解決”，試圖盡快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接著，新中國又試圖在價值觀層次上對農民進行改造，為了使中國農民傳統價值觀念與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適應，在施實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時，不斷地對農民進行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以期達到改變農民價值觀念的目的。然而，在價值觀層次上對農民的教育似乎并沒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傳統始終是無法擺脫的天然紐帶，它已經穩固地植根于農民的社會性格之中，積淀于農民的血脈里，在大多數農民身上，文化傳統頑固地延續著，發揮著深刻的作用。

中國家庭價值觀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民兩種看似矛盾的傾向即“集體主義”和“自私自利”。集體主義是在家族主義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它的作用范圍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內部或鄉土關系內部。在治水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形式也只是在危機關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生存理性。而長期的家庭價值觀和家族主義使得中國農民對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關心，不大尊重與己無關或關系較遠的人和集團的利益，而具有明顯的“自私自利”傾向。

初級社在短期內快速向高級社和過渡，實行大集體經營，將農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農具集中起來統一使用管理，以集體勞動方式取代家庭勞動方式。同時，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這使得農民錯誤地認為集體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與己無關或關系較遠，因此“偷懶”成為農民一種理性行為。正如人們描述社員們的那樣“田間勞動看日頭，撐鋤頭、坐田頭，出工不出力，浪工窩工”。當偷懶行為沒有得到懲罰的時候，“偷懶行為”就變成了一種“集體行動”，集體災難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農業衰退導致的嚴重饑荒被認為造成了近三千萬人口死亡[8] 。此次農業危機并沒有使領導人認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變，實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事實證明，這種體制是失敗的[9] 。中國農業一直徘徊不前，糧食嚴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

從以上不難看出，“高級社”、“”時期，中國農村的文化結構是中國農村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結構的第二層即組織形式是外來的，非傳統的，而第三層次即農民的價值觀念的根基仍然是傳統的。觀念要體現為制度和機構，制度和機構的功能就是履行對價值觀念的承諾。很顯然，這一時期的農村制度和機構即組織形式與農民的傳統價值不能統一，因而不能履行對農民價值觀的承諾，農村文化的整體結構由于外來文化的不合理參與變得不自洽。這種文化結構作用下的農業經濟自然不可能獲得很好的發展。

五、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本質是促使農業組織形式回歸到傳統價值

集體化的生產方式導致了農民的生活水準的降低或停滯，為了自救，中國少數地區的農民開始冒政治風險搞“包產到戶”，最為著名的是安徽小崗村。包干到戶是小崗村農民在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選擇，事實證明了這種理性選擇的活力，從而最終被最高領導層認可。1978年中共中央著手農村改革，雖然在最初的幾年在觀念和行政上對分田到戶仍有種種限制，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卻不脛而走，在短短兩年內被迅速推廣到全國，在全國范圍內恢復了農業的家庭經營，確立了農民家庭在經濟中的獨立主體地位。農民的積極性被充分地調動起來，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糧食生產記錄，198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近4億噸，較1978年增長了29%。有關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生產組織形式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占42.20%[10] 。在不長的時間內便一舉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并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糧食來源很大部分依賴進口的局面。

1978年開始的農村改革，實質上是對農村文化結構的組織形式進行了調整，使其與中國農民的傳統價值觀念和器物水平相適應，從而使中國農村文化結構再一次實現自洽。農民由于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成為獨立的生產者進入市場，建立各種契約關系以取代身份關系，文化傳統各種質數的能量很快便釋放了出來。

隨著承包制的深入，家庭農場、家庭養殖場、家庭加工廠、家庭林場、家庭服務業如雨后春筍，特別是農村專業戶的出現和發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經營方式突破了自然經濟的束縛，走上了小而專的商品生產道路，推動了農業生產分工的不斷細化，深化和并向著廣泛的協作和全面的專業性社會服務方向發展，使中國農業因此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同時，以“鄉土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個整體。家族、血緣和地緣關系仍然保持著凝聚力，而且與現代商業市場規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村民們以家族親屬關系構成了他們主要的社會經濟網絡。外出經商打工的農民也傾向于與親戚和同鄉打交道，進行市場信息交流和商業合作。但是，“鄉土關系”的運行已開始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講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傳統社會的道德互助。很顯然，中國農民的傳統價值觀此時并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阻力，農民能夠將它們與經濟理性結合起來，大大節約了交易成本，創造了一種適合農民社會自身文化的現代家庭經濟發展方式。

六、農業新問題的出現與傳統價值觀改造

生產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新的限制因素。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使得農村文化結構在“器物”層次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使得傳統的組織形式和傳統價值觀念都有些不適應，從而又出現了新的一輪文化結構內部的不統一，不自洽。

今天的農民不滿足于做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農業生產的衡量指標不僅僅是“產量”，更重要的是經濟效益即收入，因此農民不得不關注兩個方面問題，一是農業技術或農業生產條件，二是農產品交易市場。農民要想從農業中獲得好的收益，就必須應用新技術，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同時在市場上得心應手。但由于新技術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規模家庭農業接受農業新技術能力弱，導致農業技術推廣與創新步覆維艱，農業成本居高不下，同時，單個家庭在市場這個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十分陌生的領域中無異于大海中的一葉扁舟，風險高懸，往往手足無措。因而，為了共同的利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多方合作顯得尤其重要。上世紀50年代，后的“互助組”解決了那個時代單個農戶經營能力弱的問題，促進了農業生產，今天，農戶之間、農戶與外界之間同樣要進行合作，才能解決技術和市場問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沒有形成，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農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國高層和學者廣泛關注的“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說明中國農民“鄉土關系”之間的互助合作傳統已經消失，而是“鄉土關系” 這種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決問題，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時農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勞動力互補、勞動工具互補，合作對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術上和經營上的，“合作”行為往往要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長期的“鄉土關系”交往使得中國農民不擅長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農民盡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誰合作。

很顯然，從本質上看，今天的農業問題是由于文化結構中“器物”層次快速發展，而第二層次即“組織形式”卻沒有相應跟上，而“組織形式”受“農民價值觀念”的影響，由此而引起農村文化結構在新的層次上不自洽，不協調。

要使農業獲得新的發展，必須使農村文化結構在新的更高層次上實現自洽和統一，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有兩種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種力量是來自農民自身的內力，即農民自身的創造力量。歷史的經驗證明，農民自身的“創造性”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傳統，所導致的制度層次的文化變遷最能使農村社會整體文化結構實現自洽，所以鼓勵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顯得特別重要。今天的三農問題要徹底解決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的自身覺醒，自覺摒棄清除傳統農民意識中的負面因素，實現農民價值觀的現代化超越，在利用好“鄉土關系”的同時，學會與陌生人打交道，摒棄那種“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傳統，樹立起競爭意識，樹立起新的價值觀念如科學觀念、法制觀念，讓傳統的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共同調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第二種力量是來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應該是為農民的創新實踐提供服務和方便，在資金、技術、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動“合作經驗交流”方面發揮影響力，為“農民合作”創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環境，而不能直接包辦農民的組織合作形式，強行組織農民進行某種合作。

七、結束語

中國當代農業的演變史，從本質上看，就是中國農村文化結構的演變史。中國當代農業的兩次轉折的后期所出現的問題具有同一性質，都是文化結構出現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來文化質數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組織層次超越了價值觀層次和器物層次，導致農村文化結構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層次的快速發展，價值觀層次和組織層落于器物層次，導致文化結構的不自洽。

很顯然，在資源稟賦一定的情況下，農業的發展是由政策、制度、價值觀、習俗等文化質素所構成的文化結構所決定的。因此，政府干預農業的最有效途徑是促成農村文化結構變革，變革的方向應該是在農村文化傳統基礎上，使農村文化從器物、組織、價值層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層次上的統一走向新的高層次上的統一，而決不是對外來某種或某幾種文化質素的簡單地照搬。中國農村要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傳統結構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質數的洗禮，使之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內在質數的統一，并使傳統結構的每一質素的積極能量都能獲得釋放，消極能量受到抑制。農村文化結構變化的量變積累將會導致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外在表現形式就是，由“農業文明”走向代表著現代化的“工業文明”。

促成農村文化結構變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點應該在哪個層次？作用于器物層次、組織層次還是價值觀層次？中國當代農業發展史已經證明，這是很關鍵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只要能促使文化結構處于自洽和內在統一狀態，可以在三個層次中任何一個層次著力，或同時著力。不過，讓生產力盡速發展即在器物層次上著力應該是一個優先的選擇，因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中國農民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也就會改變。改變了的文化結構反過來又會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農村合理的文化建設可以加快文化結構的合理演變?？梢灶A言，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將在這種農村文化結構不斷優化過程中走向現代化。

農業農村論文:寧夏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方法論

從總體上看，寧夏農村經濟現處于“三個并存”的局面：黃灌區糧食過剩、庫存多、轉化難同山區農民糧食不能自給、生產波動大并存；大部分地區農產品賣難、價格持續下跌同一部分地區生產水平低、商品率低、基本處于無東西可賣的自給性狀況并存；部分地區已經以寬裕型小康建設為主或正向建設小康目標轉化同少數地區仍以解決溫飽為主并存。這種局面，決定了寧夏結構調整的多樣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結構調整工作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既要調整，又要發展，在調整中加快發展，在發展中搞好調整。

一、寧夏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須掌握規律、抓住重點

要認識寧夏結構調整的規律，首先要掌握它的特點。一是調整的背景不同。過去是在計劃經濟和農產品短缺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次是在農產品相對過剩、市場約束增加的情況下提出的。二是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過去的調整，主要以增加農產品總量為主。這次調整，是在總量平衡的基礎上，適應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和多樣化的需求，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整體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為農業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新的增長動力。三是調整的主攻方向不同。這次調整，在向農業生產廣度進軍的同時，要向農業生產的深度進軍，更大規模地實現轉化增值，延長產業鏈，使農業成為有活力的現代產業。四是調整的力度不同。過去的調整往往是發展的一般性適應措施，現在調整已成為發展的主題，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這些特點決定，新一輪結構調整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十分豐富的內涵。

要探索寧夏戰略性結構調整的規律，還必須進一步認識寧夏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從結構調整角度看，寧夏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有三個相對劣勢和三大比較優勢。所謂相對劣勢，一是自然條件差，農業基礎脆弱。在一些地方發展優質高效農業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生產條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結構調整。二是發展水平低，勞動者素質不高。寧夏農業的科技水平、糧食保障水平、加工轉化水平和規模化經營水平都不高，延緩了結構調整進程。三是寧夏地處偏遠，遠距離運輸成本比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產品的競爭力。所謂比較優勢，一是土地面積比較廣闊，發展生產的潛力很大。二是日照長，溫差大，養分積累快。適宜發展一些優質農產品。三是地域差異性大，生態環境多樣，動植物資源豐富，發展特色農業有一定的潛力。從區域特點看，灌區圍繞農產品的加工轉化，發展產業化經營潛力很大。南部山區適宜發展草產業和草食畜牧業，建立優質小雜糧基地。這些特點表明，只要能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揚長避短，發揮比較優勢，寧夏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很大。雖然現在對寧夏新一輪結構調整的整個過程和最終結果要做出準確的預測和判斷是很難約，但這并不是說結構變動的前景不可把握。抓住結構調整的關鍵環節和重點產業，依據市場變化的大體趨勢，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做出大致的，總體構想和規劃是可能的，對指導工作也是必要的?，F在看來，只要能把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同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有機統一起來，拋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發展農業生產的老路，有計劃、分步驟地退耕還林還草，逐步把寧夏建成全國重要的草業基地、草食畜牧基地和林果業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時，與畜牧業、林果業相配套的加工業也會發展起來，將會形成一個農林牧綜合經營、貿工農一體化的新格局，一個小而富、小而強、小而美，經濟繁榮的新寧夏將初見端倪。

這一戰略性調整，將貫穿于寧夏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整個新階段，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當前要著重把握好四點；第一、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是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寧夏由于長期致力于解決溫飽，主要解決總量不足的問題，近幾年雖然在調整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有成效，但農產品的品質結構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傮w上是大路產品多，名優產占少；平銷產品多，暢銷產品少。這是當前農產品賣難、農業增產不增收等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調整結構了先要從提高農產品質量入手。無論是種植業還是養殖業，都要大力實施良種工程，以引進為主，加快選育。推廣優良品種，逐步實現農產品優質化。要增強質量意識和品牌意識，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的特色產品，努力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第二、發展草食畜牧業和林果業是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發展草產業、畜牧業和林果業是寧夏的比較優勢，也應該成為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隨著大面積山坡地逐步退耕還林還草，必將帶動畜牧業和林果業的大發展。這些產業發展起來了，既可以改善生態環境，又可以帶動加工業，促進農業內部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間的良性循環。因此，要把草產、畜牧業和林果業作為大產業來培育，使之成為未來寧夏農業經濟的支柱。第三、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是結構調整的關鍵。據有關資料表明，發達國家餐桌上的食品50％以上經過了多層加工。這說明，食品加工業的發展空間很大。寧夏要立足現有加工企業的改造，加快農產品加工技術、設備的引進開發和創新，積極發展多樣化、方便化、優質化和系列化食品。要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同發展鄉鎮企業結合起來，積極調整鄉鎮企業的結構和布局，提高鄉鎮企業的科技水平和競爭力，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 第四、調動和保護農民積極性是結構調整的根本。在當前農民增收面臨許多困難的情況下，必須牢固樹立對農民多給予、少索取的政策思想，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各級領導必須從戰略性結構調整的大局出發，從講政治的高度切實重視和抓好減輕農民負擔這件大事。要繼續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和區上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對違反政策，隨意加重農民負擔的問題，要堅決糾正，由此引發惡性案件和群體事件的，要嚴肅查處。要標本兼治，結合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下決心轉變鄉鎮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和人員，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為戰略性結構調整提供保證。

二、寧夏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須制定并運用正確的措施

戰略性結構調整是個系統工程，涉及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方方面面。應當清醒地看到，依靠行政手段定計劃、下指標的老辦法已經不靈了；但完全讓農民自發地去適應市場，也會延緩結構調整進程。當前，要重點做好四項工作：

第一、大力開拓市場，牽動結構調整。市場是引導農民調整結構的強大動力，農產品市場開拓的程度決定著結構調整的力度。因此，要高度重視市場體系建設，努力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一要加強專業批發市場建設。批發市場既是大規模商品的交換中心，又是形成農產品價格和提供農產品產銷信息的中心。對區域化、專業化生產有很大帶動作用。要在合理規劃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一批產地批發市場。要健全設施，完善功能。重要市場都應具有商品交易量和價格信息的收集與設施。要做到建一個市場，帶一個產業，興一方經濟。二要加強農產品信息網絡建設。寧夏信息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信息服務沒有形成體系，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都存在信息不靈的問題。因此，要盡快建立和完善全區農業信息網絡，結合機構改革，政府部門要盡快建立權威性的農產品市場信息終端；要及時準確地向農民提供市場信息服務，提供中長期的市場預測分析，使信息服務成為政府引導農民，推動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三要積極培育連結市場和農民的中介組織?，F在，農產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雖然許多農民以各種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但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還比較低。因此，要引導他們向生產、技術、加工、銷售一體化的方向發展，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同時，要加快供銷社改革，真正辦成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要引導國內外商貿公司同農民建立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協作關系，逐步形成聯合經營、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四要加快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形成嚴格的、科學合理的質量標準，促進農產品質量的提高。

第二、加快科技進步，推動結構調整?？茖W技術是結構調整的有力杠桿。要從現代科技的發展趨勢出發，立足寧夏結構調整的實際需要，重點引進、研究和推廣應用以提高質量為目的的優化動植物品質技術，以擴大增值為目的的農產品加工、保鮮、儲運技術，以提高投入產出水平為目的的現代集約化種養技術和以高效節約為目的的資源綜合利用技術。要加大力度實施良種產業化工程，加快農產品的更新換代。要改革農業科技體制，形成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的機制，充分調動農業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要加大科學技術推廣力度，進一步探索適合農村特點和市場經濟要求的科技推廣模式。要鼓勵農技推廣機構和農業技術人員，通過轉包農民土地等方式，創辦農業科技示范基地，把技術推廣和生產經營結合起來，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和效益。要圍繞科技成果轉化和結構調整，進一步加強對農民科技文化素質的教育和培訓，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

第三、培育龍頭企業，帶動結構調整。發展一個龍頭企業，不僅可以帶動一個主導產業，而且能夠拉長產業鏈條，促進二、三產業發展，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龍頭企業，可以是加工企業，也可以是批發市場和流通中介組織。要因勢利導，推動鄉鎮企業積極興辦和發展龍頭企業，特別要繼續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的龍頭企業，把農村多種經濟成份搞得更活躍。要在現有的城鄉農副產品加工業中，選擇一批有發展前景的各種所有制企業，重點進行扶持，使之成為具有較強產品開發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的龍頭骨干。要立足寧夏實際，建設高標準、高起點的龍頭企業，必須積極主動地加強東西合作，擴大對外開放。一些關鍵設備和工藝技術要大膽引進，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要主動推出一批農產品加工企業，積極同國內外優勢企業開展聯合、協作或兼并，甘當配角，善于用別人的銷售渠道去發展壯大自己。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科技、供銷、外貿等涉農企事業單位，直接進入農產品加工和經銷領域，投資興辦龍頭企業。

第四、增加投入，拉動結構調整。寧夏財力弱，大多數農民剛剛解決溫飽，自我積累和發展的能力還比較低。因此，各級政府要調整支出結構，更多地承擔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減輕農民在基礎設施、公益事業建設方面的負擔，使農民手中有限的資金投向生產，投向結構調整。同時，要把新技術引進、品種改良作為支持重點，拉動結構調整。要加大信貸支農力度。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要把提高為農服務質量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按照中央的要求，適當放寬抵押、擔保條件，大力支持農戶的種養業和小額信貸扶貧項目。要鼓勵全社會向農業和農村投資，多渠道引進外資。農產品加工項目要面向社會招商引資，善于盤活存量資產，充分利用破產、倒閉企業的場地、設備，通過兼并、聯合等方式，實現低成本擴張。要加強投資環境治理，切實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三、寧夏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和切實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有機結合起來，做到相互促進，相互支持

中央反復強調，農業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尤其是在當前農產品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更要防止忽視和放松農業的傾向。我們既要看到寧夏農業豐收，農產品充裕帶來的新問題，又要清醒地認識到農業基礎還比較脆弱的現實，毫不動搖地穩定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要有新的思路，要同戰略性調整統一起來，做到相互促進，相互支持。

第一、堅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相結合，走恢復優化生態的新路子。長期以來，我們堅持不懈地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使農業生產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總體上看，農業基礎條件還很脆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寧南山區多數地方還是靠天吃飯，特別是生態環境的惡化，已成為農業發展的心腹之急。這就要求我們在加強農業基礎上，既要把以興水改土為主的農田基本建設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又要下大氣力種草種樹，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否則，農業就缺乏根本的保證，結構調整也難以持久。在寧夏，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實行退耕還林還草，就是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興水改土不僅要為糧食生產服務，也要為改善生態環境服務，為種草種樹調整結構服務。當前，寧夏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要充分利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難得機遇，在抓好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承建設和以道路、電網為主的公共設施建設的同時，要突出抓好以種草種樹為重點的生態環境建設。退耕還林還草要把握好這樣幾個環節：一是堅持適地適樹適草。二是配套措施要跟上。要引進優良品種，解決好苗木和種子，三是要切實解決好管護問題。堅持誰種、誰有、誰受益，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把權益落實到農戶。

第二、努力保護和提高糧食的生產能力，確保糧食安全不出問題。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是一種戰略性物資，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忽視。長期以來，寧夏一直受糧食短缺的困擾，現在糧食問題雖然有了好轉．但歷史的教訓不應忘記?，F在重視糧食生產同樣需要有新的思路。關鍵是要切實保護和提高糧食的生產能力，不能單純地穩定或擴大糧田面積。關于糧食問題，在這樣幾個方面要進一步統一思想，達成共識。一是對寧夏的糧食生產能力要有一個恰當的估計。最近幾年，寧夏常年糧食產量都在27億公斤左右。去年在南部山區遭受特大旱災的情況下，糧食總產量仍然達到了29.3億公斤。這說明在一般年景下寧夏糧食產量可以穩定在28億公斤左右，已基本具備了自求平衡的能力。二是在戰略性結構調整中，一段時期糧食總量的適當減少是不可避免的。但從長遠發展考慮，寧夏的糧食供給仍然要立足于自求平衡或基本平衡。既不能依賴吃調進糧，也沒有必要追求糧食輸出。今后保證糧食供給的主要途徑是，依靠科技，提高單產，增加總產。三是部分山坡地退耕，對糧食生產能力不會造成大的影響。據分析，寧夏糧食總產的 82％是由 水地、川地和優質梯田所提供的，坡耕地和劣質梯田只提供糧食產量的 18％。相當一部分坡耕地都是“撞田”，實行退耕，造成糧食總量的波動不是很大。四是保護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主要是要保護好基本農田，保護好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所謂保護基本農田，就是不能轉為非農用地，而不是說不能調整結構。糧食多了，可以調種別的作物，這并不損害糧食生產能力，一旦需要糧食，調過來就行了。要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關于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政策，堅持做到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余糧。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鞏固已有的扶貧成果，并下決心從根本上改變寧南山區的面貌。寧夏農業基礎脆弱的問題在寧南山區表現得尤為突出。扶貧攻堅計劃完成后，扶貧工作并沒有結束。要通過戰略性調整，努力改變山區的生態環境和生產條件。鞏固扶貧成果，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從根本上改變寧南山區的面貌。

四、寧夏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需要下大決心轉變工作作風，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新階段的戰略性結構調整，對我們各級領導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們從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來一個大的轉變，努力提高領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水平。

第一、轉變思維方式，尋求市場需要和本地優勢的結合點。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個性的統一。認識事物首先要認識事物的個性和特點，也就是同志常說的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現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如何做好這篇文章，深刻領會中央的精神、明確結構調整的普遍性要求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找準本地、本縣同其他地方的區別點，認識自己的特殊點，把市場需要和本地的優勢結合起來，注重發展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和拳頭產品。這樣才能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哄而起、結構雷同，造成新的積壓和賣難。當然，特點不等于優勢，但優勢必定是特點。比如，寧南山區土地多，土質好，日照適宜，溫差較大，但干旱少雨。這些特點決定了寧南山區發展糧食生產并不是強項，但種草和種洋芋有著其它地方難以比擬的優勢。充分發揮這一優勢，以草為業，發展草畜牧業，發展洋芋產業，結構調整就能成大氣候。

第二、轉變領導方式，把落實黨的農村政策和為農民服務作為工作的著重點。黨對農村工作領導，主要體現在政策上。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首要的任務是落實好黨的農村政策，當前重點是落實好延長土地承包期、減輕農民負擔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余糧三項政策。這些都是涉及到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各級各部門要牢固樹立全局觀念，講政治，講紀律，自覺貫徹黨的政策。要加大督促檢查力度，對政策不落實甚至違背政策的問題，要堅決糾正。要轉變職能， 切實為農民和基層搞好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農民提供良好的服務，面向群眾開展工作。各級領導機關要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辦農民之所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為基層的服務上來。各級干部要牢固樹立實踐的觀點、群眾的觀點，聯系農民，改進作風。各項工作都要注重實效，力戒形式主義和弄虛作假。要加大組織推動力度，加強督促檢查，保證農村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第三、轉變組織方式，努力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不斷提高基層干部隊伍素質?；鶎庸ぷ魇屈h在農村全部工作的基礎。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關鍵是要把這個基礎打牢。要按照中央的部署，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 全面提高農村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要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努力提高基層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辦事能力，提高帶領群眾調整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的自覺性和本領，提高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農村人民內部矛盾的能力。當前，尤其要抓好政策 落實 ?，F在，少數基層干部的政策觀念淡漠，群眾觀念淡漠，不懂黨的政策的嚴肅性和重要性。一些年輕干部不熟悉農村政策，強迫命令、隨意加重負擔、侵犯農民利益甚至粗暴對待農民的事屢有發生，嚴重影響了 干群關系和黨群關系，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因此，正在進行的“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要突出抓好政策教育這件事。

第四、轉變行為方式，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農村社會穩定和全面進步。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也是農村社 會全面進步的新階段。這個階段，農村經濟的大轉折大調整，必將帶來人們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諸多變化，從而在許多方面對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做好經濟工作的同時，要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要圍繞發展農村經濟這個中心，以引導和教育農民為重點，切實加強 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農村科技、教育，努力繁榮農村文化，保持農村良好的社會秩序。寧夏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還比較低，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還比較大， 嚴重制約著精神文明建設和農村的全面進步?，F在農村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現象，包括封建迷信，陳規陋習，都與農村的科學文化落后，農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有關。因此，要高標準地抓好基礎教育。要加強農村文化設施建設，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同時，要大力推進移風易俗，逐步在農村形成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目前，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濫，吸販發展蔓延，非法宗族勢力抬頭，要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要正確處理新時期農村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好各種利益糾紛和社會熱點問題。要加強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對突出的治安問題要組織開展專項斗爭。要依法鏟除農村惡勢力，掃除“黃賭毒”，努力促進農村社會秩序根本好轉，保持農村長治久安。

農業農村論文:人口壓力 ——關于中國農村、農民與農業的對話

何清漣（以下簡稱“何”）：上一世紀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不可忽視的是這兩項變革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因為說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人民。 從有人類開始，人類絕大多數的生活物質必須取給于大自然：農業文明必須仰賴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歷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范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20%以下的國家，也只有英國與比利時。那時，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了一個極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并不殘酷，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據為依據，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觀點。但到了“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工業化進程加速，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體系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以致于當時人大多無法充分理解其變化的意義。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歐洲最落后的小農根據地保加利亞，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中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1947年的52%降為1989年的23%。[1] 不過，到上個世紀末，整個地球上仍然還有三大地區的土地，依舊主要被農業人口及農村所占有。這三大地區分別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中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世界上所謂的“低收入經濟”基本上都在這三個地區。

程曉農（以下簡稱“程”）：二十世紀是人類探索社會進步和發展模式的世紀，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起伏和變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難，到現在仍處在制度轉型和現代化的探索期。關起門來，中國人盡可以忘卻“”以及前時代的荒唐，為過去二十年當中終于有了明顯進步而歡欣鼓舞；但打開“窗戶”看世界，似乎值得驕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國以有限的人均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實，乾隆末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農產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時的英國，若不是有北美大陸為它消解了被馬爾薩斯看作災難的人口，恐怕就內亂叢生，沒有辦法外拓疆土，成為讓世界各國仰視的“日不落帝國”。所以，如若以“養人”論“成就”，那清初至中葉的康乾盛世豈不更“輝煌”？中國當下的進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華的都市經濟，但如以多數民眾的生存狀態為判斷依據，那么在當今的中國就絕不能離開農村問題談社會進步。

何：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異常頑強、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于南亞次大陸的印度與位于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比例的70%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完全斷開。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首先，兩國都有數千年悠久歷史，曾以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傲視世界，并且同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更可驚異的是這一點：兩國的歷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種異常沉重的現實負擔。第二，兩國都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據說由于印度沒有采取計劃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迫于人口壓力，兩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歡以留學的方式外遷，中國的下層民眾則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人員數目最大的是中國，其次則是印度。現在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中許多技術人員都是印度人與華人。第三，兩國奉行的政治體制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中，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前者因為讓外國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為證。而中國則“明智”地堅持不完全開放，所以尚未成為國際上研究腐敗的經典對象。

中印兩國還有一個共同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極其落后。但讓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國近20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圣牛的“遺矢”，氣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中國的幾個用來裝點門面的“現代化櫥窗”城市相對要干凈靚麗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沒讓國際花園城市的評委們觀看臭氣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評為世界花園城市。而印度就沒有能夠評上世界花園城市的“現代化櫥窗”。可以說，中印兩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況，注定了它們要拖拽著“小農階級”這個前現代社會的龐大尾巴進入二十一世紀。

程：中國與南亞和非洲國家不同的是，過去五十年里為了現代化進行過驚天動地的制度試驗，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國從世界上的落后組群中拽出來。中國嘗試過農業集體化，乃至其最高形式“軍事化作業”加“大食堂”，付出數千萬條人命的慘重代價后，才又在現實的巨大壓力下，退回農業的個體經營模式——人口壓力也迫使中國沒有辦法推行農業現代化，否則被從土地上拋出來的農民將無處可去。這一期間，中國曾經有過上千萬農民離鄉進城的“”式工業化，也推行過縣縣“五小工業”遍地開花，旋又發展出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的現代化模式，最后還打開多年鎖閉的國門請來了外資企業。這種種措施無非是一個目的：為成千上萬的過剩農村勞動力找到謀生之路。

盡管八十年代前期因農村改革創造出的一次性制度變遷效應，曾出現過短暫的農村經濟繁榮，但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黃花。而城市經濟的發展卻無法充分吸納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方面，科技進步使得企業迅速從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過渡，這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另一方面，來自傳統農區、完全未經任何現代技能訓練的低素質勞動力，完全無法適應科技化時代的技能要求。從九十年代后半期開始，大學畢業生分配日益艱難，中國又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爆F象。為了增加“就業資本”，也為了避免“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不少大學生選擇“考研”這條途徑，近四年來中國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遞增，各種考研班都提前十個月開辦。有人將此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當就業門路越來越窄時，以城市化來化解農村貧困的議論就似乎不免有空談之嫌。在此大背景下，農民、農村和農業這個習稱“三農問題”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又再次突顯出來，讓社會重新感受到中國現代化的“陳年積痛”，也讓一切真正關心中國現實的研究者們痛感“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基本難題。何：中華歷史幾千年，農民一直占據人口的大多數，安農則安天下，而安撫農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驅農歸田”，讓農民有田可種。而現在卻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種田成了一件邊際收益為負值的產業。世代務農的農民突然發現，不種地無以為生，種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種不如少種。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魚米之鄉的湖北與湖南洞庭湖地區的農民，有不少已離家外出，做各種營生謀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漣源市楓坪鎮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畝，人均耕地只有0.72畝，比最低生存保障線還低0.08畝，但因種田無法養活自己，該村家民紛紛離家外出，拋荒土地多達130多畝。而整個楓坪鎮拋荒土地就高達1500多畝。[4]有人具體記載過鄉下親戚算過的一筆賬目：一個農民家庭4口人，種了6畝地。由于山區自然氣候原因，莊稼人都是靠天吃飯；1999年，該農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麥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總共收了3000多斤麥子，麥價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說農家肥，光買化肥就花去200多元，況且還要留下2000多斤麥子充口糧，剩余1000多斤賣不到500元；而村提留、鄉統籌、義務工、勞動積累工、農業稅等等，亂七八糟的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為此作者的表哥感嘆，農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種田的收益還沒有支出多，上交款還得靠賣豬和出外打工的錢補貼。更讓農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產稅。當地的“上級”強迫農戶人均0.4畝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畝產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農戶比比皆是，可鄉里村里仍是強行照收不誤。在此情況下，農民都想退責任地，再上交50元給村民組長買機動地和“逃地”農民荒蕪的責任田。雖說錢可能被村組干部分掉，但對買地的農民來說，總比種一份責任田劃算。[5] 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的承受力略強一些而已。程：其實，農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現。我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繁榮從何而來”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實：經筆者分析全國各省農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即扣除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可以在各年之間比較的收入）后發現，從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廣東、浙江、黑龍江四省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速度勉強趕得上全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在全國鄉鎮企業最發達、農村居民最富裕的廣東和浙江，1994年當地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僅及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寧夏、湖南、貴州五省區的景況則是今不如昔，這些地區農村居民1994年的實際收入不是比1987年還少就是和1987年一樣、毫無增加。[6]

此后越來越多地區的農民收入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的境況。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組“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實際上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經濟統計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若以此來估計全國農民的消費能力，會出現明顯的偏高誤差。這一點，其實可以依據農村消費品市場需求多年不旺這一事實做出側面判斷。 另一方面，近年來農民務農的現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勢，統計局為了“突顯”農民收入的增長，比較喜歡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這個指標，而不太愿意比較“農民現金收入”這個指標。因為使用“農民人均年純收入”指標，就可以把農民自產自用的農產品折價計入；即使農民手頭的現金越來越少，只要把他們家中的存糧數根據需要計入收入統計，就仍然可以“湊”出一個農民收入“增長百分之一至二”的數字來。由于近年來農產品價格一再下跌，農民如將收獲的農產品全數出售，將嚴重虧本，他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越是以農業為主的省區，農民純收入中這一部分無法變現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四出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的小康生活時，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經濟陷入困境，中國的都市繁榮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從九億農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從幾個繁榮的大都市出發認識中國現代化問題，完全有可能誤判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的大局。

何：農民不愿意種地，這可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問題。由此我想到了中國一向很重視的史學今日之命運：中國文化主流共分經史子集四大門類，史的地位僅次于經，侍講官給皇帝講經之外還必須講史。然而這門學問到近二十年里卻一敗涂地，陷入無可挽回的衰落狀態。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學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為鑒，可知興亡”這時已經喪失了，當今社會已經無法從歷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參考的統治經驗與制度借鑒，于是史學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學”。以農民問題為例，二十五朝“安農”的歷史經驗，在今天恐怕都已經沒有多少借鑒意義。時移勢易，這些新時期的新問題還得依靠我們自己摸索解決。 中國的“三農”問題確是任何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農”問題解決不好，再發達的城市經濟也只是漂浮在小農經濟大海上的一小塊綠洲，大海風濤一起，綠洲也就會隨著傾覆，這已經是近代史以來幾次大的農民革命給我們的沉痛教訓。

亂攤派令農民處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來，讓人非常痛心的是，正當多數農民處于生活艱辛的狀態時，縣鄉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說，“三提五統”快把農民壓垮了。 何：農民負擔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農民上交的各種稅費相對于農民所得的各種收入來說確實太重了。各種稅費太多，其中許多屬于亂收費。農村里流行一句話：“一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這里的“三稅”指的就是亂收費。許多地方農民對抗的其實就是亂收費。

農村為什么要亂收費？雖然地方政府經常以補充民辦教育經費等作為增加稅費的堂皇借口，實際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養鄉鎮干部。中國的政權歷來建制到縣，改革開放后解散了，對鄉一級組織的定性一直不很確定，到了現在實際上已經將鄉鎮政府變成了擁有實體財政的一級政權，甚至還變換形式向村一級延伸。對應著從中央、到省、縣政府龐大的機構設置，鄉政府逐年膨脹，也設立了條條林立的機構部門，這些部門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業單位和所屬企業，吃閑飯的人越來越多。它們都打著為農民服務的旗號，但是實際上往往是以此為名，強行向農民要錢來養活自己，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即使是在村一級，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種關系躋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與準官吏?！吨袊洕鷷r報》登載過一位老農寫給中央領導的一封信，這位老農談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鄉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現在卻有三百多位干部。要養活這數量日益龐大的干部，錢從哪里來？最后必然是從農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設立了農民“負擔卡”制度，目的是為了把攤派透明化，減少亂攤派。1997年，江蘇省通州市曾就農民負擔問題做過一次專題調研。該市農工部部長指出，近年來農民負擔增加的絕對值很大，有些鄉鎮把不該列入“負擔卡”的服務收費和其他收費統統列入負擔卡，如聯防費、農機管理費、廣播收聽費、合作醫療費個人支付部分、自來水建設費、有線電視建設費等。這就大大擴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規定農民本應負擔的費用。程：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時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結果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有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經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絀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后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于是，縣、鄉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負擔起養活基層官員們的責任。

雖然一些地方的鄉鎮政府也試行過所謂的“機構精簡”，但干部人數并未減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創立收費名目的行政機構從財政預算列支改為“創收自養”。這表面上減少了黨政部門內列編開支的正式官員人數和機構數，但同時卻形成了許多靠亂收費、亂罰款為生的準政府機構(如鄉一級的計劃生育辦、司法所、民政所等)，為這些機構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為名搜刮民財打開了“合法”的大門。這些機構本來是行政管理部門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政府讓農民繳納稅收的理由就是為了要支撐這些部門的運轉，而這些部門既有財政支持，則提供公共服務時就沒有理由亂收費，至多只應收很少一點業務成本費，這是世界各地正常國家的普遍情況。而現在中國一些省份卻把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部門“改革”成完全靠收費養活的準政府機構，從而省下正常稅收去養那些多余的、沒有理由收費的機構和干部，這實質上是強民所難，借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而轉嫁公共服務成本，向農民變相收取“公共服務稅”；同時也“逼良為娼”，引導著這些提供公共服務的行政機構借服務為名、行搜刮之實。結果一些機構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買車配手機的開支，而將為民服務的本職工作變成了趁機敲詐勒索，出現了許多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現象。例如，司法所盼望農村里的司法糾紛越多越好，民政所則希望農民離婚多，這樣他們才有機會多“創收”。更荒唐的是，計劃生育部門一面抓人刮宮結扎，一面又盼著農民計劃外懷孕，村里有人賭博了，鄉派出所反而暗暗高興，因為這樣才有理由對農民處以巨額罰款，為該機構的人員多發錢。這些情況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學者突破縣鄉干部的阻撓，深入河南各地農村調查，發現了大量這類實例。[7]

只要這支龐大的編內、編外官員隊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設法攤派。中央政府對此其實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往往不過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無用的。而且，龐大的縣、鄉幾級編內、編外干部不但要吃飯花錢，甚至也想向沿海繁華地區的官員消費水平看齊；他們不但想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告別“小康”、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臺階。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里，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F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于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現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過“要解決公車私用”的問題，不過，一涉及到各級干部的切身利益，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悄悄地無下文了。

當前，全國鄉、鎮、村吃“三提五統”的脫產人員已達1,400萬人[8]。即使不再從農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為了安插復員轉業軍人、大中專技校畢業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數十、乃至上百萬人。據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的張培森、劉佐分析，各級政府的亂集資、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數額，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與正項稅收的規模相當。[9] 五年過去了，恐怕這個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很大一部分就著落在農民身上。所以，從九十年代初起，農民的負擔就有逐年加重的趨勢。據統計，從1990年到1995年，農民人均承擔的各種稅收、集體提留等費用，年均增長幅度高達18.1%，是同期農民收入增長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不堪如此重負，農民負擔的增長率才在總體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區農民的負擔仍然很沉重?！饵S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記述過河南省太康縣一個“既有經濟頭腦，且很有些思想”的蘋果園主劉某1996年對他說過的話：“稅收既多，又重，攤派的名目，多得沒人搞得清楚。事實上，鄉、村干部從來不向農民說清楚，沉重得令人無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剛一結束，鄉干部便帶著鄉派出所公安人員進村催征，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我可以這樣說，這些年來，老百姓一直生活在驚慌、恐懼當中?！盵11] 這反映出可憐的中國農民的心聲，聽起來好像是時光倒流到了民國時代。可惜國內的媒體很少能登出這樣的聲音。

何：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1999年公布過一個調查結果，全國農民純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稅費形式交給了國家和集體，另還有其他各種攤派負擔，占純收入的比重是，東部省份為3.5%，中部省份為7.3%，西部省份為5.5%；越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這類攤派對農民造成的負擔也相對越重。[12] 政府規定“三提五統”的征收絕對額不能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對經濟情況相對較好地區的農民來說，支付這個數額問題不大，而且可能也覺得負擔不重；比如，廣東地區將近一半農民不再務農，對于這一群特殊“農民”而言，這些稅費確實不算什么沉重的負擔。[13] 但是目前全國農村還有52%的農民家庭仍然處在勉強溫飽的狀態，對這些低收入戶來說，純收入中自種自收部分本來就大，現金收入很少，占純收入5%的稅費很可能就會占其微薄的現金收入的幾分之一。因此，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來說不是個負擔的稅費，對于全國一半以上的農民家庭卻是個實實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圍的負擔。

江蘇省通州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作委員會曾很認真地撰寫了一份“關于全市農民負擔情況的調查報告”。由于報告的執筆者非常認真務實，報告內容與通常的官樣文字不同，能夠反映出農村中明文規定的“三提五統”之外的亂收費情況。該報告透露了一條很重要的信息：加重農民負擔的并非只是鄉村兩級組織。該報告透露，據對12個鄉鎮的不完全統計，1997年農民負擔的絕對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鄉鎮增加74.6%，高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20個百分點左右。有的農戶當年的負擔總額比上年增加幾倍。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鄉村填報的農民純收入數字水分較大，收入數虛漲，提高了農民的實際負擔系數，因而加重了農民負擔。第二，鄉鎮以上各級政府興辦的各種工程項目建設，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層和農民的負擔。如公路工程等，每個鄉鎮要負擔幾萬元，多的近百萬元，這些錢有的鄉鎮用“以資代勞”集款，有的鄉鎮則按每位勞動力或人頭收取。第三，文件規定之外的負擔過重。如各項捐款、“兩化”達標、農村改造飲用水系統、平墳復耕費、適齡青年征兵費、聯防治安費、教育集資、借資等等。雖然這些大都是為民辦的實事好事，但都超出了當地政府本身的財力，一般都要靠強行攤派才能進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門還算是認真考慮過農民的稅負問題，并且愿意花費精力認真做調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簡直就無法無天。例如，安徽省樅陽縣錢鋪鄉政府為了搜刮民財，甚至非法設立本地的“私稅”：該政府自行規定，不管農民有沒有收入，按人頭強收“個人所得稅”；不管農民是否生產“特產”，一律征收“特產稅”；實在編不出別的名目了，還要硬設一個“其它收入稅”。[15] 這種現象顯然不是個別的。

許多鄉鎮政府一方面非法亂設稅費、搜刮民財；一方面到處舉債，以致于鄉村政權組織過度負債，而嚴重制約著農村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據對湖南農村全省鄉村負債問題進行的調查，1998年湖南全省鄉村政權組織負債總額已達59.3億元，負債鄉村政權的比例高達88.4%，平均負債額達200萬元。這些負債主要是為了應付這樣一些開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揮霍型的小車開支、租車和招待費用等，甚至還有鄉干部利用公款給三陪小姐配BP機的支出。[16]

現在，很多地方的農民靠農業收入已經難以支付攤派費用了，他們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來支付攤派。這不僅標志著當地的農業已經難以支撐龐大的鄉村政府的開支需要，而且意味著，很多內地鄉村政府的攤派已經通過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區，通過對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農產業活動征收稅費來維持其開銷。據報道，湖北省監利縣某村村干部甚至遠征海南省?？谑械囊粋€垃圾村，向舉家到?？谑袄\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農民不堪重負，全國已發生多起農民對抗亂收費的事件，農民與地方政府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在與政府對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型的“農民領袖”，他們是當地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達農民的利益要求與其他呼聲。[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經報道過這樣一件轟動很大的事情：江西《農村發展論叢》雜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該增刊搜集了各種中央有關農業政策的紅頭文件，讓農民據此掌握哪些屬于中央規定要征收的稅費，哪些屬于亂收費，名之為《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結果該增刊卻被當地政府當作印刷“反動刊物”，該雜志主編只得流浪在外四處躲藏。[19]四川省重慶市巫溪縣漁沙村村民曾為逃稅，上百村民躲進深山，一位農婦因不堪重負而自殺。[20] 由此可見，亂收費在中國的農村已經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幾年來，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于是，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以養活基層干部們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類似于“二警察”的隊伍，以便遭到反抗時能用強力制服農民。這樣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出現了一個“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干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從這個基層的“循環”可以聯想到另一個“循環”：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于擴大基層干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將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顯然，陷在這種“官逼民窮”的“循環”中，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而矛盾和沖突則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的社會效應。

農民貧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從政府頒布的統計數據來看，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就轉入了低增長階段，1998年農民的現金收入出現了多年來的第一次零增長。[21] 2000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全國近兩萬個農村家庭進行專項調查后發現，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資達到16,641元、北京達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2,210元，其中52%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不到2,000元，尚處勉強溫飽階段；另有26%的農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間，算是溫飽有余。[22] 由此觀之，在全部農村人口中，勉強溫飽的農村家庭大概占將近四成多。有人將中國農村的貧困歸結于農民負擔太重，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不能解決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中國農民總體貧困的根源其實并非負擔太重，而是農業人均產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如果光看有關部門頒布的種種總量數字，或許會讓人產生沾沾自喜的感覺。例如，當回顧九五期間農業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時，報紙上介紹說，九五期間我國糧食產量年均達50485萬噸，基本穩定在5億噸以上，油料、糖料、肉類、水產品年均產量分別為2320萬噸、8968萬噸、5353萬噸和3730萬噸；從總量上來說，我國農產品產量穩居世界首位。[23] 這個“首位”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比較各國經濟水平的高低不是玩總量數字的“比大小”游戲。自從人口學成為一門學問之后，人們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財富量和人均生產率來衡量一國的社會財富和經濟實力。如果將上述總量數據按中國人口總數計算平均數，或者按中國農業人口計算平均數，我國單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低下這一事實就無法回避。僅以糧食一項來計算，三億多農業勞動力生產5億噸糧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來養活九億農村人口，每個農業勞動力能夠出售的余糧不過幾百斤。那些“宏大”的總量數字完全不能掩蓋中國是個農業弱國的真相，“農業總量大、人均剩余少”從來就是個突出問題。

自從二十年前恢復小農經濟以后，解除舊體制的束縛曾一度帶來農業的繁榮，1979年至1984年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幾個百分點，這實際上主要是時期被壓抑下去的生產率的反彈。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農業中累積的各種積弊正在逐步釋放出來，這些積弊包括：生產手段落后，畝產達到極高水平的情況下邊際報酬嚴重收縮，勞動力生產率太低，農村社會組織形式落后等許多問題。因此，中國農業逐漸又現出疲態，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僅占18.0%[24]，有關材料顯示，近幾年這一比例一直未變。與此同時，國家從農業當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積累，1999年國家財政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收上來的是1000個億[25]，而當年的國家財政收入突破10000億元[26]，也就是說，農業這個中國勞動力投入最多的第一產業對社會的貢獻額只占國家財政的十分之一。事實上，收上來的這點農業稅甚至還比不上返還到農業口的農林水利等財政投入。改革后中國農村的經濟體制大體上恢復到市場調節為主的正常狀態，從經濟能力與技術上來說，中國不是沒有可能實現農業生產現代化。為什么仍然堅持實行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壓力。

程：任何社會的分配與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礎上，按照中國農業這種低效益的產出，農民連維持自己的生存都是個大問題。占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和占勞動年齡人口50%的勞動力，是無法依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僅占18%的農業養活的。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指出：隨著人口增加，我國9億農民人均0.1公頃土地僅夠維持生存，1998年純農業收入產值達到13839億，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給自足部分，實際收入只有約500元；因此可以認為，大多數傳統農業的種植業畝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勞動成本已經是負值，農業本身談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農民收入增加時期建立的農村上層建筑必須獲取農業剩余才能維持，于是就出現了竭澤而漁的亂收費現象。[27]何：其實中國農業不能產生剩余這一問題，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劍橋學派的埃德溫.坎南提出的適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勞動力與土地面積之間必須保持一個合適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時期，在一定土地面積上生產而獲得產業最大生產率的人口是一定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任何一定時期，其它條件不變，隨著勞動的增加，收益會按比例遞增，但當勞動增加到一定點——最大收益點，則收益不再增加。與最大收益點相適應的人口數量則是一個社會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當勞動的增加超過這一定點，則收益會按比例減少，出現邊際報酬謝遞減現象。美國華人學者黃宗智先生在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里就專門用中國華北地區的情況來論述一個“高水準均衡陷阱”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內容就是表述中國由于勞動力過剩，以致農業耕作集約化到邊際報酬收縮這一事實的。我在《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本書里也專門談過這一問題。其中專門引過包世臣《郡縣農政》一書的記述：“凡治田不論水旱，加糞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來包世臣專門談到水田一畝需要八九個工，按畝產1.5石計，加做一個工只增產三十分之一。在復種的情況下也差不多，種雙季稻只比單季稻增產20-35%。也就是說當時人就已經意識到單位面積產量不能與投入的勞動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這里還必須指出一個思維誤區，那就是我們總強調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其實衡量勞動力價格不應該只按照勞動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貨幣工資來衡量這種勞動力的代價，而必須按生產并維持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個中國經濟付出的實際代價來衡量。我記得有人曾經算過：按平均計，一個德國農民生產55個人的食物消費量，這是按目前德國營養標準衡量的；而在中國，65%的勞動力，或者說全部人口的28%直接從事農業生產，這意味著一個中國農民平均養活不到4個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攝取的熱量與蛋白質卻比德國的水平低得多。這里說中國農村家庭人口為4個，是不太了解中國農村家庭人口數量，實際上農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為5口。我這里再補充一點：如果要是計算養活中國農民所需要的生態成本，應該說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勞動力。比如大小涼山地區，養活一個人需要鏟平幾座山頭的草木才能種出一些小馬鈴薯供吃與做燃料。有環保人士到西南與西北地區考察過，看到此情此景，驚呼“一個人等于一臺鏟草機”！

由以上分析可見，中國農村總體貧困的根源是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亂收費”問題無異于雪上加霜。我國長期以來進行的所謂“扶貧”，實際上就是那些資源稟賦太差的貧困地區的人們，“依靠喂奶過日子”，即通過國家力量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維持生存。從中國農村的現實狀況出發，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就算亂收費問題解決得比較到位，也無法從根子上解決中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

農村剩余勞動力何處去?

程：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有將近一半的年份因為推行強制農業集體化而加劇了農業低產、農村貧困的局面，但因為同時又實行了嚴格的戶口和遷徙管制，農民基本上被束縛在祖輩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窮也只能干熬著。八十年代初，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而農民也多少有點陶醉在失而復得的小農田園夢當中。但很快中國的一個致命問題--人口與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就重新暴露出來，農業收益遞減，對農民的攤派日益加重，逼迫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另尋謀生之路。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成為一個關系到中國社會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

何：過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近三百年來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被新增人口蠶食殆盡。原來的體制按人口分口糧的機制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生產積極性獲得提高后的農業生產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機意識。后來認識到這一問題時，大家也以為只要進行人口城市化，就會逐漸縮小城鄉經濟的二元對立。我記得那時候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是大學里經濟學專業學生最愛看的書，勃興的鄉鎮企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無限希望。中國農民的所謂“三元就業模式”——指農業、鄉鎮企業、跨區域流動就業——也就是在這時形成，并被大家視為消化農村過剩勞動力的一條長期有效的途徑。在中國城市就業還不算非常艱難的1998年，“農村人口就業和勞動力市場課題組”曾對38個縣市做過一個調查，農民外出就業占38縣市農村勞力的1/6；在低收入縣市，外出就業占農村勞力的20%，相當于當地非農就業的85%；而在高收入縣市，流入勞力相當于當地勞力的28%，當地鄉鎮企業職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縣市1989—1996年共寄帶回家鄉348億元；在22個低收入縣中，1996年帶回鄉的資金為45.3億元，縣均2億多元，1989—1996年寄帶回鄉資金220.3億元，縣均10億元。這筆收入對低收入縣市的農村農家來說，是一筆有份量的收入來源。[28] 從全國來看，1998年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約占1/3，農民的收入中來自農業的為57%，來自非農部門的已達43%。[29] 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不少已經告別土地，如浙江農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到1998年，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均收入已超過8000元，其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飲食業勞動力人均收入超過萬元，是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國的情況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數過于龐大，而農村人口增長率又相當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始終無法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城市化過程后，農村勞動力就逐漸轉移到城市經濟部門去了；而中國的城市經濟部門本來就一直面臨著連城市勞動力都無法充分吸納的困境，這樣農村勞動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鄉鎮企業中就業，使得這成為三元就業中相當重要的“一元”。而鄉鎮企業因其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也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一項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國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勞動力最多的一年，超過1.3億人。[31] 此后，隨著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突出，鄉鎮企業的種種弊端尤其是對環境的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開始面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調整、收縮、整編、改制、淘汰，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鄉鎮企業連續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上千萬勞動力。這就使得離土不離鄉這條路對于廣大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來說，已經不再是一條暢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鄉鎮企業的增長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經跌到14.2%。與此同時，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也日漸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當中，鄉鎮企業的就業人員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在減少，所以現在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員已經低于1.2億人。[32]

幾乎與鄉鎮企業吸收農民工就業發生變化同步，城市吸收農民工的大門也開始變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長期用銀行貸款喂養低效率、高浪費、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雖然暫時維持住了表面的經濟增長率和城市就業，也得以回避國有企業改革這一在意識形態、社會控制政策諸方面令政府極為頭痛的任務，但卻埋下了銀行壞帳高筑、風險叢生、金融系統可能崩潰的火種。九十年代下半期，為了挽救金融系統免于崩潰，政府不得不部分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政策，結果國有經濟部門立即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數千萬國企職工陸續下崗。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四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四個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都出臺了一些規定，要求企業雇傭勞動力時必須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從而限制外來勞工的就業機會。一些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發展小城鎮提高城市化進程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當前城鄉共同面臨的巨大而緊迫的就業壓力相比，總令人有遠水不解近渴之感。

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像，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城鄉差距返回原點

程：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小農階級的萎縮相伴隨的，是城市化之后城鄉差別的消失。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論》里談到過一個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于在這種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這些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個共同的社會現象：城市的高度發展似乎是以農村的衰落為代價。尤其是在亞洲國家，許多超級大城市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人口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還以自己的城市擁有上千萬人口的規模而自傲──中國現在還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萬人口大市懸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而列入該市發展規劃──但人口的這種快速機械式增長，卻使得城市的發展陷入一種極端無序狀態，形成一種“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筑，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統，周圍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瘡疤；大多數城市的市內交通系統始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過時的公交系統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離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變得坑坑洼洼，難于行走。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用各種各樣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種“現代化的櫥窗”，炫耀著該國的現代化水平。對那些喜歡讓國際社會從這些“櫥窗”中了解“信息”的國家來說，這種與國內其他地區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確有必要。但不管這些“櫥窗”多么漂亮，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孔百瘡，成為這些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

何：中國確實存在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那就是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國家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農村耕地面積總體減少與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時，農戶總戶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下面一組數據說明了這種情況：1978年，中國耕地面積99938.5千公頃，人均1030平方米、戶均耕地面積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積減少4.5%至94970.9千公頃時，人均面積銳減24.3%至780平方米，戶均面積銳減28.8%至4080平方米。[33] 這個驚人的下降速度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繼續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這種耕作規模小型化距離現代農業所要求的農民人均耕種面積相距很遙遠。

程：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和城市的畸形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農業經濟的增長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幾年各地農產品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供過于求的局面，價格大幅度下跌，因此這幾年出現了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民收入增長放緩的局面，再加上農民跨地區就業速度放慢，因此造成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局面?？梢哉f，在二十多年改革當中，城鄉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馬鞍形的變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縮小，但是從80年代后期又開始不斷擴大，到1999年這種情況就非常明顯。1999年農民現金收入的名義增長率是1.9%[34]，而同年城鎮居民的年收入增長率是7.9％[35]，在城鄉收入增長的差距本來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該年10月份國務院又給城市的干部和職工增加了一筆工資，這就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差距。

有人算過一筆帳，在目前的情況下，2.7個農民的收入相當于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慮到因家庭人口結構、支出結構和攤派等因素，農村勞動力的家庭負擔系數高于城市勞動力，農戶的收入中要支付生產經營費用乃至投資，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費，再加上農戶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種攤派奪走，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差距之大是顯示而易見的。從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來看，年均生活費支出方面，中國農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費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個檔次；只有近兩成（20.91%）的家庭年消費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國農村的貧窮還可以從消費市場的份額上看出。城鄉差距再度擴大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村消費市場的萎縮。70%的農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費品市場與20%的城鄉儲蓄，而與此同時，卻是全國主要耐用消費品市場的生產能力普遍過剩50%。以彩電為例，城市普及率已經達100%，而農村卻只有10%。[37]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另一組數據，從1995年至1999年，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49.9%下降為41.9%，農村居民從58.6%下降至52.6% ，后者比前者少下降兩個百分點。[38] 這樣一種結構，明顯表示中國經濟遠未步入良性循環。

程：我也用《中國統計年鑒2000》的數據做過計算，發現1999年中國內地二十個省約7億鄉村人口人均年購買消費品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區農村人口約有2.6億，其人均年購買消費品的數額也僅為1603元；而京滬兩市及廣東、江蘇、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國總人口的4.9％，他們人均年購買消費品數額達11,819元。也就是說，全國將近1/4的消費品是賣給這僅占全國人口不到5％的兩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國人口56％的內地省份農村人口只購買了全國消費品的1/7不到。事實上，在兩市三省這些中國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費能力并不高，所以這個關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費力的數據掩蓋了人數約在千萬左右的中國精英階層的超級消費能力。從這里可以明顯看出，大約眼下全國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費金字塔的頂端，全國媒體上的商品廣告基本上是做給他們看的，而占全國人口多數的內地省份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能力只是前者的1/25。這就是今日中國之城鄉差距，而且這一差距正在繼續擴大。

小農經濟與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程：八十年代農村改革這種一次性的制度變遷效應，不可能長期支撐農村經濟的持續高漲和不斷繁榮。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從此就可以踏上順利發展的“康莊大道”了。可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鄉差距擴大的一個比較具體的原因是，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這種傾斜加快了資源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劇了對農民的盤剝。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壓住農產品價格，以施惠城市消費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何：說老實話，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說法。因為中國農村的貧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傾斜是事實，但即使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多兼顧一些農村，農村的落后和農民的貧困恐怕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從事實出發來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的根源是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農業生產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亂收費”問題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國長期以來進行的所謂“扶貧”，實際上就是那些資源稟賦太差的貧困地區的人們，“依靠喂奶過日子”，即通過國家力量進行的財政轉移支付維持他們的生存。在中國農業生產狀況沒有大的革命性進步的情況下，即使農村稅費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減輕農民負擔，卻無法從根子上解決中國農村總體上的貧困問題。從短期內來看，克服城市偏倚傾向可以緩解一下農村問題，但是還是脫離不了“給農村喂奶”這一思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因為根本問題是必須解決人口與資源比例失調的問題。

如果回溯歷史，中國的農民問題是積累了三個世紀的問題。中國其實早在清代乾隆時期開始，就已經面臨人口的巨大壓力，乾隆六年開始，中國人口登記在冊的就達1.4341億人。人口劇增帶給社會的壓力并非沒有反應，當時的著名學者任啟遠、洪亮吉等人都曾談論過這問題，洪亮吉的《意言.生計篇》集中談論了如何控制人口，洪書成于1793年，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1798年）從時間上看還要早好幾年。只是兩個社會解決人口問題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英國通過大量向美洲大陸移民緩解了人口壓力，以后該國又繼經濟起飛之后連續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轉變與第二次人口轉變。而我們那時雖然也通過華工出國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華人就已經多達1000萬人，相當于一個小國家的總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還是在中國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斗爭之慘烈，可以從一些歷史材料中看出來。1999年3月我到臺灣講學時，曾偶然發現臺灣的“有應公崇拜”與移民有關，一篇研究文章記述了這一歷史事件。該文談到，臺灣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構成的社會，這些先后來到臺灣的移民，為了爭奪土地、資源和生存的空間，再加上種族、語言、祖居地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在閩粵之間、漳泉之間、漢番之間、宗姓之間、村落之間團體之間，經常爆發各種各樣的沖突，演變成武裝械斗或者大規模的武力沖突。歷年來各個族群死于這類沖突的人不少，而他們的尸首卻往往無人收葬，其后必須仰賴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幫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資，加以集體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個簡單的廟，而廟前往往掛有“有求必應”的紅布條。[39]至于太平天國起義是由于人口壓力所致，當時的汪士鐸在事變后就有反思，后來的羅爾綱先生也有過專門論述。可以說，自從19世紀中葉起，中國就一直在圍繞著緩解人口壓力這一問題進行各種嘗試。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領導下的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實際上都是想通過改變土地資源的占有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通過這種土地資源占有狀態均等的辦法，暫時解決了這一問題，但結果卻是人多了，但只是窮人多了。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人口從4.5億增長到了13億，如果說上一個世紀中國農民的問題是讓耕者有其田，那么這一個世紀的問題就演變成了如何讓農民有工作，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不要成為游蕩在城市邊緣的游民。

每當我仔細閱讀有關人口、環境與農民問題的資料時，我就不自覺地想起我在復旦寫的那篇《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和人口壓力的關系》，諸如農村閑置勞動力過多、農業邊際效益下降、賦稅過重等導致小農經濟破產，以及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等許多問題幾乎都是驚人地相似，幾乎在重復上個世紀初至三十年代那段歷史。對這段歷史我們不是沒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幾乎從不真正觸及應該揭示的問題。優秀的經濟學家為什么能夠解答有關國計民生的深奧問題？答案很簡單，他們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觀察，尤其是觀察經濟事件的歷史記錄，所以，道格拉斯.諾斯一再重申掌握經濟史的重要性，經濟學家薩繆爾遜則用更尖銳的語言強調了解經濟史的重要性：“忘記過去的那些人，應被宣判犯有重復過去的罪行。”我在臺灣與中國現代史專家陳永發先生見面時，我對陳先生說，當看到他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中強調人口壓力因素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的基本規定因素時，心中非常高興，因為總算有歷史學家明智地將這個問題作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規定性因素引入歷史研究。而陳先生則有點意猶未盡地表示遺憾：“由于書的體例的關系，我只能談到人口壓力這個因素，整本書應該說強調得很不夠。”

程：對中國來說，最可怕的是，這類邊緣化人群正處在一種無限增生的狀態中，這與中國現在擁有的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以及人口與資源嚴重失調有關。中國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9畝[40]，是世界人均數的43%；而且質量不高，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79%，有水源保證的和灌溉設施的只占40%，還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質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人口的增長率恰恰偏高，本地的農業產出微薄，非農就業機會稀少，窮鄉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這就逼得那些既無適當教育、又無求職技能的農村剩余人口外流，當都市再采取就業限制政策時，這些回鄉無活路、在外衣食無著的流動人口就很難靠正當職業糊口。從李自成、白蓮教、太平軍到紅軍八路，都最歡迎這樣的流民。今天，這類邊緣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許不會再演變成一批“水滸山寨”，但卻很可能為黑社會組織的生發壯大提供豐富的后備軍。

何：自從十多年前寫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國的懸劍》以來，我就一直有一個這樣的看法：一個社會的政治結構牢固地根植于該國的自然性質，亦即資源稟賦、人口與資源的比例關系之中，中國的這種人口-資源狀態決定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這個看法可能會被人看作“地理決定論”，而“地理決定論”這個理論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人類首先是環境的產物，而生存環境最基本的層面就是地理環境。孟德斯鳩曾嘗試用“地理決定論”解釋某些問題，但由于他對地理因素的神學解釋從而使“地理社會學”成為學術笑柄，再加上馬克思對“地理決定論”做過經典批評，而我國在很長時期內還非常熱衷于想超出自然資源的限制去改天換地，因此中國大陸的學者們長時期內不敢讓自己的學說中出現任何“地理決定論”的影子。 其實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構成了生活于這個國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前現代更是如此。中國的小農經濟結構就與中國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關系，這種農業與家庭畜牧業和手工業結合的小農經濟，彈性大，適應性強，在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長。不管在山區、丘陵地帶還是平原地區，它只要相應地調整一下家庭內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之間的比例，就能穩定地存在和發展下去。正是由于這種經濟結構對地理環境的適應性強，它才由中原地區逐步向周圍擴張，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在各地的主體經營形態。但這種經濟結構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生殖人口的無限沖動。遠的不說，就談二十世紀大家都看得見的后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前，由于農村是按人頭分口糧，這種分配機制使得當時的農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于是大家可著勁兒生，從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間，人口從4億5千萬變成了八億多人。而從改革開放恢復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以來，人口生殖狀況令人焦慮。凡屬民間進行的調查都說明了這一狀況。我曾看到過一份名叫“正北豐村調查”的調查報告[42]，非常典型。這個正北豐村是廣東東南沿海電白縣七逕鎮新屋仔管區下的一個自然村，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時，該村分田時是“見人有份”，全村為252人，每人0.6畝水田和0.4畝旱地。而到該報告記述的1998年，該村人口已經達536人（不包括此期間遷出的6戶共32人），一個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則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經不足0.28畝，至今全村沒有一個獨生子女，也極少二胎，最多的達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過4胎。該報告談到，農戶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擁有兒子的數量多少決定，同樣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數多而自豪，所以不會互相揭發超生。對于村民，節育是基本未意識到的事情。 程：我下鄉時在安徽省插隊，那時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生育情況與你談到的這個村差不多?，F在全國都設立了計劃生育專職機構，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擋不住農民的多生多育傾向。《黃河邊的中國》一書的作者曹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鄉村作調查，發現那里的農民家庭也很少有獨生子女戶，均是多胎化生育，當地干部多次告訴他這樣的話，“有權的憑權生，有錢的買著生（付超生罰款相當于買超生指標），無權無錢的就逃著生（逃離本鄉好超生）”。[43]

何：正北豐村在中國既非國家級貧困縣，也不是鄉鎮企業發達的明星村，只是千萬個普通的中國鄉村當中的一個而已。它所有的問題，如報告中談到的鄉村組織渙散、官民對峙等問題，確實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并不認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只要生存的基本條件還存在，這些問題還有解決的可能。問題在于這個地方的生態系統已經根本無力支撐起這么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傳統耕種的140多畝地養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該調查詳細記錄了該村失業嚴重、犯罪滋生這一現象。因為這是一份很罕見的尊重事實的調查報告，在此我將這部分內容抄錄如下：“在村民自身無技術、無資本、低素質和環境的無資源、無工業、無組織的內外因素結合下，300多勞力有幾人能以工作糊口？現在的就業情況除耕田者外有：教師6人，醫生、工人、跑運輸者各一人，飼養15人，開小店3人，小販16人，外出打工55人，飼養一般是養10多頭豬，今年（指1998年）多數虧本，小販多是販雞，每天賣出十只賺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進廠或當服務員，每月有幾百元不等。而大多數常年游蕩在村里的三個小店之間的無所事事者特別是未婚男青年卻成了犯罪的主體。賭博是習以為常的公開擺明的事，也是他們最好的娛樂，盜騙搶卻并不明擺，只是附近村中時有禽畜、廚具、谷物失蹤，以及常是同齡人講述的生動的在外盜、騙、搶、斗的驚險場面，下面需要詳述的是近年來的吸毒和販毒現象……” 這里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談吸毒的、讀了感到磣人的文字了。只想談談曾被世界各國視為反貧困策略良方的教育問題在這個正北豐村是什么境遇：“北豐小學現有教師10人，其中2人高中畢業，其余都曾讀過初中，現有3名公辦教師，其他為民辦或代課教師。對于這三年來廣東省大量轉正并逐漸取締民辦教師的政策，筆者從學校負責人陳北忠老師處了解不少有點不可思議的信息?？h教育局按文件通過考試轉正4000多民辦教師。規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師證和中師函授證者可考試，擇優轉正，另據教齡可加分，有28年教齡者免試轉正，考試內容為心理學和教育學。但是，據透露，中師函授是交錢抄書拿證，心理學教育學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冊子考試，而不考文化試（指語文和數學等）更是有人得以濫竽充數的關鍵。筆者（指調查作者陳鋒）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學代課兩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師對比較簡單的競賽題都無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績好的學生。而一些較好的年青教師卻很快要下崗。對此陳老師的評論是‘好的卡緊，差的放松，重視教育不如說是在毀滅教育’。由于師資低劣，所以五年級的學生中能答出國家、省份、省城市、球類、中國皇帝中任一項的5個名稱者甚少?，F在幾乎所有學齡兒童都入學，但由于每學期280元的學費，使在學人數逐年級減少，畢業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這樣，膨脹的人口給農村帶來了不堪承受的重負，同時村民又沒有認識到也無力從提高自身素質上獲得財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釀出低素質的愚民。貧窮、封閉、落后、迷信、失業、犯罪等等就像惡魔一樣伴隨著今天的正北豐村?！?

說老實話，這樣一份調查報告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我相信這種農村在中國絕對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說起來慚愧，我的家鄉邵陽市是個千年古城，舊稱寶慶府，歷史上算是文化經濟中等發達之地。但現在除了教育狀態比正北豐村好些之外，其余的情況與這座正北豐村有些類似，由于國有企業90%以上破產、停產，除了少部分人能通過升學離開這個城市之外，大多數留在那里的青年都沒有工作，賭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樂此不疲的娛樂活動，失業、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來謀生，以做娼妓、二奶為生，家里人亦不引以為恥。這座城市市容極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當時的市領導說要將邵陽市建設成一座有百萬人口的大市。我當時就對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說：百萬人口當中，按照中國勞動力的撫養系數來說，勞動年齡人口按常規有40-50%，那么總得為他們提供20萬就業崗位吧？否則大家喝西北風？

程：人口確實是個問題，但如果能在經濟結構和制度層面有所突破，情況應該有所好轉。我看過一些材料，介紹了一些借助鄉鎮企業而發達起來的農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莊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戶，共有6000人，也是個無田可耕的農村，但由于選對了領導人，既成功解決了存在50年之久的亂占、搶占宅基地的紛爭，并且依靠9000萬元征地款作為啟動資金，定下了“吃區位飯，借優勢興業，走產業升級，發展三產服務城市之路”的方略，從1996年開始，總共投入2個億，將當地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商業網絡，全村的三產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遞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財政總收入達2000萬，其中三產占到90%以上，架起城鄉經濟走廊，為村勞動力的就業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勞動力幾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從事三產的就達1200多人。雖然該村富裕以后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酗酒、賭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鄰里糾紛等問題都存在，但該村領導班子能意識到這些問題，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44]

何：這種依靠地緣優勢與領導人個人魅力發展鄉鎮企業成功擺脫貧困的例子，在中國確實還有好些。但是有兩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一、這些經驗具有不可推廣性，因為不是每一個農村都有這樣的地緣優勢與領導人。要知道這類農村在中國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義；第二，這些農村存在的問題也很嚴重，因為這些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終偏低，身份雖然變了，但思想意識卻還是農民。這個問題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農民做過典型研究。這些農村如何進行自治，使這些農村的社會-經濟格局不要隨著這些領導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還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比較起這些占農村總人口不到10%的鄉鎮企業明星來，我更關注占農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狀態。因為這些明星農村要解決的是如何發展的問題，而絕大多數農村要解決的卻是如何生存的問題。

我讀過不少資料，也看過一些農村，還專門向一些做農村調查的人士多次詢問，有一條信息是公認的，那就是不少農村的計劃生育實際上處于失控狀態，實際人口數與上報數嚴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統人口40.72萬人。[45]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而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卻將計劃生育罰款作為一種尋租的機會，聽任農民多生超生，罰來的款主要用于兩個用途，一是用于改善干部們自己的福利，二是用來建鄉村干部辦公場所。一位在農村做過長期調查的人對我說過：到農村里去，如果哪個地方的鄉、村辦公場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計劃生育一定沒搞好。還有一份調查談到，農村里是富窮兩頭控制不住，因為富的不怕罰，愿意交罰款生孩子；而窮的則不怕罰，反正家里沒什么好損失的，大不了流落異鄉當超生游擊隊。只有中間層次的，才比較害怕罰款，一般生上兩三個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蕭縣大屯鎮徐屯村的計劃生育證就可以買賣。該村村民向《半月談》的記者反映：從過去的老支書，到現任村支書、村主任，多年來就一直公開出賣準生證，將此做為發家致富的捷徑。第一胎價格從三十元上漲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則漲至上千元。幾年來，徐屯村先后共賣出準生證200多個，僅此一項村干部就收款約3萬余元。而村干部自己就帶頭超生，現任支書40多歲，有3個兒子，他的大兒子生了3個孩子；計生專干張某30多歲，生了4個孩子；村委會主任的兩個兒子生了7個孩子；老支書的侄子生了5個孩子。該村上報人口2106人，而實際人口已超過2330人。[46]記得去年《中國青年報》登過一版圖片新聞“超級超生村”，談的就是廣東省吳川市覃巴村，該村總共600多戶，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戶，最多的兩家都生了10個孩子，而有5個孩子的家庭是該村常見的家庭結構。對于新村計劃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釋為干部帶頭超生，說他們只想著多罰款。村黨支部書記容文秀的解釋是：村里超生戶多，很難管理。但據村民舉報，村委會主任容觀保、副主任梁亞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偉生了4胎，村民小組副組長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沒有自來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還被迫飲用田邊溝水。村民說到了冬天，更是水貴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隨處可見臭氣熏人的糞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個廁所。該村的街道上，除了滿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濁的路面和難以忍受的氣味。[47]上述兩個村子可以說是已經不存在什么鄉村社會，所有鄉村公共設施均不在村干部視野之內。據正北豐村的調查者說，該鄉村除了金錢之外，已經沒有什么能夠維系當地鄉村共同體，整個秩序比半個世紀以前鄉村自治時期還要糟糕。 這類鄉村因為不是國家級貧困縣，也不是鄉鎮企業明星縣，所以不在政府與眾多傳媒的關注之下。這些鄉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滅，《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談到湖南安鄉縣的一個春峰村，那故事聽了以后讓人連淚水都為之凝固。這篇文章記述了湖南省桂東縣大塘鄉春峰村從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讓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農村的情況。與湖南省其他地區相比，春峰村是個自然資源稟賦較差的地方，該村共有1400多畝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間的梯田，地塊很小，不要說機耕，連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該村總共有1598人，人均一畝地都沒有。春峰村支書鄧建安告訴記者，春峰村是省級特困村，交通不發達，資源也十分匱乏，村里根本就沒有什么企業，集體收入每年只有幾千元。村民們的收入來源除了每人不到1畝、每年只能種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養幾頭豬和外出打工。大約從1993年開始，春峰村“除非種田的和家庭負擔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這個村子的300多青壯勞動力，大約是每家一個，幾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約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廣東進了珠三角地區的一些玩具廠、電子廠。他們常年在那里工作，每個月的工資大在400-800元之間。村民說，今年（1999年），大概是經濟形勢不好，去廣東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勞力大多在干一些比進工廠可能掙多一點錢，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險的活：在桂東縣周邊“做砂子”（挖鎢砂礦）、挖煤。因為挖煤經常發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系數比“挖砂子”更小，老板也“比較厲害”，經常不給錢，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節性的，農忙時他們在家種田，農閑時則結伴前往礦區。宜章的瑤崗仙，郴州的柿竹園，臨武的香花嶺，江西大余的西華山，這些礦區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里“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軀體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農閑時，每個礦區都有幾千人在“做砂子”，他們都來自春峰村這樣的村莊。他們“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國營大礦開采后廢棄的礦井，一些個體老板把這些礦井承包下來?！白錾白印钡娜巳膫€人合伙向個體老板取得某個礦洞的開采權，然后，他們自備鋼釬、炸藥和礦燈，沿著廢棄的礦洞走上幾千米，選擇一個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開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礦砂。由于礦井是廢棄的，沒有任何安全設施，爆破時很容易發生塌方，

那樣就可能把自己埋在里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礦井塌方而死的。

這種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鄉不算特別，鄉長告訴記者，“整個大塘鄉都差不多?！贝悍宕甯浇尿灾薮?，幾年間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幾人。該村村民根本無法依靠種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從1986年至今，這個村已經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過程中喪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后。沒有一個人自然死亡，全部死于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廣東的鎢礦、煤礦里因礦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勞動法，勞動合同，對“做砂子”的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字眼。從來沒有一個人和老板簽訂過合同，他們與老板之間只有一個口頭約定?！艾F在工不好做，你要簽合同，老板就會要你滾蛋?！币晃唤悬S發軍的村民說。也沒有一個死者的家屬和同伴試圖用法律手段索取過賠償。他們不知道自己和親人的生命值多少錢。當地政府機關的一名干部說，這不奇怪，即使在正規工廠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廠方簽勞動合同。因為，簽合同就要繳納保險金，老板肯定不愿意承擔這筆費用；或者，他會把這筆費用轉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愿意因此影響自己的收入?！耙驗檫@樣的勞動力完全是買方市場，如果要簽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據統計，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約是4000元左右。這只是勉強維持生活和簡單再生產的收入。村支書鄧建安說，這些錢有的用來成家，有的用來供弟弟妹妹讀書，其余就是維持生活，沒有哪個人用打工掙來的錢做起生意，甚至沒人用它起一座比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幾個衛星電視天線，大約值800元一個。

盡管打工帶來的實惠是那么少，而危險又那么多，但春峰村人幾乎沒有考慮過別的活路，因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們可能連基本的生活都維持不了。據大塘鄉農經委的統計，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880元，這其中打工掙來的血汗錢占了約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黃競成絕對不會是最后一個因打工而被死神喚走的人。沒有人知道，誰將是下一個。但是，只要他們活著，只要貧窮繼續延續，他們就不得不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沒有機會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讓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態難民。說老實話，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態事實上支撐不起這么多的人的生存。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狀態，整個國家的生態在人口壓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這方面的資料有不少，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斷流問題我在這里就不談了，只談談視為財富之母的土地問題。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36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38%，有的地方的民眾已經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的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我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于旦夕之虞。[49]而生態問題由于與人們的生存狀態不像疾病之類那樣直接，中國國民的環保觀念始終還處于“坐而論道”階段。我這里舉一個小例子：我所工作的報社，每發一篇某小姑娘被遺棄，或者生病無錢醫治的報道，可以幾天之內募到數量不等的捐款，多的達14萬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為拋家別妻十幾年、在長江源頭可可西里設立觀測站、致力于環保工作的民間環保人士楊欣先生登了一個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電話與帳號，委托值班編輯專管此事。但據編輯告訴我，居然沒有接到一只電話詢問此事。這正好與發達國家的社會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國的人口與資源狀態決定了中國的政治社會形態。從中國來說，整個20世紀是農民的世紀，這是由中國人口的“量”決定政治的“質”的一個世紀。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與財政扶貧的結果，摧毀了人起碼的尊嚴——健康人應該憑借自己的勞動力生活，是人起碼的尊嚴。其結果是讓生育者不需要計算生育成本，不顧資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將撫養人口的責任由家庭轉移到社會。如何評說這個世紀對后世的影響，還有待歷史良心的出現。但人口資源狀態對社會的影響卻是現在可以分明感覺到的。前面已經談過，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除了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之外，每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都伴生著小農階級消失這一過程。而小農階級的消失，與城市化過程中現代經濟部門不斷吸納從土地上被拋出來的無地農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而中國由于人口數量過于龐大，再加上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日漸取代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未受過足夠教育、亦未經過任何技能訓練的農村勞動力無法適應現代經濟部門的要求，更兼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擴張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故此廣大無地農民無法進入現代經濟部門，正成為整個社會“多余的”邊緣化階層。老實一點的農民可能會像春峰村村民一樣做牛做馬地生活下去，不少報道都談到了在“三資”企業（主要是港臺資本與南韓等東亞龍國家與地區開辦的企業）的打工者的悲慘處境，實際上就是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時曾處理深圳特區四海制衣廠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勞累過度而暴死事件。當時是生產旺季，該廠的工人連日加班，20歲出頭的徐章水連續加了48小時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沒醒來，七竅流血而死。我當時問該廠工人，這樣連續加班是違法的，為什么大家不提意見？工人們面面相覷，最后告訴我，他們不敢，怕被開除。因為這份工來之不易。我再問該廠老板，為什么要這樣違反勞動法超時連續加班？釀出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卻對我說：“我自己也奇怪，我這家廠的待遇確實不好，工作時間長，工資也不高。我經常對工人說，你們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還有不少人搶著爭著來這里做工?！崩习逭f的話讓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國資本家曾說過一句被我們視為“國恥”的話：“在中國找四條腿的狗難，找兩條腿的人容易”，從根源上來說，勞動力的待遇完全與市場供求狀況有關。按照“博奕論”的原則，博奕雙方的利益完全與博奕者所憑藉的實力有關。在中國人權的不受重視與人口嚴重過剩有關。人權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權，生存都未解決，又從哪里去談自由權、財產權？但還有不少邊緣人為了生存，只得從事各種非正常的經濟活動，如賣血、婦女則，還有的則是純粹的犯罪行為，如成群結隊到他鄉去偷竊（“拎包”）、買賣人口、利用各種手段行騙、盜挖古墓倒賣文物等，成為社會犯罪活動的主力軍。最近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張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團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貧困農民家庭，張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個的多子女貧困家庭。試想想，就以我這樣的收入水平，生養一個可以過較好的日子，生兩個就比較吃緊，根本就沒有余力支撐起三個子女的教育費用與撫養成本。農民們這樣生育，哪有不窮的道理？

我以前就說過，如果中國人不改變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后習慣，中華文明最后必將作為祭品犧牲在人口這個古老的祭壇上。對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說老實話，我認為值得懷疑。我這里只講一個戶均3.44人，這個數字與我們日常看到的情況有差別。只要對中國的核心家庭狀態有所了解就明白這數據的不真實。城市人口只有總人口的30%多，而農村生育兩個是允許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數。少數民族是允許生育兩個甚至更多點的。也就是說，真正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黨政事業機關及國有企業工作的大部分人，對于不能以開除工作進行限制的人群，計劃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這樣一算，中國戶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過中國政府在統計數據上信息失真，這已經是多年的老毛病了。這種人口數據失真只不過是慣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對你的一些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你的“中國人口問題將會阻攔中國發展的悲觀結論和龐大的低素質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大障礙，這些論點有可能客觀上掩飾了加重這一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而且還可能為別有用心的精英專政論所利用”。[50] 你看到這篇批評沒有？另外，在中國的制度轉型過程中，制度問題始終是許多獨立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如果在討論“三農”問題時過于強調人口壓力，會不會淡化不良制度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因素？而且，人口問題不是個短期內就能指望解決得了的問題，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卻十分突出，把近期內需要緩解的難題與長程性因素聯起來，對解決近期問題似乎幫助不大？

何：趙誠先生的文章我看過，說老實話，我認為趙先生很少去解讀中國現實問題的文本資料，也很少去實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國人口對生態的巨大壓迫。否則他就不會那樣提出問題了。至于談到解決問題這點，我只能說，如果有人說他能解決復雜的中國問題，那肯定是不切實際之言。我進行問題研究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讓大家對自己的生存環境有一定的認識而已。而且我一直有個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數國民處于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狀態的時候，才期待有偉人橫空出世來解救他們。

我并不認為我過于強調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注意這一點的，所謂“天人合一”思想，這個“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國古代文化其實包含有樸素的人文主義思想，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就體現在培育人的社會、倫理、環境生態、文化教育等的綜合素質上。只要去翻翻中國的經史子集，包括醫書強調的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不視文言文話語系統為封建文化，就會發現里面有許多質樸的人文主義精神，這種精神通過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當中。而這一點到了上個世紀后五十年基本上破壞了，這時候“人定勝天”、“向大自然開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等口號挾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向大自然過度索取成了一種時代精神。我記得一本《邵陽文史》上登載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干部回憶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奉命在漁業社蹲點的經歷。他先是讓漁民將漁網織得密密的，不讓小魚有逃生的可能，這樣做還覺得產量不能夠達到“”水平，于是在漁民當中推廣用炸藥炸魚，炸藥一引爆，滿河滿塘都翻著白花花的死魚，捕撈量成幾倍地增長。結果這位干部乘坐的漁船受到好幾位老漁民的“圍攻”，老漁民痛罵他們：你們連小魚也不放過，以后我們就沒有魚可撈了。你們這樣是想打破我們的飯碗呀！但這種樸素的環保思想在意識形態的強力作用下節節敗退，發展到現在，沿海漁民用功能強大的電網捕魚，電網所過之處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記得我自己小時候吃魚時，家父總讓我將魚骨洗凈，放在爐火邊煨烤成焦黃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從不準我們剩飯。相比之下，現在這種在缺乏人文內涵的技術教育下成長的一代，哪里懂得寸絲粒米，來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東曲阜，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個問題：一種文化能夠維系一個民族幾千年于不墜，肯定是借助于它內在的親和力以及平衡力?！啊奔啊啊币郧暗慕逃蹅兦衣赃^不談，只談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說，目前我們在人口、資源、環境生態、歷史文物保護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將人文景觀當作旅游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就是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教育對社會的報復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貪污腐敗是對我們落后陳腐的干部選拔機制的惡性報復一樣。

為這場對話做個總結，中國農村的問題可以歸結為：最迫切的是鄉村社會組織問題，而穩定農村從而穩定社會的關鍵則是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然而這只不過是短期的反貧困策略。收功長遠的反貧困戰略則是教育問題。但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仰賴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我這里強調的“一定的社會政治條件”是有具體內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個理性、高效廉潔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種適當的政策對社會進行調控；其次，計劃生育要成為中國農村人口自覺的行為，而不是中國政府現在的紙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則需要不斷提高全體中國人的教育水平，以達到提高人口素質、最終達到反貧困的長期目的。

農業農村論文: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中國農村發展之路——近年八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農業的要求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包括農村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從黨的十五大以后召開的八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997－2004）中，可以看出黨的農村經濟工作政策的發展脈絡。

（一）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確保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穩定農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發展市場需要的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繼續走產業化經營的道路。

1997年黨的十五大以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發展農村經濟。在農業連續豐收的好形勢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頭腦。對農業，在思想上必須始終重視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須切實加強而不可有半點放松，在投入上必須不斷增加而不可有絲毫減少。當前，順利實施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做好各項經濟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自覺地重視農業。要著力優化農村經濟結構，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進一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確保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要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穩定農村土地承包政策，繼續落實減輕農民負擔政策和糧棉收購政策，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要積極穩妥地推進糧棉購銷體制改革，盡快建立有利于糧棉產銷協調發展的新的流通體制和價格形成機制。要進一步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搞好農業生態環境治理，強化農業的科技基礎，進一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要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在確保糧食穩定增長的同時，大力發展市場需要的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繼續走產業化經營的道路，促進農業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調整和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

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穩定和加強農業。1999年的農業和農村工作，要全面貫徹落實十五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穩定農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氣抓好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這兩個突出問題。要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科技進步為動力，調整和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廣泛開辟農村就業空間，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鄉鎮企業，建設小城鎮，努力使農民收入穩步增加。減輕農民負擔，扎實推進扶貧開發。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搞活農產品流通。同時要全面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促進農村社會安定團結。

（三）199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小城鎮的路子。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199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調整地區經濟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西部開發要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植樹種草，有計劃、有步驟地退耕還林，調整產業結構，優先發展科技教育。

會議要求，發展小城鎮是一個大戰略。小城鎮建設要合理布局，抓緊規劃，規模適度，注重實效。要注意運用市場機制，更多地發揮民間投資的作用，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建設小城鎮的路子。會議還要求，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從調整優化結構、增加農業投入、擴大以工代賑、促進農產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綜合措施，開辟農民增收的新途徑和新領域。

（四）2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農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農業抗災能力和改善農村市場條件，有利于提高農業競爭力的建設項目。認真搞好鄉鎮機構改革。

2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把加強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來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現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折。現在突出的問題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件大事來抓。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緊緊依靠科技，優化農產品品種結構，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大幅度提高農業的整體素質和效益，要積極穩妥地實施城鎮化戰略，加快鄉鎮企業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農業產業化是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引導農民進入市場的有效途徑和農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帶動力量，應當大力推進和扶持。要正確處理調整農業結構與穩定糧食生產的關系，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放松糧食生產繼續貫徹落實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的政策，保護農民的利益和種糧積極性。糧食播種面積要保持相對穩定。要進一步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支持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生態建設和農業科技推廣。注意安排—些有利于農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農業抗災能力和改善農村市場條件，有利于提高農業競爭力的建設項目。要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視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認真搞好鄉鎮機構改革，下決心精簡財政供養人員，健全農村金融體系，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加強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還提出，加強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特別是農業，需要繼續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大力調整農業結構，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新階段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盡快把畜牧業發展成一個大產業。要把食品質量、衛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調整農業結構，深化農村改革，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大力調整農業結構，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新階段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繼續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要大力開發優質專用農產品，盡快把畜牧業發展成一個大產業。要把食品質量、衛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設農產品質量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加強農產品市場建設和管理，大力發展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和無公害食品。農業產業化經營，是促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途徑，要作為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中一件大事來抓：扶持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進一步擴大退耕規模，認真落實各項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繼續抓好水利、公路、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建沒，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同增加農民收入結合起來，多搞一些小型基礎設施。今年出臺的糧棉流通體制改革，對于健全農產品市場，促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的競爭力，具有重大意義。各地和各有關部門要切實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扎扎實實向前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總結經驗，完善政策，加強指導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中央和省級財政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重點向糧棉主產區和貧困地區傾斜，保證農村教育和基層政權運轉的必要開支。穩定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業發展的制度基礎。在具備條件的地區，土地流轉必須堅持“自愿、有償、依法、規范”的原則，不能刮風，不能下指標，不能強制推行。繼續抓好農村“三個代表”學習教育活動。

（六）200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國債資金使用要向農村傾斜，向生態環境建設傾斜。要切實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加快城鎮化進程。

200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調整和優化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和結構，著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農村傾斜，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向生態環境建設傾斜，加快實施退耕還林，促進可持續發展。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農業基礎地位不能動搖。圍繞發展優勢農產品，調整區域布局，切實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加快城鎮化進程，廣開就業門路，拓寬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必須堅持“四個始終重視”。堅決遏制亂占耕地的現象。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

200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強農業基礎地位，高度重視并認真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們黨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一以貫之的戰略思想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我們必須始終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始終重視嚴格保護耕地和保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始終重視維護糧食主產區和種糧農民的利益，始終重視增加農民特別是種糧農民的收入。要堅決遏制亂占耕地的現象，繼續調整農業結構，鞏固退耕還林成果，推進優勢農產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要加強農業科技儲備和技術推廣，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增強市場競爭力。要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和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要完善扶貧開發機制，做好農村扶貧工作。

（八）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亮點：已經實行的政策不能變，已經給農民的實惠不能減。要從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出發，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農業的要求是，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保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好勢頭。今年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好，是多種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許多方面帶有恢復性質。繼續保持農村經濟發展的好勢頭，任務十分艱巨。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項支農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減弱。已經實行的政策不能變，已經給農民的實惠不能減，隨著國家財力物力的增強，還要逐步加大支農力度。要從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出發，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要繼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不斷開辟新的支農資金渠道，形成農業投入穩定增長的機制。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加強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要加快發展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視發展農業，動員全黨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支持農業。